殉難的華沙 狂歡的巴黎
本文摘自《書屋》雜誌2004年第10期 作者：肖雪慧
1944年8月，華沙和巴黎先後爆發了反對德國占領軍的人民起義。六十年過去了，但兩場起義在起因、過程和結局等諸多方麵都有耐人尋味的可比性。
一、華沙起義
（一）華沙罹難於納粹德國行將總崩潰時
1944年6月盟軍諾曼底登陸後，不斷由西向東推進。7月下旬，蘇聯地麵部隊從東麵逼近已經淪陷近五年的華沙，空軍開始在靠近華沙的機場起飛轟炸駐紮華沙的德軍。橫行歐洲數年的納粹德國已作困獸之鬥。
整個二戰中，波蘭承受了最深重的民族苦難，但不屈的人民在納粹鐵蹄下一直進行著有組織的地下抵抗。隨著戰局進展，解放的曙光已然露出，起義準備在進行之中。在倫敦的流亡政府授權波蘭地下軍領導人適時舉行總起義，阻止德軍在波蘭境內特別是在首都華沙死守作戰。長時間以來，蘇聯電台也一直敦促波蘭人發動總起義，並承諾提供軍事援助。7月29日，莫斯科電台播放呼籲，要求華沙地下組織舉行反德國占領軍暴動，加速最終解放進程。呼籲指出德軍設置防守據點進行抵抗的計劃會給城市造成破壞。整個呼籲以“不積極奮起自救，一切將化為烏有”的警告結束。31日傍晚，蘇軍坦克在華沙東麵突入德軍防線，德軍已開始從華沙撤退。從德國軍用無線電台得知這一消息的波蘭地下軍司令部決定於次日下午五點舉行起義。
8月1日，也就是莫斯科電台播放呼籲之後第三天，華沙起義爆發了。起義者從下午五點開始進攻占領軍，不到十五分鍾，全城百萬居民都卷入了戰鬥，三天內控製了大部分地區。但在兵力和武器裝備上對起義的華沙人具壓倒優勢的德軍從各個據點進行瘋狂反撲，起義者籲請近在咫尺的蘇軍支援。如果此時得到援助，起義前景仍然光明。然而一直敦促波蘭人發動總起義的蘇聯電台沉默了，先前承諾的軍事支援不僅拒絕兌現，蘇軍還停止了對駐華沙德軍的空中轟炸和地麵進攻，而且後撤了一段距離。在一場滅頂之災和大屠殺即將降臨華沙的緊急情況下，從8月初到8月中旬，丘吉爾和羅斯福一再致電斯大林敦請采取支援行動未果，不得已，隻好努力從一條遠得不能再遠的空中航線向華沙抵抗戰士空投軍火和食品，但執行任務的英國或美國飛機空投後需要就近在蘇聯領土著陸加油。然而就連這一請求也遭斷然拒絕，理由是“蘇聯政府不希望直接或間接跟華沙的冒險發生瓜葛”〔1〕。鑒於華沙情況危機，20日，丘吉爾和羅斯福再次致電斯大林：“如果華沙的反納粹分子事實上被棄置不顧，世界輿論會說些什麽。我們深信我們三人都應竭力從那裏拯救盡可能多的愛國者。我們希望你們向華沙的波蘭愛國者空投救濟補給品和彈藥，不然，你們能否同意幫助我們的飛機來迅速進行空投。我們希望你會讚同。時間因素是極端重要的。”斯大林在兩天後的回電中幹脆把起義說成“罪犯集團旨在奪權而在華沙發動冒險事件”〔2〕。——戰後，由於斯大林這一斷語以及清除異己的需要，曾長期堅持抗德鬥爭並在華沙起義中流血犧牲的波蘭抵抗戰士，死者蒙汙，幸存者入獄，直到1956年才恢複名譽。
彈盡糧絕、孤立無援的華沙人幾乎赤手空拳地進行著無望的鬥爭。一位華沙婦女致教皇的信是這種情況的真實寫照：“最尊敬的聖父……三周以來，我們固守著我們的要塞，缺食少藥，華沙已成廢墟。德軍殘殺各醫院中的傷員。他們驅使婦孺走在他們前麵，以保護他們的坦克。關於孩子們用汽油瓶跟坦克戰鬥並燒毀坦克的報道毫無誇張之處。我們母親眼看著兒子們為祖國和自由而犧牲……現在沒有人援助我們。俄國軍隊在華沙的大門口已經三周了，但寸步不前。來自英國的援助不足。世界無視我們的戰鬥，隻有上帝和我們在一起。”〔3〕
德軍從空中和地麵狂轟濫炸了六十三天。10月2日，這個英雄城市投降了。在投降前的最後幾次廣播中，有這樣一段話：“這是地地道道的老實話。我們遭受的待遇比希特勒的仆從國還要壞，比意大利、羅馬尼亞、芬蘭更壞。公正的上帝，對波蘭民族所承受的可怕的不公正作出裁決吧，希望他因之懲治那些犯罪者。”〔4〕
三個半月後的1月17日，蘇軍作為華沙的“解放者”入城時，華沙已是一座屍橫遍地、到處瓦礫和廢墟的空城。莫斯科電台“7.29”呼籲的最後一句話是“不積極奮起自救，一切將化為烏有”，華沙人民英勇奮起了，蘇軍坐視起義者潰敗和遭屠殺，華沙真正“化為烏有”了。
（二）不是第一次罹難
波蘭有上千年悠久曆史，人民資質聰明、氣度恢宏、宗教信仰深厚，卻命運多舛。
在歐洲民族國家大多作為專製君主國家崛起的十五六世紀，波蘭走的另一條路：國王由全體貴族選舉產生，隻有議會才能製定法律。這是一個有國王的共和國，與英國政體頗為形似。但她沒有英國的富有和四麵環海的天然屏障，也沒有山脈構成的屏障和確定的邊界，而鄰國是與她敵對並虎視眈眈覬覦著她領土的俄羅斯、普魯士、奧地利這三個大君主國。關於波蘭的狀況和處境，史學家Ｈ·Ｇ·威爾斯是這樣說的：“一個貧窮的、天主教的、內陸的不列顛，完全被敵人而不是海洋包圍著。”
1772年，波蘭第一次被俄、普、奧三國瓜分。經過十幾年鬥爭，通過了有波蘭在歐洲國家中的貴族特許狀之稱的1791年憲法，處境有所改善。但俄、普、奧隨即在1793年進行了第二次瓜分。次年爆發科斯丘什科領導的全民起義。俄軍鎮壓了起義，並對起義者和平民進行了大屠殺，波蘭的領袖人物被監禁、流放。隨之而來的1795年第三次瓜分，把這個共和國從現成國家中一筆勾銷。波蘭從歐洲地圖上消失了，但她仍然在波蘭人心中，人民為重獲獨立而進行的鬥爭從未停息。1831年，波蘭人為擺脫俄國統治舉行大規模起義，遭到更殘酷鎮壓。數以百計起義領袖被槍殺或流放西伯利亞。從此波蘭作為一個被征服的省份接受沙皇統治，並當成危險民族被強製俄羅斯化。波蘭固有文化受到嚴重摧殘，人們被強製信奉東正教、被禁止使用自己的語言。俄羅斯化的殘酷，從以下事實便可見一斑：十九世紀的波蘭有著輝煌的流亡文學，但波蘭人要了解自己的文學卻隻能通過俄文譯文來實現。
自1795年第三次被瓜分，曆經一百二十三年無望的鬥爭、等待，直到一戰後，被三個專製的世襲王朝合謀滅掉的波蘭才又重新作為獨立國家站立起來。但東西兩麵分別暴露在蘇俄和德國的敵視和覬覦下。1939年8月23日斯大林和希特勒簽訂了蘇德互不侵犯條約和瓜分波蘭的秘密議定書。蘇德條約為德國進攻波蘭開了綠燈。希特勒在東麵有蘇聯的縱容，又以為西方國家不會援救波蘭。9月1日，也就是蘇德條約簽字一周後，德國入侵波蘭，英、法對德宣戰，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盡管波蘭軍隊的英勇頑強令德國大為吃驚，但終不敵強大的德軍，不到三周就潰滅了，政府被迫流亡。9月17日，與波蘭有互不侵犯條約的蘇聯派兵從東麵入侵，18日在布列斯特－利托夫斯克與德軍會合。麵對大國侵略，發生在首都華沙的最後抵抗偉大而悲壯，血戰到9月28日才被德軍攻陷。29日，蘇德瓜分波蘭的條約正式簽字，波蘭作為一個國家再次被消滅。〔5〕苦難深重的波蘭民族要麵臨的是一個前所未有的黑暗、恐怖時期。
（三）死於黎明前夕的波蘭抵抗運動
波蘭淪陷了，但她很快就組織起一個地下政府。地下政府不僅領導了一個堅強、團結、受絕大多數人民支持的抵抗運動，而且有法院，發行公債，甚至有一個初步的教育製度，還與倫敦的流亡政府保持著密切聯係。
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後，斯大林既與希特勒合謀瓜分，又趁火打劫，在戰爭初期毫不費力就攫取了大片領土，之後則聽任德國挨個占領歐洲各國，包括與蘇聯利害攸關的巴爾幹國家。但1941年6月，希特勒撕毀蘇德互不侵犯條約，向蘇聯大舉進攻。蘇聯在為了生存必須與納粹德國殊死鬥爭之時，才跟波蘭流亡政府建立了外交關係。
1944年7月，蘇軍以解放者身份越過波蘭邊界，身份與五年前作為希特勒的合謀入侵者和瓜分者越過波蘭邊界時不同了。但蘇軍一進入波蘭，斯大林立即撇開一直領導著波蘭抵抗運動的流亡政府和地下政府，23日設立了一個後來被稱作盧布林委員會的傀儡政權。盧布林政權的人與國內抵抗運動沒什麽關係，當地下組織團結人民進行抵抗時，他們在莫斯科受訓；當納粹德國麵臨盟軍東西夾擊已顯崩潰之勢時，他們被紅軍運送回波蘭；當德軍以血腥屠城報複華沙起義時，他們沒有為拯救華沙人和華沙城做任何努力。這個聽從莫斯科命令的小圈子在波蘭毫無代表性、毫無民眾基礎。但斯大林的既定目標是把盧布林政權強加給波蘭以使波蘭蘇維埃化。華沙起義後，斯大林背信棄義拒絕援助，又設置障礙使英美對華沙的支援難以進行，把正在遭受屠城之難的華沙置於孤立無援境地。他借行將覆滅的納粹之手除掉了波蘭獨立抵抗力量，為沒有民眾基礎的盧布林政權清除了競爭對手。
起義的華沙在英勇抵抗六十三天後投降，標誌著波蘭的獨立抵抗運動徹底終結。此時，西歐、中歐國家正紛紛獲得解放。
二、巴黎起義〔6〕
（一）一場要避免而未能避免的起義
巴黎起義是在華沙起義之後半個多月舉行的。從盟軍的全盤戰略考慮來說，這是一場必須避免的起義。
巴黎無論對德國方麵還是對盟國都極其重要，解放巴黎，無疑會極大地鼓舞世界反法西斯鬥爭。然而，以下原因使盟軍最高統帥艾森豪威爾決定推遲解放巴黎。一是過早進攻巴黎勢必與決心死守巴黎的德國人發生激烈巷戰，這既使橫掃法國本土的兵力陷入消耗極大的城市爭奪戰，又將冒毀滅這座世界名城的危險；二是過早攻占巴黎後盟軍要承擔的民政責任對部隊作戰能力造成嚴重限製，並且為了供應巴黎兩百萬居民的生活必需品要耗費掉部隊大量油源，必使進軍萊茵河的壓倒性目標嚴重受挫。而巴黎的毀滅、部隊作戰能力的受限和拖延向萊茵河進軍，都是決不允許發生的。最高統帥部擬定了一個可以避免在巴黎打一場破壞性巷戰、可以把軍隊推進到最能發揮作用的坦克地帶、可以節約寶貴汽油的解放巴黎計劃。這一從南北方向對巴黎作鉗形包圍的計劃至少要到9月中旬才能完成部署。但如果巴黎發生起義，整個部署將被打亂。為避免出現這種意外，艾森豪威爾向總部在倫敦的抵抗運動各派武裝的聯合組織“法國國內部隊”首腦柯尼希將軍發出“堅定指示”，在他發出命令之前，“巴黎或任何其他地方都不得發生任何武裝行動”，“不能讓巴黎發生任何事情改變我們的計劃”。
可巴黎人早已急不可耐要擺脫德國占領。盡管華沙燒成一片火海的消息震驚了巴黎，但當美國軍隊於8月15日在法國南部裏維埃拉登陸後，巴黎人要采取行動洗刷四年被占領屈辱的衝動已經不可遏止。當推遲解放巴黎的指令送達國內抵抗組織時，起義準備已經就緒。抵抗組織內部的分歧和鬥爭使情況陡然間複雜起來。
法國同波蘭一樣有相當活躍的抵抗運動，但不同於波蘭抵抗運動的團結和統一，而是存在多個派別。雖然有“法國國內部隊”這一抵抗運動各派武裝的聯合組織在倫敦協調關係，但各派自成體係，有自己不受聯合組織控製和約束的組織結構、隸屬關係，協調工作極其困難。其中，戴高樂派和法國共產黨是抵抗運動中擁有最強武裝力量也對民眾影響最大的兩個派別。戴高樂創立的自由法國是法國最早的抵抗組織。1940年6月貝當投降，7月在維希成立與德國合作的偽政權。維希政權還未成立，戴高樂就在倫敦發表了著名的“6.18”廣播講話，號召法國人民抵抗，並創立了“自由法國運動”，從倫敦領導法國的抵抗運動，使法國剛被占領，有組織的國內抵抗運動就出現了。此時，作為共產國際法國支部的法共沒有參加反對德國的鬥爭。直到1941年6月德國進攻蘇聯後，法共才加入反對德國人的抵抗運動。共產黨極強的組織紀律性給抵抗運動帶來了最有戰鬥力的隊伍，經過三年努力，法共影響迅速擴大。兩大派別除了在反對德國占領上是共同的，沒有共同的思想基礎和價值基礎，政治目標上更是相互敵對，而法共一直與莫斯科保持著聯係並接受莫斯科指示也加深了對立。由對付德國占領所掩蓋的雙方矛盾，在法國臨近解放之際便尖銳起來。
雙方都希望及早解放巴黎，都想通過解放巴黎這一政治行動確立自己對未來法國的領導權，都清楚沒有盟軍力量配合的起義代價慘重。戴高樂要求盟軍最高統帥部改變計劃提前進攻巴黎的努力沒有結果，命令國內代表務必防止在盟軍兵臨城下前舉行起義。而巴黎的共產黨已經得到上級領導機構命令，決心不計代價——用起義策動者的話說，“巴黎值得死二十萬人”——造成共產黨領導起義的既成事實。危機一觸即發。8月18日，戴高樂派地下組織法國總部發往倫敦的電報敘述了巴黎的緊張局勢：“任何抵抗組織稍有不耐所引起的局部事件都足以導致嚴重麻煩，德軍似已決定並集中必要手段進行血腥報複……您有必要向盟軍交涉，要求迅速攻占巴黎。通過英國廣播公司以最尖銳最明確語言正式警告居民避免華沙事件重演。”就在這一天，在一個受法共控製的秘密會議上強行通過決議，決定第二天舉行起義。整個起義計劃中重要的一點是把戴高樂派領導人蒙在鼓裏，使其無法製止起義。
在起義已經無法阻止的情況下，法共巴黎小組和已獲知起義即將發生的戴高樂派在8月19日清晨先後舉事，這場必須避免的起義終於未能避免。
（二）巴黎危機
起義開頭似乎進展順利，很快蔓延全城。然而巴黎是希特勒不計代價要保衛的。在與德軍坦克發生遭遇戰後，起義行動當天就陷於困境。受命死守、守不住就把巴黎夷為平地的巴黎城防司令馮·肖爾鐵茨已經決定次日天明時對起義實施空中和地麵打擊。一旦實施這一不可挽回的步驟，巴黎毀滅在即！
然而，這座世界城市的命運對於當事或不當事的各方，都是一個格外沉重的問題。就連一貫奉命行事的德國將軍馮·肖爾鐵茨也變得猶豫不決。瑞典總領事的嚴肅警告——“夷平巴黎，會犯下一樁曆史永遠不會寬恕的罪行”，使他不得不考慮自己承不承擔得起毀滅巴黎的罪責。他接受了總領事提議，實行暫時停火，如果停火生效，可以推遲原定的進攻。由德軍主動提出的停火對於戴高樂派來說是一個拯救巴黎、控製他們無法防止的起義的意外機會。他們竭盡全力爭取在全市實行停火。巴黎起義和停火消息傳到倫敦總部，柯尼希將軍通過英國廣播公司向巴黎人民發出警告：“對於巴黎市來說，沒有比居民聽從起義的號召造成更大的危險了。”
但不惜代價發動起義的一方譴責停火是叛國行為，采取一切措施破壞停火，在全城恢複起義勢頭——雖然這一政治行動的代價可能是二十萬條性命和一個世界名城的毀滅。
盡管這樣，停火還是在不斷發生戰鬥的情況下勉強維持了兩天。這兩天給各方都提供了避免最不幸局麵出現的時間。國內部隊戴高樂派和馮·肖爾鐵茨利用這個喘息機會接觸、周旋，想要避免或拖延不可挽回的衝突。與此同時，抵抗運動各派都在向盟軍呼籲援助。戴高樂派呼籲盟軍火速開進巴黎；法共也呼籲盟軍支援，但不是要盟軍支援兵力而是要盟軍在全城大規模空投武器。
這段時間，希特勒派來埋設地雷和炸藥的爆破專家已經到了巴黎；馮·肖爾鐵茨收到的一個比一個瘋狂的希特勒命令也已經到了無法再拖延執行的地步；來向巴黎實行無情懲罰的德軍增援部隊即將開赴巴黎……
一封21日發給戴高樂的緊急電報中描述了巴黎的危局：“起義星期六發動，靠停火抑製兩天……但無法再拖過今晚。似乎可以肯定，明天巴黎將發生戰鬥，雙方力量懸殊，後果悲慘。”
（三）巴黎得救
巴黎已經很難逃脫華沙命運，得救的惟一希望是盟軍立即進攻巴黎。
戴高樂親自出馬要求艾森豪威爾向巴黎進軍，他失敗了。艾森豪威爾關心的是作戰進度，拒絕為適應戴高樂的政治需要改變計劃。
奉法共上司指派前往盟軍總部要武器的使者知道武器救不了巴黎，也呼籲盟軍進軍巴黎，可是在巴頓將軍那裏就碰了壁。這位職業軍人答複很幹脆：盟軍是在“殲滅德軍，不是收複首都”，抵抗運動未接命令擅自發動起義，現在“得承擔後果”。
但使者仍在努力，法國部隊駐美軍聯絡官也在努力，並寫了個人呼籲：“如果美國軍隊眼見巴黎發生起義而坐視不救，這將是法國人民永遠不能忘掉的過失。”22日，在可怕命運就要落到巴黎和巴黎人民頭上之際，艾森豪威爾不容更改的軍事計劃更改了。執行進軍巴黎任務的是美國第十二集團軍下屬的法軍第二裝甲師。集團軍首腦布雷德萊將軍不容許因戰事使巴黎遭受嚴重損壞，對裝甲師師長提出“巴黎決不許有任何重大戰鬥”的要求。這個美國軍人在他的第二十一號戰地命令中更明確規定：“向巴黎進軍決不能用重大戰鬥來完成。我們隻要能避免，不希望在該市進行任何轟炸或炮擊。”第二裝甲師的直接上級則在派美軍第四步兵師支援裝甲師的同時，抽掉了裝甲師兩營炮兵，為的是“我不希望他們以為一遇上一支機槍擋道就可以用迫擊炮還擊，而毀掉巴黎”〔7〕。
23日一早雙方戰鬥全麵恢複。如果軍隊一兩天內趕不到巴黎，一場可怕的大屠殺在所難免。就在起義者彈盡糧絕、毫無希望之時，第二裝甲師已經於頭天晚上日夜兼程向巴黎進發，二十四小時後第四步兵師在傾盆大雨中向巴黎挺進。24日，當幾個執行報複的黨衛軍師正趕赴巴黎時，法軍第二裝甲師和美軍第四步兵師先後到了巴黎。
巴黎得救了。
8月25日，狂歡的巴黎沸騰了。此時，在先於巴黎十八天起義的華沙，孤立無援的起義者正在做無望的戰鬥。
三、兩場起義不同命運背後
華沙起義和巴黎起義的不同結局令人深思。
從抵抗運動內部情況看，以華沙為領導中心的波蘭抵抗運動團結、統一，不似法國派係重重、互相爭鬥和牽製。在時間選擇上，華沙起義說得上適時：一方麵有援助的承諾；另一方麵，再三呼籲華沙總起義並承諾援助的蘇聯，其軍隊已經兵臨城下，不致在該進行援助時鞭長莫及。巴黎起義則不僅沒有外部力量不斷催促，反而是盟軍采取措施要堅決防止的，對這要防止發生的起義，盟軍當然不會作援助承諾。
如果對兩場起義作預測，華沙起義因抵抗運動內部的團結統一和起義時機選在可以履行馳援承諾的軍隊已近在眼前，它應是一場勝券在握的起義——事實上，起義一開始就顯示了勝利勢頭。德國將軍馮·梅林津後來承認，華沙起義對德軍構成很大威脅。他以為是俄軍沒能與起義者接上頭，才使德軍麵臨的“緊張形勢有所緩和”。缺乏這兩大條件，在既定政治目標支配下一意孤行發動的巴黎起義，其邏輯結局如果不是慘敗，至少也是必將付出不可承受之重代價的“慘勝”。然而，實際的結局恰恰相反。華沙罹難了，巴黎解放了。
華沙血戰了六十三天，遇難的地下軍戰士和平民達二十餘萬之多，獨立抵抗運動就此被徹底消滅，城市則被炸成了一片廢墟。巴黎從起事到解放，總共六天，中間還有兩三天不穩定停火，城市基本完好無損，沒有大的人員傷亡。從雙方全麵恢複交火到25日晨德軍最後一個據點投降，其間四十八小時戰鬥中，約兩萬德軍被俘，傷亡三千二百人。第二裝甲師在趕到巴黎投入戰鬥的一天中，死四十二人，傷七十七人；平民死一百二十七人，傷七百一十四人。雖然每一傷亡對承受它的個體都是不可挽回的不幸，但對於一場準備付出死二十萬人代價的起義來說，能以不大的人員傷亡實現解放，又實在太幸運。
華沙蒙難於斯大林的背信棄義。背信棄義背後，是這個大國首腦控製整個東歐的計劃。要想對任何國家進行有效控製，關鍵是一個完全受其操縱的政權。關於二戰後東歐除南斯拉夫之外各國政權的性質，有人說它們是紅軍用行李車運送給各國的，此話大致不錯。但運送來的政權在波蘭是難以立足的。曆史上，沙俄屢次瓜分波蘭並且曾把她作為一個省來統治，沙俄統治者深知波蘭的反抗傳統。蘇俄領導人斯大林也清楚了解這一點，而且目睹了整個二戰期間波蘭抵抗運動的有組織性和團結統一，以及抵抗力量在人民中的聲望和號召力。此外還有關鍵的一點：作為抵抗運動中堅的地下軍忠於在倫敦的流亡政府，且對蘇聯與德國合謀入侵和殘害波蘭記憶猶新，有著強烈的反蘇情緒。他很清楚，他們日後必將對蘇聯的控製構成最嚴重的挑戰。可以說，起義者落入了借德軍力量為蘇式政權清掃障礙、為今後一勞永逸地消除反對派的算計之中。不僅借刀殺人，據克裏斯托弗·安德魯《克格勃全史》，起義被德國軍隊鎮壓後，蘇聯內務人民委員部立即派出一支精幹的小分隊去掃除地下軍殘餘。
而對於預測一場起義的結局來說，背信棄義、陰謀詭計以及老謀深算的背後目標（通過扶持傀儡政權對一個國家進行牢固控製），它們不在正常思維之內。
巴黎起義是一意孤行的產物。巴黎得免於難，有賴於多種與導致華沙蒙難結局相反的非預測性因素。
在美英蘇三大國結成反法西斯聯盟期間，意識形態和價值觀的深刻分歧使美英與蘇聯之間既合作又防範，雙方都有基於地緣政治目的的考慮，都極力要維護和擴大自己的利益。在這些方麵，雙方沒有多少區別。基於反對法西斯危險的共同需要，美英給成為盟國的蘇聯提供了大量武器和其他物質援助，但又警惕著共產主義向西方國家蔓延，所以在給歐洲各淪陷國家的抵抗運動空投武器時，武器盡可能不投往抵抗運動由共產黨控製的地區。然而，歐美深厚的人道主義傳統和對自由的珍視使這些國家的民選領袖在精神和行為方式上，畢竟與受專製傳統浸潤、經由“秘密活動＋暴力”的公式和途徑獲得最高權力的終身領袖判然有別。在這方麵，丘吉爾很有代表性。希特勒進攻英國遭挫敗後，轉而撕毀蘇德互不侵犯條約，悍然進攻蘇聯。正如他進攻波蘭之前作了一個錯誤判斷，以為西方國家不會對這個小國履行援救義務，這次又作了錯誤判斷：指望對共產黨蘇聯的進攻會得到美英資本家和右翼的同情。然而，強烈反共的丘吉爾的態度是：“我隻有一個目的，就是打倒希特勒……如果希特勒攻打地獄，我至少也會在下院為魔鬼說幾句好話。”盡管斯大林與希特勒簽訂了臭名昭著的條約和秘密協定，對二戰的爆發難辭其咎，之後又坐視一個個歐洲國家淪陷，對孤軍作戰的英國似乎將麵臨的毀滅幸災樂禍，對德國每打一個勝仗都給以祝賀，並源源不斷把大批重要原料送到德國。但希特勒於1941年6月22日進攻蘇聯，丘吉爾當晚就發表廣播講話：“在過去二十五年中，沒有一個人像我這樣始終一貫地反對共產主義。我並不想收回我說過的話。但是，這一切，在正在我們眼前展現的情景對照之下都已黯然失色了。過去的一切，連同它的罪惡，它的愚蠢，它的悲劇，都已經一閃而過了。我眼前看到的是，俄國的士兵們站在他們故鄉的門旁……捍衛著他們的家園，母親和妻子們在家鄉祈禱……俄國的危難就是我們的危難。”〔8〕整個蘇德戰爭期間，英國不斷給蘇聯以武器援助，其中大量武器和軍需物質是把美國援助英國的調撥給了蘇聯。美國更是給了最多的援助〔9〕。
當巴黎起義引發危機後，解決危機所寄望的盟軍總部作的抉擇與丘吉爾頗為類似。盟軍最高統帥有強烈的意識形態立場，但一個古老城市和這個城市兩百萬居民的安全重於意識形態考慮。所以，戴高樂強調的盡快進軍以防止共產黨控製法國的理由沒有說動不喜歡共產主義的艾森豪威爾改變計劃，但巴黎和巴黎人即將遭遇的滅頂之災迫使他改變了計劃。無論是他還是最高統帥部其他人都不能因為巴黎人不聽勸阻舉行起義而心安理得任由其承擔後果，不能為了已擬定的戰略計劃而置巴黎於不顧。對作戰計劃所作的不情願改變乃巴黎得救的決定性因素。
當倫敦收到共產黨要求空投武器的無線電呼籲後，法國國內部隊首腦柯尼希在決定是否空投武器時也作過同樣性質的抉擇。他是竭力要防止這場起義的人。當起義已經發生且惟一拯救巴黎的停火機會又被徹底破壞，使艾森豪威爾改變計劃提前進軍巴黎似乎也不可能，而且這位實際上是戴高樂派的將軍知道空投的武器大多會落到法共手中。但他不能眼看同胞用手槍和老式步槍同德國坦克作戰，寧可不顧使共產黨人得到武器和控製政權的政治後果，決定向巴黎空投武器。隻是由於最高統帥部終於決定進軍巴黎，武器空投計劃才未付諸實施。
還有兩點值得一提。一是派往盟軍總部的代表違背其法共上級要武器不要士兵的命令，自行決定說服盟軍出兵，並且成功地實現了這一戴高樂也未能實現的目標。二是駐守巴黎的那位德國將軍麵對毀滅巴黎這一瘋狂任務時有對曆史罪責的顧忌，所以要竭力避免與起義者全麵交火，甚至希望美國軍隊趕在增援的德軍之前到達巴黎。
巴黎最大的幸運在於：它求救的對象在作重大決定時有道義上的考量。如果求救對象除了政治功利的考慮而不在乎別的，巴黎就隻有充當政治棋盤上一顆棋子的份，存亡莫卜；如果求救對象道義上無所遵循無所顧忌，正好不必承擔責任而讓一意孤行發動起義的派別自食其果，哪怕會有很多平民為此陪葬。這種精神素質與製度安排相互憑借和支持，可以最大限度地避免災難。相反，極權製在本性上就無節製無道德顧忌，而它的權力鬥爭規律也與此相應：最有機會勝出的是在選擇手段上最無顧忌的人。體製性的無節製與最高權力的無顧忌，使得為了既定目的而不憚於放手製造任何災難，同樣具規律性。六十年前兩場起義的不同際遇為此提供了最鮮明的對照，這種對照在之後的六十年間更是不斷以不同方式或形態呈現在世人麵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