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方紅》始末--ZT

歌曲《東方紅》，半個世紀來，已經成為毛澤東的專用讚頌詩。整整五代，十幾億大陸中國人，從出生到離世，無不被這支歌包裹：或被感動、或遭折磨。其實大多數人已經不被感動或者折磨，他們早已在無盡的刮噪中麻木了。至於外國人，要麽對中國歌曲一無所知，如果略知一二，就是它。 一個政黨，要取得勝利，離不開政治宣教和鼓動，唱歌是諸般方法中最省錢省力的一種，這是常識。《東方紅》旋律無懈可擊：完整、優美且極易上口，原因非常簡單：它來自民間，經受了時間的反複錘煉。

優美的民間小調變成官方頌歌絕非偶然，概括地說：“延安整風的偉大勝利”。劉熾，“土共”裏邊最有才華的作曲家，《東方紅》首演指揮，正是這一過程的親曆者。

1937年，他當小演員的紅軍劇社裏有幾位老民間藝人，其中一位名方憲章，一直在黃河兩岸賣藝，肚子裏裝了很多山西民歌，其中一首《芝麻油》：

芝麻油，白菜心，要吃豆角嘛抽筋筋。三天不見想死個人，呼兒嗨喲，哎呀我的三哥哥。

這是典型的西北高原民歌，被當地的男男女女不知唱了多少世紀。到了1938年，國共合作抗戰，需要鼓動士氣，詩人安波走捷徑，順手為它填了新詞：

騎白馬，挎洋槍，三哥哥吃的是八路軍的糧。有心回家看姑娘，呼兒嗨喲，打日本我顧不上。

主角依舊是三哥哥，隻是情長換成了氣壯，在當年那樣的氣氛中，很快流行開來。

後來，我們知道，共產黨內召開了一連串的生死攸關的會，到了1943年，終於確定了毛澤東至高無上的地位。於是，一名小學教師，迎合政治需要，為這首已經不少並非鄉下人都會哼的歌填了新詞：

東方紅，太陽升，中國出了個毛澤東。他為人民謀生存，呼兒嗨喲，他是人民大救星。

這叫“緊跟形勢”。大陸的文化人都知道這句話的份量：跟對了，跟到了節骨眼兒上，一出小戲、一首鼓動詞、一個曲子、一篇小說，夠吃一輩子；跟不上或是不肯跟，再大的才華，也隻有安於寂寞了。這位教師本應為此而發達的，不料他不會宣傳自己，又碰上共產黨特別喜歡標榜“勞動人民創造一切”，這回這“緊跟”的榮耀就落到了一個名叫李有源的也會唱兩句曲兒的“勞模”身上。

撇開這樁版權公案不提，由於得風氣之先，在1944年延安那樣的氣氛之下[1]，大家都唱起來，有人續上大生產的內容，有人續上民主聯軍的內容。

到了1945年秋，日軍投降，毛蔣兩個死對頭剝開一切偽裝，拚個你死我活的時刻終於到來。毛澤東的威望此時更是非同小可。出於大的政治形勢的需要，專業的文工團體奉命將這首歌加以完整，成為後人熟悉的三大段，並正式演出。

接下去就是官方的不僅有意而且強大無比的推動：印歌書、灌唱片、編入教材、宣傳鼓動。這一推動，到了黨已經有權行使政府的一切職能之後，就更加無孔不入。20年之後，到了文化大革命期間，這歌已經不是人人會唱、人人愛唱的問題，實在到了沒有人不敢不唱地步。在大型交響樂隊的伴奏下，偉大領袖從容地揮巨手的畫麵已堪稱現代造神典範；而“在莊嚴的《東方紅》樂曲聲中……”，成了官方套話中用得最頻繁的一句。事情做到了這個份上，套用一句偉大領袖自己愛說的話：不可能不“向它的反麵轉化了”。

目睹這支歌從小曲到神頌的全過程的劉熾後來說：文革中“《東方紅》和《國際歌》一起唱，前麵是‘他是人民大救星’，後邊是‘從來就沒有什麽救世主’'，我心想：這不是矛盾嗎? 但那個年代誰敢吭聲? ” 黨改造了民歌——同時也將純樸健康的人，變成“戰勝敵人的武器和工具”。 武器和工具是好用，但是，如果一個政黨和它的領袖真的“愛人民”，真想“為人民謀幸福”，他就該想想，男女老少、士農工商，整天泡在大標語大口號裏“為政治服務”，有什麽幸福可言。

到了80年代末，北京還有人在唱《東方紅》，隻不過將歌詞中的句號換成問號，曲式也失去了原有的莊嚴：

東方紅? 太陽升? 中國咋出了個毛澤東?
他為人民謀幸福? 哎喲喲喲，他是人民大救星?

步前輩歌詞拓展者的腳步，一批小痞子也“緊跟形勢”，順手填新詞兒，隻不過唱的是他們自己的領袖罷了：

西方白，月亮落，中國出了個鄧開拓。
他讓人們富起來，嗨喲嗨喲，他叫大夥兒各顧各。

唱歸唱，政壇人物，特別以個人功業為目標的政客，總難以永恒。無論經過怎樣的窮竭心計、金戈鐵馬，真正活在人們心裏的，還是那活潑潑、熱辣辣的真情：

芝麻油，白菜心，要吃豆角嘛抽筋筋。
三天不見想死個人，呼兒嗨喲，哎呀我的三哥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