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在官方宣傳和許多學者的文章裏，人們常常用“華夏”來代表中國，用“華夏兒女”來代表中國人。
華夏族名稱的產生是由於夏朝的建立，到了漢朝，才有“漢”民族稱謂。華夏族隻是一個曆史時期的族稱，當然，後來不斷有人用它指稱漢族。但是，若以“華夏”來稱呼中國，用“華夏兒女”來稱呼中國人，則甚為不妥。
因為在曆史上，“華夏”是與“四夷”對應的。所謂“四夷”即東夷、北狄、西戎、南蠻。古人在“華夷”之辨上，是一點也不含糊的，而且對這種區分也是抱著一種自覺的態度。
比如，當年昭君出塞，在漢朝人看來不就是嫁到野蠻的外國去了麽？據曆史學家翦伯讚說，王昭君死後不久，最大多數的詩人就把昭君出塞當作一個屈辱事件寫成了詩歌，西晉詩人石崇《王明君辭》中便有“昔為匣中玉，今為糞上英”這樣的詩句。再比如，當匈奴的冒頓在信中對劉邦的老婆高後說誰“願遊中國”這樣的話時，自然不會認為到了長安不是出國訪問。而當季布對高後說“夷狄如禽獸”時，他難道會認為匈奴是“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員”？[1]當年漢王朝的人誰要是稱匈奴人是“華夏兒女”，對內對外都是異端之論。宋濂為朱元璋起草的北伐檄文，就認為蒙古、色目不是華夏族類。
況且，我們不是一向喜歡講“自古以來”麽？那麽，自古“華夏”就不是和我們今天的“中國”完全對稱，“華夏兒女”也不是今天我們所講的中國人的對應稱呼。以今就古，新問題不想新辦法，隻會造成許多不必要的尷尬。傳統儒家文化最講究尊崇列祖列宗，倘若讓格薩爾王的子孫、成吉思汗的後代、哈薩克族人……亦稱華夏兒女，豈不是忘了祖宗和曆史麽？更何況我國有些民族，如朝鮮族、哈薩克族、俄羅斯族、蒙古族、烏孜別克族、塔吉克族等，甚至在別的國家裏是國民的主體部分。隻要稍加思考，不就會發現，把他們都籠統地稱為“華夏兒女”實際上存在許多不利於人民團結國家統一的東西麽？現在散居於伊犁等地的俄羅斯族，是18世紀末20世紀初才從俄國境內陸續遷來的，也還有其他種族的人不斷入籍中國，難道可以一概統稱“華夏兒女”？在我後麵要講的“中華民族”這個概念，同樣存在這個問題。
企圖以“華夏”或“華夏兒女”作為一麵旗幟，來維護祖國的統一、增強民族間的團結和融合，既不明智又很難做到，甚至可能適得其反。除非我們能夠抹去少數民族的曆史記憶。否則它就可能引起一些時至今日依然民族意識很強的非漢民族的反感和抵製。霸氣和弄巧隻會加重隔閡和離心情緒。
其實我們沒有必要通過抹煞和偽造曆史來自欺欺人。對於民族融合，新時代必須想新辦法。
春節是“中華民族的傳統節日”？
現在，“中華”、“中華兒女”、“中華民族”是使用頻率很高的詞匯，而實際上這些詞如果作為官方用語，早已經不合時宜，用的越廣危害越大。
比如，不少人在寫文章時，都是不自覺地將春節稱為“中華民族的傳統節日”。
實際上這種說法是不妥當的。
藏族就不過春節，而是過藏曆年“洛薩”，這是藏族最隆重、最吉祥的傳統節日。毛難族的廟節、苗族的蘆笙節、壯族的歌墟節、傣族的潑水節、彝族的火把節，是這些民族最盛大的節日。春節並不是所有中國人的節日。再比如，每年4月5日前後的清明節被說成是“海內外華人祭祀祖先、緬懷祖先的共同節日”，這也是一種錯誤的提法。因為藏族、俄羅斯、哈薩克等民族根本就沒有清明節！
我們隻要對一些中學生都熟悉的曆史稍加回顧，就能將問題弄清楚。
在我們今天的主流觀念看來，鮮卑是所謂“中華民族”的一分子，是沒有多少人會產生疑問的。但在東晉的傅玄眼裏，鮮卑絕對不是中華之一脈。他說：“戎狄畜心，不與華同。鮮卑最甚……”當年朱元璋反元時提出的政治口號是“驅逐胡虜，恢複中華”，很明顯，至少這“中華”是沒有將“蒙古族”人包括在內的。鄭成功在《出師討滿夷自瓜洲至金陵》一詩中，也說“縞素臨江誓滅胡”，想必他也不會認為所謂的滿夷是“華人”。後來孫中山反清時提出的“驅逐韃虜，恢複中國，創立合眾政府”及“驅逐韃虜，恢複中華，建立民國，平均地權”奮鬥綱領中，也顯而易見，這“中華”至少是沒有將當時的“滿人”包括在內。也就是說孫中山曾一度在“中國”裏連滿族人的位置都沒有留，而滿清入關是“滅我中國”。親手製青天白日旗的陸皓東在《就義供詞》中稱：“與同鄉孫文同憤異族政府之腐敗專製…務求驚醒黃魂，光複漢族。…滿清以建州賊種，入主中國，奪我土地，殺我祖宗…”；被稱為“革命軍中馬前卒”的鄒容在《革命軍》緒論中說：“…石勒、成吉思汗等類以腥膻遊牧之胡兒，亦得乘機竊命，君臨我宇域，臣妾我神種”。……我們都說要勿忘曆史，當我們麵對這段曆史的時候，漢族以外的其他民族又會怎麽想呢？——在此，有必要順便指出，“中華民國”這個國號是含有民族狹隘意識的。——那些說中國從來就沒有類似西方那種大規模種族清洗的人，不妨想想“八月十五殺韃子”的傳說和“驅逐韃虜”的口號到底意味著什麽！
曆史又何必忌諱！不管它可能是多麽的不愉快，事實總歸是事實。我們沒有必要將古和今生拉硬扯到一塊，牽強附會。也沒有必要製造自古就是一家的大團結假象。
可是偏偏有冬烘先生認為，為了尊重我們國家的民族構成的現實，要有所避諱，否則，會變成挑撥民族關係，使民族之間互相不和睦。其實隻有在一言堂之下才會出現這種禁忌。他們忘了怕鬼有鬼的道理。如果是在民主國家，政府是應該回避，到底是應將嶽飛視為民族英雄，還是應將金兀術視為民族英雄這樣的問題。這是民間話題。何況二十五史也不可能改寫或禁毀，白紙黑字又不是翻天印，有什麽可怕的！心虛和強梁都不是維持團結和統一的靈丹妙藥。曆史就是一個過程，實在不必從中演繹出什麽神聖和禁忌來。比如，宋太祖、宋太宗立誌要“收複”燕雲十六州，向遼進攻，這算是為了統一，還是在想搞侵略？宋真宗時，遼直打到宋的澶州，這算是侵略還是在搞統一？倘若我們還要沉迷於人為製造出來的諸如此類的曆史黑洞，無異於是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在美國，由於人們有表達思想感情的自由，因此，人們可以自由籌款建立各種關於南北戰爭的紀念碑和博物館。在北方，紀念碑上用“國內戰爭”這樣的字眼，而南方的紀念碑則稱這場戰爭為“國與國之間的戰爭”。美國並沒有因此就出現分裂。這難道就不能我們得到一點啟示嗎？
為了製假販假，便不免會不顧曆史事實，將女真滅北宋、蒙古滅金和南宋之類的事情，看成是所謂的“兄弟鬩牆，家裏打架”。這大概隻有中國的天才人物才有本事構想得出來。嶽飛在“滿江紅”中吟唱，“靖康恥，猶未雪。臣子恨，何時滅。駕長車，踏破賀蘭山缺。壯誌饑餐胡虜肉，笑談渴飲匈奴血。”簡直是恨不得食肉寢皮，隻想白刀子進紅刀子出，這是什麽樣的家裏打架？！如果說嶽飛與金軍作戰是民族內部矛盾的話，今天的南非人同樣可以說當年殖民屠殺是內部鬥爭。
因此，我們必須承認，我們今天所保有的疆域，是曆代祖先亦文亦武、用劍也用筆不斷開拓出來的，中國曆史上也有過帝國主義、殖民主義，如果隻有仁義和和平，哪會有廣袤千裏的遼闊國土？
我們隻看到了印第安人被白人驅趕和屠殺的罪惡，卻沒有在回顧曆史時，發現我們祖先刀劍底下的血痕和冤魂。在沒有民族自決的時代，除了征服之外，還有什麽能作為開疆拓土的秘訣？征服的大軍很難想象從來都是仁義之師。翻開《資治通鑒》，你會發現，殺幾萬人就像殺小雞一樣平常。戰國時，僅上黨一役，秦國“前後斬首虜四十五萬人”。哪會像有的人所說的那樣：“周宣王辟地千裏，非貪侵也；所以除寇賊而安百姓也。”
今天，我們再到江浙時，已是殖民無痕，哪裏還能找到東越、閩越、東甌這些民族的蹤影？我們否定資本主義的殖民史，也無須以為我國民族的融合過程溫文爾雅，頂多隻有文攻而不會有慘烈的武鬥。實際上，有殺戮、有“遷虜”、有“謫戌”、有移民實邊、有同化、有吞滅、有屠城……《史記》卷一百二十五就記載有“天子募罪人伐朝鮮”。所謂“五胡亂華”時，漢人冉閔下令，屠戮胡、羯，不論貴賤、男女、老幼都殺。僅僅鄴中就死了20多萬人。如果隻有和平，哪來“戰國”？在13世紀初，南宋和北方人口合計達到了1．25億，但到了元滅宋14年後的1290年，元朝境內的人口隻有6000餘萬了。蒙古軍征服的過程就是一部罄竹難書的血淚史，動不動就進行屠城。蒙古軍隊在滅金時，從1213-1214年，“凡破九十餘郡，所過無不殘滅。兩河山東數千裏，人民殺戮幾盡，金帛、子女、牛羊馬畜皆席卷而去，屋廬焚毀，城郭邱墟”。比如在攻下保州後，蒙古兵“以殺為嬉”，以致“屍積數十萬，磷首於城，殆與城等”。在滅南宋的過程中，1275年伯顏屠常州，隻有7人躲過了這場劫難。順治二年（1645年），清兵屠城江陰，八月二十八日，“滿城殺盡，然後封刀。午後，出榜安民，城中所存無幾，躲在寺觀塔上隱僻處及僧某某等共計大小五十三人”。而揚州屠城就更慘了。順治二年四月，豫親王多鐸攻下揚州，死者僅僅“查焚屍簿數，共八十餘萬”，還不算那些落井投河、閉門自縊和被擄的人在內。江西到戰爭結束，“各縣大都不過數十家，或瓦礫空城”。有學者估計，在明末清初的浩劫中，人口耗損7000多萬，“從絕對數上來說，比曆史上任何一次浩劫死人都多”。乾隆的十全武功，其中就有平定準噶爾，當時，“因準部屢叛，窮搜穀壤，把這一種族人全殺光了。往往一部數千百戶，以次駢戮，或既降內移，中道襲殺，真是可憐，也足見清人殘忍的性格，結果是奄有了西北廣大的疆土。”這和當年歐洲人進入美洲又有什麽不同呢？當然可以人為地設置禁區，不讓討論這些問題，但問題就會因此而消失嗎？！
就近來說，孫中山的“中華觀”距今不到一百年，“中華民族”、“中華兒女”還可以說是新名詞，一百年的風風雨雨，一百年的西方觀念的熏染，都使得這些詞應付國內和國際形勢的挑戰時捉襟見肘。一味地靠強力來維係舊的觀念已是窮途末路。我國是一個多民族國家，過於強調民族主義，則既會傷人也會自傷。千萬不要等到不可收拾時，才想到改弦易轍。我們和我們的未來都需要新思維。
華夏族名稱的產生是由於夏朝的建立，到了漢朝，才有“漢”民族稱謂。華夏族隻是一個曆史時期的族稱，當然，後來不斷有人用它指稱漢族。但是，若以“華夏”來稱呼中國，用“華夏兒女”來稱呼中國人，則甚為不妥。
因為在曆史上，“華夏”是與“四夷”對應的。所謂“四夷”即東夷、北狄、西戎、南蠻。古人在“華夷”之辨上，是一點也不含糊的，而且對這種區分也是抱著一種自覺的態度。
比如，當年昭君出塞，在漢朝人看來不就是嫁到野蠻的外國去了麽？據曆史學家翦伯讚說，王昭君死後不久，最大多數的詩人就把昭君出塞當作一個屈辱事件寫成了詩歌，西晉詩人石崇《王明君辭》中便有“昔為匣中玉，今為糞上英”這樣的詩句。再比如，當匈奴的冒頓在信中對劉邦的老婆高後說誰“願遊中國”這樣的話時，自然不會認為到了長安不是出國訪問。而當季布對高後說“夷狄如禽獸”時，他難道會認為匈奴是“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員”？[1]當年漢王朝的人誰要是稱匈奴人是“華夏兒女”，對內對外都是異端之論。宋濂為朱元璋起草的北伐檄文，就認為蒙古、色目不是華夏族類。
況且，我們不是一向喜歡講“自古以來”麽？那麽，自古“華夏”就不是和我們今天的“中國”完全對稱，“華夏兒女”也不是今天我們所講的中國人的對應稱呼。以今就古，新問題不想新辦法，隻會造成許多不必要的尷尬。傳統儒家文化最講究尊崇列祖列宗，倘若讓格薩爾王的子孫、成吉思汗的後代、哈薩克族人……亦稱華夏兒女，豈不是忘了祖宗和曆史麽？更何況我國有些民族，如朝鮮族、哈薩克族、俄羅斯族、蒙古族、烏孜別克族、塔吉克族等，甚至在別的國家裏是國民的主體部分。隻要稍加思考，不就會發現，把他們都籠統地稱為“華夏兒女”實際上存在許多不利於人民團結國家統一的東西麽？現在散居於伊犁等地的俄羅斯族，是18世紀末20世紀初才從俄國境內陸續遷來的，也還有其他種族的人不斷入籍中國，難道可以一概統稱“華夏兒女”？在我後麵要講的“中華民族”這個概念，同樣存在這個問題。
企圖以“華夏”或“華夏兒女”作為一麵旗幟，來維護祖國的統一、增強民族間的團結和融合，既不明智又很難做到，甚至可能適得其反。除非我們能夠抹去少數民族的曆史記憶。否則它就可能引起一些時至今日依然民族意識很強的非漢民族的反感和抵製。霸氣和弄巧隻會加重隔閡和離心情緒。
其實我們沒有必要通過抹煞和偽造曆史來自欺欺人。對於民族融合，新時代必須想新辦法。
春節是“中華民族的傳統節日”？
現在，“中華”、“中華兒女”、“中華民族”是使用頻率很高的詞匯，而實際上這些詞如果作為官方用語，早已經不合時宜，用的越廣危害越大。
比如，不少人在寫文章時，都是不自覺地將春節稱為“中華民族的傳統節日”。
實際上這種說法是不妥當的。
藏族就不過春節，而是過藏曆年“洛薩”，這是藏族最隆重、最吉祥的傳統節日。毛難族的廟節、苗族的蘆笙節、壯族的歌墟節、傣族的潑水節、彝族的火把節，是這些民族最盛大的節日。春節並不是所有中國人的節日。再比如，每年4月5日前後的清明節被說成是“海內外華人祭祀祖先、緬懷祖先的共同節日”，這也是一種錯誤的提法。因為藏族、俄羅斯、哈薩克等民族根本就沒有清明節！
我們隻要對一些中學生都熟悉的曆史稍加回顧，就能將問題弄清楚。
在我們今天的主流觀念看來，鮮卑是所謂“中華民族”的一分子，是沒有多少人會產生疑問的。但在東晉的傅玄眼裏，鮮卑絕對不是中華之一脈。他說：“戎狄畜心，不與華同。鮮卑最甚……”當年朱元璋反元時提出的政治口號是“驅逐胡虜，恢複中華”，很明顯，至少這“中華”是沒有將“蒙古族”人包括在內的。鄭成功在《出師討滿夷自瓜洲至金陵》一詩中，也說“縞素臨江誓滅胡”，想必他也不會認為所謂的滿夷是“華人”。後來孫中山反清時提出的“驅逐韃虜，恢複中國，創立合眾政府”及“驅逐韃虜，恢複中華，建立民國，平均地權”奮鬥綱領中，也顯而易見，這“中華”至少是沒有將當時的“滿人”包括在內。也就是說孫中山曾一度在“中國”裏連滿族人的位置都沒有留，而滿清入關是“滅我中國”。親手製青天白日旗的陸皓東在《就義供詞》中稱：“與同鄉孫文同憤異族政府之腐敗專製…務求驚醒黃魂，光複漢族。…滿清以建州賊種，入主中國，奪我土地，殺我祖宗…”；被稱為“革命軍中馬前卒”的鄒容在《革命軍》緒論中說：“…石勒、成吉思汗等類以腥膻遊牧之胡兒，亦得乘機竊命，君臨我宇域，臣妾我神種”。……我們都說要勿忘曆史，當我們麵對這段曆史的時候，漢族以外的其他民族又會怎麽想呢？——在此，有必要順便指出，“中華民國”這個國號是含有民族狹隘意識的。——那些說中國從來就沒有類似西方那種大規模種族清洗的人，不妨想想“八月十五殺韃子”的傳說和“驅逐韃虜”的口號到底意味著什麽！
曆史又何必忌諱！不管它可能是多麽的不愉快，事實總歸是事實。我們沒有必要將古和今生拉硬扯到一塊，牽強附會。也沒有必要製造自古就是一家的大團結假象。
可是偏偏有冬烘先生認為，為了尊重我們國家的民族構成的現實，要有所避諱，否則，會變成挑撥民族關係，使民族之間互相不和睦。其實隻有在一言堂之下才會出現這種禁忌。他們忘了怕鬼有鬼的道理。如果是在民主國家，政府是應該回避，到底是應將嶽飛視為民族英雄，還是應將金兀術視為民族英雄這樣的問題。這是民間話題。何況二十五史也不可能改寫或禁毀，白紙黑字又不是翻天印，有什麽可怕的！心虛和強梁都不是維持團結和統一的靈丹妙藥。曆史就是一個過程，實在不必從中演繹出什麽神聖和禁忌來。比如，宋太祖、宋太宗立誌要“收複”燕雲十六州，向遼進攻，這算是為了統一，還是在想搞侵略？宋真宗時，遼直打到宋的澶州，這算是侵略還是在搞統一？倘若我們還要沉迷於人為製造出來的諸如此類的曆史黑洞，無異於是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在美國，由於人們有表達思想感情的自由，因此，人們可以自由籌款建立各種關於南北戰爭的紀念碑和博物館。在北方，紀念碑上用“國內戰爭”這樣的字眼，而南方的紀念碑則稱這場戰爭為“國與國之間的戰爭”。美國並沒有因此就出現分裂。這難道就不能我們得到一點啟示嗎？
為了製假販假，便不免會不顧曆史事實，將女真滅北宋、蒙古滅金和南宋之類的事情，看成是所謂的“兄弟鬩牆，家裏打架”。這大概隻有中國的天才人物才有本事構想得出來。嶽飛在“滿江紅”中吟唱，“靖康恥，猶未雪。臣子恨，何時滅。駕長車，踏破賀蘭山缺。壯誌饑餐胡虜肉，笑談渴飲匈奴血。”簡直是恨不得食肉寢皮，隻想白刀子進紅刀子出，這是什麽樣的家裏打架？！如果說嶽飛與金軍作戰是民族內部矛盾的話，今天的南非人同樣可以說當年殖民屠殺是內部鬥爭。
因此，我們必須承認，我們今天所保有的疆域，是曆代祖先亦文亦武、用劍也用筆不斷開拓出來的，中國曆史上也有過帝國主義、殖民主義，如果隻有仁義和和平，哪會有廣袤千裏的遼闊國土？
我們隻看到了印第安人被白人驅趕和屠殺的罪惡，卻沒有在回顧曆史時，發現我們祖先刀劍底下的血痕和冤魂。在沒有民族自決的時代，除了征服之外，還有什麽能作為開疆拓土的秘訣？征服的大軍很難想象從來都是仁義之師。翻開《資治通鑒》，你會發現，殺幾萬人就像殺小雞一樣平常。戰國時，僅上黨一役，秦國“前後斬首虜四十五萬人”。哪會像有的人所說的那樣：“周宣王辟地千裏，非貪侵也；所以除寇賊而安百姓也。”
今天，我們再到江浙時，已是殖民無痕，哪裏還能找到東越、閩越、東甌這些民族的蹤影？我們否定資本主義的殖民史，也無須以為我國民族的融合過程溫文爾雅，頂多隻有文攻而不會有慘烈的武鬥。實際上，有殺戮、有“遷虜”、有“謫戌”、有移民實邊、有同化、有吞滅、有屠城……《史記》卷一百二十五就記載有“天子募罪人伐朝鮮”。所謂“五胡亂華”時，漢人冉閔下令，屠戮胡、羯，不論貴賤、男女、老幼都殺。僅僅鄴中就死了20多萬人。如果隻有和平，哪來“戰國”？在13世紀初，南宋和北方人口合計達到了1．25億，但到了元滅宋14年後的1290年，元朝境內的人口隻有6000餘萬了。蒙古軍征服的過程就是一部罄竹難書的血淚史，動不動就進行屠城。蒙古軍隊在滅金時，從1213-1214年，“凡破九十餘郡，所過無不殘滅。兩河山東數千裏，人民殺戮幾盡，金帛、子女、牛羊馬畜皆席卷而去，屋廬焚毀，城郭邱墟”。比如在攻下保州後，蒙古兵“以殺為嬉”，以致“屍積數十萬，磷首於城，殆與城等”。在滅南宋的過程中，1275年伯顏屠常州，隻有7人躲過了這場劫難。順治二年（1645年），清兵屠城江陰，八月二十八日，“滿城殺盡，然後封刀。午後，出榜安民，城中所存無幾，躲在寺觀塔上隱僻處及僧某某等共計大小五十三人”。而揚州屠城就更慘了。順治二年四月，豫親王多鐸攻下揚州，死者僅僅“查焚屍簿數，共八十餘萬”，還不算那些落井投河、閉門自縊和被擄的人在內。江西到戰爭結束，“各縣大都不過數十家，或瓦礫空城”。有學者估計，在明末清初的浩劫中，人口耗損7000多萬，“從絕對數上來說，比曆史上任何一次浩劫死人都多”。乾隆的十全武功，其中就有平定準噶爾，當時，“因準部屢叛，窮搜穀壤，把這一種族人全殺光了。往往一部數千百戶，以次駢戮，或既降內移，中道襲殺，真是可憐，也足見清人殘忍的性格，結果是奄有了西北廣大的疆土。”這和當年歐洲人進入美洲又有什麽不同呢？當然可以人為地設置禁區，不讓討論這些問題，但問題就會因此而消失嗎？！
就近來說，孫中山的“中華觀”距今不到一百年，“中華民族”、“中華兒女”還可以說是新名詞，一百年的風風雨雨，一百年的西方觀念的熏染，都使得這些詞應付國內和國際形勢的挑戰時捉襟見肘。一味地靠強力來維係舊的觀念已是窮途末路。我國是一個多民族國家，過於強調民族主義，則既會傷人也會自傷。千萬不要等到不可收拾時，才想到改弦易轍。我們和我們的未來都需要新思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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