鴉片戰爭中的荒誕:清廷認為英軍厲害是因不娶妻

鴉片戰爭中的荒誕:清廷認為英軍厲害是因不娶妻



鴉片戰爭的失敗令後人憤懣不已，那麽，到底為何失敗，我們當時又有無扭轉局麵的可能呢？

《那一次，我們挨打了》一書詳細描述了第一次鴉片戰爭中中英兩國綜合實力的對比、戰前準備、戰爭經過、戰後結果及影響等，使讀者對鴉片戰爭有了一個全方位的了解和認識。作者認為，以往對鴉片戰爭的研究，傷痛與悲哀有限，沉迷和荒唐居多，這種沉迷和荒唐與“民族主義情緒和民族主義憤懣”糾纏在一起，醞釀出了一種強烈的鴉片戰爭後遺症，作者希望通過對比來厘清大清挨打的根本原因。本文是該書的前言。

被延誤的

中國早期現代化

鴉片戰爭之後，天朝社會似乎並沒有受到什麽觸動。對政府來講，鴉片戰爭隻是個“地方事件”（濱下武誌語），“剿夷”或者“討逆”而已。道光甚至認為，英夷已達到了目標，以後再不會騷擾他了，把《南京條約》認作了“萬年和約”。鹹豐做了皇上，比他老子還要頑固，禦前集中了一批嗷嗷叫的強硬派。對外強硬不是什麽壞事，一種姿態而已，但是以“盲人騎瞎馬，夜半臨深池”、“敬酒不吃吃罰酒”、“挨整磚不挨半截磚”的二百五、半吊子精神去強硬，被打得半死還噘著死鴨子嘴愣不承認自己比別人落後，就是很大的壞事了。

對事件的當事人———林則徐、鄧廷楨、琦善、耆英等封疆大吏來講，隨著條約的簽訂，似乎隨即就把自己作為主角參與的這次事件中的對手忘到了後腦勺，被時人稱作“雨過忘雷”。對於對手的素質及來頭，他們沒有起碼的探究興趣，哪怕僅是戰術上的“知彼”的要求，他們也不屑去做，或者，做的時候依舊眯著小眼兒，甚至幹脆不睜眼。

鴉片戰爭結束後，道光詢問參與《南京條約》談判的耆英：“逆夷接仗之際，所帶夷兵，何以能使有進無退？”耆英找到的一個原因是：“英夷武官四十以內不娶妻室，兵丁亦然，是以無所顧瞻，臨敵爭先。”道光批曰：“可惡之至。”真的是可惡，君臣兩個探討的結果竟然是英國人都是光棍，沒有老婆，所以打起仗來不怕死！

戰後，也有幾個知識分子，比如魏源、徐繼佘等人把探究的目光轉向了西夷，但這種探究是有限的，影響力更是有限。魏源寫出了《海國圖誌》，提倡“師夷長技以製夷”，但是天朝無人接受；20年後，天朝有識之士接受了他的“師夷”理論，但是實踐上，又始終不知道所謂的“長技”到底應該包括哪些東西。

徐繼佘寫出《瀛環誌略》，對華盛頓“三尺劍取國而不私有”、“英吉利尤稱其雄富強大”表示了稍微那麽一點羨慕，就壞了菜了，被時人懷疑有嫌疑。此書被說成“長外夷之氣焰，損中國之威靈”，結果受了20年的冷落。

於是，第一次鴉片戰爭後的10年時間，清政府給白白浪費了，並等來了第二次鴉片戰爭。第二次鴉片戰爭後的時間，清政府還想白白浪費，曆史老人可能看不下去了，它讓太平天國玩了一把。而幫助清政府鎮壓太平天國的，乃是外國人組織的洋槍隊。洋槍洋炮的威力，讓天朝的督撫們大開眼界，遂認定了洋槍洋炮就是夷之“長技”，於是，中國的洋務運動終於啟動了，而這時，距離第一次鴉片戰爭，已經20多年了。可惜的是，洋務運動隻學西方的器物，不學西方的製度，這意味著中國近代化的跛足起行和單冀起飛，更印證了楊小凱先生所謂的“後發劣勢”理論。

羅榮渠在《中國早期現代化的延誤———一項比較現代化研究》一文中說，直到19世紀末期，清政府愣是“沒有完成向現代國家轉變所必需的基本認識轉變”。

被連“摸”了幾把

清政府的這種蒙昧，當時法國駐華公使施阿蘭對其的描述最為形象：“在1894年4月這一時期，中國確實處於一種酣睡的狀態中。它用並不繼續存在的強大和威力的幻想來欺騙自己……我驚訝地發現這個滿漢帝國竟是如此蒙昧無知、傲慢無禮和與世隔絕，還粗暴地標出‘不要摸我’的警告！”

問題是，英國不聽這種警告，連著“摸”了大清兩回，更可惡的是，經過與中國的洋務運動起於同時的明治維新，小日本也學西方的小樣，前來摸大清了，這一摸可不得了，把大清政府的洋務果實全給摸沒了———中日甲午海戰，中國北洋海軍全軍覆沒，標誌著中國洋務運動的全麵破產！

按一般的說法，甲午海戰時，大清帝國的軍事實力排在第六至第八位之間，日本海軍實力排在第十一位至第十六位之間（唐德剛語）。為什麽小日本能把曾經的師傅———大清揍得鼻青臉腫稀裏嘩啦？為什麽海軍實力遠不如大清的小日本能在甲午海戰中把中國海軍拍得一個子兒不剩？關鍵原因就在於，小日本不隻學了西方的器物之精，還學了西方的製度。而慈禧這個老太婆作為天朝那艘破輪船的掌舵人，既沒有產生“鹹與維新”的內在自覺，更沒有發現政治改革的外在緊迫，為了自家的“寡婦”（皇帝叫寡人，老太後便隻能稱寡婦了）利益，一棍子把這運動給拍壞了。於是，大清的近代化再次跌盤。

20世紀初，日本在日俄之戰中一舉打敗沙俄，這讓一直打算走親俄路線、希望聯俄製夷的慈禧老太嚇了一跳，驚嚇之餘，似乎明白了些什麽，遂扭扭捏捏地搞起了憲政。但是，曆史已經對清政府的諸般遲鈍與扭捏喪失了耐心，革命派要動手了……

鴉片戰爭後遺症仍在蔓延

不得不承認，後鴉片戰爭時代，中國的傷痛與悲哀有限，沉迷和荒唐居多，而且隨著曆史的發展，這種沉迷和荒唐與“民族主義情緒和民族主義憤懣”（費正清語）糾纏在一起，醞釀出一種強烈的鴉片戰爭後遺症，以至於後來，對於鴉片戰爭，某些國人和學者還保持著一種別扭的姿態：

宏觀方麵，總體上承認，鴉片戰爭的失敗在於中國的落後；微觀方麵，具體敘述上，又有意無意地流露出這樣一種傾向：隻要中國堅持抵抗，隻要道光皇上用人得當，隻要全體大臣都是林則徐，中國就可能獲得勝利……

這種民族情緒從表麵上看也許並不可怕，可怕的是隱藏在它背後的假設：大清製度的落後是有限的，經濟落後也是有限的，科技落後也是有限的，軍事落後也是有限的……總之，隻要如此這般，大清這艘破船就可以繼續自絕於現代文明與國際世界，順著自己的老航道，一條道走到黑，用不著回頭！

保持別扭姿態的同時，中國一些學者與民眾對鴉片戰爭的那種說不完道不盡的絮叨，在旁觀者眼裏，難免具有祥林嫂式的嫌疑與色彩。即使在鴉片戰爭那個時代，天朝得到的同情也是很有限度的。正如美國學者孔飛力所言：“馬克思對資本主義的亞洲受害者隻有有條件的同情。”

馬克思在《中國革命和歐洲革命》一文中說：“與外界完全隔絕曾是保存舊中國的首要條件，而當這種隔絕狀態通過英國而為暴力所打破的時候，接踵而來的必然是解體的過程，正如小心保存在密閉棺木裏的木乃伊一接觸新鮮空氣便必然要解體一樣。”

正因為同情是有限的，所以馬克思對鴉片戰爭的概括便有了一些超然，他在《鴉片貿易史》中對天朝的禁煙作出了如此評價：“中國皇帝為了製止自己臣民的自殺行為，下令同時禁止外國輸入和本國人吸食這種毒品，而東印度公司卻迅速地把在印度種植鴉片和向中國私賣鴉片變成自己財政係統的不可分割的部分，半野蠻人堅持道德原則，而文明人卻以自私自利的原則與之對抗……這樣一個帝國注定最後要在一場殊死的決鬥中被打垮；在這場決鬥中，陳腐世界的代表是激於道義，而最現代的社會的代表卻是為了獲得賤買貴賣的特權———這真是任何詩人也不敢想象的一種奇異的對聯式悲歌。

說得太對了，奇異的對聯式悲歌：

中國人8226;半野蠻人pk英國人8226;文明人；中國8226;陳腐世界pk英國8226;現代社會。

而且，這場pk賽中，大清注定要被pk掉，“半野蠻人”鐵定不是“文明人”的對手！

荒唐的三大幻想

大清注定要被PK掉這一事實，對某些喜歡在鴉片戰爭中尋找安慰的中國學者來說，無疑是當頭一棒。因為他們在夢裏以各種方式自我安慰好久了：

之一：他們遺憾清政府在戰爭中沒有“舉國一戰”。

羅誌田先生在他的《“天朝”怎樣開始“崩潰”———鴉片戰爭的現代詮釋》一文中，拿鴉片戰爭中的鎮江一戰和甲午中日戰爭時的台灣抗日讓敵方遭遇重創來推斷：“這是否提示著清政府若能舉國一戰，結果會有所不同呢？”不說“舉國一戰”是否會導致結果有所不同，單說這“舉國一戰”本身有無可能。國是誰的？張豈之說：“中國人隻知有朝廷，不知有國家！”陳獨秀說：“中華民族自古隻有天下觀念，沒有國家觀念。”顧炎武更是怕大家把亡國與亡天下混淆，說：“有亡國有亡天下，亡國與亡天下奚辨？曰：易姓改號謂之亡國，仁義充塞而至於率獸食人，人將相食，謂之亡天下……保國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謀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賤，與有責焉而矣！”一句話，“天下興亡，匹夫有責”之天下，是文化的天下，而不是某朝某姓的江山！顧炎武這時候還想不到體製問題，更想象不到世界上會出現英國那樣的資本主義政府，他隻知道國是肉食者的，與食草之民無幹，與吃不起肉的士人無幹，與士民全無幹，又怎麽“舉國一戰”？

之二：他們幻想天朝在與英國的較量中展開遊擊戰爭、人民戰爭甚至持久戰。

第二次鴉片戰爭期間，清臣蔣琦齡給鹹豐皇帝上了一個《請幸太原疏》，內中提出了類似遊擊戰的戰術：“我眾彼寡，則分軍為三四，仿古人更休疊戰之法，或擾之不聽其休，或環攻以分其力，我敗有援，賊死無繼。”他說，北京的“婦孺皆有激昂思奮之意，豈行間遂全無同仇敵愾之心？”他的意思是，國軍完全可以“遊擊”戰了，但他沒有建議人民戰爭的“汪洋大海”。眾所周知，封建統治者最害怕的就是人民力量的動員，所以政府的國防思想就是防民甚於防寇。

新中國的學者胡思庸，20世紀50年代寫過一則《論林則徐的思想》，也遺憾大清沒有用人民戰爭對付英夷。他可能看到了林則徐在鴉片戰爭爆發後所提出的戰術：“或將兵勇扮作鄉民，或將鄉民練為壯勇，陸續回至該處，詐為見招而返，願與久居，一經聚有多人，約期動手”，“殺之將如雞狗”。林公這一招，頂多是兵勇壯勇戰，與臧紆青一個意思。林則徐比臧紆青還要狠的一個意思是，利用民力抗夷，能產生“以奸治奸，以毒攻毒”的奇效，但這並不妨礙當今的學者自作多情地把封建大吏們的這種借刀殺人法想象為人民戰爭！《林則徐傳》的作者楊國楨先生甚至幻想大清沿海官吏在“廣大人民群眾”的支持下，把英軍“牢牢”地“牽製和分割”在各個戰場上。

世界級的天才軍事學家克勞塞維茨也提倡民眾戰爭，但他並沒有忽略民眾戰爭的前提：民心和民意。大清那樣一個既無民心又缺民意的極端腐敗、專製的末世王朝，搞民眾戰爭的前提條件在哪兒呢？而天朝的人民，軍事上的組織和技術若能對付得了現代化的英夷，那他們費那事幹嗎？直接把天朝推翻不就得了？！

之三：他們遺憾清政府罷免了林則徐這樣的清官能吏。

他們幻想，如果鴉片戰爭由林青天來指揮，那麽結局將可能有所改觀。這種幻想乃是典型的“拿個人道德之長，來補組織與技術之短”。按黃仁宇先生的研究，組織與技術短缺，乃中國傳統政府的致命缺陷。黃先生的觀點，我舉三隻手讚同。如果說政府有毛病，則中國某些學者更甚於政府，他們動不動就拿個人道德來填補組織和技術造成的巨大空洞。他們這種幻想可能是受了林則徐好友魏源的忽悠，因為魏源幻想得最典型，他在《道光洋艘征撫記》裏說：“必沿海守臣皆林公而後可，必當軸秉鈞皆林公而後可。”老實說，魏源搞了個偽命題，“沿海守臣”和“當軸秉鈞”，怎麽能人人都成林則徐呢？

蔣廷黻很厚道，順水推舟，在《琦善與鴉片戰爭》一文中假認全國官員包括道光本人都是林則徐，然後在此基礎上作第二步的推理：“全國文武官員盡是如林則徐，中國亦不能與英國對敵。”

盡管如此，但蔣廷黻先生還是在表示，希望林公不要被罷。不過他的立足點高人一等，他說：“林文忠的被罷是他的終身大幸事，而中國國運的大不幸。林不去，則必戰，戰則必敗，敗則他的聲名或將與名琛相等。但林敗則中國會速和，速和則損失可減少，是中國的維新或可提早二十年。鴉片戰爭以後，中國毫無革新運動，主要原因在時人不明失敗的理由。林自信能戰，時人亦信其能戰，而無主持軍事的機會，何怪當時國人不服輸！”

蔣廷黻先生想讓大清政府服輸，用心良苦，認為天朝服輸後就會早些開始維新。不過，果如他所言，不罷林則徐，林則徐戰則必敗。但是國人會不會因此而服輸，則大可懷疑。因為天朝之所以為天朝，就在於它永不服輸的那種執拗與蒙昧。天朝什麽時候服過輸？可以說，天朝直到滅亡的那一刻，都對西方不服輸，西方夾著尾巴打天朝，天朝翹著尾巴挨人打。天朝頭跌地上了，尾巴依然翹在天上。這就是天朝風度！

戰爭考驗的是綜合國力，而綜合國力的體現是多方麵、多角度的。它跟某個官員的道德與能力無關，而跟體製及體製的合力有關。清政府拿中世紀的政府、中世紀的軍隊、中世紀的經濟、中世紀的文化來對抗近代化的政府、近代化的軍隊、近代化的經濟、近代化的文化，時間上講，那是過去對抗未來，相當於嬰兒戰巨人；空間上講，那是寡人對抗群雄，相當於隻手架群狼，如此情形下，還幻想前者戰敗後者的可能性，那不是白日做夢嗎？



來源: 新聞午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