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國民黨派係鬥爭史

中國國民黨內部曆來存在著派係，在南京國民政府時期，派係尤為複雜，其中影響較大者有西山會議派，改組派，汪精衛排，新政學係，馮（玉祥）係，閻（錫山）係，桂係，西南諸實力派，西北馬氏家族，等等。

中國國民黨各派係與蔣介石所把持的中央之間的關係，是國民黨派係關係的主要方麵。這一關係的演變對國內政治形勢迅即產生不同程度的影響。各派與國民黨中央-蔣介石的關係有時儼然對立，有時似乎從屬。由於蔣介石對待各派係的總方針是能夠消滅者盡量消滅之，暫時不能消滅者準備將來消滅之，因而各派係爭權奪利的焦點集中於中央。中央對各派的拉攏，和中央與各派的相互利用，往往是暫時的，而相互間的矛盾，鬥爭卻是長期的，普遍的。辨證地，動態地觀察中國國民黨史，就能看出中國國民黨史簡直就是一部派係鬥爭史。由於國民黨推行“以黨治國”，“以黨治軍”的政策，因而國民黨派係鬥爭絕不限於黨內，而是波及到黨之外的政，軍的廣大範疇，以至特務係統也構成派別，黨內派別之爭也滲入於特務係統。從南京中央政府的某些重大決策到千裏之外的邊疆地區“土皇帝”的土政策，都與派係鬥爭有直接，間接的關係。總之，國民黨派係鬥爭史成為民國史的重要組成部分。

然而，國民黨派係鬥爭史，長期以來未被史學界所重視，這與民國史的研究至今還處於起步階段有關。既然說民國史處於起步階段，那麽國民黨派係鬥爭史的研究尚處於起步的準備階段。

萬事開頭難。國民黨派係鬥爭史中存在著千端萬緒的問題有待於一一理出頭緒，既需要做微觀上的考證，又需要做宏觀上的研究。例如：國民黨派係鬥爭產生的原因如何？國民黨派係鬥爭有哪些特征？國民黨派係鬥爭的結局怎樣？應如何評價國民黨派係鬥爭的曆史作用？都是值得考證和研究的重要課題。
一
南京國民政府時期，除把持中央政權的蔣介石集團外，國民黨派係可分為兩大類：一類屬於政治派別，如西山（會議）派，改組派，汪派，再造派，政學係等；另一類屬於地方實力派，如馮（玉祥）係，閻（錫山）係，西南地方實力派，西北馬氏家族等等。也有的派係內部既包括政治派別人物，也包括地方實力派人物，如粵係中的胡漢民，李濟深為政治派別代表人物，而陳濟棠則為地方實力派代表人物。

統治階級內部的派係矛盾和爭鬥，反映出統治階級內部存在著不同利益和要求的集團。南京國民政府時期國民黨派係間的矛盾和爭鬥，總的原因，在於統治階級內部不同利益和要求的集團的存在。這一客觀存在，就決定著國民黨統治階層不可能是“鐵板一塊”，其分裂，爭鬥有其必然性。

南京國民政府時期國民黨派係鬥爭的基本原因在於權利之爭。

首先，蔣介石所實行的假共和真專製的政治體製及其獨裁行為成為統治階層中不穩定的基本因素。民國以來民主共和的觀念以深入人心，而長期把持著中央的蔣介石實行專製獨裁統治，“掛了統一這個羊頭，賣他們一黨專製的狗肉”。加以任人唯親，排斥異己，凡浙江籍黃埔係者大都得以重用。而蔣本人在國民黨中資曆較淺，難孚眾望。這就不可避免地在統治階層中製造出自己的反對派。

其次，國民黨派係鬥爭與國民黨的曆史淵源，傳統有關。中國國民黨的前身自中國同盟會到國民黨，再到中華革命黨，再到中國國民黨的曆史發展過程中，曆來組織渙散，紀律鬆懈，成分複雜，官僚，政客，軍閥充塞其中。國民黨在1924年改組前，成員大致為地主階級反滿派，資產階級自由派，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民主派等。他們本來在反滿問題上具有一致性，但其他問題上的政見未統一過。推翻滿清政府建立民國後，一貫存在著不同政見和派別分歧。北伐過程中，蔣介石竭力擴大個人實力地位，廣為招降納叛，北洋軍閥政府中的軍閥，官僚，政客紛紛投入蔣門，並混入國民黨內，搖身一變成了黨國要員。這些人投身於國民黨的動機正式為權為利。他們有的自成一派，分庭抗禮，如閻錫山等；有的出謀獻策，推波助瀾，如楊永泰之流。他們正是依靠派係矛盾和鬥爭得以飛黃騰達的。國民黨內的成分本來已經是魚龍混雜，經北伐期間蔣介石的“廉價取勝”，就更為泥沙俱下了。基於中國國民黨“是一個複雜的政黨”，並不是一個嚴密的統一體。其成分複雜的傳統，到了南京國民政府時期更有發展，這就成為這個反動集團派係鬥爭的基本原因之一。

第三，是半殖民地的環境，即許多帝國主義爭奪中國的環境所造成的。不同的帝國主義在中國國民黨當局中各有其代理人，當某一帝國主義擴張其侵華勢力時，國民黨中代表其他帝國主義利益的集團，就有可能起來與這一擴張侵華勢力的帝國主義及其走狗們暗鬥以至明爭。其中最典型的事例就是抗日時期親美派蔣介石與親日派汪精衛兩集團間的矛盾和爭鬥。

國民黨派係鬥爭除上述一般原因外，還有許多具體原因。

西山會議派和改組派作為蔣介石集團的反對派出現於政治舞台，具有多種原因。蔣介石實行獨裁統治，使西山會議派，改組派的首領人物在黨和政府中失去實權地位，以至完全淪為在野地位，而這些人物在國民黨內資曆深而又有一定的政治影響和活動能力，他們因不滿與蔣介石的專製獨裁，不甘心於自己的在野地位，而奮起爭奪黨內正統地位和國家政權。就改組派而言，其廣大中下層成員大都是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他們既不滿於蔣介石所把持的國民黨和政府的反動，腐敗，又害怕共產黨的“過激”，企圖以改組國民黨推行改良主義，在國共兩黨間走“中間路線”。改組派的上層人物正式利用了廣大知識分子實行改良主義的政治願望，製造群眾聲勢和社會輿論，向蔣介石奪取黨統和權力。

國民黨地方實力派的出現及其與把持中央政權的蔣介石集團之間的矛盾和鬥爭的具體原因，同上述政派反蔣的原因有所差別，可分為經濟方麵，政治方麵和傳統文化思想方麵的原因。

經濟方麵：中國的封建本封建的農業經濟的普遍存在。這種農業經濟保持了自給自足的狀態，在生產力水平上表現為個體的小農經濟的落後形式，反映出商品經濟不發達，沒有形成資本主義的統一市場，沒有形成過各地區經濟上緊密聯係的紐帶。它成為地方實力派割據一方，鬧獨立王國的經濟基礎。

政治方麵：第一，帝國主義在中國尋找代理人，對中國采取“分裂剝削政策”，各拉攏和支持某一派別，促進了地方實力派與中央的對立。第二，各地方實力派大都是軍閥，其特點是私兵（擁兵自重），地盤（割據一方），武治（不要法製，以武力解決問題）。這些特點就隻能造成各地方實力派與中央之間，以及各實力派相互之間的不統一狀態。第三，長期掌握中央政權的蔣介石，在推行專職獨裁統治，排斥異己的同時，實行人治，武治以取代法治，杜絕了各派表達政見和參政的權利，這就不僅成為政治派別，而且成為地方實力派反蔣的重要原因之一。第四，至於蔣介石嫡係與親信內部的鬥爭（如中統與軍統之間的爭鬥），卻往往是蔣介石一手導演出來的。蔣介石施展權術，有意製造他們之間的爭寵爭功，相互監視，相互製約，便於蔣“居高臨下”從中控製。

傳統文化思想方麵：中國自古以來的大一統和封建宗法製的傳統觀念以及與此相聯係的封建家長製的傳統，具有根深蒂固的社會基礎。民國後直到南京國民政府時期，在社會心態上仍需要有一個政治中心人物，即有一個眾望所歸的領袖人物穩定政局。蔣介石掌握中央政權，以領袖人物自居，要求四海之內絕對臣服。然而，蔣在國民黨內資曆較淺，且獨斷專橫，排斥異己，任人唯親，雖然手握軍權，大力推行獨裁統治，但在國民黨內並不能樹立起“政治威信”。這就使國民黨內在心態上出現矛盾，一方麵封建宗法製傳統觀念需要有一個政治中心人物-“大家長”；而另一方麵蔣介石的資曆，作風等都不能在國民黨內成為理想的“大家長”。這就使國民黨和國民政府統轄區，在政治上缺乏凝聚力，而離心力傾向長期存在。

再者，基於封建宗法製的社會基礎和傳統觀念，各地方實力派卻形成地方上大大小小的“家長”，形同大大小小的“土皇帝”。他們名為國民黨員如龍雲，劉湘，韓複榘，馬洪逵等，卻抵製國民黨中央向其統轄區派代表和設立機構。國民黨地方組織機構，往往為地方實力派所控製，成為他們的統治工具。中央所設立在地方上的機構，受到地方實力派的掣肘，在地方上處處無能為力。地方實力派的實權普遍淩駕於地方黨和政府之上，在地方實力派統轄區內的軍民，隻得服從當地的 “土皇帝”。

國民黨派係鬥爭與中國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經濟，政治及傳統文化思想諸因素是分不開的。它是落後的自然經濟占優勢的基礎上的產物，是軟弱的政治力量即缺乏政治上的凝聚力的產物，又是宗法製傳統文化思想所促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