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戰爭中國民黨的作用

抗日戰爭中國民黨的作用

內容概要：今年，我們隆重紀念抗日戰爭勝利60周年。在這樣一個值得紀念的日子，一些朋友不可避免地提到中國抗戰時期的正麵戰場，提到國民黨軍隊的10大抗日英雄，引起了某些爭論。這些，十分正常。畢竟，60年的歲月離我們過於久遠，留在我們大腦中的“經典”結論和權威說教過於深刻。國民黨主席連戰的大陸之行，重新喚起了國共兩黨對於那段難忘的、刻骨銘心曆史的追憶。除中華民族和文化同根同族同源外，如何看待國民黨和國民黨軍隊在抗戰時期的作用，用曆史唯物主義的觀點客觀評價中國抗日戰爭史，使國共兩黨從曆史上的兩次合作特別是抗戰時期的合作找到感情的另一個切入點，還曆史的真實，促進兩岸關係和解，共同麵對國內外分裂勢力，實現國家統一大業，尤為必要、正逢其時。

關鍵詞：國民黨 共產黨 正麵戰場 敵後戰場

問題的產生

坦率講，這個問題一直是爭論的焦點問題，正確認識好國民黨在抗日戰爭中的作用和地位，對於當前的我國社會，有很重要的積極作用，特別是對台灣問題的何去何從，甚至有至關重要的作用。如何看待國民黨在抗日戰爭中的表現？還是應該以曆史事實為主，以團結國民黨人為基礎，這樣，才能做到正確、客觀。

抗日戰爭史一直是作為中共黨史的一個階段史加以描述的，因此難免帶有濃重的政治色彩。這主要表現在，僅強調共產黨在抗日戰爭中的作用，而忽略甚至否認國民黨在抗日戰爭中的作用。關於正麵戰場的描述，經常使用的字眼是“一潰千裏”、“不戰而逃”，而對於國民黨的評價，強調的也是“消極”、“妥協”、“分裂”、“反共”等等。即使有時提到正麵戰場，一般地也隻是介紹和表揚國民黨官兵個人，而對指揮者經常的評語則是“片麵抗戰”。這樣的描述，不符合曆史實際，容易產生誤導，似乎國民黨在戰爭中沒有起到一點積極作用

意識形態的對立而造成的上述分歧，對抗日戰爭研究產生了十分消極的影響。由於兩岸的相互貶低，人們不禁懷疑：抗戰勝利既非“蔣幹”，也非“共工”，那麽就隻有“屈原”和“蘇武”了。正是由於這樣的懷疑，中國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中的地位和作用，至今並沒有真正得到國際社會的廣泛承認，中國學者深感國外第二次世界大戰史研究不重視中國抗日戰爭，沒有給予應有的地位，恐怕與既往大陸著作隻把正麵戰場中國軍隊的抗敵說成不斷大潰退（台灣則說中共在敵後“遊而不擊”）不無關係。如果要外國學者承認中國抗日戰爭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的地位，同時又貶損中國正麵戰場的抗戰，這隻能是南轅北轍因此在曆年的慶典中，歐洲總是受人矚目，而中國卻被看輕。這實在是國人的悲哀

抗日戰爭結束後，國共兩黨又從朋友變成了仇人，國共內戰的發生，最終導致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和國民黨敗走台灣。從此，兩岸處在嚴重的對立狀態。而這種對立，導致了兩岸關於抗日戰爭史描述的根本分歧尋根溯源，應該說，國民黨進行抗日戰爭是被迫的、相當不情願的，用當時的話說，“是逼蔣抗日”：要知道，在西安事變以前，在蔣介石的詞匯裏，根本就沒有“抗日”這個詞匯，甚至是和抗日相關的任何字眼。蔣介石奉行的是“攘外必先安內”政策，因此，在日本人得寸進尺的侵略中，蔣介石一退再退，從九一八事變後的東北不抵抗，到何梅協定的華北屈辱，我們可以充分地認識到蔣介石的真實麵目，因此，即使有了西安事變，蔣介石的抗戰，仍然是不得已的、不情願的，這就注定了蔣介石在抗戰中的搖擺性。另外蔣介石代表了大地主、大資產階級的利益，這是問題的根源。

抗日戰爭初期，在國內、國際的輿論下，特別是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八路軍的優秀戰跡下，蔣介石確實很受鼓舞，感覺到國民黨軍必須打幾個漂亮仗，以提高國民黨在全國人民中的形象和地位，因此，蔣介石組織了幾次較大的會戰，而且，有的戰場還打得不錯，打得很艱苦，取得了很大的成績，比如，“忻口戰役和台兒莊戰役就打得非常好，尤其是台兒莊戰役，更是國民黨在戰場上的重大勝利。”。淞滬戰役是中國主動發起的。作為導火線的“虹橋機場事件”是由日軍挑起的，然而，中國方麵在虹橋事件發生後，決定了開戰措施和大戰計劃，“八一三”戰役是中國發動的；或說“國民政府是‘有意’在上海開仗的。但是，如果我們仔細地分析國民黨組織的四次大會戰，就會驚異地發現：國民黨軍雖然投如兵力多，武器裝備精良，但戰鬥力遠遠不及中國共產黨獨立領導下的八路軍、新四軍的戰鬥力，往往一觸即退，一退千裏；同時，國民黨內的嫡係部隊，雖然裝備比雜牌軍好，戰鬥力卻遠遠不及雜牌軍，比如，桂係軍隊能夠打勝台兒莊，而諸如湯恩伯之流的嫡係正規軍就畏敵如虎，連敵人的影子都沒見到就逃跑。為什麽會這樣？首先是受蔣介石的影響，嫡係部隊要保存實力；其次是畏敵如虎，過分地渲染敵人的優勢，而看不到自己的特點；同時，國民黨往往隻能機械防禦，而不會主動出擊，錯過了許多很好的戰線，否則，抗日戰爭之初，國民黨的成績應該會更大。

至於中後期，應該說國民黨的表現是讓人們大失所望的，蔣介石對抗戰變得更為消極，甚至有苟和之心，常常與日本人秘密勾結“和談”，更有甚者，汪精衛搞分裂出逃至南京，成了日本人的傀儡，大丟國民黨的臉，應該說，蔣介石沒有成為汪精衛第二，已經是非常難得了；對內，喜歡搞摩擦，竟然發動了皖南事變，蔣介石的真實麵目和心態，可見一般；當然，國民黨內也有很多鐵血男兒，對日本同仇敵愷，不顧犧牲，痛擊日本，比如杜聿明指揮的昆侖關大捷等，就打得很不錯，再如張自忠為國捐軀，都是民族英雄和楷模，表現出了真正的民族氣節，仍然是值得我們學習、紀念的可惜，國民黨內，尤其是蔣介石的嫡係內，這樣的人太少了。

戰場比較；先說誰是抗日的主力。全麵抗日戰爭開始後，國共兩黨並不處於同等的地位。當時國民黨已經完成182個陸軍師的整編，空軍擁有600餘架飛機，海軍艦艇百餘艘共6萬噸，而紅軍改編時僅有4萬餘人，國共兩黨軍事實力懸殊。也正是由於這種實力的差別，在共產黨參加的國防會議上，兩黨進行了抗日作戰的分工，即由國民黨軍隊擔負正麵抗擊日軍侵略的任務，而由共產黨的軍隊擔負側麵牽製日軍的任務。戰爭的初期，兩黨軍隊正是按照這樣的分工很好地進行了作戰配合。從這點來看，國民黨理所當然應該成為中國抗日的主力。

但是，抗日戰爭還有一個重要的規律，這就是中日雙方矛盾的各自特點以及由此決定戰爭律。敵強我弱決定了日本可以比較快地占領中國大片國土；而敵小我大、敵寡我眾又決定了它不可能很快占領全部中國。於是，在日軍推進線之後，形成了廣大空間，這就使中國抗日軍隊在這裏有了用武之地。而按照兩黨約定的戰略分工，共產黨的軍隊成為了開辟敵後戰場和在這裏消滅牽製敵人的主力。兩個戰場由此形成。兩個戰場互相支撐、相輔相成，並取得了偉大的勝利，為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勝利作出了重大貢獻。8年的正麵戰場和8年的敵後戰場同樣麵對血腥和殺戳。國共兩黨的信仰不同、軍隊戰略戰術不同、規模實力不同、群眾基礎不同，但都在為民族危亡浴血奮戰，正麵戰場和敵後戰場，到底哪一個戰場的作用更大一些呢？這似乎是回答本文命題的關鍵。先來看一組統計數字：據國共兩黨戰後公布，國共兩黨軍隊在抗日戰爭中的作戰情況如下：國民黨正麵戰場，在8年期間共舉行過22次重大戰役，軍隊傷亡321萬（其中陣亡131萬），殲滅日軍100餘萬；共產黨敵後戰場，大小作戰12萬餘次，軍隊傷亡是60萬，殲滅日軍52.7萬，此外還殲滅118萬偽軍。除一九三二年一二八淞滬抗戰和一九三三年長城抗戰——即榆關、熱河、長城三大戰役外，自一九三七年七月至一九四五年八月之八年間，中華民國政府軍發動大型會戰22次，重要戰鬥1117次，小型戰鬥28931次。陸軍陣亡、負傷、失蹤3211419人。空軍陣亡4321人，毀機2468駕。海軍艦艇損失殆盡。此外國民黨還犧牲了包括張自忠再在內的11名上將，34名中將，50名少將。從上述數字來看，正麵戰場的犧牲和戰果明顯地高於敵後戰場。但是，還有另外一種統計，即按兵力多少來算，敵後戰場平均每個兵員殲敵數字和平均傷亡率又高於正麵戰場。

僅以上述統計為依據，就可以得出兩種不同的答案。但是我卻認為，無論是哪種答案，源於這樣的依據都是不能使人信服的。在我看來，盡管如前述戰爭規律決定了中國的抗日戰爭劃分成了正麵和敵後兩個戰場，但抗日戰爭麵對的不是任何一個黨派的敵人，而是全體中國人民的共同敵人，因而這個戰爭是中華民族爭取生存權利的整體戰爭。而從軍事方麵來看，兩個戰場也是缺一不可。沒有戰爭初期正麵戰場的頑強抵抗，就沒有敵後戰場的開辟；反過來，沒有敵後戰場對敵人的牽製和消耗，正麵戰場也難以長期堅持。因此我認為，上述統計數字，雖是尋求答案的客觀依據，卻不是問題的關鍵。既然兩個戰場缺一不可，那麽“抗戰勝利”，就不能單純地歸結為是“蔣幹”的結果，同樣也不能簡單地歸結為是“共工”的結果。“七七”事變標誌中華民族同仇敵愾、全麵抗戰的開始。

　　全民抗戰沒有能在日本侵占東北三省時開始，也沒有能在日本侵入華北時開始，歸根結底是因為國民黨政府對侵略者妥協讓步的緣故。全民抗戰之所以能在“七七”事變後爆發，主要原因是：

　　首先，麵臨亡國的危機，全國人民的抗日要求已形成不可抗拒之勢。在“九一八”事變後，北平和其他各地學生群眾首先起來要求南京國民黨政府抗日，他們的要求雖被拒絕，但得到了各階層人民的同情和支持。民族資產階級和上層知識分子，也開始對國民黨政府所實行的政策表示懷疑和反對。在日本侵略者咄咄逼人的攻勢下，許多地方，違反國民黨政府的意誌，發生局部的抗戰。在東北，有些國民黨將領和民間力量，組織義勇軍，抗擊侵略軍，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抗日聯軍更是在敵人統治下長期堅持作戰。1932年十九路軍在上海抗擊日本侵略軍三個月，使侵略軍不能完全得逞。1933年3月，在古北口、喜峰口等長城各口的部分國民黨守軍自動抗敵。1933年5月，馮玉祥、吉鴻昌、方振武等在張家口組成察哈爾抗日同盟軍，奮起與侵入察省的日軍作戰。1936年傅作義率部反擊日軍對綏遠的侵略。這些局部抗戰都得到全國人民的熱烈支持，鼓舞了全國人民的鬥誌。人民群眾中的愛國情緒在國民黨政府壓製下，如同急待迸發的火山。1935年的“一二九”學生運動就成了火山口，全國各地各階層人民的抗日救亡運動隨之興起，勢不可當。國民黨和國民黨軍隊內的愛國力量也響應人民的要求而逐漸活躍。1933年11月，蔡廷鍇等一部分國民黨力量在福建一度組成人民革命政府就是一個表現。phone2002提到的發生在1936年12月12日的“西安事變”，是張學良、楊虎城率領的東北軍和西北軍對人民群眾的救亡運動的積極響應，對局勢的發展起了重要作用。

　　其次，中國共產黨及時地提出國共合作，團結全國一切愛國力量，組成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主張。自從1927年國共分裂以後，共產黨堅持第一次國共合作時期的綱領，為爭取民族獨立、民主自由和土地改革而進行不屈不撓的鬥爭。占據全國政權的國民黨，內部四分五裂，連年發生內戰，並且用主要力量進行反共戰爭。日本帝國主義者把這種情形看做侵略中國的可乘之機。中國共產黨從民族利益的全局出發，主張停止一切內戰，團結抗日。早在1933年1月，共產黨已發表宣言，準備為實現這個主張和全國任何軍隊合作。在1934年到1935年的長征途中，以毛澤東為首的中國共產黨克服了黨內“左”的錯誤後，係統地確立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政策。1936年8月《中國共產黨致中國國民黨書》痛切申述，當前全國全民族的危險是國民黨所實行的錯誤政策招來的，這種錯誤政策必須徹底改變。信中鄭重地向國民黨表示：“我們願意同你們結成一個堅固的革命的統一戰線，如象1925年至1927年第一次中國大革命時兩黨結成反對民族壓迫與封建壓迫的偉大的統一戰線一樣，因為這是今日救亡圖存的唯一正確的道路。”“隻有國共重新合作以及同全國各黨各派各界的總合作，才能真正的救亡圖存”。這個建議雖然沒有立即被國民黨最高當局接受，但是在國民黨內外都引起了熱烈的反響。共產黨的主張集中表達了人民的意誌，因而為人民所擁護。共產黨積極促成“西安事變”和平解決，為國共合作創造了有利條件。在“西安事變”前，共產黨已派出代表和國民黨當局商談。在“雙十二”事變後、“七七”事變前，國共兩黨中央正式代表先後在西安、杭州、廬山進行合作談判。同時，共產黨積極參與和領導各界人民中的抗日救亡運動，並且同國民黨內愛國人士和要求抗日的地方實力派共商救國大計，實行具體合作。中國共產黨的創議和努力，對於“七七”事變後迅速形成以國共合作為核心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實現全國全民團結抗日戰爭，起了重大作用。

　　第三，“七七”事變前夕，國民黨領導層除了一小部分徹底的親日分子外，已經覺得不能繼續執行幾年來的妥協退讓政策，“七七”事變後，終於實現了政策上的重大轉變。事變發生後，蔣介石要求各地部隊“確實準備”的密電，“實際上是秘密的全國動員令”。國民黨原以為，日本的侵略會適可而止。他們更為日本政府的“合作反共”之說所打動，以為日本侵略者仍將承認國民黨統治政權，並將幫助它消滅共產黨。但是事實表明，日本的侵略目的是吞並整個中國，不僅企圖消滅在民族鬥爭中最堅決的共產黨，而且也要用親日的傀儡政權來代替原來的國民黨政權。就國內形勢說，國民黨當局如果仍繼續執行誤國政策，勢必為全國人民所不容，而且勢必造成國民黨內部的更大分裂。因此，“七七”事變不但使中華民族麵臨生死存亡關頭，也使國民黨政權麵臨生死存亡關頭。國民黨最高領導人蔣介石在這樣的關頭，毅然改弦更張，決定接受共產黨的建議，承認第二次國共合作，實行抗日戰爭，對國家和民族立了功。國民黨當時是執政黨，擁有300萬軍隊。國民黨當局的政策轉變對於抗日戰爭的興起有十分重要意義，這是無疑的。國民黨軍隊眾多局部戰爭的失敗和將其整個8年抗戰定義為消極抗戰是兩個有本質區別的完全不同的概念。前者是軍事範疇，後者是政治範疇。這是國共合作的基礎和政策底線。由於國民黨軍隊的基礎比較複雜，抗戰期間大量軍閥和地方武裝披上”國軍“的戰衣，魚目混珠，良莠不齊，很多部隊的確沒有多少戰鬥力。因而，8年抗戰初期和相持階段，正麵戰場形勢嚴峻，邊抵抗邊潰敗的例子很多，總體上說是中日兩國國力和軍力的巨大差距，具體說有的是戰略戰術的失誤，也不排除有臨陣脫逃之徒，“但是對於一個與共產黨並肩戰鬥8年的合作者不能簡單用”消極抗戰“幾個字加以概括，將其釘在曆史的恥辱柱上”。戰爭不是聊天喝茶，功過是非可以隨意評說。戰場上幾百萬國民黨軍人的鮮血和共產黨軍人的鮮血沒有什麽不同，都是在用血肉之軀拯救中華民族於危難之中。在當時的條件下麵對強敵，難道將第18集團軍或新編第4軍拉上去與日軍進行大兵團陣地戰，就有把握穩操勝券？如果失敗了就是逃脫或”消極抗戰“？8年中，國民黨正麵戰場局部反擊和主動進攻始終沒有停止，國民黨始終堅持抗戰沒有投降，22次較大規模的會戰是國共兩黨公認的曆史事實。這是我們觀察問題、評價曆史事件和曆史人物最基本的東西。共產黨領導的敵後戰場的形勢同樣嚴峻。八路軍和新四軍等武裝力量在敵後戰場也不是一帆風順、天天打勝仗的常勝之軍。麵對強大的日本軍隊的燒殺搶掠，掃蕩與反掃蕩，爭奪與反爭奪、潰敗與重新聚集每天都在發生。共產黨領導的人民軍隊的幸運是忠實地執行了毛澤東同誌機動靈活的軍事戰略，使敵人陷入人民戰爭的汪洋大海，通過堅苦卓絕的鬥爭牽製和消滅了大量敵有生力量，給正麵戰場極大的支援，使敵後戰場和正麵戰場形成聯手抗日的有機整體。關於敵後戰場是積極抗戰，而正麵戰場是消極抗戰的結論違背曆史事實。因此，對待曆史的正確態度，是以史為鑒，國民黨的曆史是悲哀的、可恥的，中國共產黨必須汲取其中的經驗和教訓，有些人的錯誤思維和言論是根本錯誤的，甚至是可恥的，是必須要放棄的，曆史是一麵鏡子，從中我們可以認識到某些人的真實麵目，以史為鑒，我們才可能避免悲劇的重複，對日本的認識如此，對國民黨的認識也應該如此，關鍵在於為現實服務，科學、和諧地發展好中國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實現民族的偉大複興。

注釋：

1.（馬振犢：《“八一三”淞滬戰役起因辨正》，《近代史研究》1986第6期

2.馬仲廉：《國共兩黨軍隊協同作戰之典型一役――忻口戰役之研究》

3.李華興、楊宏雨：《盧溝橋事變：曆史的轉折點》，《史林》1997年第3期

4.江於夫：《武漢失守到太平洋戰爭前國民黨抗戰問題再探》，《史學月刊》1992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