語錄的來曆

收集整理　　海內外很多研究者，往往把毛澤東說過的話、 主張過的政策的發明權，都簡單地歸之於毛澤東本人，由此 認定毛澤東是一個提出過許多獨特思想的思想家。 但是，我們注意到，毛澤東總是與這種意見唱反調，常常坦 白承認自己思想來源於 “抄襲”別人。更有甚者，毛澤東格 外否定教條主義，反對那種言必稱希臘、喜歡萬古不變教條 的理論家，長期批評那些總是有高明主意的欽差大臣，批評 那些“ ‘下車伊始’，就哇喇哇喇地發議論，提意見，這也 批評，那也指責”的人，還諷刺此種高明人士“這種人十個 有十個要失敗”。 毛澤東總是傾向於否定頭腦裏有高明主意、滿腦子外國高明理論的人， 由此他才格外強調調查研究和深入群眾，這是有原因的，完全是“抄襲” 抄出來的甜頭，想要把這個發揚光大並上升到認識論層麵，這無非是為 了尋找各種可抄襲的“抄襲對象”而已。批評教條主義，批評欽差大臣， 提倡調查研究，說穿了，就是指出僅僅抄襲書本是沒有出路的，最好是 去抄襲隱藏在現實和群眾中間的各種知識，包括抄襲反麵教員，此種 抄襲之內容往往還沒有被人寫進書本，所以往往被人誤認為是毛澤東 自己提出來的。　　 早在1929年10月，毛澤東就曾經向鄧子恢傳授過抄襲經驗： “領導者並沒有什麽了不起的本事，他的責任是當好群眾的傳達員。 這就是說，應當善於總結出大多數群眾的正確意見和要求，及時反映到 黨的領導機關。黨的領導機關就要根據這些意見和要求進行研究分析， 找出解決問題的辦法，然後再由領導者把黨的決定傳達到群眾中間去執行。” （轉引自《鄧子恢傳》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98頁） 在井岡山時期毛澤東力主調查研究，到延安整風之後則嫌一次性抄襲過於 簡略，容易發生錯誤，要求進行“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多個“抄襲” 循環，這樣，從主張調查研究開始（這是要求那種向下抄襲的特定方向）， 到群眾路線的多次循環（這是反對一次抄襲就了事的敷衍做法）。 建國後，毛澤東不僅把向底層抄襲作為一個經驗，甚至是作為一種硬性 要求的工作方法提出來：“聽說現在許多負責同誌不下去了，這不好。 中央機關苦得很，在這個地方一點知識也撈不到。你要找什麽知識， 蹲在機關裏是找不到的。真正出知識的地方是工廠、合作社、商店。 工廠怎麽辦，合作社怎麽辦，商店怎麽辦，在機關裏是搞不清楚的。 越是上層越沒有東西。要解決問題，一定要自己下去，或者是請下麵 的人上來。第一不下去，第二不請下麵的人上來，就不能解決問題。 我建議，省市自治區黨委書記兼一個縣委書記，或者兼一個工廠或學 校的黨委書記，地委書記、縣委書記也要兼一個下級單位的書記。 這樣可以取得經驗，指導全局。”（毛澤東：在省市自治區黨委書 記會議上的講話，一九五七年一月，載《毛澤東選集》第五卷）　　 “抄襲”大王毛澤東正是從這一“狹隘經驗論”出發，向來認定“有字之書” 遠遠比不上“無字之書”，認定脫離了調查研究就不可能產生好主意，因此 他不僅不相信共產黨的書記們坐在辦公室裏能夠想出好主意來，更不相信右 派精英坐在政治設計院裏就能夠設計出好政策來。由此決定了毛澤東終生與 高官們和才子們的很不和睦。那些右派精英書讀多、文憑硬，憑借“大知識 分子”對“小知識分子”的文憑優越感，想要搞一個政治設計院，因為設計 院裏頭多半是以抄書為主，這肯定要被毛澤東看低了：“北京不是好地方， 曆來出官僚的地方。為什麽孫中山先生不建都在北京呢？大概是因為這個 地方出官僚。北京不出產任何東西，我不是指北京這個地方，是指中央機 關，中央機關不生產鋼，不出水泥，不出糧食，也不出紙煙，什麽也不產生。 產生思想嗎？也不產生，思想也是從群眾中來的。不是北京出的。我說不產 生任何東西，是指不產生任何原料。原材料是產生自工人、農民，章伯鈞要 搞政治設計院那不行，一切要從群眾中來。原材料來自工農，我們是加工， 我腦子裏不產生任何東西，一跑出北京就取得了東西，產生出力量。” （毛澤東：在最高國務會議上的講話，一九五八年一月二十八日，載68年漢版 《毛澤東思想萬歲》 58-60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