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直擊中國軍事史上最悲壯空降
作者: 南方周末記者 張 悅 發自四川汶川
空降兵羅美華：“他們都雙手合十，跪在那個地方。
”空軍司令許其亮：“快！快！快！”“
秋收起義團”突擊隊員：“我們師紅軍時期就從那裏經過。
”汶川前線總指揮李亞洲：“52歲的人了，89公裏，真是可怕啊。”
天 神
5月14日，汶川大地震的第三天，中午11點，汶川縣城東北麵山脊海拔2300米的最高處，牛腦寨的村民正在用羌人的儀式為地震中的逝者釋懷安魂。
像那些高半山區的其他寨子一樣，牛腦寨一片廢墟，死了8個村民。倏地，葬禮中靜默的人群躍動起來，手舞足蹈。
羌人尚舞。屈原在《九歌》中對此有過記述：“羌聲色兮娛人，觀者心詹兮忘歸。”《汶川縣誌》說，羌民“喪葬有喪葬曲，相互舞蹈，以示悲歡，蓋古風尚存也”。
然而這次他們不是為死者而舞。“我們正在埋5個死去的村民時，飛機下來了。”52歲的村民馬康年說這是大家在劫難後第一次看到希望，直升機猶如天神一般，生機從天而降。
直升機緩緩降落，在螺旋槳舞起的漫天颺塵中，所有村民齊刷刷地跪下迎接“天神”。
19歲的佘健也是其中的一員，地震中，他在房屋倒下之前從二樓跳下，死裏逃生。如果不是當時大多數村民都在田裏，寨子裏死亡的恐怕遠遠不止8人。
羅美華從直升機上跳到跪倒的人群中。看到“他們都雙手合十，跪在那個地方。”他是成都軍區應急救災小分隊的一員，他們的任務是“必須要在軍隊開進汶川之前，建立起應急通訊樞紐”。此前，大地震已經讓震中汶川通信全斷，成為“孤島”。
為了直升機能夠在此前沒有任何機降場的汶川降落，成都軍區的陸航團已經試探飛行了8架次，終於這次在空中盤旋了20分鍾後，冒險在這塊汶川最高的地點降落。
明白來意後，佘健和其他二十多名壯年村民搬起通信器材就往山下趕。平時一個小時的下山路走了兩個多小時。“解放軍要給我們錢，我們一個都不要，我們都是義務的。”佘健說，在此之前，飛機第一次給汶川空投救援物資也是掉在牛腦寨，受災的村民們沒有占為己有，而是汗流浹背地背到山下的縣城交給政府。
他們小心翼翼搬下去的才是真正的“天神”——在汶川四周地麵道路短時間內不能完全打通的情況下，空中的通訊信號才是拯救汶川的關鍵。
在通信完全中斷之後，交通也徹底斷絕，向外求救和逃出汶川都沒有了可能，汶川成為一座瀕死之城，天兵天將天神的傳說在這塊大禹故裏代代相傳，在薑維城半山腰的安置點中，在餘震中無助的受困者攜手相跪，將希望寄托在了這些傳說中的人物上。
另外被災區百姓稱為“天神”的是成都軍區某陸航團的飛行員。
陸航團團長餘誌榮的家鄉正是汶川縣龍溪羌族鄉。12日中午汶川地震過後不到兩小時，有著五千多小時飛行經驗的羌族特級飛行員，就和戰友們緊急飛往災區救援。
溫總理等幾乎所有赴汶川震區視察的國家和軍隊領導人的專機都是他親自駕駛。然而不為人知的是，他的家人至今都未聯係上。
將南方周末記者機降在汶川的黑鷹直升機LH92213的機長李霍建說他們是災後最先見到災區概貌的人，陸航團每天二十多架飛機四十餘飛行員都是超負荷飛行，每人平均飛行時間達8小時。
與大家想象的不同，直升機在災區異常惡劣的地質和天氣條件下，比如岷江峽口常有的紊亂的風流，每次飛行都是要冒著很大風險的。5月15日下午天氣惡劣，使得直升機都飛不到汶川縣城和理縣、茂縣幾個重災區，下午3點的時候有三架已經飛出去沒回來也沒消息，軍區指揮部很擔心，雖然最後均安然返回，但這樣的風險每天都在發生。
李霍建說，餘震時風流幹擾特別大，飛行不平穩，磁場亦可能發生變化，導致電子設備失靈，遇到這種情況，必須及時調整高度。
5月19日，坐直升機飛抵汶川縣城視察的空軍司令員許其亮說，這是空軍史上同時出動飛機最多、飛行強度最大、反應速度最快的非作戰空運行動。
許其亮走的時候，破例將2名傷員和4名受困美國公民帶上專機。
天 兵
天神終乃虛幻，天兵卻真的下來了。中國軍事史上最為悲壯的一次空降在岷江峽穀的高空發生。
與32年前發生在唐山的那場等級相同的大地震相比，汶川的救援顯得極其艱難。地處山區、平均海拔1300多米的汶川，道路一旦損毀，空中通道就成為惟一的生命線。在汶川、茂縣、理縣這3個地震後與外界的通信、交通完全中斷的重災區，“孤島”裏的情況如何，誰也說不清楚，惟一的選擇就是依靠空降兵傘降勘查災情，建立聯係。
12日晚上，空降兵某部接到上級命令後，迅速組建空降特種偵查小分隊。連夜疊傘，13日早上即飛到茂縣上空。
空軍司令許其亮的指示隻是短短的三個字：“快！快！快！”
盲投和盲降在空中救援曆史上極為罕見，風險極大，救援部隊接連實施盲投和盲降，救援形勢之急與救援部隊之險可見一斑。
“之前沒給家裏人打電話，你一說家裏還能讓你去嗎？”5月15日，已經帶隊到達汶川縣城的李振波大校回憶起14日生死一瞬間的傘降，每個戰士都寫好了遺書，“飛機測風測雨雷達上顯示的回波也越來越強烈。機組權衡下選擇了放棄。當時下雨，飛機結冰，門打不開，空降不成，所以先降到成都，在成都待命了一天。由於降雨，積雨雲層低厚，不具備空降條件，我們真要跳下去不是活活送死嗎？”
死不可怕。可怕的是寸功未立，無謂送死。小分隊成員、32歲的雷誌勝在請戰書中悲壯地寫道：“我鄭重向黨組織提出請求，加入抗震救災的隊伍。我願付出自己的一切，去挽救災區人民的生命，實現我們軍人的價值！”
此次震區所在的川西高原，地形複雜，天氣變化更是無常，“蜀犬吠日”指的就是很少見到太陽。
次日，氣象預報說天氣稍有好轉，空降特種偵察小分隊抓住短暫時機，從雲層縫隙中成功實施了複雜氣象條件下首次高空無地麵引導的空降行動。盡管15人偵察小分隊都是空降技術骨幹，有100次以上跳傘經驗，但由於茂縣為高山峽穀地形，峽穀山峰多在海拔4000米左右，對於世界上任何一支空降部隊來說都是絕望的淵藪。
在四川震中地區山區懸崖臨河地帶跳傘的風險最大，加上當地下雨天氣不穩定，空降兵在空中被風吹撞上懸崖必死無疑。執行這樣的特種空降偵察任務，在世界空降史上絕無僅有。
飛機5月14日11：30起飛，這次空降是高空跳傘，最高高度是從4999米的高空跳傘，已經超出了人在正常條件下的極限，而他們平時訓練中隻需在數百米高度跳傘。最為驚心動魄的是，由於高空氣壓過低，兩架主傘不能打開，兩位空降兵最後是使用副傘降落。
12：25，最後一名空降兵成功著陸。
空降兵分兩個撥次跳傘。一個撥次7人，另一個撥次8人。李振波大校說，空降場地地形異常複雜，峭壁林立，兩邊高山，一座海拔3000多米，另一座海拔4000米以上，降落的地點最高1688米，最低876米，但每一個撥次人員都分散水平500米範圍內，下麵都是森林，誰都看不見誰。下山集結之後就馬上搜集當地的災情。
“著陸用了10多分鍾，有1分多鍾非常煎熬，直到海拔4600以內有氧層會稍微好點。”空降兵王君偉少校說。
12：30，他們第一次匯報空中指揮，“茂縣受災麵積百分之百，房屋倒塌80%左右，急需解決的問題是物資匱乏，缺帳篷、醫藥、飲用水和食物，最大的困難是與外界隔絕了一切聯係，成了死城。”
李振波說，茂縣縣長高加軍已經被巨大的壓力壓得喘不過氣來，見到這些“天兵”激動異常：“哎呀，救星來了！”
空降兵們在茂縣開辟了一個機降場，停留一天之後，第二天早上9點離開茂縣，徒步前往目的地汶川，翻越3座3000米以上的大山，走的時候餘震不斷，他們剛走過水磨村時，正翻過最大的一座山，山體抖得厲害，他們剛過，就發生了滑坡，“我們差點就在那裏被包了餃子。”
在汶川和茂縣的交界處，他們又開辟了一個機降場，為當時還沒有任何救援隊伍到達的災民，開辟了希望之所。
“開辟機降場之後，我們向空指報告了準確經緯度，鋪上紅十字和白石灰作為地標，明天就把重傷員和孕婦拉出去，災民見到我們就掉淚啊。”李振波說。
他們依靠攜帶的兩部海事衛星電話和其它先進裝備，每半小時與指揮部聯係一次。一路上被困的遊客還借用他們的海事衛星電話給家裏人報平安。
接受本報記者采訪時，這15個空降兵就睡在草坪上，李振波說，頭發硬得不行，都是土，但他們來不及休整，“我們準備再從這裏走到都江堰，從這頭走到那頭，把整個情況都了解清楚。”
鐵 軍
5月16日，午夜1點多，車外下雪，車窗裏麵有霧氣，“我們把車窗打開，居然這麽凍。”餘傳高說。
餘傳高是濟南軍區鐵軍突擊隊員，往震中汶川縣機動的先遣部隊100人中的一員。這支“紅軍師”先遣指揮所帶所屬“秋收起義團”紅一營三百三十餘名官兵組成的抗震救災先遣支隊，以摩托化行軍方式星夜馳援四川汶川地震災區。與此同時，該師其他部隊采取鐵路輸送方式，分頭向受災地區集結，萬人千車投入救災。
用時髦的話來說，這對他們來說是一次“複古之旅”，從都江堰出發，經蘆山、寶興、夾金山到理縣後奔襲十八公裏到汶縣。全程八百多公裏，途中翻過海拔5231米的正在下雪的夾金山，“我們師紅軍時期就從那裏經過”。
作戰參謀王超宏說，戰士翻過夾金山頂的時候，嘴唇全部發烏，可謂一天穿越四季。出發時底下二十多度，而在山頂，戰士凍得沒有辦法，隻有裹著雨衣避寒。“毫不誇張地說是鵝毛大雪，我的兩個耳朵都聽不見了，好像給人塞住了一樣，胸悶。”
鐵軍搶險突擊隊由“紅軍師”挑選出來的100名黨員組成，從洛陽空運到成都雙流機場，先到彭州待了一個晚上，然後到都江堰，從13日淩晨開始機動，3天3夜休息了不到5小時。15日下午6點趕到汶川。
“12日上午我們都在野外訓練，午休，床在晃，下午領導電話通知進入戰事應備狀態。12點通知連夜返回，5點到駐地，準備物資。根本沒時間休息。”餘傳高說。
突擊隊隊員陶明勇，都江堰市紫坪鋪鎮勇敢村人，弟弟從聚源中學爬出來，而家人還沒有消息，當時沒有確定他來，但是他找團長要求必須來，陶明勇說，“我是鐵軍的一員，我也是災區那個地方的人，地形氣候都比較了解，可以引路。”團長問，“你想不想回家？”他說，“我肯定想，但我是鐵軍的一員，肯定會有其他部隊的戰友去救我的父母，如果我的父母真的去世了，他們知道他們的兒子也在災區的土地上救災，他們肯定不會埋怨我。”
這支鐵軍突擊隊到達汶川縣城以後，很多士兵都往家裏掛平安電話，一人限時3分鍾，然而陶明勇卻隻有一個幾天來從未能夠撥通的電話號碼。
長 路
5月16日，阿壩州迎賓館院子裏臨時搭起的指揮部裏，李亞洲正在往腳上抹雙氧水。在13日挺進汶川的89公裏徒步中，李亞洲的雙腳和腰部都被飛石砸傷，撩起褲管，他的兩條小腿都傷痕累累。
5月13日，四川省軍區副司令員李亞洲率領一支解放軍小分隊開進汶川縣城，並擔任了汶川震區抗震救災前線指揮部總指揮。
地震發生時，李亞洲正在阿壩軍分區檢查工作。短短半個小時後，他立即啟動應急預案，組織阿壩軍分區官兵85人、醫療小分隊10餘人，集結民兵200餘人，從馬爾康向著震中汶川挺進。
晚9時，當乘車行進至距理縣縣城32公裏的古爾溝鎮時，道路嚴重阻塞損毀。
得知道路短時間內難以打通後，身材有些發胖的這位平時笑眯眯的曾經的後勤部長李亞洲做出了一個他從軍36年來最為果敢也是最為對自己不利的決定：步行。“州裏的領導非常佩服，他們不願意我走，我說必須走，不能停留，要把人民群眾生命放在首位，這是職責所在，在古爾溝守駐之後開了個會，他們說打通不了，要一個月之後才能打通，我說這怎麽行，必須徒步走過去。”
“飛石亂滾，我們遇到了三四百次的餘震。”李亞洲說，從古爾溝到汶川是89公裏的死亡之路。“我隻帶了十幾個人，大多數戰士在我們先頭部隊走兩小時候之後開拔，我們開始用手電照明，手電用完了，就用手機照明，這麽連夜摸過來的，13日淩晨3點30分到達理縣的。”
兩個半小時後繼續出發，剩下的路程還有58公裏。他到達汶川的時間是近9個小時後，13日14時50分。
“終於不辱使命。成都軍區的司令員和政委，知道我趕到了汶川，高興得很。”李亞洲是第一個趕到縣城的軍級幹部。
“我們一路摸著屍體爬過來，慘不忍睹，砸壞的車輛駕駛員就死在裏麵，城區和周邊的幾個鄉鎮580多人是有名有姓的，還有更多的無名屍體。死亡之路不堪回首，52歲的人了，89公裏，真是可怕啊。”
作者: 南方周末記者 張 悅 發自四川汶川
空降兵羅美華：“他們都雙手合十，跪在那個地方。
”空軍司令許其亮：“快！快！快！”“
秋收起義團”突擊隊員：“我們師紅軍時期就從那裏經過。
”汶川前線總指揮李亞洲：“52歲的人了，89公裏，真是可怕啊。”
天 神
5月14日，汶川大地震的第三天，中午11點，汶川縣城東北麵山脊海拔2300米的最高處，牛腦寨的村民正在用羌人的儀式為地震中的逝者釋懷安魂。
像那些高半山區的其他寨子一樣，牛腦寨一片廢墟，死了8個村民。倏地，葬禮中靜默的人群躍動起來，手舞足蹈。
羌人尚舞。屈原在《九歌》中對此有過記述：“羌聲色兮娛人，觀者心詹兮忘歸。”《汶川縣誌》說，羌民“喪葬有喪葬曲，相互舞蹈，以示悲歡，蓋古風尚存也”。
然而這次他們不是為死者而舞。“我們正在埋5個死去的村民時，飛機下來了。”52歲的村民馬康年說這是大家在劫難後第一次看到希望，直升機猶如天神一般，生機從天而降。
直升機緩緩降落，在螺旋槳舞起的漫天颺塵中，所有村民齊刷刷地跪下迎接“天神”。
19歲的佘健也是其中的一員，地震中，他在房屋倒下之前從二樓跳下，死裏逃生。如果不是當時大多數村民都在田裏，寨子裏死亡的恐怕遠遠不止8人。
羅美華從直升機上跳到跪倒的人群中。看到“他們都雙手合十，跪在那個地方。”他是成都軍區應急救災小分隊的一員，他們的任務是“必須要在軍隊開進汶川之前，建立起應急通訊樞紐”。此前，大地震已經讓震中汶川通信全斷，成為“孤島”。
為了直升機能夠在此前沒有任何機降場的汶川降落，成都軍區的陸航團已經試探飛行了8架次，終於這次在空中盤旋了20分鍾後，冒險在這塊汶川最高的地點降落。
明白來意後，佘健和其他二十多名壯年村民搬起通信器材就往山下趕。平時一個小時的下山路走了兩個多小時。“解放軍要給我們錢，我們一個都不要，我們都是義務的。”佘健說，在此之前，飛機第一次給汶川空投救援物資也是掉在牛腦寨，受災的村民們沒有占為己有，而是汗流浹背地背到山下的縣城交給政府。
他們小心翼翼搬下去的才是真正的“天神”——在汶川四周地麵道路短時間內不能完全打通的情況下，空中的通訊信號才是拯救汶川的關鍵。
在通信完全中斷之後，交通也徹底斷絕，向外求救和逃出汶川都沒有了可能，汶川成為一座瀕死之城，天兵天將天神的傳說在這塊大禹故裏代代相傳，在薑維城半山腰的安置點中，在餘震中無助的受困者攜手相跪，將希望寄托在了這些傳說中的人物上。
另外被災區百姓稱為“天神”的是成都軍區某陸航團的飛行員。
陸航團團長餘誌榮的家鄉正是汶川縣龍溪羌族鄉。12日中午汶川地震過後不到兩小時，有著五千多小時飛行經驗的羌族特級飛行員，就和戰友們緊急飛往災區救援。
溫總理等幾乎所有赴汶川震區視察的國家和軍隊領導人的專機都是他親自駕駛。然而不為人知的是，他的家人至今都未聯係上。
將南方周末記者機降在汶川的黑鷹直升機LH92213的機長李霍建說他們是災後最先見到災區概貌的人，陸航團每天二十多架飛機四十餘飛行員都是超負荷飛行，每人平均飛行時間達8小時。
與大家想象的不同，直升機在災區異常惡劣的地質和天氣條件下，比如岷江峽口常有的紊亂的風流，每次飛行都是要冒著很大風險的。5月15日下午天氣惡劣，使得直升機都飛不到汶川縣城和理縣、茂縣幾個重災區，下午3點的時候有三架已經飛出去沒回來也沒消息，軍區指揮部很擔心，雖然最後均安然返回，但這樣的風險每天都在發生。
李霍建說，餘震時風流幹擾特別大，飛行不平穩，磁場亦可能發生變化，導致電子設備失靈，遇到這種情況，必須及時調整高度。
5月19日，坐直升機飛抵汶川縣城視察的空軍司令員許其亮說，這是空軍史上同時出動飛機最多、飛行強度最大、反應速度最快的非作戰空運行動。
許其亮走的時候，破例將2名傷員和4名受困美國公民帶上專機。
天 兵
天神終乃虛幻，天兵卻真的下來了。中國軍事史上最為悲壯的一次空降在岷江峽穀的高空發生。
與32年前發生在唐山的那場等級相同的大地震相比，汶川的救援顯得極其艱難。地處山區、平均海拔1300多米的汶川，道路一旦損毀，空中通道就成為惟一的生命線。在汶川、茂縣、理縣這3個地震後與外界的通信、交通完全中斷的重災區，“孤島”裏的情況如何，誰也說不清楚，惟一的選擇就是依靠空降兵傘降勘查災情，建立聯係。
12日晚上，空降兵某部接到上級命令後，迅速組建空降特種偵查小分隊。連夜疊傘，13日早上即飛到茂縣上空。
空軍司令許其亮的指示隻是短短的三個字：“快！快！快！”
盲投和盲降在空中救援曆史上極為罕見，風險極大，救援部隊接連實施盲投和盲降，救援形勢之急與救援部隊之險可見一斑。
“之前沒給家裏人打電話，你一說家裏還能讓你去嗎？”5月15日，已經帶隊到達汶川縣城的李振波大校回憶起14日生死一瞬間的傘降，每個戰士都寫好了遺書，“飛機測風測雨雷達上顯示的回波也越來越強烈。機組權衡下選擇了放棄。當時下雨，飛機結冰，門打不開，空降不成，所以先降到成都，在成都待命了一天。由於降雨，積雨雲層低厚，不具備空降條件，我們真要跳下去不是活活送死嗎？”
死不可怕。可怕的是寸功未立，無謂送死。小分隊成員、32歲的雷誌勝在請戰書中悲壯地寫道：“我鄭重向黨組織提出請求，加入抗震救災的隊伍。我願付出自己的一切，去挽救災區人民的生命，實現我們軍人的價值！”
此次震區所在的川西高原，地形複雜，天氣變化更是無常，“蜀犬吠日”指的就是很少見到太陽。
次日，氣象預報說天氣稍有好轉，空降特種偵察小分隊抓住短暫時機，從雲層縫隙中成功實施了複雜氣象條件下首次高空無地麵引導的空降行動。盡管15人偵察小分隊都是空降技術骨幹，有100次以上跳傘經驗，但由於茂縣為高山峽穀地形，峽穀山峰多在海拔4000米左右，對於世界上任何一支空降部隊來說都是絕望的淵藪。
在四川震中地區山區懸崖臨河地帶跳傘的風險最大，加上當地下雨天氣不穩定，空降兵在空中被風吹撞上懸崖必死無疑。執行這樣的特種空降偵察任務，在世界空降史上絕無僅有。
飛機5月14日11：30起飛，這次空降是高空跳傘，最高高度是從4999米的高空跳傘，已經超出了人在正常條件下的極限，而他們平時訓練中隻需在數百米高度跳傘。最為驚心動魄的是，由於高空氣壓過低，兩架主傘不能打開，兩位空降兵最後是使用副傘降落。
12：25，最後一名空降兵成功著陸。
空降兵分兩個撥次跳傘。一個撥次7人，另一個撥次8人。李振波大校說，空降場地地形異常複雜，峭壁林立，兩邊高山，一座海拔3000多米，另一座海拔4000米以上，降落的地點最高1688米，最低876米，但每一個撥次人員都分散水平500米範圍內，下麵都是森林，誰都看不見誰。下山集結之後就馬上搜集當地的災情。
“著陸用了10多分鍾，有1分多鍾非常煎熬，直到海拔4600以內有氧層會稍微好點。”空降兵王君偉少校說。
12：30，他們第一次匯報空中指揮，“茂縣受災麵積百分之百，房屋倒塌80%左右，急需解決的問題是物資匱乏，缺帳篷、醫藥、飲用水和食物，最大的困難是與外界隔絕了一切聯係，成了死城。”
李振波說，茂縣縣長高加軍已經被巨大的壓力壓得喘不過氣來，見到這些“天兵”激動異常：“哎呀，救星來了！”
空降兵們在茂縣開辟了一個機降場，停留一天之後，第二天早上9點離開茂縣，徒步前往目的地汶川，翻越3座3000米以上的大山，走的時候餘震不斷，他們剛走過水磨村時，正翻過最大的一座山，山體抖得厲害，他們剛過，就發生了滑坡，“我們差點就在那裏被包了餃子。”
在汶川和茂縣的交界處，他們又開辟了一個機降場，為當時還沒有任何救援隊伍到達的災民，開辟了希望之所。
“開辟機降場之後，我們向空指報告了準確經緯度，鋪上紅十字和白石灰作為地標，明天就把重傷員和孕婦拉出去，災民見到我們就掉淚啊。”李振波說。
他們依靠攜帶的兩部海事衛星電話和其它先進裝備，每半小時與指揮部聯係一次。一路上被困的遊客還借用他們的海事衛星電話給家裏人報平安。
接受本報記者采訪時，這15個空降兵就睡在草坪上，李振波說，頭發硬得不行，都是土，但他們來不及休整，“我們準備再從這裏走到都江堰，從這頭走到那頭，把整個情況都了解清楚。”
鐵 軍
5月16日，午夜1點多，車外下雪，車窗裏麵有霧氣，“我們把車窗打開，居然這麽凍。”餘傳高說。
餘傳高是濟南軍區鐵軍突擊隊員，往震中汶川縣機動的先遣部隊100人中的一員。這支“紅軍師”先遣指揮所帶所屬“秋收起義團”紅一營三百三十餘名官兵組成的抗震救災先遣支隊，以摩托化行軍方式星夜馳援四川汶川地震災區。與此同時，該師其他部隊采取鐵路輸送方式，分頭向受災地區集結，萬人千車投入救災。
用時髦的話來說，這對他們來說是一次“複古之旅”，從都江堰出發，經蘆山、寶興、夾金山到理縣後奔襲十八公裏到汶縣。全程八百多公裏，途中翻過海拔5231米的正在下雪的夾金山，“我們師紅軍時期就從那裏經過”。
作戰參謀王超宏說，戰士翻過夾金山頂的時候，嘴唇全部發烏，可謂一天穿越四季。出發時底下二十多度，而在山頂，戰士凍得沒有辦法，隻有裹著雨衣避寒。“毫不誇張地說是鵝毛大雪，我的兩個耳朵都聽不見了，好像給人塞住了一樣，胸悶。”
鐵軍搶險突擊隊由“紅軍師”挑選出來的100名黨員組成，從洛陽空運到成都雙流機場，先到彭州待了一個晚上，然後到都江堰，從13日淩晨開始機動，3天3夜休息了不到5小時。15日下午6點趕到汶川。
“12日上午我們都在野外訓練，午休，床在晃，下午領導電話通知進入戰事應備狀態。12點通知連夜返回，5點到駐地，準備物資。根本沒時間休息。”餘傳高說。
突擊隊隊員陶明勇，都江堰市紫坪鋪鎮勇敢村人，弟弟從聚源中學爬出來，而家人還沒有消息，當時沒有確定他來，但是他找團長要求必須來，陶明勇說，“我是鐵軍的一員，我也是災區那個地方的人，地形氣候都比較了解，可以引路。”團長問，“你想不想回家？”他說，“我肯定想，但我是鐵軍的一員，肯定會有其他部隊的戰友去救我的父母，如果我的父母真的去世了，他們知道他們的兒子也在災區的土地上救災，他們肯定不會埋怨我。”
這支鐵軍突擊隊到達汶川縣城以後，很多士兵都往家裏掛平安電話，一人限時3分鍾，然而陶明勇卻隻有一個幾天來從未能夠撥通的電話號碼。
長 路
5月16日，阿壩州迎賓館院子裏臨時搭起的指揮部裏，李亞洲正在往腳上抹雙氧水。在13日挺進汶川的89公裏徒步中，李亞洲的雙腳和腰部都被飛石砸傷，撩起褲管，他的兩條小腿都傷痕累累。
5月13日，四川省軍區副司令員李亞洲率領一支解放軍小分隊開進汶川縣城，並擔任了汶川震區抗震救災前線指揮部總指揮。
地震發生時，李亞洲正在阿壩軍分區檢查工作。短短半個小時後，他立即啟動應急預案，組織阿壩軍分區官兵85人、醫療小分隊10餘人，集結民兵200餘人，從馬爾康向著震中汶川挺進。
晚9時，當乘車行進至距理縣縣城32公裏的古爾溝鎮時，道路嚴重阻塞損毀。
得知道路短時間內難以打通後，身材有些發胖的這位平時笑眯眯的曾經的後勤部長李亞洲做出了一個他從軍36年來最為果敢也是最為對自己不利的決定：步行。“州裏的領導非常佩服，他們不願意我走，我說必須走，不能停留，要把人民群眾生命放在首位，這是職責所在，在古爾溝守駐之後開了個會，他們說打通不了，要一個月之後才能打通，我說這怎麽行，必須徒步走過去。”
“飛石亂滾，我們遇到了三四百次的餘震。”李亞洲說，從古爾溝到汶川是89公裏的死亡之路。“我隻帶了十幾個人，大多數戰士在我們先頭部隊走兩小時候之後開拔，我們開始用手電照明，手電用完了，就用手機照明，這麽連夜摸過來的，13日淩晨3點30分到達理縣的。”
兩個半小時後繼續出發，剩下的路程還有58公裏。他到達汶川的時間是近9個小時後，13日14時50分。
“終於不辱使命。成都軍區的司令員和政委，知道我趕到了汶川，高興得很。”李亞洲是第一個趕到縣城的軍級幹部。
“我們一路摸著屍體爬過來，慘不忍睹，砸壞的車輛駕駛員就死在裏麵，城區和周邊的幾個鄉鎮580多人是有名有姓的，還有更多的無名屍體。死亡之路不堪回首，52歲的人了，89公裏，真是可怕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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