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德剛：袁世凱留下的爛攤子

唐德剛：袁世凱留下的爛攤子

文|唐德剛

民國時代最上層的政客，差不多都是天堂地獄之間的邊緣人。因為他們所處的時代是個波濤翻滾的轉型期。前型（有兩千年曆史的帝國製度）已毀；後型（今後兩千年的民主製度）未奠。他們一般都是忽前忽後，不知所適地在兩型之間走鋼索橋。上有光明燦爛可望而不可即的天堂；下有怪石嵯峨、陰森險惡的萬丈深淵，一步踏錯，或一念之差，便會墜入穀底，而粉身碎骨。他們自己遺臭萬年不打緊，索橋被他們弄斷，全民族也隨之滑坡，屍填溝壑，彼岸無期。

這種一失足成千古恨的最明顯的例子，就是袁世凱和汪精衛了。汪氏當年如不因誤聽他那心際狹小而又生性潑辣的老婆之言，在一念之差中，當了漢奸，抗戰後在蔣公弄得捉襟見肘、無路可走之時，就是“汪先生”的天下了。哪還輪到胡適之、李宗仁來做總統呢？

而中國共產黨的政權之所以能在中國曆史上出現，其第一個“千古功臣”，絕不是張學良；張也向不以此自居。他甚或公開地說是他當年犯了錯誤，雖然他並不改悔。少帥就曾向筆者說過，他是以部下身份，陰謀反對長官，他自己的部下，如果也以同樣陰謀反對他，他早就把這人槍斃了。換言之，他如果是蔣介石，他早就把他自己槍斃了。所以他對蔣之關他五十年，毫無怨言。少帥近一百歲了，據說頭腦還很清楚。此語可複按也。中共的“千古功臣”，更不是日本軍閥，而是當年內部傾軋無已時的國民黨本身啊。國民黨自己胡搞一通，才搞出個共產黨來，哪能亂怪他人呢？

是誰搞垮了袁世凱

再翻翻曆史，回頭看看袁世凱：袁氏在民國二年（1913），鎮壓了二次革命，削平了國民黨的三藩之後，是何等聲勢？乘此聲勢，他就應該虛懷若穀，好好地為國為民，做點善事。但是他不此之圖，卻要起邪心，做皇帝。結果就因一念之差，摔下鋼索而粉身碎骨。朋友，試問老袁為何失敗，而失敗得那麽慘？他是被風流小將蔡鍔打垮了？非也。朋友，袁世凱就因一念之差，而為全民所棄也。悲夫！

我們要知道，袁世凱在稱帝之前，中華民國原是個統一的國家啊。中央政府也是個可以駕馭全國的政府啊。袁大總統在一般黎民百姓和知識分子之間的聲望，是遠在孫前總統之上，至少不在當時的中山之下。連蔡鍔將軍當時對所謂“黨人”也頗感不耐。筆者在《袁氏當國》中就提過，二次革命期間，蔡鍔（時為雲南都督）就曾發過擁護中央、痛詆李烈鈞造反的通電。當時又有誰能夠逆料，三年之後，蔡李二人又聯袂率領護國一、二兩軍，北伐討袁。這又是誰之過呢？千不是，萬不是的是，袁世凱在一念之差中，上了兒子的圈套，要做起皇帝來。

這一失足，他自己遺臭萬年不打緊，卻使我們的國家民族，幾乎也被拖到萬劫不複的絕境。這純粹是個曆史上的“偶然”嘛。袁世凱之想做皇帝，原是一念之差搞出來的嘛，是啥鳥“曆史的必然”呢？丘吉爾在打了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痛定思痛，就曾在他的二次大戰回憶錄裏麵，舉出過好些例證，來說明“偶然”怎樣改變了曆史的方向。

宏觀有其必然，微觀難免反複

筆者在不同的拙著裏曾反複地解說過，從宏觀角度來看中國近代史的發展，是有其必然性的：那就是帝製向民治轉型，眾星拱北，萬水東流，這是任誰也改變不了的大趨勢，是個曆史的“必然”。今後兩千年，至少是今後五百年的中國是個“民治”的中國，是任何人都無法否定的、扭轉的。

可是，從微觀的史學法則來觀察，則這條通向太平之洋的長江大河，每個階段都是反複無常的、捉摸不定的。“共和不如帝製”；“選舉我是絕對不相信的”；“民主專政至少再搞二十年”…‥還有舉不盡的語錄，和不夠資格叫語錄的語錄呢。但是這些“反複無常”、“捉摸不定”的小階段現象，卻改變不了“萬水東流”，或“權力滑坡、獨裁專製、逐代遞減”的大趨勢。看不清這一“曆史的客觀實在”的政客，必然就會在時代的潮流上落伍，終於被曆史鬥垮、鬥臭。袁世凱的悲劇，就是他的時代背景，和知識條件，使他無法看清這個大潮流的總方向，而誤走回頭路的結果。

吾人在世紀之末的觀光客，站在巫山十二峰之巔，俯視三峽之中千帆齊下，大小船夫、袁皇帝、蔣總統、毛主席，乃至最近以香檳澆頭的小馬哥，強顏歡笑的阿扁哥……或沉或浮，亂成一片，千裏江陵一漩渦，看得好不清楚。但是身在船上的操舵者，麵對削壁險灘，波翻浪滾，生命交關，何由得見呢？他們自己並不清楚的故事，搞曆史的人卻不能忽略。一個一個的慢慢來交代，現在還是先談談袁皇帝的後遺症：

從較好製度、可行製度到破產製度

袁世凱在身敗名裂、憂憤暴卒之後，他身後留下的爛攤子，無人能夠收拾，其後遺症至今未了，我民族可就跟著吃苦了。

筆者不學，曾在不同的拙著裏，一再說過：我們那個有兩千年曆史的帝國文官製，不是個“最好的製度”（best system），但是它和與它同時的其他文化相比，它卻是個“較好的製度”（better system），至少是個“可行的製度”（functional system），所以它才能延長至兩千年之久，而沒有消滅。

這個可行的製度，可行在何處呢？再三言兩語交代一下。我國自秦皇漢武以後，必然和偶然的因素交互為用，使我們的“政治社會結構”（socio-political structure）走進了一個“國家強於社會”（state stronger than society）的特有的模式。在這個模式裏，最大的問題，是強有力的中央政府能維持長期穩定的問題。而長期穩定的關鍵則係於中央政府的接班製，也就是繼承製。解決這個問題，智慧加機運，我們的祖先選擇了“帝王傳子製”（），它能夠一傳至十代以上而不出大紕漏。這是在曆史上打破金氏紀錄的政治製度，為其他任何文化所無也。

漢初諸呂之亂時，顧命諸大臣，咬定了一個“非劉不王”的原則，並聲明“非劉氏而王者，天下共擊之”。試問當時諸大臣對劉氏真是如此效忠？非也。朋友，他們都是一批了不起、有遠見的政治家也。他們為的是奠立一個穩定的中央政府，為萬民造福也。我國古代本有所謂“傳賢”、“傳子”的兩個傳統。但是他們知道傳賢，牛皮而已。傳子才是個“可行的製度”，可以加以不斷地改進也……在古代史上能和中國平起平坐的隻有個羅馬帝國了。羅馬帝國就是在這方麵敗下陣去的。羅馬帝國晚年出了三十個皇帝，就有二十九個被殺掉。朋友，將貨比貨，你能說我們中華帝國所行的不是個“較好的製度”？

地域龐大、人口眾多的大帝國，第二個大問題，便是鬧分裂，搞藩鎮跋扈，軍閥盤踞。我國最早的帝國政治家，對此也有最適當的安排，能防患於未然，化之於無形。為此，除掉短期的唐末之外，漢宋明清一傳數百年，都未發生太大的問題。你看近在眼前的晚清七十年，動亂若斯，有沒有軍閥橫行呢？你說人家是封建落伍，三座大山。

最後，大帝國裏的草根老百姓，總得有個和平安定，善有可褒，惡有可告，安身立命，有保障，有公平的社區生活。這一點在我們傳統帝國裏的正常狀態之下，都有其可圈可點之處。當中西兩文化在16世紀、17世紀初次接觸時，康熙、乾隆的中國，未必就不如路易十四、路易十五的法國。雙方是各有短長也。不幸在19世紀之末，在雙方較勁之下，我們敗下陣來，破了產，社會文化、政經製度，就被迫轉型了。在轉型期中，新製尚未奠立，舊製已玉石俱焚了。凡事沒個標準可循，舊社會出身的政客（如袁世凱）就暈頭轉向，莫知所適，不得已就隻有乞靈祖宗，反動回頭；革命陣營出身的政客，就食洋不化，自以為是，而胡作非為了。

袁的爛攤子變軍閥溫床

袁所留下的後遺症便是全國皆兵，軍閥橫行，民無噍類了。在最糟的晚清七十年，並沒有什麽軍閥嘛。何以袁氏一死，便弄得軍閥遍地呢？這就是轉型期的悲劇了。轉型期中，新興的製度還沒有建立（至少要兩百年的時光，庶幾有望），而舊的製度則可毀之於一旦。在新舊交替的真空期，就民無噍類矣。

筆者不學，亦不幸而有幸，就生在這麽個轉型中期。幼年所受的，也就是這麽個不中不西、不新不舊的轉型教育。青年期治史也是個不新不舊的初生之犢，對所見所聞的感染，如軍閥橫行、國共黨爭，也寫了些大膽的假設之文。認為當權者除舊太過，布新不足。今日重寫《袁氏當國》，每憶及青年期所作亦未必全無道理，有時甚至自慚老來思路反不若青少年期之銳敏。所恨少年之作，曆經國難家難，十九皆毀，近偶自昔年報刊中，發現若幹舊作，試重讀之，自覺尚不無可用之處。今自五十六年前之《中央日報》，檢出一篇青年期舊作，便自覺其頗能解釋袁世凱所留下的爛攤子，何以終於變成了民國時代軍閥的溫床，其禍至今未已？無他，除舊太過，而布新未足也。乃將舊篇自殘報中複印一份，複刊之為拙篇之“附錄”，以乞教於方家也。

1998年12月18日於北美洲

原載於台北《傳記文學》第七十四卷第一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