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淺議新疆的分裂主義問題的曆史和今天政府的對策
一． 引子
乾隆二十三年（1758年）的正月，在如血的殘陽中，在今天的新疆大地上，到處是一片殺伐之聲。橫行西域百十年的準格爾汗國，終於灰飛煙滅，隻剩下一個準格爾盆地的地名，留作曆史的紀念。而準格爾汗國與大清國之間這場進行了六十七年的戰爭，終於以大清國的完勝而結束。 滿族對中國的貢獻，以新疆和西藏為首功。雖說中國自漢代就開始對新疆地區行使了有效控製和治理——公元前１２１年，漢軍大敗駐牧在河西走廊一帶的匈奴軍隊，漢朝在此先後置武威、張掖、酒泉、敦煌四郡。公元前１０１年，西漢王朝在天山南部的輪台、渠犁等地駐兵數百人進行屯田，並設“使者校尉”地方官員統領之，後“使者校尉”改稱“護鄯善以西使者”。[1]——但是，新疆地區真正徹底的被納入中國的版圖，確實是在清朝。此前的一千多年，各方勢力在新疆地區你方唱罷我登場，無數的民族在此演繹了一係列的興衰的悲喜劇，而他們的主要對手則無一例外的是中原民族（漢族和後來的滿清）。此過程倘若要詳細寫的話，可以寫上一本書。其中有過突出影響的是匈奴，突厥和蒙古，如上麵的準格爾汗國就是蒙古人的一支。當漢朝與匈奴人角逐的時候，維吾爾族還不知道在何方——因為那個時候根本就沒有這麽個民族，而其遠古的祖先丁零人此時還在貝加爾湖北岸放羊。[2] 而突厥則早在唐朝就被趕到了歐洲。在此處，還要說句題外話，中國屬於東方的國家體係，在清朝以前的數千年中，都滿足於對手口頭上的臣服，而不是實際的占領和同化，如朝鮮就是例子。直到清朝，乾隆恐怕是厭惡了準格爾汗國的時不時作亂，終於下定決心剿滅這個國家，令清兵“凡山陬水涯，可漁獵資生之地，悉搜剔無遺”，最終使得這個汗國“凡病死者十之三；逃入俄羅斯、哈薩克者十之三，為我兵殺者十之五，數千裏內遂無一人”，後來又消滅了回部大小和卓的叛亂，才從實際意義上控製了新疆地區，從此再也無法脫離中國。至於西藏問題上的功勞，主要是康熙的兩次進軍西藏和福安康進兵拉薩擊敗廓爾喀侵略者，簽訂《二十九條章程》，至今是中國政府反駁藏獨的最有力的武器之一。
二．“東突厥斯坦”問題的由來及其發展
突厥斯坦，詞義是“突厥人的地方”。這個詞最早出現在一些中世紀的阿拉伯史書中，指的是“中亞錫爾河以北及毗連的東部地區”。到了18世紀，除了極少數例子以外，這個詞已經很少使用。但在19世紀，隨著沙俄帝國的擴張吞並中亞並且設立“突厥斯坦總督區”，這個詞又被重新被提出來，用於泛指中國的新疆地區。如1805年俄國人季姆科夫斯基在使團出使報告中又使用了“突厥斯坦”的名稱，用以從地理上表述中亞及中國新疆南部塔裏木盆地。1829年，俄國東方學家尼基塔•;;;;;雅科夫列夫•;;;;;比丘林在《準噶爾和東突厥斯坦古代和現狀描述》一書中首次將“布哈拉突厥斯坦”稱做“西突厥斯坦”，而把中國新疆叫做“東突厥斯坦”。[3] 大概原因是因為當時居住在這一帶的居民，大多屬於突厥語係。
而東突問題的出現，則與泛伊斯蘭主義和泛突厥主義思想的傳播脫離不了關係。1883年至1884年，阿富汗人加馬爾丁•;;;;;阿富汗尼(Jam al—Din al—Afghani)提出“泛伊斯蘭主義”，號召全世界穆斯林在共同信仰的基礎上聯合成為一個共同體，爭取獨立。而“泛突厥主義”發起於俄國境內的韃靼知識階層，他們主張把突厥語的民族團結起來，複興突厥民族。而土耳其則是世界“泛伊斯蘭主義”、“泛突厥主義”(以下簡稱“雙泛”)的大本營。 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後，“雙泛”思潮傳入新疆。一些從土耳其留學歸國的新疆民族知識分子在當地所宣揚的鼓惑獨立與建立伊斯蘭教國家的宗教狂熱和民族沙文主義，成為新疆分裂主義產生的源頭。
今天的東土恐怖主義組織的宣傳喉舌編造種種謊言，鼓吹“東突厥斯坦”自古以來就是一個獨立的國家，其民族有近萬年曆史，“是人類曆史上最優秀的民族”；鼓噪所有操突厥語和信奉伊斯蘭教的民族聯合起來，組成一個“政教合一”的國家；叫囂“要反對突厥民族以外的一切民族”，消滅“異教徒”，中國是“東突厥斯坦民族３０００年的敵國”等等，再有正常的曆史知識的人看來，無疑是十分可笑的，因為曆史上從來就沒有過這麽一個國家存在過，而維吾爾族的形成在公元9世紀左右，在此之前漢朝已經對西域有過有效治理，論曆史怎麽也輪不到他們；若不是清軍滅掉了準格爾，維吾爾人恐怕還在蒙古人帳下當奴隸。連突厥族在新疆的地盤上暫時稱雄的時候，漢族人已經對這片土地有效管理了近千年，各何況維吾爾族本身與突厥是實際上的血仇——如651年，回紇（維吾爾的祖先之一）遣5 萬騎協助唐軍大破西突厥——隻不過後來受了人家的影響，語言屬於突厥語係而已。
曆史上東突恐怖主義勢力多次在新疆製造暴亂，都與外國勢力，尤其是英國和俄國勢力的插手分不開關係。英國人在世界上從來沒有做過任何好事，從南亞到南美，到處度由英國人埋下的禍根；新疆西藏也是英國人插手的問題之一。此外俄國人也不甘示弱。想想今天俄國人自己也陷入車臣的泥潭中無法拔足，真是“始作俑者，其無後夫”。近代中國的羸弱，為外國勢力插手新疆和西藏提供了空間。如1933年，英國扶持沙比提大毛拉等在新疆南部製造了“東突厥斯坦伊斯蘭共和國”。當時新疆省督軍盛世才與馬仲英激戰。蘇聯支持盛世才擊敗了日本背景的馬仲英，馬則在敗退南疆時擊潰了這個“共和國”。最後由蘇聯紅軍支持，盛世才又鏟除了馬仲英在南疆的殘餘勢力，“東突獨”運動的主要人物再次逃亡國外。 喀什“伊斯蘭共和國”雖然存在了僅僅三個月，但這是第一次公開打出的分裂旗號，是“東突厥斯坦獨立運動”之始，新疆民族分裂主義分子一直承襲至今。
緊接著蘇聯人大力發展自己在新疆的勢力，直到盛世才和蘇聯鬧翻。蘇德戰爭爆發後，蘇聯喪失大片國土，盛世才便趁機和蘇聯鬧翻，並使用種種手段把蘇聯人的勢力幹出了新疆，這可以算得上是盛世才做的不多的幾件好事之一。但隨著蘇德戰場的勢態朝著對蘇聯有利的方向轉化，蘇聯人已經可以開始策劃在新疆的卷土重來，1944年的伊梨事件就是結果。蘇聯人首先是在少數民族中推行共產主義，但得不到支持；後來便利用當地民族的反漢情緒和宗教信仰，推動泛突厥主義，試圖控製新疆，製造第二個外蒙。蘇聯對新疆的反對組織提供武器，人員訓練，協調組織，提供宣傳基地，直接參與和策劃了伊利事變。但是，考慮到蘇聯境內自己的民族問題，蘇聯人並不是真心希望新疆成為一個獨立的國家，而是把這個當作一個談判的籌碼，隨時可以賣給對手換來利益。——其實這也是一切外國勢力支持下的分裂運動的下場。在蘇聯的利益得到了《中蘇友好同盟條約》的保證以後，蘇聯便決定出麵調解新疆衝突，阻止新疆獨立。當然，蘇聯人對新疆的控製，也就一直保留下來，直到新中國的成立，新疆和平解放，伊梨事件被定性為“三區革命”並且逐步解散了新疆民族軍。
國際政治關係的起伏也在新疆有反映。50年代末，中蘇關係惡化，蘇聯駐伊寧領事館便大量發放僑證，鼓動大量居民外逃至蘇聯。其中甚至包括一些高級官員，如曾任新疆軍區副參謀長，1955年被授予少將軍銜的馬爾果夫•;;;;;伊斯哈科夫以及。曾任民族軍副司令、新疆軍區副參謀長，1955年被授予少將軍銜的祖龍•;;;;;太也夫。在蘇聯政府的支持下，分裂分子們還成立了“東突厥斯坦人民革命黨”。成為蘇聯人手中的棋子。很多當年叛逃的新疆人的後代，成了今天東突的重要力量源泉。
新疆和平解放後，“東突”勢力並不甘心失敗。他們以歐美，中亞和西亞為基地，養精蓄銳，妄圖卷土重來。尤其是進入二十世紀九十年代，在宗教極端主義、分裂主義和國際恐怖主義的影響下，在國際反華勢力或明或暗的支持下，東突勢力開始惡性發展。這一階段的東突有了三個趨勢：聯合化，國際化和恐怖主義化。
曆史上大多數的“東突”組織都是在國外，其活動分散且影響比較小。但隨著蘇聯的解體和中亞各國的獨立，東突勢力的得到了發展機遇。原本一盤散沙的東突組織開始走向聯合。1992年12月，“東突”分裂主義者在沙特和土耳其的支持下，成立了“東突厥斯坦國際民族聯合委員會”，確定了國名（東突厥斯坦國）、國旗（月牙旗）、國歌（夏迪雅）和國徽，標誌著境外“東突”分裂主義運動走向聯合。（要插一句的是提起東突大家都知道土耳其，但其實沙特也在背後支持，不要忘記本拉登是哪個國家的，而且沙特一直是泛伊斯蘭運動的總部）。1996年10月在和田，來自新疆十幾個州（縣）的分裂組織代表舉行會議，宣布成立“伊斯蘭真主黨”，通過了黨綱、組織建設等七項文件，這標誌著境內分裂勢力開始由分散走向聯合。有個故事令人毛骨悚然：
“曾有一個案子，起於旅館報案有人偷旅館地毯出去賣，審查時發現主謀的維吾爾人身帶40萬元現款，由此引起重視。隨後審出那維吾爾人原是為一地下組織送款，因為一直沒有接上頭，自己的錢花光吃不上飯，才想偷地毯去換飯錢。警方對此案的震驚不在別的，而是那人身上各處貼身綁著錢，睡覺都不取下，卻在挨餓時認可冒險去偷也不從中花一分錢，可見忠誠到什麽程度，也看出其組織的紀律嚴格到何種地步──這才是讓新疆警方感到最可怕的地方。對於我，這個故事也使我留下深刻印象。盡管其中沒有任何暴力的影子，卻能從中感受到信仰和力量，這樣的信仰和力量如果轉變成恐怖主義，製造出911那種恐怖事件完全不是沒有可能。”——王力雄，911啟示錄。
看到這個案例，我們還能說東土組織還是一盤散沙，烏合之眾嗎？
第二個發展趨勢是國際化。90年代以後，“東突”分裂組織逐漸從地下轉為公開，並開始朝著國際化趨勢發展。“東突”分裂勢力曾公開表示：“要實現獨立，沒有國際的支持不行，沒有西方的支持不行，僅有少數國家的支持也不行。要打‘國際牌’，使新疆問題國際化”。近年來，“東突”分裂組織更是明確推行國際化的策略，其中最重要的一招就是將所謂民族宗教問題與人權問題掛鉤，把分裂活動提升為“民族解放運動”，以爭取西方大國的支持。 而科索沃戰爭為此提供了最佳的案例。 1999年5月，在哈薩克斯坦的“東突”分裂組織在阿拉木圖舉行遊行集會，公然打出“支持北約轟炸南聯盟”的標語，並宣稱“科索沃”的今天就是“維吾爾斯坦的明天”。並不不令人驚訝的是，在“東突”國際化的過程中，國際反華勢力一如既往的扮演了“重要”角色，隻是指使者從前蘇聯變成了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美國總統克林頓等政要就曾多次會見“東突”分裂分子；美國國會還專門召開新疆問題聽證會； 1999年，美國政府發表的《中國人權報告》首次指責中國在新疆的民族政策。土耳其和一些中亞國家如哈薩克斯坦也或明或暗地支持“東突”分裂運動，還允許其在本國境內開展活動、建立基地，向外輸出“泛突厥主義”。最令人關注的事件之一就是原設在德國的“解放電台”和“自由歐洲電台”已移到捷克和哈薩克斯坦的阿拉木圖，並在土耳其增設了“獨立解放電台”，加強宣傳力度。目前境外“東突”分裂組織立足中亞這一前沿陣地，對新疆進行滲透：設立出版機構，出版煽動獨立的書刊和音像製品；建立電台，使用維吾爾語、哈薩克語和烏茲別克語進行廣播，大肆進行分裂宣傳；召開各種名目的國際研討會，如2001年10月17日和18日利用歐洲議會大廈舉辦舉辦研討會，為新疆獨立搖旗呐喊，尋求國際反華勢力支持；在東突組織國際化的過程中，西歐扮演的角色一點也不必美國光彩。比如“東土耳其斯坦信息中心”——一個為建立所謂“東土耳其斯坦共和國”而遊說海外的流亡組織就是以德國慕尼黑作為他們的基地。
第三個發展趨勢是恐怖主義化。1997年，中亞地區的“東突”分裂組織召開會議，批判了“和平鬥爭”主張，從此走向了暴力化。1999年12月，來自18個國家的40多個分裂組織代表在土耳其伊斯坦布爾召開會議，確立了暴力“建國”的方針，並就“武裝奪取政權”達成共識。計劃在十年內建立一支人數在萬人以上的正規軍隊，在新疆地區實施恐怖戰、遊擊戰，甚至正規戰。在阿富汗、車臣、克什米爾等地的戰場上，到處可以看見參加實戰鍛煉的維吾爾恐怖分子。如2000年兩名“東突”分裂組織成員在車臣戰爭中被俄羅斯軍隊俘虜，遣返中國；2000年8月又參與在烏茲別克斯坦、吉爾吉斯斯坦南部山區，襲擊當地政府軍的恐怖活動。現在美國在古巴的集中營中，還有維吾爾族的恐怖主義分子在裏麵。東突武裝暴力化的過程中，前蘇聯流出的武器和來自沙特的美元起了關鍵作用。截至目前，中國警方已抓獲100多名曾在阿富汗及其它國家接受過恐怖活動訓練秘密潛入新疆的恐怖分子。有關國家也向中方引渡、移交了10多名在恐怖活動中被抓獲的“東突”恐怖分子。
三．“東突”的罪行累累
注：本篇的主要內容來自於2002年1月21日，中國國務院新聞辦公室發表的《“東突”恐怖勢力難脫罪責》的長篇文章，分類方法稍有不同。如果按照東突勢力自己宣稱的統計，則還有很多事件乃東突所謂，如2002年在北大和清華發生的爆炸案。
如前所述，20世紀90年代是新疆“東突”分裂組織發展最為迅速、活動最為猖獗的時期，境內外“東突”分裂分子已聯成一體，“境外指揮，境內行動；境外培訓，境內破壞”。2002年1月21日，中國國務院新聞辦公室發表了《“東突”恐怖勢力難脫罪責》的長篇文章，徹底揭露了“東突”的罪行。據不完全統計，自1990年至2001年，境內外“東突”恐怖勢力在中國新疆境內製造了至少200餘起恐怖暴力事件，造成162人喪生，440多人受傷的嚴重後果，留下了一筆筆罪惡的記錄。東突的作案目標如下：
第一，殺害和漢族合作的維族幹部群眾，恐嚇維族的群眾不得與政府合作，如：
1993年8月24日，兩名恐怖分子將喀什地區葉城縣政協常委、大清真寺主持阿不力孜大毛拉刺成重傷。
1996年3月22日，兩名恐怖分子槍殺阿克蘇地區新和縣伊協副主席、清真寺副主持阿克木司地克阿吉。
1996年4月29日淩晨，十餘名全副武裝的恐怖分子闖入庫車縣阿拉哈格鄉庫納斯村，向全國政協委員、自治區人大代表卡吾力•;;;;;托卡家投擲了2枚炸彈，致卡及其妻重傷，並將卡的弟弟、弟媳、兒子、兒媳殺死；該村村幹部加如甫買買提明也被刺成重傷。
1996年5月12日，“東突”恐怖組織4名恐怖分子在全國伊斯蘭教協會常委、新疆政協副主席、喀什伊協主席阿榮汗阿吉和其兒子去艾提尕清真寺做禮拜的途中，對其進行襲擊，阿和兒子均致重傷。
1997年3月23日，“東突”恐怖分子闖入阿克蘇地區金銀川墾區負責人艾買爾江家中，將艾買爾江夫婦兩人殺害。
1997年6月4日，4名“東突”恐怖分子闖入和田地區墨玉縣恰其克鄉荒地村幹部買買提肉孜•;;;;;買買提家，將其殺害。
1997年7月3日，“東突”恐怖分子闖入阿瓦提縣拜什力克鄉村幹部吐爾地尼牙孜家中，吐夫婦被殺身亡。
1997年11月6日，“東突”恐怖組織在全國和新疆伊協委員、阿克蘇伊協主席、拜城縣清真寺主持尤努斯•;;;;;斯迪克大毛拉去清真寺做禮拜的途中，將其槍殺。
1998年1月27日，“東突”恐怖分子槍殺葉城縣政協常委、縣大清真寺主持阿不力孜阿吉。
1999年8月23日，以牙生買買提為首的10餘名恐怖分子闖入喀什地區澤普縣波斯喀木鄉派出所指導員胡達拜爾迪•;;;;;托乎提家中，將胡及其兒子殺害，胡身中38刀，其子頭部中槍。殺人後，恐怖分子又縱火，胡妻被燒成重傷。
2001年2月3日，一夥恐怖分子闖入喀什地區疏附縣法院幹部買買提江•;;;;;亞庫甫家中，對買連捅38刀，將其殘酷殺害。
第二，製造恐怖氣氛，企圖恐嚇在新疆的漢族群眾，逼迫其離開新疆。通常的手段就是投毒，縱火，爆炸和煽動騷亂。如：
1990年4月5日，“東突伊斯蘭黨”恐怖分子在新疆阿克陶縣巴仁鄉劫持10名人質要挾政府，並在交通要道炸毀2輛汽車，殺害6名武警官兵。
1991年2月28日，“東突”恐怖組織在新疆阿克蘇地區庫車縣客運站錄像廳製造爆炸案，造成1人死亡，13人受傷。同日，恐怖分子還在庫車縣城一商店內安置了炸彈，爆炸未遂。
1992年2月5日，“伊斯蘭改革者黨”在烏魯木齊市52路、30路公共汽車上製造了兩起爆炸事件，兩輛公共汽車被炸毀，造成3人喪生、23人受傷。同時還在一影劇院和居民住宅樓中各安置了一枚定時炸彈，幸被及時發現排除。
1993年6月17日，“東土耳其斯坦民主伊斯蘭黨”在喀什市地區農機公司辦公樓製造爆炸案，造成大樓坍塌，2人喪生、7人受傷；8月1日該組織又在喀什地區莎車縣外貿公司錄像廳製造爆炸案，造成15人受傷；8月19日在和田市文化宮製造爆炸案，造成6人受傷。
1996年7月，“東土耳其斯坦伊斯蘭正義黨”策劃沙雅縣監獄暴動，導致15人死亡。
1996年8月27日，6名恐怖分子襲擊葉城縣江格勒斯鄉政府，殺死副鄉長和值班的警察；隨後又闖入該鄉一村，殺害3名治安員和1名水管員。
1997年2月5日至8日，“東突伊斯蘭真主黨”恐怖組織策劃、製造了伊寧騷亂事件，恐怖分子高喊“建立伊斯蘭王國”等口號，襲擊平民，搗毀商店，燒砸汽車，致使7人死亡，200多人受傷，30多輛車遭毀壞，多間民房被毀。
1997年2月25日， “東土耳其斯坦民族團結聯盟”在烏魯木齊市2路、10路、44路公共汽車上製造爆炸，造成三輛公共汽車被炸毀，9人喪生、68人重傷。
1998年1月30日至2月18日，“東突解放組織”在喀什市製造了23起係列投毒案，致4人中毒，其中1人死亡，數以千計的牲畜中毒或死亡。
1998年2月22日至3月30日，“東突”恐怖組織在喀什地區葉城縣連續製造了6起係列爆炸案，造成3人受傷，天然氣輸送管道被炸壞引起大火，直接經濟損失超過100萬元。
1998年4月7日，“東突”恐怖組織在葉城縣公安局負責人、縣政協副主席和喀什地區行署副專員住宅門前等處，連續製造8起爆炸事件，炸傷8人。
1998年5月23日，“東突解放組織”成員在烏魯木齊市華都商廈、大西門、河灘路布料批發市場、長征旅社批發市場、紅山木材市場、烏魯木齊旅社、商貿城等繁華場所放置了40多枚化學自燃縱火裝置，製造了15起縱火案，由於及時發現和撲救，才未造成重大危害。
1999年10月11日，3名恐怖分子在和田市棉麻公司棉花收購站棉花堆中安放定時爆炸引燃裝置，燒毀棉花約2噸。
1999年10月24日，“東突”恐怖分子襲擊澤普縣賽力鄉公安派出所，槍殺2人，槍傷2人。派出所10間房屋、1輛吉普車和3輛摩托車被燒毀。
2001年8月，“維吾爾聖戰組織”使用自動武器襲擊新疆庫車縣公安局，庫車縣公安局黨委書記兼局長陳平犧牲，另有7名公安人員受傷。在瑞士的“東土耳其斯坦信息中心”發言人迪裏夏提宣稱此事件的目的，是對此前新疆自治區領導人向香港商人訪問團承諾“在新疆投資不會受到民族問題影響”的回應。
第三：襲擊中國駐外使館和人員，擴大國際影響。如，
1997年3月，境外“東突”恐怖分子開槍襲擊中國駐土耳其使館，衝擊中國駐伊斯坦布爾總領館，焚燒中國總領館懸掛的國旗。
1998年3月5日，境外的“東突”恐怖組織“東突民族中心”用炸彈襲擊中國駐土耳其伊斯坦布爾總領館。
2000年5月，境外“維吾爾解放組織”在吉爾吉斯斯坦綁架了一新疆商人，勒索10萬美金，並殺害了該商人的侄子，縱火焚燒了比什凱克中國商品市場。5月25日，“東突”恐怖分子襲擊了新疆人民政府赴吉爾吉斯斯坦處理縱火、綁架案的工作組，造成1人死亡、2人受傷。
2002年6月，謀殺中國駐吉爾吉斯領事王建平；
第四，在新疆發展和訓練恐怖組織成員
1990年“伊斯蘭改革者黨突擊隊”在葉城縣伯西熱克鄉建立了訓練基地，該基地先後舉辦3期訓練班，共培訓了60餘名恐怖分子，訓練內容包括宗教極端主義和恐怖主義理論，爆炸、暗殺等恐怖活動的技能，體能訓練等。就是這些經過訓練的恐怖分子參與了1991年至1993年在新疆各地的爆炸、暗殺、搶劫等重大恐怖活動。
1998年2月，境外“東突厥斯坦伊斯蘭運動”頭目艾山•;;;;;買合蘇木派遣數十名恐怖分子入境，在新疆和內地一些偏僻地方建立了10多處訓練基地，共對150多人進行了爆炸技術培訓。同時按照境外提供的配方，大量購置化學原料，秘密製造炸藥和爆炸裝置。新疆警方於1998年9月在烏魯木齊火車北站一倉庫裏，一次就繳獲製爆化學原料20多種300多箱，總重量達6噸。除了上述比較集中的培訓外，還有大量零散的，3至5人一組的小訓練點。一些訓練點同時也是武器、彈藥和爆炸裝置的製造窩點。新疆警方在打擊恐怖活動過程中，查獲了許多地下恐怖訓練點和武器彈藥製造工場，收繳了大量的手雷、手榴彈、雷管、槍支、彈藥等。
1999年，境外“東突厥斯坦伊斯蘭運動”派遣的恐怖分子在新疆和田地區7個縣市建立數十處秘密訓練基地和製造爆炸物的據點，製造了大量武器彈藥。僅被警方繳獲的手雷就有4500多枚，各種槍械98支以及大量製造工具等。
1999年12月30日，警方在澤普縣波斯喀木鄉查獲一恐怖分子設在地下的製造爆炸物的窩點，繳獲一批等製造工具、圖紙以及已製成的手雷等。
2000年2月25日，警方在莎車縣卡瓊鄉三村抓獲7名“東突”恐怖分子，並在一恐怖分子家裏的地道繳獲手雷38枚，電雷管
22枚，爆炸裝置18個，炸藥17千克，拉火管20多個。
2001年8月，警方在庫車縣烏尊鄉色根蘇蓋提村一恐怖分子家中的地道發現製造武器彈藥的各種設備，並繳獲了61枚爆炸裝置。
此外，境外的“東突”恐怖分子還走私偷運武器入境，以武裝境內的“東突”恐怖分子。1998年4月6日，在霍爾果斯口岸海關與邊檢部門就在羊毛集裝箱中查獲軍用手槍6支、折疊衝鋒槍1支、子彈1.9萬發、手雷90餘枚。據抓獲的罪犯供認，他們是受境外“東突國際委員會”和“東突解放組織”的指派，在此前已有過17次偷運武器彈藥入境。
四．新中國成立以後治理新疆的思路和失誤
如上文所述，東突勢力在過去的幾十年內翻下了累累的罪行。如果到現在還否認東突勢力對新疆的影響，粉飾太平，那是純粹的自欺欺人。觀察再稍微仔細一點，我們就會發現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實際上是東突勢力惡性膨脹的二十年。這既與外部的國際環境有關，又與國內的政策有關。坦率地說，過去中國政府治理新疆的一係列方針政策，在本人看來都不是十分成功的，尤其是八十年代以後的政策。——今天的東突分裂主義勢力越演越烈就是最好的證明。客觀上講，正是這些方針政策，加劇了民族矛盾；慫恿了疆獨問題的蔓延和發展。
據說王震將軍的大名可以治小兒夜啼，足見王震的威風。王震是真正有膽識的英雄，他沿襲了左宗棠治理新疆的“屯兵戍邊”的政策，建立了新疆建設兵團。這個平時為民，戰時為兵的機構為新疆的統一和發展做出重大貢獻，可謂“呼之即來，逢戰必勝”，養百萬大軍而不費一粒糧餉。王震在新疆大力打擊分裂主義勢力，保新疆幾十年太平。不過王震也稍微有點太狠，傳說王震曾經命令部隊包圍村裝，勒令交出殺害解放軍的歹徒，否則按1：5處死該村的男人。如果真尤其事，那確實是比較血腥。可是仔細想想還是有道理的。因為分離主義分子絕對不會因為政府的心慈手軟而改變觀點，相反他們就會認為政府軟弱，就會大肆發展勢力。等到他們坐大之後，不得不對付的時候，可能就成了正規軍對正規軍的大血戰，所以說對敵人的仁慈就是對自己的殘暴。但問題在於，當時的國力，使得中央不能對新疆地區給予太多的懷柔，使得暴力留下的陰影沒有及時地消除，在一些人的心中埋下了仇恨的種子，終於在八十年代發芽了。 但總體而言新疆社會最為安定、民族矛盾最為緩和的時期確實是毛澤東時代，幾乎所有生活在新疆的國民都有同感。到了胡耀邦的時代，這位先生翻了主觀主義的大錯，那就是“新疆六條”和“西藏六條”。大致內容是：
1． 充分自治；
2． 修養生息；
3． 采取適合西藏特點的特殊靈活政策發展西藏經濟；
4． 支援大量經費，促進農牧業生產用於西藏各族人民的迫切需要；
5． 恢複西藏文化教育科學事業；
6． 進藏 幹部分批分期調回內地。
對比“西藏六條”，也就有了“新疆六條”。為了落到實處，中共新疆自治區黨委決定在全區範圍內調整各級領導班子，增加少數民族幹部比例，漢族幹部可以提前退休，也可以協助調回內地。
胡先生大概以為政策對新疆傾斜，經濟發展了，少數民族就自然而然的心向漢族，自然而然就要維護祖國統一。誰知道維族根本不把中國當成自己的國家，有個西方記者講述了這樣一件事：一個負責保管國旗的維族小學生，每天都要在收回的國旗上踩一腳！要怎樣的仇恨才能導致這種舉動？！胡耀邦的錯誤主要是這幾個方麵：
1．不知道了統治新疆的真正所能依賴的力量是漢人，而不是維族。為足可以作為團結對象，不能是力量的主體。新疆六條中有幾條是直接傷害漢族利益的，如60%政策——招工，參軍和上大學新疆人要占60%，領導幹部中，一把手必須是維族。這幾條，把新疆的漢人至於事實上的二等公民地位，在執行的過程中又必然遇到基層的阻力。相當在新疆的各族人終埋下一個衝突的火種，極大的增加了相互之間的矛盾。並不令人驚訝的是，這種政策並不能增加維吾爾族人對漢族的好感，尤其90年代後，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政府機構的精簡，國有企業陷入困境，這種60%的政策越來越成為另外一個包袱——下崗的人很多是維吾爾人，因為工作人員中它們的比例本來就大，素質又相對偏低。甚至連考大學的60%政策，也隨著大學生就業的麵向市場，開始變成了一個包袱，而且是一個危險的包袱。他們掌握了一定的知識，卻又因為找不到工作而對社會不滿，然後呢？曆史上，任何一次動亂任何一個組織的成功度需要大量的有知識的人的參與，單靠一群文盲是無法成事的，而現在的新疆各大學，客觀上正在製造著這樣的人。
2．法律事實上對維族失效。按照新疆的一些公安的說法，如果真正嚴格按法律辦事的話，一半以上的維族青年都要進監獄。話有點過分，應該也有點誇張，但卻反映了新疆治安的無奈。網上有文章描述了在新疆發生的一些惡性案件，如買羊肉串被殺，罪犯卻隻被判2年徒刑等，無不引起極大的民憤。如果說60%的政策隻是損害了經濟利益的話，那麽，這種治安狀況的惡化，損壞的卻是生存權利，如果聽之任之，則隻會引發大規模的種族仇殺和人口異常流動——新疆漢人向內地的流動！同樣，維吾爾族的人是否感激這種庇護呢？讓我們來看看一個疆獨分子的發言：
“那個婦女把***的羊肉翻來翻去，到最後卻不買了。旁邊兩個警察視而不見，結果***拔出刀，勇敢的捅死了那個婦女，殺了一個警察，自己也被另一個警察殺死。”（很抱歉，我找不到那個貼子的原文了，這是憑記憶自己寫出來的）
在他們看來，看了肉以後不買就是死罪，而警察則有維護維吾爾族人的義務，否則就該殺。它們絲毫不考慮自己的法律義務，而這樣的思維，卻恰好是我們自己的政策慣出來的。而這種政策對漢族造成什麽樣的影響呢？我們再來看另外一個例子：
“１９９３年在新疆喀什市發生的一件血案，至今想起都使人毛骨悚然，在新疆的漢族百姓命不如草。喀什市一漢族下崗女工在公園門前擺了一個台球案以謀生記，中午十四歲的妹妹和暑假歸來的大學生姐姐來接替母親，換母親回家吃飯，從此這位母親永遠失去了這個剛剛進入大學的女兒。母親走後，幾個維吾爾青年來打球，打著打著，其中一個便開始對妹妹不軌，當姐姐的自然挺身保護妹妹，一句憤怒的話沒有說完，一把匕首就刺進姐姐的胸膛，姐姐當即斃命，這個殺人的維吾爾人在妹妹悲憤的哭喊中揚長而去，周圍都是維吾爾族人，但沒有一個人製止，也沒有一個人報案。等母親回來看到這突變的事件，才報案叫來了警察，警察向圍觀的人群詢問，竟沒有一個人說看見過凶手，包括和凶手一起來打球的！直到第二天，警察才在凶手家的床上將正在喝酒凶手抓獲，凶手竟說，昨天喝醉了，不知道自己做了什麽！回來法院竟按酒後過失傷人，判了凶手兩年徒刑。社會頓時嘩然，死難者家屬揚言將抬屍遊行，政府有關部門紛紛來做家屬工作，許以撫恤、工作等條件，軟硬兼施，硬是息事寧人地將事情壓了下去。”（引自《亡羊補牢，為時未晚》，作者：無奈）
3．民族文化的複興，尤其是語言的複興。語言，是一個民族的靈魂，要想很好的控製一個民族，最好的辦法就是慢慢的消亡他們的語言。而胡耀邦凡的最大的錯誤就是讓維吾爾族的語言自由發展。讓我們來看看胡耀邦幹了什麽愚蠢的事情：
一九八零年，在中共十屆三中全會決定重新開放少數民族地區的寺院、重印伊 斯蘭教《古蘭經》之後，新疆、寧夏、青海等省，重開過去被封閉的寺院和經堂， 重修毀壞的寺廟和宗教遺跡。農村和城鎮中的經文學校，如雨後春筍，幾乎遍布各 個城鄉，成千上萬的學齡兒童進入經文學校，學習念經和老文字。不少維吾爾族和 回族家長索性讓孩子不再去上漢文學校，或是政府辦的少數民族語言學校，而隻到 經堂去誦習伊斯蘭教經文。一時經文學校人滿為患，而公立學校卻學生不足。從這一點看出，當時的中央。拍拍腦袋就想當然的以為，宗教在偉大的社會主義精神文明麵前不堪一擊，結果卻是恰恰相反，在經過三十年的無神論宣傳和意識形態灌輸後，宗教對少數民族仍有如此巨大的號召力。 更為愚蠢的是，1982年9月13日，以自治區立法的形式，宣布全麵恢複 使用維吾爾族和哈薩克族老文字，並使老文字與漢語並列，成為新疆自治區的官方語言文字，從而斷送了毛澤東時代開始的文字改革——同化新疆的最重要的一環！
維吾爾族的文字改革，始於一九七一年。經過一段時間試行，由中央和自治區 強行規定，廢止使用維吾爾族老文字，而在全自治區境內使用羅馬字母改編的新文 字，由小學到初中的教材，也一律改用新文字印刷。這種強迫推行的文字改革，使得維吾爾族文化和宗教傳統麵臨後繼無人的局麵——在公立學校教育出來的年輕一代，不識維吾爾老文字，不能閱讀老文字的曆史文獻，而 諳熟老文字的上一代，大都又不熟悉新文字——，結果當然是文化斷層現象日益嚴重，漢化越來越 普遍。而維吾爾族老文字，是載負本民族文化和宗教傳統最主要的工具，它也是使維吾爾族與其它信奉 伊斯蘭教的少數民族區別開來的特徵之一。如果這種政策持續下去，今天的新疆，也許會好辦得多。畢竟，當年的中國在封閉中發展，可以不考慮國際的壓力，而今天的我們，卻經常不得不在國際壓力麵前退卻，這種文字改革的事情，再也沒有辦法作了。
胡耀邦等人，靠著拍拍腦袋，就天真的以為恢複維吾爾族的老文字，就能向維族人示好，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還害了後來的繼任者。怪不得新疆和西藏的幹部稱呼胡耀邦為“胡亂邦”(《天葬》，王力雄)我們再來看看維吾爾人是否感激這種政策：
“中共在新疆的政策是對維吾爾人的高考教育實行“照顧製”，實際是變相地剝奪了維吾爾人生存和受教育的權利，想想看，維吾爾人從小學到高中受的是維吾爾教育，上大學學一年的預科漢語，其後再上四年的漢語專業課程，能學到什麽。”
從小受到維吾爾教育，結果不會說漢語，知識水平上不去，畢業找不到工作，原來都是中國共產黨的錯。
4. 要求各級領導幹部的一把手必須是維吾爾族人，更加客觀上助長了東突勢力的囂張氣焰。曆史上新疆有很多維族高官參與過東突的活動，或者或明或暗的支持東突。很多時候，開槍的命令要征得維族一把手的同意才能下達，白白犧牲了很多戰士。（詳見新疆士兵親曆記）在基層，實際上維族領導隻需要有意無意的偏向維族，就可以是漢族的生存環境大大惡化。
應該說漢族還是比較能夠忍耐和吃苦的，隻需要有立錐之地便能生存不會反抗，否則的話，大規模的流血衝突恐怕早就在南疆發生了。
值得注意的是，現在海外輿論談起新疆問題，無一不大肆讚揚胡耀邦而貶低王震，盡管二者的政策客觀上在新疆起到截然不同的結果。這難道不說明點什麽嗎？
文章寫到這裏，不由得想要呼籲一聲，希望我國的民族研究，能夠真正的有一點獨立的見解，不要觀察中央的政策走向發表附和的說法，畢竟，應該是政府根據研究結果去製定政策，而不是研究者根據政府政策去發表研究結果！
五．移民，治理新疆唯一的辦法遇到現實的問題
治理一個地方，有兩個要素，第一是人，包括管理階層和管理者所依賴的大眾階層，也就是力量源泉；第二是物質基礎。也就是人生存的條件。
關於第一點，有兩個方法，第一就是團結當地的少數民族，扶植和分化當地民族，使之不能脫離自己。如乾隆皇帝所說“修一座廟勝養用十萬兵”。然而，非我族類，其心必異。國家富強的時候，可以把當地民族供養起來，他們會樂意留在國家的範疇內；可是一旦國家衰落，他們就會想要獨立，試圖獲得更大的利益。所以這種以收買為目的的修廟，供養並不能解決問題——因為實際上並不能同化當地民族； 第二就是大量的移民，使得本族人成為人口的主體，並且逐步同化當地民族。這其實是張作霖控製東北的不二法門——每天幾列火車從山東等地拉人到東北，這恐怕是近代東北沒有被分裂的最重要的原因之一。建國後生產建設兵團的成立，考慮的主要也是這條思路。讓我們來看看新疆建設兵團的分布：兵團共轄13個農業師，1個建工師，共計174個農牧團場及眾多的工、交、建、商企業。截止到2000年底，總人口242.79萬人，在崗職工70.37萬人。兵團所屬單位遍布全疆13個地、州、市，相當於在每個地區中都打下了一枚楔子，是掌握新疆政權的力量基點。
可是，移民的政策在新疆卻遇到現實的問題。第一就是物質基礎，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水。沒有水，顯然人就沒法活。新疆的降水主要來自大西洋的盛行西風氣流，其次來自北冰洋的冷濕氣流，太平洋和印度洋的季風都難進入新疆。全疆平均年降水量僅１４５毫米，為中國平均值（６３０毫米）的２３％，在全球同緯度各地中，新疆幾乎是最少的。降水分布規律是：北疆多於南疆，西部多於東部，山地多於平原，盆地邊緣多於盆地中心，迎風坡多於背風坡。這就決定了新疆的幹燥氣候。新疆這麽一大塊地方，看起來大，但實際上多數是沙漠戈壁，按照新疆政府公布的數字，新疆95%的人口集中在占新疆麵積3.5%的綠洲上，在綠洲的區域上，人口密度已經200人，部分地區達到500人，已經與內地的地方人口密度相近，如果沒有新的水源，那麽，繼續移民的空間不大！
第二個問題是人口回流的問題。人口的回流是與社會的經濟發展水平，社會的治安狀況息息相關。據報道，新疆在過去的20年中，流失了超過20萬的高級技術人才。這固然是沿海地區經濟發展的磁吸效應，但它帶來的問題卻不容忽視。西部地區人才本來就相對匱乏，而這些流失的人才本來應該是統治階層的依賴對象。這種人才的流失直接削弱了統治階層的力量。事實上，人才的流失將不可避免地導致經濟發展放慢，而流失的人才的示範作用，又必然會引起進一步的人才流失，這就形成了一個惡性循環，除非有外力製止——如西部大開發，否則不會停止。
現在流回內地的人才主要是知識分子和技術人員，這還不太可怕。可怕的是漢族普通居民的大規模向內地回流，如科索沃塞族居民大規模向南聯盟內部移動一樣，那才是中國的噩夢，那也是前蘇聯失去中亞的前兆。當然，中國的特殊國情（如戶籍製度，暫住證製度）使得這種移動暫時不可能發生，但如果東土的恐怖主義的不到有效的打擊，新疆的經濟水平遲遲得不到提高，那麽，這種人口的自發方向性移動將不可避免。
2．解決難題的思路
首先還是要水。其實就是四個字：開源節流。開源，第一是降水。一個好消息是新疆的降水在漫漫的增加。據中新網2002年11月10日電，在全球荒漠化日益嚴重的情形下，一貫被人們視為幹旱少雨的新疆卻在慢慢地“濕潤”起來。40多年來，尤其是最近10年，新疆的氣溫正在逐漸上升，降水也越來越多。在北半球同緯度地區，普遍的氣候變化趨勢是氣溫上升和降水減少，惟獨新疆地區例外。以天山為界，北疆、天山山區和南疆在最近十年的平均降水量分別比1961年至1990年的平均值增加了約6.9%、3.6%和21.2%。雖然我們不能指望新疆的幹旱在短期內有著根本的改變，但是寶貴的降水在增加，是新疆進行開發的大好時機。可以抓緊時機改善新疆脆弱的生態環境，尤其是拯救塔裏木河下遊的胡楊和紅柳。
其次是開采地下水。疆地下水總量達六百三十億立方米，每年可供開采量兩百多億立方米， 而地下水的已開發量每年不足34億立方米，而且地區之間極不平衡，目前集中在烏魯木齊、昌吉、吐魯番、哈密等工業發展較快的北部和東部地區，而南部地區開發非常少。其實這也反映了新疆不同地區的經濟發展水平和人口密集程度。在新疆地區，由於地表降水的受到限製，地下水是最有希望作為依靠的水資源。隨著地質勘探水平和力度的提高，不斷有新的地下水庫被發現。而新的水資源的發現，無疑會帶來地方經濟的發展。一個典型的例子就是中國煤田地質部門日前發現在被稱為中國“幹極”的新疆吐（魯番）（善）托（克遜）盆地西北部有一個大型“地下水庫”存在，水質達到飲用水標準。這一地下水庫的發現，終於為當地煤田的開發帶來了契機——盡管這一探明儲量達14億噸以上的煤田在六七十年代就被發現，但由於缺水，煤田的開采一直未能提上日程。而如今，電力部門已作出規劃，在此建立聯接新疆南北網的樞紐，把這一地區變成新疆西電東送的第一站。此外，2001年，新疆的塔裏木盆地又發現特大的地下水庫，想想現在的塔裏木盆地石油會戰以及西氣東送，哈薩克斯坦油田項目，這個水庫的發現可真是及時雨。
第三是調水，從新疆北部往南部調水。我們知道新疆的水資源分布極不均勻，北多南少，而新疆北部還經常鬧點水災，真是滑天下之大稽。其實我們可以考慮從北疆往南疆引水。這種從豐水地區往沙漠枯水地區進行生態改造的做法，國際上有成功的先例，那就是以色列的北水南調工程。以色列水資源的地區分布極不均衡，80％的水資源在北方，而2／3需要灌溉的土地在南方。北水南調工程的建設，改善了以色列水資源配置的不利狀況，緩解了製約南部地區發展的主要限製因素，改善嚴酷的生態環境條件，從而帶動南部經濟社會的發展，同時也擴大了以色列國的生存空間，把大片不毛之地的荒漠變為綠洲，並生產出高質量的水果、蔬菜和花卉等農產品。以色列的成功為我們解決新疆南部地區的嚴重缺水的難題提供了最好的參照物。
首先看一看新疆地圖，我們發現新疆的伊犁地區和阿爾泰地區有兩條河——伊犁河和額爾齊斯河流往國外（哈薩克斯坦），這兩條河水量占全疆1/3，而利用率僅20%，其餘的80%流往國外。我們應該盡快考慮開發引水---雖然這不可避免的會麵臨國際水資源的所有權問題。考慮到新疆地區的高蒸發，調水必須使用管道而不能使用明渠，但這在技術上沒有任何難度。從經濟的角度，也許短期內投資太大，見效不夠快，但如果把國家每年對新疆的扶貧款，以及引水成功後漢人移民可能降低的軍隊駐紮費用考慮進去的話，這樣的管道其實是很合算的。
上麵說了開源， 現在來說說節流。我們知道，隻開發不保護的話，水終究是不夠的。現在連南方的珠江流域的一些地區都出現水荒，遑論新疆？可現實是，新疆地區的節水工作做得並不好，現在北疆的一些地區，已經出現了地下水水位下降的問題。新疆總用水量中，98.5%是農業用水(這一比例隨著新疆石油工業的發展有所降低)，而且除少數地區以外，灌溉方法還停留在漫灌的原始水平上。資料表明，新疆水資源利用中浪費嚴重，如渠道利用係數僅0.45（渠係水利用係數反映了從渠首到農渠的各級輸配水渠道的輸水損失，表示整個渠係水的利用效率），全疆毛灌定額800m3/畝(實際可能要高)，和田1100—1200 m3/畝，莎車1000 m3/畝，阿克蘇1200—1500 m3/畝，北疆、農七、農八師僅500—550 m3/畝卻並不影響產量。
從上述數據可以看出，新疆的節水是大有可為的。提高渠道利用係數，是新疆農業節水的首要的有效途徑，從現在的0.45提高到0.51是完全有可能的，如目前天山北麓已達到0.7以上。其次是降低毛灌定額，從800m3/畝降到700 m3/畝，再努力降到600 m3/畝是可能的。從800 m3/畝，降到700 m3/畝，能增加灌溉麵積300萬畝；如降低到600 m3/畝，還能再增加灌溉麵積300萬畝。此外，還要提高水的利用效率。強調用單位立方米水的產出來衡量用水效率。通過調查，瑪納斯地區小麥生產水當量為0.7kg/ m3，高產地為1.5 kg/ m3；全麵實現噴灌後，爭取達到2 kg/ m3，對比國際上的水平，如以色列目前為2.3—2.6 kg/ m3， 我們知道新疆的節水工作還大有可以提高的空間。
在水利建設上也有工作可做。 新疆生產建設兵團30年來建成了近30億m3的平原水庫，卻僅僅有幾千萬立方米的山區水庫（這當然是二者所要求的資金和技術水平的區別造成的）。平原水庫事實上是在與天然湖泊爭水, 直接導致天然湖泊麵積的縮小。而且新疆的平原水庫的平均庫深是2-6米，考慮到新疆的蒸發率，水資源的年損失非常大。事實上可以通過加深水庫來遏製這一損失。此外，山區水庫的建設也應該提上日程。這樣就可以在汛期分級蓄洪，避免水資源白白的浪費掉。
除了大力推廣節水技術以外，還要加強水資源的管理，消除短視行為，把生產用水和生態用水結合起來考慮，避免亂采濫采的現象。塔裏木河下遊30年的斷水導致胡楊林的大片死亡就是水資源缺乏統一管理造成生態環境惡化的典型例子。所幸的是，新疆自治區政府已經意識到這個問題的重要性，新疆第一部水資源保護法規《自治區地下水資源管理條例》已經於2002年8月開始施行 。此外，《取水許可製度實施細則》、《鑿井管理暫行辦法》、《湖泊管理暫行辦法》和《塔裏木流域水資源管理條例》也相繼得到實施。
如果能解決水的問題，就可以考慮向新疆大規模的移民，重點是南疆。讓我們來看看新疆的民族人口分布。新疆的人口分布有按民族聚居的特點，維吾爾人比例超過20％的有7個州地市，都是在天山以南的南疆。在新疆最南部的和田地區，維吾爾人比例高達96.9％，幾乎等於是單一民族。而在新疆最北部的阿勒泰地區，維吾爾人隻占1.8％。維吾爾人占絕對多數——即比例超過50％的地區在整個新疆隻有5個，集中了全部維吾爾族人口的80％以上。這5個地區就是：和田地區，喀什地區，阿克蘇地區，吐魯番地區以及克孜勒蘇柯爾克孜自治州。其中和田和喀什是東土恐怖主義者的溫床。可以考慮采用以色列的辦法，大規模的鼓勵漢人向南疆地區移民（要往沒人住的地方移，以免造成漢人來爭奪維族人生存空間的感覺。事實是上這也是兵團的做法）。同時，由於水的引入，也會改善當地經濟的發展，從實際意義上改善新疆維吾爾族人的生活水平，遏製東土恐怖主義的生存空間。
3。現階段政府可行的策略
針對當前東土恐怖主義組織的行為，現實中政府可行策略如下：
a.)堅決打擊.對待恐怖分子, 一經發現查實, 要毫不猶豫的處決,決不要顧慮國際上所謂的人權組織的幹涉。事實證明，抓獲以後刑滿釋放的恐怖主義分子往往會成為恐怖主義組織的骨幹。
b.)切斷恐怖主義組織的資金來源，尤其是國內的資金來源。
c.)國際防堵。事實上，如果沒有國際勢力的支持，東土恐怖主義組織永遠無法成氣候。國際上，中國政府有希臘牌，塞浦路斯牌可打，對土耳其有旅遊經濟牌，庫爾德人牌可打；在中東，可以有沙特導彈牌可以打；在中亞，最近成立的上海合作組織更是對付分裂主義者的利器---當然，如果眼光局限於東土恐怖主義分子，那無疑太膚淺了點。美國在中亞的武力存在才是真正的目標；
d.)以回族，蒙古族，哈薩克族製維吾爾族。如果分析一下新疆各地區人樓的比例，我們不難發現建國後新疆的政區的劃分正是這一原則的體現。如巴音郭楞州的蒙古族人口隻有4.5％，維吾爾人卻占34.3％；在另一個蒙古人的自治州博爾塔拉，蒙古族人口的比例僅為6.8％，維吾爾人卻為13％。這無疑是當年政府精心設計的結果。在伊犁地區，則可以依托哈薩克人來製約維吾爾人。如果考察自然資源的分布，則更加可以看清楚這一原則，嘿嘿，太祖高明阿！
e.) 切實提高新疆的經濟發展水平，提高新疆的漢族幹部的水平。我們知道，政府的形象和與宣傳工作密不可分。然而不幸的是，中國政府的宣傳控製，無論從手段還是從效果上說，都是非常差的。同時還要改變一些政府部門的工作作風，以免在小事上激化矛盾；
f.) 在新疆切實推行法製，保障漢族群眾的合法權益，鼓勵移民。不要以為漢族不願意移民，事實上，新疆的棉花，大部分都是四川的農民幫助收割的——他們隻需要極少的工資，就能完成很多維族人不願意幹的活。如果給予一定的優惠政策的話，當年山東人闖關東的浪潮肯定可以在新疆重現。
六．政府治疆的策略分析
如前所述，新疆問題正在慢慢地成為中國政府麵臨的最大的問題之一，隨著阿富汗戰爭結束，美軍進入中亞，這一問題的嚴峻性開始凸顯——考慮到美國慣用的挑動民族問題的手法（科索沃模式）。新疆幅員遼闊，資源豐富，一旦失去，後果不堪設想。新疆自治區黨委書記王樂泉入選中央政治局，正反映了中國政府對新疆的重視。
牢固地掌握新疆，開發新疆是我們的目標，為此，中央政府必須有一套中長期和短期的計劃。從長遠來看，最終目標是要同化維族，這首先需要消滅維吾爾族的語言。而當前值得考慮的措施有如下幾條：
1． 維護漢語在新疆的統治地位，慢慢的減弱維吾爾族的語言的影響。這其實並不是一件困難的事情，新疆經濟的發展，和內地交流的增多，會自然而然的增強漢語的統治地位——畢竟，漢族占據著主導的經濟地位。在維族中要從小推行漢語維語雙語教育，政府公務員應該使用漢語，懂一定程度的維語（或者把學好漢語作為一個獎勵條件）。內地的企業和各種基金也應該做出自己的貢獻，如向維族的學生提供漢語獎學金等。這不是一朝一夕能做得到，但長其堅持下去意義重大。
2． 維護民族團結，但不應該以犧牲漢人的利益為代價。如前所述，犧牲漢人利益的政策不可能維護民族團結。尤其要求政府一把是維族的規定，更是在官本主義傳統的中國引發了極大的不滿。切實的推行法律，依法治國，改善新疆漢人的生存環境，改變漢族事實上的二等公民待遇，以安定新疆漢族的人心。目前漢族沒有大規模回流內地沒的重要原因是戶籍製度，但隨著國家的經濟發展，戶籍製度將不可避免地被淘汰。亡羊補牢，為時未晚，倘若有一天真的發生大規模的人口回流（向內地回流），才是我們的噩夢。
3． 大力投資新疆的基礎設施建設，借開發大西部的春風，加大新疆地區的水利，交通建設。看看地圖，我們發現進入新疆事實上隻有一條東西向的鐵路主幹（歐亞大陸橋的一部分），戰時將大大影響物資的調動。以修建鐵路和水利設施為契機，一方麵可以發展新疆的經濟，另一方麵可以大批的移民入疆（主要是南疆）。如新疆的和田地區，國土麵積24.78萬平方公裏，其中山地1110.2萬公頃，占總麵積的44.5%，平原13388.5萬公頃，占總麵積的55.5%。平原中綠洲麵積9730平方公裏, 僅為3.9%。如果有水的話，單單是平原上就有很大的移民空間——哪怕那些山地上一個人也上不去。
4． 堅決打擊恐怖主義行動。對待恐怖分子, 一經發現查實, 要毫不猶豫的處決,決不要顧慮國際上所謂的人權組織的幹涉。事實證明，抓獲以後刑滿釋放的恐怖主義分子往往會成為恐怖主義組織的骨幹。要切斷恐怖主義組織的資金來源，尤其是國內的資金來源。
5． 加強新疆地區的軍事力量，軍事力量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就是民兵組織。兵團中自然不需要說，在城市中，如烏魯木齊，也應該建設民兵力量。一個可行的方案就是以街道為骨幹網絡，依托企業為力量單元，建立有效的訓練和武裝機製。一旦事變發生，召之即來，來之即戰。此外就是要加強新疆的正規軍，增強蘭州軍區的實力，這些正規軍，當然不單單是對付疆獨，而是應付在中亞的美軍和南邊的印度。
6． 國際上防堵。事實上，如果沒有國際勢力的支持，東土恐怖主義組織永遠無法成氣候。這一點，東土自己也認識得很清楚，他們背後所依靠的是泛伊斯蘭主義勢力和反突厥主義勢力。日前俄羅斯在車臣深陷泥潭，對中國而言是既喜既憂。喜的是俄羅斯陷得越深，那它再次成為中國的威脅的時間就越晚，而且，車臣問題的久拖不決為中國收回北方的國土提供了一線希望；但憂的是車臣獨立運動恐怕在中亞會引發骨牌效應，那時候，中亞的這些世俗政權還能不能保得住真是難說。國際上，中國政府有希臘牌，塞浦路斯牌可打，對土耳其有旅遊經濟牌，庫爾德人牌可打；在中東，可以有伊朗和沙特導彈牌可以打；在中亞，最近成立的上海合作組織更是對付分裂主義者的利器---當然，如果眼光局限於東土恐怖主義分子，那無疑太膚淺了點。美國在中亞的武力存在才是真正的目標；
7． 依回族，蒙古族，哈薩克族製維吾爾族。如果分析一下新疆各地區人樓的比例，我們不難發現建國後新疆的政區的劃分正是這一原則的體現。如巴音郭楞州的蒙古族人口隻有4.5％，維吾爾人卻占34.3％；在另一個蒙古人的自治州博爾塔拉，蒙古族人口的比例僅為6.8％，維吾爾人卻為13％。這無疑是當年政府精心設計的結果。在伊犁地區，則可以依托哈薩克人來製約維吾爾人。如果考察自然資源的分布，如幾大油田的分布則可以更加清楚地看到這一點。嘿嘿，太祖高明阿！
8． 提高新疆的漢族幹部的水平，改善政府的形象，最好要做到讓人在“不自由中感受自由”。我們知道，政府的形象和與宣傳工作密不可分。然而不幸的是，中國政府的宣傳控製，無論從手段還是從效果上說，都是非常差的。這一點，恰好是我們最應該像美國學習的。
結束語:
如王力雄所說，新疆分裂力量真正能夠起事的時機，隻有在中國內地如果出現嚴重的動亂，一時無法顧及新疆的時候。這種情況極有可能發生在在中國進入民主轉型，中央政權控製力大幅衰減，整個中國社會陷入動蕩和紛爭之時。屆時，以美國為首的西方肯定會利用各種手段，迫使當時處於軟弱狀態的中國政府讓步，同時則扶持新疆的分裂主義勢力，整合其力量，然後再利用民族自決/全民公決/“人權高於主權”的說法，進一步幹涉新疆事務，等到聯合國維和部隊進駐以後，那也就是新疆分離之時。三十年代，新疆可以出現幾萬蘇式裝備的正規軍，我們自然而然可以想見出現幾萬美式裝備的正規軍也不是不可能。所以，一切的一切，最後歸結為一點：隻要我們內部不亂，那麽新疆至少分裂不出去。
一． 引子
乾隆二十三年（1758年）的正月，在如血的殘陽中，在今天的新疆大地上，到處是一片殺伐之聲。橫行西域百十年的準格爾汗國，終於灰飛煙滅，隻剩下一個準格爾盆地的地名，留作曆史的紀念。而準格爾汗國與大清國之間這場進行了六十七年的戰爭，終於以大清國的完勝而結束。 滿族對中國的貢獻，以新疆和西藏為首功。雖說中國自漢代就開始對新疆地區行使了有效控製和治理——公元前１２１年，漢軍大敗駐牧在河西走廊一帶的匈奴軍隊，漢朝在此先後置武威、張掖、酒泉、敦煌四郡。公元前１０１年，西漢王朝在天山南部的輪台、渠犁等地駐兵數百人進行屯田，並設“使者校尉”地方官員統領之，後“使者校尉”改稱“護鄯善以西使者”。[1]——但是，新疆地區真正徹底的被納入中國的版圖，確實是在清朝。此前的一千多年，各方勢力在新疆地區你方唱罷我登場，無數的民族在此演繹了一係列的興衰的悲喜劇，而他們的主要對手則無一例外的是中原民族（漢族和後來的滿清）。此過程倘若要詳細寫的話，可以寫上一本書。其中有過突出影響的是匈奴，突厥和蒙古，如上麵的準格爾汗國就是蒙古人的一支。當漢朝與匈奴人角逐的時候，維吾爾族還不知道在何方——因為那個時候根本就沒有這麽個民族，而其遠古的祖先丁零人此時還在貝加爾湖北岸放羊。[2] 而突厥則早在唐朝就被趕到了歐洲。在此處，還要說句題外話，中國屬於東方的國家體係，在清朝以前的數千年中，都滿足於對手口頭上的臣服，而不是實際的占領和同化，如朝鮮就是例子。直到清朝，乾隆恐怕是厭惡了準格爾汗國的時不時作亂，終於下定決心剿滅這個國家，令清兵“凡山陬水涯，可漁獵資生之地，悉搜剔無遺”，最終使得這個汗國“凡病死者十之三；逃入俄羅斯、哈薩克者十之三，為我兵殺者十之五，數千裏內遂無一人”，後來又消滅了回部大小和卓的叛亂，才從實際意義上控製了新疆地區，從此再也無法脫離中國。至於西藏問題上的功勞，主要是康熙的兩次進軍西藏和福安康進兵拉薩擊敗廓爾喀侵略者，簽訂《二十九條章程》，至今是中國政府反駁藏獨的最有力的武器之一。
二．“東突厥斯坦”問題的由來及其發展
突厥斯坦，詞義是“突厥人的地方”。這個詞最早出現在一些中世紀的阿拉伯史書中，指的是“中亞錫爾河以北及毗連的東部地區”。到了18世紀，除了極少數例子以外，這個詞已經很少使用。但在19世紀，隨著沙俄帝國的擴張吞並中亞並且設立“突厥斯坦總督區”，這個詞又被重新被提出來，用於泛指中國的新疆地區。如1805年俄國人季姆科夫斯基在使團出使報告中又使用了“突厥斯坦”的名稱，用以從地理上表述中亞及中國新疆南部塔裏木盆地。1829年，俄國東方學家尼基塔•;;;;;雅科夫列夫•;;;;;比丘林在《準噶爾和東突厥斯坦古代和現狀描述》一書中首次將“布哈拉突厥斯坦”稱做“西突厥斯坦”，而把中國新疆叫做“東突厥斯坦”。[3] 大概原因是因為當時居住在這一帶的居民，大多屬於突厥語係。
而東突問題的出現，則與泛伊斯蘭主義和泛突厥主義思想的傳播脫離不了關係。1883年至1884年，阿富汗人加馬爾丁•;;;;;阿富汗尼(Jam al—Din al—Afghani)提出“泛伊斯蘭主義”，號召全世界穆斯林在共同信仰的基礎上聯合成為一個共同體，爭取獨立。而“泛突厥主義”發起於俄國境內的韃靼知識階層，他們主張把突厥語的民族團結起來，複興突厥民族。而土耳其則是世界“泛伊斯蘭主義”、“泛突厥主義”(以下簡稱“雙泛”)的大本營。 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後，“雙泛”思潮傳入新疆。一些從土耳其留學歸國的新疆民族知識分子在當地所宣揚的鼓惑獨立與建立伊斯蘭教國家的宗教狂熱和民族沙文主義，成為新疆分裂主義產生的源頭。
今天的東土恐怖主義組織的宣傳喉舌編造種種謊言，鼓吹“東突厥斯坦”自古以來就是一個獨立的國家，其民族有近萬年曆史，“是人類曆史上最優秀的民族”；鼓噪所有操突厥語和信奉伊斯蘭教的民族聯合起來，組成一個“政教合一”的國家；叫囂“要反對突厥民族以外的一切民族”，消滅“異教徒”，中國是“東突厥斯坦民族３０００年的敵國”等等，再有正常的曆史知識的人看來，無疑是十分可笑的，因為曆史上從來就沒有過這麽一個國家存在過，而維吾爾族的形成在公元9世紀左右，在此之前漢朝已經對西域有過有效治理，論曆史怎麽也輪不到他們；若不是清軍滅掉了準格爾，維吾爾人恐怕還在蒙古人帳下當奴隸。連突厥族在新疆的地盤上暫時稱雄的時候，漢族人已經對這片土地有效管理了近千年，各何況維吾爾族本身與突厥是實際上的血仇——如651年，回紇（維吾爾的祖先之一）遣5 萬騎協助唐軍大破西突厥——隻不過後來受了人家的影響，語言屬於突厥語係而已。
曆史上東突恐怖主義勢力多次在新疆製造暴亂，都與外國勢力，尤其是英國和俄國勢力的插手分不開關係。英國人在世界上從來沒有做過任何好事，從南亞到南美，到處度由英國人埋下的禍根；新疆西藏也是英國人插手的問題之一。此外俄國人也不甘示弱。想想今天俄國人自己也陷入車臣的泥潭中無法拔足，真是“始作俑者，其無後夫”。近代中國的羸弱，為外國勢力插手新疆和西藏提供了空間。如1933年，英國扶持沙比提大毛拉等在新疆南部製造了“東突厥斯坦伊斯蘭共和國”。當時新疆省督軍盛世才與馬仲英激戰。蘇聯支持盛世才擊敗了日本背景的馬仲英，馬則在敗退南疆時擊潰了這個“共和國”。最後由蘇聯紅軍支持，盛世才又鏟除了馬仲英在南疆的殘餘勢力，“東突獨”運動的主要人物再次逃亡國外。 喀什“伊斯蘭共和國”雖然存在了僅僅三個月，但這是第一次公開打出的分裂旗號，是“東突厥斯坦獨立運動”之始，新疆民族分裂主義分子一直承襲至今。
緊接著蘇聯人大力發展自己在新疆的勢力，直到盛世才和蘇聯鬧翻。蘇德戰爭爆發後，蘇聯喪失大片國土，盛世才便趁機和蘇聯鬧翻，並使用種種手段把蘇聯人的勢力幹出了新疆，這可以算得上是盛世才做的不多的幾件好事之一。但隨著蘇德戰場的勢態朝著對蘇聯有利的方向轉化，蘇聯人已經可以開始策劃在新疆的卷土重來，1944年的伊梨事件就是結果。蘇聯人首先是在少數民族中推行共產主義，但得不到支持；後來便利用當地民族的反漢情緒和宗教信仰，推動泛突厥主義，試圖控製新疆，製造第二個外蒙。蘇聯對新疆的反對組織提供武器，人員訓練，協調組織，提供宣傳基地，直接參與和策劃了伊利事變。但是，考慮到蘇聯境內自己的民族問題，蘇聯人並不是真心希望新疆成為一個獨立的國家，而是把這個當作一個談判的籌碼，隨時可以賣給對手換來利益。——其實這也是一切外國勢力支持下的分裂運動的下場。在蘇聯的利益得到了《中蘇友好同盟條約》的保證以後，蘇聯便決定出麵調解新疆衝突，阻止新疆獨立。當然，蘇聯人對新疆的控製，也就一直保留下來，直到新中國的成立，新疆和平解放，伊梨事件被定性為“三區革命”並且逐步解散了新疆民族軍。
國際政治關係的起伏也在新疆有反映。50年代末，中蘇關係惡化，蘇聯駐伊寧領事館便大量發放僑證，鼓動大量居民外逃至蘇聯。其中甚至包括一些高級官員，如曾任新疆軍區副參謀長，1955年被授予少將軍銜的馬爾果夫•;;;;;伊斯哈科夫以及。曾任民族軍副司令、新疆軍區副參謀長，1955年被授予少將軍銜的祖龍•;;;;;太也夫。在蘇聯政府的支持下，分裂分子們還成立了“東突厥斯坦人民革命黨”。成為蘇聯人手中的棋子。很多當年叛逃的新疆人的後代，成了今天東突的重要力量源泉。
新疆和平解放後，“東突”勢力並不甘心失敗。他們以歐美，中亞和西亞為基地，養精蓄銳，妄圖卷土重來。尤其是進入二十世紀九十年代，在宗教極端主義、分裂主義和國際恐怖主義的影響下，在國際反華勢力或明或暗的支持下，東突勢力開始惡性發展。這一階段的東突有了三個趨勢：聯合化，國際化和恐怖主義化。
曆史上大多數的“東突”組織都是在國外，其活動分散且影響比較小。但隨著蘇聯的解體和中亞各國的獨立，東突勢力的得到了發展機遇。原本一盤散沙的東突組織開始走向聯合。1992年12月，“東突”分裂主義者在沙特和土耳其的支持下，成立了“東突厥斯坦國際民族聯合委員會”，確定了國名（東突厥斯坦國）、國旗（月牙旗）、國歌（夏迪雅）和國徽，標誌著境外“東突”分裂主義運動走向聯合。（要插一句的是提起東突大家都知道土耳其，但其實沙特也在背後支持，不要忘記本拉登是哪個國家的，而且沙特一直是泛伊斯蘭運動的總部）。1996年10月在和田，來自新疆十幾個州（縣）的分裂組織代表舉行會議，宣布成立“伊斯蘭真主黨”，通過了黨綱、組織建設等七項文件，這標誌著境內分裂勢力開始由分散走向聯合。有個故事令人毛骨悚然：
“曾有一個案子，起於旅館報案有人偷旅館地毯出去賣，審查時發現主謀的維吾爾人身帶40萬元現款，由此引起重視。隨後審出那維吾爾人原是為一地下組織送款，因為一直沒有接上頭，自己的錢花光吃不上飯，才想偷地毯去換飯錢。警方對此案的震驚不在別的，而是那人身上各處貼身綁著錢，睡覺都不取下，卻在挨餓時認可冒險去偷也不從中花一分錢，可見忠誠到什麽程度，也看出其組織的紀律嚴格到何種地步──這才是讓新疆警方感到最可怕的地方。對於我，這個故事也使我留下深刻印象。盡管其中沒有任何暴力的影子，卻能從中感受到信仰和力量，這樣的信仰和力量如果轉變成恐怖主義，製造出911那種恐怖事件完全不是沒有可能。”——王力雄，911啟示錄。
看到這個案例，我們還能說東土組織還是一盤散沙，烏合之眾嗎？
第二個發展趨勢是國際化。90年代以後，“東突”分裂組織逐漸從地下轉為公開，並開始朝著國際化趨勢發展。“東突”分裂勢力曾公開表示：“要實現獨立，沒有國際的支持不行，沒有西方的支持不行，僅有少數國家的支持也不行。要打‘國際牌’，使新疆問題國際化”。近年來，“東突”分裂組織更是明確推行國際化的策略，其中最重要的一招就是將所謂民族宗教問題與人權問題掛鉤，把分裂活動提升為“民族解放運動”，以爭取西方大國的支持。 而科索沃戰爭為此提供了最佳的案例。 1999年5月，在哈薩克斯坦的“東突”分裂組織在阿拉木圖舉行遊行集會，公然打出“支持北約轟炸南聯盟”的標語，並宣稱“科索沃”的今天就是“維吾爾斯坦的明天”。並不不令人驚訝的是，在“東突”國際化的過程中，國際反華勢力一如既往的扮演了“重要”角色，隻是指使者從前蘇聯變成了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美國總統克林頓等政要就曾多次會見“東突”分裂分子；美國國會還專門召開新疆問題聽證會； 1999年，美國政府發表的《中國人權報告》首次指責中國在新疆的民族政策。土耳其和一些中亞國家如哈薩克斯坦也或明或暗地支持“東突”分裂運動，還允許其在本國境內開展活動、建立基地，向外輸出“泛突厥主義”。最令人關注的事件之一就是原設在德國的“解放電台”和“自由歐洲電台”已移到捷克和哈薩克斯坦的阿拉木圖，並在土耳其增設了“獨立解放電台”，加強宣傳力度。目前境外“東突”分裂組織立足中亞這一前沿陣地，對新疆進行滲透：設立出版機構，出版煽動獨立的書刊和音像製品；建立電台，使用維吾爾語、哈薩克語和烏茲別克語進行廣播，大肆進行分裂宣傳；召開各種名目的國際研討會，如2001年10月17日和18日利用歐洲議會大廈舉辦舉辦研討會，為新疆獨立搖旗呐喊，尋求國際反華勢力支持；在東突組織國際化的過程中，西歐扮演的角色一點也不必美國光彩。比如“東土耳其斯坦信息中心”——一個為建立所謂“東土耳其斯坦共和國”而遊說海外的流亡組織就是以德國慕尼黑作為他們的基地。
第三個發展趨勢是恐怖主義化。1997年，中亞地區的“東突”分裂組織召開會議，批判了“和平鬥爭”主張，從此走向了暴力化。1999年12月，來自18個國家的40多個分裂組織代表在土耳其伊斯坦布爾召開會議，確立了暴力“建國”的方針，並就“武裝奪取政權”達成共識。計劃在十年內建立一支人數在萬人以上的正規軍隊，在新疆地區實施恐怖戰、遊擊戰，甚至正規戰。在阿富汗、車臣、克什米爾等地的戰場上，到處可以看見參加實戰鍛煉的維吾爾恐怖分子。如2000年兩名“東突”分裂組織成員在車臣戰爭中被俄羅斯軍隊俘虜，遣返中國；2000年8月又參與在烏茲別克斯坦、吉爾吉斯斯坦南部山區，襲擊當地政府軍的恐怖活動。現在美國在古巴的集中營中，還有維吾爾族的恐怖主義分子在裏麵。東突武裝暴力化的過程中，前蘇聯流出的武器和來自沙特的美元起了關鍵作用。截至目前，中國警方已抓獲100多名曾在阿富汗及其它國家接受過恐怖活動訓練秘密潛入新疆的恐怖分子。有關國家也向中方引渡、移交了10多名在恐怖活動中被抓獲的“東突”恐怖分子。
三．“東突”的罪行累累
注：本篇的主要內容來自於2002年1月21日，中國國務院新聞辦公室發表的《“東突”恐怖勢力難脫罪責》的長篇文章，分類方法稍有不同。如果按照東突勢力自己宣稱的統計，則還有很多事件乃東突所謂，如2002年在北大和清華發生的爆炸案。
如前所述，20世紀90年代是新疆“東突”分裂組織發展最為迅速、活動最為猖獗的時期，境內外“東突”分裂分子已聯成一體，“境外指揮，境內行動；境外培訓，境內破壞”。2002年1月21日，中國國務院新聞辦公室發表了《“東突”恐怖勢力難脫罪責》的長篇文章，徹底揭露了“東突”的罪行。據不完全統計，自1990年至2001年，境內外“東突”恐怖勢力在中國新疆境內製造了至少200餘起恐怖暴力事件，造成162人喪生，440多人受傷的嚴重後果，留下了一筆筆罪惡的記錄。東突的作案目標如下：
第一，殺害和漢族合作的維族幹部群眾，恐嚇維族的群眾不得與政府合作，如：
1993年8月24日，兩名恐怖分子將喀什地區葉城縣政協常委、大清真寺主持阿不力孜大毛拉刺成重傷。
1996年3月22日，兩名恐怖分子槍殺阿克蘇地區新和縣伊協副主席、清真寺副主持阿克木司地克阿吉。
1996年4月29日淩晨，十餘名全副武裝的恐怖分子闖入庫車縣阿拉哈格鄉庫納斯村，向全國政協委員、自治區人大代表卡吾力•;;;;;托卡家投擲了2枚炸彈，致卡及其妻重傷，並將卡的弟弟、弟媳、兒子、兒媳殺死；該村村幹部加如甫買買提明也被刺成重傷。
1996年5月12日，“東突”恐怖組織4名恐怖分子在全國伊斯蘭教協會常委、新疆政協副主席、喀什伊協主席阿榮汗阿吉和其兒子去艾提尕清真寺做禮拜的途中，對其進行襲擊，阿和兒子均致重傷。
1997年3月23日，“東突”恐怖分子闖入阿克蘇地區金銀川墾區負責人艾買爾江家中，將艾買爾江夫婦兩人殺害。
1997年6月4日，4名“東突”恐怖分子闖入和田地區墨玉縣恰其克鄉荒地村幹部買買提肉孜•;;;;;買買提家，將其殺害。
1997年7月3日，“東突”恐怖分子闖入阿瓦提縣拜什力克鄉村幹部吐爾地尼牙孜家中，吐夫婦被殺身亡。
1997年11月6日，“東突”恐怖組織在全國和新疆伊協委員、阿克蘇伊協主席、拜城縣清真寺主持尤努斯•;;;;;斯迪克大毛拉去清真寺做禮拜的途中，將其槍殺。
1998年1月27日，“東突”恐怖分子槍殺葉城縣政協常委、縣大清真寺主持阿不力孜阿吉。
1999年8月23日，以牙生買買提為首的10餘名恐怖分子闖入喀什地區澤普縣波斯喀木鄉派出所指導員胡達拜爾迪•;;;;;托乎提家中，將胡及其兒子殺害，胡身中38刀，其子頭部中槍。殺人後，恐怖分子又縱火，胡妻被燒成重傷。
2001年2月3日，一夥恐怖分子闖入喀什地區疏附縣法院幹部買買提江•;;;;;亞庫甫家中，對買連捅38刀，將其殘酷殺害。
第二，製造恐怖氣氛，企圖恐嚇在新疆的漢族群眾，逼迫其離開新疆。通常的手段就是投毒，縱火，爆炸和煽動騷亂。如：
1990年4月5日，“東突伊斯蘭黨”恐怖分子在新疆阿克陶縣巴仁鄉劫持10名人質要挾政府，並在交通要道炸毀2輛汽車，殺害6名武警官兵。
1991年2月28日，“東突”恐怖組織在新疆阿克蘇地區庫車縣客運站錄像廳製造爆炸案，造成1人死亡，13人受傷。同日，恐怖分子還在庫車縣城一商店內安置了炸彈，爆炸未遂。
1992年2月5日，“伊斯蘭改革者黨”在烏魯木齊市52路、30路公共汽車上製造了兩起爆炸事件，兩輛公共汽車被炸毀，造成3人喪生、23人受傷。同時還在一影劇院和居民住宅樓中各安置了一枚定時炸彈，幸被及時發現排除。
1993年6月17日，“東土耳其斯坦民主伊斯蘭黨”在喀什市地區農機公司辦公樓製造爆炸案，造成大樓坍塌，2人喪生、7人受傷；8月1日該組織又在喀什地區莎車縣外貿公司錄像廳製造爆炸案，造成15人受傷；8月19日在和田市文化宮製造爆炸案，造成6人受傷。
1996年7月，“東土耳其斯坦伊斯蘭正義黨”策劃沙雅縣監獄暴動，導致15人死亡。
1996年8月27日，6名恐怖分子襲擊葉城縣江格勒斯鄉政府，殺死副鄉長和值班的警察；隨後又闖入該鄉一村，殺害3名治安員和1名水管員。
1997年2月5日至8日，“東突伊斯蘭真主黨”恐怖組織策劃、製造了伊寧騷亂事件，恐怖分子高喊“建立伊斯蘭王國”等口號，襲擊平民，搗毀商店，燒砸汽車，致使7人死亡，200多人受傷，30多輛車遭毀壞，多間民房被毀。
1997年2月25日， “東土耳其斯坦民族團結聯盟”在烏魯木齊市2路、10路、44路公共汽車上製造爆炸，造成三輛公共汽車被炸毀，9人喪生、68人重傷。
1998年1月30日至2月18日，“東突解放組織”在喀什市製造了23起係列投毒案，致4人中毒，其中1人死亡，數以千計的牲畜中毒或死亡。
1998年2月22日至3月30日，“東突”恐怖組織在喀什地區葉城縣連續製造了6起係列爆炸案，造成3人受傷，天然氣輸送管道被炸壞引起大火，直接經濟損失超過100萬元。
1998年4月7日，“東突”恐怖組織在葉城縣公安局負責人、縣政協副主席和喀什地區行署副專員住宅門前等處，連續製造8起爆炸事件，炸傷8人。
1998年5月23日，“東突解放組織”成員在烏魯木齊市華都商廈、大西門、河灘路布料批發市場、長征旅社批發市場、紅山木材市場、烏魯木齊旅社、商貿城等繁華場所放置了40多枚化學自燃縱火裝置，製造了15起縱火案，由於及時發現和撲救，才未造成重大危害。
1999年10月11日，3名恐怖分子在和田市棉麻公司棉花收購站棉花堆中安放定時爆炸引燃裝置，燒毀棉花約2噸。
1999年10月24日，“東突”恐怖分子襲擊澤普縣賽力鄉公安派出所，槍殺2人，槍傷2人。派出所10間房屋、1輛吉普車和3輛摩托車被燒毀。
2001年8月，“維吾爾聖戰組織”使用自動武器襲擊新疆庫車縣公安局，庫車縣公安局黨委書記兼局長陳平犧牲，另有7名公安人員受傷。在瑞士的“東土耳其斯坦信息中心”發言人迪裏夏提宣稱此事件的目的，是對此前新疆自治區領導人向香港商人訪問團承諾“在新疆投資不會受到民族問題影響”的回應。
第三：襲擊中國駐外使館和人員，擴大國際影響。如，
1997年3月，境外“東突”恐怖分子開槍襲擊中國駐土耳其使館，衝擊中國駐伊斯坦布爾總領館，焚燒中國總領館懸掛的國旗。
1998年3月5日，境外的“東突”恐怖組織“東突民族中心”用炸彈襲擊中國駐土耳其伊斯坦布爾總領館。
2000年5月，境外“維吾爾解放組織”在吉爾吉斯斯坦綁架了一新疆商人，勒索10萬美金，並殺害了該商人的侄子，縱火焚燒了比什凱克中國商品市場。5月25日，“東突”恐怖分子襲擊了新疆人民政府赴吉爾吉斯斯坦處理縱火、綁架案的工作組，造成1人死亡、2人受傷。
2002年6月，謀殺中國駐吉爾吉斯領事王建平；
第四，在新疆發展和訓練恐怖組織成員
1990年“伊斯蘭改革者黨突擊隊”在葉城縣伯西熱克鄉建立了訓練基地，該基地先後舉辦3期訓練班，共培訓了60餘名恐怖分子，訓練內容包括宗教極端主義和恐怖主義理論，爆炸、暗殺等恐怖活動的技能，體能訓練等。就是這些經過訓練的恐怖分子參與了1991年至1993年在新疆各地的爆炸、暗殺、搶劫等重大恐怖活動。
1998年2月，境外“東突厥斯坦伊斯蘭運動”頭目艾山•;;;;;買合蘇木派遣數十名恐怖分子入境，在新疆和內地一些偏僻地方建立了10多處訓練基地，共對150多人進行了爆炸技術培訓。同時按照境外提供的配方，大量購置化學原料，秘密製造炸藥和爆炸裝置。新疆警方於1998年9月在烏魯木齊火車北站一倉庫裏，一次就繳獲製爆化學原料20多種300多箱，總重量達6噸。除了上述比較集中的培訓外，還有大量零散的，3至5人一組的小訓練點。一些訓練點同時也是武器、彈藥和爆炸裝置的製造窩點。新疆警方在打擊恐怖活動過程中，查獲了許多地下恐怖訓練點和武器彈藥製造工場，收繳了大量的手雷、手榴彈、雷管、槍支、彈藥等。
1999年，境外“東突厥斯坦伊斯蘭運動”派遣的恐怖分子在新疆和田地區7個縣市建立數十處秘密訓練基地和製造爆炸物的據點，製造了大量武器彈藥。僅被警方繳獲的手雷就有4500多枚，各種槍械98支以及大量製造工具等。
1999年12月30日，警方在澤普縣波斯喀木鄉查獲一恐怖分子設在地下的製造爆炸物的窩點，繳獲一批等製造工具、圖紙以及已製成的手雷等。
2000年2月25日，警方在莎車縣卡瓊鄉三村抓獲7名“東突”恐怖分子，並在一恐怖分子家裏的地道繳獲手雷38枚，電雷管
22枚，爆炸裝置18個，炸藥17千克，拉火管20多個。
2001年8月，警方在庫車縣烏尊鄉色根蘇蓋提村一恐怖分子家中的地道發現製造武器彈藥的各種設備，並繳獲了61枚爆炸裝置。
此外，境外的“東突”恐怖分子還走私偷運武器入境，以武裝境內的“東突”恐怖分子。1998年4月6日，在霍爾果斯口岸海關與邊檢部門就在羊毛集裝箱中查獲軍用手槍6支、折疊衝鋒槍1支、子彈1.9萬發、手雷90餘枚。據抓獲的罪犯供認，他們是受境外“東突國際委員會”和“東突解放組織”的指派，在此前已有過17次偷運武器彈藥入境。
四．新中國成立以後治理新疆的思路和失誤
如上文所述，東突勢力在過去的幾十年內翻下了累累的罪行。如果到現在還否認東突勢力對新疆的影響，粉飾太平，那是純粹的自欺欺人。觀察再稍微仔細一點，我們就會發現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實際上是東突勢力惡性膨脹的二十年。這既與外部的國際環境有關，又與國內的政策有關。坦率地說，過去中國政府治理新疆的一係列方針政策，在本人看來都不是十分成功的，尤其是八十年代以後的政策。——今天的東突分裂主義勢力越演越烈就是最好的證明。客觀上講，正是這些方針政策，加劇了民族矛盾；慫恿了疆獨問題的蔓延和發展。
據說王震將軍的大名可以治小兒夜啼，足見王震的威風。王震是真正有膽識的英雄，他沿襲了左宗棠治理新疆的“屯兵戍邊”的政策，建立了新疆建設兵團。這個平時為民，戰時為兵的機構為新疆的統一和發展做出重大貢獻，可謂“呼之即來，逢戰必勝”，養百萬大軍而不費一粒糧餉。王震在新疆大力打擊分裂主義勢力，保新疆幾十年太平。不過王震也稍微有點太狠，傳說王震曾經命令部隊包圍村裝，勒令交出殺害解放軍的歹徒，否則按1：5處死該村的男人。如果真尤其事，那確實是比較血腥。可是仔細想想還是有道理的。因為分離主義分子絕對不會因為政府的心慈手軟而改變觀點，相反他們就會認為政府軟弱，就會大肆發展勢力。等到他們坐大之後，不得不對付的時候，可能就成了正規軍對正規軍的大血戰，所以說對敵人的仁慈就是對自己的殘暴。但問題在於，當時的國力，使得中央不能對新疆地區給予太多的懷柔，使得暴力留下的陰影沒有及時地消除，在一些人的心中埋下了仇恨的種子，終於在八十年代發芽了。 但總體而言新疆社會最為安定、民族矛盾最為緩和的時期確實是毛澤東時代，幾乎所有生活在新疆的國民都有同感。到了胡耀邦的時代，這位先生翻了主觀主義的大錯，那就是“新疆六條”和“西藏六條”。大致內容是：
1． 充分自治；
2． 修養生息；
3． 采取適合西藏特點的特殊靈活政策發展西藏經濟；
4． 支援大量經費，促進農牧業生產用於西藏各族人民的迫切需要；
5． 恢複西藏文化教育科學事業；
6． 進藏 幹部分批分期調回內地。
對比“西藏六條”，也就有了“新疆六條”。為了落到實處，中共新疆自治區黨委決定在全區範圍內調整各級領導班子，增加少數民族幹部比例，漢族幹部可以提前退休，也可以協助調回內地。
胡先生大概以為政策對新疆傾斜，經濟發展了，少數民族就自然而然的心向漢族，自然而然就要維護祖國統一。誰知道維族根本不把中國當成自己的國家，有個西方記者講述了這樣一件事：一個負責保管國旗的維族小學生，每天都要在收回的國旗上踩一腳！要怎樣的仇恨才能導致這種舉動？！胡耀邦的錯誤主要是這幾個方麵：
1．不知道了統治新疆的真正所能依賴的力量是漢人，而不是維族。為足可以作為團結對象，不能是力量的主體。新疆六條中有幾條是直接傷害漢族利益的，如60%政策——招工，參軍和上大學新疆人要占60%，領導幹部中，一把手必須是維族。這幾條，把新疆的漢人至於事實上的二等公民地位，在執行的過程中又必然遇到基層的阻力。相當在新疆的各族人終埋下一個衝突的火種，極大的增加了相互之間的矛盾。並不令人驚訝的是，這種政策並不能增加維吾爾族人對漢族的好感，尤其90年代後，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政府機構的精簡，國有企業陷入困境，這種60%的政策越來越成為另外一個包袱——下崗的人很多是維吾爾人，因為工作人員中它們的比例本來就大，素質又相對偏低。甚至連考大學的60%政策，也隨著大學生就業的麵向市場，開始變成了一個包袱，而且是一個危險的包袱。他們掌握了一定的知識，卻又因為找不到工作而對社會不滿，然後呢？曆史上，任何一次動亂任何一個組織的成功度需要大量的有知識的人的參與，單靠一群文盲是無法成事的，而現在的新疆各大學，客觀上正在製造著這樣的人。
2．法律事實上對維族失效。按照新疆的一些公安的說法，如果真正嚴格按法律辦事的話，一半以上的維族青年都要進監獄。話有點過分，應該也有點誇張，但卻反映了新疆治安的無奈。網上有文章描述了在新疆發生的一些惡性案件，如買羊肉串被殺，罪犯卻隻被判2年徒刑等，無不引起極大的民憤。如果說60%的政策隻是損害了經濟利益的話，那麽，這種治安狀況的惡化，損壞的卻是生存權利，如果聽之任之，則隻會引發大規模的種族仇殺和人口異常流動——新疆漢人向內地的流動！同樣，維吾爾族的人是否感激這種庇護呢？讓我們來看看一個疆獨分子的發言：
“那個婦女把***的羊肉翻來翻去，到最後卻不買了。旁邊兩個警察視而不見，結果***拔出刀，勇敢的捅死了那個婦女，殺了一個警察，自己也被另一個警察殺死。”（很抱歉，我找不到那個貼子的原文了，這是憑記憶自己寫出來的）
在他們看來，看了肉以後不買就是死罪，而警察則有維護維吾爾族人的義務，否則就該殺。它們絲毫不考慮自己的法律義務，而這樣的思維，卻恰好是我們自己的政策慣出來的。而這種政策對漢族造成什麽樣的影響呢？我們再來看另外一個例子：
“１９９３年在新疆喀什市發生的一件血案，至今想起都使人毛骨悚然，在新疆的漢族百姓命不如草。喀什市一漢族下崗女工在公園門前擺了一個台球案以謀生記，中午十四歲的妹妹和暑假歸來的大學生姐姐來接替母親，換母親回家吃飯，從此這位母親永遠失去了這個剛剛進入大學的女兒。母親走後，幾個維吾爾青年來打球，打著打著，其中一個便開始對妹妹不軌，當姐姐的自然挺身保護妹妹，一句憤怒的話沒有說完，一把匕首就刺進姐姐的胸膛，姐姐當即斃命，這個殺人的維吾爾人在妹妹悲憤的哭喊中揚長而去，周圍都是維吾爾族人，但沒有一個人製止，也沒有一個人報案。等母親回來看到這突變的事件，才報案叫來了警察，警察向圍觀的人群詢問，竟沒有一個人說看見過凶手，包括和凶手一起來打球的！直到第二天，警察才在凶手家的床上將正在喝酒凶手抓獲，凶手竟說，昨天喝醉了，不知道自己做了什麽！回來法院竟按酒後過失傷人，判了凶手兩年徒刑。社會頓時嘩然，死難者家屬揚言將抬屍遊行，政府有關部門紛紛來做家屬工作，許以撫恤、工作等條件，軟硬兼施，硬是息事寧人地將事情壓了下去。”（引自《亡羊補牢，為時未晚》，作者：無奈）
3．民族文化的複興，尤其是語言的複興。語言，是一個民族的靈魂，要想很好的控製一個民族，最好的辦法就是慢慢的消亡他們的語言。而胡耀邦凡的最大的錯誤就是讓維吾爾族的語言自由發展。讓我們來看看胡耀邦幹了什麽愚蠢的事情：
一九八零年，在中共十屆三中全會決定重新開放少數民族地區的寺院、重印伊 斯蘭教《古蘭經》之後，新疆、寧夏、青海等省，重開過去被封閉的寺院和經堂， 重修毀壞的寺廟和宗教遺跡。農村和城鎮中的經文學校，如雨後春筍，幾乎遍布各 個城鄉，成千上萬的學齡兒童進入經文學校，學習念經和老文字。不少維吾爾族和 回族家長索性讓孩子不再去上漢文學校，或是政府辦的少數民族語言學校，而隻到 經堂去誦習伊斯蘭教經文。一時經文學校人滿為患，而公立學校卻學生不足。從這一點看出，當時的中央。拍拍腦袋就想當然的以為，宗教在偉大的社會主義精神文明麵前不堪一擊，結果卻是恰恰相反，在經過三十年的無神論宣傳和意識形態灌輸後，宗教對少數民族仍有如此巨大的號召力。 更為愚蠢的是，1982年9月13日，以自治區立法的形式，宣布全麵恢複 使用維吾爾族和哈薩克族老文字，並使老文字與漢語並列，成為新疆自治區的官方語言文字，從而斷送了毛澤東時代開始的文字改革——同化新疆的最重要的一環！
維吾爾族的文字改革，始於一九七一年。經過一段時間試行，由中央和自治區 強行規定，廢止使用維吾爾族老文字，而在全自治區境內使用羅馬字母改編的新文 字，由小學到初中的教材，也一律改用新文字印刷。這種強迫推行的文字改革，使得維吾爾族文化和宗教傳統麵臨後繼無人的局麵——在公立學校教育出來的年輕一代，不識維吾爾老文字，不能閱讀老文字的曆史文獻，而 諳熟老文字的上一代，大都又不熟悉新文字——，結果當然是文化斷層現象日益嚴重，漢化越來越 普遍。而維吾爾族老文字，是載負本民族文化和宗教傳統最主要的工具，它也是使維吾爾族與其它信奉 伊斯蘭教的少數民族區別開來的特徵之一。如果這種政策持續下去，今天的新疆，也許會好辦得多。畢竟，當年的中國在封閉中發展，可以不考慮國際的壓力，而今天的我們，卻經常不得不在國際壓力麵前退卻，這種文字改革的事情，再也沒有辦法作了。
胡耀邦等人，靠著拍拍腦袋，就天真的以為恢複維吾爾族的老文字，就能向維族人示好，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還害了後來的繼任者。怪不得新疆和西藏的幹部稱呼胡耀邦為“胡亂邦”(《天葬》，王力雄)我們再來看看維吾爾人是否感激這種政策：
“中共在新疆的政策是對維吾爾人的高考教育實行“照顧製”，實際是變相地剝奪了維吾爾人生存和受教育的權利，想想看，維吾爾人從小學到高中受的是維吾爾教育，上大學學一年的預科漢語，其後再上四年的漢語專業課程，能學到什麽。”
從小受到維吾爾教育，結果不會說漢語，知識水平上不去，畢業找不到工作，原來都是中國共產黨的錯。
4. 要求各級領導幹部的一把手必須是維吾爾族人，更加客觀上助長了東突勢力的囂張氣焰。曆史上新疆有很多維族高官參與過東突的活動，或者或明或暗的支持東突。很多時候，開槍的命令要征得維族一把手的同意才能下達，白白犧牲了很多戰士。（詳見新疆士兵親曆記）在基層，實際上維族領導隻需要有意無意的偏向維族，就可以是漢族的生存環境大大惡化。
應該說漢族還是比較能夠忍耐和吃苦的，隻需要有立錐之地便能生存不會反抗，否則的話，大規模的流血衝突恐怕早就在南疆發生了。
值得注意的是，現在海外輿論談起新疆問題，無一不大肆讚揚胡耀邦而貶低王震，盡管二者的政策客觀上在新疆起到截然不同的結果。這難道不說明點什麽嗎？
文章寫到這裏，不由得想要呼籲一聲，希望我國的民族研究，能夠真正的有一點獨立的見解，不要觀察中央的政策走向發表附和的說法，畢竟，應該是政府根據研究結果去製定政策，而不是研究者根據政府政策去發表研究結果！
五．移民，治理新疆唯一的辦法遇到現實的問題
治理一個地方，有兩個要素，第一是人，包括管理階層和管理者所依賴的大眾階層，也就是力量源泉；第二是物質基礎。也就是人生存的條件。
關於第一點，有兩個方法，第一就是團結當地的少數民族，扶植和分化當地民族，使之不能脫離自己。如乾隆皇帝所說“修一座廟勝養用十萬兵”。然而，非我族類，其心必異。國家富強的時候，可以把當地民族供養起來，他們會樂意留在國家的範疇內；可是一旦國家衰落，他們就會想要獨立，試圖獲得更大的利益。所以這種以收買為目的的修廟，供養並不能解決問題——因為實際上並不能同化當地民族； 第二就是大量的移民，使得本族人成為人口的主體，並且逐步同化當地民族。這其實是張作霖控製東北的不二法門——每天幾列火車從山東等地拉人到東北，這恐怕是近代東北沒有被分裂的最重要的原因之一。建國後生產建設兵團的成立，考慮的主要也是這條思路。讓我們來看看新疆建設兵團的分布：兵團共轄13個農業師，1個建工師，共計174個農牧團場及眾多的工、交、建、商企業。截止到2000年底，總人口242.79萬人，在崗職工70.37萬人。兵團所屬單位遍布全疆13個地、州、市，相當於在每個地區中都打下了一枚楔子，是掌握新疆政權的力量基點。
可是，移民的政策在新疆卻遇到現實的問題。第一就是物質基礎，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水。沒有水，顯然人就沒法活。新疆的降水主要來自大西洋的盛行西風氣流，其次來自北冰洋的冷濕氣流，太平洋和印度洋的季風都難進入新疆。全疆平均年降水量僅１４５毫米，為中國平均值（６３０毫米）的２３％，在全球同緯度各地中，新疆幾乎是最少的。降水分布規律是：北疆多於南疆，西部多於東部，山地多於平原，盆地邊緣多於盆地中心，迎風坡多於背風坡。這就決定了新疆的幹燥氣候。新疆這麽一大塊地方，看起來大，但實際上多數是沙漠戈壁，按照新疆政府公布的數字，新疆95%的人口集中在占新疆麵積3.5%的綠洲上，在綠洲的區域上，人口密度已經200人，部分地區達到500人，已經與內地的地方人口密度相近，如果沒有新的水源，那麽，繼續移民的空間不大！
第二個問題是人口回流的問題。人口的回流是與社會的經濟發展水平，社會的治安狀況息息相關。據報道，新疆在過去的20年中，流失了超過20萬的高級技術人才。這固然是沿海地區經濟發展的磁吸效應，但它帶來的問題卻不容忽視。西部地區人才本來就相對匱乏，而這些流失的人才本來應該是統治階層的依賴對象。這種人才的流失直接削弱了統治階層的力量。事實上，人才的流失將不可避免地導致經濟發展放慢，而流失的人才的示範作用，又必然會引起進一步的人才流失，這就形成了一個惡性循環，除非有外力製止——如西部大開發，否則不會停止。
現在流回內地的人才主要是知識分子和技術人員，這還不太可怕。可怕的是漢族普通居民的大規模向內地回流，如科索沃塞族居民大規模向南聯盟內部移動一樣，那才是中國的噩夢，那也是前蘇聯失去中亞的前兆。當然，中國的特殊國情（如戶籍製度，暫住證製度）使得這種移動暫時不可能發生，但如果東土的恐怖主義的不到有效的打擊，新疆的經濟水平遲遲得不到提高，那麽，這種人口的自發方向性移動將不可避免。
2．解決難題的思路
首先還是要水。其實就是四個字：開源節流。開源，第一是降水。一個好消息是新疆的降水在漫漫的增加。據中新網2002年11月10日電，在全球荒漠化日益嚴重的情形下，一貫被人們視為幹旱少雨的新疆卻在慢慢地“濕潤”起來。40多年來，尤其是最近10年，新疆的氣溫正在逐漸上升，降水也越來越多。在北半球同緯度地區，普遍的氣候變化趨勢是氣溫上升和降水減少，惟獨新疆地區例外。以天山為界，北疆、天山山區和南疆在最近十年的平均降水量分別比1961年至1990年的平均值增加了約6.9%、3.6%和21.2%。雖然我們不能指望新疆的幹旱在短期內有著根本的改變，但是寶貴的降水在增加，是新疆進行開發的大好時機。可以抓緊時機改善新疆脆弱的生態環境，尤其是拯救塔裏木河下遊的胡楊和紅柳。
其次是開采地下水。疆地下水總量達六百三十億立方米，每年可供開采量兩百多億立方米， 而地下水的已開發量每年不足34億立方米，而且地區之間極不平衡，目前集中在烏魯木齊、昌吉、吐魯番、哈密等工業發展較快的北部和東部地區，而南部地區開發非常少。其實這也反映了新疆不同地區的經濟發展水平和人口密集程度。在新疆地區，由於地表降水的受到限製，地下水是最有希望作為依靠的水資源。隨著地質勘探水平和力度的提高，不斷有新的地下水庫被發現。而新的水資源的發現，無疑會帶來地方經濟的發展。一個典型的例子就是中國煤田地質部門日前發現在被稱為中國“幹極”的新疆吐（魯番）（善）托（克遜）盆地西北部有一個大型“地下水庫”存在，水質達到飲用水標準。這一地下水庫的發現，終於為當地煤田的開發帶來了契機——盡管這一探明儲量達14億噸以上的煤田在六七十年代就被發現，但由於缺水，煤田的開采一直未能提上日程。而如今，電力部門已作出規劃，在此建立聯接新疆南北網的樞紐，把這一地區變成新疆西電東送的第一站。此外，2001年，新疆的塔裏木盆地又發現特大的地下水庫，想想現在的塔裏木盆地石油會戰以及西氣東送，哈薩克斯坦油田項目，這個水庫的發現可真是及時雨。
第三是調水，從新疆北部往南部調水。我們知道新疆的水資源分布極不均勻，北多南少，而新疆北部還經常鬧點水災，真是滑天下之大稽。其實我們可以考慮從北疆往南疆引水。這種從豐水地區往沙漠枯水地區進行生態改造的做法，國際上有成功的先例，那就是以色列的北水南調工程。以色列水資源的地區分布極不均衡，80％的水資源在北方，而2／3需要灌溉的土地在南方。北水南調工程的建設，改善了以色列水資源配置的不利狀況，緩解了製約南部地區發展的主要限製因素，改善嚴酷的生態環境條件，從而帶動南部經濟社會的發展，同時也擴大了以色列國的生存空間，把大片不毛之地的荒漠變為綠洲，並生產出高質量的水果、蔬菜和花卉等農產品。以色列的成功為我們解決新疆南部地區的嚴重缺水的難題提供了最好的參照物。
首先看一看新疆地圖，我們發現新疆的伊犁地區和阿爾泰地區有兩條河——伊犁河和額爾齊斯河流往國外（哈薩克斯坦），這兩條河水量占全疆1/3，而利用率僅20%，其餘的80%流往國外。我們應該盡快考慮開發引水---雖然這不可避免的會麵臨國際水資源的所有權問題。考慮到新疆地區的高蒸發，調水必須使用管道而不能使用明渠，但這在技術上沒有任何難度。從經濟的角度，也許短期內投資太大，見效不夠快，但如果把國家每年對新疆的扶貧款，以及引水成功後漢人移民可能降低的軍隊駐紮費用考慮進去的話，這樣的管道其實是很合算的。
上麵說了開源， 現在來說說節流。我們知道，隻開發不保護的話，水終究是不夠的。現在連南方的珠江流域的一些地區都出現水荒，遑論新疆？可現實是，新疆地區的節水工作做得並不好，現在北疆的一些地區，已經出現了地下水水位下降的問題。新疆總用水量中，98.5%是農業用水(這一比例隨著新疆石油工業的發展有所降低)，而且除少數地區以外，灌溉方法還停留在漫灌的原始水平上。資料表明，新疆水資源利用中浪費嚴重，如渠道利用係數僅0.45（渠係水利用係數反映了從渠首到農渠的各級輸配水渠道的輸水損失，表示整個渠係水的利用效率），全疆毛灌定額800m3/畝(實際可能要高)，和田1100—1200 m3/畝，莎車1000 m3/畝，阿克蘇1200—1500 m3/畝，北疆、農七、農八師僅500—550 m3/畝卻並不影響產量。
從上述數據可以看出，新疆的節水是大有可為的。提高渠道利用係數，是新疆農業節水的首要的有效途徑，從現在的0.45提高到0.51是完全有可能的，如目前天山北麓已達到0.7以上。其次是降低毛灌定額，從800m3/畝降到700 m3/畝，再努力降到600 m3/畝是可能的。從800 m3/畝，降到700 m3/畝，能增加灌溉麵積300萬畝；如降低到600 m3/畝，還能再增加灌溉麵積300萬畝。此外，還要提高水的利用效率。強調用單位立方米水的產出來衡量用水效率。通過調查，瑪納斯地區小麥生產水當量為0.7kg/ m3，高產地為1.5 kg/ m3；全麵實現噴灌後，爭取達到2 kg/ m3，對比國際上的水平，如以色列目前為2.3—2.6 kg/ m3， 我們知道新疆的節水工作還大有可以提高的空間。
在水利建設上也有工作可做。 新疆生產建設兵團30年來建成了近30億m3的平原水庫，卻僅僅有幾千萬立方米的山區水庫（這當然是二者所要求的資金和技術水平的區別造成的）。平原水庫事實上是在與天然湖泊爭水, 直接導致天然湖泊麵積的縮小。而且新疆的平原水庫的平均庫深是2-6米，考慮到新疆的蒸發率，水資源的年損失非常大。事實上可以通過加深水庫來遏製這一損失。此外，山區水庫的建設也應該提上日程。這樣就可以在汛期分級蓄洪，避免水資源白白的浪費掉。
除了大力推廣節水技術以外，還要加強水資源的管理，消除短視行為，把生產用水和生態用水結合起來考慮，避免亂采濫采的現象。塔裏木河下遊30年的斷水導致胡楊林的大片死亡就是水資源缺乏統一管理造成生態環境惡化的典型例子。所幸的是，新疆自治區政府已經意識到這個問題的重要性，新疆第一部水資源保護法規《自治區地下水資源管理條例》已經於2002年8月開始施行 。此外，《取水許可製度實施細則》、《鑿井管理暫行辦法》、《湖泊管理暫行辦法》和《塔裏木流域水資源管理條例》也相繼得到實施。
如果能解決水的問題，就可以考慮向新疆大規模的移民，重點是南疆。讓我們來看看新疆的民族人口分布。新疆的人口分布有按民族聚居的特點，維吾爾人比例超過20％的有7個州地市，都是在天山以南的南疆。在新疆最南部的和田地區，維吾爾人比例高達96.9％，幾乎等於是單一民族。而在新疆最北部的阿勒泰地區，維吾爾人隻占1.8％。維吾爾人占絕對多數——即比例超過50％的地區在整個新疆隻有5個，集中了全部維吾爾族人口的80％以上。這5個地區就是：和田地區，喀什地區，阿克蘇地區，吐魯番地區以及克孜勒蘇柯爾克孜自治州。其中和田和喀什是東土恐怖主義者的溫床。可以考慮采用以色列的辦法，大規模的鼓勵漢人向南疆地區移民（要往沒人住的地方移，以免造成漢人來爭奪維族人生存空間的感覺。事實是上這也是兵團的做法）。同時，由於水的引入，也會改善當地經濟的發展，從實際意義上改善新疆維吾爾族人的生活水平，遏製東土恐怖主義的生存空間。
3。現階段政府可行的策略
針對當前東土恐怖主義組織的行為，現實中政府可行策略如下：
a.)堅決打擊.對待恐怖分子, 一經發現查實, 要毫不猶豫的處決,決不要顧慮國際上所謂的人權組織的幹涉。事實證明，抓獲以後刑滿釋放的恐怖主義分子往往會成為恐怖主義組織的骨幹。
b.)切斷恐怖主義組織的資金來源，尤其是國內的資金來源。
c.)國際防堵。事實上，如果沒有國際勢力的支持，東土恐怖主義組織永遠無法成氣候。國際上，中國政府有希臘牌，塞浦路斯牌可打，對土耳其有旅遊經濟牌，庫爾德人牌可打；在中東，可以有沙特導彈牌可以打；在中亞，最近成立的上海合作組織更是對付分裂主義者的利器---當然，如果眼光局限於東土恐怖主義分子，那無疑太膚淺了點。美國在中亞的武力存在才是真正的目標；
d.)以回族，蒙古族，哈薩克族製維吾爾族。如果分析一下新疆各地區人樓的比例，我們不難發現建國後新疆的政區的劃分正是這一原則的體現。如巴音郭楞州的蒙古族人口隻有4.5％，維吾爾人卻占34.3％；在另一個蒙古人的自治州博爾塔拉，蒙古族人口的比例僅為6.8％，維吾爾人卻為13％。這無疑是當年政府精心設計的結果。在伊犁地區，則可以依托哈薩克人來製約維吾爾人。如果考察自然資源的分布，則更加可以看清楚這一原則，嘿嘿，太祖高明阿！
e.) 切實提高新疆的經濟發展水平，提高新疆的漢族幹部的水平。我們知道，政府的形象和與宣傳工作密不可分。然而不幸的是，中國政府的宣傳控製，無論從手段還是從效果上說，都是非常差的。同時還要改變一些政府部門的工作作風，以免在小事上激化矛盾；
f.) 在新疆切實推行法製，保障漢族群眾的合法權益，鼓勵移民。不要以為漢族不願意移民，事實上，新疆的棉花，大部分都是四川的農民幫助收割的——他們隻需要極少的工資，就能完成很多維族人不願意幹的活。如果給予一定的優惠政策的話，當年山東人闖關東的浪潮肯定可以在新疆重現。
六．政府治疆的策略分析
如前所述，新疆問題正在慢慢地成為中國政府麵臨的最大的問題之一，隨著阿富汗戰爭結束，美軍進入中亞，這一問題的嚴峻性開始凸顯——考慮到美國慣用的挑動民族問題的手法（科索沃模式）。新疆幅員遼闊，資源豐富，一旦失去，後果不堪設想。新疆自治區黨委書記王樂泉入選中央政治局，正反映了中國政府對新疆的重視。
牢固地掌握新疆，開發新疆是我們的目標，為此，中央政府必須有一套中長期和短期的計劃。從長遠來看，最終目標是要同化維族，這首先需要消滅維吾爾族的語言。而當前值得考慮的措施有如下幾條：
1． 維護漢語在新疆的統治地位，慢慢的減弱維吾爾族的語言的影響。這其實並不是一件困難的事情，新疆經濟的發展，和內地交流的增多，會自然而然的增強漢語的統治地位——畢竟，漢族占據著主導的經濟地位。在維族中要從小推行漢語維語雙語教育，政府公務員應該使用漢語，懂一定程度的維語（或者把學好漢語作為一個獎勵條件）。內地的企業和各種基金也應該做出自己的貢獻，如向維族的學生提供漢語獎學金等。這不是一朝一夕能做得到，但長其堅持下去意義重大。
2． 維護民族團結，但不應該以犧牲漢人的利益為代價。如前所述，犧牲漢人利益的政策不可能維護民族團結。尤其要求政府一把是維族的規定，更是在官本主義傳統的中國引發了極大的不滿。切實的推行法律，依法治國，改善新疆漢人的生存環境，改變漢族事實上的二等公民待遇，以安定新疆漢族的人心。目前漢族沒有大規模回流內地沒的重要原因是戶籍製度，但隨著國家的經濟發展，戶籍製度將不可避免地被淘汰。亡羊補牢，為時未晚，倘若有一天真的發生大規模的人口回流（向內地回流），才是我們的噩夢。
3． 大力投資新疆的基礎設施建設，借開發大西部的春風，加大新疆地區的水利，交通建設。看看地圖，我們發現進入新疆事實上隻有一條東西向的鐵路主幹（歐亞大陸橋的一部分），戰時將大大影響物資的調動。以修建鐵路和水利設施為契機，一方麵可以發展新疆的經濟，另一方麵可以大批的移民入疆（主要是南疆）。如新疆的和田地區，國土麵積24.78萬平方公裏，其中山地1110.2萬公頃，占總麵積的44.5%，平原13388.5萬公頃，占總麵積的55.5%。平原中綠洲麵積9730平方公裏, 僅為3.9%。如果有水的話，單單是平原上就有很大的移民空間——哪怕那些山地上一個人也上不去。
4． 堅決打擊恐怖主義行動。對待恐怖分子, 一經發現查實, 要毫不猶豫的處決,決不要顧慮國際上所謂的人權組織的幹涉。事實證明，抓獲以後刑滿釋放的恐怖主義分子往往會成為恐怖主義組織的骨幹。要切斷恐怖主義組織的資金來源，尤其是國內的資金來源。
5． 加強新疆地區的軍事力量，軍事力量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就是民兵組織。兵團中自然不需要說，在城市中，如烏魯木齊，也應該建設民兵力量。一個可行的方案就是以街道為骨幹網絡，依托企業為力量單元，建立有效的訓練和武裝機製。一旦事變發生，召之即來，來之即戰。此外就是要加強新疆的正規軍，增強蘭州軍區的實力，這些正規軍，當然不單單是對付疆獨，而是應付在中亞的美軍和南邊的印度。
6． 國際上防堵。事實上，如果沒有國際勢力的支持，東土恐怖主義組織永遠無法成氣候。這一點，東土自己也認識得很清楚，他們背後所依靠的是泛伊斯蘭主義勢力和反突厥主義勢力。日前俄羅斯在車臣深陷泥潭，對中國而言是既喜既憂。喜的是俄羅斯陷得越深，那它再次成為中國的威脅的時間就越晚，而且，車臣問題的久拖不決為中國收回北方的國土提供了一線希望；但憂的是車臣獨立運動恐怕在中亞會引發骨牌效應，那時候，中亞的這些世俗政權還能不能保得住真是難說。國際上，中國政府有希臘牌，塞浦路斯牌可打，對土耳其有旅遊經濟牌，庫爾德人牌可打；在中東，可以有伊朗和沙特導彈牌可以打；在中亞，最近成立的上海合作組織更是對付分裂主義者的利器---當然，如果眼光局限於東土恐怖主義分子，那無疑太膚淺了點。美國在中亞的武力存在才是真正的目標；
7． 依回族，蒙古族，哈薩克族製維吾爾族。如果分析一下新疆各地區人樓的比例，我們不難發現建國後新疆的政區的劃分正是這一原則的體現。如巴音郭楞州的蒙古族人口隻有4.5％，維吾爾人卻占34.3％；在另一個蒙古人的自治州博爾塔拉，蒙古族人口的比例僅為6.8％，維吾爾人卻為13％。這無疑是當年政府精心設計的結果。在伊犁地區，則可以依托哈薩克人來製約維吾爾人。如果考察自然資源的分布，如幾大油田的分布則可以更加清楚地看到這一點。嘿嘿，太祖高明阿！
8． 提高新疆的漢族幹部的水平，改善政府的形象，最好要做到讓人在“不自由中感受自由”。我們知道，政府的形象和與宣傳工作密不可分。然而不幸的是，中國政府的宣傳控製，無論從手段還是從效果上說，都是非常差的。這一點，恰好是我們最應該像美國學習的。
結束語:
如王力雄所說，新疆分裂力量真正能夠起事的時機，隻有在中國內地如果出現嚴重的動亂，一時無法顧及新疆的時候。這種情況極有可能發生在在中國進入民主轉型，中央政權控製力大幅衰減，整個中國社會陷入動蕩和紛爭之時。屆時，以美國為首的西方肯定會利用各種手段，迫使當時處於軟弱狀態的中國政府讓步，同時則扶持新疆的分裂主義勢力，整合其力量，然後再利用民族自決/全民公決/“人權高於主權”的說法，進一步幹涉新疆事務，等到聯合國維和部隊進駐以後，那也就是新疆分離之時。三十年代，新疆可以出現幾萬蘇式裝備的正規軍，我們自然而然可以想見出現幾萬美式裝備的正規軍也不是不可能。所以，一切的一切，最後歸結為一點：隻要我們內部不亂，那麽新疆至少分裂不出去。
評論
目前還沒有任何評論
登錄後才可評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