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T: 二十四年後再看 亨廷頓真的錯了嗎？

王夫子 2017-10-02 22:51 http://blog.dwnews.com/post-975729.html

二十四年前，美國政治科學家薩繆爾o亨廷頓在《外交事務》（Foreign Affair）雜誌發表《文明的衝突》一文，提出“以美蘇意識形態對抗為主要特征的冷戰終結後，文明衝突將成為未來衝突的主導模式”，一石激起千層浪。三年後，在席卷政學兩界的波瀾漸入平息之時，這位學者又不失時機地直麵眾多質疑、挑戰之聲，以煌煌專著的形式做出正麵回應。對此，追捧者說，這本最終定名為《文明的衝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的著作，乃集亨氏平生學問之大成，更以驚人的遠見預言了今日困擾中東乃至全球的教派鬥爭與文明衝突。亦有鄙夷者論道，亨氏沽名釣譽，為奪“冷戰後時代第一預言家”之桂冠、成“喬治o凱南第二”（George Kennan，曾以'X先生'為筆名發表著名的七千字電文《蘇聯行為的根源》，預言鐵幕的降下與冷戰的到來）而故作驚人之語，撥弄視聽，或成“自我實現之預言”，蓋非學者所為。

廿年匆匆已過，亨氏亦於九年前作古。然其究竟是語不驚人死不休的怪客，還是因先見之明而不為時俗所容的長者，蓋棺之後，竟仍未可定論，此殊為奇特。廿年來，圍繞亨氏“文明衝突”預言的論戰中，大體以反對者居多。無數當年的學界新秀、“青椒”小夥兒正是靠著批判亨氏而成家成名。

觀現實：文明“內部”的衝突不可小覷

如今，麵對全球各地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的恐怖襲擊，以及襲擊後往往站出來“光榮認領”的帶有濃鬱宗教色彩的激進組織，似乎為亨氏的預言提供了注釋和證據。然而，如果仔細分析這些衝突的細節，反對者死活同樣能提出有力的反駁。第一，至今亨氏所預言的儒家文明、西歐與北美的新教文明、俄羅斯東正教文明、日本文明、非洲文明、拉美天主教文明、印度文明七大文明板塊“大整合”後“大鬥爭”的局麵不僅沒有出現，且在可以預見的將來也無太大出現的可能。

第二，即便各類伊斯蘭激進組織頻頻發起的暴恐襲擊奪人眼球，我們也應看到，在所謂伊斯蘭文明圈內部並未整合為鐵板一塊，而是各國自立山頭，甚至相互抵牾、爭鬥不止，如什葉派的伊朗與遜尼派的沙特就是宿敵。即便在一國之內，不同教派之間鬥爭的殘酷性、對對方人員的實際殺傷數量（如伊斯蘭國對其治下的什葉派平民的屠殺）也往往遠超對所謂西方/基督教文明的所作所為。一句話，亨廷頓筆下的那些所謂“文明”，其內部的凝聚力恐怕遠遠沒有亨氏所預料的那麽高。恰恰相反，這些“文明內部的衝突”似乎在暴虐程度與破壞性上比“文明間的衝突”更大、更持久。

這背後的原因是什麽？筆者傾向於用“正統性爭奪”與“文明衝突的階段性”兩個視角來解釋。在同一個文明內部的不同派係、主張之間，他們的互動頻率要比他們與外部的文明的接觸頻率更高，因而產生矛盾的可能性更大。而更為重要的是，在基督教、伊斯蘭等一神教文明中，不同派係對於“絕對真理”的解釋權的爭奪更為激烈--譬如，遜尼派和什葉派為了究竟誰才是安拉旨意的唯一代言人、誰才是先知默罕默德的唯一合法繼承者，已經爭鬥了千年。而今，隨著沙特（遜尼派大本營）與伊朗（什葉派大本營）矛盾的加劇，這種鬥爭還有進一步擴大、加劇，甚至有專家認為它有升級為整個中東/穆斯林世界大戰的可能。需要指出的是，這並不是伊斯蘭的特性；當年由宗教改革所引發的歐洲三十年戰爭，大抵也是此因。

最近的“卡塔爾斷交危機”更是一例。特朗普訪問利雅得，沙特坐莊，大宴賓客，將全世界除了伊朗、敘利亞兩個什葉派國家之外的所有穆斯林領導人都邀請到沙特首都，頗有當年武王伐紂前的“孟津觀兵”之意。然而，近年來在中東乃至世界外交舞台上越發活躍的卡塔爾，卻在沙特苦心經營的對什葉派“統一戰線”中，扮演類似騎牆派的角色。它試圖成為海灣南北兩岸的調停者、中間人。卡塔爾此舉的動機，我們姑且不論；但可以肯定的是，在沙特和伊朗之間，以及整個穆斯林“文明內部”遜尼派與什葉派矛盾不斷加劇的大趨勢麵前，他們的做法在利雅得看來無意於遜尼派陣營內部的叛徒與鼴鼠--如果不加嚴懲、以儆效尤，那麽就會有更多的遜尼派小國步其後塵，選擇中立觀望、從中漁利，那麽沙特的“反伊大業”將很可能功敗垂成。

由此可見，伊斯蘭文明內部的巨大紛爭和衝突等案例，讓我們看到亨廷頓有關文明間衝突預言的局限性。而若以其他文明為例，亨廷頓的觀點也難以找到特別有力的支持。譬如俄羅斯和烏克蘭都是傳統上的東正教國家，盡管烏克蘭西部在後冷戰時代受西歐和波蘭、立陶宛的影響而加劇了天主教化，但是這絲毫沒有彌合兩國政府在戰略問題上的巨大分歧和衝突；同時也沒有在俄羅斯民族和烏克蘭民族之間架起“宗教情誼與認同的橋梁”。

認同亨氏理論的人，還往往喜歡用英美的特殊關係來論證“同一文明”、“同一宗教”情誼所帶來的紐帶作用。但是這種說法也是經不起邏輯推敲的。首先，從宗教上講，英國宗教為既不同於羅馬天主教也不同於美國新教的“英國國教”--安立甘宗。而曆史上那些隨著五月花號前後腳踏上美洲大陸的英國移民，也恰恰是不為英國國教所容、屢遭迫害的清教徒--正是他們的後代構成了美利堅合眾國的主體--白人盎格魯-薩克遜新教教徒，即所謂的WASP。所以，所謂英美文明同一性之說，恰恰在宗教情感這個領域是不確切的。退一步講，即便我們接受一些學者所講的英美在文化、語言、民族上的相似性--這些也似乎的確部分地構成同種“文明”的基本架構，但是我們必須認識到，這些相似性是從來都存在的，在美國建國之前都一直存在。可是為什麽北美殖民地還會扯起反英大旗呢？為什麽英美關係在整個18世紀後期，以及19世紀大部分時間裏都是敵對、衝突占據上風。最引人注目的莫過於1812年英國海軍“火燒白宮”的“壯舉”--這一事件與珍珠港、911事件被美國人並成為三大“國恥”，是為美利堅本土遭外地直接打擊的最慘痛回憶。試問，在那時，在美英兩國在陸上和海洋上鬥得難舍難分的時候，這些所謂“同一文明”的要素難道就不存在了嗎？顯然不是。社會科學常識告訴我們，常量（譬如一直存在的所謂'文明同一性'）是不能用來解釋變量的（美英關係的變化）。所以，用美國、英國這樣的典型案例，也不能為亨氏的理論加多少分。

最後，從“文明衝突的階段性”的角度看，蔣介石當年的一句“政治不正確”的名言，似乎已經給我我們答案--攘夷必先安內。一個文明，要想去征服、摧毀其他文明，光靠其內部的一兩個強大派係恐怕在技術上是難以做到的。這些強者需要首先做到文明內部的整合，然後方能“槍口一致對外”。曆史上，無論是匈奴騎兵闖歐洲，還是羅馬帝國蕩平地中海世界，抑或是蒙古成吉思汗征服歐亞大陸、中華帝國主宰東亞，都是從內部整合做起：冒頓斬殺所有部落的首領，統一了整個漠北，才能對西漢王朝構成威脅；六百年後匈奴人的後代阿提拉在匈牙利平原上做的是同樣的事情，方才叩開羅馬的大門；羅馬一定是首先征服拉丁人，然後再同化拉丁同盟者、牢固掌握意大利半島，最後才敢挑戰迦太基、高盧、馬其頓；成吉思汗隻有在一一削平劄達蘭人、篾兒乞人、塔塔爾人、乃蠻人，統一蒙古草原之後，才有資本叫板大金國，並征服中亞強權花剌子模帝國，進軍西亞、東歐。

因此，即便我們再退一步，索性假定亨氏的假設是正確的，那麽他所預設的未來世界鬥爭場景要想成為現實，也至少還要經過一個難以逾越的階段，那就是他書中所提到的“文明核心國家”對文明周邊、外圍國家的“整合”。考慮到自威斯特伐利亞時代以來，尤其是當代世界各國對自身主權與獨立的極度珍視、敏感，這一“整合”過程恐怕並不不會一帆風順。“文明整合”的排頭兵歐盟，如今已在英國脫歐的衝擊下岌岌可危；當年試圖整合伊斯蘭世界的納賽爾、卡紮菲、薩達姆，不是作古就是命喪黃泉；俄羅斯屢屢嚐試以不同途徑、理由複興蘇聯的疆域或建立某種聯邦、邦聯的聯合體，不僅收效甚微，甚或引發當事國的激烈反彈。東亞的情況又如何呢？幾年前，當人們還在熱議中日韓自貿區的時候，美國一個楔子打進來，釣魚島出事了，中日反目；前年，當人們還在驚歎天安門閱兵式上的中韓蜜月時，一個薩德打進來，中韓成仇。可見，“文明的整合”，談何容易。

碎片化的文明衝突：全球化對亨氏預言的修正

上文說了這麽多，仿佛給人以印象，亨廷頓錯的沒邊。可是，我們又分明發現當今的恐襲確實越來越多的發生在歐美國家，而其發動者同樣越來越明顯地指向特定的宗教和地區（移民）群體。從查理周刊的慘案，到倫敦橋邊的喋血，從布魯塞爾的機場，再到曼徹斯特的爆炸聲，西方世界正驚恐不已。而最讓西方人憤怒、憂傷、卻又不知所措、無計可施的是，發動這些襲擊的人，往往並不是從中東地區遠道而來的伊斯蘭國暴徒，也不是敵對國家的專業特工，而是在西方國家土生土長的移民二代、中東人後裔。他們從小唱著《上帝佑吾女王》，接受的是英國的正規國民教育，可是到頭來，卻以震驚世界的獨狼襲擊像世人宣告自身的民族、宗教和情感認同--我不是“你們”。這無疑讓那些為西方民主社會、自由世界兼容並包、懷柔天下的鼓吹者們汗顏。這又是怎樣造成的呢？

首先，從技術麵上講，我們必須注意到全球化。而這個因素也恰恰是亨氏在他的書裏非常遺憾地未能深入研討的。全球化不僅造成技術、資金的流動，也帶來了人口的遷移。現代的通訊、旅行工具，使得特定人口較大規模的遷徙較之百千年前的前輩們容易的多。

同時我們也注意到，二戰後西方社會的變遷，為這種變化種下了遠因。一方麵，西方世界自由主義，或者說那種最近時長被人稱為“白左”的意識形態在二戰後，尤其是越戰之後逐步取得主流地位。他們所確立的“政治正確”原則，及其對司法、國家機器的建構作用，為這些外來移民爭取合法權益、生息繁衍、紮根西方國家提供了製度性保障。另一方麵，西方自身少子化、老齡化、勞動力不足等“後現代病”亦層出不窮，於是在無形中為外來人群在其社會內部的拓展提供了更多的可供占有的空間。

然而，自詡為多元化、平等博愛的西方社會，譬如最典型的法國，真正在社會建構、接納外來人群時，其實骨子裏是免不了排他性的，即不可能真正落實到他們所公開許諾、標榜的價值理念。俗話說“期望越高、失望越大”，外來人群，即便經曆了二代、三代，但在這樣一個“熟悉的陌生國度”中遲遲找不到歸屬感，始終處於邊緣，免不了失業與貧困的困擾，那麽這樣的一群新成長起來的年輕人，一定是充滿怨念與憤怒的。他們的反（西方）社會傾向越強，就越容易在全球化、網絡化時代被來自遠方的“啟示”所引導，從而走上獨狼之路。

所以，我們現在看到的，不是亨廷頓筆下那種“整合後的文明衝突”，而是碎片化、滲透化的“文明的衝突”：一種宗教、文明的人群，在另外的宗教、文明的國度裏生活，即便已曆數代，然而其認同始終沒有建立起來，加之種種主客觀因素，遂成為另一種“文明內部衝突”的導火索。對抗當地的政府與社會、響應遠方的“聖戰召喚”、頻頻發動獨狼襲擊，都是其最明顯的表現。如果說前文講的“文明內部衝突”是側重於同一宗教內部不同教派間的衝突，那麽此處的“文明內部衝突”則又有了另一層地緣政治的含義。

結語

綜上所述，如果我們把亨廷頓的預言拆分為兩句話，那麽我們似乎可以稍微公允一點地懟他進行評價。首先，亨廷頓似乎正確地預言了冷戰後，在共產主義-資本主義意識形態大對抗消減後，所謂“文明”的因素將大幅上升。筆者認為，亨氏的這一觀察與預見是相當準確而超前的。然而，他理論的後半句話卻頗值得商榷，那就是在後冷戰時代，文明將會整合不同的國家，然後在世界範圍內形成七個或者八個以文明（其實質就是宗教圈）為界限所劃分出來的陣營，它們間的縱橫捭闔、衝突合作將代替國家間的鬥爭與合作，成為未來世界政治的主題。我們現在看到的現實，以及對中短期未來的預估都不支持亨氏的上述假設。

這是因為，第一，我們看到“文明內部的衝突”已成愈演愈烈之勢，筆者已試用“正統性爭奪”與“整合的階段性”兩個視角來加以解釋。前者是說，文明內部的不同派係、組成部分為了爭奪對該文明的代表權、控製權、主導權而相互鬥爭，其酷烈程度往往超過他們與外部文明的鬥爭；後者是說，在整合特定文明一致對外前，通常會存在一個漫長而痛苦，甚至殘酷的內部整合過程。第二個原因則是在全球化條件下，文明間的邊界在版圖上已經模糊，但文明間的差異、矛盾、衝突卻並不會必然因為交流的增多而減少。二戰後，西方世界的開放性，使得他們成為一些異質文明（譬如相對於西歐基督教世界的中東伊斯蘭文明）進行滲透的對象。這種滲透一開始恐怕並無甚不妥，也根本談不上“陰謀”、“危害”，無非是西方的自然社會環境吸引追求高質量生活的外來移民，外來移民滿足後現代社會對勞動力的需求，但在西方少子化、老齡化嚴重，人口構成麵臨“翻盤”危險的今天，則成為這些國家所不得不直麵的現實問題。

正所謂“成也蕭何，敗也蕭何”。亨氏的成就在於其超乎常人的理論功底和對事務發展趨勢的把握，而造成他失敗的也恰恰是其對自身功底與洞察力的過度自負。但無論如何，他的觀察、洞見，甚至哪怕謬誤，都將成為人類探索文明、認識自身前進道路上的裏程碑。謹以此為紀念這位值得批判的先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