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導師理查德.布羅帝

	我的導師理查德.布羅帝去世五年了。和我熟悉的朋友我都會給他們講到他. 直到現在我還時常想他。想他說的話和他做的事。 我到美國的頭八年半時間裏，他是我的精神保護神。 理查德是我們學校負責幫學生找工作的placement office的主任。認識他是我到美國一個月後的事情。我當時隻身來紐約讀商校。找到房子後房東一家就旅行去了。因為沒有任何朋友又趕上開學前的勞動節。有４天我沒和人說過一句話。我當時有對新世界的恐懼和遠離家庭的悲傷。在日記裏我提醒自己不要哭。哭會讓人失去戰鬥力。來美的頭４個星期我沒有哭。看到學校有placement office，我帶著簡曆敲了理查德辦公室的門。當他問清我是國際學生後，就告訴我沒有工作許可，不能找工作。我回答他說：我不要錢，就想和人打交道，和人說話。他放下我的簡曆看著我說：you must fell lost in this big city. 聽他這句話我的眼淚流了出來。到美國一個月和他談了沒幾分鍾，我哭了.等我情緒平靜點後，他說：下星期是猶太人的新年,我不在. 你可以過來幫我接聽電話３天。我不能付你工資。但我可以做你的導師。你在學習上有什麽問題，盡管來找我。從那天起，他成了我的導師和朋友。 我們每周談話兩小時。理查德是曆史學博士。開始時，他給我解釋許多複雜的英語詞匯和簡稱。我們談到了我們的家庭，不同的理念，猶太文化，紐約市，世界曆史...他和我講凱倫，他的愛妻和他的兩個孩子，雷切爾和丹尼爾。他是那樣的愛他的家人。我雖然沒見過他們，但對他們的故事都很熟悉。我一直認為理查德是模範丈夫和模範父親。許多學生得到理查德的幫助。我隻是其中之一。他幫我審查我的財務分析論文，糾正我的簡曆，和我做模擬麵拭。後來，他組織了係列講座，教學生餐桌禮儀，small talk，提高麵試技巧。他還發起了一個海外學習辦事處。讓想去國外學習的美國學生了解國外文化。他做的一切都是純粹以幫助學生為出發點。 畢業後，我和凱倫成了朋友. 大概每隔一個月我會和他們夫妻倆一起吃晚飯。飯桌上大多是我和凱倫講，理查德當聽眾。後來理查德和凱倫有去中國旅遊。他們還專門見了我在北京的家人。我們的友誼變成了兩個家庭的友誼。 在很多人眼裏。理查德的一生不能算是成功。他是個左派理想主義者。年青時還有過毛澤東的紅寶書。博士畢業後他在皇後區的大學裏教曆史。８０年代出紐約財政破產，公立學校裁員。他失業在家７年。一家人就靠當兒童心理學家的凱倫一個人的收入撐著。他失業其間有去做人壽保險銷售。還賣過洗車機。都非常不成功.８０年代底他找到這份placement office主任的工作。沒想剛幹５年，發現得了淋疤癌。在凱倫的鼓勵下他和癌症做鬥爭。我和他認識時他剛戰勝癌症恢複工作不久。九年後癌症複發奪去了他的生命。 我很幸運來美不久就遇到理查德。他就像我在紐約的叔叔。來美的開始８年我在尋愛的路上磕磕碰碰。每當情緒低落時，就會給他打電話。He is always there. Literally, I felt my spirit got lift up ever time after I talk to him。他與癌症的鬥爭的勇氣，他對他的家庭的愛，對知識的激情，幫助任何需要的人的善良，這些品質激勵我象他一樣做人. 在我心裏他是世上少有的富翁。他去世時遺體捐贈做醫療研究。沒有葬禮隻有追思會。在猶太教堂３百人的追思會場大家都有掉淚。試問世上有多少人去世有百人為之哭泣？ 記得一次和理查德吃午飯後我們在市政府附近觀察示威遊行。 當時是紐約群眾抗議誤殺黑人Amadou Diallo的警察被判無罪。示威遊行浩大，下城交通基本都癱瘓了。 理查德問我對示威遊行的看法。我的回答是：認為警察被判無罪不公平。但遊行讓交通癱瘓是否太過了。理查德看著我認真的說："如果大多數人不站出來保護少數人群的利益。世上就不會有公道"。他的這句話永遠記在我心裏。

[偶燈斯陋]

"如果大多數人不站出來保護少數人群的利益。世上就不會有公道"。聽過一個朋友（也是猶太人）說過類似的話。他們好像認為如果麵對不公正的事物，不站出來反對，就是與之同流合汙，就是也成為了不公正的事物的一部分。這種看法也許是與他們受過放逐受過壓迫的曆史有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