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到底選誰接班？

毛澤東到底選誰接班？

送交者: JollyRoger

香港中文大學曆時七年，組織了一套十卷本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史》，目前已經出版六卷。我讀過其中的幾卷之後，對史雲、李丹慧所著的第八卷《難以繼續的“繼續革命”》興趣最大。本文略談一些初步的感受。

《難以繼續的“繼續革命”》敘述的是１９７２年到１９７６年中國大陸的曆史。這幾年，中國政層可謂波翻雲譎、撲朔迷離。當時毛澤東已經處於人生的暮年，雖然大權在握，一言九鼎，但重病纏身，深居簡出，甚至視力和語言表達也發生了障礙。他最大的焦慮就是選擇接班人。在這四年間，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領導人先後更換了周恩來、王洪文、鄧小平、華國鋒四位。先後有可能進入毛澤東接班人選擇視野的還有江青、張春橋、紀登奎、李德生等人。在他和其他領導人之間溝通信息的有張玉鳳、毛遠新、王海容、唐聞生等人。此前出版的各種著作，對毛澤東選擇接班人有各種不同的說法。官方的史著，往往誰在台上就突出宣傳誰的合法性。華國鋒當政，強調毛對華的信任。鄧小平當政，又強調毛對鄧的賞識。民間的史著，曾有相反的觀點，比如辛子陵認為毛的本意是傳位於江青。由於官方檔案解密程度太低，有些關鍵細節甚至沒有留下文字檔案，又由於網上、海外媒體上流傳的某些文字貌似史料，實為小說家言，造成眾說紛紜，真偽莫辨，魚目混珠的局麵。

本書用相當大的篇幅敘述和考辨了毛澤東晚年選擇接班人的相關問題，對周恩來、鄧小平、王洪文、張春橋、江青、華國鋒都有分析。對周，毛是既不滿意，又不能不用。周死在毛之前，不成為問題。王洪文是“劉盆子”式的人物，毛曾經寄予厚望，試了試，扶不起來，毛放棄了。毛澤東不懷疑鄧小平的能力，1975年的一段時間讓他主持工作。他不肯出麵操作肯定文革的曆史決議，終於讓毛失望。毛自認為一生辦了兩件大事，文革是其中之一。否定了文革，就否定了自己的一半。毛看出鄧對文革有否定之意，臨終前發動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讓鄧再次下台。毛澤東是否有意讓江青接班？到目前為止，我還沒有看到肯定者的證據裏有哪一件令人信服。不難分析，江青積怨甚多，高層人際關係太差，毛是十分清楚的。毛對她是恨鐵不成鋼。本書認為，“從鞏固文化大革命成果的角度看，毛澤東最合適的接班人是張春橋。”（P184）類似的觀點高文謙曾經表達過。毛澤東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思想的忠實傳人的確是張春橋。書中頗有新意的一點，就是以相當篇幅，客觀地說明張春橋雖然在曆史上有問題，但不是叛徒和國民黨特務，而且這些問題在文革前已經交代，並有組織結論。以今天的眼光看，作為十五歲的中學生，張春橋短暫地參加“華蒂社”，知道其有複興社的背景又退出，確實不能算國民黨特務。在上海，被和中央失去聯係的黨員組織的中國共產黨上海預備黨員委員會吸收為黨員，更不能說明張春橋當時不想革命。林彪、康生、周恩來先後以張春橋的曆史問題，阻止毛對張的信用，都是當時政治環境下的需要，而且也取得了成功——毛澤東最終沒有把最高權力交給張春橋，但毛對張春橋一直懷有好感，並欣賞他的才幹。本書提到，１９７６年“一月中旬，毛遠新來見主席，他問主席，對總理的人選還有什麽考慮？主席想了一下說：“要告訴王洪文、張春橋讓一下。然後，主席就又扳著手指數政治局委員的名字，最後說，還是華國鋒比較好些。毛遠新點頭說是。就這樣，主席提議華任代總理，主持政治局工作。毛遠新出來對我說：幸虧他先去了（指周總理去世），主席自己把接班人選好了。這是大事。”（Ｐ610，作者引自張玉鳳：《回憶毛主席去世前的一些情況》）本書還提到：“天安門事件他（毛）坐臥不安，不斷叫毛遠新問情況。毛遠新問他叫誰接班，他的意見是張春橋。毛遠新說，張春橋太陰，不孚眾望。毛澤東問毛遠新的意見，毛遠新說讓華國鋒接班比張春橋好。直到文革後毛遠新在被關押中，還在表功，說華國鋒當主席是他推薦的。”（Ｐ658）這個細節雖然新穎，但近日有熟人與毛遠新核實，結論是並不準確。毛遠新說自己對華國鋒不了解，否認自己當時曾經向毛澤東推薦華國鋒為接班人。好在本書敘述這件事時的口氣是“有人說”，並沒有把這件事當作定論，而是當作一個有待考證的線索。我認為，在堅持文革路線上，毛澤東知道隻有江青、張春橋才是死心塌地的自己人。但又擔心讓樹敵過多的張春橋主持中央工作，當時就可能打破中央政治局已經十分脆弱的平衡格局，在他生前就會使已經十分緊張政治格局變得更加緊張。於是隻好選擇一個既能在中央政治局為較多人接受，又能肯定文革的人來接班，於是選擇了華國鋒。

當時的中央政治局主要由三派組成。第一派王、張、江、姚，是文革的急先鋒。第二派是葉劍英、鄧小平、李先念這些老人，文革中受過不同程度的衝擊，對文革有抵觸。第三派是華國鋒、汪東興、陳錫聯、吳德、紀登奎這些人，他們沒有參與文革的發動，但在文革中得到了提升。毛的如意算盤是讓第一、三兩派團結起來，共同掌權，鞏固文革成果。書中提到“毛澤東感到在自己還能說話和頭腦清醒時，需要有個交代。他兩次交代當時在他身邊值班的人華、王、張、汪和毛遠新五個人要團結。（Ｐ663他在六月中旬還把以上五人和江青、姚文元、王海容叫到床前談發動文化大革命“擁護的人不多，反對的人不少，”“和平不成就動蕩中交，搞不好就得血雨腥風了。你們怎麽辦，隻有天知道。”（Ｐ660）毛澤東什麽都想到了，就是沒有想到在他去世後不到一個月，就由華國鋒主導，第二三兩派就聯手行動，把第一派抓起來。而第二派又在數年之後，把第三派擠出政治舞台，否定了文革。

在粉碎四人幫的問題上，葉劍英的態度很容易理解。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實際上也是批葉。汪東興的態度也很容易理解，1970年的廬山會議，汪東興已經跟著林彪向張春橋發難，為此做了檢討，後來由毛保他過了關。華國鋒為什麽要采用非常手段抓四人幫？最近熊蕾的文章提到葉劍英的兒子葉選基說，“葉帥認為，這個事情隻有華國鋒能這麽幹。周總理如果在世，幹不出來，小平也幹不出來。葉帥也沒有想到有這麽一下，也不敢想。”我想，這和江青在政治舞台上上活動十年的所作所為有直接關係。江青依仗毛澤東夫人的特殊地位，一人之下，萬人之上，想整誰就整誰，誰和她共事都沒有安全感。她喜怒無常，盛氣淩人，華國鋒實在沒法和她長期共事。張春橋內心認為華國鋒鵲占鳩巢，取代了自己應有的位置，也不服氣。華國鋒與其在會議室裏和他們當麵發生不愉快，惹來沒完沒了的麻煩，不如采取非常手段，讓他們從眼前徹底消失。他越是在資曆和聲望上不如周恩來和鄧小平，越需要冒險采取非常手段。本書對這種非常手段的評價很有意思：“武力解決‘四人幫’的做法，在黨內雖然不合程序，但文革中黨內程序已經蕩然無存。打倒劉少奇、鄧小平、陶鑄、賀龍、林彪等，沒有一個是召開正式會議決定的。正所謂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P694）

對於粉碎四人幫過程中各個領導人的作用，本書也作了認真的分析。作者認為按照重要性排隊，應該是華國鋒、葉劍英、汪東興、李先念、吳德。（P675）就是說，華在葉前，汪在李前。對當時其他政治局成員的態度，也一一加以評析。上世紀八十年代，華國鋒、汪東興、吳德在政壇上失勢，國內對於這段曆史的評說相當走形。因為抓四人幫是功勞，所以隻講葉劍英、李先念的作用，而淡化華國鋒和汪東興的作用，吳德的作用幾乎無人提及。隻是在他去世後出版了口述回憶，細節才浮出水麵。

武力解決“四人幫”迄今已經２２年，雙方的當事人華國鋒、葉劍英和王、張、江、姚均已作古。在世的隻有汪東興了。從中央文件到一般的史著都說，是華、葉、汪搶在前麵，粉碎了四人幫的武裝政變計劃。但本書卻用一節的篇幅，梳理了已經公諸於世的相關史料，考證出這樣的結論：“‘四人幫’在毛去世後這段時間裏，並沒有製定什麽政變計劃，也沒有做什麽發動政變的準備，更沒有確定葉劍英所說的10月10日政變時間。他們當然有奪權的野心，但說想完全取代華國鋒，尚為時過早。他們的活動，主要是給華和中央施加壓力，維護和擴大他們自己的權力、地位。”（P694）我認為本書的觀點是有說服力的。當時的中央領導人宣傳四人幫有政變計劃，是為了占領輿論製高點，增強武力解決四人幫的政治合法性。政治鬥爭的需要和史學研究的宗旨畢竟是兩碼事。時過境遷，現在是恢複曆史的本來麵目的時候了。

治史有不同的宗旨。有的追求集大成，有的追求填補空白，有的追求還原史實，有的追求反思成說，有的追求史學方法的創新。幾個層麵的工作都需要。大陸學者在言論和出版相對自由的香港出書，如果按照官方的曆史結論框架，補充一些材料，做一些集大成的工作，其意義不可估計過高。而有意填補官方故意遮蔽的曆史盲點，以紮實的考證挑戰官方的不實結論者，則必須予以重視。雖然本書運用的史料、得出的結論尚不無可以商榷之處，但在填補空白和質疑成說方麵，則可圈可點，令人刮目相看。研究中國的當代史、文革史，最需要提倡這樣的膽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