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王鐵群：重溫中共的民主政治思想
中共中央在延安時期，高舉民主政治大旗，堅決反對蔣介石專製獨裁統治，努力探索中國民主政治發展的道路，產生了豐富的民主政治思想。
1937 年5月3日，毛澤東在延安召開的中共全國代表會議上作了題為《中國共產黨在抗日時期的任務》的報告。報告共分3個部分：“民族矛盾和國內矛盾的目前發展階段”；“為民主和自由而鬥爭”；“我們的領導責任”。在第二部分，毛澤東提出了實現“民主”的兩項具體目標：
一是“將政治製度上國民黨一黨派一階級的反動獨裁政體，改變為各黨派各階級合作的民主政體。這方麵，應從改變國民大會的選舉和召集上違反民主的辦法，實行民主的選舉和保證大會的自由開會做起，直到製定真正的民主憲法，召集真正的民主國會，選舉真正的民主政府，執行真正的民主政策為止。……（要）嚴厲地批判當權的國民黨，推動和督促國民黨放棄其一黨派一階級的獨裁，而執行人民的意見。今年的幾個月內，全國必須發起一個廣大的民主運動，這運動的當前目標，應當放在國民大會和憲法的民主化的完成上。”
二是爭取“人民的言論、集會、結社自由。沒有這種自由，就不能實現政治製度的民主改革，就不能動員人民進入抗戰，取得保衛祖國和收複失地的勝利。當前幾個月內，全國人民的民主運動，必須爭取這一任務的某種最低限度的完成，釋放政治犯、開放黨禁等等，都包括在內。” （《毛澤東選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56-257頁。）
毛澤東的這個報告，正式拉開了中共延安時期反專製爭民主鬥爭的大幕，樹起了反專製爭民主的延安精神的大旗。
中共反專製爭民主的基本思想：
（一）主權在民是民主國家的基本特征
中國共產黨以《新華日報》《解放日報》為主，大力傳播民主的價值和民主的正義性，強調判斷一個國家是不是民主國家，最基本的標準是看這個國家是否主權在民。
1944 年2月2日《新華日報》發表社論——《論 選舉權》，文章指出，公民有否選舉權，是評判一個國家是否民主的主要的標準，真正的民主國家，人民都享有普選權：“選舉權是一個民主國家的人民所必須享有的最低限度的、起碼的政治權利。民主國家，主權在民；人民是主人翁，官吏是公仆，代議士是人民的代表……如果人民沒有選舉權，不能選舉官吏和代議士，則這個國家決不是民主國家，決不是民治國家……凡是真正的民主國家，就必須讓人民享有選舉權。”文章指出，選舉必須是真正的普選製：“不僅選舉權要‘普通’、 ‘平等’。而且被選舉權也要‘普通’、‘平等’；不僅人民都要享有同等的選舉權，而且人民都要享有同等的被選舉權。除了‘精神缺陷’或‘被法院判處褫奪公權’ 的人們，以及外，任何人的被選舉權都不應該被限製、被剝奪。不僅不應該以資產多寡、地位高下、權力大小為標準，而且也不該以學問優劣、知識多少為標準。唯一的標準就是能不能代表人民的意思和利害，是不是為人民所擁護，因而也就隻有讓人民自己去選擇。如果事先限定一種被選舉的資格，甚或由官方提出一定的候選人，那麽縱使選舉權沒有被限製，也不過把選民做投票的工具罷了。”
1945年9月27日《新華日報》發表社論——《民主的正軌：毫無保留條件地還政於民》，文章再次強調民主國家主權在民的原則。文章指出：“一個民主國家，主權應該在人民手中，這是天經地義的事；如果一個號稱民主的國家，而主權不在人民手中，這決不是正軌，隻能算是變態，就不是民主國家。什麽是主權在民?依照孫中山先生的民權主義，是人民對政府有選舉權和罷免權，對政製法律有創製和複決之權。隻有人民真正得到了這四種權，才算具備了民主國的基本條件；如果這種權不在人民手中，也就是說這個條件若不存在，就不算完成了這個國家的民主建設。因此，建設一個國家的民主，第一個標誌，第一個步驟，就是把上述四權交給人民，不作一絲一毫的保留；政府的負責官員，由人民來選舉，從人民中間產生；政府的大政方針、政令法律，由人民來決定，由人民來創製；政府官員的失職或政策法律行不通，是違反人民的利益的，人民就可以罷免他或撤廢它。一個國家是不是實現了民主，執政當局是不是有誠意實現民主，就看他是不是把人民應有的權利，毫不保留地交給人民；並且對於人民實行這幾種權利，是不是毫無保留地加以尊重。”
《新華日報》還發表了許多文章，介紹英美國家的民主精神和民主製度。
1943年9月12日《新華日報》發表了鍾穎的文章《美國人民的理想與民主精神》：
美國人民認為任何形式的政府，它的行為均不能超出保障人民的天賦權益的範圍……假如一旦有了如社會救濟、勞工關係及國家防禦等問題的發生，全國各地選出來的代表就都在國會中發表他們正麵或反麵的意見甚至於對政府提出嚴厲的批評。沒有一個人能夠不讓別人發表意見：“看上帝份上，請讓我們聽到問題的兩方麵吧” （傑弗遜語）。但就因了這樣，許多法西斯分子又把這件作為民主國家行動遲緩來反對民主國家了，羅斯福前年三月的一段話對於這些法西斯分子是一個很好的回答：“是的，我們民主國家的決定，也許產生很遲，但當決定產生時，它就不是以任何個人的聲音來宣告而是以一億三千萬人的聲音來宣告。”請記住美國是一億三千萬人不是一個人。
這樣，美國人當然更要有言論和出版自由來表達他們的意見的權利，首先憲法上就規定了他們的這種權利，並且還規定了國會不得剝奪人民的這種權利（遵檢）。這正是衡量一個國家民主製度的尺度，社會輿論雖然並不就等於行政措施，但政府對於社會輿論的重視，在他們采取行動的時候是有著決定的意義的。……國務院聽取這些意見以後，就以縝密的整理方法對這些加以檢討或采納。
為了使人民能夠經常明了政府的措施，羅斯福總統從1933年又恢複了招待新聞記者會議的辦法。記者招待會和普通會議不同，總統出席的目的是在盡可能詳細的回答記者們所提出來的問題。一個國家的總統，隨時出席和記者們談論並準備答複記者們所提出來的問題，不能不說是民主國家的特有的風格。在美國人民的心目中，政黨的作用是在為人民謀福利，和表達他們的意見與實行他們的主張，任何政黨要想獲得勝利隻有用自己的足以代表人民的行動來爭取。
1944年3月30日《新華日報》發表《論英美的民主精神》的文章，介紹了王雲五訪英回國後關於《實施憲政先決條件》的演講內容。
《新華日報》的這篇文章通過王雲五的演講介紹說：英國憲政的基礎有三：
一是地方有自治權。“民主國家的民主基礎是自下而上的，是由人民有權參與政事然後鞏固起來的。因此可知，離開人民的民權，不從下做起，是不能造出鞏固的憲政基礎的；若反其道而行之，至多也不過是造些空中樓閣而已。”
二是“平等”。“一則武斷的權力絕對不允許存在。換言之，即人民非依法定手續、經普通法院的審判後，不得受罰。二則……人人在法律之前，一律平等。政府官吏，無論以私人資格或執行公務之資格，苟有違法越權的行為，將一律與人民受同樣的普通法院之管轄，與同樣的普通法律所製裁。”
三是“自由”，“人民的基本自由極受尊重。英國人的普遍見解，以為民治的憲政能否達到目的，在乎人民之是否有權選舉其欲選舉之人以組織政府，並得以和平手段變更其所反對的政府。然欲達上述之目的，則人民須能自由批評其政府，自由集會討論政治，並能避免政府的非法逮捕與拘禁。因此他們視言論、集會、身體的自由為憲政上人民必要的基本自由。沒有這些自由，民治的憲政是不能成功的。”
文章最後滿懷信心地說：“民主的潮流正在洶湧，現在是民權的時代，人民應有言論、出版、集會、結社和身體的自由是真理，實現民主政治是真理，真理是要勝利的，所以高舉民主的大旗奮鬥著的世界和中國人民是一定要勝利的。”
從以上言論可以看出，中國共產黨的媒體對民主國家的基本特征的認識是非常清楚的，這是延安精神的思想基礎，是中共在抗戰時期領導民主運動的理論根源。
（二）中國人要學習美國的民主理念和民主精神
中國共產黨非常崇尚美國民主，毛澤東要求“每一個在中國的美國士兵都應當成為民主的活廣告。他應當對他遇到的每一個中國人談論民主。美國官員應當對中國官員談論民主。”（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等編《黨史通訊》1983年第20-21期《1944年毛澤東與謝偉思等人的談話》）毛澤東強調中國人尊重美國人的民主理念，鮮明地提出：“我們並不害怕民主的美國影響，我們歡迎它。”（同上）
中國共產黨大張旗鼓地介紹和宣傳美國的民主理念和民主精神。《新華日報》這方麵的文章很多。
7月4日是美國的國慶日，每年的這一天，《新華日報》都要發表文章紀念。
1943年7月4日《新華日報》發表的紀念文章之一《民主頌——獻給美國的獨立紀念日》，以詩一般的語言歌頌民主的美國：
每年這一天，世界上每個善良而誠實的人都會感到喜悅和光榮；自從世界上誕生了這個新的國家之後，民主和科學才在自由的新世界裏種下了根基。一百六十七年，每天每夜，從地球最黑暗的角落也可以望到自由神手裏的火炬的光芒，——它使一切受難的人感到溫暖，覺得這世界還有希望。從年幼的時候起，我們就覺得美國是個特別可親的國家。我們相信，這該不單因為她沒有強占過中國的土地，她也沒對中國發動過侵略性的戰爭；更基本地說，中國人對美國的好感，是發源於從美國國民性中發散出來的民主的風度，博大的心懷。在中國，每個小學生都知道華盛頓的誠實，每個中學生都知道林肯的公正與怛惻（dace），傑弗遜的博大與真誠。這些光輝的名字，在我們國土上已經是一切美德的象征。他們所代表的，也早已經不止是一個國家、一個民族的榮譽了。瑪克吐溫、惠特曼、愛瑪生教育了我們這一代。是他們使年青的東方人知道了人的尊嚴，自由的寶貴；也是他們，在我們沒有民主傳統的精神領域裏，築起了在今天使我們可以有效地抗拒了法西斯思想的長城。這一切以心傳心的精神道德上的寄與，是不能用數字和價值來計算的。中國人感謝著“美麥”，感謝著“庚款”，感謝抗戰以來的一切一切的寄贈與援助；但是，在這一切之前，之上，美國在民主政治上對落後的中國做了一個示範的先驅，教育了中國人學習華盛頓、學習林肯，學習傑弗遜，使我們懂得了建立一個民主自由的中國需要大膽、公正、誠實。……我們相信，這才是使中美兩大民族不論在戰時，在戰後，一定能夠永遠地親密合作的最基本的成因。
我們離得很遠。百十年來，我們之間接觸著的也還不過是我們兩大民族間的極少數極特殊的一部。但，我們堅信，太平洋是不會阻隔我們人民與人民間的交誼的。在患難中，我們的心向往著西方。而在不遠的將來，當我們同心協力，消滅了法西斯蒂的暴力之後，為著要在戰爭上建立了一個現代化的中國，在科學的領域裏更有待於盟邦的援助。在過去，民主潤澤了我們的心；在今後，科學將會增長我們的力。
讓民主與科學成為結合中美兩大民族的紐帶，光榮將永遠屬於公正、誠實的民族與人民。
1944年7月4日《新華日報》發表社論：《美國國慶日——自由民主的偉大鬥爭節日》。
社論指出：“今天是美國國慶日。1776年7月4日，美國人民在華盛頓、傑佛遜等民主主義偉大先驅的領導下，宣布了民族的獨立。”
社論指出：“民主的美國已經有了它的同伴，孫中山的事業已經有了它的繼承者，這就是中國共產黨和其他民主的勢力。我們共產黨人現在所進行的工作，乃是華盛頓、傑佛遜、林肯等早已在美國進行過了的工作，它一定會得到而且已經得到民主的美國的同情。美國正在用大力援助中國的抗日戰爭與民主運動，這是我們所感激的。在慶祝美國國慶的今天，我們相信，與華盛頓、傑佛遜、林肯等過去的工作一樣，與羅斯福、華萊士現在的工作一樣，我們的奮鬥隻能得到一個結果——勝利。我們一定能團結中國一切抗日與民主的力量，配合同盟國，驅逐日本帝國主義出中國。”
文章最後高呼：“七月四日萬歲!民主的美國萬歲!中國的獨立戰爭和民主運動萬歲!打倒日本帝國主義!”
1945年7月4日《新華日報》發表社論：《象征民主自由的日子》
社論評論說：“今天是美國的獨立紀念日，這是一個自由和民主的象征的日子，這是一個由人民的力量在世界上建立第一個共和國的日子。它的光輝不僅照耀著新大陸和舊大陸，而且照耀著幾個世紀，直到今天，美國還是民主世界中最年青的向上的國家之一。”
“七月四日”，這日子代表著一個什麽意義，包含著一種什麽內容，美國人是不會忘記的。對於我們中國人民——一個正在以血肉爭取民族獨立和民主自由的民族——來說，也同樣是值得體驗、值得認識而且學習的。
文章指出：“年青的民主的美國，曾經產生過華盛頓、傑弗遜、林肯、威爾遜，也產生過在這一次世界大戰中領導反法西斯戰爭的民主領袖羅斯福。這些偉大的公民們有一個傳統的特點，就是民主，就是為多數的人民爭取自由和民主。美國現在是反法西斯戰爭中聯合國四大主要國之一，擔負了徹底消滅法西斯、消滅侵略、建立世界永久和平安全的重大責任，從美國的革命曆史，從美國人民愛好民主自由的傳統精神，從美國人民的真正利益，我們深信美國將繼續羅斯福的民主政策，不會忽視世界各處，尤其是中國人民的聲音，人民的要求。”
每逢華盛頓、傑弗遜、林肯的誕生日，《新華日報》也往往發表紀念文章。1945年4月13日《新華日報》發表社論《紀念傑斐遜先生》：
“今天，四月十三日，是盟邦美國開國元勳傑斐遜先生的誕生二百零二年的紀念日。他是美國《獨立宣言》的起草人，《權利法案》的倡導者，他以對人民的無比的信心與堅決的態度，在這新世界上的新國家中奠定了民主政治的基礎。”文章指出：《獨立宣言》和《權利法案》，已“成為美利堅合眾國的民主政治的根深蒂固的基礎，到今天，在民主潮流的洶湧奔流的時候，也就成為整個民主世界的基本觀念了。人有天賦的人權，人的自由與尊嚴不該為不正勢力所侵犯與褻瀆，人民是政府的主人而不是奴隸，……這從十八世紀以來，應該早已經是全人類共知公認的常識了。可是，在今天，在二十世紀的五十年代，世界上還有根本不承認人民權利的法西斯蒂，還有企圖用不正暴力來強使人民屈服的暴君魔鬼，還有想用一切醜惡卑劣的方法來箝製人民自由、剝奪人民權利的‘法規’，‘條例’，‘體製’；還有想用‘民主’的外衣來掩藏法西斯本體的魔術家和騙子，那麽我們在今天這個民主先鋒的誕生的日子，就格外覺得自己的責任的重大，也就格外覺得傑斐遜先生精神的崇高與偉大了。”
傑斐遜的民主精神孕育了兩個世紀以來的美國民主政治，傑斐遜的民主精神也推進和教育了整個人類的曆史行進。……現在，也隻有集合全世界愛好自由的人民全體的力量來奮鬥，才能‘懷著信心瞻望將來，讓全世界所有各國人民，都可以自由生活，不受暴政摧殘，而憑他們多種多樣的願望和自由的良心而生活’(德黑蘭宣言)。”
從以上言論可以看出，中國共產黨對西方先進的的民主製度和民主精神是積極宣傳和學習的，這反映出中國共產黨是順應浩浩蕩蕩的世界民主大潮的，代表了中國先進文化的前進方向！
（三）中國的根本問題是缺乏民主，共產黨的任務是建立民主國家
中國共產黨對中國缺乏民主的國情看的非常清楚，1944年6月12日毛澤東在答中外記者團時指出：“中國是有缺點，而且是很大的缺點，這種缺點，一言以蔽之，就是缺乏民主。”（《“中國的缺點就是缺乏民主，應在所有領域貫徹民主”——1944年6月12日毛澤東答中外記者團》，1944年6月13日《解放日報》）
1944年3月12日，周恩來在延安各界紀念孫中山先生逝世19周年大會上發表演說，也強調中國沒有民主。他說： “我們今天紀念孫中山先生，講到他的遺囑，真是無限感慨。遺囑中說，國民革命的目的，在求中國之自由平等。我們知道，要達到這個目的，就必須對外獨立，對內民主。可是孫先生已經逝世19年了，這個目的，還沒達到。抗戰本是求民族獨立的，但時間快近7年，全國離反攻的真正準備還遠。民國本是應該實行民主的，但國民黨執政已經18年了，至今還沒實行民主。這不能不說是國家最大的損失。” （周恩來：《“人民真有發言權的國家才是真民國”——在延安各界紀念孫中山先生逝世十九周年大會演說詞》，1944年3月12日）
那麽，中共領袖認為在中國如何才能實現民主呢？周恩來提出了三個先決條件：“我們認為最重要的先決條件有三個：一是保障人民的民主自由；二是開放黨禁；三是實行地方自治。人民的自由和權利很多，但目前全國人民最迫切需要的自由，是人身居住的自由，是集會結社的自由，是言論出版的自由。人民的住宅隨時可受非法搜查，人民的身體隨時可被非法逮捕，被秘密刑訊，被秘密處死，或被強迫集訓，人民集會結社的自由是被禁止，人民的言論出版受著極端的限製和檢查，這如何能保障人民有討論憲政發表主張的自由呢?孫中山先生曾說過：‘現在中國號稱民國，要名符其實，必要這個國家真是以人民為主，要人民都能夠講話的，確是有發言權。這個情形，才是真民國。如果不然，就是假民國’(孫中山：《國民會議足以解決中國內亂》)。開放黨禁，就是要承認各抗日黨派在全國的合法地位，合法就是不要把各黨派看做‘奸黨’‘異黨’，不要限製與禁止他們一切不超出抗日民主範圍的活動，不要時時企圖消滅他們。有了前兩條的民主，地方自治才能真正實行。”（同上）
劉少奇指出，共產黨及其軍隊“永遠不會忘記革命的任務是爭取中國的獨立自主與人民的民主自由”，因此，“凡是八路軍、新四軍所到之區域，隻要可能的話，就不能不建立抗日民主政權，不能不實行三民主義的政治，不能不建立抗日各階級的統一戰線政權”。如果不建立這種抗日民主政權，就不能贏得抗戰的最後勝利。他說：“有人說：共產黨要奪取政權，要建立共產黨的‘一黨專政’。這是一種惡意的造謠與汙蔑。共產黨反對國民黨的‘一黨專政’，但並不要建立共產黨的‘一黨專政’。共產黨和八路軍、新四軍作為民主的勢力，願意為大多數人民、為老百姓服務，為抗日各階級聯合的民主政權而奮鬥。這種政權，不是一黨一派一人所得而私的。”劉少奇強調，“共產黨除了人民的利益與目的外，沒有其他的利益與目的。”所以，敵後抗日民主政權， “隻要一有可能，當人民的組織已有相當的程度，人民能夠選擇自己所願意的人來管理自己事情的時候，共產黨和八路軍、新四軍就毫無保留地還政於民，將政權全部交給人民所選舉的政府來管理。”（《劉少奇選集》上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72—176頁。）
一黨專政是反民主的，中國共產黨的任務是建立民主國家，決不會“建立共產黨的‘一黨專政’”——這是劉少奇代表中國共產黨向中國人民發出的莊嚴的曆史承諾！
我要添加評論 | 我要發起新話題
引用
[推薦] 炒匯學習套餐: 免費帳號+教材+專人輔導。免費獲得！
Crossing
有房有車(十三級)
用戶數字ID 204847
精華 39
積分 14184
帖子 1387
閱讀權限 50
注冊 2007-2-24
#2發表於 2008-4-12 08:55 作者個人文集 作者資料 開通我的空間 給我發悄悄話
字體：小 中 大
續
本文由 Crossing 在 2008-4-12 08:55 發表於: .美國 ( .com )
（四）要實現民主，必須結束一黨專製
獨裁專製是和民主自由相背的，要實現民主，必須結束一黨專製。這是中共媒體反複強調的的一個基本思想。
1941 年10月28日《解放日報》發表文章《結束一黨治國才有民主可言》（標題為編者所加），文章指出，一黨專製是民主的死敵，黨派隻有競爭才能生存： “目前推行民主政治，主要關鍵在於結束一黨治國。……因為此問題一日不解決，則國事勢必包攬於一黨之手；才智之士，無從引進；良好建議，不能實行。因而所謂民主，無論搬出何種花樣，隻是空有其名而已。唯有黨治結束之後，全國人才，才能悉力從公，施展其抱負；而各黨派人士亦得彼此觀摩，相互砥礪，共求進步，發揮政治上最大的效果。有人說，國民黨有功民國，不可結束黨治，使之削弱。不知國民黨今日的弱點，都是在獨攬政權之下形成的。當其他黨派起來競爭時，國民黨隻有更加奮勉、添加新血液、振起新精神，日趨進步。因此結束黨治，不會使國民黨削弱，隻會使它加強起來。”
1945年1月 28日《新華日報》發表友穀的文章《是不是代用品呢?》，文章指出，一黨專政下的所謂國會和輿論是“代用品”：“法西斯國家中也有國會，有輿論，但國會和輿論都在法西斯的統治包辦之下——是代用品!中國人民為爭取民主而努力，所要的自然是真貨，不是代用品。把一黨專政化一下妝，當做民主的代用品，方法雖然巧妙，然而和人民的願望相去十萬八千裏。中國的人民都在睜著眼看：不要拿民主的代用品來欺騙我們啊!”
1944 年3月5日《新華日報》發表了鬱敏的文章《強大而民主》，文章指出，民主是真正強大的力量：“我們必須看出，民主本身就是一個力量。一切財富，一切國防的武器，隻有和民主結合在一起，才能算是真正強大的力量。…限製自由、鎮壓人民，完全是日德意法西斯的一脈真傳，無論如何貼金繪彩，也沒法讓吃過自由果實的人士，嚐出一點民主的甜味的。”
《新華日報》還發表文章，對那些反對民主、維護一黨專製的借口進行批駁。
大資產階級為了堅持“一黨專政”的私利，編造出一套謊言。如“他們說，民主政治是好的，但是我們的國民不好，不能實行。他們說，我國人民素來缺少教育和自治的訓練，如果貿然實行，就要產生不好的結果。所以現在實行民主政治是不可能的。他們以為中國實現民主政治，不是今天的事，而是若幹年以後的事，他們希望中國人民知識與教育程度提高到歐美資產階級民主國家那樣，再來實現民主政治。”（1939年2月25日《新華日報》社論《民主政治問題》）
針對這種反對民主政治維護獨裁統治的言論，毛澤東進行了有力駁斥。1944年7月，他在與美國朋友謝偉思等人的談話中指出：“我們的經驗證明，中國人民是了解民主和需要民主的，並不需要什麽長期體驗、教育或‘訓政’。中國農民不是傻瓜，他們是聰明的，像別人一樣關心自己的權力和利益。”（《黨史通訊》 1983年第21期）
針對“國情特殊“論，1944年5月17日《新華日報》發表《民主即科學》一文，文章指出真理不分國界，民主適宜一切國家。文章說：“科學為求真理，而真理是不分國界的……民主製度比不民主製度更好，這和機器工業比手工業生產更好一樣，在外國如此，在中國也如此。……卜凱教授說得好：‘民主方式即為科學方式，科學理論不分國界，對任何人皆可適用。’孫哲生先生也說：‘中國不能與世界分離，我們要與世界各國圖共存，必須適應世界環境與潮流。’”
針對“穩定壓倒一切“論，1946年5月17日《新華日報》發表社論：《誰使中國不能安定?》，文章批駁了“搞民主就會亂”的說法。文章指出：獨裁專製者自然希望“安定”，“但那並不是全中國的安定，並不是全中國人民的安定，而僅僅是他們坐在壓迫人民的寶座上的‘安定’。他們那個小集團可以統治全國、為所欲為的‘安定’。他們的‘安定’就是全中國人民的禍亂，因為他們的利益是與全中國的利益根本矛盾的。他們的統治‘安定’了，中國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老百姓就更會沒有飯吃、沒有衣穿、沒有事做、沒有書讀、沒有說話的自由、沒有走路的自由、沒有住家的自由。而且，他們所希望的他們少數人的‘安定’也不過是主觀幻想而已，老百姓太多了，他們殺不完，他們抓不完，他們關不完，因此他們就難於 ‘安定’。他們最恨共產黨，說什麽共產黨一天不消滅，他們就死不瞑目。他們大概認為是共產黨破壞了他們專製獨裁的‘美’夢。其實，就是沒有共產黨，他們的夢也是不能實現的。袁世凱時代，中國沒有共產黨，但是袁世凱的專製寶座還是沒有坐穩。滿清時代，中國更沒有共產黨，但是滿清皇帝的家天下也不能萬世不變。”
文章最後質問：“國民黨的論客們，你們說你們是真的希望全中國的安定嗎?那麽你們為什麽要東拉西扯，信口胡說，不敢把真正的亂之源說出來呢?中國人民早已知道什麽是撥亂反治的辦法了，那就是——
停止內戰!取消特務！廢止國民黨的一黨專政!”
（五）新聞自由是民主的基礎
1945 年3月31日《新華日報》發表《新聞自由——民主的基礎》，文章指出：“在中國，提起‘新聞自由’真是令人啼笑皆非。據統計，國民黨政府為管製報紙、通訊社、新聞記者及圖書雜誌出版事業、書店、印刷所和戲劇電影，頒布了二十九種特別法規。……在這種情況下，主張民主的中國報紙，就厄運重重，動輒得咎。”文章收集了許多材料，痛切呼籲新聞自由。
1、言論出版自由是民主政治的基本
“統製思想，以求安於一尊；箝製言論，以使莫敢予毒，這是中國過去專製時代的愚民政策，這是歐洲中古黑暗時代的現象，這是法西斯主義的辦法，這是促使文化的倒退，決不適於今日民主的世界，尤不適於必須力求進步的中國。”“所以我們的認識是……要想在戰後不愧為四強之一，……必先提高文化；提高文化，必須先有思想言論的自由” (三十三年六月二十九日成都《新中國日報》)。
“言論自由是人類一致要求的權利，……從社會文化的觀點上看，言論自由是人類社會進步必具的條件。” (同報，九月一日)。
“言論出版的自由，是民主政治的基本要件，沒有言論出版的自由便不可能有真正的民主”(三十三年九月二十三日昆明《雲南日報》)。
2、言論出版限製使人民愚昧和無知
“十數年來，因為檢查製度的樹立，使報紙的使命，未能充分達成；而在反映民意這一點，遺憾尤多，近年以來，……言論出版的限製加強，結果出版界的凋零，實為多年所未見；而報紙之所提供於國人的，幾於全國一致、千篇一律!”“我們認為這種現象是應該加以改良的，……一個國家社會的進步，全在文化的提高；而文化的提高，一在教育普及，二在出版事業興盛。我們對於有益可能的出版，如果過事‘謹慎’，勢將使出版事業趨於萎縮，而人民的精神食糧也感缺乏；終極的結果，使演成人民的無識和不知。以無識和不知的人民，固不足以言抗戰，更不足以談建國”(三十三年四月廿二日昆明《正義報》)。
3、是民主還是獨裁就看有無言論自由
“通訊與言論自由，乃是民主自由的基本要素。若沒有這種自由，則失去說話自由權的個人，必同時失去其他自由，自由既喪失，那就與奴隸無異，不能算是國民。一個國家，如果其所統治的人民沒有起碼的說話自由，則其統治必屬獨裁。而以現時術語稱之，則為法西斯的專製，斷乎不能是民主。所以爭取言論和通訊的自由正就是爭取民主的先著”。 (三十三年六月十五日成都《華西日報》)。
4、要以堅毅精神爭取實現民主政治
“新聞自由，是民主的標幟；沒有新聞自由，便沒有真正的民主。反之，民主自由是新聞自由的基礎，沒有政治的民主而要得到真正的新聞自由，決不可能。”(三十四年二月二日《華西日報》)。
“一個國家的前途發展或停滯，向前或落後，繁榮或衰落，最好的測驗器是這一個國家的報紙能不能、敢不敢代表輿論，這也是說明了這個國家是為人民所統治、是為人民謀幸福，或是為少數人所統治、為少數人爭權利。”“就報紙而論，國內外消息由一個機構發出，凡是對某一方麵感覺不快或者不方便的，永遠不會讓人民知道。……於是所有的報紙圖書雜誌，盡管種類不同、名目不同、地點不同，內容都舉一可以反三，全部相同。這不但浪費人力財力，其結果也會使人民的腦子一型化、僵化便化。”(吳晗，三十年一月十四日昆明《自由論壇》)。
5、不做懦夫，不做奴才，使報紙為民主服務
“目前的事實，是報紙和輿論分了家，輿論被埋沒在每一個人民的胸坎中，報紙雜誌離開了現實，背叛了人民，孤零零地掛在半空中，不上不下，不進不退，不左不右，不死不活，隻作為這時代的一個應有的點綴品罷了。”“與世無爭，與人無爭，是懦夫的行為；受辱不爭，受害不爭，是比懦夫更下一等的奴才行徑；我們是懦夫、還是奴才?我們在這樣一個時代，被侵略被壓迫的時代，要解放自己，要解放國家，應該先以鏟除這不爭的惡性開始。我們要建設真正的民主政治、自由世界應從報紙能盡自己的責任、替人民服務、用公正的輿論來監督政府指導政府開始。”“報紙與輿論的合一，應該是當前最迫切的人民的要求!”(吳晗，昆明《自由論壇》三十四年一月十四日。)
1945年9月1日《新華日報》發表時評《為筆的解放而鬥爭——“九一”記者節所感》
在抗戰勝利中紀念“記者節”，每個新聞從業員都感到一點光榮，但是在光榮背後，對於戴著重重枷鎖而奮鬥過來的新聞記者，每個人也都有一份悲憤和羞慚。悲憤的是我們“文章報國”的誌願和力量，在這長期的神聖抗戰中因為這種不合理製度而打了一個七折八扣，有消息不能報導，有意見不能發表，每天做應聲蟲，發公式稿，替人圓謊，代人受罪，在老百姓中間造成了“報紙上的話靠不住”的印象，圓謊八年，把中國新聞事業的聲譽和地位作踐無餘；而使我們羞慚的是在這麽長的年月中，中國新聞記者竟默認了這種不合理的製度，不僅不能用集體的力量來打碎這種銬在手上的鏈子，掙脫縛在喉間的繩索，居然有不少自稱新聞記者的人為這種製度辯護，用國情不同之類的話來替這種製度開脫，甚至有人由新聞記者搖身一變而為檢查官，用剪刀和紅墨水來強奸人民的公意。
今天是什麽日子?不是束縛人民言論自由的法西斯虐政業已打倒、四大自由列為憲草?不是戈培爾已經在播音機前麵死掉了?
今天，應該是中國新聞記者起來洗刷羞辱的時候了。在今年的九一記者節還要寫《為筆的解放而鬥爭》的文章，應該已經是一個天大的諷刺了。
1946年1月11日《新華日報》發表了陸定一的文章：《報紙應革除專製主義者不許人民說話和造謠欺騙人民的歪風》
世界上為什麽會產生現代的報紙?這是因為人民大眾要求知道真實的消息。現代報紙是資本主義社會的產物，幾乎是同民主主義的思想同時產生出來的。專製主義者不要人民聰明懂事，隻要人民蠢如鹿豕，所以他是很不喜歡現代報紙的。新專製主義者，即法西斯主義者，他們比其先輩，就更高明些了。戈培爾的原則，就是把所有報紙、雜誌、廣播、電影等完全統製起來，一致造謠，使人民目中所見，耳中所聞，全是法西斯的謠言，毫無例外。到了戈培爾手裏，報紙發生了與其原意相反的變化，謠言代替了真實的消息，人民看了這種報紙，不但不會聰明起來，而且反會越來越湖塗。看德國，不是有成千成萬人替希特勒去當炮灰麽。
所以，有兩種報紙。一種是人民大眾的報紙，告訴人民以真實的消息，啟發人民民主的思想，叫人民聰明起來。另一種是新專製主義者的報紙，告訴人民以謠言，閉塞人民的思想，使人民變得愚蠢。前者，對於社會，對於國家民族，是有好處的，沒有它，所謂文明，是不能設想的。後者，則與此相反，它對於社會，對於人類，對於國家民族，是一種毒藥，是殺人不見血的鋼刀。
所以，也有兩種記者。一種記者是為人民服務的，他把人民大眾所必須知道的消息，告訴人民大眾，把人民大眾的意見，提出來作為輿論。另一種記者，是為專製主義者服務的，其任務就是造謠，造謠，再造謠。
中國有少數人，集合新舊專製主義者的大成，他們一麵辦報造謠，一麵又禁止另一些報紙透露真實消息。他們很怕真正的記者，因為他們有不可告人之隱，所以喜歡鬼鬼祟祟，喜歡人不知鬼不覺，如果有人知道他幹的什麽，公開發表出來，或者說，把他所要幹的事老老實實地“暴露”出來，那他就會大怒，跟著就會不擇手段。把外國記者放上黑名單，時時刻刻以有形無形的手段恐嚇著中國記者，叫他們“小心!小心!”就是這種手段的舉例。
記者是應該 “小心”的。但他們的“小心”，不應用來服侍專製主義者，而應用來服務於人民，當人民的勤務員。人民是記者們最尊貴的主人。如果為這樣的尊貴的主人服務，當然應該自覺的“小心”。這種“小心”，不是不許發表真實消息，恰恰相反，是要竭盡一切可能，使消息能夠十分真實，使言論能夠真正代表人民的意思。
除了上述反對專製獨裁爭取民主自由的思想外，中國共產黨的媒體還強調“要實現民主，必須有一部人民的憲法”、“自由結社，是人民的基本權力”等等。可見，中共在延安時期的民主思想是非常豐富的。
中共反對專製獨裁的言論和對民主政治的大力提倡，傳播了民主政治觀念，促進了人們的民主政治覺悟，推動了這一時期中國民主運動的發展。中共追求民主自由的延安精神，曾經激勵了無數中華兒女為中國的自由民主而奮鬥。這種精神對今天中國的民主發展仍具有重要的推動作用。
中共中央在延安時期，高舉民主政治大旗，堅決反對蔣介石專製獨裁統治，努力探索中國民主政治發展的道路，產生了豐富的民主政治思想。
1937 年5月3日，毛澤東在延安召開的中共全國代表會議上作了題為《中國共產黨在抗日時期的任務》的報告。報告共分3個部分：“民族矛盾和國內矛盾的目前發展階段”；“為民主和自由而鬥爭”；“我們的領導責任”。在第二部分，毛澤東提出了實現“民主”的兩項具體目標：
一是“將政治製度上國民黨一黨派一階級的反動獨裁政體，改變為各黨派各階級合作的民主政體。這方麵，應從改變國民大會的選舉和召集上違反民主的辦法，實行民主的選舉和保證大會的自由開會做起，直到製定真正的民主憲法，召集真正的民主國會，選舉真正的民主政府，執行真正的民主政策為止。……（要）嚴厲地批判當權的國民黨，推動和督促國民黨放棄其一黨派一階級的獨裁，而執行人民的意見。今年的幾個月內，全國必須發起一個廣大的民主運動，這運動的當前目標，應當放在國民大會和憲法的民主化的完成上。”
二是爭取“人民的言論、集會、結社自由。沒有這種自由，就不能實現政治製度的民主改革，就不能動員人民進入抗戰，取得保衛祖國和收複失地的勝利。當前幾個月內，全國人民的民主運動，必須爭取這一任務的某種最低限度的完成，釋放政治犯、開放黨禁等等，都包括在內。” （《毛澤東選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56-257頁。）
毛澤東的這個報告，正式拉開了中共延安時期反專製爭民主鬥爭的大幕，樹起了反專製爭民主的延安精神的大旗。
中共反專製爭民主的基本思想：
（一）主權在民是民主國家的基本特征
中國共產黨以《新華日報》《解放日報》為主，大力傳播民主的價值和民主的正義性，強調判斷一個國家是不是民主國家，最基本的標準是看這個國家是否主權在民。
1944 年2月2日《新華日報》發表社論——《論 選舉權》，文章指出，公民有否選舉權，是評判一個國家是否民主的主要的標準，真正的民主國家，人民都享有普選權：“選舉權是一個民主國家的人民所必須享有的最低限度的、起碼的政治權利。民主國家，主權在民；人民是主人翁，官吏是公仆，代議士是人民的代表……如果人民沒有選舉權，不能選舉官吏和代議士，則這個國家決不是民主國家，決不是民治國家……凡是真正的民主國家，就必須讓人民享有選舉權。”文章指出，選舉必須是真正的普選製：“不僅選舉權要‘普通’、 ‘平等’。而且被選舉權也要‘普通’、‘平等’；不僅人民都要享有同等的選舉權，而且人民都要享有同等的被選舉權。除了‘精神缺陷’或‘被法院判處褫奪公權’ 的人們，以及外，任何人的被選舉權都不應該被限製、被剝奪。不僅不應該以資產多寡、地位高下、權力大小為標準，而且也不該以學問優劣、知識多少為標準。唯一的標準就是能不能代表人民的意思和利害，是不是為人民所擁護，因而也就隻有讓人民自己去選擇。如果事先限定一種被選舉的資格，甚或由官方提出一定的候選人，那麽縱使選舉權沒有被限製，也不過把選民做投票的工具罷了。”
1945年9月27日《新華日報》發表社論——《民主的正軌：毫無保留條件地還政於民》，文章再次強調民主國家主權在民的原則。文章指出：“一個民主國家，主權應該在人民手中，這是天經地義的事；如果一個號稱民主的國家，而主權不在人民手中，這決不是正軌，隻能算是變態，就不是民主國家。什麽是主權在民?依照孫中山先生的民權主義，是人民對政府有選舉權和罷免權，對政製法律有創製和複決之權。隻有人民真正得到了這四種權，才算具備了民主國的基本條件；如果這種權不在人民手中，也就是說這個條件若不存在，就不算完成了這個國家的民主建設。因此，建設一個國家的民主，第一個標誌，第一個步驟，就是把上述四權交給人民，不作一絲一毫的保留；政府的負責官員，由人民來選舉，從人民中間產生；政府的大政方針、政令法律，由人民來決定，由人民來創製；政府官員的失職或政策法律行不通，是違反人民的利益的，人民就可以罷免他或撤廢它。一個國家是不是實現了民主，執政當局是不是有誠意實現民主，就看他是不是把人民應有的權利，毫不保留地交給人民；並且對於人民實行這幾種權利，是不是毫無保留地加以尊重。”
《新華日報》還發表了許多文章，介紹英美國家的民主精神和民主製度。
1943年9月12日《新華日報》發表了鍾穎的文章《美國人民的理想與民主精神》：
美國人民認為任何形式的政府，它的行為均不能超出保障人民的天賦權益的範圍……假如一旦有了如社會救濟、勞工關係及國家防禦等問題的發生，全國各地選出來的代表就都在國會中發表他們正麵或反麵的意見甚至於對政府提出嚴厲的批評。沒有一個人能夠不讓別人發表意見：“看上帝份上，請讓我們聽到問題的兩方麵吧” （傑弗遜語）。但就因了這樣，許多法西斯分子又把這件作為民主國家行動遲緩來反對民主國家了，羅斯福前年三月的一段話對於這些法西斯分子是一個很好的回答：“是的，我們民主國家的決定，也許產生很遲，但當決定產生時，它就不是以任何個人的聲音來宣告而是以一億三千萬人的聲音來宣告。”請記住美國是一億三千萬人不是一個人。
這樣，美國人當然更要有言論和出版自由來表達他們的意見的權利，首先憲法上就規定了他們的這種權利，並且還規定了國會不得剝奪人民的這種權利（遵檢）。這正是衡量一個國家民主製度的尺度，社會輿論雖然並不就等於行政措施，但政府對於社會輿論的重視，在他們采取行動的時候是有著決定的意義的。……國務院聽取這些意見以後，就以縝密的整理方法對這些加以檢討或采納。
為了使人民能夠經常明了政府的措施，羅斯福總統從1933年又恢複了招待新聞記者會議的辦法。記者招待會和普通會議不同，總統出席的目的是在盡可能詳細的回答記者們所提出來的問題。一個國家的總統，隨時出席和記者們談論並準備答複記者們所提出來的問題，不能不說是民主國家的特有的風格。在美國人民的心目中，政黨的作用是在為人民謀福利，和表達他們的意見與實行他們的主張，任何政黨要想獲得勝利隻有用自己的足以代表人民的行動來爭取。
1944年3月30日《新華日報》發表《論英美的民主精神》的文章，介紹了王雲五訪英回國後關於《實施憲政先決條件》的演講內容。
《新華日報》的這篇文章通過王雲五的演講介紹說：英國憲政的基礎有三：
一是地方有自治權。“民主國家的民主基礎是自下而上的，是由人民有權參與政事然後鞏固起來的。因此可知，離開人民的民權，不從下做起，是不能造出鞏固的憲政基礎的；若反其道而行之，至多也不過是造些空中樓閣而已。”
二是“平等”。“一則武斷的權力絕對不允許存在。換言之，即人民非依法定手續、經普通法院的審判後，不得受罰。二則……人人在法律之前，一律平等。政府官吏，無論以私人資格或執行公務之資格，苟有違法越權的行為，將一律與人民受同樣的普通法院之管轄，與同樣的普通法律所製裁。”
三是“自由”，“人民的基本自由極受尊重。英國人的普遍見解，以為民治的憲政能否達到目的，在乎人民之是否有權選舉其欲選舉之人以組織政府，並得以和平手段變更其所反對的政府。然欲達上述之目的，則人民須能自由批評其政府，自由集會討論政治，並能避免政府的非法逮捕與拘禁。因此他們視言論、集會、身體的自由為憲政上人民必要的基本自由。沒有這些自由，民治的憲政是不能成功的。”
文章最後滿懷信心地說：“民主的潮流正在洶湧，現在是民權的時代，人民應有言論、出版、集會、結社和身體的自由是真理，實現民主政治是真理，真理是要勝利的，所以高舉民主的大旗奮鬥著的世界和中國人民是一定要勝利的。”
從以上言論可以看出，中國共產黨的媒體對民主國家的基本特征的認識是非常清楚的，這是延安精神的思想基礎，是中共在抗戰時期領導民主運動的理論根源。
（二）中國人要學習美國的民主理念和民主精神
中國共產黨非常崇尚美國民主，毛澤東要求“每一個在中國的美國士兵都應當成為民主的活廣告。他應當對他遇到的每一個中國人談論民主。美國官員應當對中國官員談論民主。”（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等編《黨史通訊》1983年第20-21期《1944年毛澤東與謝偉思等人的談話》）毛澤東強調中國人尊重美國人的民主理念，鮮明地提出：“我們並不害怕民主的美國影響，我們歡迎它。”（同上）
中國共產黨大張旗鼓地介紹和宣傳美國的民主理念和民主精神。《新華日報》這方麵的文章很多。
7月4日是美國的國慶日，每年的這一天，《新華日報》都要發表文章紀念。
1943年7月4日《新華日報》發表的紀念文章之一《民主頌——獻給美國的獨立紀念日》，以詩一般的語言歌頌民主的美國：
每年這一天，世界上每個善良而誠實的人都會感到喜悅和光榮；自從世界上誕生了這個新的國家之後，民主和科學才在自由的新世界裏種下了根基。一百六十七年，每天每夜，從地球最黑暗的角落也可以望到自由神手裏的火炬的光芒，——它使一切受難的人感到溫暖，覺得這世界還有希望。從年幼的時候起，我們就覺得美國是個特別可親的國家。我們相信，這該不單因為她沒有強占過中國的土地，她也沒對中國發動過侵略性的戰爭；更基本地說，中國人對美國的好感，是發源於從美國國民性中發散出來的民主的風度，博大的心懷。在中國，每個小學生都知道華盛頓的誠實，每個中學生都知道林肯的公正與怛惻（dace），傑弗遜的博大與真誠。這些光輝的名字，在我們國土上已經是一切美德的象征。他們所代表的，也早已經不止是一個國家、一個民族的榮譽了。瑪克吐溫、惠特曼、愛瑪生教育了我們這一代。是他們使年青的東方人知道了人的尊嚴，自由的寶貴；也是他們，在我們沒有民主傳統的精神領域裏，築起了在今天使我們可以有效地抗拒了法西斯思想的長城。這一切以心傳心的精神道德上的寄與，是不能用數字和價值來計算的。中國人感謝著“美麥”，感謝著“庚款”，感謝抗戰以來的一切一切的寄贈與援助；但是，在這一切之前，之上，美國在民主政治上對落後的中國做了一個示範的先驅，教育了中國人學習華盛頓、學習林肯，學習傑弗遜，使我們懂得了建立一個民主自由的中國需要大膽、公正、誠實。……我們相信，這才是使中美兩大民族不論在戰時，在戰後，一定能夠永遠地親密合作的最基本的成因。
我們離得很遠。百十年來，我們之間接觸著的也還不過是我們兩大民族間的極少數極特殊的一部。但，我們堅信，太平洋是不會阻隔我們人民與人民間的交誼的。在患難中，我們的心向往著西方。而在不遠的將來，當我們同心協力，消滅了法西斯蒂的暴力之後，為著要在戰爭上建立了一個現代化的中國，在科學的領域裏更有待於盟邦的援助。在過去，民主潤澤了我們的心；在今後，科學將會增長我們的力。
讓民主與科學成為結合中美兩大民族的紐帶，光榮將永遠屬於公正、誠實的民族與人民。
1944年7月4日《新華日報》發表社論：《美國國慶日——自由民主的偉大鬥爭節日》。
社論指出：“今天是美國國慶日。1776年7月4日，美國人民在華盛頓、傑佛遜等民主主義偉大先驅的領導下，宣布了民族的獨立。”
社論指出：“民主的美國已經有了它的同伴，孫中山的事業已經有了它的繼承者，這就是中國共產黨和其他民主的勢力。我們共產黨人現在所進行的工作，乃是華盛頓、傑佛遜、林肯等早已在美國進行過了的工作，它一定會得到而且已經得到民主的美國的同情。美國正在用大力援助中國的抗日戰爭與民主運動，這是我們所感激的。在慶祝美國國慶的今天，我們相信，與華盛頓、傑佛遜、林肯等過去的工作一樣，與羅斯福、華萊士現在的工作一樣，我們的奮鬥隻能得到一個結果——勝利。我們一定能團結中國一切抗日與民主的力量，配合同盟國，驅逐日本帝國主義出中國。”
文章最後高呼：“七月四日萬歲!民主的美國萬歲!中國的獨立戰爭和民主運動萬歲!打倒日本帝國主義!”
1945年7月4日《新華日報》發表社論：《象征民主自由的日子》
社論評論說：“今天是美國的獨立紀念日，這是一個自由和民主的象征的日子，這是一個由人民的力量在世界上建立第一個共和國的日子。它的光輝不僅照耀著新大陸和舊大陸，而且照耀著幾個世紀，直到今天，美國還是民主世界中最年青的向上的國家之一。”
“七月四日”，這日子代表著一個什麽意義，包含著一種什麽內容，美國人是不會忘記的。對於我們中國人民——一個正在以血肉爭取民族獨立和民主自由的民族——來說，也同樣是值得體驗、值得認識而且學習的。
文章指出：“年青的民主的美國，曾經產生過華盛頓、傑弗遜、林肯、威爾遜，也產生過在這一次世界大戰中領導反法西斯戰爭的民主領袖羅斯福。這些偉大的公民們有一個傳統的特點，就是民主，就是為多數的人民爭取自由和民主。美國現在是反法西斯戰爭中聯合國四大主要國之一，擔負了徹底消滅法西斯、消滅侵略、建立世界永久和平安全的重大責任，從美國的革命曆史，從美國人民愛好民主自由的傳統精神，從美國人民的真正利益，我們深信美國將繼續羅斯福的民主政策，不會忽視世界各處，尤其是中國人民的聲音，人民的要求。”
每逢華盛頓、傑弗遜、林肯的誕生日，《新華日報》也往往發表紀念文章。1945年4月13日《新華日報》發表社論《紀念傑斐遜先生》：
“今天，四月十三日，是盟邦美國開國元勳傑斐遜先生的誕生二百零二年的紀念日。他是美國《獨立宣言》的起草人，《權利法案》的倡導者，他以對人民的無比的信心與堅決的態度，在這新世界上的新國家中奠定了民主政治的基礎。”文章指出：《獨立宣言》和《權利法案》，已“成為美利堅合眾國的民主政治的根深蒂固的基礎，到今天，在民主潮流的洶湧奔流的時候，也就成為整個民主世界的基本觀念了。人有天賦的人權，人的自由與尊嚴不該為不正勢力所侵犯與褻瀆，人民是政府的主人而不是奴隸，……這從十八世紀以來，應該早已經是全人類共知公認的常識了。可是，在今天，在二十世紀的五十年代，世界上還有根本不承認人民權利的法西斯蒂，還有企圖用不正暴力來強使人民屈服的暴君魔鬼，還有想用一切醜惡卑劣的方法來箝製人民自由、剝奪人民權利的‘法規’，‘條例’，‘體製’；還有想用‘民主’的外衣來掩藏法西斯本體的魔術家和騙子，那麽我們在今天這個民主先鋒的誕生的日子，就格外覺得自己的責任的重大，也就格外覺得傑斐遜先生精神的崇高與偉大了。”
傑斐遜的民主精神孕育了兩個世紀以來的美國民主政治，傑斐遜的民主精神也推進和教育了整個人類的曆史行進。……現在，也隻有集合全世界愛好自由的人民全體的力量來奮鬥，才能‘懷著信心瞻望將來，讓全世界所有各國人民，都可以自由生活，不受暴政摧殘，而憑他們多種多樣的願望和自由的良心而生活’(德黑蘭宣言)。”
從以上言論可以看出，中國共產黨對西方先進的的民主製度和民主精神是積極宣傳和學習的，這反映出中國共產黨是順應浩浩蕩蕩的世界民主大潮的，代表了中國先進文化的前進方向！
（三）中國的根本問題是缺乏民主，共產黨的任務是建立民主國家
中國共產黨對中國缺乏民主的國情看的非常清楚，1944年6月12日毛澤東在答中外記者團時指出：“中國是有缺點，而且是很大的缺點，這種缺點，一言以蔽之，就是缺乏民主。”（《“中國的缺點就是缺乏民主，應在所有領域貫徹民主”——1944年6月12日毛澤東答中外記者團》，1944年6月13日《解放日報》）
1944年3月12日，周恩來在延安各界紀念孫中山先生逝世19周年大會上發表演說，也強調中國沒有民主。他說： “我們今天紀念孫中山先生，講到他的遺囑，真是無限感慨。遺囑中說，國民革命的目的，在求中國之自由平等。我們知道，要達到這個目的，就必須對外獨立，對內民主。可是孫先生已經逝世19年了，這個目的，還沒達到。抗戰本是求民族獨立的，但時間快近7年，全國離反攻的真正準備還遠。民國本是應該實行民主的，但國民黨執政已經18年了，至今還沒實行民主。這不能不說是國家最大的損失。” （周恩來：《“人民真有發言權的國家才是真民國”——在延安各界紀念孫中山先生逝世十九周年大會演說詞》，1944年3月12日）
那麽，中共領袖認為在中國如何才能實現民主呢？周恩來提出了三個先決條件：“我們認為最重要的先決條件有三個：一是保障人民的民主自由；二是開放黨禁；三是實行地方自治。人民的自由和權利很多，但目前全國人民最迫切需要的自由，是人身居住的自由，是集會結社的自由，是言論出版的自由。人民的住宅隨時可受非法搜查，人民的身體隨時可被非法逮捕，被秘密刑訊，被秘密處死，或被強迫集訓，人民集會結社的自由是被禁止，人民的言論出版受著極端的限製和檢查，這如何能保障人民有討論憲政發表主張的自由呢?孫中山先生曾說過：‘現在中國號稱民國，要名符其實，必要這個國家真是以人民為主，要人民都能夠講話的，確是有發言權。這個情形，才是真民國。如果不然，就是假民國’(孫中山：《國民會議足以解決中國內亂》)。開放黨禁，就是要承認各抗日黨派在全國的合法地位，合法就是不要把各黨派看做‘奸黨’‘異黨’，不要限製與禁止他們一切不超出抗日民主範圍的活動，不要時時企圖消滅他們。有了前兩條的民主，地方自治才能真正實行。”（同上）
劉少奇指出，共產黨及其軍隊“永遠不會忘記革命的任務是爭取中國的獨立自主與人民的民主自由”，因此，“凡是八路軍、新四軍所到之區域，隻要可能的話，就不能不建立抗日民主政權，不能不實行三民主義的政治，不能不建立抗日各階級的統一戰線政權”。如果不建立這種抗日民主政權，就不能贏得抗戰的最後勝利。他說：“有人說：共產黨要奪取政權，要建立共產黨的‘一黨專政’。這是一種惡意的造謠與汙蔑。共產黨反對國民黨的‘一黨專政’，但並不要建立共產黨的‘一黨專政’。共產黨和八路軍、新四軍作為民主的勢力，願意為大多數人民、為老百姓服務，為抗日各階級聯合的民主政權而奮鬥。這種政權，不是一黨一派一人所得而私的。”劉少奇強調，“共產黨除了人民的利益與目的外，沒有其他的利益與目的。”所以，敵後抗日民主政權， “隻要一有可能，當人民的組織已有相當的程度，人民能夠選擇自己所願意的人來管理自己事情的時候，共產黨和八路軍、新四軍就毫無保留地還政於民，將政權全部交給人民所選舉的政府來管理。”（《劉少奇選集》上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72—176頁。）
一黨專政是反民主的，中國共產黨的任務是建立民主國家，決不會“建立共產黨的‘一黨專政’”——這是劉少奇代表中國共產黨向中國人民發出的莊嚴的曆史承諾！
我要添加評論 | 我要發起新話題
引用
[推薦] 炒匯學習套餐: 免費帳號+教材+專人輔導。免費獲得！
Crossing
有房有車(十三級)
用戶數字ID 204847
精華 39
積分 14184
帖子 1387
閱讀權限 50
注冊 2007-2-24
#2發表於 2008-4-12 08:55 作者個人文集 作者資料 開通我的空間 給我發悄悄話
字體：小 中 大
續
本文由 Crossing 在 2008-4-12 08:55 發表於: .美國 ( .com )
（四）要實現民主，必須結束一黨專製
獨裁專製是和民主自由相背的，要實現民主，必須結束一黨專製。這是中共媒體反複強調的的一個基本思想。
1941 年10月28日《解放日報》發表文章《結束一黨治國才有民主可言》（標題為編者所加），文章指出，一黨專製是民主的死敵，黨派隻有競爭才能生存： “目前推行民主政治，主要關鍵在於結束一黨治國。……因為此問題一日不解決，則國事勢必包攬於一黨之手；才智之士，無從引進；良好建議，不能實行。因而所謂民主，無論搬出何種花樣，隻是空有其名而已。唯有黨治結束之後，全國人才，才能悉力從公，施展其抱負；而各黨派人士亦得彼此觀摩，相互砥礪，共求進步，發揮政治上最大的效果。有人說，國民黨有功民國，不可結束黨治，使之削弱。不知國民黨今日的弱點，都是在獨攬政權之下形成的。當其他黨派起來競爭時，國民黨隻有更加奮勉、添加新血液、振起新精神，日趨進步。因此結束黨治，不會使國民黨削弱，隻會使它加強起來。”
1945年1月 28日《新華日報》發表友穀的文章《是不是代用品呢?》，文章指出，一黨專政下的所謂國會和輿論是“代用品”：“法西斯國家中也有國會，有輿論，但國會和輿論都在法西斯的統治包辦之下——是代用品!中國人民為爭取民主而努力，所要的自然是真貨，不是代用品。把一黨專政化一下妝，當做民主的代用品，方法雖然巧妙，然而和人民的願望相去十萬八千裏。中國的人民都在睜著眼看：不要拿民主的代用品來欺騙我們啊!”
1944 年3月5日《新華日報》發表了鬱敏的文章《強大而民主》，文章指出，民主是真正強大的力量：“我們必須看出，民主本身就是一個力量。一切財富，一切國防的武器，隻有和民主結合在一起，才能算是真正強大的力量。…限製自由、鎮壓人民，完全是日德意法西斯的一脈真傳，無論如何貼金繪彩，也沒法讓吃過自由果實的人士，嚐出一點民主的甜味的。”
《新華日報》還發表文章，對那些反對民主、維護一黨專製的借口進行批駁。
大資產階級為了堅持“一黨專政”的私利，編造出一套謊言。如“他們說，民主政治是好的，但是我們的國民不好，不能實行。他們說，我國人民素來缺少教育和自治的訓練，如果貿然實行，就要產生不好的結果。所以現在實行民主政治是不可能的。他們以為中國實現民主政治，不是今天的事，而是若幹年以後的事，他們希望中國人民知識與教育程度提高到歐美資產階級民主國家那樣，再來實現民主政治。”（1939年2月25日《新華日報》社論《民主政治問題》）
針對這種反對民主政治維護獨裁統治的言論，毛澤東進行了有力駁斥。1944年7月，他在與美國朋友謝偉思等人的談話中指出：“我們的經驗證明，中國人民是了解民主和需要民主的，並不需要什麽長期體驗、教育或‘訓政’。中國農民不是傻瓜，他們是聰明的，像別人一樣關心自己的權力和利益。”（《黨史通訊》 1983年第21期）
針對“國情特殊“論，1944年5月17日《新華日報》發表《民主即科學》一文，文章指出真理不分國界，民主適宜一切國家。文章說：“科學為求真理，而真理是不分國界的……民主製度比不民主製度更好，這和機器工業比手工業生產更好一樣，在外國如此，在中國也如此。……卜凱教授說得好：‘民主方式即為科學方式，科學理論不分國界，對任何人皆可適用。’孫哲生先生也說：‘中國不能與世界分離，我們要與世界各國圖共存，必須適應世界環境與潮流。’”
針對“穩定壓倒一切“論，1946年5月17日《新華日報》發表社論：《誰使中國不能安定?》，文章批駁了“搞民主就會亂”的說法。文章指出：獨裁專製者自然希望“安定”，“但那並不是全中國的安定，並不是全中國人民的安定，而僅僅是他們坐在壓迫人民的寶座上的‘安定’。他們那個小集團可以統治全國、為所欲為的‘安定’。他們的‘安定’就是全中國人民的禍亂，因為他們的利益是與全中國的利益根本矛盾的。他們的統治‘安定’了，中國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老百姓就更會沒有飯吃、沒有衣穿、沒有事做、沒有書讀、沒有說話的自由、沒有走路的自由、沒有住家的自由。而且，他們所希望的他們少數人的‘安定’也不過是主觀幻想而已，老百姓太多了，他們殺不完，他們抓不完，他們關不完，因此他們就難於 ‘安定’。他們最恨共產黨，說什麽共產黨一天不消滅，他們就死不瞑目。他們大概認為是共產黨破壞了他們專製獨裁的‘美’夢。其實，就是沒有共產黨，他們的夢也是不能實現的。袁世凱時代，中國沒有共產黨，但是袁世凱的專製寶座還是沒有坐穩。滿清時代，中國更沒有共產黨，但是滿清皇帝的家天下也不能萬世不變。”
文章最後質問：“國民黨的論客們，你們說你們是真的希望全中國的安定嗎?那麽你們為什麽要東拉西扯，信口胡說，不敢把真正的亂之源說出來呢?中國人民早已知道什麽是撥亂反治的辦法了，那就是——
停止內戰!取消特務！廢止國民黨的一黨專政!”
（五）新聞自由是民主的基礎
1945 年3月31日《新華日報》發表《新聞自由——民主的基礎》，文章指出：“在中國，提起‘新聞自由’真是令人啼笑皆非。據統計，國民黨政府為管製報紙、通訊社、新聞記者及圖書雜誌出版事業、書店、印刷所和戲劇電影，頒布了二十九種特別法規。……在這種情況下，主張民主的中國報紙，就厄運重重，動輒得咎。”文章收集了許多材料，痛切呼籲新聞自由。
1、言論出版自由是民主政治的基本
“統製思想，以求安於一尊；箝製言論，以使莫敢予毒，這是中國過去專製時代的愚民政策，這是歐洲中古黑暗時代的現象，這是法西斯主義的辦法，這是促使文化的倒退，決不適於今日民主的世界，尤不適於必須力求進步的中國。”“所以我們的認識是……要想在戰後不愧為四強之一，……必先提高文化；提高文化，必須先有思想言論的自由” (三十三年六月二十九日成都《新中國日報》)。
“言論自由是人類一致要求的權利，……從社會文化的觀點上看，言論自由是人類社會進步必具的條件。” (同報，九月一日)。
“言論出版的自由，是民主政治的基本要件，沒有言論出版的自由便不可能有真正的民主”(三十三年九月二十三日昆明《雲南日報》)。
2、言論出版限製使人民愚昧和無知
“十數年來，因為檢查製度的樹立，使報紙的使命，未能充分達成；而在反映民意這一點，遺憾尤多，近年以來，……言論出版的限製加強，結果出版界的凋零，實為多年所未見；而報紙之所提供於國人的，幾於全國一致、千篇一律!”“我們認為這種現象是應該加以改良的，……一個國家社會的進步，全在文化的提高；而文化的提高，一在教育普及，二在出版事業興盛。我們對於有益可能的出版，如果過事‘謹慎’，勢將使出版事業趨於萎縮，而人民的精神食糧也感缺乏；終極的結果，使演成人民的無識和不知。以無識和不知的人民，固不足以言抗戰，更不足以談建國”(三十三年四月廿二日昆明《正義報》)。
3、是民主還是獨裁就看有無言論自由
“通訊與言論自由，乃是民主自由的基本要素。若沒有這種自由，則失去說話自由權的個人，必同時失去其他自由，自由既喪失，那就與奴隸無異，不能算是國民。一個國家，如果其所統治的人民沒有起碼的說話自由，則其統治必屬獨裁。而以現時術語稱之，則為法西斯的專製，斷乎不能是民主。所以爭取言論和通訊的自由正就是爭取民主的先著”。 (三十三年六月十五日成都《華西日報》)。
4、要以堅毅精神爭取實現民主政治
“新聞自由，是民主的標幟；沒有新聞自由，便沒有真正的民主。反之，民主自由是新聞自由的基礎，沒有政治的民主而要得到真正的新聞自由，決不可能。”(三十四年二月二日《華西日報》)。
“一個國家的前途發展或停滯，向前或落後，繁榮或衰落，最好的測驗器是這一個國家的報紙能不能、敢不敢代表輿論，這也是說明了這個國家是為人民所統治、是為人民謀幸福，或是為少數人所統治、為少數人爭權利。”“就報紙而論，國內外消息由一個機構發出，凡是對某一方麵感覺不快或者不方便的，永遠不會讓人民知道。……於是所有的報紙圖書雜誌，盡管種類不同、名目不同、地點不同，內容都舉一可以反三，全部相同。這不但浪費人力財力，其結果也會使人民的腦子一型化、僵化便化。”(吳晗，三十年一月十四日昆明《自由論壇》)。
5、不做懦夫，不做奴才，使報紙為民主服務
“目前的事實，是報紙和輿論分了家，輿論被埋沒在每一個人民的胸坎中，報紙雜誌離開了現實，背叛了人民，孤零零地掛在半空中，不上不下，不進不退，不左不右，不死不活，隻作為這時代的一個應有的點綴品罷了。”“與世無爭，與人無爭，是懦夫的行為；受辱不爭，受害不爭，是比懦夫更下一等的奴才行徑；我們是懦夫、還是奴才?我們在這樣一個時代，被侵略被壓迫的時代，要解放自己，要解放國家，應該先以鏟除這不爭的惡性開始。我們要建設真正的民主政治、自由世界應從報紙能盡自己的責任、替人民服務、用公正的輿論來監督政府指導政府開始。”“報紙與輿論的合一，應該是當前最迫切的人民的要求!”(吳晗，昆明《自由論壇》三十四年一月十四日。)
1945年9月1日《新華日報》發表時評《為筆的解放而鬥爭——“九一”記者節所感》
在抗戰勝利中紀念“記者節”，每個新聞從業員都感到一點光榮，但是在光榮背後，對於戴著重重枷鎖而奮鬥過來的新聞記者，每個人也都有一份悲憤和羞慚。悲憤的是我們“文章報國”的誌願和力量，在這長期的神聖抗戰中因為這種不合理製度而打了一個七折八扣，有消息不能報導，有意見不能發表，每天做應聲蟲，發公式稿，替人圓謊，代人受罪，在老百姓中間造成了“報紙上的話靠不住”的印象，圓謊八年，把中國新聞事業的聲譽和地位作踐無餘；而使我們羞慚的是在這麽長的年月中，中國新聞記者竟默認了這種不合理的製度，不僅不能用集體的力量來打碎這種銬在手上的鏈子，掙脫縛在喉間的繩索，居然有不少自稱新聞記者的人為這種製度辯護，用國情不同之類的話來替這種製度開脫，甚至有人由新聞記者搖身一變而為檢查官，用剪刀和紅墨水來強奸人民的公意。
今天是什麽日子?不是束縛人民言論自由的法西斯虐政業已打倒、四大自由列為憲草?不是戈培爾已經在播音機前麵死掉了?
今天，應該是中國新聞記者起來洗刷羞辱的時候了。在今年的九一記者節還要寫《為筆的解放而鬥爭》的文章，應該已經是一個天大的諷刺了。
1946年1月11日《新華日報》發表了陸定一的文章：《報紙應革除專製主義者不許人民說話和造謠欺騙人民的歪風》
世界上為什麽會產生現代的報紙?這是因為人民大眾要求知道真實的消息。現代報紙是資本主義社會的產物，幾乎是同民主主義的思想同時產生出來的。專製主義者不要人民聰明懂事，隻要人民蠢如鹿豕，所以他是很不喜歡現代報紙的。新專製主義者，即法西斯主義者，他們比其先輩，就更高明些了。戈培爾的原則，就是把所有報紙、雜誌、廣播、電影等完全統製起來，一致造謠，使人民目中所見，耳中所聞，全是法西斯的謠言，毫無例外。到了戈培爾手裏，報紙發生了與其原意相反的變化，謠言代替了真實的消息，人民看了這種報紙，不但不會聰明起來，而且反會越來越湖塗。看德國，不是有成千成萬人替希特勒去當炮灰麽。
所以，有兩種報紙。一種是人民大眾的報紙，告訴人民以真實的消息，啟發人民民主的思想，叫人民聰明起來。另一種是新專製主義者的報紙，告訴人民以謠言，閉塞人民的思想，使人民變得愚蠢。前者，對於社會，對於國家民族，是有好處的，沒有它，所謂文明，是不能設想的。後者，則與此相反，它對於社會，對於人類，對於國家民族，是一種毒藥，是殺人不見血的鋼刀。
所以，也有兩種記者。一種記者是為人民服務的，他把人民大眾所必須知道的消息，告訴人民大眾，把人民大眾的意見，提出來作為輿論。另一種記者，是為專製主義者服務的，其任務就是造謠，造謠，再造謠。
中國有少數人，集合新舊專製主義者的大成，他們一麵辦報造謠，一麵又禁止另一些報紙透露真實消息。他們很怕真正的記者，因為他們有不可告人之隱，所以喜歡鬼鬼祟祟，喜歡人不知鬼不覺，如果有人知道他幹的什麽，公開發表出來，或者說，把他所要幹的事老老實實地“暴露”出來，那他就會大怒，跟著就會不擇手段。把外國記者放上黑名單，時時刻刻以有形無形的手段恐嚇著中國記者，叫他們“小心!小心!”就是這種手段的舉例。
記者是應該 “小心”的。但他們的“小心”，不應用來服侍專製主義者，而應用來服務於人民，當人民的勤務員。人民是記者們最尊貴的主人。如果為這樣的尊貴的主人服務，當然應該自覺的“小心”。這種“小心”，不是不許發表真實消息，恰恰相反，是要竭盡一切可能，使消息能夠十分真實，使言論能夠真正代表人民的意思。
除了上述反對專製獨裁爭取民主自由的思想外，中國共產黨的媒體還強調“要實現民主，必須有一部人民的憲法”、“自由結社，是人民的基本權力”等等。可見，中共在延安時期的民主思想是非常豐富的。
中共反對專製獨裁的言論和對民主政治的大力提倡，傳播了民主政治觀念，促進了人們的民主政治覺悟，推動了這一時期中國民主運動的發展。中共追求民主自由的延安精神，曾經激勵了無數中華兒女為中國的自由民主而奮鬥。這種精神對今天中國的民主發展仍具有重要的推動作用。
評論
目前還沒有任何評論
登錄後才可評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