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陽：拉薩暴亂——“非毛化”的惡果

黎陽：拉薩暴亂——“非毛化”的惡果

作者：黎陽

拉薩3．14暴亂令我想起不久前跟一個比較熟悉西藏新疆情況的記者的談話。

我問：“怎麽西藏現在動不動就鬧事？以前沒這麽多事呀！‘文化大革命’時也沒聽說過鬧騷亂暴動，現在是怎麽啦？”

對方頓時一臉忿忿：“還不是胡耀邦幹的好事！他跑到西藏到處亂‘平反’，亂‘統戰’，把過去的頭人、貴族、喇嘛全當‘統戰對象’扶起來了。本來不少藏族老百姓已經不信頭人信共產黨，不信喇嘛信毛澤東，這下全亂了。喇嘛、頭人、貴族頓時神氣得不行，跟老百姓說：漢人的東西漢人自己都不信了，你們還跟著瞎起哄幹什麽？到頭來還得聽我們的。這一下就把農奴出身的藏族幹部的威信全弄沒了——藏族老百姓很實誠，毛澤東時代搞了民主改革，他們對毛澤東很相信，管毛澤東叫大活佛。現在突然告訴他們毛澤東不能信了，他們就無法理解了，說毛澤東這位大活佛不在了，隻能重新相信我們藏族的活佛了，結果重新回過頭去信喇嘛教。達賴喇嘛說什麽信什麽，隻要他發話鬧事，那還有個不亂的？而且還不止西藏呢！胡耀邦到新疆也這麽折騰，一說引進外資，不管誰給錢都要，人家要投資建清真寺、蓋宗教學校也亂歡迎，結果讓東突’、‘疆獨’乘機培養了一大批信徒。本來新疆西藏局麵還挺穩的，打從這位‘胡大人’跑來這麽一通‘胡說’、‘胡鬧’、‘胡做非為’之後就亂個沒完了。”

這番話令我茅塞頓開：原來少數民族不會象“精英”那樣“與時俱進”地換信仰。本來人家已經信了毛澤東，你搞“非毛化”，不叫人家信了。結果是授人以柄，讓別有用心的人乘虛而入，唆使老百姓從此什麽都不信，更不信“三個代表”、“特色理論”，隻信喇嘛教。毛澤東時代西藏鬧矛盾則是藏族頭人、貴族與翻身農奴之間的階級矛盾。一旦“非毛化”，矛盾就被歪曲成了“藏人與漢人”的民族矛盾——當階級矛盾轉變成民族矛盾後，那還有理可講嗎？——車臣、科索沃就是先例。

如今西藏鬧騷亂，是背後有人指使。而他們之所以能指使得動，是因為有人信他們。之所以有人信他們，是因為“非毛化”破壞了藏族老百姓對共產黨的信任。達賴及西方勢力的煽動之所以有市場，關鍵還在內部——“外因是條件，內因是根據，外因要通過內因起作用”。西藏騷亂，歸根結底是“非毛化”的惡果。堅持“非毛化”，甭想有“和諧” 。


附：

1980年胡耀邦、萬裏到西藏闖了一個亂子

作者：鄧力群

(1)胡耀邦闖了一個亂子

1980年12月，胡耀邦、萬裏到西藏，闖了一個亂子。當時他們了解到中央補貼給西藏的錢每年5、6億元，80％用於在西藏的漢族幹部，包括在西藏進行工業交通等各種事業建設的漢族職工。這本來是很自然的，要搞工廠、修路隻能用這個錢啊，從事工廠生產和修路建設的漢族工人工資也隻能用這個錢啊，但胡卻錯誤地作出結論：中央一年給的5、6億元錢，80％用在西藏的漢族幹部。為了使中央的補助真正用於藏族人，要把80％的漢人從西藏撤出來。另外，本來陰法唐在那裏工作得很好、很深入，工作中或許會有點左的東西。胡就抓住這點進行批判，同時，陰法唐在搞土改時從農奴中培養起來、提拔起來的藏族積極分子和幹部也一起挨批，使得這些積極分子抬不起頭來。

後來趙紫陽派伍精華去西藏，伍是彝族人，出身很好，但接受了胡、趙的影響，去了西藏後，專走上層路線，和廣大的藏族幹部都不沾邊，影響很不好。直至胡錦濤去了之後，原藏族積極分子受壓的狀況才得到糾正。

(2)紀要”與電報”

當時在全國影響最大的是80％的漢族幹部要從西藏撤出。這個消息一傳到新疆、內蒙......跟著就發生了類似問題。特別是新疆，那時的書記是汪鋒。 1980年時，搞防蘇備戰，汪對戰爭形勢估計得很嚴重，驚慌失措。在伊犁邊界，要很多漢族幹部往東撤，縣級以上幹部都要回內地。有些漢族幹部樂得回去，而少數民族幹部中有民族主義思想的則乘機鼓噪要擠走漢族幹部，成為一種風潮，而江鋒同誌又隻是依靠少數幾個人，既得罪了漢族幹部，又得罪了少數民族幹部，在新疆鬧得不可開交。到了1980年，新疆的區黨委擴大會議都開不下去了。

沒辦法了，胡耀邦就把他們找到北京開會，搞了個紀要。其傾向是壓漢族幹部、抬民族幹部。這個紀要一傳達，雙方的矛盾更加激化，會也開不下去了，他們來電報向中央請示怎麽辦。不知趙和胡是否商量過，趙找到我說：新疆問題，搞得這麽僵，他們來了個報告，要中央給他們回電。於是，趙叫我起草了一個複電。這裏比較公道地講了一下漢族幹部、解放軍所起的作用，還講到新疆黨組織成立以後漢族幹部所起的作用，強調民族幹部和漢族幹部要互相尊重、互相團結。這個電報到了那裏，反應各異，民族幹部比較冷淡。這樣就形成所謂民族幹部要“紀要”，漢族幹部要“電報”。問題解決不了，後來要我負責起草一個新疆問題的決定。當時用了比較多的時間來搞這個東西，但後來因文件太長，實際上沒用
上。

到了這個時候，胡耀邦感覺到在民族問題上出了毛病，要收拾這個局麵，於是提出“兩個離不開”。在醞釀過程中，我聽說(沒看到文字)，原來的紀要上他講過在新疆問題上，黨中央隻要三個權：國防權、外交權、內政否決權。即除了國防、外交歸中央管外，新疆自治區範圍裏的內政都由你們決定。決定了以後，中央隻有這一點權，即看到有哪些不妥當，可行使否決權，其他事情都由你們決定。我就問胡，在民族地區怎麽能夠做出這樣的決定呢？除了三個權，其他都由民族自治區自己管，這怎麽行呢？他和我說，這不是他說的，這話是萬裏說的。

這件事情後遺症太大了，很長時間都沒有安定。後來新疆又出了一件事：我們要提鐵木耳，新疆要提司馬義；中央采取了一個措施，即把司馬義調到民委當主任，當時烏魯木齊有一、兩千人(民族人員)上街擁護司馬義。在這種情況下，王震出了個主意：汪鋒不能再呆下去了，要調出，把王恩茂調回去，又調穀景生去當區黨委第二書記。從此之後，新疆的局勢才逐步穩定下來。

(3)胡耀邦的兩個問題

在處理民族問題上，我看胡耀邦有兩個問題，一是對帝國主義要分裂中國這樣的大問題，他沒有警惕：對百多年的曆史，即英國、印度總是想把西藏搞過去，英國、美國、過去的沙俄及蘇聯要把新疆搞走，他可能沒有這方麵的曆史知識，即便有，在他的思想上並不重視，或者說完全忽視這種大問題。在民族地區，反對民族分裂是頭等、特等的大事。一切內政都與此有關。你對帝國主義分裂中國的事情不提高警惕，人家卻天天在打我們的主意，多危險啊！另一個問題是，對民族地區的民族分裂主義危險沒有認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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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八四年春天召開西藏問題座談會。耀邦同誌認為，西藏的工作，主要問題還是“左”，提出糾“左”也存在軟弱渙散的問題。就這個地區提出這樣的意見，是切合實際的，不能認為是錯誤的。可是《人民日報》抓位這個觀點，發表了一篇評論員文章，題目是《肅清“左”的流毒和糾正軟弱渙散狀態》，說“不糾正‘左’的影響，不批判‘左’的流毒，不克服‘左’的傾向，是非常嚴重的軟弱渙散”，“容忍‘左’的流毒也是軟弱渙散，也應該糾正”。作為陪襯，文章也說到反右。但是誰也看得出，主要是要糾“左”。這就不隻是作為一個地區的問題，而是作為全國普遍存在的問題提出來了。我不認為這篇文章是耀邦同誌授意寫的。但是發表以後，耀邦同誌不會沒有看。看了以後不表示態度，至少是默認
了這種改變中央集體決定的宣傳。

一九八四年十二月二日，耀邦同誌在《如何把部門工作做得更好些》的講話中說到“左”，說“可不要低估這個看不見的‘幽靈”’，尤其突出地講政工部門、宣傳部門、政法部門要注意這個問題。這當然是有所指的。講話中還說到破和立，在兩條戰線鬥爭中通篇要破的，就是“左”，可以說沒有一句講要破右。他這種關於破和立的觀點，一直延續到六中全會精神文明建設決議的前幾個稿子中；後來不少同誌反對，才刪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