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載：不能忘記的：文革時期女紅衛兵故事

轉載：不能忘記的：文革時期女紅衛兵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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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孫迪的故事

孫迪，男，北京第十女子中學教員，１９６６年８月下旬在校中被紅衛兵學生打死。孫迪被打死時36歲。

孫迪是女子中學的教員。

筆者調查了北京的7所女子中學，發現在１９６６年夏天，7所女子中學的紅衛兵打死了２名教員和３名校長，另有至少有３名教員和一名工友在被毒打後自殺身亡。這些女紅衛兵還打死了一批校外居民。

北京第十女子中學位於北京西城區，新街口大街和西直門內大街的交會處。1949年以前是一所基督教教會辦的女子中學。1949年以後取消教會學校，改名為第十女子中學。文革中取消了女子中學，這個學校改為男女合校，改名為北京157中學。

1966 年8月，第十女子中學像北京的其他中學一樣，建立了紅衛兵，對校長、教師實行暴力性“鬥爭”。第十女子中學的女校長名叫陶浩，被打得非常厲害。在“鬥爭會”上，陶校長的頭發剃去半邊，就是當時所稱的“陰陽頭”。陶浩被毒打。她的幾個手指被打斷，有一隻手完全殘廢了。

紅衛兵不但毒打校長，也“鬥爭”和毒打一般老師。目擊者說，在第十女子中學的操場上，紅衛兵包圍了孫迪，用棒子和軍用銅頭皮帶打他。當時正是盛夏，天氣炎熱。孫迪身上的衣服都被打爛打飛了。目擊者看到銅頭皮帶打在孫迪幾乎全赤裸的身體上，立刻呈現出一條一條的血印子。她說，她當時感到非常害怕，但是打人的紅衛兵卻看起來非常興奮。

當天晚上，已經被打得奄奄一息的孫迪被關在學校裏。學校教學樓對麵有一排平房。那裏的幾個小房間，當時被紅衛兵專門用來關押和毆打折磨所謂“牛鬼蛇神”。該校的一名非紅衛兵學生說，走過那裏，就聞到濃重的血腥氣味，很是可怕。

不知道那天夜裏孫迪是否繼續被打。那天夜裏孫迪死在關他的小屋裏。目擊者說，在第二天上午看到孫迪的屍體被放在一個獨輪車裏推出來，推到校門外，被裝上了一輛收屍體的大卡車，運往火葬場去了。

被訪者中沒有人記得孫迪被打死的確切日期。這是容易理解的。死亡發生在多年以前，而且，最主要的是，在當時的文革思想卷裹之下，很多人並沒有把一個老師被打死當作一個重要的事件來記住。

筆者曾經寫信給北京第157中學的校長，請求查閱學校的檔案資料以發現孫迪的死亡日期。因為人死以後，要注銷戶口停發工資，所以學校會有記錄。我也曾經得到別的學校的老師的幫助，從學校的檔案記錄中查到別的死難者的死亡日期。這是一件應該很容易而實際上也可能很困難的事情，取決於能查看學校檔案記錄的人是否願意幫忙。在孫迪的案例中發生的是，我沒有得到任何回答，也就是說，被拒絕了，雖然甚至沒有人說一聲“不行”。

被訪者說，孫迪被打死的時間，是在紅衛兵抄家打人掀起高潮的那幾天。在北京，紅衛兵打人高潮發生在１９６６年８月１８日毛澤東接見百萬紅衛兵之後。這樣推算，孫迪是在1966年8月下旬被打死的，那是文革中最為血腥的時期之一。

孫迪是教師，在文革一開始，教師和教育工作者就被毛澤東定義為“資產階級知識分子”並成為文革的重點打擊對象。另外，孫迪的“家庭出身”是“地主”。從這樣的家庭出身的人，當時被紅衛兵稱為“狗崽子”或者“渾蛋”，當時被視為理應受到侮辱欺負的人。

據當時該校的學生說，紅衛兵毒打孫迪的時候，還說他是“流氓”。至於他究竟犯有什麽“流氓行為”，並沒有人提供過具體的罪證。文革前中學對男女關係方麵的事情控製很嚴，如果孫迪有這方麵的過錯，應該早已經受到處分並被清除出教師隊伍。但是在１９６６年８月的恐怖氣氛中，不但用殘酷的手段折磨和處罰文革的對象，而且各種指控也常常相當隨意。在打人的狂潮中，某幾個紅衛兵殺人性起，就可以用“流氓”的罪名把一個教員打死。

當時第十女子中學裏有著名的“十三紅”，是十三個紅衛兵，以暴力和凶狠出名。她們的名字裏都有個“紅”字，其中有“繼紅”“衛紅”“紅虎”等等。她們都是共|產|黨老幹部的女兒，當時稱作“革命幹部子弟”。這是１９６６年夏天最為神氣的一類人。這13個人不但把名字改成有“紅”在其中以表明“革命性”，而且把頭發剪得很短，腰裏係著軍用銅頭皮帶。這皮帶既是軍人服裝的一部分，解下來就是很具殺傷力的打人凶器。

1966年8月18日，毛澤東在天安門上對給他獻紅衛兵袖章的紅衛兵宋彬彬說了“要武嘛”，隨後宋彬彬就把她的名字改為“宋要武”。紅衛兵中也隨此掀起過一陣改名風，改成一些有強烈文革色彩的名字。這十三個紅衛兵不但把名字都改成帶有“紅”字，而且積極參加暴力行動。圍繞孫迪毒打他致死的，就有這“十三紅”。

當時在紅衛兵中，有一些像“十三紅”這樣的以暴力出名的幫夥。在北京第四女子中學（現在的北京朝陽區陳經綸中學），有一群女紅衛兵當時給自己剃了光頭，打人十分凶惡，被稱作“光頭黨”，在京城裏聞名一時。第四女子中學的生物老師齊惠芹在校中被活活打死。在北京第27中學，有四個初中的女紅衛兵，“革命幹部子弟”，因打人凶狠被稱為“四閻王”。她們在學校裏打死了初二的一個女同學。死者的姓名尚未查處。另一個應該注意到的事實是，“四閻王”這樣的外號，在當時並不是當作貶義的說法所使用的。凶狠和殘忍，當時被視作“革命性強”的表現，被視作榮耀。

北京第十女子中學地處北京西城區。這個中學不是一個 “革命幹部子弟”很多的中學。比如，在初中三年級有八個班，“革命幹部子弟”單獨編班，隻是八個班中的一個，也就是說，隻有不到百分之十五的“革命幹部子弟”。在文革前，幹部子弟在學校受到優待，但是對他們在學習上和別的學生采用一樣的標準，教師們在理論上也認為要平等對待所有的學生。文革開始後，“革命幹部子弟”的地位變了。他們公然控訴學校領導給他們的特權不夠，他們自稱“自來紅”，把其他家庭出身的學生罵做“狗崽子”。這些“革命幹部子弟”是１９６６年８月暴力迫害的主導力量。　

實際上，不但在女十中，在北京的其他中學，在１９６６年紅衛兵運動開始的時候，紅衛兵的負責人都是由該校的高幹子弟擔任的。這種新權力結構表明了紅衛兵運動在那一時期的性質。這些人也因此對這一時期的暴行負有責任。但是，在文革的下一個階段，他們中間的一部分人的身任高位的父親也受到迫害。有的人被從原來的大住宅裏趕出來，全家擠在又小又破的房子裏。他們曾經使用於教育工作者身上的殘酷迫害手段，有的也被使用到他們自己的身上。最後他們也變得痛恨文革。但是對他們自己在文革早期所作的暴行卻很少反省。沒有聽到有參與打死孫迪老師的紅衛兵做過悔罪或者自我檢討。

當年該校的一名“革命幹部子弟”學生說，“革命幹部子弟”紅衛兵在1966年的暴力行為，不但是文革影響的結果，也和他們從小所受的家庭教育有一定關係。因為“革命幹部”們一貫不講究親情而強調“革命”和“鬥爭”，他們的孩子們因此往往缺乏基本的人性教育而可能變得非常殘忍。這是一個相當認真的反省。但是，由於長期以來紅衛兵暴力的事實一直被隱瞞或者忽略，所以關於為什麽中學生會成為暴力迫害的興高采烈的執行者，還沒有得到深入的探討。

在１９６６年夏天，紅衛兵中間的骨幹分子，可以當“紅衛兵糾察隊”成員。 “紅衛兵糾察隊” 中最早成立也最有影響的是“首都紅衛兵西城區糾察隊”（簡稱“西糾”）。“西糾”在紅衛兵暴行中起了重要的領導作用。女十中紅衛兵是“西城區糾察隊”的發起者之一。這個學校初三年級有四個紅衛兵當上了“西城區糾察隊”的成員。其中之一曾經告訴她的同班同學說：她打人打得她自己“胳膊都抬不起來了”。

文革之後，有人問這個打人太多以致“胳膊都抬不起來了”的“紅衛兵西城區糾察隊”隊員，她怎麽能打人凶到這個程度。她回答了三條原因。第一，一開始也怕，後來認識到這是革命，需要有革命勇氣，就努力打。第二，“西糾”別的人都打得很凶，如果自己要在其中待下去，就得一樣打。第三，打人打上癮了。

打孫迪是大白天在操場當著很多人的麵打的。從這樣的時間和地點，也可以知道當時紅衛兵把這樣野蠻殘忍的行為當作“革命行動”，他們根本不以為需要隱瞞。行凶打人者是在後來才開始隱瞞這些事情的。

一位當時的學生說，雖然她沒有上過孫迪的課，但是在文革前見過他。在印象裏，是一個圓臉，中等身材，白麵書生模樣的人。

女十中是女校。學生都是女生。那裏的紅衛兵也都是女的。一群十多歲的女紅衛兵，把一個36歲的男老師，在操場上用棍棒和銅頭皮帶活活打死，這是怎樣的野蠻下流和殘忍！這樣說，並不意味著如果是男學生打死了老師就不是野蠻和下流。隻是由於在我們的文明中，女性通常被教育得比較溫和，所以，女中學生打死男老師，更加顯出了文革的野蠻程度對文明的背離程度。

即使在文革結束後，多少年來一直還有一些紅衛兵標榜他們當年的“理想主義”，卻從來不提這樣的暴行。掩蓋這樣醜惡的暴行，把這樣的紅衛兵的暴力行為稱之為“理想主義”，世界上還有更大更明顯的謊言嗎？還有人把文革時代稱之為“激情歲月”。殺人的狂熱是否可以稱之為“激情”呢？這是犯罪。

孫迪被害，在當時不是孤立事件，也不是偶發事故，不是例外事件，甚至也算不上極端事例。孫迪的死，隻是１９６６年北京紅衛兵的大量暴行中的一個事例。當時北京的街上常看到收屍體的卡車。女十中在大街邊上。一名當時女十中的學生說，西城區開始大規模抄家打人的第一天，傍晚的時候，她在學校門口看到一輛大卡車馳過，卡車上結結實實堆滿了屍體，可能有五六十具。後來，她又看到這樣的兩輛卡車，裝的都是紅衛兵在“破四舊”中被打死的北京居民。就在學校門口，她一個人總共看到了大約150具屍體。

不久以後，這個學生自己的母親，一個醫生，也在被“鬥爭”和關押後，跳樓自殺了。她得知母親的死訊，悲痛加上憤怒，滿頭黑發竟然全部脫落，一根都沒有剩下，此後幾十年也沒有再生長出來。

１９６８年開始的“清理階級隊伍運動”，是文革中另一個迫害高潮。在北京第十女子中學，有一名教員自殺。他姓夏，是高中的語文老師。當年的學生已經想不起來他的名字，隻記得他姓夏，個子很高，有一米八零的身高，是個老教師，文革前他上課很受學生歡迎。

在文革的前三年，北京第十女子中學有兩名教員被害死。一個被活活打死，一個自殺。該校的教師不到１００人。而且，我們還未能了解哪些人被打傷打殘，更不要說人們遭受的心理上的重大創傷。

當年女十中的學生說，他們曾經聽說孫迪有妻子和一個孩子，但是不知道他們後來怎麽樣了。

2，北京27中四閻王

無名氏，女，15歲，北京第27中學初中二年級學生，1966年8月被該校紅衛兵打死。

北京第27中學位於北京市中心，離王府井百貨大樓和東安市場很近。1949年以前名叫“孔德中學”。孔德是法國哲學家的名字。這個中學原來是中法大學的附中。所以用法國人的名字命名。

這個女學生是在1966年8月下旬被打死的。是在8月18日以後的一天，離8月18日不會隔多久。8月18日毛澤東在天安門廣場接見了一百萬紅衛兵。這個日子那時的中學生都記得。第27中的學生說，在8月18日以前，校園裏還沒有大規模的暴力行為，雖然也“鬥爭”老師和“家庭出身不好”的學生。在第27中，打人的風潮是在紅衛兵去天安門廣場見到毛澤東以後興起的。

這個女學生是第27中學校園裏一個被打死的人。當時，第27中的紅衛兵不但打學校裏的老師和學生，還把學校附近的居民拉進來，說是“逃亡地主”“富農份子”等等，在校園裏打。打死了，用草席卷一卷就拉走了。別的學校也在這樣打人。滿城都一樣。人們看得多了，不再覺得觸目驚心，也不記得第27中校園裏打死了多少人。但是第一個被打死在校園裏的人，而且是本校的學生，當年的學生記得這件事。

第27中學當年的學生說，記得被打死的學生是一個挺老實的女生，不是出風頭的人。據說是“家庭出身不好”，當時到處貼著一副對聯“老子英雄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那些出身在所謂“壞家庭”的學生，隨時可能被他們的當了紅衛兵的同學侮辱和毆打，全憑那些紅衛兵高興不高興那樣作。

也有人聽說，這個女學生被打死，是因為在什麽地方席地而坐開會的時候（那時候常常開會），她把那時人人隨身攜帶的紅色塑料封皮的《毛主席語錄》本，坐在屁股底下。紅衛兵指此為大罪，就把她打死。

一位目擊者說，那天上午，他聽到在初二的一間教室裏正在打人。教室裏傳出紅衛兵大聲的叱罵和被打者的慘叫。是一間平房教室，是初二的教室。當時這個學校男女分班。那是一個女生班的教室。他在窗外，看到這個女學生的衣服已經被打得破破爛爛的了。

打了一陣，這個女學生被拉到院子裏。紅衛兵罰她在院子裏掃地。在院子裏，她掃地的時候，繼續被打。這時大約是吃午飯的時候。

後來，這個女學生被打昏過去，倒在地上，失去知覺。紅衛兵說她是“裝死”。說要試試她是否真死。他們把一塊玻璃砸碎，拿起碎玻璃往她的眼睛裏揉。眼睛流出血來。她醒過來。

她滿臉渾身都是血。紅衛兵用盆端來水澆她。他們先澆了腳，又澆頭。血水流了一地。

她是在傍晚時死亡的。她死於長時間的毆打和折磨。

當時第27中的紅衛兵中，四個女紅衛兵，被叫作“四閻王”。因為她們打人特別凶惡殘忍，所以得到這樣的外號。她們都是所謂“革命幹部子弟”。這樣的家庭出身的學生，是當時北京紅衛兵的主力。他們打人甚至打死人，沒有任何顧忌，因為他們得到毛澤東和其他文革領導人的熱情支持。“四閻王”是初中一年級學生，當時14歲。這個女學生也不是唯一的“四閻王”在1966年夏天打死的人。

據曾經和“四閻王”在小學裏同學的人說，記得她們在小學裏好象還是有點害羞的小女孩，怎麽進了中學一年，文革開始，她們就變成了虐待狂和殺人狂。是她們本性中就有這樣的種子，還是紅衛兵運動把她們改變成這樣？

從早上打到傍晚，很多人來打這個女學生，打得時間最長也打得最凶的，是“四閻王”。她們用銅頭軍用皮帶抽她。

在打她的過程中，紅衛兵的銅頭皮帶都打碎了一個。有人聽到打人的紅衛兵在喊，要叫她家的人賠皮帶。

傍晚時分，她被打死了。她的屍體被用草席子卷起來，拉走燒掉了。她是初二的學生，她的年齡應為15歲左右。

第二天上午，學生到學校來，看到院子裏亂七八糟。紅衛兵端水來衝掉她身上的鮮血的臉盆仍然丟在地上。地上飛著一些破紙片，紙片上都有血跡。地上還有一片片的碎玻璃，是昨天用來揉進她的眼睛試其死活的。

在1966年夏天，在北京第27中學，還有一個女老師，是個班主任，被毒打，被關起來。她用自己的眼鏡片割開動脈血管自殺。

有被訪者在2000年見到“四閻王”中的人。沒有聽到她們講她們曾經打死過人，也沒有聽到她們為此懺悔。那些被她們打死的人，特別是和她們年齡相仿的初二的那個女學生，是應該和她們一樣活到今天的，是應該有她的生活和理想的。可是她在34年前就被打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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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圖：張大中/流金歲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