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諾貝爾獎不是福——《日瓦戈醫生》一書作者的傳奇遭遇
諾貝爾獎對絕大多數有幸獲此殊榮的人來說是至高無上的成就,可對前蘇聯著名作家鮑裏斯·帕斯捷爾納完而言,它卻意昧著隱於榮譽之後的巨大的恥辱和深重的災難。刊登在《世界博覽》今年第五期上,由明廷雄撰寫的《諾貝爾獎不是福》一文,介紹了此事的經過,現摘錄如下——
早在1947年,蘇聯著名詩人和小說家鮑裏斯·帕斯捷爾納克即獲得諾貝爾文學獎候選人提名,主要是表彰他在現代詩歌創作和翻譯西歐古典名著方麵的成就,提名最終末獲瑞典文學院通過。1953年,他再次獲得提名,可這次卻由於他是“生活在蘇聯的蘇聯作家”而遭拒絕——這似乎也多少折射出瑞典文學院的“西方文化中心論”的偏狹。
1955年,帕氏寫成了至今仍能證明他藝術生命力之恒久的著名長篇小說《日瓦戈醫生》。該小說以第一次世界大戰和俄國十月革命前後為曆史背景,記述了日瓦戈醫生的悲劇遭遇,借此反映一代知識分子對十月革命所表現出的迷傭。小說的現實主義手法使我們從一個側麵看到俄國國內戰爭時期的某些殘酷的社會現實:
日瓦戈自幼喪母,靠舅舅格羅米柯教授將其撫養成人,並把他培養成救死扶傷的醫生。他在沙皇軍隊中服役,親眼目睹了流血的戰爭和人民的苦難。後來爆發了十月革命,蘇維埃政權由此建立,日瓦戈為之興奮不已:“多麽高超的外科手術,一下子就割去了腐臭的潰瘍,直截了當地對一個世紀以來的不義下了判決書……”但隨之而來的是混亂和饑餓,日瓦戈一家也陷入瀕於餓死的苦境。革命並沒有帶來日瓦戈所期待的東西,這引起他的反省和思索:“你不能否認這不是我們向往的生活,而是某種從未出現過的荒誕的東西……”
革命破壞了正常的生活秩序,日瓦戈無法行醫和寫作。他原本住在瓦雷金諾,過著世外桃源式的生活。有一天他去城裏借書,返回時被紅軍遊擊隊員截住,被迫到遊擊隊裏當醫生。就這樣他同妻子和兒女分了手。一年之後,他從遊擊隊裏逃了出來,回到瓦雷金諾,可家中空無一人,房子破得無法居住,妻子和兒子已經去了莫斯科。日瓦戈病倒了,他同情人拉娜生活在一起,想重新開始譯書托醋鰨?願宸鹽?稚?啤5?還??2天,拉娜突然被一位神秘人物接走。日瓦戈望著森林的盡頭,不停地低語:“再見吧,我唯一的愛人:再見吧,我永遠失去了的愛人!……”
日瓦戈走授無路,隻身回到莫斯科。8月末的一天,他準備去醫院上班,上了一輛擁擠不堪、走走停停的電車,車窗都釘得死死的。日瓦戈弊得不行,好不容易擠到車門,跳下車,可隻往前走了兩三步,便撲倒在地,從此沒有起來……一個勤於思索的知識分子的生命就這樣無聲無息地結束了。
日瓦戈由歡迎、漚歌十月革命,轉而成為革命的陌路人,在他的身上,折射著那個時代知識分子真實的心路曆程。帕斯捷爾納克在小說寫成之後,把它寄給了蘇聯的《新世界》雜誌編輯部。但編輯部很快退回了原稿,並附了一封措辭嚴厲的譴責信:“你的小說的精神是對社會主義的仇恨……首先是你對十月革命頭10年的看法,旨在說明這場革命是個錯誤,而對支持革命的那部分知識分子來說,參加革命是場無可挽回的災難,並且以後發生的一切都是罪惡……”
帕斯捷爾納克並不覺得自己的作品犯下了如同編輯部所說的錯誤。1956年6月,他把手稿寄給意大利的一位出版商。對方為這部思想深逮的作品所震撼,馬上用意大利語翻譯出版。隨即小說的英譯本和法譯本也在歐美各國風行一時,全世界發出了一片讚歎。人們普遍認為,在《戰爭與和平》之後,還沒有一部作品能夠在精伸上作為一個如此廣闊和如此具有曆史意義的時期的概括與寫照;《日瓦戈醫生》是一部不朽的史詩。
195B年,鑒於《日瓦戈醫生》所取得的藝術成就和世界性影響,瑞典文學院再次考慮授予帕斯捷爾納克諾貝爾文學獎,提名幾經周折,終於獲得通過。但為了淡化時局的影響,獲獎理由並沒有直接提及這部小說,隻說表彰他在“當代抒情詩創作和繼承發揚俄羅斯偉大敘事文學傳統方麵所取得的主要成就”。這裏的“敘事文學傳統”即是指他的長篇小說《日瓦戈醫生》。帕氏在獲悉自己得獎後,很快致電瑞典文學院,表達了自己的喜悅之情:“無比激動和感激,深感光榮、惶恐和羞愧。…
然而接下來發生的事卻變得十分微妙。有關小說問題的政治化傾向越來越明顯,西方有些人借小說中的某些情節和字句攻擊十月革命和蘇維埃政權。蘇聯也開始反擊。莫斯科《真理報》撰文指出:“反動的資產階級用諾貝爾獎金獎賞的不是詩人帕斯捷爾納克,也不是作家帕斯捷爾納克,而是社會主義革命的誣蔑者和蘇聯人民的誹謗者帕斯捷爾納克。”一時間氣氛非常緊張,那些從未讀過這部小說的人也開始批判起帕斯捷爾納克。緊接著在 11月4日,蘇聯政府授權塔斯社發表聲明,如果帕氏出席頒獎大會並不再回國,蘇聯政府對他決不挽留。
帕斯捷爾納克對事態的發展始料末及,便提前在10月29日宣布拒受諾貝爾文學獎,並再次致電瑞典文學院:“鑒於我所從屬的社會對這種榮譽的用意所作的解釋,我必須拒絕這份已決定授予我的不應得的獎金。請勿怪。”為保留自己的國籍,在塔斯社發表聲明的第二天,他發表了致《真理報》編輯部的公開信,表達了自己對祖國難以割舍的血緣之情,說他生在俄羅斯,長在俄羅斯,愛著俄羅斯,要他離開祖國到別的地方去是不可思議的。接著他按官方的口吻進行了檢討:“《新世界》編輯部曾警告過我,說這部小說可能被讀者理解為旨在反對十月革命和蘇聯製度的基礎。現在我很後侮,當時競沒有認清這一點……我仿佛斷言,一切革命從一開始在曆史上就注定是非法的,十月革命也是這種非法的事件之一,它給俄羅斯帶來災難,使俄羅斯的精英和知識分子遭到毀滅。”
但事實上,正如法國存在主義文學家加繆所說,《日瓦戈醫生》這一偉大的著作是一本充滿了愛的著作,它並不反蘇,而是具有一種普遍性的意義。英國幾十名作家聯名表示:《日瓦戈醫生》是一個動人的個人經曆的見證,而不是一本政治文件。小說之所以在理解上引起人們這麽大的分歧,可能主要是由於帕斯捷爾納克堅持個性化寫作的結果。他不服從於任何政治觀念,隻追求以自己的理性判斷來反映個人的生活,因而有可能影響了他對現實事件的評價和切入生活的審視點。
帕斯捷爾納克的委屈求全終於起了作用,加上世界輿論的幫忙,他仍得以留在自己的祖國,住在莫斯科郊外的小襯莊裏,直至1960年5月30日病逝。他是諾貝爾獎百年曆史上唯一的一位不僅未曾因獲獎而取得榮譽,卻反而招致恥辱和災難的作家。對於一個看重人格的知識分子來說,他的檢討無疑開始了一種慢性自殺的過程。而在他身後留繪人們的,是無盡的意味深遠的思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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