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四大文化體係中惟一沒有中斷的文化體係

世界四大文化體係中惟一沒有中斷的文化體係


在世界四大文化體係中，古埃及文化和古巴比倫文化是如何中斷的以及中斷的原因，學術界至今也沒有得出一個統一的結論。現今的西方文化，已經可以確認不是古希臘文化的延續。因此，在世界四大文化體係中惟有中國文化一枝獨秀地維持到現在，而且還在不斷地發展壯大。其中原因何在？一個不可忽視的因素，那就是中華民族的民族精神起了很大的作用。

　　民族精神是一個民族賴以生存和發展的精神支撐。對中華民族的基本精神，盡管有不同的見解，但有一條卻是眾所公認的，那就是厚德載物，自強不息精神。其中厚德載物內含著中華民族的包容精神。

　　中國的傳統文化是以儒家文化為代表、為主體的文化。中國傳統文化的包容性首先體現在厚德載物思想上。在中國傳統文化中，對自然的理解是，天地最大，它能包容萬物，天地合而萬物生、四時行。從這種對自然的理解中引申出做人的道理：人生要像天那樣剛毅而自強，像地那樣厚重而包容萬物。維係中華民族精神的主體文化是儒學。儒學在長達兩千多年的中國社會裏對中華民族在思想方式、行為規範、道德禮儀等各個方麵，長期起著支配作用。儒學主張泰山不辭細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擇細流，故能就其深。這種精神使中國文化具有巨大的包容性，對外來文化向來不排斥。可以說，中國文化之所以博大精深，川流不息，正是由於其吸納百川的結果。

　　中國傳統文化的包容性還集中體現在儒家文化的多元開放的文化理念上。孔子的“君子和而不同”，《周易大傳》的“天下一致而百慮，同歸而殊途”，都是主張思想文化的多元開放。這種多元開放的文化理念，一方麵，使儒學不斷吸收和融合其他各家各派的思想，成為一種綿延不絕的思想體係。另一方麵，這種多元開放的文化理念極大地影響了中國文化，使之形成了兼收並蓄的傳統，並生生不息。“滄海不遺點滴，始能成其大，泰岱不棄拳石，始能成其高”。中國文化綿延不絕，正是中國傳統文化本身包容、兼收並蓄的結果。

　　中國曆代思想家多主張海納百川、兼收並蓄
　　在諸子百家時期，儒家在初創之時，創始人孔子作為魯文化的代表與齊文化的代表晏嬰是有矛盾的，在齊魯“夾穀之會”還曾發生過公開的爭執，鬧得不歡而散。但孔子並不因此而排斥齊文化。孔子正視文化差別，主張用先進的華夏文化消除差別，實現華夷一統。他教育弟子子夏，要做君子儒，不做小人儒，提倡君子坦蕩蕩，胸懷要寬廣。孔子傳播自己的學說失敗後，雖然慨歎要乘桴浮於海，但是他還是在那裏仔仔細細地整理各種文化典籍，使得《五經》能夠保存下來，他不因為《詩經》中的齊文化內容而刪掉齊詩，這正是他胸懷寬廣的體現。他對儒學以外的文化傳統的繼承和吸收確實有大家的風範。絕不像比他晚幾百年的西方愷撒大帝那樣，隻會喊“我來，我看，我征服！”對別國的文化缺乏尊重、缺乏包容精神。孔子還主張“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其中之“學”，無疑也包括向外族人民學習。

　　孟子把孔子譽為“集大成”者，對孔子思想中的包容性大加讚美。他繼承了孔子的這種胸懷，認為海洋的博大胸懷是人類應該效法的，發出了“觀於海者難為水”的慨歎，其很多主張極大地豐富了中國傳統文化中的包容思想。

　　荀子在齊國是稷下學宮的祭酒，相當於現在的大學校長。他主持學宮的時候，實行開明的政策，招攬列國名流，匯集百家學說，兼容並包、來去自由。這一做法使得不同的學說、不同的觀點一時間如雨後春筍般地破土而出，各家各派也不斷地取人之長，補己之短，造就了中國學術史上前所未有的百家爭鳴局麵。

　　漢代，董仲舒提出的“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主張，被人理解成隻要儒術，不要別的思想派別。這其實是一種誤解。事實上，董仲舒僅是就統治思想方麵主張用儒術，而從學者層麵說，他是不排斥其他學派的。我們翻開他的著作《春秋繁露》，裏麵吸收了很多陰陽家的思想學說。正是在陰陽家思想的基礎上，他才提出了著名的“天人感應論”思想。

　　漢代之後，儒家思想吸收了道家和道教的一些思想，逐漸形成了儒道互補型的儒家學派。宋明時期，又吸收了佛學的一些思想內容，從而形成了三教合一型的儒家學派。不管是程朱的理學派還是陸王的心學派，都是三教合一型的儒家。大思想家朱熹主張學習是一個人終生的事業，要活到老，學到老。理學派和心學派都以包容的心態從道家、道教和佛學學到了不少東西。在多種文化的碰撞中，相互吸納，相互補充，是中國文化生生不息的動力所在

　　近代傑出學者蔡元培任北大校長時，充分發掘中國傳統文化中的包容精神，實行兼容並包，學術自由的方針，推行了一連串的重大改革，主張為學問而學問。這種寬容的研究氣氛，導致思想自由和新見迭出。保守派、維新派和激進派，都同樣有機會爭一日之短長。在這一時期，北大成為曆史上最輝煌的時期，成為大師輩出的時期。這其中，包容精神發揮了巨大的作用。

　　到當代學術大師季羨林和新儒家的許多代表人物，他們大多開始致力於融和多元文化為一體，期望以此為儒學和中國傳統文化開出新生命。不管是熊十力、牟宗三，還是馮友蘭，他們都注意從東西方的各種思想文化中吸收營養。海外新儒家，更是注意多元文化的對話和匯合。杜維明和他的同事在哈佛大學建立了波士頓儒學，形成了對話派的風格，不僅和西方文化對話，也和東方文化對話，主張從文化多元的角度來看儒家傳統所具有的精神資源。這正是受到中國傳統文化包容性的影響所致。成中英在夏威夷大學建立了詮釋派的新儒家體係，被稱之為“本體詮釋學”。這種“本體詮釋學”觀點，正如他自己所說，最早見之於《易傳》所說“一陰一陽之謂道”。“一陰一陽”是既差異對立，又相生相成的。“本體詮釋學”亦可說為“本體辯證學”或“辯證體性”，因為它包涵了多種對立互成的範疇，以及包涵了時間發展性與空間包容性的統一前提，因而“本體詮釋學”既可用來建立現代化的中國哲學，也可用來豐富現代化的西方哲學，使兩者世界化。“辯證體性”可以說正是中國文化包容性存在的內在根據。相輔相成，在多種文化的碰撞中，相互吸納，相互補充，正是中國傳統文化生生不息的動力所在。

　　中國文化對外來文化的包容性是以其強大的同化力為前提的。它用這種強大的同化力去影響和改造外來文化，使之具有中國的特色。中國文化的包容性是吸收外來文化的重要心理文化基礎，沒有這樣一個基礎，不僅不能消化、吸收外來文化，還有可能被外來文化所同化，從而喪失自己民族的文化特色。但是由於中國固有的傳統文化根基深厚並且富於包容精神，其結果是不斷吸收外來文化、不斷同化外來文化。外來文化的進入豐富了中國文化，卻並沒有使中國文化喪失其特有的本色。一切外來文化一旦進入中國，便開始了中國化的進程。中國社會強烈的寬容氣氛，甚至使得一些獨立性很強的外來文化，也在不知不覺中融合於中國文化的整體之中。

　　文化上的包容性，使中國文化在內部形成豐富多彩、生動活潑的局麵，在外部不斷吸納外來文化的營養，使自身更具生命力

　　中國文化向來主張有容乃大，大乃久。文化上的包容性，使中國社會思想文化在內部形成豐富多彩、生動活潑的局麵，在外部則向世界開放，不斷接受異質文化的激發和營養，從而使自身具有更強的生命力。充分發掘和弘揚中國文化中的包容精神要求我們要自覺地、不斷吸納外來文化，借鑒其他文化的優秀文明成果，像季羨林先生所說那樣既拿來又送去，把外國的好東西拿來，把自己的好東西送去，這叫做拿來主義和送去主義的結合。隻要有利於文化發展和建設，都要毫不猶豫地拿過來，推進我國的文化建設，培育出精神振奮、品格高尚的民族精神。這是我們今天弘揚傳統文化中的包容精神的題中應有之義。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弘揚中國傳統文化中包容精神，也是全球化浪潮的發展之所需。中國文化的包容性來自於儒家求同存異的寬廣胸懷，儒家求同存異的寬廣胸懷來自於儒家的天下一家思想。親睦眾生，和合萬邦，是儒家一以貫之的主張。孔子向來主張泛愛眾。《論語8226;學而》：“子曰：弟子入則孝，出則悌，謹而信，泛愛眾，而親仁。行有餘力，則以學文。”這“泛愛眾”便是愛所有的人，“自一人之心以達於四海之遠，自千古之前以至於萬代之後”，萬物一體，天下一家，萬國一人，此思想後來由其弟子子夏發展為“四海之內，皆兄弟也”。儒家的這種思想正好與今天全球化的趨勢相一致。

　　目前，全球化趨勢不斷明顯。人們提出，全球化所要求的人類素質包括：“天下一家”的胸襟與眼界，“以天下為己任”的情懷與實踐，胸懷開闊，兼容並蓄，反對一切不正義、不公平的行為，樹立“為人類服務”的人道主義理想，關心和爭取世界的和平、和諧。這些思想與中國傳統文化中的包容精神正好不謀而合。

　　21世紀是一個多元文化並存的世紀。弘揚和培育民族精神，必須在世界範圍各種思想文化的相互激蕩中，充分發揚中國傳統文化中的包容精神，互相取長補短，互相促進。誠如此，中華民族的偉大複興一定能夠實現。

回歸和諧相處之道——中華文化之包容性
2005年狼文化風靡全國，跟風狼文化的一本書《狼魂》中說：“不學狼不行嗎？不行！為什麽呢？因為在你死我活的生存競爭中，在“勝者為王敗者為寇”的市場角逐中，如果心存善良，對競爭對手一味的心慈手軟，那麽就會被對方毫不留情的吃掉。”這可以說是深得鬥爭思想的精髓了。

這裏有一個例子可以和上述思想作為對比。
林肯作為美國總統，他對政敵的友好態度曾引起了一位官員的不滿，他批評林肯不應該試圖跟那些人作朋友，而是應該消滅他們。
“當他們變成我的朋友時”林肯十分溫和的說，“難道我不是在消滅敵人嗎？”
中國人有句古訓：海納百川，有容乃大。

中華曆史上最強盛的大唐時期，在思想，文化，國力，疆土等等方麵幾乎都達到了鼎盛，這和大唐文化包容一切的氣度是分不開的。

唐初突厥曾經為患北方多年，唐高祖為了國家安寧都不得不向突厥稱臣。然而唐太宗打敗突厥後，並未趕盡殺絕以雪父恥，反而極其包容的任用了一百多名曾經與大唐為敵的突厥降將，擔任五品以上的將軍和中郎將，約占朝庭武官之半，同時，唐朝還允許歸降的突厥人遷入中原。這些舉措，深得各少數民族的信任，西北各族領袖共同請求為唐太宗賞尊號添可汗。

曆史上吐蕃（今西藏），曾經是一個剽悍好戰的遊牧民族，與中原時有征戰發生，然而，唐朝幾次戰勝吐蕃以後，反而派出文成公主和親，文成公主將農業和佛教傳播到吐蕃。此後數十年中吐蕃與大唐和睦相處，這不能不說是文教之功。很顯然，趕盡殺絕隻會加劇仇怨，邊疆地區仍不安定，戰爭還會再起。

正是唐朝對突厥的寬容政策，對各少數民族首領所采取的冊封政策，對吐蕃的和親政策，贏得了人心。

在文化上，唐朝尊道，禮佛，崇儒，施行開明的三教並立政策。也正是這種寬鬆自由的思想環境造就了唐代恢弘的文化氣象。

中華民族向來講究“和為貴”，推崇中庸之道，我們的祖先賦予自己以教化天下，即所謂平天下的神聖曆史使命。從根本上說，實現平天下的理想所要仰賴的不是武功而是文治，它所要施行的也不是霸道而是王道。所謂“故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

在五千年的文化曆史中，盡管華夏民族也曾曆經各種災難，但它在同化周邊各族群的過程中，已將他們凝聚融合為泛中華的文化大國。曆史上蒙古族、滿族都曾入侵統治過中原，然而最終卻被強大的中華文化所同化。蒙古族、滿族如今都成了中華民族的一部分。清朝的康熙皇帝自己就說：要做中華的千古一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