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掛雲帆
每個人都能讓別人快樂，有些是在來的時候，有些是在走的時候
正文
3 溫熱的信仰者
1920～1925年 26～31歲
與共產黨結緣的同時，毛澤東也陷入了戀愛，對象是他從前老師楊昌濟的女兒楊開慧。他比毛小八歲，後來成為他的第二任妻子。
開慧於一九0一年出生在長沙城外一個田園詩般的村子裏。生下不久父親留學去了日本、英國、德國，一去十多年，出身書香人家的母親把她撫養長大，從小嬌弱易感的開慧出落成一個既感情纏綿又落落大方的閨秀。一九一三年春天，父親從國外回來，帶來了歐洲的生活方式。男學生來訪時，開慧也同他們一起用餐說話。這在當時還很少見。美麗優雅的開慧常率直地發表見解，讓男學生們大為傾倒。
開慧的父親欣賞毛的頭腦，向有影響的人極力推崇他。他對章士釗說過：“吾鄭重語君，二子（毛和朋友蔡和森）海內人才，前程遠大，君不言救國則已，救國必先重二子。”一九一八年，楊先生去北大任教，毛第一次到北京時曾住在他家。那時開慧十七歲，毛二十四、五歲，毛很喜歡她，她卻沒反應。許多年後她回憶道：“大約是十七八歲的時候，我對於結婚也已有了我自己的見解，我反對一切用儀式的結婚，並且我認為有心去求愛，是容易而且必然的要失去真實神聖的不可思議的最高級最美麗無上的愛的！……我好像生性如此，不能夠隨便。一句恰好的話，可以表現我的態度出來，“不完全則寧無。””
一九二0年一月，她父親去世。剛好毛第二次到北京，同開慧朝夕相處，開慧終於愛上了毛。她寫道：
父親死了！我對於他有深愛的父親死了！當然不免難過。但我認父親是得到了解脫，因此我並不十分悲傷。
不料我也有這樣的幸運！得到了一個愛人！我是十分的愛他：自從聽到他許多的事，看見了他許多文章日記，我就愛了他，不過我沒有希望過會同他結婚，(因為我不要人家的被動愛，找雖然愛他，我決不表示，我認定愛的權柄是橾在自然的手裏，我決不妄去希求……)
像一個矜持的淑女，開慧沒有吐露心聲。不久他們分開了，她護送父親的靈柩回長沙，進了教會學校。別離增強了她的愛情，她寫道：
一直到他有許多的信給我，表示他的愛意，我還不敢相信找有這樣的幸運！不是一位朋友，知道他的情形的朋友，把他的情形告訴我--他為我非常煩悶--我相信我的獨身生活，是會成功的。自從我完全了解了他對我的真意，從此我有一個新意識，我覺得我為母親而生之外，是為他而生的，我想像著，假如一天他死去了，我的母親也不在了，我一定要跟著他去死！
毛回長沙後，兩人成了情侶。毛住在他任主事的師範附小，開慧常常去那裏會他。但她不願留下過夜，他們還沒有結婚。毛不想結婚，不願受約束。一九二0年十一月二十六日他給朋友的一封信中宣布：“我覺得凡在婚姻製度底下的男女，隻是一個“強奸團”，我是早已宣言不願加入這個強奸團的”；毛鼓吹組成“拒婚同盟”，說：“假如沒有人讚成我的辦法，我“一個人的同盟”是已經結起了的。”
一天夜裏，開慧走了，毛無法入睡，爬起來寫了首“虞美人”：
堆來枕上愁何狀？
江海翻波浪。
夜長天色怎難明，
無奈披衣起坐薄寒中。
曉來百念皆灰燼，
倦極身無憑。
18-19
一鉤殘月向西流，
對此不拋眼淚也無由。
這首詩打動了開慧，她終於同意了留宿。夜裏，他們熱烈地做愛，房間的牆壁是木板隔間，很薄，左右鄰居抱怨起來。有人說學校有規矩，教師的妻子不能在學校過夜。但毛是主事，他就乾脆把規矩改了，從此開了教師妻子在學校留宿的先例。
對開慧來說，留下過夜等於把她整個的人都獻給了毛。她後來寫道：我的意誌早又衰歇下來了，早又入了浪漫態度中，早已又得了一個結論：“隻有天崩地塌一下總解決！”除非為母親和他而生，我的生有何意義！”
毛對開慧的感情遠不如開慧的強烈真誠，他還繼續有著別的女朋友。最親近的是陶斯詠，一個喪夫的教師，比毛小三歲。辦文化書社她幫毛籌款，因為她教的學生中有的家裏很有錢。她跟毛一同出去旅行，儼如一對夫妻。
開慧發現了。她這樣描述自己的感覺：“怱然一天一顆炸彈跌在我的頭上，微弱的生命，猛然的被這一擊幾乎毀了！”然而她原諒了毛：但這是初聽這一聲時的感覺，他究竟不是平常的男子，她愛他，簡直有不顧一切的氣象，他也愛她，但他不能背叛我，他終竟沒有背叛我，他沒有和她發生更深的關係……”毛告訴開慧他有女友是因為他對開慧的心
摸不準，不知道開慧是否真愛他。開慧相信了他：“他的心蓋，我的心蓋，都被揭開了，我看見了他的心，他也完全看見了我的心，(因我們彼此都有一個驕傲脾氣，那時我更加，唯恐他看見了我的心，(愛他的心)他因此懷了鬼胎以為我是不愛他。但他的驕傲脾氣使他瞞著我，一點都沒有表現，到此時才都明白了。)因此我們覺得更親密了。
開慧搬來與毛同住，一九二0年底他們結了婚--雖然沒有任何正式文件。那時舊的結婚儀式為激進青年所不齒，而新的國家登記製度又沒有廣泛建立起來，男女的結合隻依靠個人的良心和感情。
為了這個結合，開慧最終付出了她的生命。眼前最直接的後果是被教會學校開除。毛繼續著他的豔事，婚後不久又發展了兩個女友。他當年的好友告訴我們這樁事時，用食指在桌上寫下“不貞”二字。其中一個是開慧的表妹，開慧知道後，氣得用手打她。但文雅而有教養的開慧鮮有吵鬧，自己也始終不渝地忠實於毛。她後來寫出她的無可奈何：“我又知道了許多事情，我漸漸能夠了解他，不但他，一切人的人性，凡生理上沒有缺陷的人，一定有兩件表現，一個是性欲衝動，一個是精神的愛的要求。我對他的態度是放任的，聽其自然的。”
開慧並非舊式婦女，按傳統要求對丈夫有外遇睜一隻眼閉一隻眼。她其實是個女權主義者，寫過雄糾糾的文章為婦女爭權利。有一篇大聲疾呼：“女子是一個“人”，男子也是一個“人”……姊妹們！我們要做到男女平等，絕對不能容許人家把我們做附屬品看。”
毛結婚的那段日子，莫斯科加緊了在中國的活動。它開始在西伯利亞秘密訓練一支中國軍隊，還編織了一張龐大的情報網，分散在中國各大城市，北京、上海、廣州都有間諜。
一九二一年六月三日，新的莫斯科代表來了。一個叫尼科爾斯基(Nikolsky)，另一個是荷蘭人馬林，曾在荷屬東印度群島搞秘密工作。兩人一到就叫在上海的中共機關召開“一大”。上海向七個地區發了信，叫每個地區派兩名代表，每處寄兩百銀元充當旅費。長沙是七個地區之一，毛是聯絡人。兩百銀元差不多是他當小學教師兩年的工資了。這是毛第一次接獲莫斯科的資助。
毛挑四十五歲的朋友何叔衡作另一名代表。兩人在六月二十九日傍晚起程。那天黑雲蔽天好似暴雨將至，他們拒絕朋友送上輪船，朋友都感到奇怪，後來才知道他們是去參加中共“一大”。由外國出資搞政黨活動旨在奪權，當然得秘密行事。
中共“一大”七月二十三日在上海舉行。有十三人參加，都是記
20-21
者、學生或教師，代表全國大約五十七個同類職業的人，沒有一個是工人。黨的兩位最有名望的成員李大釗和陳獨秀都沒出席，盡管陳已被莫斯科定為黨的領袖。莫斯科的兩名派員主持一切。高個子、小胡子的馬林用英文致開幕詞，由一名代表譯成中文。他一講就是好幾個小時，其冗長在當年的中國很少見，代表們多年後仍記憶猶新。
“一大”由外國人主持馬上就引起爭議。代表陳公博回憶說：大會主席張國燾“提出取消昨夜的決議，我質問為甚麽大會通過的案可以取消。他說是俄國代表的意見。我真氣急了，我說……這樣不必開大會，隻由俄人發命令算了。”有代表提出按俄國人的部署辦之前，應該先派人到俄國去實地考察，另外也派人去德國考察比較。這個提議大大激怒了莫斯科的代表。
在“一大”上毛澤東很少說話，沒給人留下什麽印象。跟那些出過國，或來自大城市的代表相比，他是個外省人，不像當時很多進步青年那樣西裝革履，而是穿著傳統的長衫，腳蹬黑布鞋。他也沒有竭力表現自己，隻是留意傾聽。
七月三十日，一位陌生人闖進開會的房子，馬林認定這是個密探。代表們馬上離開，栘到附近小城嘉興南湖上。莫斯科代表因為是外國人怕引人注目而沒有前往。嘉興南湖上滿浮著水菱角，代表們繞藤行舟，在遊艇上開完了會。由於沒有莫斯科的人在場，“一大”什麽決議也沒作出，連宣言或黨章也沒有。
代表們每人領到五十銀元做回鄉的川資。毛於是去遊覽了杭州、南京，與他遷居南京的女友陶斯詠重敘舊情。斯詠一九三一年病逝。
陳獨秀來到上海就任書記時，反對對盧布的依賴。他曾幾次發作，說拿人家的錢就要跟人家走。他主張每人都有獨立的職業，由此去發動革命，而不以革命為職業。他說：“事事要受人支配，令人難堪，中國也可以革命，何必一定要與國際發生關係。”有時他一連幾星期不見馬林，有時他大發脾氣，拍桌子，摔茶碗。馬林給他取的綽號是“火山”，總是避到隔壁房間去等他安靜下來。
這樣發泄一段時間後，現實主義占了上風。沒有莫斯科出錢，中共連起碼的發行宣傳品，組織工運這樣的活動也搞不起來。正如陳自己向莫斯科報告，從一九二一年十月到一九二二年六月的九個月內，中共支出的一萬七千六百五十五元中，隻有一千元出自中國，其他都來自莫斯科。沒有盧布，中共就沒法生存。當時在中國還有些共產主義團體，從一九二0到一九二二年起碼有七個，其中一個號稱有一萬一千名成員，但沒有莫斯科的資助，很快都風流雲散。
毛澤東不像陳獨秀，他從來就不反對拿俄國人的錢。他很務實。“一大”以後，黨每月寄給他六十到七十銀元，作為湖南黨的活動經費，不久就增加到一百銀元，以後又增加到一百六、七十銀元。這一筆很大的固定收入，從根本上改變了毛的生活。毛一向窮，總處在經濟的壓力下。他教小學，給報紙投投稿，活得很辛苦。他曾在給朋友的信中抱怨說：“我現在頗感覺專門用口用腦的生活是苦極了的生活”，“常常接連三四點鍾不休息，甚或夜以繼日……我的生活實在太勞了”。
他還對新民學會會員說，他“將來多半要賴這兩項工作的月薪來生活。現覺專用腦力的工作很苦，想學一宗用體力的工作，如打襪子、製麵包之類。向來不喜歡體力勞動的毛，居然說要做體力的活，說明他實在是難以支撐了。
如今他一躍成了職業革命家，有了錢，把職務全辭了，開始享受迄今為止隻能夢想的生活。大概就在此時，他形成了一生的習慣：晚上通宵達旦看書，早上不起床。給蕭瑜的信中，他興奮地說他從上海回湖南後專門調養自己，“現在心裏非常快活，因病既日好，又沒有事務責任上重大負擔：每天因操勞炊爨，口腹既飽，身體更快；還可隨意看所要看的書，故大有“此間樂”的氣概。”
一九二一年十月，他跟開慧有了自己的家，雇了傭人。家在長沙城
22-23
邊，一開門是一片菜地，屋後是矮矮的山坡。那裏有汪水塘，濁水到此便成了清水，故名清水塘。
房子是中共經費買的，作湖南地區的機關。作為黨在湖南的領導人毛的主要工作之一是發展黨員。他沒有八方奔走搜羅信徒，隻是簡單地告訴聽他話的人參加。首先他發展了他的朋友、書社經理易禮容。從“一大”回來後不久，毛把易從書社叫出來，傍著竹籬跟他談話，要他入黨。易有保留，對毛說：“蘇聯革命死了三千萬人……一百人中留七十，殺三十，我是沒決心。”但易最後還是參加了，他的態度是：“毛主席要我參加我就參加了。”中共長沙支部就這樣成立，有三人：毛本人、易禮容，還有毛帶去“一大”的何叔衡。
然後毛發展了他的家庭成員。其中有在韶山老家管家的弟弟澤民，毛把他帶出來，讓他管錢。毛還從家鄉帶出月U的親戚，給他們一一安排了工作，有的也入了黨。用易禮容的話說，湖南黨“就是毛主席單線領導，指揮我們幹什麽就幹什麽，很少開什麽會議。”
親戚朋友之外，毛發展的黨員不多。那時在湖南參加共產黨的人，包括知名的劉少奇、任弼時，都不是毛介紹的，而是在長沙活動的另一個共產黨人賀希明(又名賀民範)介紹加入社會主義青年團，後來轉入共產黨的。賀曾任過長沙知事，頗有聲望。賀沒去中共“一大”，是因為黨在長沙的聯絡人是毛，而毛非常嫉妒賀。劉少奇從莫斯科回來後，毛盤問他賀是怎麽介紹他們去蘇俄的。
毛一正式成為湖南黨的頭，就著手把賀希明從黨的圈子裏趕出去。賀當時主辦一所相當大的公眾演講廳，叫船山學社，青瓦朱門，牆邊幾株古樹，氣宇軒昂。毛宣布要用這個地方做黨的工作，率領一幫人搬了進去，讓賀的日子很不好過，最後不得不離開--既離開學社，也離開黨。毛第二年對劉少奇說：賀“不聽話”，“大家把賀希明從船山學校趕走”。賀當時五十來歲，比毛大一倍，而毛用“不聽話”這樣的字眼，足見毛放肆的一麵。毛從前對同輩長輩都彬彬有禮，第一次見到蕭瑜時，他曾謙恭地向蕭鞠躬，說自己如何欣賞蕭的文章。現在他有了點權了，舉止開始變了，朋友都得順著他了。毛的朋友都是政治上與他無爭的人，同事很少作朋友。
趕走賀希明是毛的第一次權力鬥爭，他贏了。在毛領導下，湖南黨沒有委員會，隻有毛發命令。但他總是精明地準時向上海打報告。
毛的另一個主要任務是組織工會。但他少有作為。他對勞工沒有什麽同情，正如他對農民一樣。一九二0年十一月他給朋友寫信，抱怨自己作為讀書人生活苦不堪言，然後說：“我看中國下力人身體並不弱，身體弱就隻有讀書人。”一九二一年十二月，湘贛交界處的安源煤礦工人寫信給共產黨人，要求幫助，毛去了煤礦。這是有記載的毛第一次接近工人。
他隻待了幾天就走了，讓其他人去做具體工作。據馬林筆記：毛報告說，他對組織勞工是一籌莫展，想不出任何辦法。”在長沙有兩個卓有成效的勞工組織者：黃愛、龐人銓。他們一九二0年底成立了獨立的湖南勞工會，兩個月內長沙的七千工人中就有三千加入。這兩人在一九二二年一月領導大罷工時被捕，隨即被砍了頭。他們的被害在全國激起軒然大波。有人後來問殺他們的省長趙恒惕為什麽沒捉毛澤東，趙回答說：毛沒對他構成威脅。
既然毛在組織勞工和發展黨員上不力，中共一九二二年七月開第二次代表大會便沒讓毛當代表。毛後來對斯諾稱他“本想參加，可是忘記了開會的地點，又找不到任何同誌，結果錯過了這次大會”。漏掉毛是不可能的：“二大”組織嚴密，會上還通過了一係列重要決議，包括加入共產國際。
沒當上“二大”代表對毛是沉重打擊。這意味著他可能失去湖南黨領導人的地位，俄國人資助的錢也就不會經過他了。所以毛一聽說“二大”代表沒他，立刻變得十分積極。四月他去了一個鉛鋅礦，五月又再去安源煤礦。他開始領導罷工遊行。十月二十四日，妻子開慧生下了他們的
24-25
第一個兒子岸英，毛沒在她身邊，他在代表泥木工會跟政府談判。
湖南黨的“委員會”也趕著在五月成立。這時，毛做湖南黨領導人已近一年了。湖南黨有三十多名黨員，大部分不是毛發展的。劉少奇曾這樣描述委員會的運作：他多次在毛家裏開會，但除了“有時問一問情況之外，根本無法發言，最後，總是照毛主席意見辦理。這就是說，湖南黨內已經有了自己的領袖，自己的作風，而當時在上海黨內就還沒有形成這樣的作風。”劉在此委婉地陳述毛在建黨初期就已經形同專製者了。
就在毛努力向上海表現時，他的運氣來了。一九二三年初，上海中央的大多數人員，從陳獨秀起，與莫斯科代表發生激烈爭執，反對莫斯科要中共加入另一個政黨：國民黨。莫斯科代表馬林急需地方上的中共黨員支持他，而毛正是這樣一個人。
國民黨建於民國初年，領袖是民國成立時的臨時大總統孫中山。孫當總統沒多久就被迫讓位給掌握軍權的袁世凱，自己被排斥於北京中央政府之外。孫一心想組織軍隊推翻北京政府取而代之，屢屢失敗後，他跟蘇俄拉上了關係。
蘇俄也想顛覆北京政府。它那時正致力於把尚為中國領土的外蒙古從中國分割出去，變成它的勢力範圍，北京政府由此對它滿懷戒心與敵意。蘇俄希望一個跟它親近的人當權，中共太小，成不了事，莫斯科便試探了不同的地方軍閥，曾特別寄希望於吳佩孚。但找的人都堅持要蘇俄軍隊撤出外蒙古。隻有孫中山不要求蘇俄撤軍。雖然孫說他反對蒙古獨立，但他對蘇俄代表越飛(Adolf Joffe)說：“蘇俄軍隊應該留在那裏。”越飛告訴莫斯科：“他根本不反對我們軍隊在庫倫駐紮。”
作為交換，孫中山要蘇俄幫他建立軍隊，推翻北京政府。為此他不僅讚同蘇俄軍隊繼續占領外蒙，還主動提議蘇俄進占礦藏富有的新疆。越飛十一月報告莫斯科，孫“請求我們的一個師奪取新疆，說那裏隻有四千名中國軍人，不可能進行任何抵抗創。孫甚至要求蘇俄軍隊一直打到四川首府成都，幫助他奪權。
孫是“我們的人”，越飛加了重點記號報告列寧。他的要價“最多不過是二百萬墨西哥元(相當於差不多同樣數字的金盧布)”，“難道所有這一切不值得我們花那二百萬盧布嗎？”孫還占據南方沿海的廣東省，蘇俄可以方便地運進武器裝備。蘇共政治局一九二三年初做出了決議：“全力支持國民黨。”“錢由共產國際基金支付。”這個決議是由正
崛起的新星斯大林(Joseph Stalin)簽署的，斯大林此時開始密切關注中國。
莫斯科知道孫中山有他自己的算盤，他想利用俄國人，正如俄國人利用他一樣。莫斯科希望用中共從國民黨內部來左右孫中山。這就是它為什麽命令中共加入國民黨。斯大林在一個內部講話中說：“從這裏，莫斯科，我們不能公開地發命令。我們通過中國共產黨和其他隱藏的同誌發命令，秘密地發。”
包括陳獨秀在內的幾乎所有中共領導都反對加入國民黨，理由是國民黨不讚成共產主義，而孫中山隻是個“不擇手段的”政客，想的無非是權力，資助孫隻會是“浪費俄國的血汗，或許還有世界無產階級的血汗”。
麵臨反抗的馬林，於是把毛調來中央。毛馬上加入了國民黨。他從前的朋友蔡和森，一個狂熱的共產主義信徒，後來向共產國際抱怨說，當馬林提出“集全力於國民黨的工作”的口號時，“讚成他的隻有毛”。
毛擁護加入國民黨，是因為他不相信隻有一兩百人的共產黨靠意識形態能有什麽前途。在中共一九二三年六月召開的“三大”上，他說中國實現共產主義的唯一可能性是俄國人打進來。主持大會的馬林向莫斯科報告：毛“實在太悲觀了，他認為中國的唯一希望是俄國幹涉”。“革命得由俄國軍隊從北邊帶進來。”毛是有遠見的，沒有二十二年後抗戰結束時的蘇聯出兵，就沒有中共的江山。
跟國民黨合作，有蘇俄在後麵全力援助，包括提供軍援，使毛看到
26-27
了希望，他第一次傾其才能為黨工作。莫斯科負責給中共提供錢的維爾德(S.L.Ville，駐上海副領事)特地報告莫斯科：毛“毫無疑問是個好同誌”。由馬林做主，毛當上了中央局秘書，協助陳獨秀處理日常通信，管理文件，在開會時作記錄。黨的函件都由陳與他簽字。學著陳，毛也用英文簽名：T．T．Mao”他和陳首先做的事之一是向莫斯科要更多的錢：“因為我們工作戰線逐漸地擴大，我們的開支也增加了。”
在莫斯科的堅持下，中國共產黨人加入了國民黨。一九二三年八月，能幹的鮑羅廷(Mikhail Borodin)根據斯大林的提議來到中國主管國共兩黨，名義是孫中山的顧問。鮑羅廷是老資格的革命家，在美國、墨西哥、英國都留下了顯著的足跡。人們用“雄偉”一詞來形容他，他即使生病也能保持偉岸的姿態。他既善於演講，聲如洪鍾，又精於組織，還頗具遠見。
鮑羅廷按蘇聯意旨改組了國民黨。一九二四年一月，他操縱國民黨在廣州召開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會上毛澤東等中共黨人非常活躍，隻有九百人的中共在擁有數以萬計成員的國民黨中占據了一連串要職。
莫斯科向這個新國民黨投入大量資本，出錢建立、出人訓練國民黨軍隊，一手操辦黃埔軍校，為國民黨培訓軍官。軍校坐落在珠江一個小島上，離廣州十公裏，完全是蘇聯模式，有蘇聯顧問，還有許多共產黨教官與學員。飛機大炮從蘇聯海運而至。在蘇聯人幫助下，國民黨大大擴展了在廣東的基地。
毛成為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十六個候補委員之一，在國民黨上海執行部工作了一年。其間，毛組建了國民黨湖南支部，是國民黨中最大的支部之一。毛盡心盡力為國民黨工作，甚至很少出席共產黨的會議。
毛的做法在共產黨內引起不滿。蔡和森對共產國際說：在湖南，我們的組織失去了幾乎所有的政治意義。所有的政治問題都由國民黨的省黨部來決定，而不是由共產黨的省委員會決定。”另一個執著的勞工組織者鄧中夏也說：“毛那時反對獨立[於國民黨]的工會運動。”
不僅中共的人，莫斯科的代表也向毛開火。毛的庇護人馬林這時已經離開中國。雖然毛跟鮑羅廷關係不錯，但反對毛的蘇聯人勢力也不小。莫斯科的命令是中共一方麵要在國民黨內工作，一方麵要保持自己的獨立性，絕不能忘記他們跟國民黨不是一家人。毛看不出這兩個黨有什麽區別。一九二四年三月三十日，莫斯科代表達林(Sergei Dalin)給維經斯基寫信說：“中共中央局秘書毛澤東(毫無疑問是個馬林安插的人)說的話簡直使你毛骨悚然。比方他說國民黨過去是、現在也是無產階級的黨，共產國際應該承認它是一個支部……我已經寫信給黨的中央局要求他們換人。”
對毛的批評還有“機會主義”、“右傾”等等。他被排斥出中央局，即將在一九二五年初召開的“四大”代表名單上也沒有他。在一擼到底的重擊之下，毛的身體明顯地虛弱了，人大大消瘦。當時跟他住在一起的羅章龍告訴我們說，毛的病是“思想上的病，他在想自己的事”。有時他一星期才大便一次。此後毛一生都為便秘所苦。
“四大”即將召開，毛別無選擇，隻得離開上海回湖南。在湖南他也沒有黨的職位。一九二五年二月六日，他回到韶山老屋，攜帶著五十多公斤的書，說是回家養病。此時，他在共產黨內已經四年多了，經曆了沉浮榮辱，三十一歲那年，家鄉韶山是唯一的歸宿。
4 國民黨內的大起大落
1925～1927年 31～33歲
毛澤東在韶山老屋一待就是八個月。在長沙為共產黨工作的兩個弟弟現在都回來，給毛作幫手。五
十公裏外的長沙，湖南共產黨人組織罷工，遊行示威，搞得熱火朝天。毛沒有參加，很多時間在家打牌。
他在等機會重返政壇 -- 高層政壇。機會不久來了。一九二五年三月，國民黨領袖孫中山去世，由汪
精衛接任。毛認識汪精衛，他們在上海時一塊兒工作過，關係不錯，汪極為賞識毛的才幹。
汪精衛比毛大十歲，是國民黨中有名的美男子。詩人徐誌摩在日記裏這樣描述他：“他真是個美男子，
可愛！[胡)適之說他若是女人一定死心塌地的愛他，他是男子……他也愛他！”汪又是民國革命中響當當
的人物。武昌起義爆發時，他正在監獄裏，由於一再企圖刺殺包括攝政王在內的清朝重臣而被判處終身監
禁。辛亥革命後他出了獄，成為國民黨領導人之一。孫中山臨終前，他一直跟著孫，孫在遺囑上簽字時他
隨侍在側。這使他具有孫中山繼承人的身份。但地位的最後確定還是他跟蘇聯的親近，鮑羅廷一錘定音，
新的國民黨領袖就是他了。
蘇聯人現在是國民黨所在地廣東的主人，首府廣州[頗有點蘇聯城市的氣息，到處是紅旗與標語。踏
板上立著中國保鑣的汽車在大街上奔馳，車窗內露著蘇聯顧問的麵孔。珠江上停著蘇聯貨輪。在不為人眼
所見的地方，“委員們”坐在紅布罩著的桌子周圍，在列寧的畫像下，審訊“破壞分子”。這是革命法庭
在開庭。
孫中山一死，毛就派他的麽弟澤覃去廣州打探消息。二弟澤民也隨後起程。六月，汪精衛的位子一穩
定，毛就準備自己去廣州。首先他得拿出一張像樣的履曆表。他開始在韶山一帶組織基層支部，大部分是
國民黨支部。
國民黨的主要綱領是“打倒帝國主義”，毛的工作也就圍繞著這個主題。這跟農民的生活沒什麽關係
，沒能喚起農民什麽興趣。當時跟毛一起的賀爾康在七月十二日的日記中寫道：他和毛走了一村又一村集
合人，結果“一點又十五分時，會才完畢。”毛說“要動身回家去歇；他說，因他的神經衰弱，今日又說
話太多了，到此定會睡不著。月亮也出了丈多高，三人就動身走，走了兩三裏路時，就在半途中就越走越
走不動，疲倦極了，後就到湯家灣歇了。”七月二十九日，毛召集農民開成立國民黨支部的會，“同誌隻
到一位，其他都未到，該會未能開。”又一天，八月四日，在毛家裏，“因同誌多未到，會未開成。”
沒有資料表明毛組織過反對富人的農民運動。他曾在一九二四年一月十八日對鮑羅廷等說，這類鬥爭
“必然要遭到失敗”。有的地方共產黨“組織不識字的農民，領導他們同相對富裕的地主進行鬥爭。結果
怎麽樣呢？我們的組織立刻遭到破壞，被查封。而所有這些農民不僅不認為我們是在為他們的利益而鬥爭
，甚至還仇視我們。他們說：如果不把我們組織起來，就不會發生任何災難不幸。”
當時共產黨在長沙領導由五卅運動引起的反帝大遊行。耶魯大學辦的湘雅醫學院院長給美國駐長沙領
事館的報告說，湖南省長“接到一張二十個鼓動領導人的名單，其中有毛澤東，是此地首要的共產主義宣
傳者。”這是毛的名字第一次出現在美國政府的檔案裏。雖然毛並沒有參與領導這些遊行，但因為毛的名
氣，當局也懷疑他。
八月，省裏發文，要捉毛澤東。韶山家裏給他雇了乘轎子抬他去長沙。毛跟轎夫講好，有人問抬的是
誰，就說是醫生。毛的弟媳回憶說：團防局隔了幾天才來捉澤東同誌，因澤東同誌沒在家，隻開了些錢就
了
30-31
事。”開慧和其他毛的家人都沒有受到傷害。
毛就要去廣州了。離開長沙前夕，他到湘江邊散步，心裏醞釀著展望未來的詩篇：“鷹擊長空，魚翔
淺底，萬類霜天競自由。悵寥廓，問蒼茫大地，誰主沉浮？”
毛信心十足，要主宰蒼茫大地的沉浮。
毛澤東很會看人。國民黨領袖汪精衛正是他的伯樂。九月毛一到廣州，汪就給了他一連串要職。汪推
薦他代理自己做國民黨的中央宣傳部長，宣傳部創辦了《政治周報》，毛任主編。國民黨第二次全國代表
大會在即，毛成為代表資格審查委員會五名委員之一。大會第二年初召開時，向大會作宣傳報告的是毛。
毛在國民黨內扶搖直上，汪精衛起了關鍵作用。後來汪成了日本侵華傀儡政權的頭子，名聲太差，他的功
勞便被悄悄掩去。
毛日以繼夜地工作。他的旺盛精力多半得益於此時發現的一件寶貝：安眠藥。毛長期失眠，經常疲憊
不堪，現在總算得救了。後來他把安眠藥的發明者跟馬克思相提並論。
一九二五年十一月，毛第一次對農民問題表示興趣。在一張調查表上他填道：他“現在注重研究中國
農民問題”。十二月一日，國民黨的一個刊物上登載他的文章講到農民。一個月後，國民黨的《中國農民
》創刊，他又寫了篇類似的文章。這個新興趣並非來自毛的靈感，而是莫斯科剛發了緊急指示。十月，莫
斯科對中國的革命者們不注意農民提出強烈異議：“占人口九成的農民到哪裏去了呢？不知為什麽從中國
寄給我們的所有文件中完全沒有考慮到農民這一運動中的決定性社會力量。”莫斯科命令國共兩黨“廣泛
地占領農村。”國民黨先於共產黨行動起來。
至今人們還認為是毛澤東在中共首先致力於農民工作。實際上，共產國際早在一九二三年五月就告訴
中共：“隻有把占中國人口大多數的農民，即小農吸引到運動中來，中國革命才能取得勝利。”“全部政
策的中心問題就是農民問題。”它要中共“進行反對封建主義殘餘的農民土地革命。”毛澤東曾對這一套
持保留態度，使一些蘇聯人對他大為光火。那個討厭毛的達林在一九二四年三月曾向莫斯科報告說，毛居
然有這樣的話：“在農民問題上應該放棄階級路線，在貧苦農民中間不會有什麽作為，跟地主和紳士應當
建立聯係等等。”
毛現在隨著莫斯科的風向改變了觀點。沒想到，這卻給他帶來了新麻煩。毛努力在文章中使用共產黨的
“階級分析”，把自耕農稱為“小資產階級”，把雇農叫做“無產階級”。對講究意識形態的蘇聯人來說
，這些詞隻可用在“資本主義社會”裏，而中國還隻是“封建主義社會”。蘇聯在中國的顧問當時辦了個
雜誌叫《廣州》，抄送四十來個蘇共負責人，頭一個就是斯大林。蘇聯農民問題專家沃林(M．Volin)在上
麵發表了一篇措辭尖銳的批判文章，指責毛混淆兩種社會性質：“一眼就可以看到一個明顯的錯誤：按毛
的說法，中國社會已經過渡到了高一級的資本主義階段。”毛的文章“不科學”“含糊不清”，還“簡單
化得要命”。就連毛的基本數字也差得太遠：毛說中國人口是四億，而一九二二年人口統計是四億六幹三
百萬。
幸虧理論字眼對國民黨不那麽重要。一九二六年二月，汪精衛支持毛做新成立的國民黨農民運動委員
會委員，兼國民黨廣州農民運動講習所所長。講習所是兩年前由蘇聯人出資辦的。隻是在這時，三十二歲
的毛才真正開始搞農民運動。在他主持下，講習所培訓農村鼓動者，到鄉下去組織農民協會，發動窮人反
對富人。隨著國民黨軍隊占領湖南，七月後湖南農運轟轟烈烈地開展起來了。
湖南是國民黨北伐第一站。北伐的目標是掃清地方軍閥，推翻北京政府。在這條兩幹千多公裏的漫長
征途上，國民黨軍隊有蘇聯顧問隨行。蘇聯在長沙開了個領事館，指揮國民黨當局支持農協會，給它們資
金。短短幾個月，湖南一大半農村都成立了農協會，社會結構被一下子打亂了。
這時，軍閥混戰時起時伏已進行了十年，自一九一二年民國成立以
32-33
來，北京政府也改組了四十多次，但軍閥們都沒有改變固有的社會結構。除非處在兩軍交戰的地方，老百
姓生活照舊。現在，由於國民黨搞蘇俄式革命，社會架構崩潰了。不到年底，湖南鄉村已是一片混亂，暴
力橫行。就是在這樣的形勢下，毛澤東作為國民黨農民運動領導人被邀請回鄉“指導一切”。
這時的長沙到處是兒童跑來跑去唱著：“打倒列強，打倒列強，除軍閥，除軍閥。”這首“國民革命歌
”曲子是(Frere Jacques)--法國的兒歌。出現在街頭的另一個歐洲發明是紙糊的高帽子，拿來戴在被遊
街的人頭上，作為恥辱的象徵。
十二月二十日，三百來人聚集在長沙幻燈場聽毛澤東演講。毛講了差不多兩個小時，說：“我們現在還
不是打倒地主的時候，我們要讓他一步，在國民革命中是打倒帝國主義軍閥土豪劣紳，減少租額，減少利
息，增加雇農工資的時候。”跟毛同來的、化名卜禮慈(Boris FreYe)的俄國人，事後向上司報告說：毛
的講話基本“可以”，就是太溫和了一點。
毛的溫和觀點在其後的湖南鄉間巡視時發生了巨變。毛後來說：“當我未到長沙之先，對黨完全站在
地主方麵的決議無由反對及到長沙後仍無法答覆此問題，直到在湖南住了三十多天才完全改變了我的態度
。這三十多天到底發生了什麽？從他巡視後寫的《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可以看出，毛發現他很喜歡暴
力，喜歡大亂，喜歡殘忍，他找到了自我。這一發現對他未來的統治產生了莫大影響。
毛看到基層農民協會辦事人，大都是所謂的“痞子”：“那些從前在鄉下所謂踏爛鞋皮的，挾爛傘子
的，打閑的，穿綠長褂子的，賭錢打牌四業不層的，總而言之一切從前為紳士們看不起的人”。他們現在
有了權：“他們在鄉農民協會(農協之最下級)稱王，鄉農民協會在他們手裏弄成很凶的東西了”。他們任
意給人定罪：“這出“有土必豪，無紳不劣”的話，有些地方甚至五十畝田的也叫他土豪，穿長褂子的叫
他劣紳”。他們“將地主打翻在地，再踏上一隻腳”，“土豪劣紳的小姐少奶奶的牙床上也可以踏上去滾
一滾，動不動捉人戴高帽子遊鄉……總之為所欲為，一切反常，竟在鄉村造成一種恐怖現象。”
毛看到痞子們很喜歡玩弄手裏的犧牲品，比方說戴高帽子遊鄉，“這種處罰最使土豪劣紳顫栗，戴過
一次高帽子的，從此顏麵掃地做不起人。”“有一個鄉農會很巧妙，捉了一個劣紳來，聲言今日要給他戴
高帽子，劣紳於是嚇烏了臉。嚇了他結果又不給他戴，放他回去，等日再戴。那劣紳不知何日要戴這高帽
子，每天在家放心不下，坐臥不寧。”
毛說他“覺到一種從來未有的痛快”。他大聲歡呼：“好得很！好得很！”
毛還格外欣賞一種凶器 -- 梭鏢，“使一切土豪劣紳看了打顫的一種新起的“東西”。”他要求湖南
當局把梭鏢“確實普及於七十五縣二千餘萬農民之中”。
巡視中，農協會向毛報告說有人被打死，問毛怎麽辦。毛說：“打死個把，還不算了。”這之後，更
多的人被打死。
毛巡視以前，湖南農運領導人曾著手約束暴力，扣了些打死人的人。毛命令他們放人，批評他們說：
“革命不是請客吃飯，不是做文章，不是繪畫繡花……每個農村都必須造成一個短時期的恐怖現象”。湖
南農運領導人作了檢討，執行了毛的命令。
毛的《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一句也沒有提及與農民切身相關的最重要的問題：分田地。他對此沒
有表示絲毫興趣。
吸引毛的是野蠻暴力，是打碎既存秩序、社會結構的暴力。這正是蘇俄社會革命的模式。毛不是從理
論上信仰這種模式，而是從性格上走了進去。莫斯科留意到了他，在共產國際的雜誌上第一次發表了他的
《報告》。毛澤東雖然在意識形態上模模糊糊，在直覺上卻與列寧主義不謀而合。像陳獨秀這樣的共產黨
人，雖然理論上信仰共產主義，可一聽說暴民打人殺人就火冒三丈，堅持要製止。他們其實不是蘇俄式的
共產主義者，
34-35
而毛卻是。所以，中共在把毛趕出領導圈子的兩年之後，重新接受了他。一九二七年四月，毛再次成為中
央委員，盡管隻是“候補”。
毛這時隨北伐的國民黨政府住在長江重鎮武漢。他現在儼然是國民黨農運總管了，在武漢開始訓練農
運人員，北伐軍打到哪裏，就把暴力散布到哪裏。在他的訓練教材中，有一份講農協會的人討論如何對付
“土豪劣紳”：“倘有土豪劣紳最強硬的，便割腳筋和耳朵，戴高帽子遊行”，或者“必活活地打死”。
在毛的推崇下，農民暴力到處蔓延，激起了國民黨軍隊的強烈反對。陳獨秀六月向共產國際報告說：
“國民革命軍有百分之九十出身於湖南。軍人對所有農民運動的“過火”抱反感態度。”“軍官家庭的土
地財產被沒收；他們的親戚被逮捕；商民受到逮捕的刑罰……士兵寄回家的一點錢也會被沒收，軍人們發
現革命一場，反而給自己的家庭帶來災難。
國民黨中相當多人早就不滿走蘇俄的路，他們的憤怒在一九二六年國民黨“二大”上達到高潮。二百
五十六名代表中競有三分之一是中共黨員，另外三分之一是親共的，其中有不少秘密共產黨員，未來將對
共產黨奪權起極大作用。許多國民黨名人如今起來大聲疾呼，反對農村暴力，要求與莫斯科的控製決裂，
與莫斯科的手 -- 中共 -- 決裂。
就在這個時候，一千公裏外的首都北京出了一件事，使國民黨走到決定自己命運的關頭。一九二七年
四月六日，北京當局突襲了蘇聯使館，搜到大批文件，證據確鑿地表明蘇聯正在中國圖謀顛覆北京政府。
文件暴露了中共與蘇聯的秘密關係，而中共領導人李大釗跟六十多名黨員就住在蘇聯使館的房產中。李大
釗不久被絞殺。
從蘇聯使館搜出的文件在全國報紙廣為轉載，蘇聯顛覆計劃規模之大，激怒了公眾輿論，也震驚了西
方列強。國民黨不得不考慮自己的地位。它正全力以赴要推翻北京政府，蘇聯正給它出錢出力，中共也正
在它的行列中並肩作戰。人們完全有理由認為國民黨是蘇聯顛覆計劃的一部分，推翻北京政府後會把中國
變成蘇聯傀儡。如果國民黨不改變自己的形象，它可能失去人心，更重要的，西方列強會不惜一切支持北
京政權。
於是，有一個人抓住機會行動了，他就是國民黨軍隊總司令蔣介石。四月十二日，他下令與共產黨決
裂，開始“清黨”。他頒發的通緝名單有一百九十七人，以鮑羅廷為首，毛澤東也名列其中。
蔣介石比毛澤東大六歲，一八八七年出生於浙江省一個鹽商家庭。他在日本學過軍事，是個職業軍人
，臉上當帶著凜然難以親近的僵硬表情。一九二三年，作為孫中山的大本營參謀長，他率團訪問蘇聯。那
時他被俄國人認定“屬於國民黨左翼”，“同我們很親近”。但是三個月的訪問使他極端反蘇，特別反感
蘇聯要把中國社會劃分成不同的階級，搞階級鬥爭。
蔣介石對蘇聯的這些感想一個字也沒有公開說出。相反地，他給鮑羅廷的印象是他“對我們非常友好
，充滿了熱情”。有了俄國人的支持，蔣上升為國民黨第二號人物，僅次於汪精衛。蔣掩蓋他的真實色彩
，為的是北伐必不可少的蘇聯軍援。但同時，蔣不動聲色地準備決裂，在一九二六年三月把一些共產黨人
從關鍵的職位上趕了下去。此事發生後，吃驚的蘇聯顧問開始考慮幹掉蔣介石。索洛維約夫(Solovyov)二
十四日給加拉罕(L．M．Karakhan)寫信說：“使團決定遷就蔣介石……以便贏得時間和做好準備除掉這位
將軍。”一年後，鮑羅廷秘密命令逮捕蔣介石。
蔣介石先下手了。北京那邊一公布蘇聯搞顛覆的文件，他就發表布告，逮捕共產黨人。行動首先在上
海，那裏蔣有了新的財源。幾天工夫，共產黨方麵死了三百多人。共產黨不能在上海公開露麵了。但上海
繼續是中共中央居住與活動的地方。此後五、六年中，上海是處於地下狀況的中共中央的代名詞。
蔣介石在上海率先殺共產黨人後不久，汪精衛也倒向蔣，七月十五日在武漢宣布“分共”。從此，蔣
介石成為國民黨領袖，蔣政權持續了二
36-37
十二年，直到一九四九年被毛澤東趕到台灣。
一九二七年的春夏之交，汪精衛“分共”在即，毛澤東自言他“心情蒼涼，一時不知如何是好。”一
天他登上了長江邊上著名的黃鶴樓，在那裏寫了首詩。始建於公元二二三年的黃鶴樓是古今詩人喜歡登臨
題詠的地方。唐崔顥{黃鶴樓)詩說：“昔人已乘黃鶴去，此地空餘黃鶴樓。黃鶴一去不複返，白雲千載空
悠悠。”以後“黃鶴”用來比喻一去不複返的事物。這似乎說中了毛澤東在國民黨內所有的建樹，即將化
為烏有。毛登樓那天正是“煙雨莽蒼蒼”的時候。“黃鶴知何去？”毛問道，考慮著自己的前途。他這樣
結束了他的詩：“把酒酹滔滔，心潮逐浪高！”
毛努力想拉住汪，拿他過去歡呼“好得很！”的農協會暴民做替罪羊。汪精衛六月十三日告訴其他武
漢領導人：“據毛澤東同誌報告，才曉得農民協會有哥老會在內把持，他們既不知道國民黨是什麽，也不
知道共產黨是什麽，隻曉得做殺人放火的勾當。”但毛這一著沒用，汪精衛已在策畫跟共產黨決裂，把一
切鄉村暴力都歸罪於共產黨。毛隻能同汪精衛分手。
生平第一次，毛有了掉腦袋的威脅。兩年前的“逮捕”是有驚無險，他還可以雇輛轎子抬他到長沙，然
後跑到廣州。現在不同了。七月四日，陳獨秀的一個兒子被砍了頭。在共產黨發動了一連串武裝暴動，殺
了不少人以後，到處就都殺開了共產黨。隻要有人告發你是共產黨，你就可能被抓起來殺頭。死者有的從
容就義，有的慷慨宣講信仰，有的呼口號，有的唱《國際歌》。報紙上登載著無情的大標題，為捕殺“拍
手稱快”。
但這時的毛，已看準了一個能安全生存的方式。不僅如此，他還設計了未來發展的藍圖：利用中共和
蘇聯來為自己打天下。一九二七年夏天做出的這個決定，意味著三十三歲的毛澤東在政治上步入成年。
5 秋收暴動：拐走起義武裝
1927～1928年 33～34歲
一九二七年四月蔣介石“清共”開始時，斯大林剛成為克裏姆林宮的頭號人物，親自製定對華政策。
他要中共建立軍隊和根據地，以便最終用槍杆子征服中國。
用槍杆子奪權，斯大林早在一九一九年共產國際成立時就為中共想到了。跟國民黨合作時，莫斯科派
中共黨員打入國民黨軍隊設法控製它。蔣介石“清共”後，斯大林命令中共馬上從國民黨軍隊裏盡可能拉
出隊伍，“建立自己的新武裝”。
斯大林派他的親信老鄉羅明納茲(Beso Lominadze)來中國管事。蘇軍情報局局長伯金(Jan Berzin)給
“中國委員會”主席伏羅希洛夫(K1iment Voroshilov)寫信說，蘇聯在中國的首要任務是建立紅軍。主要
城市都派有蘇軍情報局人員，負責給中共供應武器、資金、藥品、情報。同時派來的還有軍事顧問，在蘇
聯國內也加緊了對中共人員的軍事訓練。
莫斯科的第一步計劃，是把拉出的隊伍帶到南方海岸去接收蘇聯軍火，然後在那裏建立根據地。同時，
莫斯科指示湖南和其他三個有農民協會的省舉行暴動。
毛澤東舉雙手讚成這條道路。他在羅明納茲主持的“八七”緊急會議上說：“政權是由槍杆子中取得的
。”這後來演變成他的名言“槍杆子裏麵出政權”。當時莫斯科剛撤掉了中共領袖陳獨秀，把國民黨分裂
怪罪到陳頭上，換上了同他們關係密切的年輕文人瞿秋白。剛當上政治局候補
38-39
委員的毛，不要做這種任人想換就換，想撤就撤的“王”。他要有自己的槍杆子，建立自己的地盤，使自
己處於實力地位，以便向莫斯科要權。有自己的領地也是安全生存的最好方式。
但是，毛沒有一杆槍，一個兵，莫斯科也沒有派他搞軍事。毛要擁有軍隊，必須靠別的手段。
一九二七年夏，中共能拉出的主要武裝是駐紮南昌的一支兩萬人的軍隊。八月一日，在蘇聯顧問庫馬
寧(M．F.Kumanin)的直接指揮下，中共負責軍事的周恩來組織這支隊伍舉行兵變。這就是“南昌起義”這
天也成了中共的“建軍節”。人們大多不知的是，用斯大林的話說，這個行動是“共產國際的主意，完完
全全的共產國際的主意”。“起義”部隊隨即南下，向六百公裏外的港口汕頭挺進，去接收蘇聯人準備運
來的武器。
毛打算把這支部隊的一部分抓到手。由於他們預計的行軍路線接近湘南，毛便在八月初向中央建議，
在即將舉行的湖南秋收暴動中，他到湘南去搞，要中央從路過的南昌起義部隊中給他一個團，稱加上其他
農軍，他至少有占領五縣以上的把握”。從毛後來的行為可以看出，他並不是真要去發動農民搞暴動，而
是以暴動為藉口，希望從中央那裏挖出一支武裝帶走。
不明就裏的中央批準了毛的湘南暴動建議。湖南全省暴動的領導者們約定八月十五日在長沙蘇聯領事
館開會。開會那天獨獨毛沒有來，盡管他三天前已回長沙，就住在楊開慧娘家。由於他是主要人物，會議
隻好改到第二天。據當時湖南省委給中央的報告：“到了十六日，到會的人部齊全，唯澤東一人未到。”
十八日，毛才姍姍露麵，大家很生氣，他卻說他去搞“農民調查”去了。
毛遲到四天的原因不可告人：他要等一等，看南昌起義的部隊是否仍有可能到湘南，要是不可能，他
就不去湘南搞“暴動”了。
南昌起義的部隊離開南昌三天，逃兵就去了三分之一，彈藥也丟了一半。氣溫高達攝氏三十度，極度
的悶熱，士兵們沒有水暍，隻好暍田裏的汙水，成群地死去。隊伍七零八落，隻求掙紮著拚到汕頭，不可
能繞到湘南。
於是，毛出現在蘇聯領事館時，來了個一百八十度大轉彎，堅決要求取消他自己提出的湘南暴動計劃
。毛的理由是，暴動應該縮小範圍，應該集中精力打長沙。當時湖南省委給中央的報告說：“縮小範圍的
暴動計劃，澤東持之最堅。”
就像他並不真要在湘南搞暴動一樣，毛也無意打長沙。他提出“打”是因為該城附近有三支紅色武裝
，他可以以打長沙為名，把它們帶走。這三支武裝，一支是原農運的活躍分子；一支是因安源煤礦倒閉而
失業的礦工和礦警還有一支是原駐武漢的部隊，奉命去參加南昌起義而沒趕上。一共數千人。
毛如願以償地當上了指揮這些軍隊的“前委”書記，受湖南省委領導。毛沒受過任何軍事訓練，讓他
當前敵指揮官，純粹是因為他對莫斯科暴動奪權指示表現出超乎尋常的樂觀和熱情，而主持長沙決策會議
的是兩個蘇聯人。毛的積極可以在他八月二十日給中央的信裏看到：“某同誌 [蘇聯人]來湘，道及國際
新訓令，主張在中國立即實行工農兵蘇維埃，聞之距躍三丈。中國客觀上早已到了一九一七年……我們此
刻應有決心立即在粵、湘、鄂、贛四省建立工農兵政權。此政權既建設，必且迅速的取得全國的勝利。望
中央無疑的接受國際訓令，並且在湖南上實行。”
八月三十一日，毛離開了蘇聯領事館，說是到部隊去。他並沒有去。九月十一日是約好的起事日子，
這天，毛一個人悄悄待在長沙一百公裏外的文家市。按官方說法，毛率領三支部隊中的一支，從銅鼓出發
。而當時跟毛關係密切的何長工等人，都說毛根本沒去銅鼓。十四日，三支隊伍還沒有到長沙，毛就傳令
要他們不去了，退兵改道。三支部隊都到了文家市。
40-41
這一切完全出乎在長沙的湖南省委意料之外，他們隻好在十五日取消整個暴動。蘇聯領事館的書記馬也
爾(Maier)說，發生的這一切“可說是最可恥的背叛與臨陣脫逃。”莫斯科稱之為“暴動的玩笑”。他們
似乎沒有意識到，毛先前不遺餘力地鼓吹“暴動”、打長沙，為的都是調兵 -- 調到自己手上。
這場“暴動”就是史書上著名的“秋收起義”。全世界都以為這是毛澤東領導的農民起義，毛是農民
起義領袖的神話也大半起源於此。毛一手製造了這個神話，對美國記者斯諾編了套有聲有色的故事。事實
上，這不是一次真正的農民起義，據湖南省委給中央的檢討說：這“純是一個簡單的軍事行動。不但沒有
掀動農民奪取土地的革命狂潮，連取得農民對此次暴動的興趣都沒有”。更有甚者，毛拆了它的台。
文家市遠離長沙，在沒有無線電聯係的情況下，湖南省委和蘇聯人無法直接指揮。毛早已計劃好了這
支部隊的目的地：南去一百七十公裏的井岡山。井岡山位於湘贛邊界，兩省當局都鞭長莫及，曆來是土匪
、綠林好漢的出沒之地。那裏有兩位山大王：袁文才，從前是學生；王佐，從前是裁縫。這兩人手下有五
百人馬，占領著有十三萬人口的寧岡縣大部分，靠收租徵稅過活。毛如今要把他們的地盤拿過來作自己的
根據地。
毛很清楚，他要帶隊伍進山，不是件輕而易舉的事。沒有黨的明確指示，這樣做無異於當土匪。毛擔
心一旦攤牌會危及性命，所以在文家市召集指揮官開會宣布決定前，先找到部隊中幾個從前熟悉的人，幫
助壓陣。找的人之一是何長工，何長工這個名字還是毛給他取的。何後來回憶說，毛要他跟另一位叫楊立
三的在會場上保護他的安全，所以，“我和楊立三在會場上打雜呀、拿菸呀，我們兩個人是你一進，我一
出；我一出，他一進。”會上爭得很厲害，指揮官們都不同意進山，但最後勉強服從了毛，因為毛是唯一
在場的黨的代表。
部隊向井岡山行進。一路上，毛穿著他鍾愛的長衫，脖子上係條土布長巾，一副鄉村教師的打扮。開
始官兵不認識毛，有人以為他是老百姓，要拉他給他們扛槍。當毛宣布部隊是去上山做“大王”時，大家
都驚呆了，他們參加革命不是為當土匪。但是毛以黨的名義要他們放心，說他們是“紅色的山大王”，世
界革命的一部分，而且上山也是生存之路。
盡管如此，許多人仍滿心疑慮。不少人作了逃兵。毛任想走的人離去，隻不準帶槍，他知道他不具備
強留任何人的條件。兩名最高指揮官都走了，去了上海中央，以後投向了國民黨。部隊著實筋疲力盡，打
擺子，爛腿子，拉痢疾，宿營地裏彌漫著強烈的腥臭味兒，有的人一躺在路邊的草叢裏就再也起不來了。
兩星期後隊伍到達井岡山時，隻剩下了六百人，跟著毛大半是因為沒有別的出路。他們成為毛起家的班底
，未來燎原烈焰的火星。
十月初，毛到了井岡山下，第一件事是去見袁文才(王佐在山裏)。毛隻帶了幾個人，以讓袁放心。袁
先在會見地點埋伏了二十多人，一見毛人不多，便迎了上去，一邊叫人殺豬設宴款待毛。他請毛坐下，嗑
瓜子，吃花生，喝茶談話。毛說他來此隻是過路，要南下去找南昌起義的隊伍。袁同意毛先住下，糧油暫
時由他管。毛的隊伍稍事休息後去周圍的幾個縣打家劫舍，籌糧籌款。毛就這樣把一隻腳插進了井岡山。
不到四個月，毛反客為主，把袁、王和他們的一幫人變成了手下的一個團。一九二八年二月十八日，
毛的隊伍攻下了寧岡縣城。這是他第一次參力口指揮作戰，雖然隻是在對麵山上用望遠鏡觀看。毛很少直
接上前線。三天後，毛召開“萬人大會”慶功，大會高潮是處死被俘的縣長張開陽。目擊者蘇蘭春描述說
：“二月二十一日，在碧市洲上召開工農商學兵萬人大會，會場裏打好了刺殺張開陽的三叉木架，四麵打
好木樁，牽好繩，掛上標語，大家用梭鏢把張開陽捅死了……毛委員在會上講了話。” 毛曾在《湖南農
民運動考察報告》中細述他對梭鏢的由衷喜愛，現在他親眼看著梭鏢殺人。
自從毛來到井岡山，“萬人大會”成了當地人生活的一部分，會上
42-43
總有這類殺人場麵。慶祝建立遂川縣紅色政權時，毛給大會寫了副對聯，紅紙大字，貼在主席台兩旁的木
柱上。一邊是“想當年剝削工農，好就好，利中生利”；一邊是“看今日斬殺土劣，怕不怕，刀上加刀”
。在毛講話之後，“大劣紳”郭渭堅被“刀上加刀”地處死。
當眾行刑在中國是古已有之，並非毛的首創。但毛給這一殘忍的傳統之“錦”添上了現代的“花”，
即組織大會看殺人，不去看不行。這樣有組織地使用恐怖是一幫土匪望塵莫及的。袁、王自己也被嚇住了
。毛的人又遠比他們能打仗。他們甘拜下風，讓毛坐了山寨的第一把交椅。
毛一到井岡山就派人去長沙跟湖南省委取得聯係。毛遠非像後來人們想像的那樣住在深山老林，與世
隔絕。他的住地跟外界暢通，關係幾天工夫就接上了。那時上海的中央已收到一係列關於“秋收起義”的
報告。他們不會看不出，是毛澤東拆了這次行動的台，又未經許可帶走了部隊。中央指定毛到上海開會。
毛知道此行不妙，他也絕不願意離開他的地盤，乾脆裝聾子。一九二七年十一月十四日，毛被開除出政治
局及湖南省委。
中央要奪毛的權，十二月三十一日函告湖南省委：毛“在政治上確犯了極嚴重的錯誤”，湖南省委應
當“派一負責同誌前去召集軍中同誌大會討論並由大會改造黨的組織，在必要時，派一勇敢明白的工人同
誌主任黨代表”。
毛能指揮部隊，是因為他代表黨，沒有黨的權威隊伍不會聽他的。不知是碰巧還是陰謀，中央指示發
出一星期後，湖南省委被國民黨一網打盡。結果毛的隊伍完全不知道黨已經吊銷了他的資格。
直到一九二八年三月黨的第一位使者才進入井岡山，帶來了中央決定，取消“前委”，解除毛的黨的
職務。但是，毛“道高一尺，魔高一丈”，他安排中央決議隻傳達給幾個親信，黨的書記也派一個自己人
去當，毛本人當“師長”，掌權的還是他。
毛澤東的“山寨”是一塊理想的根據地。平原上盛產大米、油茶，“一年耕而三年食”。山裏杉竹茂
密，四季濃霧繚繞，猴子、野豬，甚至老虎來來去去。井岡山最高峰才九百九十五公尺，卻很陡峭，易守
難攻，敗也可以跑。濃濃的灌木隱蔽著隻有獵人涉足的小徑，潛向通往兩個省的陽關大道。
毛和他的軍隊靠在四鄰的縣裏打家劫舍為生，美其名曰“打土豪”。毛告訴隊伍說：“群眾聽不懂“
土豪”是什麽意思，我們就用“財東”或“有錢人”來代替”。老井岡山戰士範樹德說，打土豪，“老話
叫“吊羊”、“綁票”。”
毛的活動常常是報上的新聞，他在全國出了名，以“毛匪”著稱。當地人恨他們。當年的紅軍李國斌
回憶道：一次“打土豪”時，數百村民衝過來，“抓了我們四十餘人，關押在祠堂裏，對他們實行捆打吊
，令女人用腳去踩，打了後用禾桶蓋起來，上麵壓上大石頭，使用各種毒刑。”
官兵們知道他們的生活方式跟土匪沒多大區別，許多人都不情願，尤其是軍官。一九二七年十二月，
主要軍事指揮官陳浩在井岡山外的茶陵縣企圖把部隊帶走。毛聞訊率人追上，把陳浩抓起來，隨後當眾處
死。對毛來說，這是一次極端嚴重的危機，他幾乎失去了整個軍隊。在他拐走這支部隊的短短幾個月中，
所有的軍事指揮官都跟他決裂了。
毛時時擔心自己的安危，開始逐步完善警衛措施。警衛從一百來人不斷增加。他在不同的地方有好幾
處房子，都從安全角度仔細挑選。房子的後麵可以逃遁，或有個後窗，或在後牆有洞，有小路通向山裏。
(以後長征途中，盡管宿營隻是臨時，毛的住處也部有安全出口。)
毛在井岡山的主要住宅之一位於入山口茅坪，交通便利，一旦情況緊急隨時可以撤進山裏。這是一幢美
麗的八角樓，寬大的正屋屋頂像一座高聳的八角形的三層木頭寶塔，螺旋著旋上去，到頂尖是一叢采光的
亮瓦。這個大宅子原屬於當地的醫生。另一處房子也是醫生的，叫“劉德盛藥
44-45
店”，位於山下大鎮碧市。這座大宅以奇異的美、無言地述說著井岡山昔日的輝煌。它一半是歐洲教堂
式的石頭建築，一排羅馬式的圓拱回廊；一半是中式樓房，瓦屋頂上築著像蛇竄出似的簷角。中西兩部由
一道八角形的大門洞精美地連在一起。
毛的司令部也在碧市，原是一所帶兩千平方公尺花園的書院，為方圓三縣的最高學府。樓上三麵完全
敞開，天地雲水一覽無餘，夏天學生在這裏乘涼。毛所到之處，不僅學校關門，醫生易址，祠堂、教堂也
被徵用。共產黨最常見的活動開會，需要大地方。
毛在井岡山住了十五個月，進山裏隻有三次，總共待了不到一個月。他未來的生活方式此時已初具輪
廓。他擁有眾多的仆人，或稱“勤雜人員”、“工作人員”。裏麵有司務長、夥夫，有專燒水挑水的，有
馬夫照管他的坐騎小黃馬，有專門送信的，還有一位被毛授予“兩大任務”，一是買菸，一是收集書籍、
報紙。毛離不開新聞。
來井岡山不久，毛有了新歡：他的第三任妻子賀子珍。那年賀子珍剛十八歲，瓜子臉，杏仁眼，身材
苗條。她生在山下富庶的永新縣，父親家是永新的望族，曾廣有產業，父親本人捐過舉人，當過縣長，後
來家道中落，開茶館生活。子珍原名“桂圓”，因為她出生的那天是秋夜，圓圓的月亮下盛開著桂花。她
在一所由兩個芬蘭修女主持的教會學校讀書，可是討厭學校裏“念不完的聖經，做不完的祈禱”，也不能
忍受循規蹈矩的小城生活。她天性熱情好動，心頭好像燃燒著火。北伐軍進入永新，打破了小城的一潭靜
水，她迷上了那熱騰騰的氣氛，加入了共產黨。她當啦啦隊歡迎北伐軍，在大庭廣眾下演講，才十六歲就
當上了縣婦女部長。她還帶頭剪掉了長長的秀發，留短發是革命的象徵。
蔣介石“清共”後，共產黨員和積極分子開始逃亡，她的父母和妹妹逃走了，哥哥被投入監獄。山大
王袁文才是哥哥的朋友，突襲監獄把他救了出來。子珍和哥哥跟袁文才上了井岡山，她成了袁夫人的好友
，王佐給了她一支毛瑟槍。
後來毛澤東來了，一眼看上了這個姑娘。袁文才也竭力促成，派她當毛的翻譯。毛不會說當地方言。
在長期轉戰生涯中，他常常用翻譯。一九二八年初，毛跟子珍“結婚”了。沒有舉行儀式，隻有袁太太給
他們擺了豐盛的宴席。這時毛離開楊開慧和他的三個兒子還不到四個月。別離後毛隻給開慧寫過一封信，
說他患了腳疾，現在乾脆遺棄了開慧。
開慧對毛的感情是狂熱的愛，子珍隻是相當勉強地嫁給了毛。一個俊俏女子在成千的男人中生活，自
然有眾多的仰慕者。子珍覺得三十四歲的毛“年紀太大”，她是“一朵鮮花插在牛糞上”。毛英俊活潑的
弟弟澤覃是她的一個追求者，對她說：“我哥有嫂子，跟我吧。”子珍後來承認她選擇毛是因為“一個女
孩子在那個環境中需要一種政治上的保護”。
毛跟子珍的關係在性生活得不到滿足的男人世界裹，引起了不少閑話。毛很謹慎，盡量避免跟子珍一
同出現在人前。路過傷病員住院的地方，毛特別要和她分開走。
結婚不到一年，子珍已決心離開毛。她對朋友說跟毛結婚很“倒楣”，是“重大的犧牲”。一九二九
年一月，毛要離開井岡山遠走他鄉時，子珍抓住這個機會要留下。她當時最好的朋友曾誌說：“賀子珍死
都不願意下井岡山，她不願意走。我們都要出發時，她也不走，她很倔，不肯走。”這樣的堅持很可能既
有個人的原因也有政治的因素，子珍想逃離的是毛代表的那種生活，她在十幾歲時不自覺地被卷進去的生
活。她想脫離這種生活的願望之強烈，甚至不顧冒被國民黨抓去的危險。毛命令無論如何要把她帶上。“
我就硬是把她拉走，”曾誌說。“她一邊走一邊哭，總是掉隊。她沒來的時候，毛主席就叫他的馬夫回去
找她，去接她。”
一九二八年四月，毛還在井岡山時，南昌起義的幸存者在走投無路的情況下投奔他來了。這支部隊頭
年十月曆盡千辛萬苦到達南海岸，沒有
46-47
看到任何蘇聯軍火，卻被打散，剩下的人聚集在四十一歲的朱德麾下。朱德是職業軍人，曾在滇軍中官至
旅長。三十六歲那年他到德國留學，在那裏參加了共產黨，以後去蘇聯受軍訓。在一群二十來歲的紅色青
年中，他算是長者，很自然地受到尊敬。他脾氣又好，忠厚寬容，風度樸實無華，像士兵一樣腳蹬草鞋，
身背竹笠，一塊兒吃飯、行軍、扛槍、背背包，打仗時總在前方，官兵們都愛戴他。
毛剛到井岡山時曾派人找過朱德，勸朱加入他的行列，朱謝絕了。當時黨命令他在湘南組織暴動。暴
動敗得一塌糊塗，大半因為莫斯科的指示不僅殘忍，而且是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當時的政策是：“殺盡
階級的敵人，焚毀敵人的巢穴”，“焚毀整個城市”，“豪紳的走狗都是在殺之列，我們並不顧恤”。暴
動的口號是：“燒！燒！燒！殺！殺！殺！”
朱德的人也亂燒濫殺，把郴州、未陽兩個縣城化為焦土。結果農民真的起來暴動了--反對共產黨的暴
動。根據當時的報告，在動員農民，焚盡湘粵大道五裏內民房”的群眾大會上，“到會的幾千武裝農民群
眾聽到這項命令就在會場中反了，把郴縣負責人殺得精光，郴縣全縣變了三分之二。其他永興、未陽的農
民也動起來……後經調回前線的紅軍來鎮壓，才算把有形的反動隱藏下去。但這次死的人也就在千人以上
不少了！”農民把他們在共產黨統治下戴的紅袖箍、紅領巾扯下，打出白旗。
國民黨軍隊一攻來，朱德的隊伍隻好撤離，參加過殺人放火的農民和他們的家庭也不得不扶老攜幼跟
著走。當年未陽的農軍王紫峰回憶道：“我當過赤衛隊長，鎮壓過反革命……隻有堅決幹到底，沒有別的
出路，所以我自己動手把[自己的]房子燒了”，跟朱德走了。這也是莫斯科的政策，切斷這些農民的退路
，“使他與豪紳資產階級無妥協餘地”，把他們逼上梁山。
共產黨走，國民黨來，複仇報冤，玉石俱焚。犧牲者中有毛的妹妹澤建，小名菊妹子，是過繼到毛家
的。毛把她帶進黨，她跟一個黨員結了婚，生了個孩子。雖然她和丈夫並不讚成共產黨的殺人政策，她的
丈夫還是被國民黨殺了頭，頭裝在木籠子裏，掛在城牆上示眾。菊妹子也被處死。她在獄中寫過一封信，
說她希望“自首”，但未陽縣堅決要殺她。她也就死了心，“甘願受死刑。不願受活刑了。” “快脫離
人世就好了。”她隻希望能見她的生母和孩子“淺生”一麵： “唉，可憐的淺生，實令我痛心嗬！以前
如何的希望養育他嗬！誰知弄到此地步咧。”她想要她的孩子理解她：“淺生小兒也萬不能怪我。[我)今
生從未聞見的苦情均受到了。”
這個時期共產黨燒殺最凶的地方是廣東海陸豐，號稱“小莫斯科”那裏還修了“紅場”，入口是個俄
式的花哨大門。領袖彭湃把此地變成了可怕的屠場彭湃這樣推祟列寧：“他的法律，是沒有什麽詳細的，
反動的就殺，他的工人農民，不用報告什麽工會、農會、政府，直可把土豪、劣紳、地主、資本家殺卻”
。彭湃的演講和政策充滿了這樣的語言：“準群眾自由殺人。殺人是暴動頂重要的工作，寧可殺錯，不要
使其漏網”。“將這批豪紳地主剖腹割頭，無論任何反動分子，都毫不客氣的就地殺戮，直無絲毫的情感
”。海陸豐存在的短短兩個月中，一萬多人被殘酷處死，“反動的鄉村有些全鄉焚燒”。
這些蘇聯人指導的奪權掌權均以失敗告終。毛澤東的井岡山幾乎是碩果僅存。毛不是狂熱分子，當部
隊要燒天主教堂和豪華大宅時，他製止他們，說與其燒掉不如留起來自己享受。殺人當然要殺，但別殺得
連自己也站不住腳。
朱德上井岡山的時候，莫斯科已決定停止亂燒亂殺的政策。它喜歡用“主義”這個詞兒，給這一政策
戴的帽子是“盲動主義”、“燒殺主義”。莫斯科說：“恐怖宜有係統。”這正跟毛的所為不謀而合。毛
的精明使他重新獲得莫斯科的青睞。盡管毛的自行其是曾使中央憤怒到把他撤掉，但此時斯大林亟需在中
國有個不亦步亦趨的人，自己有主意，有能力，能讓共產黨成功。尤其是這時候，莫斯科難以對中共直接
指揮。由於蘇聯使館的人在企圖奪權的“廣州起義”中被當場抓獲，中國
48-49
當局關閉了一係列蘇聯領事館，蘇聯人失去了用外交官身份在中國活動的機會。
毛此時沒有任何黨的職位。他曾累次寫信給中央，要求成立一個由他領導的管轄井岡山一帶的特別委
員會，都未獲明文批準。朱、毛會師後，毛又於五月二日再次給中央寫信。不等中央答覆，毛就指定代表
，召開“代表大會”，自己當上了書記。
毛急於擁有黨的職位，還因為朱德帶上山四千多人，而他的兵力隻有一千，不及朱的四分之一。要管
住實力遠大於他的朱德，毛需要黨的名義。他也要顯示自己是個軍人，在會師時特意挎上手槍，這在他是
極少見的。過後他就把槍還給了警衛員。這支軍隊不久便以“朱毛紅軍”著稱。
等待授權時，毛開始表現自己了。黨的命令接受了，巡視員也讓巡視了，還寫長長的報告。黨組織正
經八百地活動了。毛到井岡山八個多月，還不知道他的轄區有多少黨員，巡視員問起時，他的答覆是這個
縣有“千餘”，那個縣有“百餘”。毛也還沒進行過分田工作。理論上這是土地革命的中心，但講求實際
的毛覺得這事沒什麽必要，打家劫舍夠維持統治就行。如今井岡山首次實行分田。
毛要黨授權的信，由秘密交通員揣著，從上海千裏迢迢送到莫斯科，在六月二十六日遞上了斯大林的
辦公桌。中共正在開“六大”，地點就在莫斯科郊外，是唯一一個在蘇聯召開的外國黨代表大會。斯大林
把一百多名中共代表極機密地，不遠萬裏地，耗費钜資地運來莫斯科，足見他對中共的期待有多高。
斯大林的中國路線由共產國際主席布哈林(Nikolai Bukharin)向大會傳達，一講就是九個小時，讓在
座者屁股都坐麻木了。毛不在座。縱觀他的一生，不到萬不得已，他絕不離開他的地盤。
“六大”唱主角的周恩來作軍事報告，說毛的隊伍“有一些土匪性質”，意思是毛不大聽指揮。蘇聯
人對毛不放心，但是很看重他，稱他為中共武裝的主要領導人。確實，毛澤東是最成功地推行克裏姆林宮
戰略的人。斯大林六月九日接見中共黨領導人時說：戰略就是組建紅軍。在蘇聯的“六大”代表都受到軍
訓，具體的軍事計劃也製定出來。曾搶過銀行的斯大林本人親自負責給中共提供建軍的假鈔。
斯大林看好毛澤東。毛有軍隊，有根據地，又是老黨員，在中國知名度也最高。當然，毛不聽話。但
正如斯大林後來對南斯拉夫共產黨人說的，毛“不聽話，但是個成事的人。”而且，不管他怎麽不聽話，
斯大林有辦法控製他：毛離不開黨，離不開莫斯科，離開了，他隻是土匪一個。
於是，毛的要求完全被滿足。十一月，中央通知到達，重新成立“前委”，由毛任書記，管轄朱毛紅
軍。前委之下組織軍事委員會，以朱德為書記。在毛澤東的上升史上，這是個曆史性的時刻。毛與黨離心
離德，與莫斯科離心離德，結果黨和莫斯科是要啥給啥，他大獲全勝。
1920～1925年 26～31歲
與共產黨結緣的同時，毛澤東也陷入了戀愛，對象是他從前老師楊昌濟的女兒楊開慧。他比毛小八歲，後來成為他的第二任妻子。
開慧於一九0一年出生在長沙城外一個田園詩般的村子裏。生下不久父親留學去了日本、英國、德國，一去十多年，出身書香人家的母親把她撫養長大，從小嬌弱易感的開慧出落成一個既感情纏綿又落落大方的閨秀。一九一三年春天，父親從國外回來，帶來了歐洲的生活方式。男學生來訪時，開慧也同他們一起用餐說話。這在當時還很少見。美麗優雅的開慧常率直地發表見解，讓男學生們大為傾倒。
開慧的父親欣賞毛的頭腦，向有影響的人極力推崇他。他對章士釗說過：“吾鄭重語君，二子（毛和朋友蔡和森）海內人才，前程遠大，君不言救國則已，救國必先重二子。”一九一八年，楊先生去北大任教，毛第一次到北京時曾住在他家。那時開慧十七歲，毛二十四、五歲，毛很喜歡她，她卻沒反應。許多年後她回憶道：“大約是十七八歲的時候，我對於結婚也已有了我自己的見解，我反對一切用儀式的結婚，並且我認為有心去求愛，是容易而且必然的要失去真實神聖的不可思議的最高級最美麗無上的愛的！……我好像生性如此，不能夠隨便。一句恰好的話，可以表現我的態度出來，“不完全則寧無。””
一九二0年一月，她父親去世。剛好毛第二次到北京，同開慧朝夕相處，開慧終於愛上了毛。她寫道：
父親死了！我對於他有深愛的父親死了！當然不免難過。但我認父親是得到了解脫，因此我並不十分悲傷。
不料我也有這樣的幸運！得到了一個愛人！我是十分的愛他：自從聽到他許多的事，看見了他許多文章日記，我就愛了他，不過我沒有希望過會同他結婚，(因為我不要人家的被動愛，找雖然愛他，我決不表示，我認定愛的權柄是橾在自然的手裏，我決不妄去希求……)
像一個矜持的淑女，開慧沒有吐露心聲。不久他們分開了，她護送父親的靈柩回長沙，進了教會學校。別離增強了她的愛情，她寫道：
一直到他有許多的信給我，表示他的愛意，我還不敢相信找有這樣的幸運！不是一位朋友，知道他的情形的朋友，把他的情形告訴我--他為我非常煩悶--我相信我的獨身生活，是會成功的。自從我完全了解了他對我的真意，從此我有一個新意識，我覺得我為母親而生之外，是為他而生的，我想像著，假如一天他死去了，我的母親也不在了，我一定要跟著他去死！
毛回長沙後，兩人成了情侶。毛住在他任主事的師範附小，開慧常常去那裏會他。但她不願留下過夜，他們還沒有結婚。毛不想結婚，不願受約束。一九二0年十一月二十六日他給朋友的一封信中宣布：“我覺得凡在婚姻製度底下的男女，隻是一個“強奸團”，我是早已宣言不願加入這個強奸團的”；毛鼓吹組成“拒婚同盟”，說：“假如沒有人讚成我的辦法，我“一個人的同盟”是已經結起了的。”
一天夜裏，開慧走了，毛無法入睡，爬起來寫了首“虞美人”：
堆來枕上愁何狀？
江海翻波浪。
夜長天色怎難明，
無奈披衣起坐薄寒中。
曉來百念皆灰燼，
倦極身無憑。
18-19
一鉤殘月向西流，
對此不拋眼淚也無由。
這首詩打動了開慧，她終於同意了留宿。夜裏，他們熱烈地做愛，房間的牆壁是木板隔間，很薄，左右鄰居抱怨起來。有人說學校有規矩，教師的妻子不能在學校過夜。但毛是主事，他就乾脆把規矩改了，從此開了教師妻子在學校留宿的先例。
對開慧來說，留下過夜等於把她整個的人都獻給了毛。她後來寫道：我的意誌早又衰歇下來了，早又入了浪漫態度中，早已又得了一個結論：“隻有天崩地塌一下總解決！”除非為母親和他而生，我的生有何意義！”
毛對開慧的感情遠不如開慧的強烈真誠，他還繼續有著別的女朋友。最親近的是陶斯詠，一個喪夫的教師，比毛小三歲。辦文化書社她幫毛籌款，因為她教的學生中有的家裏很有錢。她跟毛一同出去旅行，儼如一對夫妻。
開慧發現了。她這樣描述自己的感覺：“怱然一天一顆炸彈跌在我的頭上，微弱的生命，猛然的被這一擊幾乎毀了！”然而她原諒了毛：但這是初聽這一聲時的感覺，他究竟不是平常的男子，她愛他，簡直有不顧一切的氣象，他也愛她，但他不能背叛我，他終竟沒有背叛我，他沒有和她發生更深的關係……”毛告訴開慧他有女友是因為他對開慧的心
摸不準，不知道開慧是否真愛他。開慧相信了他：“他的心蓋，我的心蓋，都被揭開了，我看見了他的心，他也完全看見了我的心，(因我們彼此都有一個驕傲脾氣，那時我更加，唯恐他看見了我的心，(愛他的心)他因此懷了鬼胎以為我是不愛他。但他的驕傲脾氣使他瞞著我，一點都沒有表現，到此時才都明白了。)因此我們覺得更親密了。
開慧搬來與毛同住，一九二0年底他們結了婚--雖然沒有任何正式文件。那時舊的結婚儀式為激進青年所不齒，而新的國家登記製度又沒有廣泛建立起來，男女的結合隻依靠個人的良心和感情。
為了這個結合，開慧最終付出了她的生命。眼前最直接的後果是被教會學校開除。毛繼續著他的豔事，婚後不久又發展了兩個女友。他當年的好友告訴我們這樁事時，用食指在桌上寫下“不貞”二字。其中一個是開慧的表妹，開慧知道後，氣得用手打她。但文雅而有教養的開慧鮮有吵鬧，自己也始終不渝地忠實於毛。她後來寫出她的無可奈何：“我又知道了許多事情，我漸漸能夠了解他，不但他，一切人的人性，凡生理上沒有缺陷的人，一定有兩件表現，一個是性欲衝動，一個是精神的愛的要求。我對他的態度是放任的，聽其自然的。”
開慧並非舊式婦女，按傳統要求對丈夫有外遇睜一隻眼閉一隻眼。她其實是個女權主義者，寫過雄糾糾的文章為婦女爭權利。有一篇大聲疾呼：“女子是一個“人”，男子也是一個“人”……姊妹們！我們要做到男女平等，絕對不能容許人家把我們做附屬品看。”
毛結婚的那段日子，莫斯科加緊了在中國的活動。它開始在西伯利亞秘密訓練一支中國軍隊，還編織了一張龐大的情報網，分散在中國各大城市，北京、上海、廣州都有間諜。
一九二一年六月三日，新的莫斯科代表來了。一個叫尼科爾斯基(Nikolsky)，另一個是荷蘭人馬林，曾在荷屬東印度群島搞秘密工作。兩人一到就叫在上海的中共機關召開“一大”。上海向七個地區發了信，叫每個地區派兩名代表，每處寄兩百銀元充當旅費。長沙是七個地區之一，毛是聯絡人。兩百銀元差不多是他當小學教師兩年的工資了。這是毛第一次接獲莫斯科的資助。
毛挑四十五歲的朋友何叔衡作另一名代表。兩人在六月二十九日傍晚起程。那天黑雲蔽天好似暴雨將至，他們拒絕朋友送上輪船，朋友都感到奇怪，後來才知道他們是去參加中共“一大”。由外國出資搞政黨活動旨在奪權，當然得秘密行事。
中共“一大”七月二十三日在上海舉行。有十三人參加，都是記
20-21
者、學生或教師，代表全國大約五十七個同類職業的人，沒有一個是工人。黨的兩位最有名望的成員李大釗和陳獨秀都沒出席，盡管陳已被莫斯科定為黨的領袖。莫斯科的兩名派員主持一切。高個子、小胡子的馬林用英文致開幕詞，由一名代表譯成中文。他一講就是好幾個小時，其冗長在當年的中國很少見，代表們多年後仍記憶猶新。
“一大”由外國人主持馬上就引起爭議。代表陳公博回憶說：大會主席張國燾“提出取消昨夜的決議，我質問為甚麽大會通過的案可以取消。他說是俄國代表的意見。我真氣急了，我說……這樣不必開大會，隻由俄人發命令算了。”有代表提出按俄國人的部署辦之前，應該先派人到俄國去實地考察，另外也派人去德國考察比較。這個提議大大激怒了莫斯科的代表。
在“一大”上毛澤東很少說話，沒給人留下什麽印象。跟那些出過國，或來自大城市的代表相比，他是個外省人，不像當時很多進步青年那樣西裝革履，而是穿著傳統的長衫，腳蹬黑布鞋。他也沒有竭力表現自己，隻是留意傾聽。
七月三十日，一位陌生人闖進開會的房子，馬林認定這是個密探。代表們馬上離開，栘到附近小城嘉興南湖上。莫斯科代表因為是外國人怕引人注目而沒有前往。嘉興南湖上滿浮著水菱角，代表們繞藤行舟，在遊艇上開完了會。由於沒有莫斯科的人在場，“一大”什麽決議也沒作出，連宣言或黨章也沒有。
代表們每人領到五十銀元做回鄉的川資。毛於是去遊覽了杭州、南京，與他遷居南京的女友陶斯詠重敘舊情。斯詠一九三一年病逝。
陳獨秀來到上海就任書記時，反對對盧布的依賴。他曾幾次發作，說拿人家的錢就要跟人家走。他主張每人都有獨立的職業，由此去發動革命，而不以革命為職業。他說：“事事要受人支配，令人難堪，中國也可以革命，何必一定要與國際發生關係。”有時他一連幾星期不見馬林，有時他大發脾氣，拍桌子，摔茶碗。馬林給他取的綽號是“火山”，總是避到隔壁房間去等他安靜下來。
這樣發泄一段時間後，現實主義占了上風。沒有莫斯科出錢，中共連起碼的發行宣傳品，組織工運這樣的活動也搞不起來。正如陳自己向莫斯科報告，從一九二一年十月到一九二二年六月的九個月內，中共支出的一萬七千六百五十五元中，隻有一千元出自中國，其他都來自莫斯科。沒有盧布，中共就沒法生存。當時在中國還有些共產主義團體，從一九二0到一九二二年起碼有七個，其中一個號稱有一萬一千名成員，但沒有莫斯科的資助，很快都風流雲散。
毛澤東不像陳獨秀，他從來就不反對拿俄國人的錢。他很務實。“一大”以後，黨每月寄給他六十到七十銀元，作為湖南黨的活動經費，不久就增加到一百銀元，以後又增加到一百六、七十銀元。這一筆很大的固定收入，從根本上改變了毛的生活。毛一向窮，總處在經濟的壓力下。他教小學，給報紙投投稿，活得很辛苦。他曾在給朋友的信中抱怨說：“我現在頗感覺專門用口用腦的生活是苦極了的生活”，“常常接連三四點鍾不休息，甚或夜以繼日……我的生活實在太勞了”。
他還對新民學會會員說，他“將來多半要賴這兩項工作的月薪來生活。現覺專用腦力的工作很苦，想學一宗用體力的工作，如打襪子、製麵包之類。向來不喜歡體力勞動的毛，居然說要做體力的活，說明他實在是難以支撐了。
如今他一躍成了職業革命家，有了錢，把職務全辭了，開始享受迄今為止隻能夢想的生活。大概就在此時，他形成了一生的習慣：晚上通宵達旦看書，早上不起床。給蕭瑜的信中，他興奮地說他從上海回湖南後專門調養自己，“現在心裏非常快活，因病既日好，又沒有事務責任上重大負擔：每天因操勞炊爨，口腹既飽，身體更快；還可隨意看所要看的書，故大有“此間樂”的氣概。”
一九二一年十月，他跟開慧有了自己的家，雇了傭人。家在長沙城
22-23
邊，一開門是一片菜地，屋後是矮矮的山坡。那裏有汪水塘，濁水到此便成了清水，故名清水塘。
房子是中共經費買的，作湖南地區的機關。作為黨在湖南的領導人毛的主要工作之一是發展黨員。他沒有八方奔走搜羅信徒，隻是簡單地告訴聽他話的人參加。首先他發展了他的朋友、書社經理易禮容。從“一大”回來後不久，毛把易從書社叫出來，傍著竹籬跟他談話，要他入黨。易有保留，對毛說：“蘇聯革命死了三千萬人……一百人中留七十，殺三十，我是沒決心。”但易最後還是參加了，他的態度是：“毛主席要我參加我就參加了。”中共長沙支部就這樣成立，有三人：毛本人、易禮容，還有毛帶去“一大”的何叔衡。
然後毛發展了他的家庭成員。其中有在韶山老家管家的弟弟澤民，毛把他帶出來，讓他管錢。毛還從家鄉帶出月U的親戚，給他們一一安排了工作，有的也入了黨。用易禮容的話說，湖南黨“就是毛主席單線領導，指揮我們幹什麽就幹什麽，很少開什麽會議。”
親戚朋友之外，毛發展的黨員不多。那時在湖南參加共產黨的人，包括知名的劉少奇、任弼時，都不是毛介紹的，而是在長沙活動的另一個共產黨人賀希明(又名賀民範)介紹加入社會主義青年團，後來轉入共產黨的。賀曾任過長沙知事，頗有聲望。賀沒去中共“一大”，是因為黨在長沙的聯絡人是毛，而毛非常嫉妒賀。劉少奇從莫斯科回來後，毛盤問他賀是怎麽介紹他們去蘇俄的。
毛一正式成為湖南黨的頭，就著手把賀希明從黨的圈子裏趕出去。賀當時主辦一所相當大的公眾演講廳，叫船山學社，青瓦朱門，牆邊幾株古樹，氣宇軒昂。毛宣布要用這個地方做黨的工作，率領一幫人搬了進去，讓賀的日子很不好過，最後不得不離開--既離開學社，也離開黨。毛第二年對劉少奇說：賀“不聽話”，“大家把賀希明從船山學校趕走”。賀當時五十來歲，比毛大一倍，而毛用“不聽話”這樣的字眼，足見毛放肆的一麵。毛從前對同輩長輩都彬彬有禮，第一次見到蕭瑜時，他曾謙恭地向蕭鞠躬，說自己如何欣賞蕭的文章。現在他有了點權了，舉止開始變了，朋友都得順著他了。毛的朋友都是政治上與他無爭的人，同事很少作朋友。
趕走賀希明是毛的第一次權力鬥爭，他贏了。在毛領導下，湖南黨沒有委員會，隻有毛發命令。但他總是精明地準時向上海打報告。
毛的另一個主要任務是組織工會。但他少有作為。他對勞工沒有什麽同情，正如他對農民一樣。一九二0年十一月他給朋友寫信，抱怨自己作為讀書人生活苦不堪言，然後說：“我看中國下力人身體並不弱，身體弱就隻有讀書人。”一九二一年十二月，湘贛交界處的安源煤礦工人寫信給共產黨人，要求幫助，毛去了煤礦。這是有記載的毛第一次接近工人。
他隻待了幾天就走了，讓其他人去做具體工作。據馬林筆記：毛報告說，他對組織勞工是一籌莫展，想不出任何辦法。”在長沙有兩個卓有成效的勞工組織者：黃愛、龐人銓。他們一九二0年底成立了獨立的湖南勞工會，兩個月內長沙的七千工人中就有三千加入。這兩人在一九二二年一月領導大罷工時被捕，隨即被砍了頭。他們的被害在全國激起軒然大波。有人後來問殺他們的省長趙恒惕為什麽沒捉毛澤東，趙回答說：毛沒對他構成威脅。
既然毛在組織勞工和發展黨員上不力，中共一九二二年七月開第二次代表大會便沒讓毛當代表。毛後來對斯諾稱他“本想參加，可是忘記了開會的地點，又找不到任何同誌，結果錯過了這次大會”。漏掉毛是不可能的：“二大”組織嚴密，會上還通過了一係列重要決議，包括加入共產國際。
沒當上“二大”代表對毛是沉重打擊。這意味著他可能失去湖南黨領導人的地位，俄國人資助的錢也就不會經過他了。所以毛一聽說“二大”代表沒他，立刻變得十分積極。四月他去了一個鉛鋅礦，五月又再去安源煤礦。他開始領導罷工遊行。十月二十四日，妻子開慧生下了他們的
24-25
第一個兒子岸英，毛沒在她身邊，他在代表泥木工會跟政府談判。
湖南黨的“委員會”也趕著在五月成立。這時，毛做湖南黨領導人已近一年了。湖南黨有三十多名黨員，大部分不是毛發展的。劉少奇曾這樣描述委員會的運作：他多次在毛家裏開會，但除了“有時問一問情況之外，根本無法發言，最後，總是照毛主席意見辦理。這就是說，湖南黨內已經有了自己的領袖，自己的作風，而當時在上海黨內就還沒有形成這樣的作風。”劉在此委婉地陳述毛在建黨初期就已經形同專製者了。
就在毛努力向上海表現時，他的運氣來了。一九二三年初，上海中央的大多數人員，從陳獨秀起，與莫斯科代表發生激烈爭執，反對莫斯科要中共加入另一個政黨：國民黨。莫斯科代表馬林急需地方上的中共黨員支持他，而毛正是這樣一個人。
國民黨建於民國初年，領袖是民國成立時的臨時大總統孫中山。孫當總統沒多久就被迫讓位給掌握軍權的袁世凱，自己被排斥於北京中央政府之外。孫一心想組織軍隊推翻北京政府取而代之，屢屢失敗後，他跟蘇俄拉上了關係。
蘇俄也想顛覆北京政府。它那時正致力於把尚為中國領土的外蒙古從中國分割出去，變成它的勢力範圍，北京政府由此對它滿懷戒心與敵意。蘇俄希望一個跟它親近的人當權，中共太小，成不了事，莫斯科便試探了不同的地方軍閥，曾特別寄希望於吳佩孚。但找的人都堅持要蘇俄軍隊撤出外蒙古。隻有孫中山不要求蘇俄撤軍。雖然孫說他反對蒙古獨立，但他對蘇俄代表越飛(Adolf Joffe)說：“蘇俄軍隊應該留在那裏。”越飛告訴莫斯科：“他根本不反對我們軍隊在庫倫駐紮。”
作為交換，孫中山要蘇俄幫他建立軍隊，推翻北京政府。為此他不僅讚同蘇俄軍隊繼續占領外蒙，還主動提議蘇俄進占礦藏富有的新疆。越飛十一月報告莫斯科，孫“請求我們的一個師奪取新疆，說那裏隻有四千名中國軍人，不可能進行任何抵抗創。孫甚至要求蘇俄軍隊一直打到四川首府成都，幫助他奪權。
孫是“我們的人”，越飛加了重點記號報告列寧。他的要價“最多不過是二百萬墨西哥元(相當於差不多同樣數字的金盧布)”，“難道所有這一切不值得我們花那二百萬盧布嗎？”孫還占據南方沿海的廣東省，蘇俄可以方便地運進武器裝備。蘇共政治局一九二三年初做出了決議：“全力支持國民黨。”“錢由共產國際基金支付。”這個決議是由正
崛起的新星斯大林(Joseph Stalin)簽署的，斯大林此時開始密切關注中國。
莫斯科知道孫中山有他自己的算盤，他想利用俄國人，正如俄國人利用他一樣。莫斯科希望用中共從國民黨內部來左右孫中山。這就是它為什麽命令中共加入國民黨。斯大林在一個內部講話中說：“從這裏，莫斯科，我們不能公開地發命令。我們通過中國共產黨和其他隱藏的同誌發命令，秘密地發。”
包括陳獨秀在內的幾乎所有中共領導都反對加入國民黨，理由是國民黨不讚成共產主義，而孫中山隻是個“不擇手段的”政客，想的無非是權力，資助孫隻會是“浪費俄國的血汗，或許還有世界無產階級的血汗”。
麵臨反抗的馬林，於是把毛調來中央。毛馬上加入了國民黨。他從前的朋友蔡和森，一個狂熱的共產主義信徒，後來向共產國際抱怨說，當馬林提出“集全力於國民黨的工作”的口號時，“讚成他的隻有毛”。
毛擁護加入國民黨，是因為他不相信隻有一兩百人的共產黨靠意識形態能有什麽前途。在中共一九二三年六月召開的“三大”上，他說中國實現共產主義的唯一可能性是俄國人打進來。主持大會的馬林向莫斯科報告：毛“實在太悲觀了，他認為中國的唯一希望是俄國幹涉”。“革命得由俄國軍隊從北邊帶進來。”毛是有遠見的，沒有二十二年後抗戰結束時的蘇聯出兵，就沒有中共的江山。
跟國民黨合作，有蘇俄在後麵全力援助，包括提供軍援，使毛看到
26-27
了希望，他第一次傾其才能為黨工作。莫斯科負責給中共提供錢的維爾德(S.L.Ville，駐上海副領事)特地報告莫斯科：毛“毫無疑問是個好同誌”。由馬林做主，毛當上了中央局秘書，協助陳獨秀處理日常通信，管理文件，在開會時作記錄。黨的函件都由陳與他簽字。學著陳，毛也用英文簽名：T．T．Mao”他和陳首先做的事之一是向莫斯科要更多的錢：“因為我們工作戰線逐漸地擴大，我們的開支也增加了。”
在莫斯科的堅持下，中國共產黨人加入了國民黨。一九二三年八月，能幹的鮑羅廷(Mikhail Borodin)根據斯大林的提議來到中國主管國共兩黨，名義是孫中山的顧問。鮑羅廷是老資格的革命家，在美國、墨西哥、英國都留下了顯著的足跡。人們用“雄偉”一詞來形容他，他即使生病也能保持偉岸的姿態。他既善於演講，聲如洪鍾，又精於組織，還頗具遠見。
鮑羅廷按蘇聯意旨改組了國民黨。一九二四年一月，他操縱國民黨在廣州召開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會上毛澤東等中共黨人非常活躍，隻有九百人的中共在擁有數以萬計成員的國民黨中占據了一連串要職。
莫斯科向這個新國民黨投入大量資本，出錢建立、出人訓練國民黨軍隊，一手操辦黃埔軍校，為國民黨培訓軍官。軍校坐落在珠江一個小島上，離廣州十公裏，完全是蘇聯模式，有蘇聯顧問，還有許多共產黨教官與學員。飛機大炮從蘇聯海運而至。在蘇聯人幫助下，國民黨大大擴展了在廣東的基地。
毛成為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十六個候補委員之一，在國民黨上海執行部工作了一年。其間，毛組建了國民黨湖南支部，是國民黨中最大的支部之一。毛盡心盡力為國民黨工作，甚至很少出席共產黨的會議。
毛的做法在共產黨內引起不滿。蔡和森對共產國際說：在湖南，我們的組織失去了幾乎所有的政治意義。所有的政治問題都由國民黨的省黨部來決定，而不是由共產黨的省委員會決定。”另一個執著的勞工組織者鄧中夏也說：“毛那時反對獨立[於國民黨]的工會運動。”
不僅中共的人，莫斯科的代表也向毛開火。毛的庇護人馬林這時已經離開中國。雖然毛跟鮑羅廷關係不錯，但反對毛的蘇聯人勢力也不小。莫斯科的命令是中共一方麵要在國民黨內工作，一方麵要保持自己的獨立性，絕不能忘記他們跟國民黨不是一家人。毛看不出這兩個黨有什麽區別。一九二四年三月三十日，莫斯科代表達林(Sergei Dalin)給維經斯基寫信說：“中共中央局秘書毛澤東(毫無疑問是個馬林安插的人)說的話簡直使你毛骨悚然。比方他說國民黨過去是、現在也是無產階級的黨，共產國際應該承認它是一個支部……我已經寫信給黨的中央局要求他們換人。”
對毛的批評還有“機會主義”、“右傾”等等。他被排斥出中央局，即將在一九二五年初召開的“四大”代表名單上也沒有他。在一擼到底的重擊之下，毛的身體明顯地虛弱了，人大大消瘦。當時跟他住在一起的羅章龍告訴我們說，毛的病是“思想上的病，他在想自己的事”。有時他一星期才大便一次。此後毛一生都為便秘所苦。
“四大”即將召開，毛別無選擇，隻得離開上海回湖南。在湖南他也沒有黨的職位。一九二五年二月六日，他回到韶山老屋，攜帶著五十多公斤的書，說是回家養病。此時，他在共產黨內已經四年多了，經曆了沉浮榮辱，三十一歲那年，家鄉韶山是唯一的歸宿。
4 國民黨內的大起大落
1925～1927年 31～33歲
毛澤東在韶山老屋一待就是八個月。在長沙為共產黨工作的兩個弟弟現在都回來，給毛作幫手。五
十公裏外的長沙，湖南共產黨人組織罷工，遊行示威，搞得熱火朝天。毛沒有參加，很多時間在家打牌。
他在等機會重返政壇 -- 高層政壇。機會不久來了。一九二五年三月，國民黨領袖孫中山去世，由汪
精衛接任。毛認識汪精衛，他們在上海時一塊兒工作過，關係不錯，汪極為賞識毛的才幹。
汪精衛比毛大十歲，是國民黨中有名的美男子。詩人徐誌摩在日記裏這樣描述他：“他真是個美男子，
可愛！[胡)適之說他若是女人一定死心塌地的愛他，他是男子……他也愛他！”汪又是民國革命中響當當
的人物。武昌起義爆發時，他正在監獄裏，由於一再企圖刺殺包括攝政王在內的清朝重臣而被判處終身監
禁。辛亥革命後他出了獄，成為國民黨領導人之一。孫中山臨終前，他一直跟著孫，孫在遺囑上簽字時他
隨侍在側。這使他具有孫中山繼承人的身份。但地位的最後確定還是他跟蘇聯的親近，鮑羅廷一錘定音，
新的國民黨領袖就是他了。
蘇聯人現在是國民黨所在地廣東的主人，首府廣州[頗有點蘇聯城市的氣息，到處是紅旗與標語。踏
板上立著中國保鑣的汽車在大街上奔馳，車窗內露著蘇聯顧問的麵孔。珠江上停著蘇聯貨輪。在不為人眼
所見的地方，“委員們”坐在紅布罩著的桌子周圍，在列寧的畫像下，審訊“破壞分子”。這是革命法庭
在開庭。
孫中山一死，毛就派他的麽弟澤覃去廣州打探消息。二弟澤民也隨後起程。六月，汪精衛的位子一穩
定，毛就準備自己去廣州。首先他得拿出一張像樣的履曆表。他開始在韶山一帶組織基層支部，大部分是
國民黨支部。
國民黨的主要綱領是“打倒帝國主義”，毛的工作也就圍繞著這個主題。這跟農民的生活沒什麽關係
，沒能喚起農民什麽興趣。當時跟毛一起的賀爾康在七月十二日的日記中寫道：他和毛走了一村又一村集
合人，結果“一點又十五分時，會才完畢。”毛說“要動身回家去歇；他說，因他的神經衰弱，今日又說
話太多了，到此定會睡不著。月亮也出了丈多高，三人就動身走，走了兩三裏路時，就在半途中就越走越
走不動，疲倦極了，後就到湯家灣歇了。”七月二十九日，毛召集農民開成立國民黨支部的會，“同誌隻
到一位，其他都未到，該會未能開。”又一天，八月四日，在毛家裏，“因同誌多未到，會未開成。”
沒有資料表明毛組織過反對富人的農民運動。他曾在一九二四年一月十八日對鮑羅廷等說，這類鬥爭
“必然要遭到失敗”。有的地方共產黨“組織不識字的農民，領導他們同相對富裕的地主進行鬥爭。結果
怎麽樣呢？我們的組織立刻遭到破壞，被查封。而所有這些農民不僅不認為我們是在為他們的利益而鬥爭
，甚至還仇視我們。他們說：如果不把我們組織起來，就不會發生任何災難不幸。”
當時共產黨在長沙領導由五卅運動引起的反帝大遊行。耶魯大學辦的湘雅醫學院院長給美國駐長沙領
事館的報告說，湖南省長“接到一張二十個鼓動領導人的名單，其中有毛澤東，是此地首要的共產主義宣
傳者。”這是毛的名字第一次出現在美國政府的檔案裏。雖然毛並沒有參與領導這些遊行，但因為毛的名
氣，當局也懷疑他。
八月，省裏發文，要捉毛澤東。韶山家裏給他雇了乘轎子抬他去長沙。毛跟轎夫講好，有人問抬的是
誰，就說是醫生。毛的弟媳回憶說：團防局隔了幾天才來捉澤東同誌，因澤東同誌沒在家，隻開了些錢就
了
30-31
事。”開慧和其他毛的家人都沒有受到傷害。
毛就要去廣州了。離開長沙前夕，他到湘江邊散步，心裏醞釀著展望未來的詩篇：“鷹擊長空，魚翔
淺底，萬類霜天競自由。悵寥廓，問蒼茫大地，誰主沉浮？”
毛信心十足，要主宰蒼茫大地的沉浮。
毛澤東很會看人。國民黨領袖汪精衛正是他的伯樂。九月毛一到廣州，汪就給了他一連串要職。汪推
薦他代理自己做國民黨的中央宣傳部長，宣傳部創辦了《政治周報》，毛任主編。國民黨第二次全國代表
大會在即，毛成為代表資格審查委員會五名委員之一。大會第二年初召開時，向大會作宣傳報告的是毛。
毛在國民黨內扶搖直上，汪精衛起了關鍵作用。後來汪成了日本侵華傀儡政權的頭子，名聲太差，他的功
勞便被悄悄掩去。
毛日以繼夜地工作。他的旺盛精力多半得益於此時發現的一件寶貝：安眠藥。毛長期失眠，經常疲憊
不堪，現在總算得救了。後來他把安眠藥的發明者跟馬克思相提並論。
一九二五年十一月，毛第一次對農民問題表示興趣。在一張調查表上他填道：他“現在注重研究中國
農民問題”。十二月一日，國民黨的一個刊物上登載他的文章講到農民。一個月後，國民黨的《中國農民
》創刊，他又寫了篇類似的文章。這個新興趣並非來自毛的靈感，而是莫斯科剛發了緊急指示。十月，莫
斯科對中國的革命者們不注意農民提出強烈異議：“占人口九成的農民到哪裏去了呢？不知為什麽從中國
寄給我們的所有文件中完全沒有考慮到農民這一運動中的決定性社會力量。”莫斯科命令國共兩黨“廣泛
地占領農村。”國民黨先於共產黨行動起來。
至今人們還認為是毛澤東在中共首先致力於農民工作。實際上，共產國際早在一九二三年五月就告訴
中共：“隻有把占中國人口大多數的農民，即小農吸引到運動中來，中國革命才能取得勝利。”“全部政
策的中心問題就是農民問題。”它要中共“進行反對封建主義殘餘的農民土地革命。”毛澤東曾對這一套
持保留態度，使一些蘇聯人對他大為光火。那個討厭毛的達林在一九二四年三月曾向莫斯科報告說，毛居
然有這樣的話：“在農民問題上應該放棄階級路線，在貧苦農民中間不會有什麽作為，跟地主和紳士應當
建立聯係等等。”
毛現在隨著莫斯科的風向改變了觀點。沒想到，這卻給他帶來了新麻煩。毛努力在文章中使用共產黨的
“階級分析”，把自耕農稱為“小資產階級”，把雇農叫做“無產階級”。對講究意識形態的蘇聯人來說
，這些詞隻可用在“資本主義社會”裏，而中國還隻是“封建主義社會”。蘇聯在中國的顧問當時辦了個
雜誌叫《廣州》，抄送四十來個蘇共負責人，頭一個就是斯大林。蘇聯農民問題專家沃林(M．Volin)在上
麵發表了一篇措辭尖銳的批判文章，指責毛混淆兩種社會性質：“一眼就可以看到一個明顯的錯誤：按毛
的說法，中國社會已經過渡到了高一級的資本主義階段。”毛的文章“不科學”“含糊不清”，還“簡單
化得要命”。就連毛的基本數字也差得太遠：毛說中國人口是四億，而一九二二年人口統計是四億六幹三
百萬。
幸虧理論字眼對國民黨不那麽重要。一九二六年二月，汪精衛支持毛做新成立的國民黨農民運動委員
會委員，兼國民黨廣州農民運動講習所所長。講習所是兩年前由蘇聯人出資辦的。隻是在這時，三十二歲
的毛才真正開始搞農民運動。在他主持下，講習所培訓農村鼓動者，到鄉下去組織農民協會，發動窮人反
對富人。隨著國民黨軍隊占領湖南，七月後湖南農運轟轟烈烈地開展起來了。
湖南是國民黨北伐第一站。北伐的目標是掃清地方軍閥，推翻北京政府。在這條兩幹千多公裏的漫長
征途上，國民黨軍隊有蘇聯顧問隨行。蘇聯在長沙開了個領事館，指揮國民黨當局支持農協會，給它們資
金。短短幾個月，湖南一大半農村都成立了農協會，社會結構被一下子打亂了。
這時，軍閥混戰時起時伏已進行了十年，自一九一二年民國成立以
32-33
來，北京政府也改組了四十多次，但軍閥們都沒有改變固有的社會結構。除非處在兩軍交戰的地方，老百
姓生活照舊。現在，由於國民黨搞蘇俄式革命，社會架構崩潰了。不到年底，湖南鄉村已是一片混亂，暴
力橫行。就是在這樣的形勢下，毛澤東作為國民黨農民運動領導人被邀請回鄉“指導一切”。
這時的長沙到處是兒童跑來跑去唱著：“打倒列強，打倒列強，除軍閥，除軍閥。”這首“國民革命歌
”曲子是(Frere Jacques)--法國的兒歌。出現在街頭的另一個歐洲發明是紙糊的高帽子，拿來戴在被遊
街的人頭上，作為恥辱的象徵。
十二月二十日，三百來人聚集在長沙幻燈場聽毛澤東演講。毛講了差不多兩個小時，說：“我們現在還
不是打倒地主的時候，我們要讓他一步，在國民革命中是打倒帝國主義軍閥土豪劣紳，減少租額，減少利
息，增加雇農工資的時候。”跟毛同來的、化名卜禮慈(Boris FreYe)的俄國人，事後向上司報告說：毛
的講話基本“可以”，就是太溫和了一點。
毛的溫和觀點在其後的湖南鄉間巡視時發生了巨變。毛後來說：“當我未到長沙之先，對黨完全站在
地主方麵的決議無由反對及到長沙後仍無法答覆此問題，直到在湖南住了三十多天才完全改變了我的態度
。這三十多天到底發生了什麽？從他巡視後寫的《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可以看出，毛發現他很喜歡暴
力，喜歡大亂，喜歡殘忍，他找到了自我。這一發現對他未來的統治產生了莫大影響。
毛看到基層農民協會辦事人，大都是所謂的“痞子”：“那些從前在鄉下所謂踏爛鞋皮的，挾爛傘子
的，打閑的，穿綠長褂子的，賭錢打牌四業不層的，總而言之一切從前為紳士們看不起的人”。他們現在
有了權：“他們在鄉農民協會(農協之最下級)稱王，鄉農民協會在他們手裏弄成很凶的東西了”。他們任
意給人定罪：“這出“有土必豪，無紳不劣”的話，有些地方甚至五十畝田的也叫他土豪，穿長褂子的叫
他劣紳”。他們“將地主打翻在地，再踏上一隻腳”，“土豪劣紳的小姐少奶奶的牙床上也可以踏上去滾
一滾，動不動捉人戴高帽子遊鄉……總之為所欲為，一切反常，竟在鄉村造成一種恐怖現象。”
毛看到痞子們很喜歡玩弄手裏的犧牲品，比方說戴高帽子遊鄉，“這種處罰最使土豪劣紳顫栗，戴過
一次高帽子的，從此顏麵掃地做不起人。”“有一個鄉農會很巧妙，捉了一個劣紳來，聲言今日要給他戴
高帽子，劣紳於是嚇烏了臉。嚇了他結果又不給他戴，放他回去，等日再戴。那劣紳不知何日要戴這高帽
子，每天在家放心不下，坐臥不寧。”
毛說他“覺到一種從來未有的痛快”。他大聲歡呼：“好得很！好得很！”
毛還格外欣賞一種凶器 -- 梭鏢，“使一切土豪劣紳看了打顫的一種新起的“東西”。”他要求湖南
當局把梭鏢“確實普及於七十五縣二千餘萬農民之中”。
巡視中，農協會向毛報告說有人被打死，問毛怎麽辦。毛說：“打死個把，還不算了。”這之後，更
多的人被打死。
毛巡視以前，湖南農運領導人曾著手約束暴力，扣了些打死人的人。毛命令他們放人，批評他們說：
“革命不是請客吃飯，不是做文章，不是繪畫繡花……每個農村都必須造成一個短時期的恐怖現象”。湖
南農運領導人作了檢討，執行了毛的命令。
毛的《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一句也沒有提及與農民切身相關的最重要的問題：分田地。他對此沒
有表示絲毫興趣。
吸引毛的是野蠻暴力，是打碎既存秩序、社會結構的暴力。這正是蘇俄社會革命的模式。毛不是從理
論上信仰這種模式，而是從性格上走了進去。莫斯科留意到了他，在共產國際的雜誌上第一次發表了他的
《報告》。毛澤東雖然在意識形態上模模糊糊，在直覺上卻與列寧主義不謀而合。像陳獨秀這樣的共產黨
人，雖然理論上信仰共產主義，可一聽說暴民打人殺人就火冒三丈，堅持要製止。他們其實不是蘇俄式的
共產主義者，
34-35
而毛卻是。所以，中共在把毛趕出領導圈子的兩年之後，重新接受了他。一九二七年四月，毛再次成為中
央委員，盡管隻是“候補”。
毛這時隨北伐的國民黨政府住在長江重鎮武漢。他現在儼然是國民黨農運總管了，在武漢開始訓練農
運人員，北伐軍打到哪裏，就把暴力散布到哪裏。在他的訓練教材中，有一份講農協會的人討論如何對付
“土豪劣紳”：“倘有土豪劣紳最強硬的，便割腳筋和耳朵，戴高帽子遊行”，或者“必活活地打死”。
在毛的推崇下，農民暴力到處蔓延，激起了國民黨軍隊的強烈反對。陳獨秀六月向共產國際報告說：
“國民革命軍有百分之九十出身於湖南。軍人對所有農民運動的“過火”抱反感態度。”“軍官家庭的土
地財產被沒收；他們的親戚被逮捕；商民受到逮捕的刑罰……士兵寄回家的一點錢也會被沒收，軍人們發
現革命一場，反而給自己的家庭帶來災難。
國民黨中相當多人早就不滿走蘇俄的路，他們的憤怒在一九二六年國民黨“二大”上達到高潮。二百
五十六名代表中競有三分之一是中共黨員，另外三分之一是親共的，其中有不少秘密共產黨員，未來將對
共產黨奪權起極大作用。許多國民黨名人如今起來大聲疾呼，反對農村暴力，要求與莫斯科的控製決裂，
與莫斯科的手 -- 中共 -- 決裂。
就在這個時候，一千公裏外的首都北京出了一件事，使國民黨走到決定自己命運的關頭。一九二七年
四月六日，北京當局突襲了蘇聯使館，搜到大批文件，證據確鑿地表明蘇聯正在中國圖謀顛覆北京政府。
文件暴露了中共與蘇聯的秘密關係，而中共領導人李大釗跟六十多名黨員就住在蘇聯使館的房產中。李大
釗不久被絞殺。
從蘇聯使館搜出的文件在全國報紙廣為轉載，蘇聯顛覆計劃規模之大，激怒了公眾輿論，也震驚了西
方列強。國民黨不得不考慮自己的地位。它正全力以赴要推翻北京政府，蘇聯正給它出錢出力，中共也正
在它的行列中並肩作戰。人們完全有理由認為國民黨是蘇聯顛覆計劃的一部分，推翻北京政府後會把中國
變成蘇聯傀儡。如果國民黨不改變自己的形象，它可能失去人心，更重要的，西方列強會不惜一切支持北
京政權。
於是，有一個人抓住機會行動了，他就是國民黨軍隊總司令蔣介石。四月十二日，他下令與共產黨決
裂，開始“清黨”。他頒發的通緝名單有一百九十七人，以鮑羅廷為首，毛澤東也名列其中。
蔣介石比毛澤東大六歲，一八八七年出生於浙江省一個鹽商家庭。他在日本學過軍事，是個職業軍人
，臉上當帶著凜然難以親近的僵硬表情。一九二三年，作為孫中山的大本營參謀長，他率團訪問蘇聯。那
時他被俄國人認定“屬於國民黨左翼”，“同我們很親近”。但是三個月的訪問使他極端反蘇，特別反感
蘇聯要把中國社會劃分成不同的階級，搞階級鬥爭。
蔣介石對蘇聯的這些感想一個字也沒有公開說出。相反地，他給鮑羅廷的印象是他“對我們非常友好
，充滿了熱情”。有了俄國人的支持，蔣上升為國民黨第二號人物，僅次於汪精衛。蔣掩蓋他的真實色彩
，為的是北伐必不可少的蘇聯軍援。但同時，蔣不動聲色地準備決裂，在一九二六年三月把一些共產黨人
從關鍵的職位上趕了下去。此事發生後，吃驚的蘇聯顧問開始考慮幹掉蔣介石。索洛維約夫(Solovyov)二
十四日給加拉罕(L．M．Karakhan)寫信說：“使團決定遷就蔣介石……以便贏得時間和做好準備除掉這位
將軍。”一年後，鮑羅廷秘密命令逮捕蔣介石。
蔣介石先下手了。北京那邊一公布蘇聯搞顛覆的文件，他就發表布告，逮捕共產黨人。行動首先在上
海，那裏蔣有了新的財源。幾天工夫，共產黨方麵死了三百多人。共產黨不能在上海公開露麵了。但上海
繼續是中共中央居住與活動的地方。此後五、六年中，上海是處於地下狀況的中共中央的代名詞。
蔣介石在上海率先殺共產黨人後不久，汪精衛也倒向蔣，七月十五日在武漢宣布“分共”。從此，蔣
介石成為國民黨領袖，蔣政權持續了二
36-37
十二年，直到一九四九年被毛澤東趕到台灣。
一九二七年的春夏之交，汪精衛“分共”在即，毛澤東自言他“心情蒼涼，一時不知如何是好。”一
天他登上了長江邊上著名的黃鶴樓，在那裏寫了首詩。始建於公元二二三年的黃鶴樓是古今詩人喜歡登臨
題詠的地方。唐崔顥{黃鶴樓)詩說：“昔人已乘黃鶴去，此地空餘黃鶴樓。黃鶴一去不複返，白雲千載空
悠悠。”以後“黃鶴”用來比喻一去不複返的事物。這似乎說中了毛澤東在國民黨內所有的建樹，即將化
為烏有。毛登樓那天正是“煙雨莽蒼蒼”的時候。“黃鶴知何去？”毛問道，考慮著自己的前途。他這樣
結束了他的詩：“把酒酹滔滔，心潮逐浪高！”
毛努力想拉住汪，拿他過去歡呼“好得很！”的農協會暴民做替罪羊。汪精衛六月十三日告訴其他武
漢領導人：“據毛澤東同誌報告，才曉得農民協會有哥老會在內把持，他們既不知道國民黨是什麽，也不
知道共產黨是什麽，隻曉得做殺人放火的勾當。”但毛這一著沒用，汪精衛已在策畫跟共產黨決裂，把一
切鄉村暴力都歸罪於共產黨。毛隻能同汪精衛分手。
生平第一次，毛有了掉腦袋的威脅。兩年前的“逮捕”是有驚無險，他還可以雇輛轎子抬他到長沙，然
後跑到廣州。現在不同了。七月四日，陳獨秀的一個兒子被砍了頭。在共產黨發動了一連串武裝暴動，殺
了不少人以後，到處就都殺開了共產黨。隻要有人告發你是共產黨，你就可能被抓起來殺頭。死者有的從
容就義，有的慷慨宣講信仰，有的呼口號，有的唱《國際歌》。報紙上登載著無情的大標題，為捕殺“拍
手稱快”。
但這時的毛，已看準了一個能安全生存的方式。不僅如此，他還設計了未來發展的藍圖：利用中共和
蘇聯來為自己打天下。一九二七年夏天做出的這個決定，意味著三十三歲的毛澤東在政治上步入成年。
5 秋收暴動：拐走起義武裝
1927～1928年 33～34歲
一九二七年四月蔣介石“清共”開始時，斯大林剛成為克裏姆林宮的頭號人物，親自製定對華政策。
他要中共建立軍隊和根據地，以便最終用槍杆子征服中國。
用槍杆子奪權，斯大林早在一九一九年共產國際成立時就為中共想到了。跟國民黨合作時，莫斯科派
中共黨員打入國民黨軍隊設法控製它。蔣介石“清共”後，斯大林命令中共馬上從國民黨軍隊裏盡可能拉
出隊伍，“建立自己的新武裝”。
斯大林派他的親信老鄉羅明納茲(Beso Lominadze)來中國管事。蘇軍情報局局長伯金(Jan Berzin)給
“中國委員會”主席伏羅希洛夫(K1iment Voroshilov)寫信說，蘇聯在中國的首要任務是建立紅軍。主要
城市都派有蘇軍情報局人員，負責給中共供應武器、資金、藥品、情報。同時派來的還有軍事顧問，在蘇
聯國內也加緊了對中共人員的軍事訓練。
莫斯科的第一步計劃，是把拉出的隊伍帶到南方海岸去接收蘇聯軍火，然後在那裏建立根據地。同時，
莫斯科指示湖南和其他三個有農民協會的省舉行暴動。
毛澤東舉雙手讚成這條道路。他在羅明納茲主持的“八七”緊急會議上說：“政權是由槍杆子中取得的
。”這後來演變成他的名言“槍杆子裏麵出政權”。當時莫斯科剛撤掉了中共領袖陳獨秀，把國民黨分裂
怪罪到陳頭上，換上了同他們關係密切的年輕文人瞿秋白。剛當上政治局候補
38-39
委員的毛，不要做這種任人想換就換，想撤就撤的“王”。他要有自己的槍杆子，建立自己的地盤，使自
己處於實力地位，以便向莫斯科要權。有自己的領地也是安全生存的最好方式。
但是，毛沒有一杆槍，一個兵，莫斯科也沒有派他搞軍事。毛要擁有軍隊，必須靠別的手段。
一九二七年夏，中共能拉出的主要武裝是駐紮南昌的一支兩萬人的軍隊。八月一日，在蘇聯顧問庫馬
寧(M．F.Kumanin)的直接指揮下，中共負責軍事的周恩來組織這支隊伍舉行兵變。這就是“南昌起義”這
天也成了中共的“建軍節”。人們大多不知的是，用斯大林的話說，這個行動是“共產國際的主意，完完
全全的共產國際的主意”。“起義”部隊隨即南下，向六百公裏外的港口汕頭挺進，去接收蘇聯人準備運
來的武器。
毛打算把這支部隊的一部分抓到手。由於他們預計的行軍路線接近湘南，毛便在八月初向中央建議，
在即將舉行的湖南秋收暴動中，他到湘南去搞，要中央從路過的南昌起義部隊中給他一個團，稱加上其他
農軍，他至少有占領五縣以上的把握”。從毛後來的行為可以看出，他並不是真要去發動農民搞暴動，而
是以暴動為藉口，希望從中央那裏挖出一支武裝帶走。
不明就裏的中央批準了毛的湘南暴動建議。湖南全省暴動的領導者們約定八月十五日在長沙蘇聯領事
館開會。開會那天獨獨毛沒有來，盡管他三天前已回長沙，就住在楊開慧娘家。由於他是主要人物，會議
隻好改到第二天。據當時湖南省委給中央的報告：“到了十六日，到會的人部齊全，唯澤東一人未到。”
十八日，毛才姍姍露麵，大家很生氣，他卻說他去搞“農民調查”去了。
毛遲到四天的原因不可告人：他要等一等，看南昌起義的部隊是否仍有可能到湘南，要是不可能，他
就不去湘南搞“暴動”了。
南昌起義的部隊離開南昌三天，逃兵就去了三分之一，彈藥也丟了一半。氣溫高達攝氏三十度，極度
的悶熱，士兵們沒有水暍，隻好暍田裏的汙水，成群地死去。隊伍七零八落，隻求掙紮著拚到汕頭，不可
能繞到湘南。
於是，毛出現在蘇聯領事館時，來了個一百八十度大轉彎，堅決要求取消他自己提出的湘南暴動計劃
。毛的理由是，暴動應該縮小範圍，應該集中精力打長沙。當時湖南省委給中央的報告說：“縮小範圍的
暴動計劃，澤東持之最堅。”
就像他並不真要在湘南搞暴動一樣，毛也無意打長沙。他提出“打”是因為該城附近有三支紅色武裝
，他可以以打長沙為名，把它們帶走。這三支武裝，一支是原農運的活躍分子；一支是因安源煤礦倒閉而
失業的礦工和礦警還有一支是原駐武漢的部隊，奉命去參加南昌起義而沒趕上。一共數千人。
毛如願以償地當上了指揮這些軍隊的“前委”書記，受湖南省委領導。毛沒受過任何軍事訓練，讓他
當前敵指揮官，純粹是因為他對莫斯科暴動奪權指示表現出超乎尋常的樂觀和熱情，而主持長沙決策會議
的是兩個蘇聯人。毛的積極可以在他八月二十日給中央的信裏看到：“某同誌 [蘇聯人]來湘，道及國際
新訓令，主張在中國立即實行工農兵蘇維埃，聞之距躍三丈。中國客觀上早已到了一九一七年……我們此
刻應有決心立即在粵、湘、鄂、贛四省建立工農兵政權。此政權既建設，必且迅速的取得全國的勝利。望
中央無疑的接受國際訓令，並且在湖南上實行。”
八月三十一日，毛離開了蘇聯領事館，說是到部隊去。他並沒有去。九月十一日是約好的起事日子，
這天，毛一個人悄悄待在長沙一百公裏外的文家市。按官方說法，毛率領三支部隊中的一支，從銅鼓出發
。而當時跟毛關係密切的何長工等人，都說毛根本沒去銅鼓。十四日，三支隊伍還沒有到長沙，毛就傳令
要他們不去了，退兵改道。三支部隊都到了文家市。
40-41
這一切完全出乎在長沙的湖南省委意料之外，他們隻好在十五日取消整個暴動。蘇聯領事館的書記馬也
爾(Maier)說，發生的這一切“可說是最可恥的背叛與臨陣脫逃。”莫斯科稱之為“暴動的玩笑”。他們
似乎沒有意識到，毛先前不遺餘力地鼓吹“暴動”、打長沙，為的都是調兵 -- 調到自己手上。
這場“暴動”就是史書上著名的“秋收起義”。全世界都以為這是毛澤東領導的農民起義，毛是農民
起義領袖的神話也大半起源於此。毛一手製造了這個神話，對美國記者斯諾編了套有聲有色的故事。事實
上，這不是一次真正的農民起義，據湖南省委給中央的檢討說：這“純是一個簡單的軍事行動。不但沒有
掀動農民奪取土地的革命狂潮，連取得農民對此次暴動的興趣都沒有”。更有甚者，毛拆了它的台。
文家市遠離長沙，在沒有無線電聯係的情況下，湖南省委和蘇聯人無法直接指揮。毛早已計劃好了這
支部隊的目的地：南去一百七十公裏的井岡山。井岡山位於湘贛邊界，兩省當局都鞭長莫及，曆來是土匪
、綠林好漢的出沒之地。那裏有兩位山大王：袁文才，從前是學生；王佐，從前是裁縫。這兩人手下有五
百人馬，占領著有十三萬人口的寧岡縣大部分，靠收租徵稅過活。毛如今要把他們的地盤拿過來作自己的
根據地。
毛很清楚，他要帶隊伍進山，不是件輕而易舉的事。沒有黨的明確指示，這樣做無異於當土匪。毛擔
心一旦攤牌會危及性命，所以在文家市召集指揮官開會宣布決定前，先找到部隊中幾個從前熟悉的人，幫
助壓陣。找的人之一是何長工，何長工這個名字還是毛給他取的。何後來回憶說，毛要他跟另一位叫楊立
三的在會場上保護他的安全，所以，“我和楊立三在會場上打雜呀、拿菸呀，我們兩個人是你一進，我一
出；我一出，他一進。”會上爭得很厲害，指揮官們都不同意進山，但最後勉強服從了毛，因為毛是唯一
在場的黨的代表。
部隊向井岡山行進。一路上，毛穿著他鍾愛的長衫，脖子上係條土布長巾，一副鄉村教師的打扮。開
始官兵不認識毛，有人以為他是老百姓，要拉他給他們扛槍。當毛宣布部隊是去上山做“大王”時，大家
都驚呆了，他們參加革命不是為當土匪。但是毛以黨的名義要他們放心，說他們是“紅色的山大王”，世
界革命的一部分，而且上山也是生存之路。
盡管如此，許多人仍滿心疑慮。不少人作了逃兵。毛任想走的人離去，隻不準帶槍，他知道他不具備
強留任何人的條件。兩名最高指揮官都走了，去了上海中央，以後投向了國民黨。部隊著實筋疲力盡，打
擺子，爛腿子，拉痢疾，宿營地裏彌漫著強烈的腥臭味兒，有的人一躺在路邊的草叢裏就再也起不來了。
兩星期後隊伍到達井岡山時，隻剩下了六百人，跟著毛大半是因為沒有別的出路。他們成為毛起家的班底
，未來燎原烈焰的火星。
十月初，毛到了井岡山下，第一件事是去見袁文才(王佐在山裏)。毛隻帶了幾個人，以讓袁放心。袁
先在會見地點埋伏了二十多人，一見毛人不多，便迎了上去，一邊叫人殺豬設宴款待毛。他請毛坐下，嗑
瓜子，吃花生，喝茶談話。毛說他來此隻是過路，要南下去找南昌起義的隊伍。袁同意毛先住下，糧油暫
時由他管。毛的隊伍稍事休息後去周圍的幾個縣打家劫舍，籌糧籌款。毛就這樣把一隻腳插進了井岡山。
不到四個月，毛反客為主，把袁、王和他們的一幫人變成了手下的一個團。一九二八年二月十八日，
毛的隊伍攻下了寧岡縣城。這是他第一次參力口指揮作戰，雖然隻是在對麵山上用望遠鏡觀看。毛很少直
接上前線。三天後，毛召開“萬人大會”慶功，大會高潮是處死被俘的縣長張開陽。目擊者蘇蘭春描述說
：“二月二十一日，在碧市洲上召開工農商學兵萬人大會，會場裏打好了刺殺張開陽的三叉木架，四麵打
好木樁，牽好繩，掛上標語，大家用梭鏢把張開陽捅死了……毛委員在會上講了話。” 毛曾在《湖南農
民運動考察報告》中細述他對梭鏢的由衷喜愛，現在他親眼看著梭鏢殺人。
自從毛來到井岡山，“萬人大會”成了當地人生活的一部分，會上
42-43
總有這類殺人場麵。慶祝建立遂川縣紅色政權時，毛給大會寫了副對聯，紅紙大字，貼在主席台兩旁的木
柱上。一邊是“想當年剝削工農，好就好，利中生利”；一邊是“看今日斬殺土劣，怕不怕，刀上加刀”
。在毛講話之後，“大劣紳”郭渭堅被“刀上加刀”地處死。
當眾行刑在中國是古已有之，並非毛的首創。但毛給這一殘忍的傳統之“錦”添上了現代的“花”，
即組織大會看殺人，不去看不行。這樣有組織地使用恐怖是一幫土匪望塵莫及的。袁、王自己也被嚇住了
。毛的人又遠比他們能打仗。他們甘拜下風，讓毛坐了山寨的第一把交椅。
毛一到井岡山就派人去長沙跟湖南省委取得聯係。毛遠非像後來人們想像的那樣住在深山老林，與世
隔絕。他的住地跟外界暢通，關係幾天工夫就接上了。那時上海的中央已收到一係列關於“秋收起義”的
報告。他們不會看不出，是毛澤東拆了這次行動的台，又未經許可帶走了部隊。中央指定毛到上海開會。
毛知道此行不妙，他也絕不願意離開他的地盤，乾脆裝聾子。一九二七年十一月十四日，毛被開除出政治
局及湖南省委。
中央要奪毛的權，十二月三十一日函告湖南省委：毛“在政治上確犯了極嚴重的錯誤”，湖南省委應
當“派一負責同誌前去召集軍中同誌大會討論並由大會改造黨的組織，在必要時，派一勇敢明白的工人同
誌主任黨代表”。
毛能指揮部隊，是因為他代表黨，沒有黨的權威隊伍不會聽他的。不知是碰巧還是陰謀，中央指示發
出一星期後，湖南省委被國民黨一網打盡。結果毛的隊伍完全不知道黨已經吊銷了他的資格。
直到一九二八年三月黨的第一位使者才進入井岡山，帶來了中央決定，取消“前委”，解除毛的黨的
職務。但是，毛“道高一尺，魔高一丈”，他安排中央決議隻傳達給幾個親信，黨的書記也派一個自己人
去當，毛本人當“師長”，掌權的還是他。
毛澤東的“山寨”是一塊理想的根據地。平原上盛產大米、油茶，“一年耕而三年食”。山裏杉竹茂
密，四季濃霧繚繞，猴子、野豬，甚至老虎來來去去。井岡山最高峰才九百九十五公尺，卻很陡峭，易守
難攻，敗也可以跑。濃濃的灌木隱蔽著隻有獵人涉足的小徑，潛向通往兩個省的陽關大道。
毛和他的軍隊靠在四鄰的縣裏打家劫舍為生，美其名曰“打土豪”。毛告訴隊伍說：“群眾聽不懂“
土豪”是什麽意思，我們就用“財東”或“有錢人”來代替”。老井岡山戰士範樹德說，打土豪，“老話
叫“吊羊”、“綁票”。”
毛的活動常常是報上的新聞，他在全國出了名，以“毛匪”著稱。當地人恨他們。當年的紅軍李國斌
回憶道：一次“打土豪”時，數百村民衝過來，“抓了我們四十餘人，關押在祠堂裏，對他們實行捆打吊
，令女人用腳去踩，打了後用禾桶蓋起來，上麵壓上大石頭，使用各種毒刑。”
官兵們知道他們的生活方式跟土匪沒多大區別，許多人都不情願，尤其是軍官。一九二七年十二月，
主要軍事指揮官陳浩在井岡山外的茶陵縣企圖把部隊帶走。毛聞訊率人追上，把陳浩抓起來，隨後當眾處
死。對毛來說，這是一次極端嚴重的危機，他幾乎失去了整個軍隊。在他拐走這支部隊的短短幾個月中，
所有的軍事指揮官都跟他決裂了。
毛時時擔心自己的安危，開始逐步完善警衛措施。警衛從一百來人不斷增加。他在不同的地方有好幾
處房子，都從安全角度仔細挑選。房子的後麵可以逃遁，或有個後窗，或在後牆有洞，有小路通向山裏。
(以後長征途中，盡管宿營隻是臨時，毛的住處也部有安全出口。)
毛在井岡山的主要住宅之一位於入山口茅坪，交通便利，一旦情況緊急隨時可以撤進山裏。這是一幢美
麗的八角樓，寬大的正屋屋頂像一座高聳的八角形的三層木頭寶塔，螺旋著旋上去，到頂尖是一叢采光的
亮瓦。這個大宅子原屬於當地的醫生。另一處房子也是醫生的，叫“劉德盛藥
44-45
店”，位於山下大鎮碧市。這座大宅以奇異的美、無言地述說著井岡山昔日的輝煌。它一半是歐洲教堂
式的石頭建築，一排羅馬式的圓拱回廊；一半是中式樓房，瓦屋頂上築著像蛇竄出似的簷角。中西兩部由
一道八角形的大門洞精美地連在一起。
毛的司令部也在碧市，原是一所帶兩千平方公尺花園的書院，為方圓三縣的最高學府。樓上三麵完全
敞開，天地雲水一覽無餘，夏天學生在這裏乘涼。毛所到之處，不僅學校關門，醫生易址，祠堂、教堂也
被徵用。共產黨最常見的活動開會，需要大地方。
毛在井岡山住了十五個月，進山裏隻有三次，總共待了不到一個月。他未來的生活方式此時已初具輪
廓。他擁有眾多的仆人，或稱“勤雜人員”、“工作人員”。裏麵有司務長、夥夫，有專燒水挑水的，有
馬夫照管他的坐騎小黃馬，有專門送信的，還有一位被毛授予“兩大任務”，一是買菸，一是收集書籍、
報紙。毛離不開新聞。
來井岡山不久，毛有了新歡：他的第三任妻子賀子珍。那年賀子珍剛十八歲，瓜子臉，杏仁眼，身材
苗條。她生在山下富庶的永新縣，父親家是永新的望族，曾廣有產業，父親本人捐過舉人，當過縣長，後
來家道中落，開茶館生活。子珍原名“桂圓”，因為她出生的那天是秋夜，圓圓的月亮下盛開著桂花。她
在一所由兩個芬蘭修女主持的教會學校讀書，可是討厭學校裏“念不完的聖經，做不完的祈禱”，也不能
忍受循規蹈矩的小城生活。她天性熱情好動，心頭好像燃燒著火。北伐軍進入永新，打破了小城的一潭靜
水，她迷上了那熱騰騰的氣氛，加入了共產黨。她當啦啦隊歡迎北伐軍，在大庭廣眾下演講，才十六歲就
當上了縣婦女部長。她還帶頭剪掉了長長的秀發，留短發是革命的象徵。
蔣介石“清共”後，共產黨員和積極分子開始逃亡，她的父母和妹妹逃走了，哥哥被投入監獄。山大
王袁文才是哥哥的朋友，突襲監獄把他救了出來。子珍和哥哥跟袁文才上了井岡山，她成了袁夫人的好友
，王佐給了她一支毛瑟槍。
後來毛澤東來了，一眼看上了這個姑娘。袁文才也竭力促成，派她當毛的翻譯。毛不會說當地方言。
在長期轉戰生涯中，他常常用翻譯。一九二八年初，毛跟子珍“結婚”了。沒有舉行儀式，隻有袁太太給
他們擺了豐盛的宴席。這時毛離開楊開慧和他的三個兒子還不到四個月。別離後毛隻給開慧寫過一封信，
說他患了腳疾，現在乾脆遺棄了開慧。
開慧對毛的感情是狂熱的愛，子珍隻是相當勉強地嫁給了毛。一個俊俏女子在成千的男人中生活，自
然有眾多的仰慕者。子珍覺得三十四歲的毛“年紀太大”，她是“一朵鮮花插在牛糞上”。毛英俊活潑的
弟弟澤覃是她的一個追求者，對她說：“我哥有嫂子，跟我吧。”子珍後來承認她選擇毛是因為“一個女
孩子在那個環境中需要一種政治上的保護”。
毛跟子珍的關係在性生活得不到滿足的男人世界裹，引起了不少閑話。毛很謹慎，盡量避免跟子珍一
同出現在人前。路過傷病員住院的地方，毛特別要和她分開走。
結婚不到一年，子珍已決心離開毛。她對朋友說跟毛結婚很“倒楣”，是“重大的犧牲”。一九二九
年一月，毛要離開井岡山遠走他鄉時，子珍抓住這個機會要留下。她當時最好的朋友曾誌說：“賀子珍死
都不願意下井岡山，她不願意走。我們都要出發時，她也不走，她很倔，不肯走。”這樣的堅持很可能既
有個人的原因也有政治的因素，子珍想逃離的是毛代表的那種生活，她在十幾歲時不自覺地被卷進去的生
活。她想脫離這種生活的願望之強烈，甚至不顧冒被國民黨抓去的危險。毛命令無論如何要把她帶上。“
我就硬是把她拉走，”曾誌說。“她一邊走一邊哭，總是掉隊。她沒來的時候，毛主席就叫他的馬夫回去
找她，去接她。”
一九二八年四月，毛還在井岡山時，南昌起義的幸存者在走投無路的情況下投奔他來了。這支部隊頭
年十月曆盡千辛萬苦到達南海岸，沒有
46-47
看到任何蘇聯軍火，卻被打散，剩下的人聚集在四十一歲的朱德麾下。朱德是職業軍人，曾在滇軍中官至
旅長。三十六歲那年他到德國留學，在那裏參加了共產黨，以後去蘇聯受軍訓。在一群二十來歲的紅色青
年中，他算是長者，很自然地受到尊敬。他脾氣又好，忠厚寬容，風度樸實無華，像士兵一樣腳蹬草鞋，
身背竹笠，一塊兒吃飯、行軍、扛槍、背背包，打仗時總在前方，官兵們都愛戴他。
毛剛到井岡山時曾派人找過朱德，勸朱加入他的行列，朱謝絕了。當時黨命令他在湘南組織暴動。暴
動敗得一塌糊塗，大半因為莫斯科的指示不僅殘忍，而且是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當時的政策是：“殺盡
階級的敵人，焚毀敵人的巢穴”，“焚毀整個城市”，“豪紳的走狗都是在殺之列，我們並不顧恤”。暴
動的口號是：“燒！燒！燒！殺！殺！殺！”
朱德的人也亂燒濫殺，把郴州、未陽兩個縣城化為焦土。結果農民真的起來暴動了--反對共產黨的暴
動。根據當時的報告，在動員農民，焚盡湘粵大道五裏內民房”的群眾大會上，“到會的幾千武裝農民群
眾聽到這項命令就在會場中反了，把郴縣負責人殺得精光，郴縣全縣變了三分之二。其他永興、未陽的農
民也動起來……後經調回前線的紅軍來鎮壓，才算把有形的反動隱藏下去。但這次死的人也就在千人以上
不少了！”農民把他們在共產黨統治下戴的紅袖箍、紅領巾扯下，打出白旗。
國民黨軍隊一攻來，朱德的隊伍隻好撤離，參加過殺人放火的農民和他們的家庭也不得不扶老攜幼跟
著走。當年未陽的農軍王紫峰回憶道：“我當過赤衛隊長，鎮壓過反革命……隻有堅決幹到底，沒有別的
出路，所以我自己動手把[自己的]房子燒了”，跟朱德走了。這也是莫斯科的政策，切斷這些農民的退路
，“使他與豪紳資產階級無妥協餘地”，把他們逼上梁山。
共產黨走，國民黨來，複仇報冤，玉石俱焚。犧牲者中有毛的妹妹澤建，小名菊妹子，是過繼到毛家
的。毛把她帶進黨，她跟一個黨員結了婚，生了個孩子。雖然她和丈夫並不讚成共產黨的殺人政策，她的
丈夫還是被國民黨殺了頭，頭裝在木籠子裏，掛在城牆上示眾。菊妹子也被處死。她在獄中寫過一封信，
說她希望“自首”，但未陽縣堅決要殺她。她也就死了心，“甘願受死刑。不願受活刑了。” “快脫離
人世就好了。”她隻希望能見她的生母和孩子“淺生”一麵： “唉，可憐的淺生，實令我痛心嗬！以前
如何的希望養育他嗬！誰知弄到此地步咧。”她想要她的孩子理解她：“淺生小兒也萬不能怪我。[我)今
生從未聞見的苦情均受到了。”
這個時期共產黨燒殺最凶的地方是廣東海陸豐，號稱“小莫斯科”那裏還修了“紅場”，入口是個俄
式的花哨大門。領袖彭湃把此地變成了可怕的屠場彭湃這樣推祟列寧：“他的法律，是沒有什麽詳細的，
反動的就殺，他的工人農民，不用報告什麽工會、農會、政府，直可把土豪、劣紳、地主、資本家殺卻”
。彭湃的演講和政策充滿了這樣的語言：“準群眾自由殺人。殺人是暴動頂重要的工作，寧可殺錯，不要
使其漏網”。“將這批豪紳地主剖腹割頭，無論任何反動分子，都毫不客氣的就地殺戮，直無絲毫的情感
”。海陸豐存在的短短兩個月中，一萬多人被殘酷處死，“反動的鄉村有些全鄉焚燒”。
這些蘇聯人指導的奪權掌權均以失敗告終。毛澤東的井岡山幾乎是碩果僅存。毛不是狂熱分子，當部
隊要燒天主教堂和豪華大宅時，他製止他們，說與其燒掉不如留起來自己享受。殺人當然要殺，但別殺得
連自己也站不住腳。
朱德上井岡山的時候，莫斯科已決定停止亂燒亂殺的政策。它喜歡用“主義”這個詞兒，給這一政策
戴的帽子是“盲動主義”、“燒殺主義”。莫斯科說：“恐怖宜有係統。”這正跟毛的所為不謀而合。毛
的精明使他重新獲得莫斯科的青睞。盡管毛的自行其是曾使中央憤怒到把他撤掉，但此時斯大林亟需在中
國有個不亦步亦趨的人，自己有主意，有能力，能讓共產黨成功。尤其是這時候，莫斯科難以對中共直接
指揮。由於蘇聯使館的人在企圖奪權的“廣州起義”中被當場抓獲，中國
48-49
當局關閉了一係列蘇聯領事館，蘇聯人失去了用外交官身份在中國活動的機會。
毛此時沒有任何黨的職位。他曾累次寫信給中央，要求成立一個由他領導的管轄井岡山一帶的特別委
員會，都未獲明文批準。朱、毛會師後，毛又於五月二日再次給中央寫信。不等中央答覆，毛就指定代表
，召開“代表大會”，自己當上了書記。
毛急於擁有黨的職位，還因為朱德帶上山四千多人，而他的兵力隻有一千，不及朱的四分之一。要管
住實力遠大於他的朱德，毛需要黨的名義。他也要顯示自己是個軍人，在會師時特意挎上手槍，這在他是
極少見的。過後他就把槍還給了警衛員。這支軍隊不久便以“朱毛紅軍”著稱。
等待授權時，毛開始表現自己了。黨的命令接受了，巡視員也讓巡視了，還寫長長的報告。黨組織正
經八百地活動了。毛到井岡山八個多月，還不知道他的轄區有多少黨員，巡視員問起時，他的答覆是這個
縣有“千餘”，那個縣有“百餘”。毛也還沒進行過分田工作。理論上這是土地革命的中心，但講求實際
的毛覺得這事沒什麽必要，打家劫舍夠維持統治就行。如今井岡山首次實行分田。
毛要黨授權的信，由秘密交通員揣著，從上海千裏迢迢送到莫斯科，在六月二十六日遞上了斯大林的
辦公桌。中共正在開“六大”，地點就在莫斯科郊外，是唯一一個在蘇聯召開的外國黨代表大會。斯大林
把一百多名中共代表極機密地，不遠萬裏地，耗費钜資地運來莫斯科，足見他對中共的期待有多高。
斯大林的中國路線由共產國際主席布哈林(Nikolai Bukharin)向大會傳達，一講就是九個小時，讓在
座者屁股都坐麻木了。毛不在座。縱觀他的一生，不到萬不得已，他絕不離開他的地盤。
“六大”唱主角的周恩來作軍事報告，說毛的隊伍“有一些土匪性質”，意思是毛不大聽指揮。蘇聯
人對毛不放心，但是很看重他，稱他為中共武裝的主要領導人。確實，毛澤東是最成功地推行克裏姆林宮
戰略的人。斯大林六月九日接見中共黨領導人時說：戰略就是組建紅軍。在蘇聯的“六大”代表都受到軍
訓，具體的軍事計劃也製定出來。曾搶過銀行的斯大林本人親自負責給中共提供建軍的假鈔。
斯大林看好毛澤東。毛有軍隊，有根據地，又是老黨員，在中國知名度也最高。當然，毛不聽話。但
正如斯大林後來對南斯拉夫共產黨人說的，毛“不聽話，但是個成事的人。”而且，不管他怎麽不聽話，
斯大林有辦法控製他：毛離不開黨，離不開莫斯科，離開了，他隻是土匪一個。
於是，毛的要求完全被滿足。十一月，中央通知到達，重新成立“前委”，由毛任書記，管轄朱毛紅
軍。前委之下組織軍事委員會，以朱德為書記。在毛澤東的上升史上，這是個曆史性的時刻。毛與黨離心
離德，與莫斯科離心離德，結果黨和莫斯科是要啥給啥，他大獲全勝。
評論
目前還沒有任何評論
登錄後才可評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