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紀事(二) 吳含和《 海瑞罷官》

文革的第一篇批判文章是姚文元寫的《評新編曆史劇〈海瑞罷官〉》，批判的是京
劇《 海瑞罷官》的作者、著名的明史專家、北京市副市長吳 日含(應是左日右含，
南極星沒這個字，下麵用“含‘代替)。

姚文元出身於文人家庭，父親姚蓬子，左翼作家，1927 年加入中國共產黨，先後與
魯迅、胡風、田漢、夏衍、潘漢年等左翼作家交往密切。1933年12 月在天津被捕，
以後在國民黨《中央日報》上發表了《脫離共產黨宣言》。但抗日戰爭時期，在重
慶仍以左翼作家的身份出現。

姚文元生於1931年，姚蓬子曾抱著一歲大的他見過魯迅。應該是一直受到左翼文化
影響的原因，他在1948年17歲時就加入了地下共產黨。解放後從事文化宣傳工作，
使他脫穎而出的原因是1955年對胡風的批判。仔細講起來，胡風不僅是他父親的好
友，也是他文學事業上極為崇拜的先賢。對胡風的批判，顯現了姚文元政治嗅覺的
靈敏和風派的秉性；也為在以後的政治運動中出人頭地，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毛澤東是位戰略大師。他至少在1963年就明確了和劉少奇之間無妥協餘地，準備展
開一場巨大的政治運動和權力鬥爭，來解決劉少奇的“修正主義”路線問題。但他
卻不急於立即挑起政治爭鬥，而是繞道迂回到文化曆史領域，用了兩年多的時間，
以批判封建主義、資本主義和修正主義思想和觀念為主攻方向，把全黨、全國人民
的思想，統一到認為毛澤東思想是絕對真理的迷信程度。到1965年下半年，當毛澤
東認為與劉少奇決戰的時機已經成熟的時候，毛澤東要找到一個有力的突破口，一
個能給以劉少奇沉重打擊，而他依然摸不透自己真實用意的突破口。

這個突破口就是吳含寫的曆史劇《海瑞罷官》。攻堅的武器就是姚文元的批判文章：
《評新編曆史劇〈海瑞罷官〉》。接踵而來的是十多年的血雨腥風。

江青在文革中曾得意洋洋地披露過組織寫作《評新編曆史劇〈海瑞罷官〉》的經過。
她是在毛的親自授意下，以 養病和組織現代戲劇匯演為名目，躲到上海，通過張春
橋，物色到姚文元，炮製出這篇文章的。這篇文章的關鍵是點了吳含的名字，並把
吳含創作《海瑞罷官》與當時的政治事件聯係起來，非常明確地表示了這不是在文
學曆史領域內的純學術討論。

矛頭為什麽是吳含？因為吳含是當時北京市的文教副市長。而北京的市長、劉少奇
的左膀右臂彭真，正是毛澤東首先要拔去的一根釘子。批判吳含，對被毛澤東視為
劉少奇大本營的北京和北京市委，確實是牽一發而動全身的關鍵。無論彭真和北京
市委是批判或是保護吳含，都不能改變從吳含開始的多米諾骨牌效應。從1965年11月
10日《評新編曆史劇〈海瑞罷官〉》的發表，到1966年5月16日《五一六通知》的傳
達，短短半年，吳含，鄧拓，彭真的紛紛落馬，證明了毛澤東從吳含下手之政治手
腕的精準和狠毒。

矛頭為什麽是吳含？因為吳含寫了《海瑞罷官》。海瑞是明朝的地方官，因反對豪
強兼並土地，霸田害命；提出“退田”和“平冤獄”，為民請命，得罪了地方豪強
和官吏，更重要的是得罪了皇帝，被嘉靖皇帝罷官免職。吳含根據史實，以京劇的
藝術形式，再現了海瑞作為”清官“的正直形像。具有諷刺意義的是，按吳含自己
的話講，《海瑞罷官》是響應毛主席提倡學習海瑞"剛正不阿，直言敢諫"的精神，
古為今用的一個創作。問題在於，當一部文藝作品充滿了政治傾向，自覺地為政治
目的服務時，它所起到的政治導向作用，就像一柄雙刃的寶劍，並不隻是簡單地傷
及自己所期望的目標。當作為統治者的政治人物從不同的角度去解讀時，它的政治
寓意，很可能就出乎作者的本意之外了。

引一段姚文元的原文。“大家知道，１９６１年，正是我國因為連續三年自然災害
而遇到暫時的經濟困難的時候，在帝國主義、各國反動派和現代修正主義一再發動
反華高潮的情況下，牛鬼蛇神們刮過一陣“單幹風”、“翻案風”。他們鼓吹什麽
“單幹”的“優越性”，要求恢複個體經濟，要求“退田”，就是要拆掉人民公社
的台，恢複地主富農的罪惡統治。那些在舊社會中為勞動人民製造了無數冤獄的帝
國主義者和地富反壞右，他們失掉了製造冤獄的權利，他們覺得被打倒是“冤枉”
的，大肆叫囂什麽“平冤獄”，他們希望有那麽一個代表他們利益的人物出來，同
無產階級專政對抗，為他們抱不平，為他們“翻案”，使他們再上台執政。“退田”、
“平冤獄”就是當時資產階級反對無產階級專政和社會主義革命的鬥爭焦點。階級
鬥爭是客觀存在，它必然要在意識形態領域裏用這種或者那種形式反映出來，在這
位或者那位作家的筆下反映出來，而不管這位作家是自覺的還是不自覺的，這是不
以人們意誌為轉移的客觀規律。《海瑞罷官》就是這種階級鬥爭的一種形式的反映。”


綱上得有點怕人，但正是拿吳含開刀的最佳借口。今天，良知使我們憎惡姚文元這
種“欲加之罪”的醜惡嘴臉。但在那階級鬥爭呼聲一天高於一天的火紅年代，搶占
一個能置敵手於死地的製高點，不正是確保文化大革命能順利開展的重要手段嗎？
而且，對把毛澤東思想奉為絕對真理的人民大眾來說，以階級和階級鬥爭劃線，絕
對是分清敵我的首要考量。所以，這篇文章一出，吳含就死定了。不講別人，就說
當時隻是小學五年級的我們，就已經在老師的指導下，從階級鬥爭的高度來批判吳
含的反動觀點了。

與吳含的關連，不僅僅是從報紙上讀到批判文章，也不僅僅是抄報紙寫出應該是大
人才寫得出的批判稿。我的小學就在吳含家的對麵，吳含的女兒吳小彥和我是同年
級不同班的同學。批了一陣子吳含後，她就在學校中消失了。文革中，聽同學們傳
言，她先得了精神病，後來不知是自殺了，還是死於非命。

聽到這個消息的時候，我已經不再是那個站在老師前麵批判吳含的紅色接班人。開
始似懂非懂地思考文革：對批判吳含，還沒有生成反對的意識；但對吳小彥的死，
總覺著有些可憐，她應該是無辜的。隻是在看到和聽到難以數計的，和她一樣受父
母牽連的子女，有著基本相同的遭遇後，反應逐漸地遲鈍了；那種同情憐憫的感覺，
也就慢慢地淡漠了。這麽多年過去後，連她長的什麽樣子，都忘的一幹二淨了。

悲劇雖然開始於吳含一家，決不會停止在他一家。但在那時，有多少人能明白這個
道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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