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轉貼]黃濟人《將軍決戰豈止在戰場》首涉禁區
文革以及文革前很長一段時期，文藝創作一碰到國民黨人，總要打上政治的逆光：猙獰、卑瑣、愚蠢、貪婪、奸詐……作種種臉譜化的刻畫。文革後，思想解凍伊始，一部名為《將軍決戰豈止在戰場》的長篇報告文學橫空出世，書中的國民黨軍官，淪為共產黨戰俘的一群人，完全顛覆了人們固有的想象，拓寬了大家思維的疆域。不少人第一次發現，原來國民黨軍官也有靈魂，有信念，有哀樂，且還有智慧和尊嚴，而他們還有不可磨滅的抗日功績。思想解放的進程因而翻開了重要的一頁。
30年後，記者要帶著讀者走進那段曆史的現場，體味掀動曆史的瞬間。
舅父邱行湘帶來新題材
1976年，“文化大革命”結束，以“天安門詩歌運動”為標誌，中國文學邁入了新時期。文學作品被追捧，作家受到關注，人們從詩歌、小說、散文和報告文學中獲取“春天的訊息”。《班主任》（1977年）、《哥德巴赫猜想》（1978年）、《傷痕》（1978年）等成為最初一批佼佼者，以文革、知青為題材的作品遍地開花。
與此同時，1977年，考入內江師專中文係就讀的30歲學生黃濟人，也開始寫一些知青題材的作品。8年知青生活，其間還當了3年半生產隊隊長，讓他積累了豐富的素材。可是，越來越多的同類型作品出現，讓他覺得非常被動——跟在別人後頭寫，又不見得能超過，不是個辦法。就在苦惱之時，幸運之神眷顧了他，一個從未有人碰過的題材從天而降。
1978年5月，黃濟人的父親黃劍夫（曾任國民黨16軍副軍長，後任解放軍南京軍事學院教官，文革死在獄中）獲平反，召開追悼會，黃濟人的親舅父邱行湘（曾任國民黨青年軍整編206師師長，1959年首批特赦戰犯）從南京來到重慶。在渝期間，邱行湘給他講了許多發生在北京戰犯管理所——功德林的故事，他感到非常陌生和新奇，一個念頭也自然浮現出來：寫一本講述國民黨戰犯如何被改造的書。
30年後，黃濟人回憶道：“那個時候，大家都有一肚皮話要講，都希望通過寫作改變自己的命運。我們班上有大約120人，一半多的人都在寫作，但是隻有我能近水樓台先得月。我毅然放下正在寫的知青生活，投入國民黨戰犯改造的創作中。”
背著一袋饅頭采訪戰俘
1978年暑假，黃濟人向家裏要了僅夠路費的錢，帶著舅父的介紹信出發了。他背一個軍用挎包，裝著兩包榨菜和在學校食堂買的20個饅頭。在鄭州轉車時，饅頭已經發酵，“掰開都有藕絲了，但管不了這麽多，照吃不誤”。
黃濟人這一趟去了南京、北京和上海，找到二三十個當年的戰俘，其中包括很重要的幾位國民黨高級將領，如杜聿明、黃維、沈醉、宋希濂、文強、楊伯濤等。
但是，黃濟人將自己的意圖告訴他們時，幾乎沒有人願意支持他。特別是黃維，他告訴黃濟人：你不要寫，新舊社會，文人都是禦用文人，為統治階級唱讚歌很無聊；我們都是戰敗了的人，事情就讓它過去；你要寫，又要把我們痛苦的東西翻出來，我們感情上很難接受。
當黃維知道黃劍夫在文革中受了不少苦之後，還向黃濟人鞠躬致歉：是我們沒有打好仗，讓你們吃苦。又建議他：你的肩膀長得還寬，最好去當個木匠。
雖然沒有積極支持，但他們也沒有拒絕黃濟人，把他當侄兒一般接待、聊天，需要什麽資料就給他提供，隻是心裏麵並不認為這個年輕人能寫出符合他們本意的文章來。
半年寫出25萬字
帶著豐富的采訪資料，黃濟人在暑假後回到師專，開始了寫作。
寫作環境很糟糕，在上下鋪住了24人的大寢室裏（據說是倉庫改建），居然沒有一張桌子。他隻好用磚頭和木箱，在兩張床之間的窗台下搭起臨時桌子。稿紙也沒有，就用鉛筆在白紙上打格子做稿紙。
這一次寫作，他是全身心投入。上課的時候，有機會就溜，沒機會也不聽課，望著黑板打腹稿；熬了夜之後早上不出操，好幾次被老師從寢室叫出來單獨罰做；由於表現越來越糟糕，學生會幹部的職務也被撤銷；老師認為此人很狂妄，同學也有風涼話，說下筆就要寫長篇，是不是癩蛤蟆想吃天鵝肉？
“我在以拚命三郎的勁頭寫這本書的時候，內心是很充實的。”黃濟人告訴記者，“同寢室的同學最後也被感動了，在全部寫完後，裝訂稿件那天晚上，幾位同學找蠟燭，燒紅鐵絲，幫我鑽洞穿線，並對我說‘不管你這本書能不能夠出版，你的精神都讓我們折服’。”
趕在1979年春天學校安排實習之前，黃濟人完成了全部內容，約二十五萬字，取名《功德林》。至於往哪裏寄，他在寫作期間已經有了想法。他感到自己寫的是國民黨戰犯改造，但並沒有從公安部這邊去查找資料，一定會牽涉很多政策問題。“如此重大的事，豈容得一個內江師專的學生在那裏品頭論足？我覺得必須首先接受公安部的審稿。”談到當時的想法，黃濟人這樣說。
於是，黃濟人寫了一封信，介紹了自己的身份以及寫這個題材的原因，夾在厚厚的稿子中，一同掛號寄出。收信人一欄寫著“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安部負責同誌 收”，寄信人一欄寫著“內江師專中文係 黃濟人”。
如今回想起來，黃濟人認為這個做法“很幼稚”：“第一，公安部不是編輯部，沒有看稿的義務；第二，收信人不是個人，而是自己完全不熟悉的單位，這種情況下信件很容易丟失，我沒有留底稿，一旦丟失所有努力都將付諸東流。”
公安部三位副部長共同接見
沒料到的，是一切竟然如此順利。
15天後，當公安部的回信到達內江師專時，黃濟人正在隆昌一中實習。接到消息後，他立即坐火車趕回內江。接過信，看到落款是“公安部辦公廳”，信中說，這是一個重要的稿件，幾位領導同誌都傳閱了，希望你能到北京改稿。這段時間正是實習將結束，等待分配工作的時候，學校不同意放人。黃濟人又致信公安部，說明情況。幾周後，黃濟人收到了以《時代的報告》雜誌社名義寄來的信，說國際政治學院會給內江師專發商調函。果然過了不久，學校領導找到黃濟人，說你可以去北京了。
1979年9月底，黃濟人到了北京，被安排在國際政治學院新聞係教書，他這才知道了《時代的報告》原來是該院新聞係的係刊。安頓好後沒幾天，黃濟人得到通知，說公安部的幾位領導要接見。“我當時並不知道事情的重要性，穿著胸口印著‘勞保用品’字樣的衣服就去了。還是一位秘書提醒我，公安部的幾位負責同誌集中會見一個人是很少見的，說明是一件大事情。”
到了會見廳，黃濟人見到四位領導，分別是公安部副部長淩雲、副部長席國光、副部長李廣祥、13局局長姚倫。他們坐在一張覆蓋了整麵牆的大地圖下麵，請他在客人的位置就座。黃濟人到今天也沒忘記那張氣勢磅礴的地圖，“幾乎每一個縣都做了標注”。
為了對抗《戰犯自述》
會見進行下去，黃濟人才逐漸明白了公安部對他的稿子如此看重的原因。
原來，1975年3月，中共特赦全部在押戰犯，前國民黨軍統局少將段克文被釋放後去了美國，1978年出了一本叫《戰犯自述》的書，書中提到中共在獄中通過種種酷刑虐待戰俘，影響很大。
黃濟人認為，在文化大革命中，虐待是有的，但文革之前並非如此。公安部得到這本書後，非常憤怒，認為段克文不分曆史階段，隻字不提文革之前的和平改造，是汙蔑。他們於是把參與過戰犯改造的負責人組成寫作班子，準備就《戰犯自述》進行逐條批駁。
正在這個節骨眼上，黃濟人的書稿寄到了公安部。“用淩部長的話說，天上掉下你這麽一個稿子，正是我們所需要的。”黃濟人回憶淩雲當時說：“你不是在批駁，而是把事實寫出來；你的身份又很好，不是中共的人，而是國民黨軍官的後代；不是在講理論，而是用文學的手法來表現，很好看。”
四位領導拿出筆記本，上麵記了一些給黃濟人的修改意見。據黃濟人回憶，“他們首先提出標題要改，北京人都知道功德林是關戰犯的地方，認為這本書不要搞灰蒙蒙的色彩，應該站在新的曆史起點重新取名；其次覺得內容還需要充實，像寫到戰犯三次給毛主席寫了感恩信，這三封信的原件都在公安部，可以補充進去。公安部專門有人給我準備需要的資料。”
另一件能說明公安部對這本書重視程度的事情是，為了讓黃濟人安心改稿，居然在北京垂楊柳給他分了一套新房，“這個舉動讓許多老公安都感到莫名其妙”。
杜聿明封麵題字被拒絕
1980年9月，黃濟人的稿件開始在《時代的報告》上連載，總標題改成了“將軍決戰豈止在戰場”，這是黃濟人根據一本名叫《將軍沒有死在病床上》的外國書名聯想而來。
至於在公安部改稿做了哪些改動，黃濟人說，最初的基本架構並沒有變，並沒有人直接幹涉他應該怎麽改，主要是充實資料，修正不準確的日期和人名等。《時代的報告》主編、國際政治學院新聞係主任黃某有時會向他建議，說某個褒義詞用在國民黨人身上不是很恰當，“但這其實算不上幹涉。”
連載期間，不少報紙找上門來，請求授權轉載，有幾家出版社也希望能出書。黃濟人想到是軍事題材，最後把版權給了解放軍文藝出版社。出版之前，黃濟人請杜聿明為封麵題字，杜聿明欣然答應。據黃濟人講，每期《時代的報告》出來後，他都會給曾經采訪過的國民黨戰犯寄去樣書，這些人見自己還能被稱為“將軍”，也感到很欣慰。
不過，杜聿明雖然題了字，解放軍文藝出版社的負責人可不答應，認為隸屬解放軍總政治部的出版社，很難接受一位在淮海戰役中釋放毒氣的戰犯的題字。淩雲建議黃濟人將書稿收回，拿到公安部的群眾出版社出。但解放軍文藝出版社的責任編輯吳振錄堅持要出，於是從中協調。最終，1982年春，《將軍決戰豈止在戰場》單行本由解放軍文藝出版社出版，杜聿明的字被放在扉頁，封麵用了一位書法家的題字。
手稿被現代文學檔案館收藏
《將軍決戰豈止在戰場》出版後，引起轟動，黃濟人源源不斷地收到讀者來信，據他統計，先後收到的信件多達2000多封。
《將軍決戰豈止在戰場》1983年獲全國首屆軍事文學獎，1984年獲全國優秀暢銷書獎，1988年獲郭沫若文學獎，再版了七八次，總銷量估計上百萬冊，最新版本去年由光明日報出版社推出。直到今天，還不時有人把書寄給黃濟人讓他簽名。上世紀90年代初，該書由西安電影製片廠以《決戰之後》的片名搬上銀幕，現正由公安部金盾影視中心拍攝50集電視連續劇，劇名就叫《將軍決戰豈止在戰場》。
因為這本書的成功，黃濟人在1983年加入了作協（按慣例，加入作協需要出版兩本書），也避免了回內江師專接受分配的命運。在全國政協文史資料辦公室幹了一段時間後，他被分到重慶文聯任專業作家，1989年任重慶市作協主席至今。
1998年，中國現代文學檔案館向他發來信函，希望收藏那疊厚厚的手稿。黃濟人第一次表示了拒絕，他說自己看見那些黃紙張，就想到奮鬥史，不想送出去。後來對方派人到重慶懇切請求，他才不好推辭，贈給了檔案館。就這樣，黃濟人和他的《將軍決戰豈止在戰場》，進入了曆史。
責編吳振錄：“批文”跑了半年
《將軍決戰豈止在戰場》初版的責編吳振錄先生如今已退休在家，在電話那頭，雖然已隔二十多年，但老先生幾乎是一被問到便侃侃聊起了往事。
記者：怎麽想起要出版這本書？
吳振錄：我當年是在雜誌《時代的報告》上看到了一部分連載，很有興趣，這是國內第一部描寫國民黨戰犯的作品，且文筆很不錯。打聽後知道，黃濟人已經完成了這書的初稿，於是我就請他住到解放軍文藝出版社北京的編輯部來再進行改稿。
記者：改稿主要做哪些工作？你們怎麽作息？
吳振錄：作息不定，黃濟人白天晚上都在寫。我主要是和他仔細地研究了某些具體的寫作角度，並陪同他補充采訪了一些國民黨將領，比如黃維、沈醉等，再充實擴寫。
記者：你們合作中有大的爭執嗎？當年黃濟人在寫作上是否特別激進？
吳振錄：我們合作很愉快，沒什麽爭執。最初黃濟人其實還有點保守，有些放不開，因為顧慮自己的身份——國民黨軍官的後代，我就鼓勵他如實寫就行了。
記者：改稿總共持續了多久？
吳振錄：記不太清了，不過兩三個月肯定有。
記者：出版遭遇了哪些阻力？
吳振錄：當時的阻力主要是來自出版社內部。首先編輯部就有很多反對聲音，他們從感情上都不能接受，堂堂解放軍的出版社怎麽可以歌頌國民黨？而在社領導方麵，更是擔心出問題，準備槍斃掉這本書。但我力主出版，並得到黃濟人的允諾，隻要有一線希望都留給我們出，因為連載出來後，十幾家出版社都在聯係他。為此，我就帶著書稿跑了公安部和統戰部，請他們審查，最終在接受了一些修改意見後，公安部出了證明書，統戰部出了同意信，該書才順利出版，前後花了半年時間。
記者：修改的幅度大嗎？主要是哪些方麵？
吳振錄：大的沒改，主要是一些具體細節，史實方麵的。比如黃濟人在原書中提到蔣介石的小名時，就援引了《金陵春夢》中“鄭三發子”的說法，但因為《金》是小說，綜合了很多野史以及道聽途說，該說法有醜化蔣之嫌，統戰部認為這不嚴謹，也不利於統戰工作，要求刪去，我們也認為這是對的。
記者：書出版後，我們都知道特別火，你記憶中是怎麽個火法？有什麽趣事嗎？
吳振錄：當年幾乎全國所有報紙都進行了連載，該書在我們社暢銷了10年。1982年出版時，正好趕上了“一個國家，兩種製度”構想的提出。黃維對此就感慨：“你看，共產黨多英明，專門選在這個時候出！”——其實是歪打正著。
當年信件鉤沉
●讀者紛紛來信，不少以“黃濟人老先生”相稱。其中知識分子占多數，對該書的寫法表示肯定。作家丁玲說，該書開辟了題材的新領域，在思想性上我會打高分，至於這樣寫合不合適，我沒有發言權；評論家唐弢說，該書打破了題材的禁區，我研究中國文學這麽多年，隻有讀到這本書的時候，才因為陌生產生了異樣的興奮。
●批評的聲音主要是指其美化了國民黨。較尖銳的是一封以“某某部隊全體指戰員”名義的來信：國民黨800萬軍隊都被我們消滅了，居然還有你這麽一個國民黨將領的兒子，在用筆繼續和我們作戰。
●也有擔心者提醒他：如果曆史退回1957年，你將是又一個反右運動的受害者。
●文強寫信給黃濟人：你的講述我認為是為實合情的，“美化”之論，當然以虛心接受為妥，曆史事實每每要到千百年後才能作出結論，何況對待戰犯之流的人物……總的說來，以虛懷若穀的態度來對待善意批評者總是不會有錯的。
●脾氣火暴的黃維來信說：早些時候聽說有人對關於戰犯改造的那篇文章提出一點奇談怪論，想已成為過去。左傾流毒這是小小的一個表現，我想你不至因為聽到狗吠或者被狗輕輕地咬了一下而感到煩惱。
●陳賡的兒子陳知建寫信給黃濟人說，這本書對其父親的軍事才能提供了最有說服力的證據；楊勇的女兒楊菁菁則寫信表示，敗軍之將的兒子居然寫出了這樣一本書，作為共產黨的後代她感到很慚愧。
黃濟人有在台曆上記日記的習慣。1982年3月9日，他的記錄是：今天聽解放軍文藝社吳振錄說才知道，稿子經過最嚴格的審查手續，公安部三位副部長（淩雲、李廣祥、席國光）以及姚倫簽字、統戰部三位副部長簽字方才生效，記錄在出版社檔案上。
回頭看風波
■作家黃濟人：這本書之所以成功，有兩方麵的原因。一是題材上突破了禁區，全部以國民黨人為主角，這是以前沒有過的；二是寫了國民黨人對這個民族的貢獻。對後者，不是我故意玩這個主題，而是中共在文革之前的戰犯改造中，體現出了一種水準，即高度的曆史唯物主義。這句話我們平時都在講，標榜成一個法寶，但往往做不到。而恰恰是在極左思潮如此泛濫的情況下，中共在對國民黨戰犯改造這麽一件事裏，徹底地做到了。比如杜聿明寫他的自傳，沒有寫抗戰的勝績，主管人員就讓他加進去，說昆侖關戰役加淮海戰役才叫杜聿明，所以杜聿明感慨地說“我是今天被俘虜了的”。國民黨抗戰這段曆史，今天來看太正常了，但當時我用這種筆調謳歌他們對民族的貢獻，有些人就很不服氣。
■作家王蒙：當年，《將軍決戰豈止戰場》用文學的方式更新了人們對曆史的看法，參與了中國思想解放的大合唱。當文學具有這樣的功能的時候，它就不會讓人忘記。
■評論家張育仁：《將軍決戰豈止在戰場》被文學界看作是改革開放的一種信號。記得當年我大學剛畢業，在書店排了半小時的隊才買到這本書，朋友們爭相傳看。今天來看，這本書雖然存在著文學技巧上的不足，放在上世紀80年代人文大背景下看，也顯得不夠深厚，但在當時，一名年輕人能夠突破禁區，寫進國民黨戰犯的靈魂深處，刻畫出每位戰犯的個性，是非常不容易的。■
文革以及文革前很長一段時期，文藝創作一碰到國民黨人，總要打上政治的逆光：猙獰、卑瑣、愚蠢、貪婪、奸詐……作種種臉譜化的刻畫。文革後，思想解凍伊始，一部名為《將軍決戰豈止在戰場》的長篇報告文學橫空出世，書中的國民黨軍官，淪為共產黨戰俘的一群人，完全顛覆了人們固有的想象，拓寬了大家思維的疆域。不少人第一次發現，原來國民黨軍官也有靈魂，有信念，有哀樂，且還有智慧和尊嚴，而他們還有不可磨滅的抗日功績。思想解放的進程因而翻開了重要的一頁。
30年後，記者要帶著讀者走進那段曆史的現場，體味掀動曆史的瞬間。
舅父邱行湘帶來新題材
1976年，“文化大革命”結束，以“天安門詩歌運動”為標誌，中國文學邁入了新時期。文學作品被追捧，作家受到關注，人們從詩歌、小說、散文和報告文學中獲取“春天的訊息”。《班主任》（1977年）、《哥德巴赫猜想》（1978年）、《傷痕》（1978年）等成為最初一批佼佼者，以文革、知青為題材的作品遍地開花。
與此同時，1977年，考入內江師專中文係就讀的30歲學生黃濟人，也開始寫一些知青題材的作品。8年知青生活，其間還當了3年半生產隊隊長，讓他積累了豐富的素材。可是，越來越多的同類型作品出現，讓他覺得非常被動——跟在別人後頭寫，又不見得能超過，不是個辦法。就在苦惱之時，幸運之神眷顧了他，一個從未有人碰過的題材從天而降。
1978年5月，黃濟人的父親黃劍夫（曾任國民黨16軍副軍長，後任解放軍南京軍事學院教官，文革死在獄中）獲平反，召開追悼會，黃濟人的親舅父邱行湘（曾任國民黨青年軍整編206師師長，1959年首批特赦戰犯）從南京來到重慶。在渝期間，邱行湘給他講了許多發生在北京戰犯管理所——功德林的故事，他感到非常陌生和新奇，一個念頭也自然浮現出來：寫一本講述國民黨戰犯如何被改造的書。
30年後，黃濟人回憶道：“那個時候，大家都有一肚皮話要講，都希望通過寫作改變自己的命運。我們班上有大約120人，一半多的人都在寫作，但是隻有我能近水樓台先得月。我毅然放下正在寫的知青生活，投入國民黨戰犯改造的創作中。”
背著一袋饅頭采訪戰俘
1978年暑假，黃濟人向家裏要了僅夠路費的錢，帶著舅父的介紹信出發了。他背一個軍用挎包，裝著兩包榨菜和在學校食堂買的20個饅頭。在鄭州轉車時，饅頭已經發酵，“掰開都有藕絲了，但管不了這麽多，照吃不誤”。
黃濟人這一趟去了南京、北京和上海，找到二三十個當年的戰俘，其中包括很重要的幾位國民黨高級將領，如杜聿明、黃維、沈醉、宋希濂、文強、楊伯濤等。
但是，黃濟人將自己的意圖告訴他們時，幾乎沒有人願意支持他。特別是黃維，他告訴黃濟人：你不要寫，新舊社會，文人都是禦用文人，為統治階級唱讚歌很無聊；我們都是戰敗了的人，事情就讓它過去；你要寫，又要把我們痛苦的東西翻出來，我們感情上很難接受。
當黃維知道黃劍夫在文革中受了不少苦之後，還向黃濟人鞠躬致歉：是我們沒有打好仗，讓你們吃苦。又建議他：你的肩膀長得還寬，最好去當個木匠。
雖然沒有積極支持，但他們也沒有拒絕黃濟人，把他當侄兒一般接待、聊天，需要什麽資料就給他提供，隻是心裏麵並不認為這個年輕人能寫出符合他們本意的文章來。
半年寫出25萬字
帶著豐富的采訪資料，黃濟人在暑假後回到師專，開始了寫作。
寫作環境很糟糕，在上下鋪住了24人的大寢室裏（據說是倉庫改建），居然沒有一張桌子。他隻好用磚頭和木箱，在兩張床之間的窗台下搭起臨時桌子。稿紙也沒有，就用鉛筆在白紙上打格子做稿紙。
這一次寫作，他是全身心投入。上課的時候，有機會就溜，沒機會也不聽課，望著黑板打腹稿；熬了夜之後早上不出操，好幾次被老師從寢室叫出來單獨罰做；由於表現越來越糟糕，學生會幹部的職務也被撤銷；老師認為此人很狂妄，同學也有風涼話，說下筆就要寫長篇，是不是癩蛤蟆想吃天鵝肉？
“我在以拚命三郎的勁頭寫這本書的時候，內心是很充實的。”黃濟人告訴記者，“同寢室的同學最後也被感動了，在全部寫完後，裝訂稿件那天晚上，幾位同學找蠟燭，燒紅鐵絲，幫我鑽洞穿線，並對我說‘不管你這本書能不能夠出版，你的精神都讓我們折服’。”
趕在1979年春天學校安排實習之前，黃濟人完成了全部內容，約二十五萬字，取名《功德林》。至於往哪裏寄，他在寫作期間已經有了想法。他感到自己寫的是國民黨戰犯改造，但並沒有從公安部這邊去查找資料，一定會牽涉很多政策問題。“如此重大的事，豈容得一個內江師專的學生在那裏品頭論足？我覺得必須首先接受公安部的審稿。”談到當時的想法，黃濟人這樣說。
於是，黃濟人寫了一封信，介紹了自己的身份以及寫這個題材的原因，夾在厚厚的稿子中，一同掛號寄出。收信人一欄寫著“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安部負責同誌 收”，寄信人一欄寫著“內江師專中文係 黃濟人”。
如今回想起來，黃濟人認為這個做法“很幼稚”：“第一，公安部不是編輯部，沒有看稿的義務；第二，收信人不是個人，而是自己完全不熟悉的單位，這種情況下信件很容易丟失，我沒有留底稿，一旦丟失所有努力都將付諸東流。”
公安部三位副部長共同接見
沒料到的，是一切竟然如此順利。
15天後，當公安部的回信到達內江師專時，黃濟人正在隆昌一中實習。接到消息後，他立即坐火車趕回內江。接過信，看到落款是“公安部辦公廳”，信中說，這是一個重要的稿件，幾位領導同誌都傳閱了，希望你能到北京改稿。這段時間正是實習將結束，等待分配工作的時候，學校不同意放人。黃濟人又致信公安部，說明情況。幾周後，黃濟人收到了以《時代的報告》雜誌社名義寄來的信，說國際政治學院會給內江師專發商調函。果然過了不久，學校領導找到黃濟人，說你可以去北京了。
1979年9月底，黃濟人到了北京，被安排在國際政治學院新聞係教書，他這才知道了《時代的報告》原來是該院新聞係的係刊。安頓好後沒幾天，黃濟人得到通知，說公安部的幾位領導要接見。“我當時並不知道事情的重要性，穿著胸口印著‘勞保用品’字樣的衣服就去了。還是一位秘書提醒我，公安部的幾位負責同誌集中會見一個人是很少見的，說明是一件大事情。”
到了會見廳，黃濟人見到四位領導，分別是公安部副部長淩雲、副部長席國光、副部長李廣祥、13局局長姚倫。他們坐在一張覆蓋了整麵牆的大地圖下麵，請他在客人的位置就座。黃濟人到今天也沒忘記那張氣勢磅礴的地圖，“幾乎每一個縣都做了標注”。
為了對抗《戰犯自述》
會見進行下去，黃濟人才逐漸明白了公安部對他的稿子如此看重的原因。
原來，1975年3月，中共特赦全部在押戰犯，前國民黨軍統局少將段克文被釋放後去了美國，1978年出了一本叫《戰犯自述》的書，書中提到中共在獄中通過種種酷刑虐待戰俘，影響很大。
黃濟人認為，在文化大革命中，虐待是有的，但文革之前並非如此。公安部得到這本書後，非常憤怒，認為段克文不分曆史階段，隻字不提文革之前的和平改造，是汙蔑。他們於是把參與過戰犯改造的負責人組成寫作班子，準備就《戰犯自述》進行逐條批駁。
正在這個節骨眼上，黃濟人的書稿寄到了公安部。“用淩部長的話說，天上掉下你這麽一個稿子，正是我們所需要的。”黃濟人回憶淩雲當時說：“你不是在批駁，而是把事實寫出來；你的身份又很好，不是中共的人，而是國民黨軍官的後代；不是在講理論，而是用文學的手法來表現，很好看。”
四位領導拿出筆記本，上麵記了一些給黃濟人的修改意見。據黃濟人回憶，“他們首先提出標題要改，北京人都知道功德林是關戰犯的地方，認為這本書不要搞灰蒙蒙的色彩，應該站在新的曆史起點重新取名；其次覺得內容還需要充實，像寫到戰犯三次給毛主席寫了感恩信，這三封信的原件都在公安部，可以補充進去。公安部專門有人給我準備需要的資料。”
另一件能說明公安部對這本書重視程度的事情是，為了讓黃濟人安心改稿，居然在北京垂楊柳給他分了一套新房，“這個舉動讓許多老公安都感到莫名其妙”。
杜聿明封麵題字被拒絕
1980年9月，黃濟人的稿件開始在《時代的報告》上連載，總標題改成了“將軍決戰豈止在戰場”，這是黃濟人根據一本名叫《將軍沒有死在病床上》的外國書名聯想而來。
至於在公安部改稿做了哪些改動，黃濟人說，最初的基本架構並沒有變，並沒有人直接幹涉他應該怎麽改，主要是充實資料，修正不準確的日期和人名等。《時代的報告》主編、國際政治學院新聞係主任黃某有時會向他建議，說某個褒義詞用在國民黨人身上不是很恰當，“但這其實算不上幹涉。”
連載期間，不少報紙找上門來，請求授權轉載，有幾家出版社也希望能出書。黃濟人想到是軍事題材，最後把版權給了解放軍文藝出版社。出版之前，黃濟人請杜聿明為封麵題字，杜聿明欣然答應。據黃濟人講，每期《時代的報告》出來後，他都會給曾經采訪過的國民黨戰犯寄去樣書，這些人見自己還能被稱為“將軍”，也感到很欣慰。
不過，杜聿明雖然題了字，解放軍文藝出版社的負責人可不答應，認為隸屬解放軍總政治部的出版社，很難接受一位在淮海戰役中釋放毒氣的戰犯的題字。淩雲建議黃濟人將書稿收回，拿到公安部的群眾出版社出。但解放軍文藝出版社的責任編輯吳振錄堅持要出，於是從中協調。最終，1982年春，《將軍決戰豈止在戰場》單行本由解放軍文藝出版社出版，杜聿明的字被放在扉頁，封麵用了一位書法家的題字。
手稿被現代文學檔案館收藏
《將軍決戰豈止在戰場》出版後，引起轟動，黃濟人源源不斷地收到讀者來信，據他統計，先後收到的信件多達2000多封。
《將軍決戰豈止在戰場》1983年獲全國首屆軍事文學獎，1984年獲全國優秀暢銷書獎，1988年獲郭沫若文學獎，再版了七八次，總銷量估計上百萬冊，最新版本去年由光明日報出版社推出。直到今天，還不時有人把書寄給黃濟人讓他簽名。上世紀90年代初，該書由西安電影製片廠以《決戰之後》的片名搬上銀幕，現正由公安部金盾影視中心拍攝50集電視連續劇，劇名就叫《將軍決戰豈止在戰場》。
因為這本書的成功，黃濟人在1983年加入了作協（按慣例，加入作協需要出版兩本書），也避免了回內江師專接受分配的命運。在全國政協文史資料辦公室幹了一段時間後，他被分到重慶文聯任專業作家，1989年任重慶市作協主席至今。
1998年，中國現代文學檔案館向他發來信函，希望收藏那疊厚厚的手稿。黃濟人第一次表示了拒絕，他說自己看見那些黃紙張，就想到奮鬥史，不想送出去。後來對方派人到重慶懇切請求，他才不好推辭，贈給了檔案館。就這樣，黃濟人和他的《將軍決戰豈止在戰場》，進入了曆史。
責編吳振錄：“批文”跑了半年
《將軍決戰豈止在戰場》初版的責編吳振錄先生如今已退休在家，在電話那頭，雖然已隔二十多年，但老先生幾乎是一被問到便侃侃聊起了往事。
記者：怎麽想起要出版這本書？
吳振錄：我當年是在雜誌《時代的報告》上看到了一部分連載，很有興趣，這是國內第一部描寫國民黨戰犯的作品，且文筆很不錯。打聽後知道，黃濟人已經完成了這書的初稿，於是我就請他住到解放軍文藝出版社北京的編輯部來再進行改稿。
記者：改稿主要做哪些工作？你們怎麽作息？
吳振錄：作息不定，黃濟人白天晚上都在寫。我主要是和他仔細地研究了某些具體的寫作角度，並陪同他補充采訪了一些國民黨將領，比如黃維、沈醉等，再充實擴寫。
記者：你們合作中有大的爭執嗎？當年黃濟人在寫作上是否特別激進？
吳振錄：我們合作很愉快，沒什麽爭執。最初黃濟人其實還有點保守，有些放不開，因為顧慮自己的身份——國民黨軍官的後代，我就鼓勵他如實寫就行了。
記者：改稿總共持續了多久？
吳振錄：記不太清了，不過兩三個月肯定有。
記者：出版遭遇了哪些阻力？
吳振錄：當時的阻力主要是來自出版社內部。首先編輯部就有很多反對聲音，他們從感情上都不能接受，堂堂解放軍的出版社怎麽可以歌頌國民黨？而在社領導方麵，更是擔心出問題，準備槍斃掉這本書。但我力主出版，並得到黃濟人的允諾，隻要有一線希望都留給我們出，因為連載出來後，十幾家出版社都在聯係他。為此，我就帶著書稿跑了公安部和統戰部，請他們審查，最終在接受了一些修改意見後，公安部出了證明書，統戰部出了同意信，該書才順利出版，前後花了半年時間。
記者：修改的幅度大嗎？主要是哪些方麵？
吳振錄：大的沒改，主要是一些具體細節，史實方麵的。比如黃濟人在原書中提到蔣介石的小名時，就援引了《金陵春夢》中“鄭三發子”的說法，但因為《金》是小說，綜合了很多野史以及道聽途說，該說法有醜化蔣之嫌，統戰部認為這不嚴謹，也不利於統戰工作，要求刪去，我們也認為這是對的。
記者：書出版後，我們都知道特別火，你記憶中是怎麽個火法？有什麽趣事嗎？
吳振錄：當年幾乎全國所有報紙都進行了連載，該書在我們社暢銷了10年。1982年出版時，正好趕上了“一個國家，兩種製度”構想的提出。黃維對此就感慨：“你看，共產黨多英明，專門選在這個時候出！”——其實是歪打正著。
當年信件鉤沉
●讀者紛紛來信，不少以“黃濟人老先生”相稱。其中知識分子占多數，對該書的寫法表示肯定。作家丁玲說，該書開辟了題材的新領域，在思想性上我會打高分，至於這樣寫合不合適，我沒有發言權；評論家唐弢說，該書打破了題材的禁區，我研究中國文學這麽多年，隻有讀到這本書的時候，才因為陌生產生了異樣的興奮。
●批評的聲音主要是指其美化了國民黨。較尖銳的是一封以“某某部隊全體指戰員”名義的來信：國民黨800萬軍隊都被我們消滅了，居然還有你這麽一個國民黨將領的兒子，在用筆繼續和我們作戰。
●也有擔心者提醒他：如果曆史退回1957年，你將是又一個反右運動的受害者。
●文強寫信給黃濟人：你的講述我認為是為實合情的，“美化”之論，當然以虛心接受為妥，曆史事實每每要到千百年後才能作出結論，何況對待戰犯之流的人物……總的說來，以虛懷若穀的態度來對待善意批評者總是不會有錯的。
●脾氣火暴的黃維來信說：早些時候聽說有人對關於戰犯改造的那篇文章提出一點奇談怪論，想已成為過去。左傾流毒這是小小的一個表現，我想你不至因為聽到狗吠或者被狗輕輕地咬了一下而感到煩惱。
●陳賡的兒子陳知建寫信給黃濟人說，這本書對其父親的軍事才能提供了最有說服力的證據；楊勇的女兒楊菁菁則寫信表示，敗軍之將的兒子居然寫出了這樣一本書，作為共產黨的後代她感到很慚愧。
黃濟人有在台曆上記日記的習慣。1982年3月9日，他的記錄是：今天聽解放軍文藝社吳振錄說才知道，稿子經過最嚴格的審查手續，公安部三位副部長（淩雲、李廣祥、席國光）以及姚倫簽字、統戰部三位副部長簽字方才生效，記錄在出版社檔案上。
回頭看風波
■作家黃濟人：這本書之所以成功，有兩方麵的原因。一是題材上突破了禁區，全部以國民黨人為主角，這是以前沒有過的；二是寫了國民黨人對這個民族的貢獻。對後者，不是我故意玩這個主題，而是中共在文革之前的戰犯改造中，體現出了一種水準，即高度的曆史唯物主義。這句話我們平時都在講，標榜成一個法寶，但往往做不到。而恰恰是在極左思潮如此泛濫的情況下，中共在對國民黨戰犯改造這麽一件事裏，徹底地做到了。比如杜聿明寫他的自傳，沒有寫抗戰的勝績，主管人員就讓他加進去，說昆侖關戰役加淮海戰役才叫杜聿明，所以杜聿明感慨地說“我是今天被俘虜了的”。國民黨抗戰這段曆史，今天來看太正常了，但當時我用這種筆調謳歌他們對民族的貢獻，有些人就很不服氣。
■作家王蒙：當年，《將軍決戰豈止戰場》用文學的方式更新了人們對曆史的看法，參與了中國思想解放的大合唱。當文學具有這樣的功能的時候，它就不會讓人忘記。
■評論家張育仁：《將軍決戰豈止在戰場》被文學界看作是改革開放的一種信號。記得當年我大學剛畢業，在書店排了半小時的隊才買到這本書，朋友們爭相傳看。今天來看，這本書雖然存在著文學技巧上的不足，放在上世紀80年代人文大背景下看，也顯得不夠深厚，但在當時，一名年輕人能夠突破禁區，寫進國民黨戰犯的靈魂深處，刻畫出每位戰犯的個性，是非常不容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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