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家軍事戰略是一國政治的重要組成部分，在當今社會顯得十分重要。自從西方對外擴張、在世界範圍爭奪利益以來，軍事戰略的脈絡就越來越清晰，成為指導國家戰爭和戰役戰術的重要理論依據和指導原則。大國有軍事戰略，小國也有，隻是大國的政治影響力大、範圍廣，其軍事戰略更加引人注目。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美蘇進入冷戰時代，兩國為了爭奪世界霸權，同時拉攏同盟國進行政治對抗，形成了世界範圍的兩個陣營，軍事力量的對抗成為政治對抗的主要形式。因此，兩國軍事戰略的製訂在這個時期尤其重要，必不可少。美蘇作為對抗的兩個超級大國，它們的軍事戰略製訂都以對方政治、經濟、科技和軍事為重要參照對象，具有強烈的針鋒相對性和明顯的因果關係。
蘇聯軍事戰略是蘇聯指導戰爭全局的方略，為蘇聯的全球利益服務，其實質是與美國爭奪世界霸權，並在很大程度上受美國軍事戰略的製約。二戰結束後，蘇聯根據實戰經驗和世界軍事政治鬥爭的新格局製訂其軍事戰略。其核心一是以美國為主要敵人；二是結盟搞對抗；三是著眼於核戰爭的特點。俄羅斯軍事戰略則針對新的世界政治環境和俄國家經濟基礎，軍事戰略內容上強調戰略防禦性，同時放棄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政治承諾，企圖利用核武器震懾妄想以俄為敵的國家和組織。顯然，蘇聯和俄羅斯的軍事戰略都把核武器作為國家重要軍事手段。
美國軍事戰略是依據美國國家戰略製訂的策略，直接服務於國家戰略。冷戰時期，其軍事戰略的製訂參照蘇聯軍事力量和世界軍事技術的發展狀況，以蘇聯為主要對手，以歐洲為戰略重點，在全球進行軍事行動。其實質是與蘇聯爭奪軍事優勢，旨在保持西方盟主地位，奪取世界霸權。冷戰結束後，其軍事戰略多次修改，但核心內容未做調整，目標轉向更廣泛的國家。小布什上台後，軍事戰略的核心進一步強化，稱霸世界的野心更加露骨，手段
更加多樣，行動上更加積極主動。
蘇聯“積極防禦戰略”（1945～1953）PK美國“遏製戰略”（1945～1952）
二戰結束後，美國首先開始孤立、包圍蘇聯。1947年，美國國務院政策委員會主席凱南首先提出了對蘇聯進行
“冷戰”，采取“包圍遏製”的政策，主張在蘇聯可能危害西方國家利益的任何地方，堅決與之對抗。其後，丘吉爾發表了著名的“鐵幕”演講，發出了冷戰開始的信號。正是在這個背景下，總統杜魯門決定以“遏製戰略”作為美國的軍事戰略，其主要內容是：控製西歐、日本，鞏固美國的霸主地位；包圍遏製社會主義國家，同時向亞、非、拉地區擴張；準備對蘇聯和其它社會主義國家進行大規模常規戰爭。
對此，斯大林則以“積極防禦戰略”作為回應：籌備成立華沙條約組織，從政治上、軍事上拉攏控製東歐，以鞏固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取得的成果；增加防禦力量，大力發展重工業和國防工業，向東歐及東北亞派駐大量軍隊，作為前沿防禦力量，組建獨立的國土防空軍，加強軍事訓練；強調以陸戰為主的諸軍種協同作戰原則，和按比例協調發展諸軍事的原則；加緊研製核武器，打破美國的核壟斷。
這一時期，美蘇之間的交鋒主要集中在歐洲。首先，為了與美國爭奪東歐各國的控製權，蘇聯不同程度地介入到匈牙利、阿爾巴尼亞、捷克斯洛伐克、羅馬尼亞和波蘭的國內政治鬥爭中，幫助這些國家的共產黨掌握政權，其中以1948年發生的捷克斯洛伐克“二月事件”最為典型。這些國家的資產階級政黨遭到清洗，上台的共產黨政府也基本上聽命於蘇聯的指揮棒，這一切都為華約的誕生奠定了基礎。當然，也有不服從蘇聯、敢與之公開對抗的，比如南斯拉夫的鐵托。
清除掉西方在東歐的影響後，蘇聯又與西方在德國的分與合上發生了激烈衝突。為了獲得100億美元的戰爭賠償並逼迫美英法三國放棄分裂德國、成立西德的企圖，蘇聯從1948年6月24日開始全麵封鎖柏林，切斷其與西方占領區的所有陸路和水路交通，第一次柏林危機爆發。其後，西方對德國蘇聯占領區實行反封鎖，雙方軍隊嚴陣以待，大戰一觸即發。麵對美國的“遏製”，蘇聯的“積極防禦”不具備與之全麵對抗的能力，最終被迫妥協。1949年5月12日，蘇聯與西方三國同時解除封鎖和反封鎖。同年9月20日和10月12日，聯邦德國和民主德國分別宣告成立。
第一次柏林危機是美蘇在冷戰中的首次正麵交鋒，兩年後，遠東朝鮮戰爭爆發，美蘇再次站到了對抗的兩邊。與第一次交手有所不同的是，這次蘇聯多了一個得力幫手——中華人民共和國。中朝兩軍在蘇聯的援助下，經過三年苦戰，最終迫使美國在談判桌上簽下了並不代表勝利的停戰協定。可以說是中蘇朝三國聯手打破了美國在遠東對社會主義陣營的“遏製”。而最值得一提的是，朝鮮戰爭是美蘇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真刀真槍的實戰對抗：蘇聯秘密派遣的數個戰鬥航空兵師與美國空軍展開了激烈的空戰。當時，美蘇兩國不約而同地將此事列為最高機密，一直塵封至蘇聯解體之後。這也是美蘇在冷戰中少有的“默契”之一。
蘇聯“火箭核戰略”（1954～1964）PK美國“大規模報複戰略”（1954～1960）
麵對蘇聯在核武器方麵取得的驚人進展，美國認為必須依靠核武器進行“大規模報複”。美國國務卿杜勒斯在1954年1月發表對外政策演說時說：“目前的基本決定是，主要依靠一支強大的報複力量，用我們選擇的武器，在我們選擇的地方立即進行報複。”。這一思想被艾森豪威爾政府采納，並以此製訂了“大規模報複戰略”，一方麵加大對戰略導彈研究的投入，力求盡快彌補“導彈差距”；另一方麵在自己優勢領域增加核打擊的數量。美國的“大規模報複戰略”主張打“閃電式”核大戰，以突然襲擊的方式展開全麵核戰爭；擴充海外軍事基地，建立“核軍事包圍”；推行“戰爭邊緣”政策，避免美國直接送入地區性戰爭。
此時，蘇聯的國內外形勢可謂“春風得意”——1954年起蘇軍開始裝備核武器，1955年5月14日成立華約組織，1960年建立戰略火箭軍。這期間，洲際彈道導彈和人造地球衛星的發射成功對蘇聯軍事戰略的製定顯得尤其重要。赫魯曉夫覺得自己的戰略核武器已具有很大優勢，“積極防禦”的戰略顯然過時了。他提出“火箭核戰略”，把發展洲際彈道導彈置於最優先的地位。赫魯曉夫曾多次在公開場合宣稱，如果爆發戰爭，蘇聯可以讓一個或幾個西方國家“從地球上消滅”。蘇聯的“火箭核戰略”強調未來戰爭必然是火箭核大戰，否定局部戰爭和常規戰爭；強調戰略進攻，否定戰略防禦，主張先發製人，速戰速決；強調火箭核突擊的作用，否定以陸軍為主、諸軍種協同作戰的原則，意圖爭奪火箭核優勢。
這一時期，美蘇的軍事交鋒事件主要有三個：U-2被擊落事件、第二次柏林危機的爆發和古巴導彈危機。在U-2被擊落事件之前，赫魯曉夫在外交政策上一直施行所謂“和平競賽”、“和平共處”、“和平過渡”的“三和路線”，對西方進行妥協和讓步。然而從1956年起，美國開始派出U-2飛越蘇聯上空進行偵察，獲取了大量情報。根據情報顯示，蘇聯並沒有其宣稱的那麽多洲際彈道導彈，這一點對美國製定“大規模報複戰略”提供了重要參考。
1960年5月1日，美國一架U-2再次對蘇聯執行偵察任務時被擊落，飛行員鮑爾斯被俘。這一事件令赫魯曉夫大為光火，其外交思想由保守轉為激進，進而影響到了蘇聯軍事戰略的製定，產生了典型冒險主義的“火箭核戰略”。此後，蘇聯在1961年8月發生的第二次柏林危機中顯得十分強硬，下令修築柏林牆的決定震驚了西方。美國總統肯尼迪向西柏林增派1500名軍人後依然束手無策。不過，既然是冒險就必然有頭破血流的時候。第二次柏林危機剛剛暫告結束，美蘇又爆發了古巴導彈危機。麵對來自後院的致命威脅，肯尼迪一開始便擺出一副“不惜打核大戰”的架式。此時，蘇聯的洲際彈道導彈在數量上並不多，性能上也不是很過關，赫魯曉夫的底氣明顯不足。“在眼珠子瞪眼珠子的時刻，俄國佬先眨了眼睛”。赫魯曉夫最後隻好讓步，他的冒險主義徹底失敗了。
蘇聯“積極進攻戰略”(1965～1979) PK美國“靈活反應戰略”（1961～1968）
美國經過廣泛的偵察和情報收集得出的結論是：導彈的差距在蘇聯一邊，赫魯曉夫毫無節製的吹噓顯然幫了倒忙。短短幾年時間裏，美國就迎頭趕上了蘇聯，並在整個20世紀60年代保持著這個優勢。美國對核武器的認識在初期核壟斷時曾有過“萬能藥方”的想法，動輒威脅使用核武器。當蘇聯的核力量與之共同具有毀滅世界的能力時，美國對核武器有了較為理性的認識。美國認為核武器是國家的戰略威懾力量，在當今國際社會的對抗裏不太可能使用。核武器隻能作為不可缺少的“盾”，其使用要限製在一定的範圍內；而常規武器才是“劍”，可以隨時使用、無所顧忌。“大規模報複戰略”實施的可能性很小，其帶來的後果也相當可怕的。在保持戰略核武器優勢的同時，大力發展常規武器，以實力作為後盾，放手在世界各地與蘇聯爭奪勢力範圍。這個指導性的戰略就是“靈活反應戰略”。該戰略強調：準備打多種類型的戰爭；準備同時打“兩個半戰爭”，即在歐洲和亞洲各打一場全麵的戰爭，同時在亞、非、拉地區打一場局部戰爭；采取“確保摧毀”和“限製破壞”的核戰略方針。
1962年的“古巴導彈危機”暴露了蘇聯的色厲內荏，其戰略導彈優勢也隻保持了幾年。之後，蘇聯在武器研製上缺乏科學論證的態度、易受個人影響的弊端開始逐漸顯露出來，武器發展嚴重失衡、顧此失彼。火箭核戰略作為一種有效的威懾力量是蘇聯必不可少的政治手段，但在以第三世界代理人方式出現的常規戰爭中，其現實作用卻遠遠比上不常規武器，尤其是蘇聯的海軍力量過於薄弱。1964年勃列日涅夫上台後，認真總結了“古巴導彈危機”中蘇聯失敗的原因，認為核力量和海軍遠洋力量的不足是慘敗的原因。對此，他提出了“積極進攻戰略”，做兩手準備，重點準備打以核武器為後盾的常規戰爭；發展大縱深戰役理論，改進攻防作戰的方法。戰役基本樣式由方麵軍群戰役發展為“戰區戰略性戰役”，大縱深戰役發展為大縱深加立體戰役，“快速集群”發展為“戰役機動集群”，在繼續強調戰略進攻的同時，重新肯定了戰略防禦的意義和作用；以歐洲為重點，同時準備兩線和多線作戰，一方麵繼續保持和增強歐洲地區的軍事實力，另一方麵也逐步加強東線和南線的軍事；主張打速決戰的同時，更多地強調作持久作戰的準備。
這一時期，美蘇之間沒有正麵的軍事對抗，反而在一場代理人戰爭中鬥得熱火朝天，這就是越南戰爭。1964年，美國開始大規模介入越南戰爭，以挽救搖搖欲墜的南越政府；蘇聯與中國緊接著向北越政府提供了各種物資援助，中國還直接派遣高炮部隊出國參戰。之後，美國在越南這個泥潭裏麵越陷越深，內外交困。蘇聯則利用這段時期大力發展軍事實力，爭取超過美國。這一時期發生的另外兩個事件對美蘇的軍事戰略也產生過重要影響：布拉格之春和珍寶島之戰。
1968年8月發生的華約五國入侵捷克斯洛伐克事件使西方對蘇聯軍事實力有了新的認識，美國針對這一事件提出了同時打“兩個半戰爭”的目標。1969年2～3月爆發的珍寶島之戰則是中蘇從政治、外交對抗向軍事對抗全麵轉變的標誌。麵對可能與中國發生的戰爭，蘇聯不得不考慮打持久戰的準備。另外，珍寶島之戰後，波涅日列夫曾考慮過對中國實施外科手術式的核打擊。美國得知這一消息後，命令戰略部隊進入一級戰備，敲山震虎，迫使蘇聯放棄了這一想法。美國的做法最終讓中美在對抗蘇聯這一共同目標上成為了短暫的盟友，大大削弱了蘇聯在亞洲與美國對抗的實力。
蘇聯“積極進攻戰略”延續（1979～1991）PK美國“現實威懾戰略”（1969～1980）與新靈活反應戰略（1980～1991）
越南戰爭令美國難以自拔，蘇聯則趁此機會在其它地區大力擴張其影響，暴露出美國在戰略上的嚴重失調。1969年尼克鬆上台後，即對美國的軍事戰略進行了調整，提出了“現實威懾戰略”，總的意圖是：放棄打“兩個半戰爭”的設想，主張打“一個半戰爭”，即準備在歐洲或亞洲打一場全麵戰爭，同時在其它地區打一場局部戰爭；放棄優先“打擊城市”的方針，主張推行以打擊“軍事目標”為主的“抵消戰略”；放棄軍事行動上的“漸進主義”，準備在“短期戰爭”中決勝；重視“戰區核戰爭”，即使用戰術核武器在戰區內作戰。這個軍事戰略在福特和卡特政府時期得到繼續執行。
在福特和卡特這兩屆美國政府時期，蘇聯軍事力量急劇膨脹，核武器的彈頭當量、數量、射程、發射方式和機動性等方麵（除了彈道導彈精度這一項）均超過美國，常規武器數量也占絕對優勢。1981年裏根上台後，為了扭轉被動的局麵，提出了“重整軍備”的口號，大力擴充軍事實力，其核心是力求恢複美國對蘇聯的軍事優勢，以強硬姿態對抗蘇聯的全球擴張，保護美國在海外利益，加強實戰能力；一旦威懾失靈，準備與蘇聯打各種形式的戰爭。該戰略的主要內容是：立足實戰，以打常規戰爭為主，同時加緊核戰爭準備；改變打短期戰爭的設想，準備同蘇聯長期較量；靈活反擊，多線對蘇作戰；實行空地一體作戰。裏根政府推行的“新靈活反應戰略”反映了美國鷹派的主張，反守為攻、爭取主動。
20世紀70年代勃列日涅夫當政期間是蘇聯大發展時期，其軍事經濟達到了空前規模。勃列日涅夫去世後，相繼上台的幾位蘇共總書記在位時間都不長，國家軍事戰略沒有什麽大的變化，隻是延續勃列日涅夫的戰略。
這一時期，美蘇由麵對麵的刀槍對峙轉變為爭奪勢力範圍和打擊異己，都向第三世界國家舉起了利刃——1985～1986年，美國數次對利比亞實施外科手術式的打擊；蘇聯則從1979年開始，像十年前美軍那樣一下子迷失在阿富汗荒涼的崇山峻嶺之中。為了同美國的“星球大戰”計劃抗衡，蘇聯又傾全國之力與美國展開了全麵軍備競賽。最終，在軍事、政治、民族矛盾等種種沉積已久危機與政策失誤的共同作用下，蘇聯這座蘇維埃帝國大廈在1991年轟然倒塌，人們終於鬆了一口氣：冷戰結束了。同時，人們看到了美國軍事發展在冷戰後結出的碩果——海灣戰爭的輝煌勝利。
俄羅斯“現實遏製戰略” PK美國老布什政府的“地區防務戰略”、克林頓政府的“靈活與選擇參與戰略”和“營造、反應、準備戰略”
冷戰結束後，俄羅斯不再把美國作為敵人。但由於政治動蕩、經濟下滑，其國家政治戰略還沒確定下來，所以國家軍事戰略還不明確，總體的方針是不再爭奪世界霸權、與西方對抗、撤除世界範圍的軍事基地。由於沒有明確的敵人或目標，軍事戰略暫時處在一個空白期。葉利欽以為蘇聯解體後，俄羅斯就能理所當然地融入西方陣營。基於這種一廂情願的想法，俄總統葉利欽主動削減六分之五核武器以向西方示好，常規武器也大幅度削減。但北約並沒有因戰略目標的消失而解散，相反一步步地向俄家門擴張，葉利欽雖反對卻無力阻止，進而決定加入北約試圖瓦解北約存在的意義。俄羅斯軍事戰略此時沒有形成是因為葉利欽對西方的把戲還沒看透，對西方還抱有幻想，加之國內經濟與政治也動蕩不安，製訂國家軍事戰略的基礎還不牢固。
葉利欽的第二個任期裏，政治相對平穩，經濟也開始穩定。葉做出種種努力希望消除西方疑慮接納俄。這種嚐試失敗後，他徹底失去了對西方的信任。葉利欽此時把重點放在了獨聯體，力圖鞏固北約東擴的戰略緩衝地帶，政治上加強聯係，軍事上合作並保留最低數量和最小規模的軍事基地。葉利欽一度忽略了與中國以及其它蘇聯時期的傳統夥伴國政治關係，遭到西方冷遇後，它的政治重心從單純以歐洲為主轉向東方，尤其是與中國的戰略合作夥伴關係上。與其它國家的政治關係走向從疏遠和不明朗到親近和關係明確，外部政治環境得到一定改善。此時，俄國家軍事戰略形成的條件才真正具備。為了應對北約的不斷緊逼，俄提出了新的國家軍事戰略，即“現實遏製戰略”，其顯著特征是放棄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承諾。這個重要的國家戰略決策的變更，主要基於俄常規軍事力量急劇下滑導致戰鬥力下降、保衛國家能力出現不足的現狀。俄企圖利用自己的核武器優勢，達到遏製別國侵略意圖的目的，希望在戰術被動中爭取戰略上的主動。“現實遏製戰略”的主要內容是：堅持戰略防禦的同時，強調戰役和戰術行動中的進攻和防禦並重、攻防結合、靈活運用；放棄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政治承諾，強調核武器的威懾作用；最大限度地縮小常規軍事力量，改革現有的兵役製度，達到合理高效的原則，爭取以較小的經濟代價謀求合理的安全效能；推行聯盟戰略，建立軍事聯盟集體安全體係以應對北約。
這一時期美國的軍事戰略製訂較為頻繁，但獨霸世界的野心沒有變化，隻在指導地區性戰役上作了一些調整。對於俄羅斯是敵是友的問題，美國不容許有比自己強大的對手，一個有核武器的大國無論怎麽衰敗、怎麽弱，隻要有恢複的可能都是潛在的威脅。美國始終把俄羅斯作為軍事戰略製訂和修改的基礎，就是因為俄羅斯的軍事力量和軍事潛力還很強大。美國想成為世界唯一的超級大國。
除了俄羅斯，美國此時麵對的卻是更多的地區性強國，如南聯盟、伊拉克、伊朗、朝鮮、利比亞和敘利亞等。老布什政府適時提出了“地區防務戰略”，把矛頭對準了這些國家，試圖顛覆這些國家政權。克林頓政府執政後，對幾場軍事行動做了反思，認為美國的資源和人力有限，不足以對所有的危機和衝突都做出反應，隻能靈活並有選擇地參與對美國利益關係重大的地區安全和國際事務。因此，他對軍事戰略進行了調整，提出了“靈活與選擇參與戰略”。1997年克林頓政府又推出了新的“營造、反應、準備戰略”，其核心內容是：針對地區性危險、非對稱性挑戰、跨國危險和“意外情況”等威脅，確立以營造、反應、準備為戰略指導，通過和平參與、危機反應和改革完善軍隊編製體製、作戰理論和武器裝備，全麵提高美軍實力，從而實現“促進和平與穩定”與“擊敗對手”的兩大軍事戰略目標。
俄羅斯普京時代“先發製人戰略”PK布什時代“先發製人戰略”
普京在車臣開戰時當上總理並順利登上總統寶座，恐怖主義、分離主義和與周邊國家的磨擦成為這段時期的主要政治特征。普京想恢複俄昔日的輝煌，卻無法肅清國內恐怖主義，莫斯科工人劇院和別斯蘭挾持人質事件表明俄羅斯內部矛盾的複雜性和與恐怖主義鬥爭的長期性。外部環境對俄羅斯也十分不利，一方麵，北約不斷東擴蠶食俄羅斯的傳統利益區，拉攏原蘇聯加盟共和國加入北約，第二輪東擴後，北約成功地將歐洲防務的重心和前沿推進，逐漸形成對俄的合圍態勢，俄地緣戰略空間急劇縮小；另一方麵，美國退出反導條約，打破了舊的核平衡格局，使得美國從戰略上主動發展到戰術、戰役上的主動。
麵對這一切，普京提出了“先發製人戰略”，其主要內容還不太清楚，但所要達到的目的卻十分清晰：
一、針對北約東擴對俄羅斯的軍事威脅。普京上台後，為了回應北約肆無忌禪地對俄冒犯，多次舉行大規模軍事演習，包括曆史上規模最大的2004年軍事演習，這些表演都是在向北約展示俄還有軍事實力，有保衛國家的能力。
二、回應美國對俄的惡意企圖。北約東擴、西方勢力滲入到高加索地區、暗中策動俄周邊國家倒戈等等行動，都是美國一手策劃的。美國的行動絲毫不顧及俄的情麵，而且有越來越頻繁的趨勢。
三、震懾國內外恐怖分子。普京提出“先發製人戰略”的理由就是打擊恐怖主義，但分析家認為這並不是“先發製人”的主要目的，充其量也隻是一個借口，恐怖勢力顯然還遠未猖獗到需要動用核力量進行打擊的程度。
四、樹立國民信心。“先發製人戰略”的提出，必須有經濟及軍事上的實力保證才行，俄國家軍隊此時的戰鬥力遠不如從前，車臣戰爭俄軍的表現讓人不敢恭維。普京這個戰略的提出向國民暗示俄羅斯還是在軍事上可與美國抗衡。
五、崇尚武力解決國際爭端。武力及以武力形勢向外擴張是俄羅斯民族特性，盡管俄羅斯的實力降低，但好鬥的本性一點也沒變，在與其它國家的爭端中，還喜歡用威脅及恐嚇手段，對武力的迷信仍沒改變。不管什麽意圖，“先發製人戰略”的主要作戰對象是北約和美國，它們才是俄羅斯最現實現迫切的威脅。“先發製人”類似中國的“先下手為強”策略，就是把敵人扼殺在萌芽狀態，以最大程度減少已方的損失，爭取戰役戰術上的主動權。俄羅斯國防部長謝·伊萬諾夫在訪問冰島時談到“先發製人”使用的三個條件：一是俄羅斯在世界重要地區的經濟利益沒有得到尊重；二是俄羅斯麵臨直接的軍事威脅；三是俄羅斯鄰國社會動蕩影響到俄羅斯自身的安全。
美國總統小布什的上台宣布了美國進入了為所欲為的“帝國主義”階段，一意孤行、處事霸道、藐視國際法等作為使世界變得更加動蕩不安，尤其是“9·11事件”對世界政治格局的影響非常巨大。2002年退出反導條約，加速NMD和TMD的研發和部署；1999年侵略南聯盟；2003年繞開聯合國侵略伊拉克等等，美國謀求的是絕對安全環境。這個安全環境必須用武力消滅一切自己認為是威脅的敵人，這就是布什政府提出的“先發製人戰略”，西方也稱“主動攻擊戰略”。進入21世紀，中國成為世界矚目的焦點，經濟增長迅速、國家綜合國力不斷提升。美國把中國威脅等同於俄羅斯威脅，新的軍事戰略中把中國列為主要參考對象。美國這次軍事戰略調整涉及到戰略思想、作戰原則、作戰對象的全新定位，是繼二戰後確立“遏製戰略”以來最重要的一次戰略調整。
蘇/俄與美國軍事戰略特點分析
冷戰時期，美蘇兩國軍事戰略的製訂基礎以對方作為參考，內容上以對方為敵人，實質上都想爭奪世界霸權。冷戰後，俄羅斯國力日漸式微，不再以爭奪世界霸權為核心，但仍以威脅到俄羅斯或一直沒有放鬆對俄排擠、壓製的美國及北約為潛在對手。美國的軍事戰略一直較為連貫，核心思想——世界霸權和侵略的本性始終如一。蘇聯時期的軍事戰略受其領導人在位時間的影響，變化頻率較小，尤其是勃列日涅夫時期及其後期的軍事戰略二十多年一直沒有變化。俄羅斯葉利欽時代對外軍事參與能力降低，軍事戰略更加務實，軍事戰略成為國家軍事的指導性原則，內容上更加籠統，缺乏戰術戰役上的具體措施。普京時代的“先發製人戰略”製訂草率，脫離實際，和葉利欽時代的“現實遏製戰略”核心內容上無大的變化，“先發製人戰略”更像是虛張聲勢。
美國軍事戰略變化雖多，但宗旨不變。冷戰及冷戰後時代，隨著科技的飛躍發展和國際政治的變遷，其軍事戰略的發展趨向具體化，其變化的速度也日趨加快。冷戰時代美國軍事戰略的演變，大體上可以說10年左右一變，而冷戰後的軍事戰略則為每兩三年一變。但戰略意圖固定不變、進攻性軍事戰略不變，變化多在戰役戰術層麵的手段及策略上。
國家政治策略決定著本國的軍事戰略，軍事戰略反過來體現國家的意誌和政治意圖。蘇／俄與美國的軍事戰略麵向世界範圍的國家，其軍事戰略所反映的軍事與政治行為與很多國家，尤其是地區性大國、強國以及資源豐富、地理位置重要的國家有密切的關係，甚至世界有影響力的大國其本國軍事戰略的製訂都和蘇／俄及美國有對應關係和借鑒關係。這兩國自二戰以來軍事戰略所指導的戰役法和戰術與武器發展特點都對第三國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形成了以蘇美為特征的兩大流派，至今這種影響仍十分清晰。研究蘇俄及美國的軍事戰略，也是在研究對手，分析對手，以期做到“知彼知已，百戰不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