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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觀巴西》係列 71-77

(2010-03-12 21:07:13) 下一個
《“威”觀巴西》係列 71

半世紀歌王

巴西有位叫做羅伯特·卡洛斯的球星,雖然身高隻有1米68,但是卻是一位世界知名的左後衛,多次入選巴西國家隊。他的大腿肌肉異常發達,一腳射門最快時達到每小時150公裏。

不過,比起一個同樣叫做羅伯特·卡洛斯的歌星來,他是大巫見小巫,名氣遠遠不如。當然,他之所以能夠與歌星同名,是因為他的父母都是歌星的歌迷,於是在自己有了兒子的時候,就把偶像的名字給了兒子。

唱歌的這個羅伯特·卡洛斯·布拉加,出生於1941年,比踢球的羅伯特·卡洛斯年長32歲。羅伯特·卡洛斯是巴西曆史上最為成功的歌星,在50年演藝生涯中發行了超過1.2億張唱片,被以“王”相稱,與“球王”貝利分庭抗禮。

與許多那個時代的人一樣,羅伯特·卡洛斯小時候深受當時兩大世界霸主的影響。對美國,他學的是“貓王”埃爾維斯·普雷斯利;對蘇聯,他學的是“青年近衛軍”。他甚至嚐試在自己的成長道路上創造“世界大同”,以“青年近衛軍”的姿態在巴西模仿“貓王”的音樂。

1961年,羅伯特·卡洛斯發表了自己的首家LP,名字叫《為你瘋狂》,不過這張大碟在商業上十分不成功,差點讓他被東家CBS炒掉。好在他那個時候的歌壇最大競爭對手塞爾吉奧·穆裏洛因為與製作人發生衝突,反倒先羅伯特·卡洛斯離開CBS,於是別無選擇的CBS隻好全力打造羅伯特·卡洛斯,從而成就了“歌王”的50年輝煌演藝生涯。

首張專輯未獲成功,並沒有打擊羅伯特·卡洛斯的信心,他於1962年推出了新專輯《稀裏嘩啦》,其中主打曲《稀裏嘩啦》以及《停在逆行道上》等,都是當年的熱門傳唱歌曲。1963年,他的新LP大碟《禁止吸煙》再次大獲成功,從此奠定了他在巴西歌壇的老大地位。

羅伯特·卡洛斯是歌壇常青樹,數十年中屹立不倒,每個時期均有佳作流傳。比如1984年他的《卡車司機》一天內在各大電台被播放3000次;一年之後,他的《綠與黃》刷新紀錄,達到一天播放3500次。1988年,他獲得格萊美最佳拉美流行歌手獎項。1989年,他再獲格萊美最佳拉美流行樂專輯獎。

羅伯特·卡洛斯的樂風影響了同時代和繼他之後的眾多歌手,直到90年代仍有不少新人以他為師。他每年底舉行的電視歌會,群賢畢集,星光燦爛,成為巴西最重要的傳統文藝活動之一。

從2009年7月11日開始,為了紀念自己從藝50周年,羅伯特·卡洛斯在巴西舉行巡回演唱會,一時趨者若鶩,僅馬拉卡納體育場演唱會就有近7萬人參加,預計全部50唱演唱會將會有50萬歌迷前往觀看。

《BILLBOARD》雜誌的巴西創刊號披露,羅伯特·卡洛斯的巡回演唱會聲勢浩大,僅固定的工作人員就有60名,器材重達60噸,動用3輛長達14米的重裝卡車。除此之外,羅伯特·卡洛斯還每場準備12打紅玫瑰,3打白玫瑰,以答謝前來捧場的歌迷。

羅伯特·卡洛斯·布拉加生於聖埃斯皮裏托州小城伊塔佩米林瀑布市,他的父親是個鍾表匠,母親是個裁縫,他是4個兄妹中的老小。羅伯特·卡洛斯出名後,他們家樸素的故居已經被布置成一家博物館,不斷有歌迷前來探訪。(陳威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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貧民大樓

巴西利亞的國會大廈是著名設計師尼邁耶的作品,主樓分為參議院和眾議院兩個部分,樓頂標誌性建築是兩個碗,碗口朝上代表傾聽民眾呼聲的眾議院,碗口朝下代表替人民集中行使權力的參議院。配樓是兩棟火柴盒高樓,中間用一個空中走廊聯係在一起,遠遠看去就像是H字母。中國人更具想象力,以“兩個大碗一雙筷子”這個說法,做出了一個形象的總結。

在1960年巴西遷都之前,眾議員們在裏約熱內盧的“拔牙師傅宮”(Palacio Tiradentes)是沒有個人辦公室的。這個傳統一開始也跟著議員們一起來到巴西利亞,但是到了70年代時,議員們認為沒有一個歇腳的地方實在太辛苦,於是當時的眾議長佩雷拉·洛佩斯體恤眾情,開了先例。

1971年,第三配樓落成。這是一棟5層高的火柴盒建築,沒有電梯沒有獨立衛生間,每層隻有4個公共廁所,用文件櫃和辦公家具隔成300個議員辦公套間,而當時的議員人數是420個。所以,緊接著巴西眾議院就提議建了第四配樓。

又等了10年時間,這個新配樓於1981年終於落成,是一棟10層高的樓房,安排了430個辦公套間,每個麵積39平方米。隨著新樓落成,舊樓的格局也得以改變,文件櫃和辦公家具重新進行了排列組合,議員辦公套間麵積增加到33平方米,數目從300降到了82個。

有了新樓,舊樓的價值大大下降,那些無緣搬到新樓的議員心生憤懣之情,以“貧民大樓”的外號來稱呼舊樓,甚至還成立了“無私人衛生間議員小組”來自嘲。

而新樓因為外觀“金閃閃、黃澄澄”,讓人聯想到巴西北部帕拉州的金礦,於是就得了“光頭山”的雅號。據說,在三十年的開采期內,帕拉州的這座礦山貢獻了40噸黃金,產量驚人。

給議員們安排辦公室,是一件傷腦筋的事情。曾經做過技術部主任的建築師雷納多·布朗道回憶道:普通議員還算好說話,安排到哪裏就是哪裏,如果有前總統或者前議長卷土重來當選為普通議員的話,那問題就來了。每到這個時候,他就得多長幾根白頭發。

2006年,遠離政壇12年的前總統伊伯森·皮涅羅當選為眾議員。為了安置好這位重量級人物,布朗道隻好大動幹戈,將速記員們轉移到地下室,總算給皮涅羅騰出了一間距離眾議院不太遠的辦公室。

通常說來,議員們一般都是根據先來後到的原則更換辦公室,但是往往也會有意外的事情發生。比如來自聖埃斯皮裏圖州眾議員內西瑪·弗拉加出任公職後,他留下的眾議員職位由當年選舉排名最靠前的落選候選人魯西尼奧·亞鬆森接任。

亞鬆森滿心以為除了接任弗拉加的職位之外,還能夠入住弗拉加位於“光頭山”5層的辦公室,結果沒想到弗拉加將這間辦公室讓給了一位叫做馬納托的眾議員。

這時候,謠言四起。有人說弗拉加將這間辦公室“賣”給了馬納托,而馬納托說,他是付了3000塊雷亞爾,但是買的隻是辦公用品和家具,“弗拉加的品味好,所以我買下他的全套辦公用品和家具,僅僅讓他把他老婆的照片帶走”。馬納托甚至還表示,他可以出示發票,那上麵寫得清清楚楚,買的是辦公用品和家具,而不是辦公室。

於是,可憐的亞鬆森隻好入住馬納托騰出來的辦公室,位於著名的“貧民大樓”。(陳威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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橙子企業

米爾頓·布拉加在位於大聖保羅區的巴魯埃裏市以送煤氣罐為生。

在最近的12年裏,他每天從早8點到晚8點,從周一到周日,每天在外奔波。這樣的話,他每個月的月底能夠拿到2000雷亞爾工資。

但是,在巴西中央銀行的記錄中,現年44歲的米爾頓·布拉加是一家叫做SUPERJET(超級飛機)的公司的合夥人,2009年為了支付進口產品,對外匯出了434萬美元。

不過,與這家公司的另一位合夥人相比,布拉加每個月2000雷亞爾的收入還是挺可觀的,因為另一個人不過是個清道夫,每個月所掙不足1000雷亞爾。

按照巴西民事警察局的定義,以他人名義注冊的企業或者為不法行為當幌子的門麵企業,叫做“橙子”。

成立“橙子”企業的過程很簡單,從一些低收入人群中要來身份證,一次支付個1000塊,就足以讓他們歡天喜地了。隨後,拿著這些身份證就可以去申請開設公司。3天內,一家新的進出口公司就已經開張。公司開張後,做一份進出口合同,然後拿著找一家商業銀行買外匯,商業銀行在巴西中央銀行做個登記,收了雷亞爾,匯出美元。

這種做法主要應用在兩個地方:洗錢以及走私。

“橙子”公司如果不是為自己謀福利的話,掙錢的法子是外匯黑市價和官價之間的差價。因為巴西是個外匯管製的國家,本土企業和個人不能開設外幣賬戶,有正常需要的話,比如企業進口或者個人旅遊,可以到銀行按官價購買外匯;如果是非正常需要,隻好到黑市上換;同時,接待外國遊客的飯店另有一個旅遊價,高賣低買,反正是針對遊客,基本上就是一錘子買賣,管你“回頭”不“回頭”。

聖保羅民事警察局目前正在調查40家這樣的企業。在2005年至2008年間,這些企業涉嫌向國外非法轉移了至少8億雷亞爾。警察們在其中一些企業中,還發現了許多偽造的空白外國企業合同,《聖保羅報》刊登了一些被繳獲的合同掃描件,上麵的文字赫然是簡體或者繁體的漢字。

在這些被調查的企業中,有家叫做CELMIX的,一共轉移了1.2億美元,而它的總部位於聖保羅市中心的一條小街上,一個房間的月租超不過300雷亞爾。

另有一家叫做佛羅裏達有限公司的,在5年中兌換了1.53億雷亞爾,但是根據警方的調查,這家公司隻有一名員工,其設在聖保羅的所謂總部一周內開不了幾次門。再往前查,在14年中這家公司一共更換過13次總部地址,從西部偏僻的老港市到裏約州遊人如織的伊塔瓜伊。

多年來致力於打擊洗錢行徑的聯邦法官塞爾吉奧·摩羅認為,隨著政府打擊洗錢和走私的力度逐漸加強,近些年來“橙子”公司已經不敢那麽明目張膽了。以往有些企業的賬麵往來金額動輒超過10億美元,如今一般也就敢維持個3、5千萬美元。以往這些企業通常就近在大城市中注冊,如今往往轉移到內陸的中小企業。

“如此種種,都表明‘橙子’市場正在四分五裂,”這位法官總結道。(陳威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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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罪立功

2010年是巴西的大選年。雖然年底才開始選民投票,但是各路政壇豪傑已經紛紛登場,力爭先聲奪人,搶得先機。

《聖保羅報》年初刊登了一篇報道,指出至少有83%在去年涉嫌各種醜聞的眾議員或者參議員們,今年已經表達了連任的想法。

巴西共有81名參議員和513名眾議員,一共594人。而據《聖保羅報》的調查,有145人的名字,占到總數的24.4%,與各種醜聞直接相關,大到參議院的秘密法令案,小到違規為他人購買飛機票,等等等等,不一而足。

在這些145人中,有16名參議員不用參與競選事務,將一直安心地享受參議員的各種福利直到2015年。其中如來自PMDB的現任參議長若澤·薩爾內,去年如坐針氈,醜聞案不僅纏身,而且纏上了整個家族,如果沒有魯拉總統的支持,他本人差點就要被彈劾下台。

除此之外,至少有87人已經表達了競選連任的意願。另有18人目光更為遠大,瞄準的是更高更重要的職務。

比如來自PMDB的眾議員賈德爾·巴巴略奧,去年11月被媒體披露涉嫌使用議員的公務費為2008年時的競選活動買單。不過他的助理則說,當年他用公務費租用的數輛轎車,最後沒有在競選活動中派上用場。眾議院目前尚未就這個案子發表看法,但是巴巴略奧已經能夠提出要參選帕拉州州長一職。

另有來自DEM的眾議員兼巴西利亞聯邦區交通局長的阿爾貝托·弗拉加,雖然沒有他的名字沒有跟去年底轟動巴西的“聖誕蛋糕”時間相聯係,但是曾經涉嫌使用公務費為自己家的傭人支付工資,但是這個指控後來不了了之,弗拉加照樣是一個清清白白的議員兼公務員。

作為魯拉總統隆重推薦的總統候選人,迪爾瑪可能會選擇同為PMDB出身的現任眾議長米歇爾·特梅爾或者參議員兼通信部長艾利奧·科斯塔作為副總統候選人。但是這兩個人的名聲也不是完全清白的。“聖誕蛋糕”案的揭發者杜瓦爾·巴爾博薩指控特梅爾從巴西利亞聯邦區的大月供案中受益。而科斯塔則涉嫌濫用職權,將裙帶關係安插到參議院的印刷部門中工作。除此之外,他家在貝羅奧裏藏特養了一個司機,但是這個司機的工資據說是由眾議院開的,算是眾議院的工作人員。

裏約熱內盧研究中心的政治學教授賈若·尼古勞認為,盡管數量眾多的議員們涉嫌這樣或者那樣的醜聞,但是這些醜聞分量比較輕,應該不至於像2006年大選時為議員們政治前途畫上句號。

2006年,媒體披露一些議員涉嫌挪用於購買救護車的資金。事件披露之後,這些議員未能連任成功,灰溜溜離開眾議院。

尼古勞進而指出,2009年披露的各種醜聞大部分是眾議院內部事務,巴西政治素有黨同伐異、官官相護的傳統,這些“醜聞”很容易就能被擺平。(陳威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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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金年代不再

1993年,巴西最為暢銷的CD是Zezé di Camargo & Luciano的同名專輯。2009年最為暢銷的CD還是這個組合於2008年推出的一張專輯,連專輯名字都沒變。

隻是,1993年的那張專輯當年銷量是95萬張,而新專輯在2009年前10個月中,隻賣出了21.8萬張。

20世紀90年代是巴西唱片業的黃金年代,銷量超百萬的CD比比皆是,但如今黃金時代不再,一張碟銷量超過10萬,唱片公司已經要謝天謝地了。

SONY巴西公司的亞曆山大·夏沃回憶道:“1997年,就在‘大危機’開始的前一年,我們有好幾張碟的銷量過百萬。諸如馬塞洛·羅西和Só Pra Contrariar的作品,都能輕鬆賣過300萬張。”

所謂的“大危機”於1998年降臨,其特征是盜版CD泛濫。隨後,網上隨處可見的電子盜版更是讓唱片公司叫苦不迭,陣陣敗退。

1997年,巴西唱片業共實現營業額12億美元,包括CD、磁帶和LP在內共銷售出1.04億張(或盒)。而到了2008年,根據巴西唱片業協會公布的數字,就算包括電子產品在內,巴西音樂市場萎縮至2.05億美元,整整蒸發了10億美元。

藝人們曾經以銷售數字超白金而驕傲,但是隨著市場的縮小,白金的含量越來越小。2004年的白金唱片標準是銷量超過25萬張,金唱片標準是銷量超過10萬張。而到了2009年,白金唱片要求銷量超過10萬即可,金唱片的標準降為超過5萬張。

SOM LIVRE(自由之聲)唱片公司總裁列昂納多·加寧表示,現在業界對於成功的標準已經大大放寬,名家新作能賣到5萬張以上就可以慶祝了,新人作品超過1萬張也是一樁喜事。

即便對於國際巨星來說,在巴西市場獲得好銷量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ST2公司經理馬塞洛·阿豐索說:“我們推出國際巨星唱片時,一般也就指望賣上個5千張以上就心滿意足了。倒是本國藝術家的預期銷量還算高點,最不濟都在1萬至3萬之間。”

2009年1至10月間,繼Zezé di Camargo & Luciano的同名專輯之後,碧昂斯的“I’m …Sasha Fierce”以18.2萬張排在第三位。

這個成績,對於碧昂斯來說,算是十分慘淡的。但是對於巴西唱片業來說,卻是一個好的不得了的成績了。

亞曆山大·夏沃說:“這張唱片是我們公司發行的。我們很清楚,即便是國際巨星,在巴西市場賣出20萬張唱片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這樣的銷量可以算是國際巨星這些年在巴西取得的難得業績了。”

不過,一些業界人士認為,唱片業應該順應時代變遷,無需過於在意唱片銷量。

EMI巴西和拉美地區總裁馬塞洛·布朗克認為,市場在改變,音樂產品不僅被做成物理介質的CD,有許多開始以電子介質的形態存在,這後一種形式是唱片公司應該著力開拓的市場。

根據巴西唱片業協會的統計數字,2008年CD產品占總銷售額的61%,DVD占25%,而電子產品已經占到了12%。(陳威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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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書人的事

孔乙己有句“名言”:“竊書不能算偷……竊書!……讀書人的事,能算偷麽?”

巴西書價之高讓人咋舌,一本200多頁的圖書通常要賣到40多雷亞爾(約合150人民幣),上百雷亞爾的定價也比比皆是。因此,盡管巴西官方調查顯示巴西人很少讀書,但是2009年巴西圖書市場的營業額仍然達到了19億雷亞爾。

書印出來,自然是希望有人能去讀,但是潛在讀書人群的收入與書價似乎不成比例。巴西公立學校教師們2010年得到了一次調薪的機會,但是底薪也不過1000雷亞爾出頭。一位資深大學教授,如果沒有課題費和講課費,一個月所得也就5000雷亞爾左右。如果月月買書,顯然會不堪重負。

書價既然如此之高,“孔乙己”們的出現似乎就成了理所應當之事。巴西全國圖書館協會估算,2009年巴西全國竊書總金額約占圖書市場營業額的4%,約合7600萬雷亞爾之巨。

《聖保羅報》跟進調查發現,2009年下半年,高居竊書榜榜首的是美國女作家史蒂芬·梅爾的《新月》。這本書同時也高居青少年類圖書銷售榜的冠軍位置。同名影片當時正在巴西熱映。《各國刑法評述》一書的上榜,讓人絕對意想不到。難道竊書賊是希望掌握了法律利器更好地保護自己的權利?此外,尼采的作品以及各種工具類圖書業在竊書榜上占據一席。可見,巴西“孔乙己”們很難用一個標簽來界定。

51歲的若澤·門德斯從1973年起就開始在書店賣書。最早他在聖保羅一家銷售色情書籍的書店當售貨員,竊書是天天發生的家常便飯,他因此練就了一雙識別“孔乙己”的火眼金睛。這之後,他憑借這雙火眼金睛陸續被數家大書店聘用。

根據門德斯的經驗,“這些年來,竊書賊的人數有上升趨勢,而且不分性別、年紀、人種和職業。比如我,就曾經抓到過教授和學生,律師和匪徒,未成年人和上了年紀的老太太……”

門德斯最為得意的一次經曆是成功識破了一個假冒的禮品書盒。

這個“孔乙己”顯然也是一個高智商之人,他用薄鐵皮做了一個盒子,外頭再飾以禮品紙。薄鐵皮可以用來逃過書店安全門的檢測。禮品紙則以假亂真,讓人以為他在書店買了書,店員給他做了禮品包裝好送人。

不過,他在走出書店時被門德斯一把擒住,從假冒禮品盒裏掏出了兩本沒有付過錢的字典。這個高智商的竊書賊也隨後被扭送到警察局。

為了應對前赴後繼的竊書賊們,各大書店紛紛安裝了高精尖的監控係統。比如來自法國的連鎖書店集團FNAC有一套可以監控全市所有9家加盟書店的係統,工作人員在中央控製係統的屏幕上,一旦發現有不對勁的地方,就可以及時通知有關書店。

馬爾科·莫歇拉稱,FNAC奉行對竊書賊“零容忍”的態度,一旦發現,竊書賊的命運就是從書店大門到警局大門,沒有任何姑息餘地,不存在“大偷和小偷”的區別。

根據巴西《刑法》第155條的規定,偷書可以被判處1到4年有期徒刑。(陳威華)

《“威”觀巴西》係列 77

漲在通脹

小流同學在巴西上學已經滿3年,從頭一年的700多雷亞爾一個月(一年12個月,寒暑假照交不誤)一直到現在的900雷亞爾,漲幅進30%。前些日子,學校又發來一張通知單,言明明年學費漲至一千開外,要不要繼續上悉聽尊便,如果決定晚了之後當心沒有位置了。

巴西學校分公立和私立兩個係統,公立學校不僅免交學雜費,而且有校車接送,免費加餐伺候。私立學校則月月需要向學校進貢,每年書費和雜費另算,交通自理,加餐自理。即便如此,但凡有點小錢的巴西人,都趨之若鶩地將自己孩子送到私立學校。也有巴西家庭,有錢的時候將孩子送到私立學校,沒錢的時候再將孩子轉學到公立學校。原因何在?公立學校教學質量較差,升學率低,即便大學給予公立學校學生相當配額,能夠從公立學校考上好大學的仍然寥寥無幾。

學校既然是私立,自然得與金錢掛鉤。聖保羅市2009年對教育收費問題進行了一次調查,結果發現平均而論,2009年的學費同上一年增長了7.06%,而教材和文具價格則上漲了6.61%,而2009年的通貨膨脹率僅僅隻有3.65%。

報告出爐之後,《聖保羅報》專門派了記者進一步調查。一番計算下來,結果嚇人一跳:一個家庭,就算隻有1個孩子上學的話,購買教材和文具的費用至少也要1200雷亞爾。比如生物教材,圖文並茂,銅版紙印刷,一本要賣到115雷亞爾。你想找便宜一點的書,那是不可能的,全巴西就這麽一種作為教材用的漂亮圖書。

當然,幾年前同樣的書價格不至於這麽高,比如去年一本生物教材才賣95.80,算起來漲幅達到20%,遠高於通貨膨脹率,也高於銀行利息。除此之外,練習本漲了6.89%,A4紙漲了6.27%,活頁夾漲了5.57%,圓珠筆漲了5.56%,蠟筆漲了10.24%,自動鉛筆漲了5.92%,膠棒漲了9.76%,鉛筆盒漲了5.57%,書包漲了8.56%……

聖保羅州商會的經濟學家茱莉亞·西門內斯認為,這種漲幅絕對不正常。她提出的建議是:錯開每年開學前的購書高峰,也許可以買到便宜貨。所以我想,家長們與其將錢存在銀行吃利息,不如提前買了子女今後上學需要的教材,還可以起到投資的效果。

由於教材實在貴的離譜,在聖保羅有錢人聚集的莫隆比區有一家叫做PIO XII的學校,學生家長們從6年前就開始了一個叫做“交換圖書館”的活動。每年12月,她們就聚在一起,各自帶來自己子女在一年中使用過的教材,與他人進行交換,一本換一本,不計價格。

校方對“交換圖書館”的活動持鼓勵態度,老師們在開學時經常循循善誘,“千萬別在書上亂塗亂畫啊,明年你的書要給別的小朋友用。”

發起這個活動的學生家長瑪麗·阿澤維多家中有3個學齡孩子,“如果每年都買新課本,至少得花2500雷亞爾”。“如果不搞這個活動怎麽辦,畢竟節約才是正道,”她說這話時有點無奈。(陳威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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