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寫“重讀芳華”的時候，在網上查找胡適的一些資料，無意中讀到了一篇評述周汝昌與胡適關係的文章，叫“周汝昌與胡適一段紅樓公案”，作者是南京大學中文係的苗懷明先生。文章詳細介紹了發生在周汝昌和胡適之間的恩恩怨怨。聯想起以前我所讀到的有關周汝昌和胡適關係的文章，和自己的一些想法，遂寫下這篇車軲轆話。苗懷明先生的文章很長，不擬轉抄在此，給出一個鏈接，有興趣的朋友。盡可去閱讀刊載在《新京報》的原文。
www.thebeijingnews.com/news/2005/0713/05@173035.html
周汝昌的《紅樓夢新證》出版後，遠在海外的胡適，在幾個不同的場合，流露出欣喜的感覺，並對人稱周是自己的弟子，“是我的‘紅學’方麵的一個最後起、最有成就的徒弟”。但在周汝昌這邊，卻有不同於胡適的說法。周汝昌是這樣講的：“有人說我是胡適之先生的‘關山門的弟子’，那實在是一種由於錯覺和誤解而產生的溢美之辭。事實上，我連胡先生的‘私淑弟子’也遠遠夠不上。我實際隻是他的《紅樓夢考證》和《考證紅樓夢的新材料》的一個晚至四十年代才認真思索《紅樓夢》問題的後生讀者”。謙虛的詞匯，實際上是婉然否定了胡適的“弟子”說。這就產生了一個非常有趣的話題，到底胡適周汝昌之間是什麽樣的關係？
從現存的文史資料看，嚴格地講，胡適周汝昌之間確實沒有正式的師從關係，胡適沒有正式地收過這個徒弟；周汝昌也沒有上過胡適的“紅樓”課。但從廣義的師生關係去理解，當周汝昌在燕京大學讀書時，胡適是當時燕大的校長和教授，將兩人的關係 說成是師生關係，並非不妥。在我看來，關鍵並不在於這些表麵上，形式上的聯係，而在於兩人在紅學研究中，在實際的學術交往中，是否建立起了雙方都曾認可的導師和學生的關係。讓我們來看看過去的事實。
1947年，周汝昌通過對新發現史料的研究，寫出了與胡適商榷的第一篇文章。(可參看我“重讀芳華(2)”)。胡適讀罷，回應了一信，後又公開發表在報紙上。於是，兩人開始了文字上的交往。這時候，盡管周汝昌是燕大的學生，胡適是校長，但他們之間的確是平等的學術關係。但在接踵而至的通信聯係後，一方麵周汝昌向胡適提出了大量的借書要求，以確保自己研究之需。而這種要求之迫切，數量之大，難度之高，早已超越了普通諍友的範圍。唯一能解釋周汝昌敢於開口的原因是，他已將胡適看為了自己研究紅學的師長：學生在為老師做研究時，是無懼向老師提出任何要求的。
而在胡適的一方，對周汝昌的要求，基本做到了有求必應，正象胡適在回周汝昌的信中所講的，“我可以給你一切可能的便利與援助”。這也的的確確不同於對待一般的筆友和後輩。最令人稱道的，也是幾十年後，周汝昌成為紅學泰鬥後仍感慨萬千的，是胡適應周汝昌的請求，借給他胡適從未借給任何人的海內孤本“甲戌本”《脂硯齋重評石頭記》。胡適離開大陸時，僅帶走了自己的兩套藏書，而其中的一套，就是“甲戌本”！如果不是把周汝昌作為自己 至愛的高徒，不是作為自己紅學事業的接班人，是很難解釋胡適精心培育周汝昌的苦心所在的。
另一方麵，在給胡適的信中，周汝昌也確實寫下過如此的話。“這個工作是先生創始的，我現在要大膽嚐試繼承這工作。因為許多工作，都隻開了頭，以下便繼起無人了，所以我要求創始的先進，加以指導與幫助”；“先生如不以我為譾陋不可教，希望指導我，讚助我，提攜我”。這是請胡適為師，自己執弟子身份的表述。再看胡適的回信，“專力去做一件事，固然要緊；撇開一切成見，以‘虛心’做出發點，也很重要”，“你應當努力寫白話文，力求潔淨，力避拖遝，文章才可以有進步”，“作文必須痛改痛刪，切不可隨寫”，“古文工夫太淺，切不可寫文言文”等，可謂諄諄善誘的師訓。這種老師學生間的良性互動，保持了近一年。周汝昌在寫給胡適的最後一封信中，這樣向胡適表白：“我一定聽從先生”，“在相交不久之下，便獲得了先生那樣親切的信，已是自己人的信，不再是寫給生人外人的信了，這是極為難得的事”。在學術關係上，不再把自己看成是胡適的生人外人，又不是胡適的同輩學友，最好的解釋隻能是自認為入門弟子。
這些令人心馳神往的師生情誼，隨著胡適的出走，淹沒在曆史的塵埃中。五十年代後，胡適作為頭號資產階級反動文人被徹底批臭後，為了從政治上同胡適徹底劃清界限，周汝昌不再承認自己曾經尊他為恩師的過去，也無可厚非。我們都在那個時代不同程度地說過違心的話，做過違心的事。但周汝昌先生在八、九十年代，仍不顧忌曆史的真相，對胡適繼續有失公正的指責，就不能不提到道義的高度來認識了。
周汝昌講他與胡適有三點主要爭論，一是曹雪芹的生卒年，一是曹家的年表，而最重要的是《紅樓夢》的“版本之爭”，使“二人之間發生了根本而無法調和的分歧”，“我與胡先生這段‘忘年’、‘忘位’ 之交，後來也未能繼續進展，曆史給它劃了結束”。周汝昌與胡適在紅學研究上的確有許多不同的觀點，這在他發表第一篇紅文章時已經顯現出來，但這並沒有影響他們之間以後的良性互動。問題的關鍵是周汝昌所謂的“版本之爭”，所以，首先要疑問的是，這個“版本之爭”究竟發生在他們通信切磋紅樓的短短的一年中，還是發生在斷絕往來的分離歲月中？其次的問題是，這個學術之爭又怎樣斷送了兩人的師生友情？
第一個問題的答案是，從現存的周汝昌寫的九封信和胡適寫的六封信中，看不到“版本之爭”的陰影；而五十年代以後的文字交流，僅僅存在於周汝昌對胡適單方麵的批判，國內紅學界也根本聽不到胡適的爭辯。那麽，周汝昌所論及的“版本之爭”，實際上是並不存在的虛擬。第二個問題更簡單，假如個“版本之爭”發生在1948年那短短的一年裏，那麽，請看在胡適離開之前，周汝昌的信中對胡適所做的表白：“我覺得學者們的學問見識固然重要，而其襟懷風度也同樣要緊，我既欽先生前者，尤佩先生後者！”對胡適的崇拜和尊敬，躍然紙上，哪來的“根本而無法調和的分歧”呐。真可謂此一時彼一時，言之鑿鑿啊。
我無意去責怪周汝昌先生，也根本沒有資格和他談論“得失寸心知”，他的《紅樓夢新證》永遠是我心中的豐碑。使我心靈震撼的是讀到大師的這一句，“我那時已然感覺分明：這位大學者(指胡適)對中華語文的品格高下優劣是如此缺乏審美鑒賞力，這使我十分吃驚，也十分失望。”“讓我這一名在校學生心中更加犯了書生氣，覺得名流大家如胡先生，其學識水準竟也有其限度，是不能隨流盲目信從的”。難以相信的是，這話講於紅學研究脫離了政治幹擾的一九九七年，論及的是無政治傾向而研究紅樓的一九四八年，涉及的是早已作古的、周汝昌曾深深敬佩過的一代宗師！我想爭辯的一句話是，站在巨人的肩上，並不意味著可以把巨人一腳踩到地底下。
胡適地下有靈，不知作何感想？
www.thebeijingnews.com/news/2005/0713/05@173035.html
周汝昌的《紅樓夢新證》出版後，遠在海外的胡適，在幾個不同的場合，流露出欣喜的感覺，並對人稱周是自己的弟子，“是我的‘紅學’方麵的一個最後起、最有成就的徒弟”。但在周汝昌這邊，卻有不同於胡適的說法。周汝昌是這樣講的：“有人說我是胡適之先生的‘關山門的弟子’，那實在是一種由於錯覺和誤解而產生的溢美之辭。事實上，我連胡先生的‘私淑弟子’也遠遠夠不上。我實際隻是他的《紅樓夢考證》和《考證紅樓夢的新材料》的一個晚至四十年代才認真思索《紅樓夢》問題的後生讀者”。謙虛的詞匯，實際上是婉然否定了胡適的“弟子”說。這就產生了一個非常有趣的話題，到底胡適周汝昌之間是什麽樣的關係？
從現存的文史資料看，嚴格地講，胡適周汝昌之間確實沒有正式的師從關係，胡適沒有正式地收過這個徒弟；周汝昌也沒有上過胡適的“紅樓”課。但從廣義的師生關係去理解，當周汝昌在燕京大學讀書時，胡適是當時燕大的校長和教授，將兩人的關係 說成是師生關係，並非不妥。在我看來，關鍵並不在於這些表麵上，形式上的聯係，而在於兩人在紅學研究中，在實際的學術交往中，是否建立起了雙方都曾認可的導師和學生的關係。讓我們來看看過去的事實。
1947年，周汝昌通過對新發現史料的研究，寫出了與胡適商榷的第一篇文章。(可參看我“重讀芳華(2)”)。胡適讀罷，回應了一信，後又公開發表在報紙上。於是，兩人開始了文字上的交往。這時候，盡管周汝昌是燕大的學生，胡適是校長，但他們之間的確是平等的學術關係。但在接踵而至的通信聯係後，一方麵周汝昌向胡適提出了大量的借書要求，以確保自己研究之需。而這種要求之迫切，數量之大，難度之高，早已超越了普通諍友的範圍。唯一能解釋周汝昌敢於開口的原因是，他已將胡適看為了自己研究紅學的師長：學生在為老師做研究時，是無懼向老師提出任何要求的。
而在胡適的一方，對周汝昌的要求，基本做到了有求必應，正象胡適在回周汝昌的信中所講的，“我可以給你一切可能的便利與援助”。這也的的確確不同於對待一般的筆友和後輩。最令人稱道的，也是幾十年後，周汝昌成為紅學泰鬥後仍感慨萬千的，是胡適應周汝昌的請求，借給他胡適從未借給任何人的海內孤本“甲戌本”《脂硯齋重評石頭記》。胡適離開大陸時，僅帶走了自己的兩套藏書，而其中的一套，就是“甲戌本”！如果不是把周汝昌作為自己 至愛的高徒，不是作為自己紅學事業的接班人，是很難解釋胡適精心培育周汝昌的苦心所在的。
另一方麵，在給胡適的信中，周汝昌也確實寫下過如此的話。“這個工作是先生創始的，我現在要大膽嚐試繼承這工作。因為許多工作，都隻開了頭，以下便繼起無人了，所以我要求創始的先進，加以指導與幫助”；“先生如不以我為譾陋不可教，希望指導我，讚助我，提攜我”。這是請胡適為師，自己執弟子身份的表述。再看胡適的回信，“專力去做一件事，固然要緊；撇開一切成見，以‘虛心’做出發點，也很重要”，“你應當努力寫白話文，力求潔淨，力避拖遝，文章才可以有進步”，“作文必須痛改痛刪，切不可隨寫”，“古文工夫太淺，切不可寫文言文”等，可謂諄諄善誘的師訓。這種老師學生間的良性互動，保持了近一年。周汝昌在寫給胡適的最後一封信中，這樣向胡適表白：“我一定聽從先生”，“在相交不久之下，便獲得了先生那樣親切的信，已是自己人的信，不再是寫給生人外人的信了，這是極為難得的事”。在學術關係上，不再把自己看成是胡適的生人外人，又不是胡適的同輩學友，最好的解釋隻能是自認為入門弟子。
這些令人心馳神往的師生情誼，隨著胡適的出走，淹沒在曆史的塵埃中。五十年代後，胡適作為頭號資產階級反動文人被徹底批臭後，為了從政治上同胡適徹底劃清界限，周汝昌不再承認自己曾經尊他為恩師的過去，也無可厚非。我們都在那個時代不同程度地說過違心的話，做過違心的事。但周汝昌先生在八、九十年代，仍不顧忌曆史的真相，對胡適繼續有失公正的指責，就不能不提到道義的高度來認識了。
周汝昌講他與胡適有三點主要爭論，一是曹雪芹的生卒年，一是曹家的年表，而最重要的是《紅樓夢》的“版本之爭”，使“二人之間發生了根本而無法調和的分歧”，“我與胡先生這段‘忘年’、‘忘位’ 之交，後來也未能繼續進展，曆史給它劃了結束”。周汝昌與胡適在紅學研究上的確有許多不同的觀點，這在他發表第一篇紅文章時已經顯現出來，但這並沒有影響他們之間以後的良性互動。問題的關鍵是周汝昌所謂的“版本之爭”，所以，首先要疑問的是，這個“版本之爭”究竟發生在他們通信切磋紅樓的短短的一年中，還是發生在斷絕往來的分離歲月中？其次的問題是，這個學術之爭又怎樣斷送了兩人的師生友情？
第一個問題的答案是，從現存的周汝昌寫的九封信和胡適寫的六封信中，看不到“版本之爭”的陰影；而五十年代以後的文字交流，僅僅存在於周汝昌對胡適單方麵的批判，國內紅學界也根本聽不到胡適的爭辯。那麽，周汝昌所論及的“版本之爭”，實際上是並不存在的虛擬。第二個問題更簡單，假如個“版本之爭”發生在1948年那短短的一年裏，那麽，請看在胡適離開之前，周汝昌的信中對胡適所做的表白：“我覺得學者們的學問見識固然重要，而其襟懷風度也同樣要緊，我既欽先生前者，尤佩先生後者！”對胡適的崇拜和尊敬，躍然紙上，哪來的“根本而無法調和的分歧”呐。真可謂此一時彼一時，言之鑿鑿啊。
我無意去責怪周汝昌先生，也根本沒有資格和他談論“得失寸心知”，他的《紅樓夢新證》永遠是我心中的豐碑。使我心靈震撼的是讀到大師的這一句，“我那時已然感覺分明：這位大學者(指胡適)對中華語文的品格高下優劣是如此缺乏審美鑒賞力，這使我十分吃驚，也十分失望。”“讓我這一名在校學生心中更加犯了書生氣，覺得名流大家如胡先生，其學識水準竟也有其限度，是不能隨流盲目信從的”。難以相信的是，這話講於紅學研究脫離了政治幹擾的一九九七年，論及的是無政治傾向而研究紅樓的一九四八年，涉及的是早已作古的、周汝昌曾深深敬佩過的一代宗師！我想爭辯的一句話是，站在巨人的肩上，並不意味著可以把巨人一腳踩到地底下。
胡適地下有靈，不知作何感想？
“我那時已然感覺分明：這位大學者(指胡適)對中華語文的品格高下優劣是如此缺乏審美鑒賞力，這使我十分吃驚，也十分失望。”
“讓我這一名在校學生心中更加犯了書生氣，覺得名流大家如胡先生，其學識水準竟也有其限度，是不能隨流盲目信從的”。
－－－－－－確實有損清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