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是非非寇老西兒----談談北宋名相寇準(二)

(二) 策立太子和第二次放逐

寇準回京後，太宗正害著嚴重的腳病，行走自然不便。見到寇準後，太宗首先讓寇準看自己的足疾，然後不無責備地問，“你怎麽來得這麽遲呢？”，潛台詞就是，“要是腿腳好，我就先去看你了”，有意顯示和寇準的親昵情感。寇準卻表現出一貫耿直的性格，沒說一句奉承討好的話，也沒表示“永不翻案”，痛改前非。而是不冷不熱地說，“臣非召不得至京師。”差點兒沒把皇帝噎死， 整個一個死不改悔！

隨著年事日益增高，太宗心頭最大的隱憂是誰來繼承他的皇位。作為大宋的第二代核心，他對權力交接的擔心不是沒有道理的。首先，他的哥哥，開國的第一代，太祖皇帝趙匡胤就是在一場政變鬧劇中黃袍加身，從幼兒寡母的手中奪得天下的；而他正是全部過程的策劃人和參與人。然後，到老哥將要退出曆史舞台的關鍵時刻，又是他以尊照皇太後懿旨的理由，硬是把傳位於子的傳統變成了傳位於弟的事實，留下了千古也無法說清楚的燈斧之謎。現在，他也老了，他要自己死前，把這個繼承人的事辦好，讓搶班奪權的曆史，從他開始，也隨他而終。

太宗相信寇準的忠誠，直截了當地問：“據你看，我的幾個兒子，誰可承繼大統？”剛見麵，就問這麽敏感的問題，而且是當著那些對寇準沒有好感的侍從宦官的麵，寇準當然不想直接回答。他向太宗提出，選皇儲時應避免向三種人谘詢，一是女人，也就是皇帝的後妃；二是中官，也就是宦官；三是近臣，“因為陛下是在為全天下選儲君啊”。言外之意是所提到的這三種人隻知道狹隘的小集團利益。寇準這段充滿政治睿智的話，雖然沒有正麵回答太宗的問題，卻含有極為深刻的道理，也是對以往曆史的總結。<<宋史>>對寇準的這個總結評價很高。說寇“準於太宗朝論建太子，謂神器不可謀及婦人、謀及中官、謀及近臣。此三言者，可為萬世龜鑒。”

太宗低頭沉思良久。然後讓身邊的所有的人都退下，隻剩他和寇準。這次皇帝是動真格的了。“你看襄王可以嗎？”太宗問。寇準說，“陛下選擇的是可以副天下望者，知子莫如父。聖上既然認可，就應該立即作出決定。”太宗見寇準真心地支持他的選擇，立即讓襄王做開封尹，改封壽王，立為皇太子。所以，太宗召回寇準的目的，就是為了解決立皇太子這件大事，為權力的移交作準備。足見太宗對寇準的信任。但皇帝就是皇帝，生怕自己的威望和權力被任何人奪走，哪怕就是太子。一次太子祭祀完太廟回來，人們爭相觀瞻，讚不絕口，“真是個少年天子”！話傳到太宗那裏，太宗不高興，問寇準，“人心都歸順到太子了，把我往哪擺呢？”古往今來，為權力和威望之爭，毀滅了多少本應是平和的權力交接，使民眾多次陷於戰亂的水火之中！太多的大臣，為了自己的私利，依附於爭鬥中的一派，渾水摸魚，全不把國家人民的利益放在心上。而寇準，隻用了六個字，擲地有聲地回答了太宗的疑慮：“此社稷之福也。”

提到宋太宗和兒子宋真宗之間的交替，就不能不談談寇準的同事呂端。呂端與寇準共事多年，寇準直率，鋒芒畢露；呂端沉穩，大誌若愚。二人同時為相，盡管有時呂端為正，寇準為副，但寇準依舊是咄咄逼人，而呂端總是相忍為安。<<宋史>>說呂端“與寇準同相而常讓之”，原因是他深知“宰相不和，不足以定大計”，是以國家大利益為重的。太宗選拔呂端為宰相時，有人告訴太宗，呂端糊塗，不能為大任。太宗說，“端小事糊塗，大事不糊塗。”，他說得真是對極了。如果說，寇準是太宗下決心立太子的關鍵人物；那麽，呂端則是為太子繼位立下汗馬功勞的英雄。

太宗臨死時，宦官王繼恩忌恨將要繼位的太子，聯合副宰相李昌齡、殿前都指揮使李繼勳等，陰謀另立楚王元佐為君。太宗死後，李皇後派王繼恩去召呂端，呂端感覺事情有些不對。他先將王繼恩監禁起來，並派人看守。然後入宮見李皇後。李皇後說，皇上已死了，立他的長子為君，是否更好，你看如何？呂端回答道：先帝生前立太子就是為了今日。現在他剛去世，屍骨未寒，我們怎能違背他的遺願而另有所議呢。說完，將太子請出，立為真宗。更有意思的是，當真宗垂簾與群臣相見，接受朝賀時，呂端站立不拜，要求將簾子拿掉，並走上前，辨認確實是真宗本人後，才率百官下跪，山呼萬歲。一點不含糊，突顯他“大事不糊塗”的秉性。

毛澤東熟讀經史，他送給葉劍英兩句話，“諸葛一生惟謹慎，呂端大事不糊塗”。就是把葉劍英同呂端相比。毛死後，葉用政變的方式，扶持了毛晚年刻意提拔的接班人華國鋒，把毛的“紅都皇後”江青及其追隨者投入了監獄，與宋太宗死後呂端所作所為有異曲同工之妙。是毛澤東確有知人之明？還是曆史的巧合？現在和將來的曆史學家肯定會爭論不休。不過，這是題外的話，這裏就不引伸了。

回到寇準的故事上。大家要問，在呂端辦不糊塗的大事時，同為宰相的寇準在哪？在幹什麽？答案是，他在鄧州(今河南鄧縣)，在遠離京城的地方當知州，在接受太宗對他的第二次懲罰。

起因還是他那耿直好辯的習性。從官宦間的私人恩怨，引發了寇準與馮拯為朝製規則的激烈爭鬥。按呂端的話講，“寇準性剛自任，臣等不欲數爭，慮傷國體”，總是讓著他；太宗也說，“若廷辯，失執政體”，就是勸寇準停止在皇帝麵前無休止的爭鬥。可寇準偏是不聽，“猶力爭不已”，甚至要與太宗“論曲直”。人狂到這份上，用北京老話講，就是“沒治了”。但還不僅如此，寇準的狂妄深深傷害了太宗的心，因為他是一直眷顧和培養寇準的。太宗最後傷感地說寇準，“鼠雀尚知人意，況人乎？”實屬不可救藥，失望到底。把寇準再一次逐出京城。

寇準又開始了新的外放生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