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耀邦跟鄧小平和陳雲背後議論華國鋒

胡耀邦跟鄧小平和陳雲背後議論華國鋒


也許是30年代中共黨內殘酷鬥爭使然，鄧小平遠沒有像胡耀邦那樣政治理想化，他對子女舔犢之情和拍板鎮壓64是一個銅板的兩麵。胡耀邦則一直保持他的政治理想情操以至於在挫折前大哭，清廉而對子女幾不盡情。他是個好人清官，為官一方可造福百姓，但理想者萬萬不可治國，王莽就是胡耀邦之鑒。

師東兵在一篇回憶和胡耀邦1988年的談話文章描寫了胡耀邦跟鄧小平和陳雲背後議論華國鋒：“這個人可是靠不住的，別看他表麵上老實，其實一點也不老實，他就是20世紀70年代的王莽，謙恭在外奸詐在心，是一個轉麵就把良心喪的家夥。” 且不說華國鋒是不是象他說的那樣（實際上華主席和胡書記都是政治菜鳥），耀邦把王莽視為外謙內詐的奸人實際上不懂曆史，用現代語言說：王莽後來的形象實際上是後來儒生妖魔化的結果。曆史上的王莽實際上不是一個偽君子，而是一個失敗的理想主義者。我在1997年讀到葛劍雄《我看王莽》後，感慨道：好一個古代胡耀邦！所幸80年代中國未蹈西漢王莽新朝覆轍。

“市無二價，官無獄訟，邑無盜賊，野無饑民，道不拾遺。 王莽之理想和胡耀邦之理想不謂不高矣！王莽刻意當道德的典範，為此他付出了巨大的代價，散盡家產，逼死兒子，讓家屬過苦日子，隨時都要謙恭有禮。和胡耀邦之比不分高下吧？但曆史卻給他開了大玩笑：身敗名裂。胡耀邦比王莽幸運多了，卻在無知中視王莽為奸人。

附：葛劍雄《我看王莽》

在曆史上，王莽一直是位反麵人物。近代以來，史學家雖也注意到了他的一些積極方麵，或者肯定他的改革意圖，但他的“陰謀”、“虛偽”似乎已成定論。

王莽覆滅後，除了東漢初班固所修、得到官方認可的《漢書》有一篇《王莽傳》外，其他有關史料已蕩然無存。所幸《漢書·王莽傳》還相當詳細。

初元四年（公元前四十五年）王莽出生在一個煌赫的家庭，他的姑母王政君被元帝立為皇後。成帝（王政君之子）繼位後，王家先後有九人封侯，五人擔任大司馬，是西漢一代中最顯貴的家族。但王莽父親早死，沒有輪到封侯；哥哥也年紀輕輕就死了，留下了孤兒寡母。這卻使王莽從小養成了與富貴的堂兄弟們不同的習慣，他謙恭好學，生活儉樸，與普通儒生無異。平時侍奉母親和寡嫂，撫養侄兒，都規規矩矩。對待社會上的名流學者、家中各位叔伯，格外彬彬有禮。

永始元年，王莽被封為新都侯，升任騎都尉光祿大夫侍中。王莽在宮中值勤時總是小心謹慎，官越升，越是謙虛。他廣泛結交高中級官員，贍養救濟名士，家裏不留餘財，連自己的軍馬衣服都拿來分發給賓客。在位的官員不斷舉薦他，在野人士紛紛傳播他的佳話，王莽的名聲逐漸超過了他的叔伯們。

王莽的叔父曲陽侯王根擔任大司馬己多年，因一直有病，幾次要求退休。王莽的表兄、太後的外甥淳於長名列九卿之首，按慣例應繼任大司馬。淳於長曾為成帝立趙飛燕為後出力，成帝感激他，封為定陵侯，大加信用，貴傾公卿。淳於長忘乎所以，大肆收受地方官的賄賂，妻妾成群，生活侈靡。淳於長的妾許mi（

女靡）的姐姐是成帝已廢的許皇後。許氏想求皇帝給她複位，送給淳於長大批宮中的用品和財物。淳於長騙她說有辦法讓成帝立她為左皇後，通過許mi（女靡）不斷給她寫調情的信。此事讓王莽打聽清楚，就利用探病的機會報告王根，還說：“淳於長見您久病，好不高興，自以為應該代您輔政了，已經給不少人封官許願。”王根大怒，要他趕快向太後匯報，太後氣得讓成帝免了淳於長的官。不久，王莽的另一位叔父紅陽侯王立接受了淳於長通過兒子王融送來的大批珍寶後為他在成帝前說情。成帝讓有關部門調查，王立讓王融自殺滅口。成帝更懷疑他們間有陰謀，將淳於長關押在洛陽的詔獄中反複審訊，查清了他的罪行，在獄中殺死。王莽主動揭發表兄，大義滅親，順理成章，繼王根和其他三位叔伯之後當了大司馬，當時他三十八歲。王莽執政後更加克己奉公，聘任賢良擔任下屬，皇帝的賞賜和自己的俸祿都分送給士人，自己的生活極其節儉。他的母親病了，公卿列侯都派夫人登門問候，隻見－位穿著布衣短裙的女士出來迎授，這批貴婦人以為是位傭人，一問方知是王莽夫人，都吃了一驚。

正當王莽聲譽日隆時，成帝駕崩，太子繼位（哀帝）。成帝無子，太子是侄兒原定陶王劉欣。哀帝繼位後，他的母家就成了新的外戚，王家卻受到沉重打擊，曆年來由王家薦舉的官員統統革職。王回到新都侯國（今河南唐河縣西南）一直閉門不出，對地方官極其恭敬，絲毫沒有侯爺的架子。他的兒子王獲殺了一名奴婢，被他痛罵一頓，逼令自殺。三年間，官員們為王莽鳴冤的上書數以百計。

元壽元年，哀帝以侍奉太皇太後的名義征召王莽回家。

一年多後，哀帝病死，太皇太後急召王莽進宮。哀帝的嬖臣、大司馬董賢被免職自殺，王莽被封為大司馬，建議迎九歲的中山王繼成帝為帝（平帝）。太皇太後重新成為皇太後，臨朝稱製，由王莽執政。

王莽很快收羅、組織起一個得心應手的班底：王舜、王邑為心腹謀士，甄豐、甄邯負責決策，平晏掌管機密，劉歆撰寫文告製造輿論，孫建當“爪牙”（上通下達兼打雜），甄豐之子甄尋、劉歆之子劉fen1、涿郡崔發、南陽陳祟等也因有各種本領而受到王莽的信用。元始元年（公元一年）正月，大臣們向太後提出，王莽“定策安宗廟”的功績與霍光一樣，應該享受與霍光相等的封賞。王莽得知後，上書表示，他是與孔光、王舜、甄豐、甄邯共同定策的，希望隻獎勵他們四人，以後再考慮他，並不顧太後多次詔令，堅決推辭。左右向太後建議，還是不要強迫他，先封了孔光等人，他才會答應。四人受封後，王莽還是不肯出來，群臣又建議，王莽雖然極盡謙讓，應該表彰，但及時加賞，才能證明朝廷重視大功，不能讓百官和百姓失望。於是太後下詔：王莽增加封邑二萬八千戶，封為太傅，稱安漢公，以蕭相國（何）的故居作為安漢公官邸，並定為法令，永遠遵守。王莽深感惶恐，不得已接受了安漢公的稱號，但退回了增封的土地和民戶，表示要等到百姓都達到小康水平後再說。太後下詔：接受王莽的辭讓，但將他的俸祿、辦公人員和賞賜都增加一倍，什麽時候百姓達到小康，大司徒、大司空負責上報。王莽連這一點也不接受，建議應該首先考慮封諸侯王和開國以來功臣的子孫，然後是在職官員，增加宗廟的禮樂，使百姓和鰥寡孤獨都得到好處。最後朝廷下令：全國成年男子每人增加一級爵位：二百石以上級別的官吏，不論是否試用期滿，全部轉正；封東平王、中山王，封宣帝曾孫三十六人為列侯；封太仆王惲等二十五人及右將軍孫建等為關內侯；平帝從中山國到長安途經各地的大小官吏都有賞；無子的諸侯王、公、列侯、關內侯可將孫子作為繼承人；公、列侯的繼承人犯了罪，凡判處“耐”（剃去須發服勞役）以上的都應先經上級批準；宗室中因有罪而被開除出族的，可以恢複；宗室擔任官吏被舉為“廉佐史”的，可以補為四百石級別的官員；全國二千石以上的官員如年老退休，可以終身領取原俸祿的三分之一；派諫大夫巡視三輔（三個朝廷直轄區），凡上一年多收的賦稅一律予以賠償，凡不妨礙哀帝陵園中建築物的百姓墳墓都不遷走；天下吏民不必再自行置備服兵役所需物資。


全國上下無不感謝王莽，但他認為做得還不夠，又向太後進言：“由於丁、傅兩家外戚的奢侈揮霍，很多百姓還吃不飽飯，太後應該穿粗衣，降低飲食標準，

作天下的榜樣。”他自己上書，願捐錢一百萬、田三十頃，交給大司農救濟貧民。此舉一出，百官積極響應，紛紛仿效。連太後也省下自己的“湯沐邑”（供太後私人開支的封邑）十個縣交給大司農管理。一到發生自然災害，王莽就吃素。元始二年全國大旱，並發蝗災，受災最嚴重的青州百姓流亡。在王莽帶頭下，二百三十名官民獻出土地住宅救濟災民。災區普遍減收租稅，災民得到充分撫恤。皇家在安定郡的呼池苑被撤銷，改為安民縣，用以安置災民。連長安城中也為災民建了一千套住房。

為了複興儒家傳統製度，王莽奏請建立明堂、辟雍、靈台等禮儀建築和市（市場）、常滿倉（國家倉庫），為學者建造一萬套住宅，網羅天下學者和有特殊本領的幾千人至長安。學生與百姓積極性很高，紛紛投入義務勞動，十萬人突擊，二十天就全部建成。元始五年正月，公卿大夫、博士、列侯共九百零二人聯名上書，請求給王莽“加九錫”。當年秋，派往各地了解民情的八位風俗使者回到長安，帶回各地歌頌王莽的民歌三萬字。王莽奏請進一步製定條例，以便做到“市無二賈（市場上不討價還價）、官無獄訟（衙門裏沒有打官司的）、邑無盜賊（城裏沒有盜賊）、野無饑民（農村中沒有饑民）、道不拾遺、男女異路（男人女人分別走在路的兩邊），“犯者像刑”（犯法的人以畫像示眾，不必真的用刑），仿佛回到了上主太平盛世。

當年底，十四歲的平帝死了，當時元帝已經絕後，宣帝的曾孫輩王莽嫌他們都已成年，就提出：“兄弟不能相互繼承。”所以在宣帝玄孫一代中挑選了一位隻有二歲的劉嬰。當月，武功縣長孟通在井中挖得一塊白石，用紅顏色寫著“告安漢公莽為皇帝”幾個字。大臣們讓太後下詔，根據上天的符命，“為皇帝”就是是“攝行皇帝之事”，這樣王莽當了“攝皇帝”，立劉嬰為皇太子，稱“孺子”。

王莽要當皇帝的企圖已經很明顯，以劉氏宗室為主的反對勢力開始發動反抗。

首先發難的是安眾侯劉祟，但隻拉起了百餘人的隊伍進攻宛城，連城門也沒有攻入就失敗了。第二年九月，東郡太守翟義起兵，立嚴鄉侯劉信為天子，通告各地，長安以西二十三個縣的“盜賊”趙明等也起來造反。王莽十分恐懼，飯也吃不下，日夜抱著孺子在宗廟禱告，又模仿《大浩》寫了一篇文章，說明自己攝位是臨時的，將來一定要將皇位歸還孺子。王莽調動大軍鎮壓，攻滅翟義的部隊。

趙明等本來就烏合之眾，次年初不到一個月就平息了。

待王莽掃清了這些障礙，各種符令樣瑞紛至遝來。在長安求學的梓潼（今四川梓潼縣）人哀章於脆做了個銅匾，外麵貼上兩張標誌“天帝行璽金匾圖”、“赤帝行璽（劉）邦傳予黃帝金策書”，在匾裏放的紙上寫上王莽是真天子，皇太後要遵天命，還將王莽的八位大臣和他胡編的王興、王盛和自己的姓名共十一人寫上，每人寫上官職。黃昏時分，哀章穿黃衣，捧著匾子去高祖廟，將它交給值班的仆射。得到報告後，王莽立即去高廟將金匾迎到未央宮前殿，演完了登上帝位的最後一場戲。

從陽朔三年（前二十二年）步人仕途，至當上新朝的皇帝，王莽花了三十一年時間。在《漢書·王莽傳》中除了上回提到的武力反抗外，在這三十一年間沒有什麽反對王莽的具體事實，隻是在王莽設置西海郡並人為製造“以千萬數”的罪犯遷往那裏時，才說“民始怨矣”。此事發生在元始五年，也就是說前麵二十七年間王莽沒有遇到來自民間的阻力，如果我們認真分析西漢末年的條件，就不難發現，王莽的成功不是偶然的。

漢宣帝晚年已開始重用宦官和外戚。元帝時石顯等宦官擅權，成帝即位後殺了石顯，但太後王政君控製了成帝，外戚王氏的勢力迅速膨脹，兄弟子侄把持朝政，為所欲為。哀帝繼位後，貶黜王氏，但新的外戚傅氏、丁氏的作為比王氏有過之而無不及。更糟糕的是，哀帝竟封自己的同性戀夥伴董賢為大司馬衛將軍，

讓他執掌朝政。在元帝後的數十年間，特別是從成帝開始，外戚輪流執政，忠正能幹的大臣被殺害或排斥，留下的不是靠諂媚奉承，就是明哲保身，政治腐敗。

皇室濫加封賞，外戚寵臣窮侈極欲，貪得無厭，如董賢在短短幾年裏，積聚的家產竟有四十三萬萬。朝廷如此，地方上更加黑暗。地方官隻要能結交上外戚、寵臣，就能肆無忌憚，對百姓搜刮盤剝。成帝、哀帝時，流亡的百姓已以百萬計，在發生災害的年份，流離失所，死於溝壑的百姓更不計其數。貧富相差懸殊，奴婢與牛馬一起供買賣，對農民實際的剝削量已達收成的一半，全家辛勞終年卻連自己都養不活，這樣的社會怎麽能長久存在呢？

從高層官員到百姓貧民，對現實已普遍不滿，對前途已喪失信心，無不希望出現某種積極的變革，但卻一直不見其人，以至無所寄托。在這種情況下，王莽的出現當然會給大家帶來希望。

在政界貪贓枉法成風，外戚聚斂唯恐不及的社會，王莽非但不貪，還一次次把自己的錢財、土地和獲得的賞賜分給下屬和貧民，甚至連俸祿也常常用於救濟，自己生活清苦，太太穿得像仆人，這些都是《漢書》承認的事實。王莽並沒有表麵吃素菜，背後喝參湯，也沒有公開將錢財散發，暗底下又去搜刮回來。要是有這些事，絕不會逃過東漢史臣的刀筆。

在奴婢的地位與馬牛相同的情況下，像王莽這樣一位貴戚高官的兒子殺死一個奴婢，實在是小事一樁，王莽竟逼他自殺，百姓和奴婢們聞訊，怎能不感激他，稱頌他？而王莽的兒子的確自殺了，並沒有藏起來或送到外國去。至於他揭發淳於長，雖然不能保證他沒有個人野心，但所揭發的都是事實，事後又沒有任何人出來翻案。相反，王莽孝母、贍養寡嫂、撫育侄兒、對人謙恭有禮等行為都是貨真價實的。

王莽的這些行為，就是在一個國泰民安的時代也已夠得上典範了，何況是處在一個腐爛透頂的社會和一群禽獸般的貴族之中？要說這是作假，如果政治家都願意付出如此大的代價來作假，政治一定會清明得多，道德水平也一定會提高很多。

王莽的多數措施也是深得人心的。他在元始元年的建議，使貴族、官吏以至天下百姓人人受益，當然皆大歡喜，得益的人又那麽多，他們都會感激。王莽救濟災民的具體措施，包括他自己和太後帶頭捐資，在長安為災民建房等，盡管未必都能落實，總能起－些作用。他在長安為學者建住宅，從全國征集數千有本領的人和各類學者，知識分子自然會感恩戴德。要知道，其中多數人本來絕不會有施展才能的機會，甚至連生活都成問題。

所以，當時把王莽當成聖人、周公、救世主是完全正常的。對王莽的稱頌雖然有宣傳和誇大的成分，但在他代漢之前，多數人還是出於誠意，否則，隻靠劉歆等輿論高手是造不出那麽大的聲勢的。如果說，王莽所做的一切都是為了當皇帝，

是為了以新朝取代漢朝，那麽他已經付出了足夠的代價。除了他不姓劉以外，其他條件都不比成帝、哀帝、平帝差。

如果王莽隻是為了奪取權力，當皇帝，他並不是沒有成功的可能。而且他已經相當平穩地取得了漢朝的最高權力，又順利地當上了新朝的皇帝。但王莽不但要當皇帝，還想當改革家，當聖君，這樣脫離實際的目標就往定了他的悲劇下場。

一般都說王莽是“托古改製”，認為他的真正目的是改製或篡權，“古”隻是一個幌子，隻是假托。我以為，王莽倒是真心誠意地複古，因為他把儒家經典中描述的古代社會當成了可以實現的目標。如果王莽的複古隻是為了篡權，那麽在他當了新皇帝以後就可以改弦更張了，而他推行的實質性的改革卻都是在當了皇帝以後。不少成功的開國皇帝在上台前並沒有什麽政治藍圖，或者雖然作過許諾，在上台後就變得現實主義了。可是王莽卻在上台以後以更大的熱情頑固地推行他的複古改革，把自己推上了絕路。

王莽曾經使社會各階層、各類身份的人都獲得過實際利益，因而贏得了最廣泛的支持。但在社會財富沒有增加的情況下，這樣的政策完全沒有物質基礎，隻能加速國庫的枯竭和財政崩潰。如恢複幾百名列侯、退休官員終身領退休金、給學者造住宅、擴大選官範圍、取消吏民自備服兵役的物資、建造大量公共建築等，沒有一樣是不需要大量的、經常性的支出的，就是在財政收入正常的情況下，也未必能一下子增加那麽多，已經千瘡百孔的財政體製如何承擔得了？這些利益還誘發了得益者對王莽、對他的改革過高的期望，一旦事與願違，這些支持者馬上會變為反對者。像那些潦倒各地的知識分子，接到去首都當教授的通知時興高采烈，把王莽當作再世周公、當代聖君。但不久就開始欠薪水了，預先答應的住宅卻始終在圖紙上，既沒有學生來學也沒有事好幹，而新的教授還在不斷增加，新的改革措施還在陸續出台，他們就會把王莽當騙子。知識分子如此，其他階級、階層也會如此。到那時，他們就會懷念曾經咒詛過的漢朝，懷念那時並不幸福的生活，形成所謂“人心思漢”的輿論。

在社會財富不可能無限製增加的條件下，想同時討好社會的各階級、各階層、各個利益集團是絕對辦不到的。王莽想在不觸犯貴族、豪強、官僚利益的前提下，讓百姓、貧民、甚至奴婢的生活也得到改善，完全是癡心妄想。增加王侯官員的俸祿和供養學者的開支，勢必減少農民的土地，提高百姓的賦稅；而要緩解土地矛盾，減輕百姓的賦稅，隻有削減朝廷開支，裁減貴族官僚，限製他們的土地占有量；絕對難以兩者兼頤。所以要得天下的人心裏都清楚，自己該依靠誰抑製誰，王莽卻不明白。

當王莽實行改革時，又走上了另一個極端，為了達到盡善盡美的目標，不惜得罪所有的人。例如，對社會矛盾的焦點土地和奴婢問題，王莽在始建國元年宣布的政策是：將天下田改名‘王田’，奴婢改稱‘私屬’、都不許買賣。每個不足八個男口的家庭，使用的田不得超過一井，超過部分必須分給九族鄰裏，原來沒有田的人可以根據製度受田。還規定，對膽敢說“井田聖製”壞話的人，違反法令造謠惑眾的人，都要押送到邊疆去。

大地主豪強當然會激烈反對，因為他們占有的田地遠不止一井，要他們將多餘的土地交出來等於要割他們的肉。他們占有的大部分奴婢是用於農業生產的，現在將土地都交了，難道將奴婢白養著？而奴婢又不許買賣，豈不是逼著他們白白送掉嗎？小土地主，包括剛夠得上自給標準的農民也不滿意，一則這些人多少要減少一些土地，更主要的是原來實際上已經私有的土地現在要變成公田了，如果將來家庭人口減少，還得再交出去。由於既沒有可行性，又沒有切實的強製措施，地主豪強多餘的土地大多沒有交出來，所以政府沒有足夠的土地分給應該受田的無地、少地農民，對這一紙空文，農民自然也不會滿意。僥幸分到土地的人心裏也不踏實，因為這是“王田”，不屬於自己。至於奴婢，改稱“私屬”，不會繪他們帶來任何利益，禁止買賣更沒有改變他們的身份，相反，由於買賣改為暗中進行，或者主人原有的土地減少，他們的處境隻會更壞。實際上官僚地主的土地和奴婢買賣並未停止，因而被處罪的不計其數，更引起了他們的反對。三年後，王莽隻得讓步，於是土地和奴婢買賣合法恢複，原來的業主肯定要索回已交了公而被其他人“受”了的土地。至此，王莽就將唯一擁護這項政策的受益者也得罪了。

來源：大耳博客
為了抑製商人對農民的過度盤剝，製止高利貸，控製物價，改善財政，王莽在始建國二年（公元十年）下詔實行五均六。所謂五均，即在長安、洛陽、邯鄲、臨淄、宛、成都等城市設五均司市師，管理市場。各城設交易丞五人。錢府丞一人。工商各業，向市中申報經營，由錢府按時征稅。每季度的中月由司市官評定本地物價，稱為市平。物價高於市平，司市官照市平出售；低於市平則聽民買賣；五穀布帛等生活必需品滯銷時，由司市官按本價收買。百姓因祭祀或喪葬無錢時，可向錢府借貸，不收利息，但分別應在十天或三個月內歸還。因生產需要也可貸款，年利不超過十分之一。所謂六，是由國家對鹽、鐵、酒、鑄錢、五均賒貸實行統製，不許私人經營；控製名山大澤，對采集者征稅。

從這些政策的內容看，似乎相當合理，製訂的出發點也不能說不對，如果真能實行，政府和百姓雙方都能得益。很明顯，五均的前提是政府必須掌握相當數量的商品和貨幣，並且有強有力的管理手段。由於沒有這兩方麵的條件，王莽隻能依靠富商大賈來推行，反而給了他們搜刮百姓的機會，形成危害更大的官商壟斷性經營。由國營對鹽鐵等實行統管統製，早已被實踐證明是行不通的，再次實施自然不會有好結果，而由國家控製名山大澤，實際隻是給主管官員增加了財源。總之，國家沒有增加收人，百姓卻加重了負擔，正當的商人和手工業主也受到打擊。

王莽對貨幣的改革，開始時隻是為了複古，模仿周朝的子母錢。以後又不顧五銖錢從武帝時開始已經生產了二百八十億萬的現實，盲目推行花色繁多卻沒有信用的各種新貨幣。受到百姓抵製後，還企圖通過嚴刑峻法強製推行、規定攜帶使用五銖錢的人與反對井田製同樣處罰，流放邊疆。為了限製盜鑄，他規定“一家鑄錢，五家連坐，沒人為奴婢”，以至沒為官奴婢的人“以十萬數”。為了提高他頒布的“布錢”的地位，王莽規定官民出入都得帶上，否則，就是有合法的證明，旅館也不接待食宿，關門和渡口可以加以拘留。連公卿出入宮門時，也必須出示所帶布錢。一種貨幣變成了通行證後，流通的作用也就不存在了。

由於王莽定下了過高的目標，又深受“夷夏之辨”的影響，對邊疆少數民族的境外政權也采取了一係列錯誤政策。他脅迫羌人“獻”出青海湖一帶的土地設立西海郡，以便與國內已有的北海郡（國）、南海郡、東海郡合起來湊全“四海”。為了使這塊荒地像一個郡，必須強製移民，於是增加了五十條法令，以便增加成千上萬的罪犯，滿足移民的需要。為了這個西海郡，王莽招來了最初的不滿。

王莽要匈奴改為“恭奴”、“降奴”，將“單於”改為“善於”、“服於”，改“高句麗”為“下句麗”。他隨意改變西漢以來的慣例，引起了各族首領的不滿；又輕率地決定動用武力，不僅導致邊境衝突，還使數十萬軍隊長期陷於邊疆，無法脫身，耗費了大量人力物力，造成了北方邊疆人民深重的災難。以後的反抗首先在北部邊區爆發，絕不是偶然的。本來，中原王朝的政權更迭不至於影響它與周邊少數民族政權的關係，王莽完全可以維持現狀，他卻主動挑起了無謂的爭端，使自己內外受敵。

王莽泥古不化，－切都要符合古義，慚複古代的麵貌。於是王莽掀起了空前絕後的改名運動，無論地名、官名、建築名，差不多都改了，而且還任意調整行政區劃和行政部門的職權。這樣改一次已經夠折騰了，王莽卻一改再改，有的郡名一年間改了五次，最後又改還到原來的。官吏和百姓根本記不住，所以每次頒發詔書和公文，都要在新名後注舊名。可以想像，這樣頻繁的改名必定會給正常的行政工作和百姓的日常生活帶來極大的麻煩，不但影響效率，造成浪費，而且造成官民心理上的厭惡。

王莽在上台前曾刻意當道德的典範，為此他付出了巨大的代價，散盡家產，逼死兒子，讓家屬過苦日子，隨時都要謙恭有禮。但這不會妨礙別人，也不損害其他人的利益，所以能贏得一片讚揚。當他執了政以後依然故我，情況就不同了。一方麵，王莽會從自己的邏輯出發，提出不切實際的、高於法律規定的要求，

如“市無二賈（價），官無獄訟，邑無盜賊，野無饑民，道不拾遺”等。由於實際根本做不到，隻能自欺欺人。另一方麵，他的行為迫使臣下仿效，但這樣高的要求沒有人受得了，除了少數人能以兩麵手段應付自如外，多數人會敬而遠之，離心離德。例如，王莽為救濟災民帶頭捐資，大臣自然會紛紛響應，但樂意這樣做的人肯定不會多。

天時對王莽也是極其不利的，公元初前後這一段時間，是中國曆史上自然災害最嚴重的階段之一，見於記載的有旱、蝗、瘟疫、黃河決口改道等，災區範圍大，持續時間長。如此大的災害，即使是在國家儲備充足，社會秩序穩定的條件下也會造成巨大的損失，何況發生在這樣一個劇烈變革的動蕩時代，出現在國庫早已耗費殆盡之時！

地皇四年（公元二十三年）十月初一，響應更始政權的軍隊入長安城，攻至宮門。初三天明，王莽在王揖等護衛下逃往漸台，公卿大夫、宦官、隨從還有千餘人。守城的王邑日夜搏鬥，部下死傷略盡，也退至漸台。這時他的兒子、侍中王睦正想脫掉官服逃命。王邑將他喝住，父子倆一起守著王莽。最後將士全部戰死，其他隨員在台上被殺。商人杜吳殺了王莽後還不知道他的身份，取下了他身上的綬帶。校尉公賓就見了，忙問是從誰身上拿到的，得知屍體還在後，立即衝進室內砍下王莽的頭，王莽的屍體立即被爭奪的士兵支解。不過這主要還是為了爭功領賞，當年項羽自殺後屍體也是這樣被漢軍搶奪分割的。幾天後，王莽的頭被掛在南陽宛縣市上。

王莽徹底失敗了，但在他山窮水盡，必死無疑時，竟然還會有千餘人自願與他同歸於盡，或許能給他一絲安慰，也向後人透露了一點真實的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