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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廣德教授,中國作協中國魯迅研究會、中國現代文學研究會會員,中國茅盾研究會常務理事,浙江省寫作學會副會長,湖州市作協主席。退休。
正文

《一代文豪:茅盾的一生》的寫作與出版

(2010-04-17 05:54:23) 下一個

 

李廣德

 

拙作《一代文豪:茅盾的一生》於1985年冬開始動筆,198710殺青,198810月由上海文藝出版社出版。第一次印刷3700冊,不久即售罄。19922月,上海文藝出版社將拙作印第二次。該社文學讀物二編室張利民主任來信說:“這次重印數有6500冊,超過了初版印數,還是令人滿意的,說明尊著還是很受讀者歡迎的。”(1992.5.5)。從第一次印刷到第二次印刷的三年多時間裏,我收到了大量的讀者來信,也收到了學術界不少學者和日本、美國的漢學家及中國現代文學專家的來信,予我以很大的鼓勵。其中一些來信詢問拙作是怎樣寫出來的,有些茅盾研究和寫作研究的同行尤對此問題感到興趣。值此拙作重印並產生新的影響之際,我也對此書寫作的經曆作了一番回顧和思考,現將有關情況及自己的認識加以整理並論述於下,以求教於研究現代文學和寫作學的學者及傳記文學作家。

 

 

    《一代文豪:茅盾的一生》是以我對茅盾的欽敬和研究為寫作基礎的。早在五十年代讀中學時,我就讀到過茅盾的一些散文和短篇小說,像《白楊禮讚》、《春蠶》和《林家鋪子》等。在大學裏,我接觸到了茅盾更多的作品,讀了《蝕》三部曲、《虹》、《子夜》、《腐蝕》等。在現代文學史和黨史等課上,還聽說茅盾是建黨時的57個黨員之一,以及他曾當過毛澤東的秘書。我對他的敬仰和熱愛由此更進了一步。幸運的是,我還曾親睹茅公的豐采。如我在拙作《後記》中所寫的:“那是19609月的一天,茅盾應林淡秋校長之邀,到杭州大學參觀,並與我們中文係部分師生座談。……他身材中等,衣著整齊、樸素,麵容慈祥、溫和,笑聲朗朗,侃侃而談。聆聽這位長者的教誨,使人深感他的思想、學識博大精深,透過他那異常平易近人的外表,仿佛看到了他那巨大的心靈。聽他談文學和創作,真是一種幸福!”“後來,我在與茅公故鄉烏鎮毗鄰的南潯鎮上的吳興一中任教。幾年間,我多次去烏鎮訪問茅盾故居,聽當地人講述茅盾的家庭和生平事跡。再後,我又在湖州師專中文係任教,看到茅公為我校《教與學》題寫的刊名,惠贈的手書《一剪梅》詞,稱湖州為故鄉,使我對他的生平事跡更感興趣了。於是開始有計劃地調查、考證、研究,撰寫了一些論文,在報刊上發表”。因此可以說,我對茅盾的研究起始於直覺的非自覺的卻是寶貴的感性認識和熱愛與敬仰的感情。由於是不自覺的,所以在茅公還健在時沒能主動地寫信去向他請教。及至19813月茅公仙逝才恍然大悟,卻已追悔莫及。

《茅盾與吳興》是我最先發表在《吳興報》後為《浙江日報》轉載的研究茅公的第一篇文章。以後接連發表了《茅盾的童年、少年和青年時代》、《茅盾——從子夜戰鬥到黎明》、《茅盾擷楚辭入小說》、《青年沈雁冰與中國共產黨》等論文。並在學報上編發了一組“紀念偉大作家茅盾逝世一周年”的文章,而且引起了一些專家、學者的關注。這使得我能有幸出席了19833月由中國作家協會在北京召開的全國首屆茅盾研究學術討論會,並成為中國茅盾研究學會的首批會員之一。會議期間聽取了周揚及文藝界其他領導同誌和前輩作家、學者的報告、講話和發言,對研究茅盾的重要意義及研究方向、方法、途徑有了理性的認識,此後的研究才漸漸走上正軌。至動筆寫《一代文豪:矛盾的一生》這本書之前,在1984-1986年初,我連續發表了《試論深雁冰早期與黨的關係》、《茅盾何時來湖州讀書?》、《茅盾就讀湖州府中學堂小考》、《茅盾大革命時期在武漢的活動》、《茅盾與篆刻》、《從顧仲起到〈幻滅〉中的強連長》、《德鴻與德沚——茅盾結婚前後》、《茅盾的婚事》、《茅盾讀小學的故事》、《茅盾在彌留之際》等。而且,在19857月,我參與了由中國茅盾研究學會、湖州師專和桐鄉縣文化局聯合舉辦的首屆全國茅盾研究講習會的組織與會務工作,結識了全國著名的學者葉子銘、邵伯周、莊鍾慶、丁爾綱、王積賢、李岫、查國華等教授、副教授,得到了他們的關懷和幫助。這幾年間,我還與日本茅盾研究會的學者建立了聯係,並在他們辦的會刊上發表了文章。日本大阪外國語大學中國語係教授、日本茅盾研究會負責人是永駿先生在給我的信裏說:“我去年已在《茅盾研究論文選集》上看到您的文章《試論沈雁衝早期與黨的關係》,尤其對這一段:‘失去黨的組織關係這件事,對沈雁衝個人來說是不幸的,但在中國革命和中國人民,卻可喜地得到了一個繼魯迅之後最偉大的無產階級文學家——茅盾。’我很感興趣!是有意思的看法。去年夏天開研究會時,會上我已把您的這一篇論文介紹給他們。茅盾的身份太複雜,是值得研究的。今年秦德君發表手記《我與茅盾的一段情》(香港《廣角鏡》),茅盾已逝,無從作證,但是有關茅盾身份的一篇驚人的手記。我看茅盾這位作家的魅力在於他雖然骨幹是唯物論馬克思主義者,可是他的意識是多層次多方麵,好像是萬花筒似的。”(1985..3

我意識到,中外學者在茅盾研究中正將作品文本的研究與作家主體的研究結合起來,孤立地研究傷口已不能適應當代學術研究發展的形勢,隻有深入研究創作主體才能使傷口研究進入新的境地。而要研究創作主體,必須全麵熟悉作家的生平和思想、感情,以及作家與時代和他人(包括自己的親人)的關係。我的研究之所以與一些現代文學研究者的研究有所不同而為人注意,就在於我的切入點或重點是作家的生平事跡和思想、情感。這也與我是一個寫作學研究者和寫作教師有關。現代寫作學比傳統寫作學更關注寫作主體的研究,而這種研究與現代文學研究的結果是殊途同歸。還有,我在寫作論文的同時,還寫了一些篇幅較短的有文學性的茅盾生平的故事,這種現象則與我過去曾寫過詩、小說、散文等文學作品有關。研究論文用的是論述的方法,而傳記故事則運用敘述的方法寫成。前者以邏輯思維為主,後者卻以形象思維為主。雖然如此,曆史上一些著名的論著也不乏以敘述和形象化表達為主而寫成的例子。如果那位學者能以敘述和形象生動、可讀性強的方法來表達他的研究成果,那將是極其可貴的。當然我寫的幾篇茅盾的故事僅是寫作論文之餘的副產品,跟那些形象生動、可讀性強的學術論著是不可同日而語、相提並論的。

1980年到1985年這一段時間的茅盾研究論文和茅盾生平故事兩類體裁文章的寫作,是我從事長篇傳記《一代文豪:茅盾的一生》的寫作的前期準備,為長篇傳記寫作奠定了思想和材料的基礎。

 

 

    一部書稿的寫作和問世,寫作主體即作者具有最重要的作用。這是他心血的結晶,筆耕的碩果。然而拙作《一代文豪:茅盾的一生》之所以能寫成和出版,卻與本書的責任編輯密切相關。應該說,本書責任編輯蔣九霄編審是拙作的引路人他扶助者。她為拙作付出了大量的心血和辛勤的勞動。而這位幾十年來“甘為他人作嫁衣”的老編輯卻不讓我在“後記”中寫上她的姓名以表感謝。我知道,她在幾十年的編輯生涯中編輯和出版過多位名作家的作品,其中有王西彥、碧野、王蒙、茹誌鵑、柯靈、舒婷……等的散文集,而她隻是在離休後才提筆寫自己的小說,說是要為自己“作一件壽衣”。但我永遠不會忘記她在我寫作過程中所給予的指導和幫助。如今重溫她和我談論傳記寫作的那些來信,細細思忖,倍感親切。我以為,美國雙日出版公司總編輯肯尼思·D·麥考密克讚譽“天才的編輯”馬克斯韋爾·埃瓦茨·珀金斯的話,同樣適用於我的責任編輯蔣九霄女士:“對待作者,他是一個監工,更是一個朋友,他在各個方麵援助他們。如果需要幫助,他就幫助他安排結構,想出書名,構思情節。他像一個心理學者,一個開導失戀的人,一個婚姻顧問,一個職業經理,一個無息貸款人,忠實地為作者服務。”(1

    拙作的寫作動因就是蔣九霄同誌的一封約稿信。那是198512月初,她到廈門大學組稿時,聽到慶鍾慶教授說我已陸續發表了幾篇茅盾的傳記故事,返回上海後即給我來了一封短信,說她對出版一部茅盾傳記的書稿很感興趣,問我是否願意將書稿的大綱寄給她看看。有出版社編輯主動寫信約稿,我當然很高興。於是在198512月中旬,我將《茅盾的故事》的章節標題寄往上海文藝出版社。很快就收到了她的複信:“閱章節標題後,我確實很感興趣。茅盾這樣一位偉大的作家是值得大寫特寫的。而到目前為止,有關他生平的書籍還很難見到。您編寫此書是非常及時的。……至於寫作進度,能快當然好,但首先要保證質量。望不因趕進度而影響質量。”(85.12.26)她要求我將已經寫好的部分先寄去。其時,我因對寫書沒有準備,擬出提綱後匆匆寫了兩節,連同已發表的幾篇茅盾故事複印後一起寄給了她。請她對我的兩種寫法——一種是通過人物來講故事,另一種是由作者站在第三者的立場上直接敘述一一表示意見。說實話,由於是第一次寫長篇傳記,我的確不知道如何寫作才好。所以,我是多麽需要編輯指點迷津啊!

    作為一個既有經驗又有眼光的責任編輯,蔣九霄女士很懂得作者的心理和需要。她回信說:“比較兩種寫法,我希望您采用《茅盾結婚前後》這一種。此稿材料較多,又有故事的生動性。這種寫法既適合成人閱讀,又適合青少年讀。另一種寫法,‘水’份太多,史實較少,讀之有冗長、不紮實感。”她接著闡明對傳記作品的觀點:“傳記性的作品,最重要的是材料要紮實、真實,這也是這類作品可讀性是否強的重要條件。要在材料豐富、紮實的基礎上求得生動性。讀者心理,總是希望能看到立傳對象的豐富的事跡。你的文筆生動流暢,如能有豐富的材料為基礎,一定能寫出一部好書。(86.1.17)這樣的觀點,我以為很對。中外古今那些傳記名作,無一不是以其材料豐富、紮實在而被讀者喜愛,且為評論家們讚賞的。她在以後的信中又多次提醒我要進一步掌握材料:“‘巧尋難為無米之炊’。紮實的材料是寫好傳記的基礎。如果材料少,生花妙筆也寫不好。”(86.6.2)“寫傳記,材料等於燒飯的米。有了豐富的材料,憑你的文字表達能力,我想念你是能夠把這部書稿寫好的。”(86.6.24)這裏既有嚴格的要求又有熱情的鼓勵。我於是邊寫邊收集更多的材料,又用大量的材料去寫新的章節。此書的材料主要來自三個途徑,一是向茅盾親屬和與茅盾有交往的前輩作家及其他人物采訪、調查、寫信請教,如訪問韋韜、趙清閣、黃源、陳學昭、陳瑜清、秦德君等;二是去茅盾生前曾生活、工作和戰鬥過的一些重要的地方去調查,去感受,如上海、重慶、杭州、北京、南京,尤其是桐鄉烏鎮茅盾故居去過多次;三是大量閱讀有關人士寫的回憶茅盾的文章;四是研讀茅盾和學者們的回憶錄、專著、評論集和資料,如《我走過的道路》、《茅盾文集》、《茅盾書信集》、《茅盾年譜》、《茅盾研究論集》、《憶茅公》、《茅盾紀實》、《茅盾史實發微》……等等。我自信所掌握的材料還是比較豐富的,也是比較紮實的。而且,對於新的材料,我還在寫作過程中不斷地尋找、發現和充實。

    麵對大量的傳記材料,我開始認真而艱苦地構思。因為,隻有當這些材料經過甄別、選擇、整理、加工之後,才能成為傳記作品的血肉筋脈骨骼。“凝神結想”和“心營意造”是這一階段的重要工作。那麽如何處理材料呢?魏巍和錢小惠為了合寫《鄧中夏傳》去訪問茅盾時,曾就傳記的寫作方法向他請教。茅公告訴他們,“傳記的寫作主要是材料問題。首先要注意選擇那些可以斷定可信的東西;中夏的文章可以摘錄,甚至可以全部放進去;別人的回憶可以作些參考。”(2)這段話為我處理各種材料指明了原則和方法。而在寫作過程中,蔣九霄編審不僅對我嚴格要求,而且及時來信提出建議和意見。她在讀了我寫的1-6章原稿之後來信說:“《茅盾的婚事》寫得比《為新娘取名》更紮實、樸實。其他各章如能照這樣寫,也就可以了。”這裏所說的《茅盾的婚事》是已在《文化娛樂》上發表的那篇,而《為新娘取名》則是1-6章中的第6章。她認為這六章“共同的問題是空,真正有用的材料太少。其中如第一章,泛泛而談,有點象新聞報道,比較乏味。這樣的開頭,不能吸引讀者,我意這一章可以不要。《扮犯人》這一章沒有多大意思,不能說明茅盾的什麽。象這樣的情節,在寫到茅盾童年生活時,帶上幾筆就足夠了,甚至可以根本不寫。《滿月酒》本應寫茅盾出生在一個怎樣的家庭裏。這章字數不少,但茅盾到底出生在一個什麽樣的家庭裏,還看不大清楚。多餘的、無用的材料太多,雖然有不少對話等細節,但對於說明茅盾是不起什麽作用的,反使文章顯得是硬拉長的”。她認為,茅盾的母親是值得好好寫一章的,寫出她對茅盾的思想、品德、治學態度……等方麵所起的作用,對茅盾成材所起的作用。但“《第一個啟蒙老師》中這方麵的材料不多,而一些無用的描寫太多”。“從稿件看,似乎你掌握的材料還不夠豐富,但也可能是由於選材、運用材料不當。”(86.6.2)與原稿對照分析,問題正在於選材和用材上。於是我決定推倒重寫,並記下重寫的要點:集中一章寫“母親”,下列幾個小標題,寫有關的內容(時、地有變化,中心一個)。《父親之死》一章:幾件事寫父親。童年壓縮,少年寫其學作文、看養蠶和殺豬、偷看小說、軍訓、南京遊玩、刻圖章、為大同學所辱。蔣九霄得知後立即複信說:“文章結構是為內容服務的。隻要能把你掌握的材料剪裁好、運用好,什麽結構都可以,最好事先不要框定一種結構。”“茅盾的父親、母親各專寫一章或在他章裏也寫到,都可以。但在材料的運用上,一定要扣牢對茅盾的影響(心靈上的,生活上的,或其他方麵的)。總之,不管寫什麽人,目的是寫茅盾,一切材料都要圍著茅盾轉。巴金的散文《願化泥土》裏,寫到幼年時家中馬房裏的轎夫對他心靈的影響,寫得親切、抒情、真實,很感人。這是可以借鑒的。”她還提出:“每一章,按你現在規劃的,順時間寫來也好;但也可以跳躍寫,即揀你心頭材料最多、構思最成熟的章節先寫。這樣寫有個好處,可以寫得順手些,同時可以對某些不大成熟的章節繼續補充材料,進行構思。如此交叉進行,可節省些時間,加快些速度。不論怎樣寫,希望一定要注意材料紮實,不空,不單薄,力避空洞的描寫。”(86.6.24)這些意見很寶貴,我都努力去實行了。

    傳記既是曆史作品又是文學作品。不論是史作還是文學,都應有自己的寫法,都應形成自己作品的風格。關於寫法,我在拙作《後記》中曾說:“要寫一部茅盾全傳,無論從哪個方麵來看,我都是力不勝任的。怎麽辦呢?我轉而著手寫一個個有關茅盾生平事跡的故事,短的二三千字,長的五六千字。我認為這樣也可以寫出茅盾在各個時期的動人事跡,反映他那豐富的革命與文學的一生。我的這個想法得到了廈門大學莊鍾慶教授、上海文藝出版社編輯同誌的熱情肯定與鼓勵”。蔣九霄來信中說我“對此稿的章節構想很好,為了保證此書獲得大的成功,寧可多花工夫。”她認為,在寫作時,“表現手法也可以靈活些,除以故事情節為主外,也可以適當采用敘述,因有些情況,難以用故事情節表達。”(86.2.5)她還提醒我:“不要把力氣花在無用的描寫上,還是寫得紮實、樸實一點好。最好以敘述為主。不要寫那些無用的對話、細節。”(86.6.2)又說:“最好多看些寫得好的中外傳記,以借鑒。”(86.6.24)根據她的意見,我在一年多時間裏選讀了二十幾本傳記名著,從中深受教益。於是我盡量借鑒它們的寫法,因而加快了寫作進度。幾個月後已寫出書稿的三分之二。1987.2.27接到蔣九霄的信,內稱:“從廈門回滬,讀到你最近來信,知你又寫了許多。看來你越寫越順手了。年前寄來的十章已閱,大體上可以,無需動大手術。但有些華而無關緊要的描寫要壓縮,有些事跡要補充些。總之,希望力求紮實、樸實、豐富。”(87.2.27)在蔣九霄這位富有學識和編輯經驗的責任編輯幫助下,我下決心舍棄了在小說寫作中必不可少的大量想象、虛構和華麗的描寫與長篇的鋪陳敘述,她在閱稿時也協助我進行刪削。經過努力,終於形成了這本書的風格:真實、紮實、樸實。當然,作為一本文學傳記,必不可少的還有它的內容的豐富、新穎,語言的形象、生動,而這些則是每一本文學傳記都應該具備的共性。創作實踐啟示我:風格就是作家的個性,它是由作品的個性體現出來的;沒有作品的個性,也就是沒有作家的個性,沒有作家的風格。

在書稿的寫作過程中,對新的章節的寫作與對舊的章節的修改是交錯進行的。根據蔣九霄編審的要求,我將已寫好的第一稿的一些章節掛號寄給她審閱。與此同時,我繼續寫新的章節。當她把審過的稿子退給我修改或要求我重寫時,我雖然看了她的信,了解了她的意見、要求,但我並不立即著手改寫,而是繼續寫新的章節。在補充了新的材料,或者對某一章、某幾章重新構思好了之後,再放下新的章節而著手重寫或改寫。有時,即使是已準備好了應補充的材料,已重新構思成熟,但新的章節正寫得順利時,我仍不停下新的章節的寫作。隻是到了文思阻塞、滯留不前時,我才回過頭拾起舊的章節進行修改或重寫。一般情況下,都寫得比較順手。在稿子的質量問題上,我自己和責任編輯都有一條原則:“嚴格要求”。所謂“立馬可待”、“出口成章”、“下筆成文”,寫作短詩、短文或許適用,而不適用於長篇的創作。作者自己和出版社編輯雙方都“嚴格要求”,必須會有推翻重寫、動大手術等情形。

在我將六章60多節書稿交給蔣九霄之後,她複信說:“最近開始看來稿。第一章不理想,基本上還是原來的。有的不能用;有的要推倒重來,重新改寫;有的要作較大的修改。但第二章不差,每一篇都可用,隻要稍作修改補充。第三章尚未看,全部閱完後再與你聯係。”(87.5.14)不久,她又來信說第二、三、四、五等章較好,唯有第一及第六章要大改。從875月曆0日起,我就開始改寫第三稿的前幾節。67蔣九霄編審由上海來到我所在的湖州,她花了三個半天和我詳細討論了全部書稿的修改問題。然後她去南潯參觀了聞名遐邇的嘉業藏書樓,又去桐鄉烏鎮參觀了茅盾故居。返回上海後,她來信說:“去茅盾故居參觀一下,大有收益。那裏有不少有時代意義、有生活氣息而且拍得很好的照片,以後都可收進集子。在陳列室的資料中,有茅盾在上海為罷工工人起草的複工條件的資料,希望能將此事跡寫入稿中。還有在茅盾母親照片下有四句說明,很概括,很貼切,可作為你寫作的提綱。”(87.6.15)這以後,從6月中旬到1020,我連續揮筆改寫書稿。其間陸續將改寫好的稿子寄給她,而她也及時審讀、複信和退回一些稿子讓我再作修改。在9月的一封信裏,她告訴我預定於11月中旬編好發稿,要我抓緊改寫。早在8662她就在信中提出:“我衷心希望你能及時寫好這部稿件,希望你寫作不走彎路。本來,你寫這部書稿的最大優勢是動手早,如能按你原告訴我的時間完成,在全國還是第一本寫茅盾一生的書。如果時間拖久了,別的寫茅盾一生的書出版了,你稿的內容難免與人家的重複、雷同,這樣,你就被動了,我們出版社也被動了,是否出版,要看具體情況了。我懇切地希望你不要喪失你的優勢。”這是建議,是提醒,也是忠告!我一直對自己說“時間要早”、“機不可失”!而在一年多的時間裏,我新寫、重寫、改寫的字數達百萬字之上,不少章節是三易其稿。她也抓得很緊。對於那些經她認可的章節,已經開始了編輯加工,而另一些還需修改的又在信中難以說清楚的,她邀我到上海文藝出版社創作室住下修改。我因10月下旬去溫州出席省寫作學會學術會議,複信告訴她擬於114去上海修改書稿。但她於1027來信催我即去上海,因她將有海南之行。信中寫道:“你114日來滬,我們就來不及在11月中旬以前發稿了。你那最後一本是幾本中字數最多而且估計編輯加工量最大的一本。在預定發稿前我就來不及編好了。因我在1115要動身,在動身前也要做些準備工作。稿件編好後,還要辦許多發稿手續才能發稿(約要兩天)。再加我這裏已經編好的稿件還有幾十處要你作小的修改加工,你也來不及在預定發稿前幹完。所以我想請你在1031日來滬。你未完成的稿子可以帶到上海來改。這樣,我可以把你已經改好的先編,你繼續修改未完成部分。你已經寄來的,到明天我可全部編好。還有些小修小改部分(都是情況未說清楚的),我因不了解情況無法修改,要等你來辦。”我111從溫州返回湖州,閱此信後,第二日晨就趕往上海,見了蔣九霄編審之後,下午就開始改稿子。改寫中遇到問題,就與她一起商量。我一邊改,她一邊編,合作得很順利。至1114,全部書稿改畢定稿,我返回湖州。過了兩天,她來信說,領導通知要學習黨的十三大文件,暫緩外出,她的海南之行要推遲到本月底,而我的書稿倒可以在她外出之前發稿了。(87.11.16)這之後,我還遵她所囑,對書名作了反複斟酌。起初,擬定的書名是《茅盾的故事》,後來,蔣九霄提出“《茅盾的故事》象是少兒讀物的書名,望能考慮改一個”。此後,我經考慮,問她是否可用《茅盾傳》或《茅盾的一生》。她複信認為:“書名《茅盾傳》似太嚴肅,與內容及寫作形式不甚相符。《茅盾的一生》似也有些缺點。最好是能表達出‘故事’,而又不用‘故事’,總之要優美些、活潑些。反正書名可慢慢考慮,稿件寫好後再考慮也可以。”(86.2.5871014定稿時,書名改為《茅盾的腳印》,但是仍覺不好,比較輕飄,難以表達書的質與形。因此她又來信說:“關於書名,你如還有什麽考慮,可在25日前來信告我。”(87.11.16)由於她這一句話,我擬出了六個書名,並寫信告訴她我傾向於用《一代文豪茅盾》或《茅盾的一生、《茅盾的人生故事》。不久,她來信稱:“稿件已經領導審閱,一字未動,全部通過。但附錄不用了,因此稿的發行對象是一般讀者,不是專門人員。書名決定用《一代文豪:茅盾的一生》。”(87.11.24)至此,書名終於確定。

從開始單篇發表“茅盾的故事”,到擬出《茅盾的故事》書稿的章節標題,對各個章節的內容進行構思,執筆寫作,反複修改,最後經編輯加工、發排,還有挑選封麵照片,編輯及裝幀設計人員去烏鎮茅盾故居參觀和挑選插頁的照片,直至198810月出版、19891月拿到樣書,前後經過了五年的時間。這本書的寫作就象是一次長征,其中的風風雨雨、甜酸苦辣,非一篇文章難以說明清楚、透徹。人生曆程和寫作生涯中的這段往事已成為難忘的美好的記憶,它對我的考驗、鍛煉使我在人生和事業上進入到一個新的階段。而我之所以不厭其煩地多次、大段地抄引責任編輯蔣九霄女士給我的信,既是為了說明她對我寫作此書的巨大幫助和支持,也是想讓她的文字——思想能借這篇文章得以存留並傳達給其他從事寫作、研究寫作和書刊編輯的讀者、朋友。正是作者與責任編輯的富有成效的合作,以及許多幫助和支持作者采訪、調查、借書刊資料與協助整理、譽抄書稿的同事、親友的關懷及友情,才使得這部被韋韜同誌(茅盾的兒子)稱為“第一本茅公的文學傳記”的《一代文豪:茅盾的一生》由上海文藝出版社出版、問世。

 

 

    一部書稿寫完和印成書,還不能說寫作已經完成,更不能說作者已經成功。法國偉大的作家薩特認為,作者寫成書還隻是完成寫作任務的一半,而另一半則需要讀者去完成。不被讀者接受和首肯的書,無異於一堆廢紙。對於拙作《一代文豪:茅盾的一生》來說,也是如此。

    所幸的是,初版書在各地發行之後,很快就受到讀者的歡迎。《文藝報》、《文學報》、《書訊報》、《浙江日報》、《杭州日報》、《錢江晚報》及一些學術刊物發表了書訊和書評,《嘉興日報》、《湖州日報》刊出了記者的專訪文章。韋韜複信作者說:“今日收到大作,十分高興,謝謝了。書收到後即翻了一下,尚未來得及細讀,先查了一下印數,見隻有3700冊,所以趕快給你寫這封信。你這本書是第一本茅公的文學傳記,我自然要多保存幾本。但我擔心在北京的書店中買不到,因為印數太少。所以隻得請你幫我再‘弄’五本來,書款照付。這封信就隻談買書的事,晚了,怕連你都買不到了。”(89.1.8)中共浙江省委宣傳部副部長兼浙江省新聞出版局局長梁平波先生讀到這本書後複信作者指出:“茅盾先生是我國著名的文學家、革命家,在現在能為他立傳是一個很值得稱頌的事情。相信此書的出版和發行將會產生社會積極的反響,特別是現在出版業受到金錢衝擊、大量武俠和閑書叢生之時,能夠看到這本書的誕生十分興奮,十分感謝您和上海文藝出版社的同誌們,你們為社會提供了一份厚禮。”(89.3.23)中國茅盾研究學會常務理事、《茅盾年譜》作者萬樹玉致信作者:“不久前剛拜讀完老邵的評傳,現在又看到你的傳記性著作;現在可以說,我們對茅公一生的經曆和道路總算有了比較係統、全麵的研究和記述了。老邵的著重於評價,你的主要在記,兩者近乎姐妹篇了。大作隻是粗略瀏覽一遍,未及細讀,初步感覺很好,內容翔實新鮮,寫得活潑,對研究了解茅公的生活道路、創作道路和政治道路都有幫助和啟迪。”(3)(89.2.12)現代文學研究專家、《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編輯部負責人吳福輝先生認為:“給這樣的大作家寫傳甚不易,我有體會。你現在完成的是紀實性普及型的作品,應當是功德無量的。”(89.2.13)中國茅盾研究學會常務理事、著名學者查國華教授撰寫了書評《茅盾研究的新收獲》(4),青年學者、《胡適傳》作者沈衛威博士也發表了書評《一座雕像的誕生》(5),作家、青年學者陳星的書評是〈他寫活了茅盾〉(6),學者、作家方伯榮副教授的收評題為〈可信·可親·可愛〉(7),青年學者餘連祥碩士的書評題目是〈一本非同一般的名人傳記〉(8)。作協浙江分會書記處書記、作家華人秀稱讚“此書不僅為浙江文學界作出了一大貢獻,也為全國讀者了解一代文豪茅盾的身世奉獻了翔實而又有文采的材料。”(89.3.3信)茅盾表弟、翻譯家陳瑜清先生說收到此書後“一口氣就拜讀了十七題,覺得你掌握的材料是很豐富的,有許多事實,我讀了才知道。”(89.3.11信)還有一些讀者因在書店買不到此書而寫信給我或出版社;桐鄉烏鎮茅盾故居管理所曾進了60本書,他們說:“大作深受前來參觀的各界人士的歡迎,認為寫得很好,有助於對茅盾的了解和研究。現此書已經銷售一空;據說上海、北京、杭州、嘉興等地書店也已售罄。為此,建議上海文藝出版社能添印一批,以滿足讀者的需要。煩請您轉告該社。”(90.5.11信)這本書出版後,在國外也有一定的影響。日本橫濱國立大學副教授、中國文學學者白水紀子博士寫道:“我拜讀了你的大作,從中學到了很多東西。特別是四十年代以後茅盾的生活狀況,你記述得很詳細。這對我研究茅盾後期的生活,幫助很大。”(89.7.10信)加拿大學者、中國文學研究專家陳幼石教授也曾托北京茅盾故居負責人瞿勃先生向我求索此書。以上這樣的多方麵反響和評價,對我都是很大的鼓舞和激勵。

    從書稿出版後社會各界反饋的信息中,我也發現了這本書的許多問題。其一,書的內容前詳後略。正如陳星同誌在書評中指出的那樣:“這既然是有關茅盾先生一生的紀實文學作品,就應該對主人公在1949年以後的情況作足夠的描述。隻有這樣,才能讓讀者對茅盾有一個完整的認識。但此著僅有七分之一的頁碼敘寫茅盾後半生三十餘年的曆史,跳躍幅度太大,讀後頗有失重之感。”造成這個缺陷的原因有三點:一是我在采訪、調查上花的功夫還不夠,訪問的人不多,調查的材料少;二是由於茅盾生前已列為國家領導人之一,無法看到他的檔案材料(作者的小人物身份與傳寫對象的大人物身份矛盾使然),而茅盾留下的幾十本日記也因未發表無法看到。書中寫到他在“文革”浩劫中的遭遇,所引用的那幾段日記還是從葉子銘教授的《十年浩劫中的茅盾》(9)中轉引來的。三是初稿中已寫的部分章節,如《“左”的印記》(寫茅盾在《紅樓夢》批判和批判胡風等政治運動中的情形),在定稿時拿掉了。另外拿掉未用的還有茅盾與秦德君關係的《婚後的戀愛》等篇。其二,在對傳主茅盾形象的塑造和描寫上,未能充分深入人物的心靈進行刻劃。有的評論尖銳地批評本書“作者缺乏足夠的勇氣對人物複雜的心靈世界作出深刻的剖析”,認為:“茅盾和秦德君在日本的一段戀情,作者沒有隱去當然值得稱道,可隻是冷處理成‘異國寂寞的生活,使他們相互接近,又互相愛戀,又同居了’。為何不能放開寫呢?”有的書評說本書“終究未能突破茅盾生平事跡研究的框架。……如在《亡命日本》的一章中著重寫了茅盾創作小說《虹》的過程,而對茅盾與秦德君相處的事隻是打了一個擦邊球……又如關係茅盾一生的轉折的《上下廬山》一章中,茅盾在大革命關鍵時刻受黨指派,帶了二千元的一張支票去南昌,但他結果沒去成。作者力圖從客觀環境(因路不通)去反映茅盾當時確實無法去南昌的原因,而不是從主觀意識上去剖析,這無疑使人感到有點牽強附會,象是為人物安排了一個合理的台階”。還有的書評說:“李廣德先生的《一代文豪:茅盾的一生》,從茅盾研究的角度看是認真的、刻意求新的,然而從傳記文學的視點出發,他又為‘為聖人諱,為尊者諱,為長者諱’的枷鎖所束縛,最終把自己的‘獨立的自我意識’給隱沒了”。沈衛威博士指出:“正如我稱它為‘一座雕像’,此書有的部分顯得粗糙、模糊,有的部分則因太受史實的影響,而沒能放得開。對茅盾豐富、複雜的精神世界的揭示還沒有提到一種有意識狀態中,因而使得這方麵顯示出一些不足”。其三,書中的一些史實材料欠準確或應補充。沈衛威博士研究茅盾回憶錄《我走過的道路》發現有一百多處有錯誤,他說拙作中雖改正了不少,但因引用茅盾回憶錄的材料,也有二三十處錯誤。查國華教授在書評中提出:“第四十五章《蔣介石發出邀請之後》中提到:‘抗日戰爭爆發的第二年’,蔣介石政府曾托鄭振鐸函邀茅公參加第三期廬山座談會。這類材料可能是有出處的,但可靠性卻值得懷疑。因為,茅公從1937年底離滬後,輾轉定居香港,直到1938年底才離港;而鄭振鐸一直留在上海。他們之間在1938年中似未見麵,故事實真相如何,尚待進一步考訂。有些章節,似還可以補充。如《〈腐蝕〉轟動香港》,似可考慮補入《青年的痛苦》、《霧夜偶記》等文。前者可以幫助讀者了解茅公對當時‘大後方’的法西斯行徑的態度;後者可以幫助讀者了解皖南事變後茅公的心情。都是難得的研究《腐蝕》的好文章”。其四,好幾篇書評和不少學者、專家、教授來信批評書的印刷質量差,封麵色彩不好,書中照片不清楚,不象是上海文藝出版社這樣的大出版社出的書。這些批評都是善意的,對我很有參考價值。在1992年2月第二次印刷時,出版社已據我的要求改正了書中的一些錯誤,對封麵印刷也作了改進,並且加以塗塑;但由於是按初次印刷的紙型重印,所以在書的內容上無法進行大的修改和補充,隻有留待以後有機會再版時,再作改寫、新寫。

 

《一代文豪:茅盾的一生》不是一部茅盾全傳。嚴格說來,它隻是茅盾一生中閃光的62則傳記故事,以62顆珠子串起的一掛珠鏈。我寫茅盾傳記故事,既是茅盾研究事業所需,也是熱愛茅盾的讀者所需。美國文學批評家韋勒克和沃倫在《文學理論》一書中,把文學研究的諸種方式劃分為“文學的外部研究”和“文學的內部研究”兩大類。而“傳記式的研究方法”是“文學的外部研究”方法中的第一種。他們認為:傳記是一種古老的文學類型;從編年和邏輯兩方麵來說,傳記是編史工作的一部分;“傳記家要解釋詩人的文獻、書信、見證人的敘述、回憶錄和自傳性的文字,而且還要解決材料的真偽和見證人的可靠性等類的問題。在傳記實際撰寫過程中,傳記家遇到敘述上的年代順序,素材的選擇,以及避諱或坦率直書等問題。傳記作為一種文體所大量地碰到和處理的就是上述問題。”(10)雖然他們對傳記式的文學研究方法持較多的批評態度,但他們並不否認“一部文學作品的最明顯的起因,就是它的創造者,即作者。因此,從作者的個性和生平方麵來解釋作品,是一種最古老和最有基礎的文學研究方法。”(11)“傳記式的文學研究法是有用的。首先,它無疑具有評注上的價值:它可以用來解釋作家作品中的典故和詞義。傳記式的框架還可以幫助我們研究文學史上所有真正與發展相關的問題中最突出的一個,即一個作家藝術生命的成長、成熟和可能衰退的問題。傳記也為解決文學史上其他問題積累資料……”。(12

傳記式的文學研究方法就使我對茅盾——創作主體的各個方麵及其與中國革命和其他各種人物的關係有了更多的了解,這無疑有助於我研究和深入理解茅盾的作品。何況傳記作為一種文體,它的存在價值有著更寬泛的意義,即傳記帶給讀者的信息是多種多樣的,決不限於文學(包括文學批評)一種信息。因此,一部文學傳記尤其是大作家的傳記,就具有廣泛的社會價值,而為社會各界讀者所接受。本文是關於拙著《一代文豪:茅盾的一生》這部文學傳記的寫作和出版的論述,不是一篇文學作品創作經驗的總結,也不同於其他的對一篇作品的寫作進行客觀研究的論文。這篇文章既有我的寫作體會與研究寫作的心得,也有我對責任編輯在書稿完成和出版問世過程中作用的認識,還有我對讀者在完成本書“另一半寫作任務”中的作用的看法和態度。我想,不論是從事茅盾研究的讀者,還是進行寫作研究的讀者,以及正在或準備文學傳記寫作和研究的讀者,都會對拙文感到興趣。為此,期待各界讀者給予批評、教正。

19925-10月於吉山寓所

 

注釋:

1[]A·斯科特·伯格:《天才的編輯》,孫致禮等譯,陝西人民出版社19874月第1版,第6頁。

2)魏巍:《敬悼茅公》,《解放軍文藝》1981年第5期。

3)信中所說的“老邵的評傳”係指邵伯周教授著的《茅盾評傳》,四川文藝出版社1987年出版。

4)(5)刊於《湖州師專學報》“茅盾研究專號”。

6)刊於198969《杭州日報》。

7)刊於1989918《書訊報》。

8)刊於198959《錢江晚報》。

9)《鍾山》1986年第2期。

10)(11)(12[]韋勒克·沃倫:《文學理論》,劉象愚等譯,三聯書店198411月第1版,第69頁,第68頁,第74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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