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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身在蘇聯的王明在其晚年究竟是如何評價毛澤東與文革的？
核心提示：1966年5月，一場給黨、國家和各族人民造成嚴重災難的“文化大革命”，異常迅猛地發動起來。在“造反有理”的口號下，紅衛兵蜂擁而出，“橫掃一切牛鬼蛇神”。在這股狂潮的衝擊下，中國社會陷入空前混亂狀態。
毛澤東發動“文化大革命”，就是要反修防修。王明寄居蘇聯，又是早已定性的“死老虎”，自然成為攻擊的目標。
此時的王明，進入人生暮年。政治上的分歧，曆史恩怨的糾葛，親朋好友的遭遇，國內生活的失常，令其躁動不安。他用獨特的視覺評判“文化大革命”，掀起了人生的又一次寫作“高峰”。
本文摘自：《王明的這一生》，作者：熊廷華，出版：湖北人民出版社
解放後，黨和政府對防治血吸蟲病十分重視，1956年成立專門機構，領導全國血防。餘江縣是血吸蟲病重災區，他們創造新療法，迅速根除了為害多年的惡疾，創造了世界醫學史上的奇跡。
7月1日，是黨的生日。這一天，毛澤東讀到這條消息，浮想聯翩，夜不能寐，寫下了七律二首——《送瘟神》。
在蘇聯的王明看到這條消息後，喜悅之情溢於言表，也於7月7日寫下了一首七律詩：
人體寄生畜體窩，
中間宿主靠釘螺。
百年為患從無已，
萬眾蒙殃莫奈何。
既是江山歸共黨，
豈容水草染沉屙；
政民醫護齊鬥爭，
三載餘江奏凱歌。①
1959年10月1日，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10周年紀念日。蘇共中央總書記赫魯曉夫和一批社會主義國家領導人前來北京祝賀。王明在莫斯科郊區別墅，作了一首七律——《建國十年》：
創建新華也十年，
人民幹勁直衝天。
誓將弱土變強國，
決把窮鄉變樂園。
大計指揮憑共黨，
無私援助首蘇聯。
“帥旗”四麵迷途引，
蕩產傾家億眾難。
這首詩，一方麵歌頌了全國人民在共產黨領導下建設美好家園的雄心壯誌，讚揚了蘇聯援助中國建設的國際主義精神；同時也批評了國內的“人民公社”和“大躍進”運動。
“大躍進”運動是1957年底開始發動的，1958年全麵展開。黨力圖在建設社會主義的道路上，打開一個新的局麵。從新中國成立到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一連串接踵而至的勝利，使毛澤東頭腦開始發熱起來，他相信中國富強的目標可能在一個短期內實現，於是開始有計劃地“向共產主義躍進”。
一時間，全國各地你追我趕，放“衛星”，造“奇跡”，胃口越來越大。1月說15年超過英國；5月就說7年趕上英國，再加8年趕上美國；到了9月，毛澤東幹脆說5年超過英國，7年超過美國。①
在王明看來，蘇聯遠比中國發達得多。即使如此，赫魯曉夫1957年提出的目標是15年趕上美國，基本到達共產主義。尤其是1959年下半年“人民公社”和“大躍進”的錯誤明顯地暴露出來後，王明在詩句中提出尖銳批評，有其合理的成分。但他對毛澤東大肆詆毀，多少帶有情緒化的私憤。
國慶十周年之際，因意識形態的分歧和處理國際事務的視點不同，中蘇雙方爆發了前所未有的嚴重爭吵，根本上惡化了兩國領導人之間的關係。赫魯曉夫含沙射影地攻擊毛澤東是“好鬥的公雞”；毛澤東批評赫魯曉夫幼稚，和帝國主義和平共處，隻要有利，隨遇而變。
此後，兩國關係每況愈下。1960年，蘇聯片麵撕毀協議，撤走援華專家，中蘇關係走到破裂的邊緣。1963年，中國陸續發表針對蘇共中央的係列論戰文章，中蘇衝突達到白熱化程度。1969年，中蘇珍寶島之戰爆發，兩國關係走到十分危險的地步……
原本親如兄弟的中蘇兩黨，反目成仇，劍拔弩張，確有許多值得深思的地方。可對涉及中蘇兩黨、兩國關係和彼此對國際問題的不同意見，王明總是以蘇聯劃線，不加分析區別，不管是非對錯，都要求別國共產黨真誠擁護，同唱一個調子，否則就是“反蘇狂”。王明仍然沒有擺脫形而上學的思維定勢，總是跟在蘇聯後麵亦步亦趨，這不能不說是他一生的最大悲哀。
“文化大革命”，王明逃過此劫，可在國內的親人無一例外地受到打擊。他強撐病體，對“文化大革命”評頭品足，得出的結論似是而非，甚至令人啼笑皆非。
1966年5月，一場給黨、國家和各族人民造成嚴重災難的“文化大革命”，異常迅猛地發動起來。在“造反有理”的口號下，紅衛兵蜂擁而出，“橫掃一切牛鬼蛇神”。在這股狂潮的衝擊下，中國社會陷入空前混亂狀態。
毛澤東發動“文化大革命”，就是要反修防修。王明寄居蘇聯，又是早已定性的“死老虎”，自然成為攻擊的目標。北京和其他地方出現了鋪天蓋地的大字標語：“打倒蘇修代理人、反革命黑幫、大叛徒王明！”王明經常被媒體作為批評和攻擊的對象，幾十萬字的《王明反革命言論集》，編印成冊，廣為流傳。
王明遠在國外，隻受到輿論批評，受衝擊的程度遠不如在國內的“走資派”。不過，他在國內的親屬，無一例外地受到牽連，有的慘遭迫害，甚至折磨至死。
陳聘之去世後，孟公府2號剩下三位老人。“文化大革命”一開始，周恩來總理派人將王明繼母黃蓮舫送回原籍。金寨縣接收黃蓮舫後，每月給她13元生活費，並撥給她一間房屋居住。1970年，黃蓮舫病逝，縣民政局撥款130元，安葬了這位老人。當時，“反動家屬”有的被攆到鄉下，無人過問；有的被打被抓，關進監獄。黃蓮舫這樣的結局，實屬幸運。
相比之下，王明的嶽父嶽母就慘淡得多。黃蓮舫離開北京不久，國務院機關事務管理局將孟公府2號看管起來，派人將王明的手稿和藏書搬走，王明的嶽父嶽母搬出。1968年，王明嶽母病逝，嶽父孤身一人，生活艱辛，含冤死去。
王明的弟弟陳紹煒，在天津慘遭酷刑，險些喪命。王明的妹妹陳映民，這位紅軍女戰士，當年浴血沙場，何等堅強。可她後來談起“文化大革命”中的遭遇，未曾開口，淚流滿麵。她丈夫在四川遭受慘無人道的批鬥，當場氣絕身亡。
紅衛兵同樣沒有放過王明死去了的父親，這位曾為黨做過有益工作的“亡魂”，也沒能躲避過這場浩劫。“文化大革命”開始，有文章稱王明出生“地主家庭”，紅衛兵不由分說，衝進八寶山革命公墓。他們見到陳聘之的墓碑，很為氣憤。在一片“砸爛王明狗父親”的怒吼聲中，這些“革命小將”毫無顧忌，將墓碑砸成三截……
此時的王明，進入人生暮年。政治上的分歧，曆史恩怨的糾葛，親朋好友的遭遇，國內生活的失常，令其躁動不安。他用獨特的視覺評判“文化大革命”，掀起了人生的又一次寫作“高峰”。
王明久居國外，對國內政治運動隻能是一知半解。他根據有限的材料，戴著有色眼鏡看問題，雖然發現了“文化大革命”的嚴重缺點和錯誤，但得出的結論往往似是而非，有些甚至令人啼笑皆非。
1969年3月，他寫出《毛澤東進行的不是“文化大革命”而是反革命政變》，給“文化大革命”定性為“武裝反革命”。
1970年4月，為紀念列寧誕生100周年，他在蘇聯出版了《列寧、列寧主義和中國》一書，認為毛澤東思想是反列寧主義的。
1971年，中國共產黨成立50周年，他寫了《中國共產黨五十年》和《整風運動是“文化革命”的演習》兩篇文章。
1974年初，中共“十大”召開後不久，他又寫出《“孤僧”的命運和毛的十大》，把毛澤東說成是“一個帶著破傘雲遊世界的孤僧”。
“文化大革命”的失誤，客觀上為王明攻擊毛澤東創造了條件。在這些文章中，王明極盡惡毒攻擊之能事，幾乎到了喪失理智的地步，充滿了奇談怪論。
在共產國際和延安時期，王明曾積極評價毛澤東，宣傳毛澤東，表示要跟著毛主席的路線走。這時，王明無所顧忌，對毛澤東破口大罵，造謠中傷，大肆誹謗，恣意攻擊，仿佛要把心中多年的積怨噴湧而出。他說毛澤東是“極端個人主義者”、“野心家”、“陰謀家”、“叛徒”、“敵人”、“當代的秦始皇”、“新暴君、新軍閥”……
對毛澤東思想的評論，王明有以下幾個主要觀點：
“把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口號是錯誤的，這樣提出問題，本身就是非馬克思主義的。民族化的馬克思主義是沒有而且也不可能有的。馬克思主義現在隻能是，將來也永遠是國際主義的學說。”①
王明說，毛澤東思想的重要來源和組成部分是封建主義，“天子”思想是毛澤東自我中心說和極端個人主義的思想來源。他甚至說毛澤東的詩詞滲透著封建君主思想，如《沁園春·雪》，《人民解放軍占領南京》；一些詩詞鼓吹神秘論和迷信，如《送瘟神》、《蝶戀花·答李淑一》等。②
人所共知，毛澤東詩詞生動形象，精湛高超，出神入化，是浪漫主義和現實主義有機結合的藝術典範。讀過毛澤東詩詞的人，除別有用心者外，恐怕沒有人這樣評價。當年在重慶談判時，毛澤東將《沁園春·雪》抄送給友好人士，令其讚不絕口，視為珍品。倒是蔣介石組織一幫文人政客著文攻擊，最後不了了之，草草收場。
王明在《論中國事件》中說，“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經曆著空前的悲劇，中國革命的成果遭到徹底毀滅的威脅，中國社會主義建設麵臨徹底崩潰的危險。”“根據無可辯駁的事實，根據我幾十年來同毛澤東的思想和政策作鬥爭的切身經驗，我首先要說，把中國共產黨弄到目前這樣的絕壁的罪魁禍首是毛澤東，是毛澤東的思想和政策。……這是毛澤東苦心經營幾十年的思想和政策的必然結果。”
當年延安整風時，毛澤東一腔憤慨，說王明是教條宗派的罪魁禍首。如今，王明有了可乘之機，可謂以牙還牙。
王明還說，“今天，毛澤東思想以及他本人，在中國人民和全世界勞動者眼裏，已成為災難和謊言的象征，野蠻和殘暴的象征，黑暗勢力和反革命勢力的象征。”
“文化大革命”時期，中蘇兩黨兩國關係極為緊張。王明竭力攻擊毛澤東，一方麵是配合蘇聯對外宣傳的需要，一方麵是為了恢複自己“百分之百的布爾什維克”形象。他根本不承認自己曾經犯有錯誤，認為所謂的錯誤都是毛澤東強加在他頭上的。
“文化大革命”是“一場由領導者錯誤發動，被反革命集團利用，給黨、國家和各族人民帶來嚴重災難的內亂”。十一屆三中全會後，我們黨徹底否定“文化大革命”，王明也完全否定“文化大革命”，表麵上似乎是一致的，但本質和內涵截然不同。
王明說，毛澤東依靠受蒙騙的軍隊和受欺騙的紅衛兵，在“文化革命”的旗幟下搞反共反人民的政變，確立自己的獨裁統治，發動政變的是毛澤東本人及其集團，政變的工具是人民解放軍。
一般來說，政變是由少數人秘密策劃，依靠少數人的有限力量，采取突然襲擊的方式，在較短的時間內完成，以實現政權或政府更迭。而反革命政變，在中國應該是指一部分人以推翻中國共產黨的領導，改變社會主義製度，奪取國家的最高領導權為目的。事實上，“文化大革命”是毛澤東領導發動的，又是在共產黨的領導下公開發動起來的，當時作為全黨全國壓倒一切的中心任務。由此可見，王明的說法顯然是站不住腳的。
王明隻見樹木，不見森林。看到一大批黨和國家領導人遭到迫害，而江青呼風喚雨，政治地位直線上升時，他下結論說：“文化大革命”是毛澤東為了建立“江青王朝”。
“文化大革命”中，毛澤東確實重用了江青，使她利用自己的威信和錯誤，幹了許多壞事，毛澤東對此是有責任的。當發現江青的“女皇”野心之後，毛澤東采取斷然措施，阻止了她的組閣陰謀，為黨和人民粉碎江青集團，埋下了伏筆，隻是王明沒能看到這一天。
在王明寫的這些文章中，“毛美親近”，“毛美合作”的字樣，隨處可見。王明說，“文化大革命”初期，毛澤東已感到孤立，等待“美國救援之手”，“同帝國主義合作是毛澤東反革命政變的組成部分”，並以基辛格秘密訪華和尼克鬆訪華加以說明。
按照王明的邏輯，隻要和蘇聯站在一起，就什麽問題也沒有了。事實上，毛澤東在“文化大革命”期間正確處理與美國的關係，正是他的一大曆史功績。對於毛澤東的這一英明之舉，王明視為大逆不道，再一次證明“左”的思想，深深地根植於他的頭腦之中。
就在美國總統尼克鬆即將訪問北京的時候，中國發生了驚天動地的“九月事件”。被宣揚為對毛澤東思想舉得最高、跟得最緊、學得最好、用得最活的“英明副統帥”林彪，政變未遂，倉皇出逃，摔死在蒙古的大草原上。
國外媒體議論紛紛，認為林彪與毛澤東決裂，與毛美親近有關。王明根據一些零碎的材料，作出了“毛澤東迫害林彪”的結論。
王明回顧曆史，說林彪在政治和軍事上往往有自己獨到的見解，並不盲目服從毛澤東，但毛澤東又不能不依靠林彪。自從林彪接替彭德懷主持中央軍委工作後，毛澤東更加積極地利用林彪，大肆宣傳自己的思想，而毛澤東控製的宣傳機器，不分晝夜地叫嚷“林彪是毛主席最親密的戰友”，“最忠誠的接班人”。
王明接著分析說，林彪反對“文化大革命”，主張進行社會主義建設，受到“四人幫”的堅決反對。毛澤東口頭上抬舉林彪，表麵上同意讓林彪作接班人，實際上是準備條件把權力讓給江青。
王明還說，林彪在九屆二中全會上發動反革命未遂政變，製定《571工程紀要》政變計劃，謀害毛澤東另立中央，都是偽造。
林彪與毛澤東決裂，是誰使用了陰謀手段？世人早已共知。王明為林彪辯護，隻能說明在反對毛澤東這一點上，倆人各有千秋，殊途同歸罷了。
王明在病榻上立言，不鬥倒毛澤東，決不還故鄉，終於帶著遺恨走向人生盡頭。對於他的死，國內悄無聲息，蘇聯政府出於政治上的考慮，對其給予高度評價。
王明的晚年，大都是在輪椅和病榻上度過的。
進入20世紀70年代，王明已是病魔纏身，即使躺在病床上，仍然心緒不寧，沒有停止“戰鬥”。他表示，一定要盡一切力量，擠出一點一滴血汗，吐出一絲一毫的肝心，直到一息尚存。
1972年8月前後，王明心髒病時常發作，有時肝膽腸胃病同時並發，他抱病寫下《病豪》一首，自我慰之：
卅載受災毒未盡，
遍身皆病藥難良。
兩遺一飯強廉頗，
千蕩尤持傲武王。
已見叛徒永遺臭，
彌彰真理更留芳。
還期華夏妖氣靖，
年近古稀還故鄉。
不幾天，王明又在《生活與生存》中寫道：“渾身全被病糾纏，飲食起居樣樣難。為什麽生存要延續？好多事兒未幹完，尤其還要參加鬥倒毛集團。這對矛盾真可笑，現在解決辦不到。湊合湊合活下去，存到幾時天知道。”
王明身體每況愈下，還是“烈士暮年，壯心不已”。1973年7月29日，他寫道：“我而今隻剩下個有翅難飛的多病之身；但還留有騰空奮鬥的戰士之心。不過，我隻能在好長的時間裏，詠出若幹首述懷詩句；在好長的歲月裏，傾吐出幾篇反毛論文。而且這我還隻能躺在床上口講，寫和譯還要全靠家人。知我者說，我確是在戰鬥到最後的呼吸。不知我者說，我真是個天下少見的懶人。”
盡管此時王明力不從心，他還是下定了鬥爭到底的決心，甚至不鬥倒毛澤東，誓不回故鄉。
王明強撐病體，將晚年撰寫的幾篇文章修改擴充，編輯成冊。該書主要圍繞“文化大革命”展開，貫穿了中國共產黨50年的曆史，其間不少個人之見。全書四篇12章29節，近20萬字，定名為《中國共產黨五十年和毛澤東的叛徒行徑》。
1974年3月27日，王明編寫完此書後的第四天，病死於莫斯科，終年70歲。據孟慶樹說，王明曾準備從哲學角度寫一本批判毛澤東的書，終未能遂願。看來，王明是帶著深深的遺恨離開這個世界的。①
王明去世後，中國的“文化大革命”仍在進行。對於他的死，國內悄無聲息，僅《參考消息》上略有見聞。蘇聯政府出於政治上的考慮，對王明的這一生給予了高度評價。
3月28日，蘇共中央機關報《真理報》刊載了王明去世的消息，並開設專欄，配發照片，登載悼念文章。蘇共中央《追悼王明同誌》一文，稱讚王明是“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老戰士，中國共產黨著名活動家”，“是蘇聯的老朋友，蘇中兩國人民友好和合作的積極捍衛者”。②
蘇聯《遠東問題》雜誌刊載長文，較為詳細地介紹了王明的一生，主要突出三個方麵的內容：
一、歌頌王明的曆史功績。文章說，王明是中國人民為民族解放、社會解放和社會主義發展道路而進行英勇鬥爭的積極參加者；在中國共產黨處於地下狀態和國民黨殘酷鎮壓的條件下，完成了黨中央交給的重大任務；他率先起來批評李立三的冒險主義綱領，表現出巨大的理論勇氣和堅強性；他和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活動家一起根據中國情況發展了列寧關於反帝統一戰線的思想，對中國革命取得勝利具有重要意義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作出了特別重大的貢獻；他始終不渝地為馬列主義的純潔性、為無產階級國際主義、為在中國革命的條件下創造性地運用馬列主義而鬥爭；他一直是具有原則性和國際主義精神的共產黨人，傑出的革命家和為爭取本國人民的自由和幸福的堅強戰士，毛澤東及其追隨者的堅決反對者。
二、讚揚王明和蘇聯的友好。文章大量引用王明稱頌蘇聯共產黨特別是蘇共中央總書記勃列日涅夫的話，說王明始終是蘇聯人民的真誠朋友，一貫主張中蘇兩國人民和兩國間的密切合作，主張在馬列主義和無產階級國際主義基礎上改善中蘇兩黨之間的關係。文章指出，王明這位中國人民和中國共產黨的忠誠兒子，傑出的具有國際主義精神的共產黨人的光輝形象，將永遠銘記在偉大中國人民的真誠朋友——蘇聯人民心中。
三、稱讚王明反對毛澤東。文章說，毛澤東是李立三路線形成和實施的積極參與者。王明關於統一戰線的文章，對克服毛澤東及其追隨者所堅持的擴大內戰的“左”傾宗派主義路線，有著極端重要意義。由於王明的威信，很長一段時間內，毛澤東對王明不得不表示尊重，他千方百計地同王明套近乎，企圖把他拉到自己一邊。當沒有成功時，就采取各種手段打擊王明，培植個人崇拜，對共產國際和中共在30年代共同製定的總路線進行攻擊，並把兩者在製定和實施馬列主義戰略和策略方麵的全部功勞據為己有。
王明去世後，蘇聯政府將其安葬在“新聖母公墓”。新聖母公墓位於莫斯科西南郊的列寧山下，從1923年起，這裏成為名人公墓，安息在此的都是蘇聯人熟知的麵孔，顯赫的人物。有文學巨匠果戈裏、屠格涅夫，前蘇共中央總書記赫魯曉夫。緊挨著王明墓地的，是蘇軍元帥裏昂諾夫。
王明的墓碑上用俄文寫著：中國共產黨領導人，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家。碑座上的雕像出自蘇聯一位著名雕刻家之手，其作品還有克裏姆林宮牆外墓地的勃列日涅夫雕像。王明去世後，雕塑家先在其臉上用石膏做了一個模子，再參考生前的照片，幾經修改而成。①
1975年，王明的遺著——《中國共產黨五十年與叛徒毛澤東的行徑》，在蘇聯用中俄兩國文字出版。中文版印數極少，俄文版對原書的內容進行了修改。1980年，我國現代史料編刊社，將俄文版翻譯成中文，內部出版，改書名為《中共五十年》。
王明去世後，孟慶樹竭盡全力，著手搜集整理《王明詩歌選集》，全書收錄王明創作的詩歌399首，1979年莫斯科進步出版社用中俄兩種文字同時出版。孟慶樹終於了卻自己的一樁心願，1983年9月5日，撒手人寰。
核心提示：1966年5月，一場給黨、國家和各族人民造成嚴重災難的“文化大革命”，異常迅猛地發動起來。在“造反有理”的口號下，紅衛兵蜂擁而出，“橫掃一切牛鬼蛇神”。在這股狂潮的衝擊下，中國社會陷入空前混亂狀態。
毛澤東發動“文化大革命”，就是要反修防修。王明寄居蘇聯，又是早已定性的“死老虎”，自然成為攻擊的目標。
此時的王明，進入人生暮年。政治上的分歧，曆史恩怨的糾葛，親朋好友的遭遇，國內生活的失常，令其躁動不安。他用獨特的視覺評判“文化大革命”，掀起了人生的又一次寫作“高峰”。
本文摘自：《王明的這一生》，作者：熊廷華，出版：湖北人民出版社
解放後，黨和政府對防治血吸蟲病十分重視，1956年成立專門機構，領導全國血防。餘江縣是血吸蟲病重災區，他們創造新療法，迅速根除了為害多年的惡疾，創造了世界醫學史上的奇跡。
7月1日，是黨的生日。這一天，毛澤東讀到這條消息，浮想聯翩，夜不能寐，寫下了七律二首——《送瘟神》。
在蘇聯的王明看到這條消息後，喜悅之情溢於言表，也於7月7日寫下了一首七律詩：
人體寄生畜體窩，
中間宿主靠釘螺。
百年為患從無已，
萬眾蒙殃莫奈何。
既是江山歸共黨，
豈容水草染沉屙；
政民醫護齊鬥爭，
三載餘江奏凱歌。①
1959年10月1日，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10周年紀念日。蘇共中央總書記赫魯曉夫和一批社會主義國家領導人前來北京祝賀。王明在莫斯科郊區別墅，作了一首七律——《建國十年》：
創建新華也十年，
人民幹勁直衝天。
誓將弱土變強國，
決把窮鄉變樂園。
大計指揮憑共黨，
無私援助首蘇聯。
“帥旗”四麵迷途引，
蕩產傾家億眾難。
這首詩，一方麵歌頌了全國人民在共產黨領導下建設美好家園的雄心壯誌，讚揚了蘇聯援助中國建設的國際主義精神；同時也批評了國內的“人民公社”和“大躍進”運動。
“大躍進”運動是1957年底開始發動的，1958年全麵展開。黨力圖在建設社會主義的道路上，打開一個新的局麵。從新中國成立到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一連串接踵而至的勝利，使毛澤東頭腦開始發熱起來，他相信中國富強的目標可能在一個短期內實現，於是開始有計劃地“向共產主義躍進”。
一時間，全國各地你追我趕，放“衛星”，造“奇跡”，胃口越來越大。1月說15年超過英國；5月就說7年趕上英國，再加8年趕上美國；到了9月，毛澤東幹脆說5年超過英國，7年超過美國。①
在王明看來，蘇聯遠比中國發達得多。即使如此，赫魯曉夫1957年提出的目標是15年趕上美國，基本到達共產主義。尤其是1959年下半年“人民公社”和“大躍進”的錯誤明顯地暴露出來後，王明在詩句中提出尖銳批評，有其合理的成分。但他對毛澤東大肆詆毀，多少帶有情緒化的私憤。
國慶十周年之際，因意識形態的分歧和處理國際事務的視點不同，中蘇雙方爆發了前所未有的嚴重爭吵，根本上惡化了兩國領導人之間的關係。赫魯曉夫含沙射影地攻擊毛澤東是“好鬥的公雞”；毛澤東批評赫魯曉夫幼稚，和帝國主義和平共處，隻要有利，隨遇而變。
此後，兩國關係每況愈下。1960年，蘇聯片麵撕毀協議，撤走援華專家，中蘇關係走到破裂的邊緣。1963年，中國陸續發表針對蘇共中央的係列論戰文章，中蘇衝突達到白熱化程度。1969年，中蘇珍寶島之戰爆發，兩國關係走到十分危險的地步……
原本親如兄弟的中蘇兩黨，反目成仇，劍拔弩張，確有許多值得深思的地方。可對涉及中蘇兩黨、兩國關係和彼此對國際問題的不同意見，王明總是以蘇聯劃線，不加分析區別，不管是非對錯，都要求別國共產黨真誠擁護，同唱一個調子，否則就是“反蘇狂”。王明仍然沒有擺脫形而上學的思維定勢，總是跟在蘇聯後麵亦步亦趨，這不能不說是他一生的最大悲哀。
“文化大革命”，王明逃過此劫，可在國內的親人無一例外地受到打擊。他強撐病體，對“文化大革命”評頭品足，得出的結論似是而非，甚至令人啼笑皆非。
1966年5月，一場給黨、國家和各族人民造成嚴重災難的“文化大革命”，異常迅猛地發動起來。在“造反有理”的口號下，紅衛兵蜂擁而出，“橫掃一切牛鬼蛇神”。在這股狂潮的衝擊下，中國社會陷入空前混亂狀態。
毛澤東發動“文化大革命”，就是要反修防修。王明寄居蘇聯，又是早已定性的“死老虎”，自然成為攻擊的目標。北京和其他地方出現了鋪天蓋地的大字標語：“打倒蘇修代理人、反革命黑幫、大叛徒王明！”王明經常被媒體作為批評和攻擊的對象，幾十萬字的《王明反革命言論集》，編印成冊，廣為流傳。
王明遠在國外，隻受到輿論批評，受衝擊的程度遠不如在國內的“走資派”。不過，他在國內的親屬，無一例外地受到牽連，有的慘遭迫害，甚至折磨至死。
陳聘之去世後，孟公府2號剩下三位老人。“文化大革命”一開始，周恩來總理派人將王明繼母黃蓮舫送回原籍。金寨縣接收黃蓮舫後，每月給她13元生活費，並撥給她一間房屋居住。1970年，黃蓮舫病逝，縣民政局撥款130元，安葬了這位老人。當時，“反動家屬”有的被攆到鄉下，無人過問；有的被打被抓，關進監獄。黃蓮舫這樣的結局，實屬幸運。
相比之下，王明的嶽父嶽母就慘淡得多。黃蓮舫離開北京不久，國務院機關事務管理局將孟公府2號看管起來，派人將王明的手稿和藏書搬走，王明的嶽父嶽母搬出。1968年，王明嶽母病逝，嶽父孤身一人，生活艱辛，含冤死去。
王明的弟弟陳紹煒，在天津慘遭酷刑，險些喪命。王明的妹妹陳映民，這位紅軍女戰士，當年浴血沙場，何等堅強。可她後來談起“文化大革命”中的遭遇，未曾開口，淚流滿麵。她丈夫在四川遭受慘無人道的批鬥，當場氣絕身亡。
紅衛兵同樣沒有放過王明死去了的父親，這位曾為黨做過有益工作的“亡魂”，也沒能躲避過這場浩劫。“文化大革命”開始，有文章稱王明出生“地主家庭”，紅衛兵不由分說，衝進八寶山革命公墓。他們見到陳聘之的墓碑，很為氣憤。在一片“砸爛王明狗父親”的怒吼聲中，這些“革命小將”毫無顧忌，將墓碑砸成三截……
此時的王明，進入人生暮年。政治上的分歧，曆史恩怨的糾葛，親朋好友的遭遇，國內生活的失常，令其躁動不安。他用獨特的視覺評判“文化大革命”，掀起了人生的又一次寫作“高峰”。
王明久居國外，對國內政治運動隻能是一知半解。他根據有限的材料，戴著有色眼鏡看問題，雖然發現了“文化大革命”的嚴重缺點和錯誤，但得出的結論往往似是而非，有些甚至令人啼笑皆非。
1969年3月，他寫出《毛澤東進行的不是“文化大革命”而是反革命政變》，給“文化大革命”定性為“武裝反革命”。
1970年4月，為紀念列寧誕生100周年，他在蘇聯出版了《列寧、列寧主義和中國》一書，認為毛澤東思想是反列寧主義的。
1971年，中國共產黨成立50周年，他寫了《中國共產黨五十年》和《整風運動是“文化革命”的演習》兩篇文章。
1974年初，中共“十大”召開後不久，他又寫出《“孤僧”的命運和毛的十大》，把毛澤東說成是“一個帶著破傘雲遊世界的孤僧”。
“文化大革命”的失誤，客觀上為王明攻擊毛澤東創造了條件。在這些文章中，王明極盡惡毒攻擊之能事，幾乎到了喪失理智的地步，充滿了奇談怪論。
在共產國際和延安時期，王明曾積極評價毛澤東，宣傳毛澤東，表示要跟著毛主席的路線走。這時，王明無所顧忌，對毛澤東破口大罵，造謠中傷，大肆誹謗，恣意攻擊，仿佛要把心中多年的積怨噴湧而出。他說毛澤東是“極端個人主義者”、“野心家”、“陰謀家”、“叛徒”、“敵人”、“當代的秦始皇”、“新暴君、新軍閥”……
對毛澤東思想的評論，王明有以下幾個主要觀點：
“把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口號是錯誤的，這樣提出問題，本身就是非馬克思主義的。民族化的馬克思主義是沒有而且也不可能有的。馬克思主義現在隻能是，將來也永遠是國際主義的學說。”①
王明說，毛澤東思想的重要來源和組成部分是封建主義，“天子”思想是毛澤東自我中心說和極端個人主義的思想來源。他甚至說毛澤東的詩詞滲透著封建君主思想，如《沁園春·雪》，《人民解放軍占領南京》；一些詩詞鼓吹神秘論和迷信，如《送瘟神》、《蝶戀花·答李淑一》等。②
人所共知，毛澤東詩詞生動形象，精湛高超，出神入化，是浪漫主義和現實主義有機結合的藝術典範。讀過毛澤東詩詞的人，除別有用心者外，恐怕沒有人這樣評價。當年在重慶談判時，毛澤東將《沁園春·雪》抄送給友好人士，令其讚不絕口，視為珍品。倒是蔣介石組織一幫文人政客著文攻擊，最後不了了之，草草收場。
王明在《論中國事件》中說，“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經曆著空前的悲劇，中國革命的成果遭到徹底毀滅的威脅，中國社會主義建設麵臨徹底崩潰的危險。”“根據無可辯駁的事實，根據我幾十年來同毛澤東的思想和政策作鬥爭的切身經驗，我首先要說，把中國共產黨弄到目前這樣的絕壁的罪魁禍首是毛澤東，是毛澤東的思想和政策。……這是毛澤東苦心經營幾十年的思想和政策的必然結果。”
當年延安整風時，毛澤東一腔憤慨，說王明是教條宗派的罪魁禍首。如今，王明有了可乘之機，可謂以牙還牙。
王明還說，“今天，毛澤東思想以及他本人，在中國人民和全世界勞動者眼裏，已成為災難和謊言的象征，野蠻和殘暴的象征，黑暗勢力和反革命勢力的象征。”
“文化大革命”時期，中蘇兩黨兩國關係極為緊張。王明竭力攻擊毛澤東，一方麵是配合蘇聯對外宣傳的需要，一方麵是為了恢複自己“百分之百的布爾什維克”形象。他根本不承認自己曾經犯有錯誤，認為所謂的錯誤都是毛澤東強加在他頭上的。
“文化大革命”是“一場由領導者錯誤發動，被反革命集團利用，給黨、國家和各族人民帶來嚴重災難的內亂”。十一屆三中全會後，我們黨徹底否定“文化大革命”，王明也完全否定“文化大革命”，表麵上似乎是一致的，但本質和內涵截然不同。
王明說，毛澤東依靠受蒙騙的軍隊和受欺騙的紅衛兵，在“文化革命”的旗幟下搞反共反人民的政變，確立自己的獨裁統治，發動政變的是毛澤東本人及其集團，政變的工具是人民解放軍。
一般來說，政變是由少數人秘密策劃，依靠少數人的有限力量，采取突然襲擊的方式，在較短的時間內完成，以實現政權或政府更迭。而反革命政變，在中國應該是指一部分人以推翻中國共產黨的領導，改變社會主義製度，奪取國家的最高領導權為目的。事實上，“文化大革命”是毛澤東領導發動的，又是在共產黨的領導下公開發動起來的，當時作為全黨全國壓倒一切的中心任務。由此可見，王明的說法顯然是站不住腳的。
王明隻見樹木，不見森林。看到一大批黨和國家領導人遭到迫害，而江青呼風喚雨，政治地位直線上升時，他下結論說：“文化大革命”是毛澤東為了建立“江青王朝”。
“文化大革命”中，毛澤東確實重用了江青，使她利用自己的威信和錯誤，幹了許多壞事，毛澤東對此是有責任的。當發現江青的“女皇”野心之後，毛澤東采取斷然措施，阻止了她的組閣陰謀，為黨和人民粉碎江青集團，埋下了伏筆，隻是王明沒能看到這一天。
在王明寫的這些文章中，“毛美親近”，“毛美合作”的字樣，隨處可見。王明說，“文化大革命”初期，毛澤東已感到孤立，等待“美國救援之手”，“同帝國主義合作是毛澤東反革命政變的組成部分”，並以基辛格秘密訪華和尼克鬆訪華加以說明。
按照王明的邏輯，隻要和蘇聯站在一起，就什麽問題也沒有了。事實上，毛澤東在“文化大革命”期間正確處理與美國的關係，正是他的一大曆史功績。對於毛澤東的這一英明之舉，王明視為大逆不道，再一次證明“左”的思想，深深地根植於他的頭腦之中。
就在美國總統尼克鬆即將訪問北京的時候，中國發生了驚天動地的“九月事件”。被宣揚為對毛澤東思想舉得最高、跟得最緊、學得最好、用得最活的“英明副統帥”林彪，政變未遂，倉皇出逃，摔死在蒙古的大草原上。
國外媒體議論紛紛，認為林彪與毛澤東決裂，與毛美親近有關。王明根據一些零碎的材料，作出了“毛澤東迫害林彪”的結論。
王明回顧曆史，說林彪在政治和軍事上往往有自己獨到的見解，並不盲目服從毛澤東，但毛澤東又不能不依靠林彪。自從林彪接替彭德懷主持中央軍委工作後，毛澤東更加積極地利用林彪，大肆宣傳自己的思想，而毛澤東控製的宣傳機器，不分晝夜地叫嚷“林彪是毛主席最親密的戰友”，“最忠誠的接班人”。
王明接著分析說，林彪反對“文化大革命”，主張進行社會主義建設，受到“四人幫”的堅決反對。毛澤東口頭上抬舉林彪，表麵上同意讓林彪作接班人，實際上是準備條件把權力讓給江青。
王明還說，林彪在九屆二中全會上發動反革命未遂政變，製定《571工程紀要》政變計劃，謀害毛澤東另立中央，都是偽造。
林彪與毛澤東決裂，是誰使用了陰謀手段？世人早已共知。王明為林彪辯護，隻能說明在反對毛澤東這一點上，倆人各有千秋，殊途同歸罷了。
王明在病榻上立言，不鬥倒毛澤東，決不還故鄉，終於帶著遺恨走向人生盡頭。對於他的死，國內悄無聲息，蘇聯政府出於政治上的考慮，對其給予高度評價。
王明的晚年，大都是在輪椅和病榻上度過的。
進入20世紀70年代，王明已是病魔纏身，即使躺在病床上，仍然心緒不寧，沒有停止“戰鬥”。他表示，一定要盡一切力量，擠出一點一滴血汗，吐出一絲一毫的肝心，直到一息尚存。
1972年8月前後，王明心髒病時常發作，有時肝膽腸胃病同時並發，他抱病寫下《病豪》一首，自我慰之：
卅載受災毒未盡，
遍身皆病藥難良。
兩遺一飯強廉頗，
千蕩尤持傲武王。
已見叛徒永遺臭，
彌彰真理更留芳。
還期華夏妖氣靖，
年近古稀還故鄉。
不幾天，王明又在《生活與生存》中寫道：“渾身全被病糾纏，飲食起居樣樣難。為什麽生存要延續？好多事兒未幹完，尤其還要參加鬥倒毛集團。這對矛盾真可笑，現在解決辦不到。湊合湊合活下去，存到幾時天知道。”
王明身體每況愈下，還是“烈士暮年，壯心不已”。1973年7月29日，他寫道：“我而今隻剩下個有翅難飛的多病之身；但還留有騰空奮鬥的戰士之心。不過，我隻能在好長的時間裏，詠出若幹首述懷詩句；在好長的歲月裏，傾吐出幾篇反毛論文。而且這我還隻能躺在床上口講，寫和譯還要全靠家人。知我者說，我確是在戰鬥到最後的呼吸。不知我者說，我真是個天下少見的懶人。”
盡管此時王明力不從心，他還是下定了鬥爭到底的決心，甚至不鬥倒毛澤東，誓不回故鄉。
王明強撐病體，將晚年撰寫的幾篇文章修改擴充，編輯成冊。該書主要圍繞“文化大革命”展開，貫穿了中國共產黨50年的曆史，其間不少個人之見。全書四篇12章29節，近20萬字，定名為《中國共產黨五十年和毛澤東的叛徒行徑》。
1974年3月27日，王明編寫完此書後的第四天，病死於莫斯科，終年70歲。據孟慶樹說，王明曾準備從哲學角度寫一本批判毛澤東的書，終未能遂願。看來，王明是帶著深深的遺恨離開這個世界的。①
王明去世後，中國的“文化大革命”仍在進行。對於他的死，國內悄無聲息，僅《參考消息》上略有見聞。蘇聯政府出於政治上的考慮，對王明的這一生給予了高度評價。
3月28日，蘇共中央機關報《真理報》刊載了王明去世的消息，並開設專欄，配發照片，登載悼念文章。蘇共中央《追悼王明同誌》一文，稱讚王明是“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老戰士，中國共產黨著名活動家”，“是蘇聯的老朋友，蘇中兩國人民友好和合作的積極捍衛者”。②
蘇聯《遠東問題》雜誌刊載長文，較為詳細地介紹了王明的一生，主要突出三個方麵的內容：
一、歌頌王明的曆史功績。文章說，王明是中國人民為民族解放、社會解放和社會主義發展道路而進行英勇鬥爭的積極參加者；在中國共產黨處於地下狀態和國民黨殘酷鎮壓的條件下，完成了黨中央交給的重大任務；他率先起來批評李立三的冒險主義綱領，表現出巨大的理論勇氣和堅強性；他和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活動家一起根據中國情況發展了列寧關於反帝統一戰線的思想，對中國革命取得勝利具有重要意義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作出了特別重大的貢獻；他始終不渝地為馬列主義的純潔性、為無產階級國際主義、為在中國革命的條件下創造性地運用馬列主義而鬥爭；他一直是具有原則性和國際主義精神的共產黨人，傑出的革命家和為爭取本國人民的自由和幸福的堅強戰士，毛澤東及其追隨者的堅決反對者。
二、讚揚王明和蘇聯的友好。文章大量引用王明稱頌蘇聯共產黨特別是蘇共中央總書記勃列日涅夫的話，說王明始終是蘇聯人民的真誠朋友，一貫主張中蘇兩國人民和兩國間的密切合作，主張在馬列主義和無產階級國際主義基礎上改善中蘇兩黨之間的關係。文章指出，王明這位中國人民和中國共產黨的忠誠兒子，傑出的具有國際主義精神的共產黨人的光輝形象，將永遠銘記在偉大中國人民的真誠朋友——蘇聯人民心中。
三、稱讚王明反對毛澤東。文章說，毛澤東是李立三路線形成和實施的積極參與者。王明關於統一戰線的文章，對克服毛澤東及其追隨者所堅持的擴大內戰的“左”傾宗派主義路線，有著極端重要意義。由於王明的威信，很長一段時間內，毛澤東對王明不得不表示尊重，他千方百計地同王明套近乎，企圖把他拉到自己一邊。當沒有成功時，就采取各種手段打擊王明，培植個人崇拜，對共產國際和中共在30年代共同製定的總路線進行攻擊，並把兩者在製定和實施馬列主義戰略和策略方麵的全部功勞據為己有。
王明去世後，蘇聯政府將其安葬在“新聖母公墓”。新聖母公墓位於莫斯科西南郊的列寧山下，從1923年起，這裏成為名人公墓，安息在此的都是蘇聯人熟知的麵孔，顯赫的人物。有文學巨匠果戈裏、屠格涅夫，前蘇共中央總書記赫魯曉夫。緊挨著王明墓地的，是蘇軍元帥裏昂諾夫。
王明的墓碑上用俄文寫著：中國共產黨領導人，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家。碑座上的雕像出自蘇聯一位著名雕刻家之手，其作品還有克裏姆林宮牆外墓地的勃列日涅夫雕像。王明去世後，雕塑家先在其臉上用石膏做了一個模子，再參考生前的照片，幾經修改而成。①
1975年，王明的遺著——《中國共產黨五十年與叛徒毛澤東的行徑》，在蘇聯用中俄兩國文字出版。中文版印數極少，俄文版對原書的內容進行了修改。1980年，我國現代史料編刊社，將俄文版翻譯成中文，內部出版，改書名為《中共五十年》。
王明去世後，孟慶樹竭盡全力，著手搜集整理《王明詩歌選集》，全書收錄王明創作的詩歌399首，1979年莫斯科進步出版社用中俄兩種文字同時出版。孟慶樹終於了卻自己的一樁心願，1983年9月5日，撒手人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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