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意，從公車上書到谘議局大請願----讀史小劄（5）

1895年，甲午戰爭失敗後，李鴻章與日本政府商談簽訂《馬關條約》。當中國準備割讓台灣和遼東半島給日本的消息傳出後，，朝野大嘩。當時正在北京舉行丁未科的科舉考試，各地參加考試的舉人聚集北京。這些當時的“精英”們，群情激憤，怒不可當，遂由康有為梁啟超執筆，1200名在京舉人聯署，發出《上今上皇帝書》。並由康梁帶領，遊行請願，向朝廷遞交這個請願書。這個事件，就是著名的公車上書，是民間發起的第一個請願活動。公車上書，對當時社會觸動很大；三年後的戊戌變法，就是這個請願的直接結果。

戊戌變法從形式上看是失敗了，但變法中提出的具體要求，卻在清末的最後幾年，不僅都得以實現，甚至走得更遠。像1909年底在各省成立的谘議局，不僅是代表民意和對地方大員監督的機構，更具有將各省聯合起來，向中央施加壓力的功能。1910年，震撼全國的三次谘議局大請願，就是全國各省民意的總宣泄。而這些民意所代表的，不再是公車上書時的知識精英小圈子，而是廣泛擴展到了新型知識階層，工商實業界和中上層漢族官僚集團。

三次請願，分別發生在1910年的1月，4月和10月，由全國各省谘議局議員的的代表，在北京向清皇權的最高代表攝政王表達對立憲的共同看法：一是清政府1906年提出的十年行憲，時間太久；日久可能會引起巨大社會動亂。二是盡早召開國會，由國會選舉責任內閣，實現憲政。三次請願，一次接著一次，都是在上一次被清廷否決後，全國谘議局聯合會發起下一次請願。

整整一年，代表立憲民意的谘議局，和朝廷交鋒了多次，都是無功而返。第一次，攝政王回答說：“籌備既未完全，國民知識程度又未劃一，如一時遽開議院，恐反致紛擾不安，適足為憲政前程之累”。第二次請願，舉辦方征集了三十萬人的簽名，遞交了十個不同側重的請願書。對此，朝廷答複：“朝廷不能開此先例，以防群起效尤”，並嚴令以後“毋得再行瀆請”。谘議局和立憲派什麽都沒得到，下一次請願勢在必行。

第三次，正值中央的立憲谘詢機構資政院成立。按清廷早年設想，這是今後在憲政體製下，相當於議會上院的機構。谘議局在北京請願的同時，在一些主要城市，出現了地區性的請願，並爆發了大規模的人民眾遊行，抗議朝廷拒不接受人民請願要求，延誤立憲。谘議局請願代表，把請願書不僅送到攝政王府，也送交到正在成立的資政院，以獲取支持。麵對強烈的民意和谘議局代表的不懈努力，清廷被迫做出形式上的一點讓步。 11月4日，攝政王諭曰：“縮改於宣統五年（1913年）實行開設議院……預即組織內閣”，將原定的開設議會的期限提前了3年。但同時宣布：“此後倘有無知愚氓藉詞煽惑，或希圖破壞，或踰越範圍，均足擾害治安，必即按法懲辦”。

按照這一精神，當沈陽學生在北京進行第四次請願時，就遭到了當局的鎮壓。而作為前三次請願主要組織者的江蘇谘議局議長張謇，看出清廷無意在立憲大局上做根本讓步，也相信清廷會在最後關頭，不惜用鎮壓民意來延長自己的統治。所以代表江浙地區谘議局議員，率先停止了請願活動，靜觀時局變化。說起這個張謇，除了他的政治智慧和眾多的曆史貢獻，如立憲，支持辛亥，興辦民族工業等，不能不提到他創辦過眾多學校。其中一所，就是我上過的大學前身。2009年，母校100年校慶，把校史上延到1909年開辦的吳淞商船專科學校。而這個學校的創辦人，就是張謇先生。

回到立憲運動上來。三次請願的失敗，實際上是以漢族官僚集團主導的立憲運動走到末日的象征。像第三次請願，谘議局明確提出的是：1911（辛亥年）年召開國會，通過憲法，選出執政內閣。沒有國會，責任內閣無從談起；而沒有責任內閣，千頭萬緒的立憲行政實施，也不會落到實處。谘議局立憲派的目的是想借助國會成員中漢族會占絕對多數的條件，改變皇家的憲法大綱，實現滿族保持皇權，漢族實現治權的憲政。而自大和目中無人的滿皇族，借助手中現有的大權，想在國會成立前，用資政的形式，先主導立法通過那部憲法大綱；再抓住行政權，繼續保持對多數民族的絕對統治。這個重大分歧，是無法從根本上解決的。所以，中國的立憲，到了1910年底，基本走進了死胡同。

但谘議局的三次請願，確實把過去隻在上層議論和解決的立憲大題目，展現到全國人民麵前，讓清廷徹底暴露了假立憲，真保皇的麵孔；造成了輿論嚴厲譴責朝廷的局麵，也形成了地方對中央的壓力和反製。武昌起義後，短短一個月內，全國22省中的18省，宣布支持革命，脫離清朝廷，是和各省谘議局的影響分不開的。所以，有人總結這段曆史，說：“辛亥革命，皆以谘議局為發端”， 是很中肯的。清廷在抗拒三次請願中，不僅失去了民心民意，也失去了輿論的支持，更失去了對各省地方的控製。人們拭目以待，它在專製獨裁的路上還能走到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