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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岩最早的一部長篇小說《便衣警察》,發表於1982年,這部小說當時沒有產生什麽影響。雖說後來有個“金盾文學獎”授予了海岩,但“金盾文學獎”不是重要的文學獎項,其門檻不高與複蓋範圍有限,文學界對之從不在意。1987年,同名電視連續劇播映後反響不錯,卻也沒有多少令人回味的東西。時至今日,已經很少有人記得這部小說和電視劇的內容或細節,隻有劇中的主題歌“幾度風雨幾度春秋……”還有流傳,而其演唱者劉歡因此得名,之後憑其演唱實力成為歌壇大腕。
平心而論,《便衣警察》這部小說,還有稍後的一個中篇《死於青春》,內容還是很好的。至少就其故事的社會背景(“四人幫”時代特別是1976年“天安門事件”)下的小人物的命運是理應受到文壇關注的,何況這些人物多多少少帶有反抗“四人幫”的意味,卻未見文壇關注——對這一點我很難理解。如果就故事結構和敘事方式來說,海岩的這兩部早期作品還相當幼稚。特別是《便衣警察》,文字功力不足顯而易見,篇幅也太長(照其內容根本不必花57萬字來寫),但是我們別忘了,所謂“新時期文學”的兩篇標誌性小說:盧新華的《傷痕》和劉心武的《班主任》,寫得也很幼稚,何況它們還都是短篇。
這以後,海岩忙於他的酒店管理事業,直到九十年代中期,發表了他的第二部長篇小說《一場風花雪月的事》。1998年,同名電視連續劇播映,反響熱烈,當時還是北京電影學院三年級學生的徐靜蕾因主演呂月月一夜成名。
雖然正統評論家沒有對這部小說及電視劇給予比較高的評價,我個人對它們的評價卻比較好。呂月月的個人悲劇反映了當代年輕人在理想、事業、愛情和物質欲望的衝突下迷失自我的過程,時下正有千千萬萬年輕人以不同的方式經曆這一過程,這正是這一部小說的意義所在。呂月月的故事表現了人性中最基本最內在的那些方麵,我不知道海岩是否有足夠的認識。小說的結尾,作者借伍處長的口作出評價:“可惜,她太幼稚了,而且,有個很不好的毛病——太善變了。就像過去毛主席打遊擊時批評的那種機會主義一樣……”(那一段話就象政治報告,太長了,此處不全錄),這種文不對題的官方口吻有點叫人啼笑皆非。
另外,《一場風花雪月的事》也是海岩所有小說中最流暢可讀的一部。這不僅是因為它的篇輻較短,也因為它采用了簡單的敘事角度:以呂月月向記者自敘為主,以記者所見所聞為輔。這樣就避免了許多不必要的枝蔓,也省掉了一些寫景和內心獨白的亢繁文字。在後來的小說中,海岩有時喜歡來點寫景和內心獨白——在這些方麵海岩的文字功力實在不見高明,還是省省好。
同名電視劇拍得不錯,導演趙寶剛還是有足夠功力的。隻是我覺得趙寶剛好象忽視了小說中呂月月母親的信佛,以及她得知女兒死訊時的冷靜與淡漠。海岩似乎有意宣揚了一種宿命,小說結尾寫呂月月母親回老家去時加了一句:“她本不曾想到她會是那個曾經不可一世的罪惡家族中的最後一個幸存的人。”這種表述太過份了,降低了故事的普遍意義,透露出一種“血統論”意識。由此看來,海岩的思想幼稚得很,他寫了一個有深意的故事卻不明白深意在哪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