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1950年7月，已經下定決心返回祖國的錢學森，會見了主管他研究工作的美國海軍次長，告訴他準備立即動身回國。這位美國海軍次長大為震驚，拒絕了錢學森的要求。錢學森走後，這位美國海軍次長對人說：“錢學森無論在哪裏都抵得上五個師。”他還說：“我寧肯槍斃他，也不願放他回中國。”但是，錢學森的愛國之心矢誌不移。
後來，在周總理的親自關懷和同誌們的幫助下，經過長達五年多的鬥爭，飽經折磨的錢學森。終於在1955年9月17日。離開美國，踏上返回祖國的征程。
錢學森的《工程控製論》問世了，可是，有誰知道，研究和創作這部論著所遇到的困難，超過了他以往所進行的任何一個科研課題。他進行研究的條件之差這且不說，還有使他更難以忍受的是來自美國當局的幹擾。他的研究工作常常因為要和美國聯邦調查局的“調查員”的所謂談話而被打斷。與此同時，美國移民局還強迫他每個月必須向他們作一次匯報。這對於錢學森來說，是一種莫大的屈辱。每當這個時間到來的前後，他的心情久久難以平靜，研究工作也難以進行下去。
幸有愛妻蔣英與他共同承受著一切來自美國當局的壓力；美國許多有正義感的科學家朋友，也並不因為錢學森是美國當局的“罪人”而躲避他。他們對處於困境中的錢學森經常給以多方麵的幫助和支持。在寫作書稿時，錢學森經常從與馬勃博士的交談中受益，他們的談話雖然不屬於那種學術性的探討，但是，往往觸類旁通，使他的思路豁然開朗。還應該提到的，就是塞爾登傑克梯和溫克爾兩位朋友，由於他們的熱情幫助，使錢學森大大減輕了書稿寫作時繁重的準備工作。
當錢學森的《工程控製論》出版後，許多朋友趕來祝賀。他們之中自然少不了馬勃博士、德普利馬博士、塞爾登傑克梯和溫克爾先生。錢學森和蔣英在自己家中舉行晚會，熱情地招待這些在他們處於困境中伸出友誼之手的朋友們，也祝賀《工程控製論》一書的問世。
在晚會上，朋友們頻頻舉杯向錢學森祝賀，錢學森夫婦也舉杯回敬朋友們，向他們表示衷心的感謝。蔣英或和朋友們一起唱歌，或用鋼琴為朋友們伴奏。最精彩的節目，是錢學森和蔣英的竹笛、吉它二重奏。這兩件一中一西、一吹一彈的樂器在一起演奏，在場的朋友們第一次見到，備感新鮮；當聽到他們演奏的那和諧悅耳的中國樂曲時，總是交口稱讚，並報以熱烈的掌聲。
蔣英的獨唱是晚會的高潮，也是最後一個節目。當蔣英結束她的演唱時，朋友們熱烈地鼓掌，在掌聲中，錢學森拿著一束鮮花走來，恭恭敬敬地獻給蔣英，並輕輕地吻了她。於是，大家的掌聲更加熱烈了，錢學森激動地用英語說道：
“密斯英，我冷酷歲月中的伴侶。她是天才、智慧和忠誠的完美體現。她與我一同承受不幸，共同分享朋友們給予的愛……”
這時，在座的美國朋友再次響起熱烈的掌聲。並伸出大姆指高聲說：“密斯英，是上帝賜於錢博士的最為珍貴的禮物！”
是的，無論在晴朗美好的白天，還是在淒風苦雨的夜晚，他們共同歡笑，共同流淚。不管是苦辣酸甜，他們都同享共嚐。因為他們彼此的心用“愛”連結在一起。有了愛，縱然是狂風暴雨襲來，也不會把他們分離，也不會把他們擊倒。
大洋迢迢萬裏，難以阻隔海外赤子思念祖國、回歸祖國之心。錢學森在攻克《工程控製論》之後，依然不見美國當局有放他回國的動靜，心中更加焦慮不安。
1954年4月，有消息傳來，美國國務院於4月間發布公告，宣布取消扣留中國留學生的法令，這個消息使錢學森夫婦大為振奮。他們再次收拾行李，又把三個輕便箱子打好，一旦接到聯邦調查局的放行通知，便可立即啟程。可是，他們又白白地等待了很久。聯邦調查局的特工人員，依舊對錢學森的住所實行嚴密監視，他的行蹤仍然受到盯梢。他到有關當局去查詢，美國當局對他的禁令也無從改口。
他，隻有等待。
1954年9月初的一天，在加州理工學院學習的中國留學生鄭哲敏（現任中國科學院力學研究所所長）來到錢學森家裏。他要回國了，在啟程之前，特意趕來向老師辭行。
熱情好客的錢學森夫婦留他一起吃晚飯。錢學森親自動手，下廚房製作烤鴨，為鄭哲敏餞行。對於鄭哲敏能立即回國，錢學森羨慕不已。他多麽盼望很快就有這樣一天到來。鄭哲敏隻好安慰老師，他相信這一天並不遙遠了。
臨別之前，錢學森特別叮囑鄭哲敏說：“你回國後，要極力宣傳兩件事情：一件是運籌學，希望你和清華大學錢偉長教授說一說。這個學科美國也剛剛開始研究。我想，一個社會主義國家，在如何進行科學管理，加強計劃性方麵，運籌學起著重要作用。另一件是要講力學對發展國民經濟的重要作用。像流體力學是馬上能夠應用的，諸如油管、水管的生產和管理問題等。總之，要向有關方麵，特別是領導、管理部門宣傳，引起關注。要使科學技術盡快為生產服務，早日轉化為生產力。”
鄭哲敏回國去了，他也帶去了老師那急切為祖國服務的一片赤誠。
錢學森依然在等待。此時，他更加迫切需要了解新中國在恢複和建設中的情況，以便使自己的思想跟上祖國飛躍發展的新形勢。於是，他經常閱讀香港出版的《大公報》、《文匯報》以及美國的《華僑日報》。他還認真地學習馬克思的《資本論》、恩格斯的《自然辯證法》等馬克思主義的經典著作。他認為應該自覺地運用辯證唯物主義哲學指導自己的科學研究。
時間一天一天地過去了。錢學森過著度日如年的生活。他和蔣英都非常焦急，晝夜苦思冥想，不知怎樣才能盡早地結束這種日子，盡快地回到祖國去。突然有一天，蔣英想出了一條妙計——
那是1955年6月的一天，驕陽似火，蔣英帶著兩個孩子，伴著錢學森佯裝上街閑逛。他們巧妙地避開了特務的尾隨盯梢，迅速溜進一家咖啡館。蔣英邊喝咖啡，邊逗孩子玩耍，錢學森麵前雖然也擺放著一杯咖啡，但卻無暇吸飲，而是以香煙盒作紙，忙著用中文寫信。一介香煙盒紙，密密麻麻寫滿了小字。上麵寫道：
我提筆寫這便條，萬感千念，對祖國、對親友相思之甚，寸 陰若歲。耳聞祖國建設蒸蒸日上，敬之，喜之。阻礙歸國．禁令已於4月被取消，然我仍身陷囹圄，還鄉報國之夢難圓，省親探友之願難償，戚戚然久之……懇請祖國助我還鄉，幫我結束客居海外生涯，還我報國之宿願。切切！
短信寫好後，他連忙裝進一個寫好的信封裏，由蔣英機敏地投入咖啡館門口的郵筒裏。
這信是寄往比利時蔣英的妹妹家的，請她迅速轉給父親的世交陳叔通先生。1954年４月２５日，中、蘇、英、美、法五國外長會議，在日內瓦召開，討論和平解決朝鮮問題和恢複印度支那和平問題。周恩來總理兼外長，率領中國代表團，出席了這一具有曆史意義的國際會議，並由此開始了中美大使級談判。
五國外長會議期間，中國代表團秘書長王炳南與美國代表團負責人亞·約翰遜（後來曾任美國副國務卿）分別代表兩國政府開始了關於平民回國問題的初步接觸。這樣的接觸，在整個會議期間，進行了三次。外長會議結束後，由雙方駐日內瓦總領事繼續進行。
在外長會議的談判桌上，中國國務院總理兼外交部長周恩來，也曾向美國嚴正提出平民返回祖國問題，並尖銳地批評美國阻撓中國留美人員回歸祖國的行徑。
然而，由於美方的封鎖，信息阻隔不通，加之，新中國成立後，政府對舊中國赴美留學人員的底數不清，談判桌上我方苦於缺乏指控美方政府阻撓我回歸同胞的足夠證據。因此，屢遭美方代表的矢口否認。
新中國成立以後，美國對中國進行軍事包圍與經濟封鎖。中美兩國處於相互敵視狀態。兩國之間，除了在朝鮮戰場上較量和在板門店談判中有接觸外，再就是伍修權率領代表團去紐約聯大控訴美國，此外，別無往來。
朝鮮戰爭以後，美國有一樁心事要和中國交涉，即美國的第一批在朝鮮戰場上被俘的軍人和在中國犯了罪的人員還關押在中國。美國政府既想要求遣回那些在華人員，又不情願同中國直接接觸，他害怕的是造成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既成事實。美國曾設想通過當時以與中國建立代辦級關係的英國來辦理這件事。
1954年５月，周總理在日內瓦會議期間得到這一信息。於是，他明智而果斷地抓住了這個機會，在日內瓦近郊的駐地召集中國代表團連夜開會研究對策。周總理認為中國不應該拒絕和美國接觸。在中美關係如此緊張，美國對華政策如此敵對和僵硬的條件下，中國可以抓住美國急於要求釋放在華人員的願望，開辟中美之間互相接觸的渠道。
就在這次會議期間，通過了英國駐華代辦杜維廉的安排，中美兩國代表將就兩國僑民問題，進行初步會談。周總理當年的意願是：在中美之間留出一條門縫，以便於在沒有正式外交途徑的情況下打開一條表達雙方意見的通道。
3個月以後，中美大使級會議正式在日內瓦舉行。之後，中美兩國的總領事和大使級圍繞著朝鮮戰俘和平民回國問題的談判，一直處於談談停停，停停談談的拖延狀態。
就在這時，錢學森的短信，幾經輾轉，終於送到了陳叔通老人的手中。
陳叔通，當時任中國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浙江杭州人，是錢學森的同鄉，也是錢學森的父執、錢均夫的老師、求是書院學監陳仲恕之胞弟。老人展閱錢學森寫在香煙紙上的求援信，心情十分沉重，他為錢學森的拳拳報國之心所感動，也為他的險惡處境而焦急。就在他收到短信的當天，便迅速將這封短信轉呈給周總理。
周總理看了這封短信後，激動地用手拍著桌案說：“好，有了這封信，我們就可以向他們要人了。看他們還怎樣抵賴？”
當即，周總理將就要赴日內瓦參加中美大使級會談的王炳南同誌招來，將錢學森的信遞給王炳南看過後，嚴肅地說道：
“炳南同誌，這封信很有價值。這是一個鐵證。它說明美國當局至今仍在阻撓中國平民回國。你要用這封信揭穿他們的謊言，爭取早日使錢學森這樣的科學家回國。”
1955年8月1日下午四時。中美兩國大使級會談再次複會，談判在日內瓦聯合國大樓舉行。
根據談判慣例，會談一開始，主要是雙方代表首先就談判的議題進行討論。中方代表王炳南建議，這次會議應將雙方平民回國問題列為第一議題。美方代表亞·約翰遜也提到了一些議題，特別強調要把戰俘問題列在首位。經雙方磋商，最後達成一致，同意首先討論平民回國問題。王炳南見議題已定，便按照周總理的部署首先通知美國：
“尊敬的約翰遜大使先生，我們在正式討論雙方平民回國問題之前，我奉命通知閣下：中國政府已於７月31日按照中國的法律程序，決定提前釋放阿諾德等11名美國飛行員。他們已於當天離開北京，預計８月４日可以到達香港。我希望中國政府的這一措施，能對我們的會談產生有利影響。”
赴日內瓦會議以前，王炳南大使的想法是“先談判，後放人”。但是周總理的部署卻是“先放人，後談判”。實踐證明，周總理的部署是十分成功的。中國政府釋放美國戰俘的消息宣布以後，國際輿論很快認識到中國政府對中美會談是有誠意的，也是積極的。人們的感情很快地傾向於中國，連美國各大通訊社的記者都禁不住感歎：“啊，中國人又搶去了主動！”
8月2日，會談繼續進行。當開始討論兩國平民回國問題時，王炳南大使陳述了我國政府的立場，並把在中國的美國僑民名單提交美方。這一舉動，使得缺乏誠意的美方代表立即陷於被動。他們既不能向中國提供相應的在美的中國僑民名單，又沒有具體的措施。美方大使約翰遜在曆時１小時的會談中，一再聲稱美國國務院已經在1954年的４月份發布公告，取消了扣留中國留學生的法令。約翰遜還信誓旦旦地向王炳南大使保證，美國政府對任何想去共產黨中國的中國人都不會加以任何限製。所有以前被命令留在美國的中國技術人員，一經得到中國通知，可以自由離境。
麵對當麵撒謊的談判對手，王炳南大使遵照周總理的提示，當即將錢學森的短信及翻譯件，擺上了談判桌。而後義正詞嚴地質問道：“大使先生，既然美國政府早在去年４月間就發布了公告，為什麽中國科學家錢學森博士還在今年６月間寫信給中國政府，請求幫助回國呢？顯然，實際情況並不像大使先生所說的那樣。事實是中國留學生的回國要求，依然遭受到種種阻攔。他們的正當要求不僅不能得到美國政府的保護，他們的人身安全和自由也受到了嚴重侵害。請問，這是怎麽一回事呢？”
在王炳南大使的質問下，在錢學森的短信麵前，約翰遜張口結舌，無言以對。他隻好裝出一副吃驚的樣子，聳聳肩膀說道：“難道真有此事？我們要進行調查。”
這天的談判，就這樣結束了。
事實揭穿了美國的謊言。美國政府不得不在當年的８月４日，即中美大使級會談的第三天，被迫匆忙通知錢學森，準許他離開美國。長達５年的禁令，終於被解除。錢學森長達５年的軟禁生涯，從此宣告結束。
據王炳南同誌後來回憶，五十年代末，周總理在一次會議上，非常高興地對大家說：
“中美大使級會談，雖然長期沒有積極結果，但是，要回來一個錢學森，單就是這一件事情來說，會談也是值得的，會談是有價值的。”
1955年8月4日，錢學森終於接到美國洛杉礬移民局的通知，說他被允許離開美國。
盡管錢學森盼望這一天已經很久很久了，但是，接到這個離境通知後，還是使他為之一驚。他麵對妻子，麵對一雙兒女，麵對那三隻準備了多年的行李箱，兩行熱淚奪眶而出。蔣英也激動得流出了淚水。這是辛酸的淚水，這是激動的淚水，這是喜悅的淚水。錢學森親吻了妻子，又抱起兩個孩子親吻不已。永剛和永真聽說可以回國了，都高興地跳了起來。錢學森顧不上再和妻子說些什麽，立即穿好外衣，到輪船公司去購買回國的船票。可是近期到香港的客輪沒有好的艙位了，隻剩下三等艙的鋪位。他一天也不想在美國多呆，來不及與蔣英商量，就毫不猶豫地訂下了三等艙位的船票。此時錢學森想起了杜甫“聞官軍收河南河北”後寫的那首詩，一路上吟詠起來：
劍外忽傳收薊北，
初聞涕淚滿衣裳。
卻看妻子愁何在，
漫卷詩書喜欲狂！
白日放歌須縱酒，
青春作伴好還鄉。
即從巴峽穿巫峽，
便下襄陽向洛陽。
這天午飯，錢學森親手燒製了兩道菜，拿出存放已久的葡萄酒，和蔣英對酌。一雙兒女也舉起飲料杯子和爸爸媽媽同飲。蔣英也清了清歌喉，唱了兩首江南小調。在歡樂的氣氛中，又增添了一份故鄉的溫情。
傍晚，錢學森攜了妻子和兒女，叩響了恩師馮·卡門家的門鈴。熱情好客的一雙兄妹，把錢學森一家迎進了客廳，馮·卡門和他的妹妹分別親吻了永剛和永真。
當錢學森向老師說明了即將回國的日程安排時，馮·卡門眼睛也濕潤了。這個極少動感情的老人一時說不出話來，良久，才痛惜地說道：
“美國當局幹了愚蠢的事，他們終於把一位最出色的火箭專家奉送給了中國。”
馮·卡門對新中國不無偏見。他很了解他的學生錢學森的非凡才華，但他卻不了解他的學生胸膛裏跳動著一顆愛國赤子的拳拳之心。他不懂他的學生追隨他多年來刻苦求知，發憤攻克科技難關，其目的在於最終報效祖國。為此，錢學森敢於同美國的邪惡勢力進行堅決的鬥爭，坐牢、軟禁全然不怕，就是肝腦塗地也在所不惜。
錢學森深知導師的情份，也理解他的政治傾向，他不願意沿著恩師的話題談下去。於是，他對一雙兒女說：
“永剛、永真，來給爺爺唱一支歌子好不好？”
兩個孩子點點頭，從座位上站了起來，走到客廳的中央。馮·卡門親切地問道：“我的小天使，你們要唱什麽歌子呀？”
永剛用流利的英語回答道：“我們唱《快樂的小白鴿》。”
四個大人為兩個孩子鼓掌，表示歡迎。
永剛輕聲說了一聲：“開始”。兄妹倆同聲用英語唱道：
聰明美麗的小白鴿，
活潑又快樂。
飛到東，飛到西，
咕咕，咕咕，
嘴裏唱著歌。
不怕風，不怕雨，
飛過高山，越過大河，
它們要飛回故鄉，
它們要飛回祖國。
......
這支動聽的少兒歌曲，是蔣英的傑作。這對夫婦時時用潛移默化的手法，教育兩個孩子心向故鄉，心向祖國。
清脆的童聲歌曲一結束，馮。卡門教授便問道：
“你們的家鄉在哪裏呀？”，
“在杭州呀。”永剛回答道。
“你們的祖國在哪裏呀？”馮·卡門又問。
“在中國呀。”永真天真地回答說。
“不，不。我的小天使，你們搞錯了吧？我記得你們倆的出生地，是在美國的洛杉礬呀！”馮·卡門爺爺幽默地與兩個孩子逗趣。
“不，我的爺爺生在中國，是中國人，所以，我的祖國是中國。”聰敏的永真搶著回答。
永剛也不示弱，他補充說：“我爸爸的老家是杭州，所以，我的故鄉是杭州！”永剛說完，問馮·卡門道：“爺爺，明白了嗎？”
“嗅，原來是這樣啊！爺爺好像明白了。”馮·卡門風趣地眨了眨眼睛。接著又說道：」
“你們這一對小白鴿要飛回故鄉，飛回祖國了，隻是爺爺再也，聽不到你們唱歌了。”
“爺爺想聽我們唱歌時，就到我們中國去聽吧！”兩個孩子幾乎一異口同聲地回答說。
“噢，完全是中國的小主人的口氣啊！”老人有些感慨了。
這時，馮·卡門的妹妹為錢學森一家人準備了晚餐。於是，大家到餐廳就座。馮·卡門把天真可愛的永剛和永真安排在他的左右，邊用餐，邊用英語同兩個小家夥對話。
晚餐過後，錢學森向恩師恭恭敬敬地捧上兩本書，一本是《工程控製論》，一本是《力學講義》。這是錢學森贈給恩師的禮品，也是向恩師交上自己最後一份答卷。
74歲高齡的馮·卡門，接過錢學森的“禮品”，心情十分激動。他默默地翻動著書頁，慢慢地抬起眼簾，深情地凝望著他的得意門生。那目光裏充溢著無限依戀之情，也充滿了自豪。
“錢，我為你驕傲，你創立的工程控製論學說，對現代科學事業的發展，作出了巨大的貢獻。孩子，你現在在學術上已經超過了我。”
這是一位科學巨擘的話，這是一位有著崇高威望的老師對自己的學生說出的話。這不是老人的謙遜，而是一句實實在在的評語。
錢學森握著老師的手，久久說不出話來。他感到光榮，他感到自豪，他感到這是比什麽獎賞都要高的榮譽。他奮鬥多年，就是要得到這樣的評語。因為他說明了炎黃子孫完全可以超過洋人，而且可以超過洋人中的高賢。
1955年9月17日，對於錢學森來說，是一個終生難忘的日子。在軟禁和奮爭中度過5個年頭的錢學森，終於取得了返回祖國的勝利。
那是一個晴朗的早晨，天空萬裏無雲，一輪紅日照耀著秀麗的帕薩迪那，市區高大的建築物尖端鍍上了一抹金黃。
錢學森夫婦喜形於色，他們攜了一雙天真爛漫的兒女，向帕薩迪那的住宅送去了深情的一瞥，然後，匆匆地趕往碼頭，乘坐開往香港的“克利夫蘭總統號”郵輪。
此行，對於錢學森來說，是經過鬥爭和祖國的幫助，勝利地踏上了返回祖國的征程。而美國當局卻是把他當作“嫌疑犯”“驅逐出境”的。盡管如此，為錢學森送行的朋友還是絡繹不絕，他們向他表示了誠摯的問候和祝福。
夾雜在送行朋友中間最顯眼的，是十幾名新聞記者。他們之中有電台、電視台的記者，有幾家報社的記者，還有大名鼎鼎的美利堅合眾國國際社的記者。鎂光燈“噗噗”地閃著光亮，幾隻錄音話筒，爭著伸到錢學森的胸前。記者們向他提出了各式各樣的問題。有的問題，他回答了，有的問題荒唐可笑，他不作回答；還有一些帶有挑釁性的問題，他據理予以駁斥。當他回答完美國合眾社記者的提問後，便轉身走進他的三等艙。
郵船終於離開了美國的西海岸，向遙遠的東方駛去。朋友們在告別，在揮手。“一路平安！”的祝福聲不絕於耳。
這場景，與他20年前離開上海黃埔江碼頭時頗為相似。不同的是，站在岸邊揮手抹淚的不是錢學森的老父親，而是20年來與錢學森朝夕相處的摯友。站在船舷甲板上揮手告別的，也不是當年那個懷抱救國大誌，渴望求知闖天下的青年學生，而是已屆中年的科學奇才並且攜帶妻子兒女的錢學森。他依然躊躇滿誌，他要返回生他養他的祖國，為新生的中國奉上一顆赤子之心。
對此，錢學森曾在一篇文章中，為他20年奮鬥回歸祖國的曲折曆程，作了精彩的旁白。他寫道：
我於1935年去美國，1955年回國，在美國待了20年。20年中，前三、四年是學習，後十幾年是工作。所有這一切都是在作準備，為了回到祖國後，能為人民做點事。我在美國那麽長時間，從來沒有想過這一輩子要在那裏呆下去。我這麽說是有根據的。因為在美國，一個人參加工作，總要把他的一部分收入存入保險公司，以備晚年退休之後用。在美國期間，有人好幾次問我存了保險金沒有？我說一美元也不存。他們聽了感到奇怪。其實，沒有什麽奇怪的，因為我是中國人，根本不打算在美國住一輩子。到1949年底，我得知新中國成立，認為機會到了，應該回祖國去。但是，美國統治階級與中國人民為敵，製造了種種麻煩，阻止我回國，使我多待了5年......這一段曆史，我決不會忘記，它使我懂得了什麽叫帝國主義，我也領教了美國的“民主”和“自由”是什麽樣子……
“克利夫蘭總統號”郵輪航行在碧波浩蕩的太平洋海域中。
此刻，科學家站在甲板上，任憑海風吹拂他寬大的前額。大海雄渾而遼闊，遙遙可以看到行駛在大洋中的各國輪船。“克利夫蘭總統號”郵輪，在幾乎與赤道平行的航線上緩慢地移動。郵輪載著日內瓦會議以來第一批從美國回國的炎黃子孫，郵輪將途經夏威夷、橫濱、馬尼拉。九龍等沿海港口城市。
這天，郵輪在日本的橫濱市港口靠岸了。
按照通常慣例，旅客隻要在郵船上辦妥登岸證件，就可以上岸觀光港口城市的市容、街景，或是購買一些日本小商品。作為長久乘坐遠洋郵輪的旅客來說，中途到陸地上走一走，是一種難得的享受。因此，當郵輪靠岸後，不少人都上岸遊覽觀光去了，而錢學森一家卻依然留在船上。因為，他是作為美國的“犯人”被押送離境的。於是，錢學森的心頭又一次被屈辱感猛烈地撞擊著。
同船回國的物理學家李整武夫婦，在橫濱遊覽了一天回到船上，買回來幾份英文版的報紙（當時的橫濱由美軍占領）。其中一家報紙以醒目標題登載了美國合眾國際社記者撰寫的關於錢學森啟程回歸中國大陸的電訊報道，李整武送給錢學森看，錢學森接過報紙小聲讀著：
合眾社美國加州威爾明頓18日電」加州理工學院工程師錢學森博士，昨天搭“克利夫蘭總統號”郵船回中國，他發誓再也不到美國了。
錢博士和他的妻子、兩個孩子同行。他說：他的回家的願望曾受到“故意拖延”。
錢博士說，他對美國人民並無怨憤。他是被狗咬了，這隻狗也咬了美國人民。
和他同船回中國的還有一個中國科學家，賀浦市醫學中心的張梧理（譯音）醫生。移民局和海關人員曾徹底檢查錢博士的行李。他離境時，一個聯邦調查局的人也守在旁邊。海關人員說，他的行李隻是些私人物品和一本關於核子放射的教科書。
這位44歲的科學家否認他是一個飛箭專家，隻說他是一個“工程學家”。他說，他打算回中國去，“竭盡全力幫助中國人民建設國家，使中國人可以生活得光榮幸福。”
這位博士說明他的理由，用字十分仔細，他不願說出一些表露他的怨憤的話來。有人問他是否將在軍備上協助中國政府，他拒不作答。他說：“這是一個假想的問題，鄙人拒絕回答。”
他說：“我同情中國政府。我相信我的前途在中國。我對美國人民並無怨憤。全世界人民都是一樣的在謀求和平，謀求幸福”
錢博士說，他的妻子也生在中國，她“完全讚同”他回紅色中國的計劃。
錢博士說，他是1935年到美國的。他們夫婦的兩個孩子。
也同船回家。一個叫永真，4歲；一個叫永剛，6歲。
他說，他的決定回國，不是“匆促判斷”的結果，他“長時期”就想這樣做。他說，飛彈研究工作隻是他這個工程學家研究工作中的一小部分。
他說，這情形“對於你們的國務院比對於我更尷尬”。他又補上一句話：“假如你想知道真實情況，去問你們的國務院說完這一句，他就匆匆轉身，走進了他的三等艙房間。
當錢學森讀完合眾社這篇報道以後，蔣英注視著錢學森，問道：
“怎麽樣？還真實嗎？”
錢學森含著揶揄的笑容，回答說：
“從某種角度說，合眾社的這篇報道還算是真實的。可以這樣說，他們沒有再造謠言嘛！”
傍晚時分，郵輪從橫濱港起錨了。它轟鳴著，徐徐前進，將繁鬧的橫濱港遠遠地拋在身後。
錢學森從船艙走出來，站在甲板上眺望太平洋彼岸，萬千氣象，盡收眼底。他感受著大自然的宏偉，心情坦蕩，思潮洶湧。沒有多久，眼前便隻剩下空曠的藍天與無際的大海了。他依然凝視著大海，由於夕陽西下，海麵跳動著金色的細浪，景色十分迷人。他扶著欄杆，俯下身於，似乎在傾聽海水的微微細語，又像是依身在大海的懷抱裏，他回到了童年時代，像是回到了母親的懷抱，媽媽在輕輕地搖動著他的身軀，他感到那樣的溫暖和幸福。此時，在異國曾經受到的榮辱早已拋諸腦後。他把自己溶入大自然，生命的真諦得到充分的感受，人生的意義，得到最真實的體驗。海明威筆下的大海的那種神秘、孤獨和險惡的氣氛似乎並不存在，他以為大海永遠是聖哲。
太陽掉進海裏去了。天空最後一滴輝煌的血紅色彩，溶化著，顫抖著，暗淡著，變成無邊無際的寂靜。接著是一片莽莽蒼蒼，昏昏沉沉。
郵輪在黑暗中前進，有時傍著海岸，在燈塔的照耀下行駛，有時行駛在大洋中間，四顧茫茫。郵船塔頂上巨大的探照燈，射出的強烈光柱，像利劍刺破海空那重重的黑暗，給夜間的大洋帶來一絲光亮。他下意識地想到，那駕馭著這龐然大物的舵手，一定在聚精會神地注視著遠方。他依靠羅盤、經緯儀和滿天星鬥來判定方向，引導巨輪平安地前進。一種敬意油然而生。這時，他突然憶起了一天夜間，他在收音機裏聽到的一首中國歌曲：
你是燈塔，
照耀著黎明前的海洋。
你是舵手，
掌握著航行的方向。
年輕的中國共產黨,
你就是核心，
你就是方向，
我們永遠跟著你走，
人類就一定解放......
他小聲地哼唱著這首歌曲，眼睛似乎明亮了許多。這時，一件風衣輕輕地披在了他的身上，當他回過頭來，發現他心愛的妻子蔣英悄悄地站在他的身旁。
後來，在周總理的親自關懷和同誌們的幫助下，經過長達五年多的鬥爭，飽經折磨的錢學森。終於在1955年9月17日。離開美國，踏上返回祖國的征程。
錢學森的《工程控製論》問世了，可是，有誰知道，研究和創作這部論著所遇到的困難，超過了他以往所進行的任何一個科研課題。他進行研究的條件之差這且不說，還有使他更難以忍受的是來自美國當局的幹擾。他的研究工作常常因為要和美國聯邦調查局的“調查員”的所謂談話而被打斷。與此同時，美國移民局還強迫他每個月必須向他們作一次匯報。這對於錢學森來說，是一種莫大的屈辱。每當這個時間到來的前後，他的心情久久難以平靜，研究工作也難以進行下去。
幸有愛妻蔣英與他共同承受著一切來自美國當局的壓力；美國許多有正義感的科學家朋友，也並不因為錢學森是美國當局的“罪人”而躲避他。他們對處於困境中的錢學森經常給以多方麵的幫助和支持。在寫作書稿時，錢學森經常從與馬勃博士的交談中受益，他們的談話雖然不屬於那種學術性的探討，但是，往往觸類旁通，使他的思路豁然開朗。還應該提到的，就是塞爾登傑克梯和溫克爾兩位朋友，由於他們的熱情幫助，使錢學森大大減輕了書稿寫作時繁重的準備工作。
當錢學森的《工程控製論》出版後，許多朋友趕來祝賀。他們之中自然少不了馬勃博士、德普利馬博士、塞爾登傑克梯和溫克爾先生。錢學森和蔣英在自己家中舉行晚會，熱情地招待這些在他們處於困境中伸出友誼之手的朋友們，也祝賀《工程控製論》一書的問世。
在晚會上，朋友們頻頻舉杯向錢學森祝賀，錢學森夫婦也舉杯回敬朋友們，向他們表示衷心的感謝。蔣英或和朋友們一起唱歌，或用鋼琴為朋友們伴奏。最精彩的節目，是錢學森和蔣英的竹笛、吉它二重奏。這兩件一中一西、一吹一彈的樂器在一起演奏，在場的朋友們第一次見到，備感新鮮；當聽到他們演奏的那和諧悅耳的中國樂曲時，總是交口稱讚，並報以熱烈的掌聲。
蔣英的獨唱是晚會的高潮，也是最後一個節目。當蔣英結束她的演唱時，朋友們熱烈地鼓掌，在掌聲中，錢學森拿著一束鮮花走來，恭恭敬敬地獻給蔣英，並輕輕地吻了她。於是，大家的掌聲更加熱烈了，錢學森激動地用英語說道：
“密斯英，我冷酷歲月中的伴侶。她是天才、智慧和忠誠的完美體現。她與我一同承受不幸，共同分享朋友們給予的愛……”
這時，在座的美國朋友再次響起熱烈的掌聲。並伸出大姆指高聲說：“密斯英，是上帝賜於錢博士的最為珍貴的禮物！”
是的，無論在晴朗美好的白天，還是在淒風苦雨的夜晚，他們共同歡笑，共同流淚。不管是苦辣酸甜，他們都同享共嚐。因為他們彼此的心用“愛”連結在一起。有了愛，縱然是狂風暴雨襲來，也不會把他們分離，也不會把他們擊倒。
大洋迢迢萬裏，難以阻隔海外赤子思念祖國、回歸祖國之心。錢學森在攻克《工程控製論》之後，依然不見美國當局有放他回國的動靜，心中更加焦慮不安。
1954年4月，有消息傳來，美國國務院於4月間發布公告，宣布取消扣留中國留學生的法令，這個消息使錢學森夫婦大為振奮。他們再次收拾行李，又把三個輕便箱子打好，一旦接到聯邦調查局的放行通知，便可立即啟程。可是，他們又白白地等待了很久。聯邦調查局的特工人員，依舊對錢學森的住所實行嚴密監視，他的行蹤仍然受到盯梢。他到有關當局去查詢，美國當局對他的禁令也無從改口。
他，隻有等待。
1954年9月初的一天，在加州理工學院學習的中國留學生鄭哲敏（現任中國科學院力學研究所所長）來到錢學森家裏。他要回國了，在啟程之前，特意趕來向老師辭行。
熱情好客的錢學森夫婦留他一起吃晚飯。錢學森親自動手，下廚房製作烤鴨，為鄭哲敏餞行。對於鄭哲敏能立即回國，錢學森羨慕不已。他多麽盼望很快就有這樣一天到來。鄭哲敏隻好安慰老師，他相信這一天並不遙遠了。
臨別之前，錢學森特別叮囑鄭哲敏說：“你回國後，要極力宣傳兩件事情：一件是運籌學，希望你和清華大學錢偉長教授說一說。這個學科美國也剛剛開始研究。我想，一個社會主義國家，在如何進行科學管理，加強計劃性方麵，運籌學起著重要作用。另一件是要講力學對發展國民經濟的重要作用。像流體力學是馬上能夠應用的，諸如油管、水管的生產和管理問題等。總之，要向有關方麵，特別是領導、管理部門宣傳，引起關注。要使科學技術盡快為生產服務，早日轉化為生產力。”
鄭哲敏回國去了，他也帶去了老師那急切為祖國服務的一片赤誠。
錢學森依然在等待。此時，他更加迫切需要了解新中國在恢複和建設中的情況，以便使自己的思想跟上祖國飛躍發展的新形勢。於是，他經常閱讀香港出版的《大公報》、《文匯報》以及美國的《華僑日報》。他還認真地學習馬克思的《資本論》、恩格斯的《自然辯證法》等馬克思主義的經典著作。他認為應該自覺地運用辯證唯物主義哲學指導自己的科學研究。
時間一天一天地過去了。錢學森過著度日如年的生活。他和蔣英都非常焦急，晝夜苦思冥想，不知怎樣才能盡早地結束這種日子，盡快地回到祖國去。突然有一天，蔣英想出了一條妙計——
那是1955年6月的一天，驕陽似火，蔣英帶著兩個孩子，伴著錢學森佯裝上街閑逛。他們巧妙地避開了特務的尾隨盯梢，迅速溜進一家咖啡館。蔣英邊喝咖啡，邊逗孩子玩耍，錢學森麵前雖然也擺放著一杯咖啡，但卻無暇吸飲，而是以香煙盒作紙，忙著用中文寫信。一介香煙盒紙，密密麻麻寫滿了小字。上麵寫道：
我提筆寫這便條，萬感千念，對祖國、對親友相思之甚，寸 陰若歲。耳聞祖國建設蒸蒸日上，敬之，喜之。阻礙歸國．禁令已於4月被取消，然我仍身陷囹圄，還鄉報國之夢難圓，省親探友之願難償，戚戚然久之……懇請祖國助我還鄉，幫我結束客居海外生涯，還我報國之宿願。切切！
短信寫好後，他連忙裝進一個寫好的信封裏，由蔣英機敏地投入咖啡館門口的郵筒裏。
這信是寄往比利時蔣英的妹妹家的，請她迅速轉給父親的世交陳叔通先生。1954年４月２５日，中、蘇、英、美、法五國外長會議，在日內瓦召開，討論和平解決朝鮮問題和恢複印度支那和平問題。周恩來總理兼外長，率領中國代表團，出席了這一具有曆史意義的國際會議，並由此開始了中美大使級談判。
五國外長會議期間，中國代表團秘書長王炳南與美國代表團負責人亞·約翰遜（後來曾任美國副國務卿）分別代表兩國政府開始了關於平民回國問題的初步接觸。這樣的接觸，在整個會議期間，進行了三次。外長會議結束後，由雙方駐日內瓦總領事繼續進行。
在外長會議的談判桌上，中國國務院總理兼外交部長周恩來，也曾向美國嚴正提出平民返回祖國問題，並尖銳地批評美國阻撓中國留美人員回歸祖國的行徑。
然而，由於美方的封鎖，信息阻隔不通，加之，新中國成立後，政府對舊中國赴美留學人員的底數不清，談判桌上我方苦於缺乏指控美方政府阻撓我回歸同胞的足夠證據。因此，屢遭美方代表的矢口否認。
新中國成立以後，美國對中國進行軍事包圍與經濟封鎖。中美兩國處於相互敵視狀態。兩國之間，除了在朝鮮戰場上較量和在板門店談判中有接觸外，再就是伍修權率領代表團去紐約聯大控訴美國，此外，別無往來。
朝鮮戰爭以後，美國有一樁心事要和中國交涉，即美國的第一批在朝鮮戰場上被俘的軍人和在中國犯了罪的人員還關押在中國。美國政府既想要求遣回那些在華人員，又不情願同中國直接接觸，他害怕的是造成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既成事實。美國曾設想通過當時以與中國建立代辦級關係的英國來辦理這件事。
1954年５月，周總理在日內瓦會議期間得到這一信息。於是，他明智而果斷地抓住了這個機會，在日內瓦近郊的駐地召集中國代表團連夜開會研究對策。周總理認為中國不應該拒絕和美國接觸。在中美關係如此緊張，美國對華政策如此敵對和僵硬的條件下，中國可以抓住美國急於要求釋放在華人員的願望，開辟中美之間互相接觸的渠道。
就在這次會議期間，通過了英國駐華代辦杜維廉的安排，中美兩國代表將就兩國僑民問題，進行初步會談。周總理當年的意願是：在中美之間留出一條門縫，以便於在沒有正式外交途徑的情況下打開一條表達雙方意見的通道。
3個月以後，中美大使級會議正式在日內瓦舉行。之後，中美兩國的總領事和大使級圍繞著朝鮮戰俘和平民回國問題的談判，一直處於談談停停，停停談談的拖延狀態。
就在這時，錢學森的短信，幾經輾轉，終於送到了陳叔通老人的手中。
陳叔通，當時任中國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浙江杭州人，是錢學森的同鄉，也是錢學森的父執、錢均夫的老師、求是書院學監陳仲恕之胞弟。老人展閱錢學森寫在香煙紙上的求援信，心情十分沉重，他為錢學森的拳拳報國之心所感動，也為他的險惡處境而焦急。就在他收到短信的當天，便迅速將這封短信轉呈給周總理。
周總理看了這封短信後，激動地用手拍著桌案說：“好，有了這封信，我們就可以向他們要人了。看他們還怎樣抵賴？”
當即，周總理將就要赴日內瓦參加中美大使級會談的王炳南同誌招來，將錢學森的信遞給王炳南看過後，嚴肅地說道：
“炳南同誌，這封信很有價值。這是一個鐵證。它說明美國當局至今仍在阻撓中國平民回國。你要用這封信揭穿他們的謊言，爭取早日使錢學森這樣的科學家回國。”
1955年8月1日下午四時。中美兩國大使級會談再次複會，談判在日內瓦聯合國大樓舉行。
根據談判慣例，會談一開始，主要是雙方代表首先就談判的議題進行討論。中方代表王炳南建議，這次會議應將雙方平民回國問題列為第一議題。美方代表亞·約翰遜也提到了一些議題，特別強調要把戰俘問題列在首位。經雙方磋商，最後達成一致，同意首先討論平民回國問題。王炳南見議題已定，便按照周總理的部署首先通知美國：
“尊敬的約翰遜大使先生，我們在正式討論雙方平民回國問題之前，我奉命通知閣下：中國政府已於７月31日按照中國的法律程序，決定提前釋放阿諾德等11名美國飛行員。他們已於當天離開北京，預計８月４日可以到達香港。我希望中國政府的這一措施，能對我們的會談產生有利影響。”
赴日內瓦會議以前，王炳南大使的想法是“先談判，後放人”。但是周總理的部署卻是“先放人，後談判”。實踐證明，周總理的部署是十分成功的。中國政府釋放美國戰俘的消息宣布以後，國際輿論很快認識到中國政府對中美會談是有誠意的，也是積極的。人們的感情很快地傾向於中國，連美國各大通訊社的記者都禁不住感歎：“啊，中國人又搶去了主動！”
8月2日，會談繼續進行。當開始討論兩國平民回國問題時，王炳南大使陳述了我國政府的立場，並把在中國的美國僑民名單提交美方。這一舉動，使得缺乏誠意的美方代表立即陷於被動。他們既不能向中國提供相應的在美的中國僑民名單，又沒有具體的措施。美方大使約翰遜在曆時１小時的會談中，一再聲稱美國國務院已經在1954年的４月份發布公告，取消了扣留中國留學生的法令。約翰遜還信誓旦旦地向王炳南大使保證，美國政府對任何想去共產黨中國的中國人都不會加以任何限製。所有以前被命令留在美國的中國技術人員，一經得到中國通知，可以自由離境。
麵對當麵撒謊的談判對手，王炳南大使遵照周總理的提示，當即將錢學森的短信及翻譯件，擺上了談判桌。而後義正詞嚴地質問道：“大使先生，既然美國政府早在去年４月間就發布了公告，為什麽中國科學家錢學森博士還在今年６月間寫信給中國政府，請求幫助回國呢？顯然，實際情況並不像大使先生所說的那樣。事實是中國留學生的回國要求，依然遭受到種種阻攔。他們的正當要求不僅不能得到美國政府的保護，他們的人身安全和自由也受到了嚴重侵害。請問，這是怎麽一回事呢？”
在王炳南大使的質問下，在錢學森的短信麵前，約翰遜張口結舌，無言以對。他隻好裝出一副吃驚的樣子，聳聳肩膀說道：“難道真有此事？我們要進行調查。”
這天的談判，就這樣結束了。
事實揭穿了美國的謊言。美國政府不得不在當年的８月４日，即中美大使級會談的第三天，被迫匆忙通知錢學森，準許他離開美國。長達５年的禁令，終於被解除。錢學森長達５年的軟禁生涯，從此宣告結束。
據王炳南同誌後來回憶，五十年代末，周總理在一次會議上，非常高興地對大家說：
“中美大使級會談，雖然長期沒有積極結果，但是，要回來一個錢學森，單就是這一件事情來說，會談也是值得的，會談是有價值的。”
1955年8月4日，錢學森終於接到美國洛杉礬移民局的通知，說他被允許離開美國。
盡管錢學森盼望這一天已經很久很久了，但是，接到這個離境通知後，還是使他為之一驚。他麵對妻子，麵對一雙兒女，麵對那三隻準備了多年的行李箱，兩行熱淚奪眶而出。蔣英也激動得流出了淚水。這是辛酸的淚水，這是激動的淚水，這是喜悅的淚水。錢學森親吻了妻子，又抱起兩個孩子親吻不已。永剛和永真聽說可以回國了，都高興地跳了起來。錢學森顧不上再和妻子說些什麽，立即穿好外衣，到輪船公司去購買回國的船票。可是近期到香港的客輪沒有好的艙位了，隻剩下三等艙的鋪位。他一天也不想在美國多呆，來不及與蔣英商量，就毫不猶豫地訂下了三等艙位的船票。此時錢學森想起了杜甫“聞官軍收河南河北”後寫的那首詩，一路上吟詠起來：
劍外忽傳收薊北，
初聞涕淚滿衣裳。
卻看妻子愁何在，
漫卷詩書喜欲狂！
白日放歌須縱酒，
青春作伴好還鄉。
即從巴峽穿巫峽，
便下襄陽向洛陽。
這天午飯，錢學森親手燒製了兩道菜，拿出存放已久的葡萄酒，和蔣英對酌。一雙兒女也舉起飲料杯子和爸爸媽媽同飲。蔣英也清了清歌喉，唱了兩首江南小調。在歡樂的氣氛中，又增添了一份故鄉的溫情。
傍晚，錢學森攜了妻子和兒女，叩響了恩師馮·卡門家的門鈴。熱情好客的一雙兄妹，把錢學森一家迎進了客廳，馮·卡門和他的妹妹分別親吻了永剛和永真。
當錢學森向老師說明了即將回國的日程安排時，馮·卡門眼睛也濕潤了。這個極少動感情的老人一時說不出話來，良久，才痛惜地說道：
“美國當局幹了愚蠢的事，他們終於把一位最出色的火箭專家奉送給了中國。”
馮·卡門對新中國不無偏見。他很了解他的學生錢學森的非凡才華，但他卻不了解他的學生胸膛裏跳動著一顆愛國赤子的拳拳之心。他不懂他的學生追隨他多年來刻苦求知，發憤攻克科技難關，其目的在於最終報效祖國。為此，錢學森敢於同美國的邪惡勢力進行堅決的鬥爭，坐牢、軟禁全然不怕，就是肝腦塗地也在所不惜。
錢學森深知導師的情份，也理解他的政治傾向，他不願意沿著恩師的話題談下去。於是，他對一雙兒女說：
“永剛、永真，來給爺爺唱一支歌子好不好？”
兩個孩子點點頭，從座位上站了起來，走到客廳的中央。馮·卡門親切地問道：“我的小天使，你們要唱什麽歌子呀？”
永剛用流利的英語回答道：“我們唱《快樂的小白鴿》。”
四個大人為兩個孩子鼓掌，表示歡迎。
永剛輕聲說了一聲：“開始”。兄妹倆同聲用英語唱道：
聰明美麗的小白鴿，
活潑又快樂。
飛到東，飛到西，
咕咕，咕咕，
嘴裏唱著歌。
不怕風，不怕雨，
飛過高山，越過大河，
它們要飛回故鄉，
它們要飛回祖國。
......
這支動聽的少兒歌曲，是蔣英的傑作。這對夫婦時時用潛移默化的手法，教育兩個孩子心向故鄉，心向祖國。
清脆的童聲歌曲一結束，馮。卡門教授便問道：
“你們的家鄉在哪裏呀？”，
“在杭州呀。”永剛回答道。
“你們的祖國在哪裏呀？”馮·卡門又問。
“在中國呀。”永真天真地回答說。
“不，不。我的小天使，你們搞錯了吧？我記得你們倆的出生地，是在美國的洛杉礬呀！”馮·卡門爺爺幽默地與兩個孩子逗趣。
“不，我的爺爺生在中國，是中國人，所以，我的祖國是中國。”聰敏的永真搶著回答。
永剛也不示弱，他補充說：“我爸爸的老家是杭州，所以，我的故鄉是杭州！”永剛說完，問馮·卡門道：“爺爺，明白了嗎？”
“嗅，原來是這樣啊！爺爺好像明白了。”馮·卡門風趣地眨了眨眼睛。接著又說道：」
“你們這一對小白鴿要飛回故鄉，飛回祖國了，隻是爺爺再也，聽不到你們唱歌了。”
“爺爺想聽我們唱歌時，就到我們中國去聽吧！”兩個孩子幾乎一異口同聲地回答說。
“噢，完全是中國的小主人的口氣啊！”老人有些感慨了。
這時，馮·卡門的妹妹為錢學森一家人準備了晚餐。於是，大家到餐廳就座。馮·卡門把天真可愛的永剛和永真安排在他的左右，邊用餐，邊用英語同兩個小家夥對話。
晚餐過後，錢學森向恩師恭恭敬敬地捧上兩本書，一本是《工程控製論》，一本是《力學講義》。這是錢學森贈給恩師的禮品，也是向恩師交上自己最後一份答卷。
74歲高齡的馮·卡門，接過錢學森的“禮品”，心情十分激動。他默默地翻動著書頁，慢慢地抬起眼簾，深情地凝望著他的得意門生。那目光裏充溢著無限依戀之情，也充滿了自豪。
“錢，我為你驕傲，你創立的工程控製論學說，對現代科學事業的發展，作出了巨大的貢獻。孩子，你現在在學術上已經超過了我。”
這是一位科學巨擘的話，這是一位有著崇高威望的老師對自己的學生說出的話。這不是老人的謙遜，而是一句實實在在的評語。
錢學森握著老師的手，久久說不出話來。他感到光榮，他感到自豪，他感到這是比什麽獎賞都要高的榮譽。他奮鬥多年，就是要得到這樣的評語。因為他說明了炎黃子孫完全可以超過洋人，而且可以超過洋人中的高賢。
1955年9月17日，對於錢學森來說，是一個終生難忘的日子。在軟禁和奮爭中度過5個年頭的錢學森，終於取得了返回祖國的勝利。
那是一個晴朗的早晨，天空萬裏無雲，一輪紅日照耀著秀麗的帕薩迪那，市區高大的建築物尖端鍍上了一抹金黃。
錢學森夫婦喜形於色，他們攜了一雙天真爛漫的兒女，向帕薩迪那的住宅送去了深情的一瞥，然後，匆匆地趕往碼頭，乘坐開往香港的“克利夫蘭總統號”郵輪。
此行，對於錢學森來說，是經過鬥爭和祖國的幫助，勝利地踏上了返回祖國的征程。而美國當局卻是把他當作“嫌疑犯”“驅逐出境”的。盡管如此，為錢學森送行的朋友還是絡繹不絕，他們向他表示了誠摯的問候和祝福。
夾雜在送行朋友中間最顯眼的，是十幾名新聞記者。他們之中有電台、電視台的記者，有幾家報社的記者，還有大名鼎鼎的美利堅合眾國國際社的記者。鎂光燈“噗噗”地閃著光亮，幾隻錄音話筒，爭著伸到錢學森的胸前。記者們向他提出了各式各樣的問題。有的問題，他回答了，有的問題荒唐可笑，他不作回答；還有一些帶有挑釁性的問題，他據理予以駁斥。當他回答完美國合眾社記者的提問後，便轉身走進他的三等艙。
郵船終於離開了美國的西海岸，向遙遠的東方駛去。朋友們在告別，在揮手。“一路平安！”的祝福聲不絕於耳。
這場景，與他20年前離開上海黃埔江碼頭時頗為相似。不同的是，站在岸邊揮手抹淚的不是錢學森的老父親，而是20年來與錢學森朝夕相處的摯友。站在船舷甲板上揮手告別的，也不是當年那個懷抱救國大誌，渴望求知闖天下的青年學生，而是已屆中年的科學奇才並且攜帶妻子兒女的錢學森。他依然躊躇滿誌，他要返回生他養他的祖國，為新生的中國奉上一顆赤子之心。
對此，錢學森曾在一篇文章中，為他20年奮鬥回歸祖國的曲折曆程，作了精彩的旁白。他寫道：
我於1935年去美國，1955年回國，在美國待了20年。20年中，前三、四年是學習，後十幾年是工作。所有這一切都是在作準備，為了回到祖國後，能為人民做點事。我在美國那麽長時間，從來沒有想過這一輩子要在那裏呆下去。我這麽說是有根據的。因為在美國，一個人參加工作，總要把他的一部分收入存入保險公司，以備晚年退休之後用。在美國期間，有人好幾次問我存了保險金沒有？我說一美元也不存。他們聽了感到奇怪。其實，沒有什麽奇怪的，因為我是中國人，根本不打算在美國住一輩子。到1949年底，我得知新中國成立，認為機會到了，應該回祖國去。但是，美國統治階級與中國人民為敵，製造了種種麻煩，阻止我回國，使我多待了5年......這一段曆史，我決不會忘記，它使我懂得了什麽叫帝國主義，我也領教了美國的“民主”和“自由”是什麽樣子……
“克利夫蘭總統號”郵輪航行在碧波浩蕩的太平洋海域中。
此刻，科學家站在甲板上，任憑海風吹拂他寬大的前額。大海雄渾而遼闊，遙遙可以看到行駛在大洋中的各國輪船。“克利夫蘭總統號”郵輪，在幾乎與赤道平行的航線上緩慢地移動。郵輪載著日內瓦會議以來第一批從美國回國的炎黃子孫，郵輪將途經夏威夷、橫濱、馬尼拉。九龍等沿海港口城市。
這天，郵輪在日本的橫濱市港口靠岸了。
按照通常慣例，旅客隻要在郵船上辦妥登岸證件，就可以上岸觀光港口城市的市容、街景，或是購買一些日本小商品。作為長久乘坐遠洋郵輪的旅客來說，中途到陸地上走一走，是一種難得的享受。因此，當郵輪靠岸後，不少人都上岸遊覽觀光去了，而錢學森一家卻依然留在船上。因為，他是作為美國的“犯人”被押送離境的。於是，錢學森的心頭又一次被屈辱感猛烈地撞擊著。
同船回國的物理學家李整武夫婦，在橫濱遊覽了一天回到船上，買回來幾份英文版的報紙（當時的橫濱由美軍占領）。其中一家報紙以醒目標題登載了美國合眾國際社記者撰寫的關於錢學森啟程回歸中國大陸的電訊報道，李整武送給錢學森看，錢學森接過報紙小聲讀著：
合眾社美國加州威爾明頓18日電」加州理工學院工程師錢學森博士，昨天搭“克利夫蘭總統號”郵船回中國，他發誓再也不到美國了。
錢博士和他的妻子、兩個孩子同行。他說：他的回家的願望曾受到“故意拖延”。
錢博士說，他對美國人民並無怨憤。他是被狗咬了，這隻狗也咬了美國人民。
和他同船回中國的還有一個中國科學家，賀浦市醫學中心的張梧理（譯音）醫生。移民局和海關人員曾徹底檢查錢博士的行李。他離境時，一個聯邦調查局的人也守在旁邊。海關人員說，他的行李隻是些私人物品和一本關於核子放射的教科書。
這位44歲的科學家否認他是一個飛箭專家，隻說他是一個“工程學家”。他說，他打算回中國去，“竭盡全力幫助中國人民建設國家，使中國人可以生活得光榮幸福。”
這位博士說明他的理由，用字十分仔細，他不願說出一些表露他的怨憤的話來。有人問他是否將在軍備上協助中國政府，他拒不作答。他說：“這是一個假想的問題，鄙人拒絕回答。”
他說：“我同情中國政府。我相信我的前途在中國。我對美國人民並無怨憤。全世界人民都是一樣的在謀求和平，謀求幸福”
錢博士說，他的妻子也生在中國，她“完全讚同”他回紅色中國的計劃。
錢博士說，他是1935年到美國的。他們夫婦的兩個孩子。
也同船回家。一個叫永真，4歲；一個叫永剛，6歲。
他說，他的決定回國，不是“匆促判斷”的結果，他“長時期”就想這樣做。他說，飛彈研究工作隻是他這個工程學家研究工作中的一小部分。
他說，這情形“對於你們的國務院比對於我更尷尬”。他又補上一句話：“假如你想知道真實情況，去問你們的國務院說完這一句，他就匆匆轉身，走進了他的三等艙房間。
當錢學森讀完合眾社這篇報道以後，蔣英注視著錢學森，問道：
“怎麽樣？還真實嗎？”
錢學森含著揶揄的笑容，回答說：
“從某種角度說，合眾社的這篇報道還算是真實的。可以這樣說，他們沒有再造謠言嘛！”
傍晚時分，郵輪從橫濱港起錨了。它轟鳴著，徐徐前進，將繁鬧的橫濱港遠遠地拋在身後。
錢學森從船艙走出來，站在甲板上眺望太平洋彼岸，萬千氣象，盡收眼底。他感受著大自然的宏偉，心情坦蕩，思潮洶湧。沒有多久，眼前便隻剩下空曠的藍天與無際的大海了。他依然凝視著大海，由於夕陽西下，海麵跳動著金色的細浪，景色十分迷人。他扶著欄杆，俯下身於，似乎在傾聽海水的微微細語，又像是依身在大海的懷抱裏，他回到了童年時代，像是回到了母親的懷抱，媽媽在輕輕地搖動著他的身軀，他感到那樣的溫暖和幸福。此時，在異國曾經受到的榮辱早已拋諸腦後。他把自己溶入大自然，生命的真諦得到充分的感受，人生的意義，得到最真實的體驗。海明威筆下的大海的那種神秘、孤獨和險惡的氣氛似乎並不存在，他以為大海永遠是聖哲。
太陽掉進海裏去了。天空最後一滴輝煌的血紅色彩，溶化著，顫抖著，暗淡著，變成無邊無際的寂靜。接著是一片莽莽蒼蒼，昏昏沉沉。
郵輪在黑暗中前進，有時傍著海岸，在燈塔的照耀下行駛，有時行駛在大洋中間，四顧茫茫。郵船塔頂上巨大的探照燈，射出的強烈光柱，像利劍刺破海空那重重的黑暗，給夜間的大洋帶來一絲光亮。他下意識地想到，那駕馭著這龐然大物的舵手，一定在聚精會神地注視著遠方。他依靠羅盤、經緯儀和滿天星鬥來判定方向，引導巨輪平安地前進。一種敬意油然而生。這時，他突然憶起了一天夜間，他在收音機裏聽到的一首中國歌曲：
你是燈塔，
照耀著黎明前的海洋。
你是舵手，
掌握著航行的方向。
年輕的中國共產黨,
你就是核心，
你就是方向，
我們永遠跟著你走，
人類就一定解放......
他小聲地哼唱著這首歌曲，眼睛似乎明亮了許多。這時，一件風衣輕輕地披在了他的身上，當他回過頭來，發現他心愛的妻子蔣英悄悄地站在他的身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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