湘靈: 析中國在中印比較中的自欺欺人之談

國際社會熱衷於中印比較，最開始讓中國很不開心，覺得自己被國際社會小瞧了。因為在中國人印象中，印度遠遠落後於中國，多數中國人最願意與美國或者歐洲相比，“怎麽也輪不到中印對比的份”。

而國際社會這種中印比較熱，算是讓中國明白了自己的參照物原來不是美國這一世界頭號強國，竟是自己很少關注的落後鄰國。經曆了從雲端落到地麵的痛苦之後，在一種要證明中印比較熱之荒謬的心態驅使下，２００５年１０月間，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專門派出技術經濟研究部部長郭勵弘等到印度調研資本市場，結果帶回來一個讓中國人多少有點沮喪的結論，在資本市場（包括金融市場與股市）的發展上，印度遠遠領先於中國，這才算是認可了國際社會比較的結論，並且不無痛苦地承認“中國追趕的目標不是美國英國，而是印度”。

當然，中國也有強項，比如城市麵貌，但因為中國的城市麵貌多少與侵犯人權（比如拆遷與消滅貧民窟等）有關，所以中國學者倒也知趣地不談。目前中國最熱衷論證印度的民主政治不能促進經濟良性發展。其主要論點是從印度獨立後的政治經濟發展史來看，社會共識作為其政治製度運行的必備條件之一，在半個世紀中一步一步地喪失，９０年代成為既缺乏政治共識也缺乏經濟共識的年代，短期主義代替了舊日的長期計劃，因此經濟矛盾複雜，政治矛盾尖銳，而經濟與政治的互動關係卻更為緊張，甚至走向了對立。這種狀況必然會對印度未來的發展產生嚴重的負麵影響。

與其它國家的民主製度相比，印度的民主製度是建立在社會生產力發展水平低、普通人民的教育文化水平低的基礎上的。從１９６７年至１９９０年，各種利益衝突越來越尖銳，政府想要實施的既保護有產階級利益，又提高貧苦者福利的妥協政策沒有成效。到９０年代，市場經濟和民主政治之間的關係更加緊張，經濟與政治的互動也更為複雜。

市場和全球化自身的規律不僅使之容納了一些人，也排斥了一些人，即在使某些人富裕的同時也使一些人相對更加窮困。伴隨著９０年代印度政治分裂和經濟巨變的是經濟領域和政治領域之間的衝突。被市場經濟排斥的人們同時又被民主政治吸納進來，形成了市場經濟排斥窮人伴隨著民主政治拉攏窮人的總體趨勢，因此吸納和排斥在政治和經濟中極不對稱。經濟和政治中能量的分配也不均衡，富人比以前任何時候都更多地控製著經濟，窮人在政治中的聲音也比任何時候都大。政治經濟情況也因此更不協調。９０年代印度流行的諺語是，“經濟上正確的政治上則是錯誤的”。這從一個方麵反映出９０年代印度政治經濟的發展似乎正在推動經濟和政治走向相反的方向。所以，９０年代的印度呈現出如下特點：經濟矛盾更為複雜，政治矛盾更為尖銳，而經濟政治互動關係也更為緊張。

一句話，中國學者隻介紹民主政治為印度社會造成動亂，話語背後的意思當然是中國的新極權政治優於印度的民主政治，有政治共識與經濟共識。事實上，中國學者上述這段對印度現狀的描述，隻要將“印度”改成“中國”，“民主政治”改成“極權政治”，再刪掉從“被市場經濟排斥的人們同時又被民主政治吸納進來”這一段以後的話語，全部分析幾乎完全適用於中國情況。當然，中國學者還回避了一個問題：印度民主的最大好處是產生了自由媒體，而中國的極權政治下隻有“黨的喉舌”。

中國對改革的質疑與反思早在９０年代後期就開始，即使在中國政府嚴格打壓與控製之下，各種質疑聲音也不斷冒出。因為顯而易見，中國比印度更缺乏政治共識與經濟共識，如果說印度的窮人被市場經濟排斥，隻獲得了政治權利；那麽中國的窮人既被市場經濟排斥，也被現存政治所排斥，成了既無經濟地位又無政治權利的社會底層。如果說，印度的窮人尚能利用選票保護自己的利益，那麽中國人（包括中產階級在內）沒有任何保護自己利益的手段，隻能任憑權勢者肆意欺淩。

綜上所述，隻能得出一個結論：認為中國的極權政治比印度的民主製度能夠更好地促進經濟發展，隻是勝利者對弱肉強食的“叢林法則”的一種解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