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紫陽幕後推倒胡耀邦的一封信

趙紫陽幕後推倒胡耀邦的一封信Zt

趙紫陽在一九八四年五月二十六日給鄧小平專門寫過一封信，同時抄送陳雲，這封信實際就是打響了推倒胡耀邦的第一槍，也是打向胡耀邦背後的最為致命的一槍。而對於這封信的內容，趙紫陽本人顯然比任何人都特別關注和垂青，在他晚年接受一些人詢問時，作為八九事件的主要經曆者，他一反常態的沒有首先回答學生運動的事情，反而幾次三番的就這封信做過幾次重要的辯解，他本人近乎病態的一再強調這封信的內容僅僅限於健全黨的組織生活和完善中央領導製度，而沒有涉及攻擊胡耀邦或者要求換馬的東西在內，也就是因為趙紫陽這種異乎尋常的辯解更讓這封信顯得十分的重要，為此，我們專門走訪了薄一波同誌的原秘書王×同誌和中共中央辦公廳秘書二局的劉××同誌，並且在中共中央黨校內部資料室、中央文獻研究室、中共北京市委政策研究室《情況反映》編寫組的有關同誌的協助下，看到了這封至為關鍵的信的影印件。稍後，我們將對此給予一定程度的披露。本文無意於對趙紫陽的功過是非做出必要的判定，而是旨在說明一點，那就是近年以來，趙紫陽及其海外的追隨者們一再否定趙紫陽在胡耀邦下台事件中所起的推波助瀾和決定性的作用，盡量回避或者轉移話題，從而讓人們感覺趙紫陽似乎在這件事上沒有任何責任，更不要說什麽“落井下石”了，但是，當我們重新回顧這段曆史時，事實告訴我們這並不是真相，因而，我們感覺有必要就此事對大家做適當的澄清，還曆史一個本來的應有的麵目。

趙紫陽和胡耀邦的分歧不僅來自各自所代表的力量的不同，也是來自他們對於八十年代中國政治、經濟的主張的不同。趙紫陽早在四川時就曾經對中國以後的政治發展做過一個預見，根據陳俊生（生前）、吳江等人回憶，趙紫陽認為八十年代的中國應該是“政治上反左，經濟上反右。”而胡耀邦的主張則是政治、經濟上都要反左，具體到經濟的改革方麵，胡耀邦主張積極調動勞動者的生產熱情、調節責權利關係，而趙紫陽則主張“利改稅”，這還在其次，而是一九八四年，胡耀邦本意在加強中共中央書記處和國務院關於經濟領域內領導的通氣，準備成立一個由中共中央書記處、國務院牽頭的經濟匯報會這麽一個半鬆散的組織，可是，就是這麽一件黨內組織製度允許的範圍內的事情引起了趙紫陽的極度不滿，他認定這是胡耀邦要對國務院動手術的前兆。國務院主導經濟工作一直是在中共中央領導之下進行的，這也就是人們常說的黨政不分家的曆史，建國以來以趙紫陽這一任總理任內主管經濟的權力最為之大，甚至超過周恩來時期。這種堅定的放權思想和鄧小平的“黨政分家”的思想是全然分不開的，胡耀邦也是小平黨政分家的思想主張最力者之一，而且，胡耀邦此人並不算是一個野心勃勃的人，相反他總是給他人提供上升的空間，鄧小平早在八十年代初期就明確的提出胡趙體製這一格局，所以，胡耀邦的提議成立聯席會議除了必要的溝通之外，並不其他不良企圖。

趙紫陽在打擊胡耀邦時，先後采取了兩個重要的步驟，第一個就是讓萬裏、田紀雲給鄧小平匯報，稱胡耀邦的經濟思想是“洋冒進”，和華國鋒的思路類似。這裏有必要把趙紫陽強加給胡耀邦的這頂帽子的來龍去脈說一說，趙紫陽所強調的胡耀邦的所謂的洋冒進是指胡耀邦針對二十年內翻兩番的決策的一個調整，胡耀邦認為八十年代應該對九十年代負責，所以，八十年代時期的經濟不能僅僅限於保四爭五的小圈子內，應該提高一下適當的能夠承受的發展比例。先不說這個提議是否符合以後和當時的中國的經濟發展狀況，就問題本身，胡耀邦作為中共中央總書記，作出這樣的一個提議和思考沒有任何違背組織原則的地方，而且，按照中國後來的經濟前景，胡耀邦的這個看法實際是符合曆史事實的。江澤民執政之後，中國經濟當局就很快的調整了發展速度的比例，由此看來，胡耀邦並不是外界一直謠傳的不懂經濟、胡亂指揮，而胡耀邦之所以贏得這樣的“名聲”，和趙紫陽麾下的智囊團的任意剪裁、別有用心是息息相關的。

趙紫陽自己不出麵，而是讓萬裏等人出來，強調他們在國務院工作難做，胡耀邦幹涉過多。這件大事正是發生在陳雲對胡耀邦在黨校以及胡耀邦在八三年一月的《四化建設和改革問題》講話事件之後，關於陳雲對胡耀邦的態度我們在下篇《胡耀邦下台始末》中還要提及，故而不贅。當時，胡耀邦最需要的就是同誌間的理解和支持，而作為胡耀邦的曾經的戰友趙紫陽不從客觀實際出發，不但沒有對胡耀邦伸出手去，反而在背後推了胡耀邦一把，而且是關鍵的一把。如果說這次還隻是趙紫陽個人在幕後的策劃，那麽接下來的五月來信就成為趙紫陽公然站到倒胡派一邊的有力佐證了。

根據當事人之一的薄一波同誌的原秘書王×同誌回憶，一九八四年五月二十六日，趙紫陽親自給鄧小平寫信，長達3500多字，就當時的中共中央領導班子調整問題談了自己的看法，明確指出：“中央主要領導人思想落伍、態度頑固，不能保證和貫徹小平同誌的偉大戰略，······建議您（指的是鄧小平）和陳雲同誌身體允許的情況下解決這一複雜的問題。”這封信在趙紫陽以後的談話中不承認是對胡耀邦的落井下石，但是，我們卻從字裏行間看到這裏的所謂中共中央主要負責人指的就是胡耀邦本人，而最能說明問題的假如這封信確如趙紫陽說的那樣是單純的談及領導製度建設問題，那麽這封信不但沒有送給身為中共中央總書記和中央整黨指導委員會主任的胡耀邦，而是直接送交鄧小平、陳雲（信封上寫的是主送鄧小平同誌，抄送陳雲同誌），更為奇怪的是這封信直到一九八六年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時才由薄一波同誌念出來，而此前兩年多的時間裏，胡耀邦如坐鼓中、絲毫不知。如果說趙紫陽直接送給鄧小平和陳雲是因為這兩人是中國當時實際最高決策者尚可以理解的話，那麽如果這封信內容和目的真的猶如趙紫陽辯解的那樣純白，為什麽始終瞞著胡耀邦一個人呢？而且連並不是政治局常委的薄一波等人都收到這封信，獨獨胡耀邦以合法的總書記竟然蒙在鼓裏，這難道不發人深醒嗎？（此信根據王×同誌回憶外，中共北京市委主辦《情況反映》8406期載有部分內容。）

我們再來設想一下，胡耀邦下台之後，最大的政治上的受益人是誰呢？顯然就是趙紫陽。這裏我們不妨先把目光放的遠一點，胡耀邦下台之後，趙紫陽的親信鮑彤組織嚴家其等人在媒體上公開宣揚“新權威主義”的觀點，什麽是新權威主義呢？原中共中央宣傳部理論局副局長李洪林（八九事件後被逮捕）曾經披露過，李洪林說：“新權威主義就是主張由一個強權政府推行經濟自由化，例子就是新加坡、韓國，鮑彤所組織的理論班底秀才不少，但是，功底不深，他們熱衷於自己都未必了解的西方新潮政治術語，力求推出當政者垂青的主張，這個主義比較符合趙紫陽的‘口味’。”趙紫陽幕僚班子的外層人士蘇小康曾經因為參與《河殤》策劃而名噪一時，在他同時進行的那部號稱是對黨史反思的作品《烏托邦祭》中對於趙紫陽的吹捧也是毫不掩飾的。（此書專門把趙紫陽的一段指示作為全書的指導符號登在書的最前麵）“新權威主義”是活躍在中國八七年到八九年這兩年多一點時間內的政壇上最為嘩眾取寵的政治口號和思路之一。而按照鮑等人的策劃，趙紫陽無疑就應該是中國的“新權威”乃至“新核心”。趙紫陽曾經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主持召開的批評幫助胡耀邦的生活會上指責胡耀邦“前呼後擁”，現在我們看看到底誰在更加熱衷於個人吹捧呢？作為七十年代生人的大家不妨回顧一下八九年前後的中國意識形態領域，那時候對趙紫陽的新經濟思想的熱捧可謂是空前的了。

而趙紫陽之所以最後堅定的站到倒胡派一邊並且在以後召開的八六年的政治局生活會上對胡耀邦給予致命的一擊還在於胡耀邦意外的泄露了鄧小平和他的一次談話，一九八六年夏季，鄧小平找胡耀邦談話，就十三大的人選提出自己的看法，鄧說：“我全下，辭去軍委主席，你半下，接我的軍委職務，紫陽也半下，去當國家主席，總書記和總理都讓年輕人去做。”（引自《國史通鑒》第四卷187頁）關於這次談話目前有幾個不同的版本，但是，總體比較一致的就是鄧小平同誌第一次提出辭去全部職務，推年輕人出來，當時胡耀邦提出的人選有胡啟立、王兆國和郝建秀，鄧小平主張喬石擔任黨務係統的負責人之一，李鵬作為國務院總理人選之一。然而，由於胡耀邦的疏忽，這次僅僅限於鄧小平和胡耀邦談話的內容被泄露了出去，為什麽呢？因為胡耀邦還不知道趙紫陽此前給鄧小平、陳雲寫信的事，第一時間把這件事告訴了趙紫陽，隨後王震在中央黨校公開說道：“誰讓小平同誌退休，誰就是三種人。”一時黨內外知者甚多，而且越傳越複雜，以後居然形成了“胡耀邦逼宮”的統一版本。內中何人在做手腳可以說是一望便知。我們都知道國家主席在八十年代中始終是一個榮譽性的地位，李先念也好，楊尚昆也罷，他們充當國家主席的時候雖說還是積極參與國家重大事件的決策，但是，並不因為國家主席的位置決定，而是他們本身的曆史背景和最高當局對他們的信任所致，因此趙紫陽懷疑胡耀邦可能對他總理的去向有過不當的建議，當然這種推斷目前隻有部分人這麽認為的。當時，北京流傳一句政治順口溜：“鄧小平是掌權派，胡耀邦是當權派，趙紫陽是實權派。”於此可見，趙紫陽本人是不可能甘心去做國家主席的，他的更上層樓的願望是顯而易見的。鄧小平最初對趙紫陽的五月來信隻批示了已閱的字眼，一方麵他對於這件事表示重視，一方麵還想看看發展，根據陳俊生同誌生前的回憶，八六年十月之間，中央高層基本達成讓胡耀邦下台的共識。而這樣的共識沒有鄧小平同誌的拍板是很難形成的，然則鄧小平的拍板和當年夏天的這次“退休事件”是完全分不開的，趙紫陽在其中所起的關鍵作用也是一目了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