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蘭曾屠殺四五萬紅軍戰俘
畢蘇斯基與死亡集中營
曆史總是總是環環相扣的，我們從波蘭總統的墜機事件看到了卡廷森林的2萬多死難者。1940年3，4月間這場大規模的屠殺，讓我們看到了和斯大林及蘇聯紅軍的惡魔般的殘暴。可是當我們翻開這一曆史的前頁，我們又看到了什麽呢？1940年的20年前，也就是在1920-1921年間，4萬5千名被俘的紅軍戰士在波蘭被處死的類似的命運，我們是否對生和死，罪與罰，善與惡有更深的感悟呢。。。。。。
未完成的紀念碑
波蘭的領導人和媒體總是喋喋不休地提醒俄國對卡廷大屠殺所應負的道德責任。“卡廷”正是華沙對莫斯科施壓所用的王牌，尤其是當俄波關係處於低穀的時候。
此外，一些波蘭政客孜孜不倦地宣稱，卡廷和其他一些類似事件（在1939-1940年間迫使波蘭人從波羅的海國家和原來的東波蘭向烏拉爾山、西伯利亞和哈薩克斯坦移民）是一種針對波蘭人民的種族滅絕行為。這對於俄國的國際形象產生了顯著的影響。多虧了波蘭政治分析人士的支持，烏克蘭也開始試圖依樣畫葫蘆，將目光聚焦到了20世紀二三十年代的大饑荒。但是，華沙並不想銘記那些在1919-1921年間死於波蘭集中營的成千上萬的俄軍戰俘。出於眾所周知的政治原因，蘇聯也不想喚起對這場悲劇的記憶，至於波蘭甚至連自我辯白都免去了，更別提什麽道歉了。
不過，在1951年，斯大林和後來的波蘭領導人貝魯特簽署了一份文件，預計不晚於1953年在Tuchola（盧布林附近）——20世紀20年代最大的幾個關押蘇軍戰俘的集中營之一就坐落與此——樹立一座紀念碑。為完成這項工程，活動於20世紀20年代的特別委員會的文獻資料以及綏拉菲摩維支（他是一位親曆了這些事件的作家、曆史學家、和記者）的文章被發掘出來。
一份死者名單，附帶著綏拉菲摩維支的社論，原定在1941年發表以紀念結束俄波戰爭的裏加條約簽訂20周年。但是，到了1941年3月（20周年紀念日）他們已不可能完成這些，而是完全地考慮對波蘭抗德鬥爭的支持。在四月，希特勒攻占了巴爾幹半島，二戰打斷了他們的工作。始建於1952年的Tuchola紀念碑則是在1953年3月7日就停工了，與斯大林的逝世隻隔了兩天。
波蘭：“從海到波瀾壯闊的海”
在協約國的政治經濟援助下，畢蘇斯基和波蘭（它的獨立已為俄國臨時政府於1917年所承認）的領導人們對原波蘭-立陶宛共同體的故土提出主權要求。也就是說，波蘭向莫斯科提出了一條新的國界線，完全循著17世紀的舊貌，從斯摩棱斯克到基輔到維捷布斯克直到大盧基。
波蘭於1918年秋獨立建政伊始就迫不及待地決定發表聲明，索要立陶宛維爾紐斯地區、白俄羅斯和半個烏克蘭。最後一個幾乎在1920年秋成為現實。但是，一個波蘭國家領導人夢寐以求的“從海到波瀾壯闊的海”（從波羅的海到黑海）的波蘭並沒有實現。
華沙希望蘇維埃俄國可以與畢蘇茨基進行談判，以防止可能出現的波蘭--白衛軍聯盟。這個如意算盤在1919年看起來像那麽回事，當時畢蘇茨基拒絕了對南方戰線上屢戰屢敗的鄧尼金軍隊的支持。鄧尼金在他後來的回憶錄中寫道，畢蘇斯基從他們身上竊取了勝利果實。此外，畢蘇斯基還把他的這一決定告知了列寧、托洛茨基和斯大林（見《畢蘇斯基：傳說與真相》，華沙，1987）。
但是，波蘭在協約國和梵蒂岡支持下的向東擴張並沒有就此打住。蘇俄也並不打算改變其在東歐進行一場革命戰爭的意圖（至少在新經濟政策開始以前）。這就是1920年戰爭爆發的原因。
根據列寧的傳記（莫斯科，1977-1978），《列寧：戰爭信件》分冊（莫斯科，1956）和波蘭的包括了社會主義時期出版物（例如A.Leivand，Polska Partia Sotsialistytszna vobets voiny polsko-radzietskiej，1919-1921. - 華沙，1964）在內的史料，聯共（布）中央委員會的領袖們計劃在波蘭實行快速蘇維埃化並建立布爾什維克的統治。在1920年7月，列寧要求“大力加強對波蘭的施壓”。
那場戰爭的結果被載入史冊。在1920年夏，國際聯盟嚐試進行調停，並給衝突雙方以一條“種族邊界”。這條邊界被冠以劃定它的英國政治家的名字：“寇鬆線”，它位於現在的白波、烏波邊界以西。但是，紅軍在華沙戰役中的完敗讓波蘭人可以提出向東移動邊界的要求。1921年3月18日締結的裏加條約讓波蘭獲得了西白俄羅斯和四分之一個烏克蘭。
“消滅赤狗……”
作為這場戰爭的犧牲品，在蘇俄戰俘和移民身上發生了什麽呢？根據俄國曆史學家I.Sukhov的數據，蘇俄人民國防委員會報告了14萬戰場之外的失蹤、傷病和死亡。而被關押的蘇維埃俄國、蘇維埃烏克蘭和蘇維埃白俄羅斯公民的數目為66000，被拘留的數目則為50000。根據俄國和白俄羅斯1920年-1922年間的移民來源數據（包括俄羅斯第三軍和白俄羅斯人民誌願軍司令部的報告），當時在波蘭有超過73000名蘇軍戰俘。
問題初步暴露於1918年11月，時任波蘭外交部長的L.Vasilevskiy針對莫斯科可能對波蘭代表團進行的扣留（這決不可能發生！），正式警告莫斯科，華沙將對在波蘭的俄國公民采取一定的措施。到了1919年春，幾乎所有的蘇俄大使館被遣返人員，以Veselovsky為首，都在華沙被殺害（見“Tribune Communistichna”,1920年2月9日；1921年5月22日，莫斯科）
以外交人民委員Manuylskiy為首的俄羅斯-烏克蘭代表團試圖尋找在1921-1923年間被關押的戰俘和被關押者的命運，代表團的最終正式報告指明“波蘭政府把他們當作奴隸一樣看待……在一些集中營裏，被關押者在死亡威脅下被強迫搬運他們自己的糞便而不是馬糞，刑罰……是北非式的嚴酷。因為波蘭代表團的破壞，談判毫無進展”（見，例如蘇俄人民外交委員會全權外交代表1922年8月10日在華沙的調查）
《真理報》和《消息報》的華沙前線特別通訊員亞曆山大·綏拉菲摩維支也報道了對紅軍戰俘所施加的滅絕人性的刑罰：“對俄國戰俘的酷刑和侮辱令施暴的波軍士兵都感到不寒而栗，但是，軍官們異口同聲‘消滅赤狗！消滅俄國侵略者！’。俄國統帥部試圖讓華沙人道對待戰俘和當地居民，未果。我國嚐試向國際聯盟和波蘭的鄰國呼籲以改善境況，未果---因為白色波蘭的阻撓。”
上述代表團在1922年下半年改組為一個特別委員會。但是，它的工作被托洛茨基、圖哈切夫斯基和加馬爾尼克領導的“進攻”華沙所妨礙。這些製訂蘇俄軍令的領袖們對於遣返波蘭戰俘表現得興趣索然。甚至普通的紅軍戰士都知道這些，而那些後來成功逃到德國和立陶宛的士兵把這些說了出來。
在紅十字會、綏拉菲摩維支、共產國際和波蘭共產黨的協助下，這個委員會最終得以完成一份名單，仍被波蘭關押、已被殺害抑或是在行動中失蹤的官兵中有80%都赫然在列。他們曾計劃將這份名單出版或者至少遞交給波蘭方麵。但是，最終決定將其封存在蘇維埃檔案館。
並且，值得注意的是，在20世紀二三十年代尼古拉·尼古拉耶維奇大公和弗拉基米爾·基裏洛維奇，孀居的太後瑪利亞·費多羅夫娜，鄧尼金將軍和安東尼大主教（後來的海外俄羅斯正教會頭目）試圖說服華沙至少能把死亡的戰俘以東正教的方式文明埋葬。但是，他們的呼籲被華沙無視了。
奧斯維辛集中營的先驅
波蘭司令部慘無人道的命令招致一些波蘭軍官的抗議。波軍聯合參謀部的一名少校I.Matushevsky在1922年2月報告畢蘇斯基：“……圖措拉集中營被囚犯稱為死亡營，在那裏有整整22000被殺害……”
波蘭、俄國、白俄羅斯和烏克蘭的史料證明存在著四個這樣的營地。但是，奧斯維辛--馬伊達內克--卡廷的先驅正是這最駭人聽聞的兩個死亡集中營：在Stashalkovo和Tuchola。
根據最新的波蘭、俄國、德國和立陶宛史學家研究，12-13萬蘇維埃戰俘於1919-1921年間被關押在波蘭，其中的65000到70000回到了俄國，超過6000人成為了白衛軍（在波蘭、德國、羅馬尼亞和波羅的海國家），2000人成為波蘭居民並加入國籍。所以，總共有超過45000人在死亡營裏化作累累白骨。
真相會被找到？
最後，給那些願意自發地做一點研究並查閱記錄大屠殺的文獻的人們一些建議。關於“波蘭卡廷”的實用數據可以在俄國和烏克蘭的國防部中央檔案館找到。或許綏拉菲摩維支的個人檔案館也藏有這樣的文獻：他花費了很多時間在這項研究上。綏氏所有的著作和書信都已經被出版。1921-1923年，1950-1951年所做的調查的信息大概可以在波蘭檔案館找到。
在1994年，《選舉日報》上發表了一篇基於畢蘇斯基文件的文章聲稱，波蘭司令部對軍官們下令，不抓一個活的，要把那些在押的、受傷的等等統統殺掉。對此，波蘭當局沒有發表一點評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