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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教是民主的天敵

(2007-07-27 21:26:27) 下一個
儒教是民主的天敵zt

民主,就是人民作主。狹義上,他是一種與專製對立的政治體製;廣義上,一切與專製對立的東西,皆可稱之為民主,比如:經濟民主,軍事民主,民主管理,民主作風等。民主思想,首先是指關於民主政體的思想,同時也包括一切與專製主義相對立的思想,比如:平等思想,法製思想,自由思想,分權思想等等。  

“民主”一詞源於希臘文δημοκρατοζ,由“人民”δημοζ和“權力”κρατοζ兩個詞合成,意為“人民的權力”。“民主”對中國來講是一個舶來品,他是西方列強通過槍炮硬塞給我們的“禮物”。中國古書中也有“民主”一詞,如《尚書》《左傳》總的“簡代夏做民主”“天惟時求民主”“其語偷不似民主”等等。這裏的“民主”,意思是“民之主”,它和現代的、西方的“民主”是意思相反、完全不同的兩碼事。希望弱智者和別有用心者不要以此論證中國古代也有“民主”甚至“民主”誕生在中國。

民主是動聽的,但中國人對他是陌生的。雖然中國人普遍對民主抱有很大的好感,但這種好感僅僅是葉公好龍,它與中國人真正接受民主之間尚存在非常遙遠的距離,因為占據中國人身心、支配中國人日常行為的曆史悠久的傳統文化無論是在形式上還是在實質上都是與民主格格不入的,中國以儒教為代表的傳統專製文化是一套土生土長的與民主價值觀完全對立的價值體係。因此,在標誌著中華民族覺醒的新文化運動中,追求民主和打倒孔家店是同時進行的,二者本來就是一回事。在中國,要維護專製就必須尊孔崇儒;要實現民主就必須打倒孔家店。對此,新文化運動的先驅們說的已經足夠的多,也足夠的深刻了。後來者,不論是對傳統文化的批判還是所謂傳統與反傳統之間的對話,都是老調重談,低層重複,並無新意,他們不論是在理性的學術深度上,還是在感情的激烈程度上,都沒能超過先人。傳統文化的話題在今日中國已經成了一個令人厭倦的老生常談了,但是問題遠沒有解決,民主仍遙遙無期。今天,如果再次贅述,真怕外人嘲笑中國人的智商。但鑒於中國民主不行的現實,老生常談還不能不談。

現在,讓我們粗略地探討一下以儒教為首的中國傳統文化反民主的本質。

首先,儒教是扼殺平等的。   

儒教的思想核心是"仁"。“仁”是一個很具欺騙性的儒教概念。“仁”是個什麽東西呢?“樊遲問仁。子曰:‘愛人’”。⑴ 儒教讓人怎麽去愛人呢?“子曰:……仁者人也,親親為大。”⑵(仁就是愛人,其中愛自己的親人是最重要的。)除了“親親為大”之外,儒教也主張“泛愛眾”⑶,主張“老我老,以及人之老;幼我幼,以及人之幼。”⑷ 但這種“泛愛”並不是平等、博愛,而是“篤於親”⑸的,是以自我為中心,以血緣關係向外依次遞減的愛。儒教的仁愛是建立在血緣原則之上的有遠近、有等級的愛。

儒教這種建立在血緣之上的有等級的愛,塑造了中國人根深蒂固的不平等意識。

為了維護、鞏固這種不平等的仁愛,儒教發明了等級禮製。“子曰:“……親親之殺,尊賢之等,禮所生也。”(愛親人有遠近之分;尊賢人有等級之分。這就是禮所產生的緣由 ⑹ 儒教禮製內容龐雜,包羅萬象,人的衣食住行、生老病死無不被禮製囊括於內。其核心內容是三綱: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夫為妻綱。綱,本意是網上的總繩,君、父、夫為“總繩”,臣、子、妻為“網”,網對於總繩來講,除了服從還是服從,君叫臣死,臣不得不死;父叫子亡,子不得不亡。一國之君是所有臣子的綱,臣子們又是自己兒子、妻子的綱,整個國家便形成了一個以皇帝為總綱的金字塔式的關係網,這個網是真的疏而不漏,每個中國人都逃脫不了。在這個專製的網中,君、父、夫隻有權利而沒有義務,而臣、子、妻隻有義務而沒有權利,“君可不敬,臣不可不忠;父可不慈,子不可不孝。” ⑺ 這是一種單向的權利、義務關係,裏麵沒有雙向製約,不存在絲毫平等觀念。

三綱之外尚有五倫:君臣、父子、夫妻、兄弟、朋友。五倫之外,尚有公媳、婆媳、叔嫂、妯娌、叔侄、姑侄、舅甥、姨甥、堂兄弟、表姊妹等等人倫,中國的人倫所以複雜,就是因為儒教是以此來讓人們辨貴賤、明親疏、別父子、知上下、識遠近,使得家族長幼有序,尊卑有等。

五倫之中的兄弟,要求弟弟對兄長絕對服從,這一點在儒教禮製觀念中是僅次於孝道的相當重要的人論,因此二者常被合稱為“孝弟”。五倫之中的“朋友”,既無血緣關係,又無婚姻關係,應該擺脫父子、兄弟之間的服從關係,平等相處了吧,偏不!儒教連他也不放過,硬是用不平等的血緣關係將之強奸了:儒教通過結拜兄弟的方式將朋友泛血緣化、泛兄弟化了。還美其名曰:“四海之內皆兄弟也”。⑻

在中國,非血緣的朋友關係是以拜把兄弟的方式建立的。拜把兄弟,要磕頭、燒香、喝血酒,以年長者為尊,它其實是一種泛家族化的宗教儀式。儒教通過拜把兄弟這種方式使他的等級禮製觀念突破了血緣家族的範圍,一下子放之四海皆準了。“拜把兄弟”在遭到將之視為“封建思想”“宗派主義”的共產黨的猛烈批判之後,大體上退出了中國的曆史舞台,但是作為一種思想意識,他仍廣泛存在於今天中國人的頭腦之中。許多人,初次相逢,酒過三巡之後,便開始互敘年齡稱兄道弟起來,不如此,關係就不會親近,就不算交上朋友。“兄弟”一詞至今仍被廣泛使用著,“朋友”與之相比要遜色得多,通常所謂的“兄弟”其實就是指朋友,而“朋友”則是指關係平淡的“熟人”而已。“弟兄”這個大家並不認真的稱謂,“稱兄道弟”這個大家並不注意的行為,細究起來其實是儒家思想的殘餘,盡管他們不起眼,不夠斤兩,但是他們卻在時時刻刻蠶食、消磨人們的平等意識。這也不能怪今日的中國人,馬克思並沒有教人怎樣處朋友,一個“同誌”太粗泛,太幹硬,滿足不了人們的感情需要;又沒有平等神聖的觀念能使得中國人將“朋友”“友誼”本身視為一種美德,一種榮譽;更沒有基督教的超血緣“弟兄”讓中國人來取代儒教的血緣“弟兄”。

儒教的不平等不單單表現在人倫之上,它表現在生活的方方麵麵:

天子有七座宗廟,諸侯有五座宗廟,大夫有三座宗廟,士有一座宗廟。天子用豆器二十六個,諸公用豆器十六個,諸侯用豆器十二個,上大夫用豆器把個,下大夫用豆器六個。諸侯用七個副官陪同,享受七席菜的招待;大夫用五個副官陪同,享受五席菜的招待。天子的坐席是五層,諸侯的坐席是三層,大夫的坐席是二層。天子死後七個月下葬,用五層墊席和杭木,用八層個扇;諸侯死後五個月下葬,用三層墊席和杭木,用六層隔扇;大夫死後三個月下葬,用二層墊席和杭木,用四層隔扇。⑼

同時儀表,說法就不同:

天子穆穆,諸侯皇皇,大夫濟濟,士蹌蹌,庶人僬僬。

同是老婆,稱呼也不相同:

天子後妃曰“後”,諸侯曰“夫人”。大夫曰“孺人”,士曰“婦”庶人曰“妻”。

同是死,叫法也不同:

天子曰“崩”,諸侯曰“薨”,大夫曰“卒”,士曰“不祿”,庶人曰“死”……。⑽

今天中國雖然摒棄了傳統的表麵,但卻繼承了傳統的實質:比如同樣是奸淫,對於百姓是罰款問題,對於低級幹部是道德品質問題,對於中級幹部是生活作風問題,對於高級幹部是小節問題,至於領袖嘛,就成了健康問題了。
…………

儒教對自己所立的禮是極力維護的,

不知禮,無以立也(11)
在上不陵下,在下不援上。(12)
不守其位,而能久者,鮮矣(13)
卑尊已著,上下已分,則人倫法矣……以臣不幾可以疑主,賤不幾可以冒貴,下不陵等則上位尊,臣不逾級則主位安。謹守倫紀,則亂無由生。(14)

儒教的禮和仁是統一的,禮是仁的外在製度,而仁則是禮的內在精神。
仁義製度之數,盡取於天。

君臣父子夫婦之義,皆取諸陰陽之道。(15)
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陳,貴賤位矣。(16)
對於天經地義的等級禮製,人民隻能“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如果人民能過做到“一日克己複禮”便能“天下歸仁矣”。(17)

中國的開國皇帝們本來對儒教的“神聖”禮製是嗤之以鼻的,他們不是篡政奪權的逆子二臣,就是犯上作亂的農民,要不就是入侵中原的胡人,在儒教的眼中,他們都是小人、禽獸。但當他們當上皇帝後便改弦易張、尊孔崇儒了,為什麽呢?因為他們知道儒教的綱常禮製名為仁義,實為君桎臣、官軛民、父壓子、夫困妻的鉗製之術,是專製帝王理想的鉗製天下、愚弄黔首之器。   

儒教的“仁義”製度不僅製人之身,且兼能製人之心。在他的內外鉗製之下,中國人早已養成“卑屈之風,服從之性”“一任昏暴者之蹂躪魚肉,宰割烹醢”甚至“蹈湯不怨,赴火不辭,呼吸彌留際猶牢守‘臣罪當誅,天王聖明’之念,以流臣節於天壤,傳青史於後人。”(18)

儒教殺人於無形,其毒更甚於洪水猛獸。

儒教的長期浸潤使得平等觀念在中國人的頭腦中沒有絲毫立錐之地。在中國,人民除了長期的絕對服從之外,唯一的選擇就是造反,“舍得一身剮,敢把皇帝拉下馬”。把皇帝拉下馬,並不是讓皇帝從此消失,而是要自己上馬當皇帝,“皇帝輪流做,明年到我家”。“革命”就是“我要什麽就是什麽,我喜歡誰就是誰。”(19)--不是我服從你,就是你服從我;不是你為我綱,就是我為你綱。要麽做逆來順受的奴才,要麽做為所欲為的皇帝,二者必居其一。平等是什麽?民主又是什麽?不讓當皇帝,又不讓當奴才,上不著天,下不著地,讓咱咋為人哩。別說皇帝不願意,就是我們當奴才的也不會同意!

中國欲實現民主,不僅需要培養國民的平等精神,更需要一個支撐平等精神的堅固的十字架。

儒教的仁,是對自己親人、孩子的愛,是母雞式的愛,是婦人之仁,是小愛。

基督的愛,是真正的愛,是平等的博愛,是大愛。基督的愛,是超血緣、超階級、超種族的。在上帝麵前,尊貴的、卑微的,富有的、貧窮的,健康的、病弱的,人人都是平等的。

正是上帝、基督的博愛,塑造了基督徒的平等精神,奠定了民主的基礎。

讓我拋棄、忘記那害人的綱常禮教,來洗耳恭聽上帝的福音吧:

你們做妻子的,當順從自己的丈夫,如同順服主。因為丈夫是妻子的頭,如同基督是教會的頭,祂又是教會的救主。教會怎樣順服基督,妻子也要怎樣凡是順服丈夫。你們做丈夫的,要愛你們的妻子,正如基督愛自己的教會,為教會舍己。(以弗所書5:22)
你們做兒女的,要在主裏聽從父母,這是理所當然的。要孝敬父母,使你得福,在世長壽。這是第一條帶應許的誡命。你們做父親的,不要惹兒女的氣,隻要照著主的教訓和警戒養育他們。(以6:1)
你們做妻子的,當順從自己的丈夫,則在主裏麵是相宜的。你們做丈夫的,要愛你們的妻子,不可苦待她們。你們做兒女的,要凡事聽從父母,因為這是主所喜悅的。你們做父親的,不要惹兒女的氣,恐怕他們失了誌氣。(歌羅西書3:18)
中國人要麽遵守三綱五常,要求絕對秩序;要麽就打倒三綱五常,要求絕對平等。中國人從來就沒有弄明白父子、夫妻究竟應該怎樣相處。這也怪不得中國人,除了上帝,誰又能搞明白呢?世上再也沒有比上帝福音更好、更科學、更言簡義深的教訓了。

其次,儒教是反對獨立的。

儒教孝道的要求不僅是嚴肅的,也是廣泛的,它不僅要求子女對父母絕對服從,還要求子女不得離開父母,要與父母永遠住在一起,直到為父母送終。“父母在,不遠遊。”(20)為了隨時伺候父母,子女還不能出門遠遊。四世同堂、五世同堂是中國人追求的家庭理想,是家庭美滿的象征。一個人成年後離開父母自己獨居,在中國人看來這等於是拋棄父母,是不孝的行為,是沒良心的表現。

單單住在一起還不夠,儒教規定,父母在,子女的經濟不能獨立,子女必須將個人的所得悉數交給父母,由父母支配,否則,是不孝的行為。“父母存,不許友以死,不有私財。”(21)。唐朝的法律規定:祖父母、父母、甚至曾高祖在是,子孫別離戶籍,分異財產者,徒刑三年;卑幼不有尊長,私輒用當家財物者,十匹笞十,十匹加一等罪,直到杖打一百。宋朝司馬光的《涑水家議》中說:“凡為人子者,毋得蓄私財。俸祿及田宅收入,盡歸之父母,當用者請而用之,不敢私假,不敢私與。”清朝的《清律輯注》規定:“一戶之內,所有田糧,家長主之;所有錢財,家長專之。”……。

和父母住在一起,將經濟權悉歸父母還不夠,做子女的還要從內心依賴父母,在父母麵前永遠像個孩子才算真正的孝順。“大孝終身慕父母”(22)(慕:依戀的意思。)“孔子曰:舜其至孝矣,五十而慕。”(23)(孔子說:舜是最孝順的人了,五十歲了還依戀父母。)

經過社會主義改造後的中國社會,表麵上,已有了很大的改觀,在農村,兒子可以不再和父母擠在一個院子裏了,在城市,想四世同堂也沒有那個條件了,做子女的經濟也可以獨立了。但是儒教的傳統仍然頑強地生存著,沒結婚的,結過婚的年輕人和父母住在一起、生活在一起的現象仍然很多,如果住房條件不允許,子女們也想方設法和父母在一起吃飯。就是不和父母生活在一起的年輕人,也遠遠不能擺脫對父母物質和精神上的依賴,得到真正的獨立。今日中國社會在大體上仍保持著子承父業的古老氏族世襲傳統,年輕人踏入社會尋找工作,是離不開父母的幫助的。有了工作上了班後,工資少得可憐,僅夠吃飯,年輕人需要交往、戀愛、結婚,經濟上還是離不開父母的救濟。尤其是結婚,需要房子,按一般年輕人的工資,沒有二十年的積蓄是買不起一座房子的,怎麽辦?隻有依靠父母。對此,他們的父母不僅不認為是負擔,反而將為孩子完婚視為自己義不容辭的義務和責任,他們半生靠省吃儉用節省積蓄下來的錢本來就是為自己孩子結婚準備的,如不夠用,他們還會像老牛一樣不惜老邁的身體拚命地給孩子掙錢。對此,他們的孩子,身強力壯的青年,並無些許愧疚之心,和自己的父母一樣,覺得這一切都是天經地義,理所當然。相反,如果孩子遲遲不結婚,當父母的就會覺得自己很無能,很被別人看不起,很丟臉麵,他們所承受的壓力要比自己的孩子大得多。所以,為了自己孩子早日結婚,當父母的就是當牛做馬也心甘情願。

一個社會的傳統文化心理決定了一個社會的製度的確立,確立的社會製度反過來又會加劇這個社會的傳統文化心理。麵對如此的社會製度,麵對如此的傳統觀念,年輕人縱有獨立之心,也無獨立之力。依賴父母不僅能得到事業、經濟上的幫助,還能得到孝順的好名聲,何樂不為?麵對父母,“聰明”的孩子早就知道了最佳的選擇:聽話。

成年的“孩子們”以人格上對父母的依賴、服從,換回了父母給與的物質方麵的“現成”;父母們則以自己的任勞任怨換回了子女的唯命是從,確保了自己晚年有人陪伴、照顧和侍奉。在中國,尤其是農村,除了自己的孩子能在晚年照顧自己外,社會上再也沒有任何的養老保障了,也別指望“外人”能幫助、照顧自己。在中國,晚年淒涼是可怕的,儒教孝道那貌似溫善的背後,其實是人與人之間缺乏真愛的寒冷。

儒教孝道所營造的中國特有的父子間的親密,看起來溫情脈脈,但實際上,他不論是對父母還是對孩子,都是真正有害的。他讓孩子成為了父母的終身負擔,它阻礙了孩子的人格、個性的健康成長,使得孩子成為庸人、廢物一個。他對整個社會的危害更大,他直接泯滅了社會前進所需的動力和創造力,他所助長的隻有人的惰性和厚臉皮。今天的中國人就是能認識到這一點,但要真正地改變它,卻很難,這不僅存在著物質上的困難,更有道德上的壓力。 

對家庭依賴成性、尚未獨立自主的年輕人走向社會後,就會進入一個泛家庭化、實行家長製管理的組織---單位。在單位中,要想進步,單靠埋頭苦幹是遠遠不夠的,你能進步與否,關鍵取決於單位的領導。因此,如果你不想碌碌無為,你就必須向領導靠攏。這種靠攏並不是單單在工作中對領導服從,他是“全天候”“多方位”的,他更多地是靠在工作八小時之外來的時間表現的。八小時以外的靠攏就沒有了界限,再加上靠攏本身存在著競爭,於是,靠攏就會變成對領導的人格依附,使得本來就先天不足的獨立性進一步喪失了。相反,如果你不想上進,隻想混口飯吃,不和領導吃吃喝喝,嘻嘻哈哈,自己介立獨行,獨來獨往,就會被領導視為異己,不僅好事輪不到你,說不準那天還會給你個小鞋穿。正像諺語所說:“提拔了溜須拍馬的,表揚了指鹿為馬的,整了單槍匹馬的。”

在中國這個愛紮堆兒、非理性的國度裏,獨立是一種危險,個性是一種異端。

缺乏獨立精神,依賴成性的年輕人,隻是長不大的孩子,而不是青年。除了“禮崩樂壞”的亂世,中國的常態社會是有一個或幾個老人和一群永遠長不大的孩子組成的。青年在中國屬於珍奇野生,是瀕臨滅絕的品種。  

“青年”和“民主”一樣,本來就是舶來品,儒教教義中是沒有“青年”概念的,凡是屬於青年的東西,比如獨立、個性、激情、想象力、創造性等,都是儒教所敵視的。在此想給年輕人一個忠告,在中國,如果一個長輩或領導說你有個性,那可不是在誇獎你,你一定要反思、檢查一下自己的行為是否對長輩、領導有所得罪。

子曰:“後生可畏,焉知來者不如今也?四十、五十而無聞焉,斯亦不足畏也已。”(24)(年輕人是可怕的,怎麽知道後來的人不如現在的人呢?到了四五十歲還默默無聞,就不可怕了。)

孔丘,你怕年輕人的什麽呢?還“聖人”呢,什麽心態!

上帝如是說:因此,人要離開父母與妻子聯合,二人成為一體。(《創世紀2:24》)

幾代人同居在一起,固然是一種經濟、廉價的生存方式,但是便宜沒好貨,世代同居會將人的潛能壓縮到最低限度,從而阻礙整個社會的進步發展。--其實抵擋社會進步,保持社會靜止正是儒教的目的。

基督教國家的社會細胞是個人,儒教中國的社會細胞是家庭。個人是民主社會的基礎,家庭則是專製社會的基礎。



再者,儒教是反對結社的。

自由結社是民主社會中公民的一項基本權力,是公民行使自己民主權力的一個主要方式。一個民主社會正是由形形色色自由結合的社團組成的。

中國是不存在自由結社的,社團也是有的,但都必須由中央來領導,否則,就是“反動會道門”。“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自由結社就是與朝廷分庭抗禮,就是不忠不孝,就是蓄謀造反。

竭力維護皇權神聖、將忠孝掛在嘴上的孔丘非常仇視結社,將有結社意願、傾向的人通貶為小人。

子曰: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25)(君子合群但不勾結,小人勾結而不合群。)
子曰: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26)(君子隨和而不讚同,小人讚同而不隨和。)

意見相同、誌同道合、團結一致的人就是“同”“比”的小人,沒有主見、隨聲附和、見風使舵、永隨大流的人就是君子。

當初,那些誌同道合,相互“勾結”在一起打天下的豪傑,在儒生的眼中都統統是盜賊、小人,但是當他們一旦成功後,儒生們的態度就會來個180度的大轉彎,爭著搶著去舔那些小人的屁股,又將人家吹捧為“真龍天子”。而那些“真龍天子”們,也投桃報李,繼續維護、宣揚儒教教義,因為他們隻允許天下隻能有他一個“小人”,其他人必須是沒有主見、順應中庸、不相互勾結、永遠以他這個“小人”為中心,聽話的君子。

原來所謂的“真龍天子”不過是天下唯一的小人,一介獨夫耳;所謂的君子,不過是那唯一小人、一介獨夫的忠實奴才耳。

孔丘的徒子徒孫們更甚,他們將因誌趣相投而有所交往的人稱之為“朋黨”,將之貶為“朋比為奸“”,自己則自詡為“君子不黨”。這正是皇帝們喜歡儒生、鼓吹儒教的原因,作為一個主子,奴才們的團結、甚至是交頭接耳,都是他們所忌諱的。

理論上,儒教是維護官僚階級利益的,但是其最終實踐結果,卻恰恰相反。

孔丘不信人性本惡,不知道競爭的好處,不知道皇帝們隻有在內憂外患,存在競爭對手時,才會屈己待人,禮賢下士,與臣子結為魚水,將臣子視為手足。天下一旦太平了,競爭對手被幹掉了,也就到了兔死狗烹的時候了,皇帝再也不願和臣子們--自己的奴才浪費感情了。

孔丘將皇帝視為“真龍天子”,視為完美聖人,不允許人有任何猜測之心、監督之意,隻讓人無條件地絕對服從、依賴皇帝,其結果隻能加強、放縱皇帝一人的淫威,而將臣子們的存在價值貶的一錢不值。隨著儒教的浸潤,中國皇權專製愈演愈烈,臣子們也愈來愈賤:漢代時,臣子們上朝時還有座位可坐;到了宋代,座位被撤掉了,臣子們隻能跪著才能和皇帝議政;到了明代,有了“廷杖”製度,不分官職大小,誰惹惱了皇帝,就會被剝去衣服,捆縛四肢,按在金鑾殿上,在眾目睽睽之下,受杖責、挨板子……。

孔丘的教導最終不僅沒能讓他的同行--教師們過上好日子,就連“學而優”的“仕們”,也不得不在專製的利刃下、刀尖上過著提心吊膽、受侮辱的奴才生活。

孔丘沾上誰,誰就倒黴---他這個病毒。

另外,儒教也是反自由的。

苛嚴的法家是通過戶口製度、文字獄等手段來限製人的身體自由和學術自由的,儒教則是通過仁義禮製來限製人的身體自由和心靈自由的。和法家相比,儒教是偽善的,具有隱蔽性和欺騙性。

大哉,聖人之道!洋洋乎!發育萬物,峻極於天。優優大哉!禮儀三百,威儀三千。(禮的大綱有三百條,禮的細目有三千條。)待其人而後行。(27)

道德仁義,非禮不成;教訓正俗,非禮不備;紛爭辯訟,非禮不決;君臣上下父子兄弟,非禮不定;宦學事師,非禮不親;班朝治軍,蒞官行法,非禮威嚴不行;禱祠祭祀,供給鬼神,非禮不誠不莊。是以君子恭敬撙節退讓以明禮。(28)

子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29)

按“聖人”的話去做,人一生的精力都用來實踐儒教繁瑣的禮節了,哪裏還會有自己的思想,哪裏還會有自己的特言獨行。有些人天資聰穎,“威儀三千”都難他不住,不要緊,還有科舉考試等著他哩,考試的內容是什麽,全是儒教經典。浩如煙海的儒教經典及經典注釋足夠消磨他三輩子的精力了,哪裏還會有勁兒去琢磨非禮的念頭,甭說在幹非禮的事兒了。

儒教的仁義禮製,是束縛中國人身心自由的枷鎖。

儒教反民主,並不單單表現在對平等、獨立、自由、結社等民主要素的扼殺上,更表現在,它是一套完整的、封閉的、運行良好的、深被中國人接受的、處處維護專製、處處與民主相悖的文化機製。

這種機製主要包括:世襲製,家長製、及對人的奴化。

先談世襲製。

周代以親親建國,官職家族化,統治者任命自己的親人當貴官,所謂“親貴和一”。親人們所得官職是世代相襲的,後來的君王也不能罷免他們。所謂“世卿世祿”。由於社會生產力的發展,周的世襲製在春秋時期遭到了衝擊,但他卻得到了孔丘及其徒子徒孫們的拚命維護,儒生們將周禮、世襲製遭受破壞稱之為“禮崩樂壞”。

世襲製度是一種運作成本最為低廉的官員任命方式,和廉價的四世同堂的群居生存方式一樣,他的目的就是為了使社會保持靜止狀態。同樣是便宜沒好貨,世襲製度不僅通過泯滅了人的奮鬥欲望抵擋了社會的發展,並且他也是違背公正原則的。

支持儒教世襲製度的是一種狹隘、機械的遺傳觀念:“龍生龍,鳳生鳳,老鼠生來會打洞。”君子、大人的孩子天生就是君子、大人,他們繼承父親的官爵,成為統治者是理所應當的;刁民、小人的孩子天生就是刁民、小人,他們繼承父親的職業,成為被統治者,也是理所應當的。

所幸,科學的發展已經給了今天的我們一個較明確的答案,使我們可以正確地理解遺傳現象、批判“龍生龍,鳳生鳳”傳統的狹隘的遺傳觀念。

是的,遺傳廣泛存在於生物界中,正是遺傳確保了物種的穩定性。人類同樣受到遺傳規律的控製,在人類社會中,高智商的父母所生的孩子,高智商的比例是比較大的,但也僅僅是比例較大而已,並不絕對,更不是“龍生龍,鳳生鳳”。每個孩子的生理形狀和自己的父親或母親並不是百分之百的相同,而是總有相異的地方,這在遺傳學上稱為“變異”。現代遺傳學認為,變異分三種:1遺傳物質的重新組合。2基因分子結構或化學組成的改變,及基因突變。3染色體結構和數量的變異。其中,第2、3中的變異,目前所知,是導致人類許多遺傳疾病的原因,他們在人群當中的發生隻占很小的一個比例。而第1點,卻是百分之百發生的。每個孩子的基因一半來自於父親,一半來自於母親,孩子的基因型是由父親和母親的基因共同組成的,所以孩子的性狀即類似父親又類似母親,但又既不同於父親又不同於母親。孩子性狀的好壞不在於什麽好基因壞基因,他的關鍵在於父母基因組合的好壞,而父母的基因的進行組合又是(卵子受精時),自由的,隨機的,不受人控製的。(男人的精子和女人的卵子是由精原細胞和卵原細胞分別通過減數分裂形成的,在減數分裂過程中,細胞有23對染色體變為23個染色體時,這23個染色體是自由組合的,這使得精子和卵質具有2(23次方)=3388608種多樣性,如果將23對同源染色體發生的遺傳物質交叉互換再算計在內,精子和卵子的多樣性就將是無限的。也就是說,男人數以億記的精子和女人的卵子都是基因型不相同的“個體”,這些眾多的、各不相同的“個體”之間的自由組合,使得人的子女具有了無限的多樣性。)因此,一對普通的夫婦有可能生出一個聰明絕頂的孩子,一對高智商的夫婦可能生出一個弱智的孩子。爹是英雄,孩子未必就是好漢。

怎樣保證一個出身卑微貧寒但才智出眾的青年不被埋沒,能被社會充分利用?怎樣保證一個出生顯赫富貴但弱智低能的人不屍位素餐、占著茅池不拉屎,阻礙社會進步發展?這就需要社會擁有一個公平的自由競爭機製。你信“龍生龍,鳳生鳳。”“唯上智下愚不移。”(孔丘語)他信“卑賤者最聰明,高貴者最愚蠢。”(毛澤東語)別瞎賭氣,你們說的都不算,是騾子是馬拉出來遛遛,讓事實說話,讓上帝說了算。

世襲製不僅對遺傳的理解是片麵的,並且它還忽視了另一個比遺傳更重要的因素:環境的影響。科學調查,人群中智力先天超常的和先天弱智的都是極少的,絕大多數的人的智力都是半斤八兩、不相上下的。某個人的綜合素質及取得的成就,後天的努力是關鍵。並且,惡劣的環境往往可以激發一個人的鬥誌,而舒適的環境往往使人貪圖安逸。因此,世襲製不僅埋沒了有才能的人,他還培養出一群遊手好閑、不學無術的“八旗子弟”。

漢承秦製,設立郡縣,為了中央集權的需要,漢代建立了“察舉”和“征辟”製度,來取代世襲製度,錄取人才任命官吏。“察舉”,就是由州、郡的地方官在各自的轄區內,隨時考察選拔人才,推薦給朝廷,經考核,這些人就可以被任用為官;“征辟”就是高級官吏可以自行招聘下屬,經試用後再向朝廷推薦。這種製度和世襲製相比,是一種進步,但是你要認為世襲製從此就消失了,那你就不免天真了。在察舉、征辟的過程中,官員們並不是一心為公,按朝廷的要求來選拔人才,他們往往徇私舞弊,想方設法將自己的子弟舉薦上去,以致於出現“舉秀才,不知書;察孝廉,父別居。”的怪現象。

曹操的兒子,魏文帝曹丕實行九品中正製,但是主要官職具被世族豪門所把持,“上品無寒門,下品無世族。”九品中正製仍擺脫不了世襲傳統。

隋朝,創立了科舉製度。科舉製度是通過統一考試的方法,選拔人才充當官吏。這種方法是將選拔官吏的權力從地方官僚、世族的手中集中到了中央朝廷手中,科舉進一步加強了中央集權,打擊了豪門世族的世襲權利。

但是科舉製度仍沒能使世襲傳統壽終正寢,退出曆史舞台,世襲傳統仍然頑強地生存著,變化的僅僅是形式而已。和察舉、征辟相比,科舉是嚴謹的、客觀的、是容易被皇帝所控製的,但是皇帝的手腕再硬、防範措施再多,也擋不住官僚隊伍的集體作弊。上有政策,下有對策,官僚們中有種種手段進行做弊,讓自己的子弟順利通過考試,並在官場上對無背景的新科舉人進行圍攻刁難,最終官職還是被舊官僚家族所占有。

科舉製是中央皇權對地方官僚權利的進攻,也是法家思想對儒家思想的進攻。但科舉考試的內容又全是儒家經典,反而加強了儒家思想。儒家思想的加強,反過來又使皇權專製更烈、科舉製更苛嚴,於是儒家思想的地位就更牢固……表麵上,皇帝和官僚,法家和儒家是對立的,但實際上,二者是骨肉相依的共生關係。

科舉製的日益完善、嚴格,並沒有消滅世襲傳統,他反而使得世襲傳統更普遍、更隱蔽、更細致。

雖然中國共產黨將它建立的中華人民共和國自我標榜為“新中國”,但實質上,這個“新中國”仍是一個中央集權的傳統專製社會。盡管共產黨曾將儒家思想作為“封建思想”掃蕩過,但世襲傳統仍普遍存在於“新中國”的社會中。

最為普遍的就是“接班”製度。父親退休了,他的工作職位便可以由他的兒子接替,就是父親未退休,他的兒子、女兒也可因是直係親屬受照顧進入本單位工作。父親是鐵路工人,兒子就是鐵路工人;父親是郵電工人,兒子就是郵電工人;父親是紡織工人,兒子就是紡織工人;父親是警察,兒子就是警察;父親是演員,兒子就是演員……農民的兒子還是農民,工人的兒子還是工人,幹部的兒子還是幹部。所謂“新中國”其實與“士之子恒為士,農之子恒為農,工之子恒為工,商之子恒為商。”(30) 的周代中國並無多少差別。

想改變命運嗎?隻有一條路:高考。高考是科舉的變相延續,在中國,它是唯一的一次較為公平的競爭。高考與科舉畢竟還有不同之處的。高考不像科舉隻有人文學科,他還有自然理工學科,這就為成千上萬的居於社會下層不想繼承父業的年輕人提供了機會,你可以發憤讀書,考入工、農、醫、師等技術院校來改變你將成為農民、工人的命運。但是如果你學習人文學科想通過高考成為統治階級中的一員,那你十有八九會竹藍打水一場空。象公、檢、法、工商、稅務、等“統治”部門具被地方官僚所占有,其中的年輕人不是直係親屬就是關係戶,清一色的“門子兵”。你畢業時,沒有關係,沒人接應,不禁連門兒都摸不著,甚至因你所學的專業不實用,連個工作都難找到。這一點,高考反不如能使人“朝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科舉更能給年輕人一個“鯉魚跳龍門”、改變自己階級的機會了。 

世襲傳統在今日中國,不僅僅表現在“世家”多,他還表現在,年輕人所得到工作、機會的好壞是由他們父母的權力、地位所決定的,與自己本人的能力、努力並無多少關係。年輕人的工作、機會的好壞是與其父母的權力大小成正比的,在很有“秩序”的中國社會,這種正比關係之精確,幾乎可以用數學函數來表示。如果有一個公正的調查公司能夠對中國社會做一個深入細致的調查,他一定會為人們繪出一幅世襲的氏族社會的圖象。

在中國有個有趣的現象:一位官員不貪汙、不受賄,就是一個十足的清官了,他運用權力為自己子女走後門、安排好工作,群眾們則特寬容、特理解,認為這和腐敗是兩碼事。也難怪,孔丘所追求的“仁”就是“親親”,就是愛自己的親人,不為自己子女考慮,豈不是違背了“聖人”之道,要落個不仁無情的壞名聲嗎?儒教的婦人之仁使得中國人整體女性化了。

中國的父母們,千方百計地為子女的前途操勞,也不是單單隻是出於對自己孩子原始的愛,這裏麵還有長遠的利害算計。子女們混得好、有出息,最終是對自己有利的,尤其是權力部門,培養子女掌握權力,不僅能增強自己現有的權力,更是自己身退之後利益的最為可靠、也是唯一可靠的保障。在中國,最值得信賴的,也是唯一值得信賴的就是親情。

作為一個群體,中國社會最深層的凝聚力,不是別的,正是維係原始氏族部落的血緣親情。如果用理性的刀劍剝去裹在中國社會軀體上的層層“現代化”外衣之後,你就會看到一個茹毛飲血的、肮髒、醜陋的氏族野蠻人的軀體。

對於中國人來說,任何主義、理想都是虛幻、不實際的,那些曾經為某一個主義、理想而堅持原則、犧牲親情、犧牲個人利益的人,到頭來終難逃失敗、被人譏笑的結局。在一出出鬧劇陸續降下帷幕之後,在經曆了嚐試又碰了釘子之後,曾被愚弄的、已經世故的中國人,開始懷疑一切,再也不願付出自己的真誠了。“血濃於水”,最終,血緣,這個原始、低級、動物似的群體紐帶便又成為了中國人唯一值得信任的選擇。這是中國人無奈的選擇,這是無神論者缺乏真信仰的可悲之處。

80年代,美國總統裏根執政時,中國的新聞聯播中播放了裏根的兒子第二次失業,不得不去馬戲團當演員的新聞,這本是暗示、嘲笑美國的高失業率的,但這條新聞恰恰證明了美國社會的公正性。總統的兒子並沒有因為自己的父親而搞特殊化,更沒有成為一個為非作歹、無法無天的“衙內”。而在中國,一個七品芝麻官,即使手下的百姓餓死一半,他的兒子也不會失業的。

世襲製表麵上早就退出中國的曆史舞台了,但實際上,直到今天,他仍然通過種種變色、變形的手法頑強地生存在中國的土地上,並一直是中國社會中支配新老交接、新陳代謝的主流力量。

在“新中國”成長的50年中也有例外,那就是80年代十年的改革開放。這期間,中國湧現出了一小批改變了原來社會地位的有錢的“貨幣新貴”,但總體說來,這些“貨幣新貴”是寥若晨星的,並且在改革開放的後期,隨著官僚資本的大舉侵入,這些先富起來的新貴們的含金量又要大打折扣。

在中國這個愛紮堆兒的氏族社會中,個人奮鬥是很艱難的,將改革十年包括在內,今天被人們所知曉的成功的個人奮鬥者有:牟其中、李曉華、禹作敏、劉永好兄弟、張朝陽、陳金義、賴昌星……能數得過來,並不比清代以前的中國社會中三年出一位的一步登天的新科狀元多出多少。

在這個被傳統世襲勢力所占領的社會中,哪裏還有公正、公平的競爭機會呢?哪裏還會有選舉自己市長、總統的權力呢?

再談談家長製。

周天子,家天下。從此家國同構,君為國父,父為家君。整個天下就是一個大家庭,皇帝是所有官員的家長,官員則是一方百姓的父母官。官員們必須跪著口呼“萬歲”才能和皇帝說話,百姓們必須跪著口喊“老爺”才能和官員說話,他們不僅為人臣,還為人子、人孫。

儒生們清楚地知道家和國的關係,“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一家仁,一國興仁;一家讓,一國興讓。”(31) “邇之事父,遠之事君。”(32) “人有恒言,皆曰天下國家。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33)

既然家是國的基礎,所以孝道不僅對於一個家庭,而且對於一個國家都是重要的。因此儒教就竭力鼓吹“孝”為百德之首,“百行之宗,五教之要。”“德之本也”(34)

儒教所講的“孝”既然這麽重要,那他究竟是什麽意思呢?

孟懿子問孝,子曰:“無違”(35)
父之執(友人),不謂之進不敢進,不謂之退不敢退,不問不敢對,此孝子之行也。(36)
父母有過,下氣怡色柔聲以諫,諫若不入,起敬起孝,說(父母高興)則複諫,不說,與其得罪於鄉黨州閭,寧孰諫(多加勸阻)。父母怒,不說,而撻之流血,不敢疾怨,起敬起孝。(37)
……

這是子女對父母的愛嗎?不是,這是子女對父母的絕對服從。這就使儒教的“孝”的含義。

曾在電視中看到一個英語談話節目,主題是東西方家庭觀念的不同。當一位中國人談到中國的“孝”多是表現為孩子對家長的服從時,一位在座的被邀請的美國嘉賓毫不遲疑、條件反射式地說:“如果父母錯了,怎麽辦?!”--這就是東西方文化的差異,儒教與基督教之間的差異。那位美國人並非學者,他的質問顯然並非來自邏輯推理,而是來自一種價值觀念。在基督徒的眼中,父母和孩子一樣都是人,都是有罪的、不完美的、會犯錯的人,父母並不是至真至善的神,在上帝的麵前,父母和孩子的人格是平等的。

你們做兒女的要在主裏聽從父母,這是理所當然的。(以6:1)

子女應當聽從父母,但是有條件的,那就是必須“在主裏”聽從父母,也就是說,首先得講理。

耶穌還對眾人說話的時候,不料,他的母親和他的弟兄站在外邊,要與他說話。有人告訴他說:“看那,你母親和你弟兄站在外邊,要與你說話。”他卻回答那人說:“誰是我的母親?誰是我的弟兄?”就伸手指著門徒說:“看那,我的母親,我的弟兄。凡遵行我父旨意的人,就是我的弟兄、姐妹和母親了。”(馬太12:46)

有極多的人和耶穌同行。他轉過來對他們說:“人到我這裏來,若不愛我勝過自己的父母、妻子、兒女、弟兄、姐妹和自己的性命,就不能做我的門徒;(“愛我勝過愛”原文作“恨”)凡不背著自己十字架跟從我的,也不能做我的門徒。(路加14:25-27)

上帝、基督是至真。

耶穌的教訓是告訴我們,真理高於親情。  

基督的“孝”是建立在“理”的基礎之上的,這裏,“情”和“理”是涇渭分明的,如十字架。儒教的“孝”是建立在“情”的基礎上的,這裏,“理”和“情”混淆一談的,如太極圖。他集中反映了中國文化的女性化、混沌性的特征。

有些人談到宗教時,會擺出一幅和事佬的糊塗態度,說,所有的宗教都是好的,都是勸人學善的。

事實絕非如此,不同宗教的教義的毫厘之差,最終導致的結果卻是千裏之別。

日本人曾經調查了日本1303名高中生,美國1052名高中生,中國大陸1220名高中生。在回答“你最尊敬的人是誰?”這一問題時,日本學生的答案是:第一是父親,第二是母親。美國學生的答案是:第一是父親,第二是球星,第三是母親。而在中國學生的答案中,父親(包括母親)竟連前10名都排不上,多麽巨大的反差!中國父母不僅在孩子心目中沒有地位,並且許多中國的青少年將自己自卑、怯懦、依賴、懶惰等不良性格以及恐怖、焦慮、偏執的心理障礙,歸咎於父母的教育方式,歸咎於父親的“專製”“霸道”、“無能”“嬌寵”“過於保護”等等因素。(38)

這真是對有著悠久的“孝”的傳統的中國人的一個諷刺。

父母對孩子的愛,是出於一種動物似的本能,這種親情之愛,動物也有,並且不次於人類。而孩子對父母的“孝”則是人特有的,它來源於人的道德感,來源於人的靈魂。儒教是否定“靈魂”的,這就等於否定了“孝”的源泉,不得已,儒教便將“孝”完全納入了功利的軌道,因而從根本上扼殺了“真孝”。

中國的子女們對自己父母的俯首貼耳、畢恭畢敬,裏麵究竟有幾點“孝心”在裏麵,是很值得懷疑的,他們更多地是在惦記著老爺子的房子、財產、存款折哩。這也難怪,誰讓儒教規定不讓子女們財產獨立,而讓老爺子獨霸財政呢?這一點,老爺子們也心知肚明,所以他始終不立遺囑,調子女的胃口,讓他們爭著表現自己的“孝心”,直到自己咽氣的一刻,而這時,老爺子往往又沒機會立遺囑,於是,葬禮後的家庭內部紛爭就成為了中國社會生活中的一個永恒的組成部分。

9。11恐怖分子襲擊美國世貿大樓,銀行家愛德華被困在五十六層,麵對突降災難,他掏出了手機,迅速給他的助手羅納德撥了一個電話,剛舉起手機,樓頂忽然坍塌,一塊水泥將他砸翻在地,愛德華知道時間不多了,於是他改變了主意,給他的私人律師麥克撥出了第二個電話,可沒等電話接通,他想起一件更為重要的事情,於是撥通了第三個電話……。愛德華的遺體在廢墟中被發現後,親朋好友趕到現場,其中有羅納德和麥克,可遺憾的是,當時兩人都沒有聽到愛德華的聲音。他倆查了一下,發現愛德華遇難前曾播出三個電話。他們推斷,第三個電話很可能與愛德華的銀行或遺產歸屬權有關。愛德華無兒無女,五年前又與妻子離婚,如今隻有一個癱瘓的老母親住在舊金山。當晚,麥克律師趕到舊金山,見到了悲傷的母親。母親流著淚說:“愛德華的第三個電話是打給我的。”“請原諒,夫人,我想我有權知道電話的內容,這關係到您兒子龐大遺產的歸屬權問題,他生前沒有立下相關遺囑。”麥克嚴肅地說。母親搖搖頭,說:“愛德華的遺言對你毫無用處,先生,我兒子在臨終前已不關心他留在人世的財富,隻對我說了一句話---媽媽,我愛你!”(39)

“媽媽,我愛你!”這就是真情,這就是真孝。

對羊危害最大的並不是張牙舞爪的狼,而是披著羊皮的狼。

孔丘有意曲解“孝”的意義,將“孝”引入歧途;孔丘披著“孝”的外衣,幹的卻是扼殺“孝”的勾當。孔丘就是一個披著羊皮的狼。

儒教對“孝”的定義,構成了中國社會家長製的基礎。

家長製首先存在於中國的家庭中。就在今天,他仍是維係家庭運轉的機製。一個孩子,年齡大了,逐漸有了些知識,有了些自己的想法,便開始不再認為父親總是對的,於是開始和父親辨理了,這是,當父親的不知道應該怎樣和已經懂事的孩子平等相處,過去慈祥哄騙的辦法已不再湊效,怎麽辦,於是便又想念“聖人”的教導了:“父為子綱,父叫子亡,子不得不亡。他媽的,才念了幾天書,就學會和老子講理了!告訴你,你爹就是理!不孝的東西。”孩子生理發育成熟後,因自己的想法和行為往往不符合父母的要求而和父母發生矛盾,家長們在說服教育等“軟辦法“”不濟事的時候,便會使出殺手鐧,動用經濟製裁手段,迫使孩子就範。關係鬧僵了,就會出現一些好心人,對孩子進行一邊倒的勸說,勸孩子要怎樣聽父母的話。最終,迫於經濟和輿論的壓力,你隻能放棄自己的想法、打算,聽從家長的安排。你再踏入社會之前,早就學會了服從、妥協。

傳統社會中,在家與朝廷之間還有一個過渡的組織:家族。家族的存在是確實的,是有能量的,族規往往可以代替王法,對其成員進行製裁。在“新中國”,取家族而代之的是單位。作為家與國之間的過渡組織,它同樣是有能量的,單位的內部規定往往置法律於不顧,使單位成為法律的死角。並且這些單位本身往往就是家族紮堆兒的地方,正像民謠所述:“父子科、夫婦科,外甥打水舅舅喝。孫子開車爺爺坐,親家辦公桌對桌。”改革開放搞市場經濟後,人們可以擺脫單位的束縛,自由結合組成公司,家族現象就公開抬頭,那就是普遍存在的公司家族化。

無論是單位還是公司,所實行的都是家長製。

如果你是靠關係進的單位,你或者你的父母努力“攻關”的過程,也就是你自尊受挫的過程,學會順從領導的過程。在家長的努力最終成功後,通常會安排你和未來的領導見見麵,在一起坐坐,這時當家長的會向領導說很有人情味的話:我的孩子就交給你了,多教導他,有什麽不對的地方,該批評批評,該罵就罵。然後又對你說:工作以後,有什麽不懂的地方,多向你李伯伯請教,聽大伯的話,等等。--工作尚未開始,自己已經比領導晚了一輩,成了人家的孩子了。

如果你是分配進單位的,這個馴服的過程要慢一些,工作初期,你會將大學中的一些散漫、獨來獨往的“毛病”帶進單位,領導那些點到為止的批評,你也不放在眼裏,過不多久,你要結婚了,需要向領導申請房子了,你才發現,麵對一向對領導漫不經心的你,領導會擺出一副公事公辦的麵孔,找個很正當的借口,讓你一味地拖下去,直道經女朋友、或其他好友的指點“迷津”,學會提些禮物,躲著別人到領導家中拜訪。敲開領導的門後,出乎你的意料,一改在單位的一副尊嚴、冷漠的麵孔,領導會以一家之主的身份,和顏悅色、甚至熱情地招待你,對你過去一些“不懂事”的地方,很寬容,初次登門,領導並不在乎你那點象征性的禮品,而更在乎你的態度,一種表示親近、臣服的態度。如果領導留你吃飯,那就更好了,席間,他不僅滿口答應為你的事操心,還會以自己人的口吻以對待自己孩子的方式,親切地教導你一些在單位為人處世的方法,甚至自己的心得體會。在你對領導的感激之中,在你被領導溫存的人情感染之際,不知不覺,你已經接受了領導的家長地位。……家長製並不像局外人想象的那樣難以讓人接受。

在改革開放中應運而生的公司,本應實行與市場經濟相配套的民主管理,然而中國的市場經濟與真正的市場經濟相去甚遠,中國的公司也是很具中國特色,它往往是家族紮堆兒的地方,這也不能怪中國人,在法製不行的中國,用外人是不放心的。用自己的親戚,一則便於管理,再者,由於知根知底,如果有人有坑騙公司的行為,便於內部處理,就是其坑騙行為不嚴重、不易被察覺,也可睜隻眼閉隻眼,肥水不流外人田,都是自家人,感情上能接受。公司家族化,是儒教思想在經濟活動中的體現,他同同居、世襲現象一樣,在早期具有廉價、高效的優勢,但是便宜沒好貨,它最終會抵擋公司的進一步發展。在家族化的公司內,管理實行的自然是家長製,要他實行真正的民主管理是很困難的。 

在單位、公司之上,就是朝廷、中央,家長製在朝廷、中央的表現就是我們所熟悉、所詛咒的專製,就是“君叫臣死,臣不得不死。”就是所謂的“民主集中”。中國社會就是由中央、單位、家庭組成的。家庭是中國社會的基礎,而家長製則是專製的基礎,或者說家長製就是專製,一種披著溫情麵紗的專製。因此,儒教的孝道實為專製之道。

孔丘早就明白這個道理:“其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鮮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亂者,未之有也。”(40)中國曆代的專製者們更是心有靈犀,緊緊跟上,製定相配套的法律:“五刑之屬三千,而罪莫大於不孝。”(41)

民主製是領導看人民的臉色行事,家長製是人民看領導的臉色行事。民主製中的領導為了得到人民的支持,必須時刻調整改變自己的策略以滿足人民不斷增長的物質、精神需求,因此,民主製是利於社會進步、發展的一種機製。家長製中的領導為了確保自己的權利、地位,他仇視一切可能引起既定秩序、社會變化的不穩定因素,家長製是利於社會保持靜止不變的一種機製。

抵擋社會進步,正是儒教的目的。

隨著時間的延續,家長製早已深入中國人的靈魂,其體現就是在許多中國人的眼中,家長製慈祥且有效率,他不是醜的,而是美的。這種美很成熟,他足可以使用中國仁人誌士們鮮血換來的初級民主相形見絀,甚至成為醜小鴨;他足以使中國人在嚐試民主的時候會對家長製充滿無限的留戀;他足以使的中國人打倒一個壞家長的目的僅僅是為了擁戴另一個好家長。


最後,談談儒教對人的奴化。

法家思想為帝王之術,儒家思想則是為臣之道。儒教整套的價值觀就是為了將人培養成為一個為皇帝服務、既忠且孝的好臣子的,儒教的個人最高實踐就是成為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的宰相--皇帝的大管家。 

想當皇帝的念頭,對儒教來說就是犯罪,是大逆不道,它違背了儒教所有的價值觀念。不僅不能有當皇帝的念頭,如果你憑著位高權重而不對皇帝畢恭畢敬,而不誠惶誠恐,那你就是越禮犯上,同樣是大逆不道。所以盡管曹操為維持漢室殘破的江山出了不小的力,但就因為他的舉止不符合儒教的規範,更主要是因為他的兒子後來當了皇帝,而落了個罵名千古,成為了奸詐的代名詞、奸臣的化身,戲劇家還給他畫了一個象征奸詐的大白臉。還是趙匡胤了解中國人的花花腸子,他略施小計,就贏得了真龍天子的正名:自己本是無心當皇帝的,但是部下、士卒的擁戴,乃天命也,不敢違也!它不僅當了皇帝,還贏得了忠義的好名聲,於是戲劇家便為他畫了個代表忠義的紅臉,看來,他比曹操聰明多了。不過後來她娘說漏了嘴,在別人麵前誇自己的兒子,從小就有大誌。一句話,讓趙匡胤的忠義形象打了折扣,戲劇家便不肯饒恕,就在他的紅臉的額頭上添了一豎白道。但相比較還是要比曹操的待遇強得多。

在歐美國家,讓學生說出自己的理想,問他們長大後最想幹什麽,對政治感興趣的孩子會不遮攔地說自己長大要當總統。記得有篇介紹韓國總統金大中的文章,說他青年時即又大誌,將“我要當總統”的字幅貼在床頭,時刻激勵自己。而在中國,則很有趣,如果孩子對政治感興趣,他會說“我長大後要當總理。”當一個年輕人表現出傑出的組織才能時,他的長輩、阿姨們則會稱讚他,將來是當總理的料。總理,即宰相也。在中國人的心目中,總理就是最大的官,主席,不是官而是皇帝,是真命天子。想當皇帝,那不叫理想,而是謀反,在清朝以前,那可是“十惡大罪”之首,要滅九族的。--表麵上,中國已經拋棄了儒教,但實際上,儒教仍存在於每個中國人的感性和潛意識中,時時刻刻在決定著中國人的思維,“想當主席”不僅對成年人來說意味著狂妄、野心和恐怖,意味著是陰謀顛覆政府,就是不懂事的孩子和沒文化的婦女們也知道無意識地回避他,儒教早已經滲入中國人的骨髓之中,靈魂之中了。

除了“天人感應”能嚇唬嚇唬皇帝,讓皇帝略微收斂些外,儒教對皇帝的權威沒有任何質疑和製約,這種對皇帝的無條件的服從,五體投地的人格匍匐,隻能導致一個結果,就是皇權專製愈來愈酷烈,皇帝愈來愈不把大臣當人看,“學而優則仕”的仕們最終隻能論為皇帝的奴才。儒教的為臣之道實為奴才之道。

儒教這個奴才之道,最大受惠者就是皇帝,這也是曆代皇帝們尊孔崇儒的原因。在中國,一個皇帝位登九五之後,首先要做的就兩件事,第一件是用鐵刀子將一些男人的生殖器閹割掉,使他們成為太監去管理自己的小家--龐大的後宮;第二件就是用儒教軟刀子將全國男人的“精神生殖器”閹割掉,讓他們成為精神太監去管理自己的大家--江山社稷。

在中國,敢於造反的,並能取皇帝而代之的,不是不識漢字的少數民族,就是鬥大的字不認一籮筐的大老粗,為什麽呢?就是因為“不識字”保護了他們免遭儒教的閹割,使他們尚且有種去和皇帝決一雌雄。“秀才造反,三十年不成”不僅是指秀才們動口不動手、重理論輕實踐,也不僅是指文人相輕、互不服氣、形不成秩序,還是指受過儒較閹割的秀才們在關鍵的時候硬不起來,早已失去了向皇帝挑戰的資本。從這種意義上講,秀才造反三百年都不會成。

人作為一個生物體,也遵循著生物界的“省力、效率”原則,自覺不自覺地追求者利益的的最大化、努力的最小化。這一點表現在皇帝身上,就是縱容太監專權。如果太監們能過完全取代大臣們,皇地也就真正做到“朕即國家”了,可以隨心所欲了。因此,曆朝大臣與太監的鬥爭,其實就是大臣與皇帝本人在意誌上的較勁兒。中國曆史的發展,也是太監專權的發展。而讓在皇帝麵前口口聲稱“奴才該死”的太監們身居高位統領百官,本身就是對大臣們的再次奴化。不僅僅隻是皇帝,下麵的官僚們也是如此。既然沒有民主監督,提拔幹部的標準就是虛設,實際上是由領導自己說了算。既然是自己說了算,他們當然願意提拔那些聽話的人成為自己的下屬,因為聽話的人成為自己的屬下,不僅可以使自己的工作省心、省力,而且更有利於自己權力地位的長久穩固。所以在今日社會中,領導們總是將自己的秘書、通訊員、司機提拔為幹部,因為他們在為自己服務的過程中,人格早已被奴化,讓他們當幹部好使喚,可以使自己的權力更穩固。選奴才代替選人才是專製體製的必然。

在長久的專製下,在普遍的家長製中,德(奴才的順從之德)比才(也是奴才之才)更重要,於是人們在官場中的競爭也就最終演變成為了奴性的競爭,看看誰的奴性強,看看誰的奴藝高……。

中國之官愈貴而愈賤。其出也,武夫前吵,從者塞途,非不赫赫可畏也;然其逢迎於上官之前則如妓女,奔走於上官之門則如仆隸,其畏之也如虎狼,其敬之也如鬼神,得上官一笑則作數日喜,遇上官一怒則作數日戚,甚至上官之皂隸、上官之雞犬,亦見麵起敬,不敢稍拂焉。且也,上官之上更有上官,其受製於人者,也莫不施之於人。即位至督撫、尚書,其卑汙垢賤,屈膝奉迎者,曾不少減焉。(42)

《聊齋誌異》中描寫一個縣官唯上是從:“送往迎來,則賤如聲伎;婢膝奴言,則裝如伏鼠。”

在這兩段對奴性近似辱罵的描述中,都提到了“妓女”,這不禁讓人想起今日社會中流傳的一個笑話:一位妓女和兩位嫖客套近乎,妓女問嫖客甲:“先生貴幹?”答曰:“我是某局局長。”又問嫖客乙:“先生貴幹”,答曰:“我是某公司經理。”妓女聞言欣然應曰:“咱們原來是同行。”見二嫖客詫異,伎女解釋道:“咱們都是聽吆喝的,叫咋弄咋弄。”--真是古今一矣,人與我同耳!隻是現代人學會了詼諧。

在共和國政體之下,人人都是平等的,在專製政體之下,人人也都是平等的。在共和國,人人平等是因為每一個人“什麽都是”;在專製國家,人人平等是因為每一個人“什麽都不是”。(43)(《論法的精神》)

做官的一味的奴顏婢膝,難道就不感到委屈?心裏就能長期地保持平衡?不要緊,他還有他的下級供他吆喝、訓斥、役使、發泄情緒,他的下級同樣有自己的下級,沒有下級的就拿百姓出氣,百姓們則可以回家拿自己老婆、孩子出氣……儒教所設計的等級禮製係統,整個是一個受氣排氣係統。

有些學者將這種隻有縱向秩序觀而無橫向平等觀所導致的容兩種極端人格於一身的特殊人格稱為忽主忽奴,或亦主亦奴。其實,在中國,主子隻有一個,那就是皇帝,官僚們並不真正具有“主人”的人格,真的“主人”是公正的、公平的、慈善的,體恤下屬的,下人對他的服從、愛戴更多地是來自內心的道德感。官吏們的飛揚跋扈、呼奴喝婢、頤指氣使、嗬斥謾罵,正如太監靠濫施淫威來彌補自己的生理缺陷、妓女靠高消費來遮蓋自己的下賤一樣,不僅不是主人的表現,反而正是奴才的另一種特征,奴才的另一副嘴臉。

在教導人們如何成為奴才的方麵,孔丘不僅是言的巨人,並且還是行的楷模。

孔子走過朝廷的大門時,便彎腰低頭,好像不容他直著身子走進去。他不在門的中間站立,進門時不踩門坎。經過國君的座位(空位)時,臉色立刻莊重起來,腳步也加快起來,說話好像氣不足的樣子。提起衣服的下擺響堂上走時,彎腰低頭,憋住氣好像停止呼吸一樣。出來時,走下一級台階才鬆一口氣,臉色現出輕鬆的樣子。走完了台階,向前快走,姿態像鳥兒展翅一樣。回到自己的位置上,表現出恭敬而不安的樣子。(44)(《論語?鄉黨》)

舉著圭,彎腰低頭,好像舉不起來的樣子。向上舉好像作揖,放下來好像遞東西給人。臉色莊重得像顫栗的樣子,步子很小,好像沿著一條直線向前走一樣。在贈送禮物的儀式中,顯得和顏悅色。私下會見時,滿臉堆笑。(45)(《論語?鄉黨》)
…………

長期以奴才的方式生活,也有在遭到主子冷遇或自己自尊心蘇醒後而對這種生活方式產生質疑的時候,但在儒教的包圍之中,這種懷疑的念頭也如白駒過隙,轉眼即逝,人家“孔聖人”還是這樣生活的,哪差自己一介凡夫俗子了。那些批評者是吃不到葡萄說葡萄酸,他們想奴顏婢膝,還沒這個機會哩!

有孔丘高師的言傳身教,再加上專製的長期打磨,中國人做奴才作出了學問,作上了癮,作出了美,作出了悲壯。奴性早已滲入中國人的靈魂之中,它使得中國人一舉手、一投足、一個眼神、一絲笑容都能顯示其奴才本色;它使得人們從內心裏對皇帝、官吏恐懼、敬畏;使人見了皇帝、官吏就想下跪、就想點頭哈腰……。日子久了,會成為習慣,一旦丟了他,反而感到很不自在,六神無主,惶恐不可終日。為什麽?靈魂中沒有十字架撐腰,自犯軟骨頭。

在奴性無處不在的中國,自尊是個危險的異端。古書中常提到的某人有“反骨”,“反骨”是什麽?就是自尊。作為一個中國人,擁有自尊心將是最大的不幸,天下之大,不會有你自尊心的立錐之地。

中國人的奴性心態,是中國走向民主的集體心理障礙。

曾經看過一部李安執導的影片《喜宴》。影片講述的是一位居住在台灣的退役的前國民黨軍的一位師長,為了迫使在美國的兒子結婚,為自己傳宗接代,親自來到美國督催兒子結婚的故事。其中有這樣一個情節:老師長成功地逼迫兒子和來自中國大陸的姑娘結了婚,在教堂舉行了簡單的儀式後,一家四口來到一家中餐廳吃飯,席間邂逅了自己的一位老部下,原來在軍隊中為自己開車的司機,這位老司機正是這家中餐廳老板的父親。雖然事隔多年,兩人年事俱高,但這位老司機在老師長的麵前仍然保持著軍人的作風,畢恭畢敬地站在坐著吃飯的老師長的身邊,盡管老師長一再示意他坐下來談話,但他堅決不肯,並對師長的兒子口口聲稱“少爺”。當他得知師長一家在此聚餐時為了慶祝少爺結婚時,很不滿,主動提出要在自己的酒店為少爺免費補辦婚禮。--當熱鬧的婚禮結束,客人盡散後,感到滿意的老師長並不多謝,隻是伸出了手,而老司機並不敢去握,在師長的鼓勵勉強下,才誠惶誠恐地和老師掌握了握手。

這個情節很中國化,很讓人感動,雖然事隔多年,其情景仍會不時地浮現在腦海中。是老司機知恩圖報?不是,影片中並未交代老師長對老司機有什麽恩情,再說報恩也用不著還保持著當年的“禮節”,甚至連師長的手都不敢握。這是一種很傳統的中國上下級關係。這是奴性之美呢?還是忠誠之美?如果都有,又各占幾成呢?難道奴性僅是一種喪失自尊的忠誠?或者說是一種更為徹底的忠誠?---不是!絕對不是!忠誠的主體是人的靈魂,忠誠的對象是理想、是人格道德,他是超功利的。而奴性則相反,它的主體是人的肉體,它的對象是權力、利益,而不是某種理想,也不是某個人,而是烏紗帽。他是功利的,他是見了烏紗帽就下跪,管他是張三、李四、王二麻子;管他是漢人、鮮卑人、契丹人、蒙古人、女真人、還是日本人;管他是人、是狗、還是豬,隻要他頭上戴個帽、腰裏別著槍,隻管下跪磕頭就是了,肯定是有百利而無一害。忠誠是自尊的、勇敢的、無私的;奴性是自卑的、膽怯的、自私的。

否定神的存在,抵擋人信仰上帝的儒教,將忠誠的源頭--內在的靈魂給抹煞了,再將忠誠鑲嵌在外在的功利之上,這就將忠誠偷偷地轉換成了奴性。

中國人並非天生的奴性,我們本來和歐洲人、日本人一樣並無區別,如果出生在歐洲、日本,我們也會像歐洲昂首挺胸的騎士一樣對基督虔誠、對皇室忠誠,也會像視死如歸的武士一樣對天皇忠誠,但是在中國很不幸,每個人經過儒教那隻看不見的手三揉兩捏,一個個都成了點頭哈腰、搖尾乞憐的哈叭狗!--孔丘啊孔丘,他口口聲聲宣揚“忠”實際上他卻時時刻刻地在扼殺著忠誠。歐洲的許多皇室至今仍受人民的愛戴,日本從古到今隻有一個皇室--天皇。而中國,把“忠”字天天掛在嘴上,實際上卻是改朝換代頻繁,宮廷政變、農民起義不斷。以至於有西方人這樣評價道:“在所有以達到某種程度的文明的民族中,中國人是缺乏革命性,卻又最富有反叛性的。”(46)

孔丘這條披著羊皮的狼。

道教對民主的危害。

中國的文化精英們在追求民主,批判儒教時,往往會忽略站在儒教“判官”背後的鬼參謀---道教。

道教不拘泥於形式,但是他更隱蔽、更深入骨髓、對人的危害更長久。

道教是一種徹底的宿命論。他通過居易安命、消極避世的思想和相麵、爻卦、測字、批八字等手段讓人認為生死有命,富貴在天。當官的所以當官享富貴,自己所以低人一等受苦難,皆是天命,力再大,也勝不過命,個人的努力終是枉費心機。官老爺坐威作福,老百姓終生受奴役,此是天經地義,讓官老爺給百姓當公仆,官老爺的任免由老百姓說了算,這豈不是天地顛倒,乾坤倒轉?

吳敬梓的《儒林外史》中有一個發生在明朝成化年間的故事,將道教對中國人的心理塑造描述得很生動。

成化年間,廣東地麵有位五十四歲的老童生,範進,考中了相公,同年又是鄉試年,範進想再接再厲,參加鄉試,以謀取功名:

不覺到了六月盡間,這些同案的人約範進取鄉試。範進因沒有盤纏,走去同丈人商議,被胡屠戶一口啐在臉上,罵了個狗血噴頭,道:“不要失了你的時了!你自己隻覺的中了一個相公,就癩蛤蟆想吃天鵝肉來!我聽見人說,就是中相公時,也不是你的文章,還是宗師看見你老,不過意,舍於你的。如今癡心就想中起老爺來!這些中老爺的,都是天上的文曲星。你不看見城裏張府上的老爺,都是萬貫家私,一個個方麵大耳。像你這尖嘴猴腮,也該撒泡尿自己照照!不三不四,就想天鵝屁吃!趁早收了你心!明年在我們行裏替你尋一個館,每年尋幾兩銀子,養活你那老不是的老娘和你老婆是正經。你問我借盤纏,我一天殺一個豬,還賺不得錢把銀子,都與你去丟在水裏,叫我一家嗑西北風!”。

範進被丈人一頓夾七夾八,罵的摸門不著,隻好瞞著胡屠戶偷偷進城鄉試。不曾想一炮中標,中了舉人。誰知又樂極生悲,範進接到中舉的捷報後,竟喜瘋了。湊熱鬧的鄰居中有一人給大家出主意,說範進是歡喜狠了,痰湧上來迷了心竅,需找一個平日他怕的人,打他一嘴巴,嚇一嚇他,使他將痰吐出來,就好了。於是眾人想到了胡屠戶:

胡屠戶做難道:“雖是我女婿,如今去做了老爺,就是天上的星宿。天上的星宿是打不得的!我聽齋公們說,打了天上的星宿,閻王就要拿去達一百鐵棍,發在十八層地獄,永不得翻身。我卻是不敢作這樣的事!”鄰居內一個尖酸人說道:“罷麽!胡老爹,你每日殺諸的營生,白刀子進去,紅刀子出來,閻王爺不知叫判官在薄子上記了你幾千條鐵棍。就是添上這一百棍,也打什麽要緊?隻恐把鐵棍打完了,也算不到這筆帳上來。或者你救了好了女婿的病,閻王敘功,從地獄裏把你替上第十七層來,也不可知。”……屠戶被眾人局不過,值得連斟兩碗酒喝,壯一壯膽,把方才這些小心收起,將平日凶惡樣子拿出來,卷一卷那油晃晃的衣袖,走上集去。……胡屠戶凶神似的走到跟前,說道:“該死的畜生!你中了甚了?!”一個嘴巴打過去。眾人和鄰居見這模樣,忍不住的笑。不想胡屠戶雖然大著膽子打了一下,心裏到底還是怕的,那手早顫起來,不敢打到第二下。……胡屠戶站在一邊,不覺那手隱隱的疼將起來。自己看時,把個巴掌仰著,在也彎不過來。自己心裏懊惱到:“果然,天上的文曲星是打不得的,而今菩薩計較起來了!”想一想,更疼得很了,連忙問郎中討了個膏藥貼著。

你們想知道宗教信仰對人的影響力有多大嗎?看看胡屠戶那扭曲的手就知道了,--它可以改變一個人的生理功能!

在道教眾多的伎倆中,相麵算是最有群眾基礎的了,它因簡單、直觀早已成為了中國人的生活常識,不僅蔣介石在任命幹部時會將麵相作為參考,就是“反封建”的共產黨的許多領導們也會自覺不自覺地將麵相作為人才鑒別的一個重要參數。在沒文化的群眾中,“以貌取人”的現象更是嚴重。

在歐美,人們以精幹、健壯為美,以在戰爭中負傷為榮,以胖為醜,視肥胖為懶惰、疾病、甚至貧窮的象征。而在中國,人們卻以胖為美:“富潤物,德潤身,心寬體胖。”(47)“腹肚下垂,福祿綿綿。”“頭大無肩,富貴長年”(48)“臍深容李,(肚臍能容下李子)富貴自起”(49)“腹如抱兒,四方聞知”“腹懸向下,富貴主壽。腹墜而垂,智合天機”(50)……中國人還以全身沒有傷疤為榮貴,有了傷疤就等於破了相,就不完美了,也就不能“奉天承運”了。王洪文沒能當上皇帝,中國的許多百姓就認為這是王在武鬥時麵部受傷,留了傷疤,被破了相所致。而像毛澤東、鄧小平等“皇帝”出生槍林彈雨,竟毫發未損,這就讓百姓們頓生敬畏之心,認為此種神秘非真龍天子受到上天保佑不能解釋。仔細一想,竟有“道理”:久經戰爭而無傷疤的人,不僅是聰明的,更是狡猾的,而凶狠、狡猾不正是龍的本色嗎?……。

歐美人心中的美,能讓他們選舉出名副其實的公仆。

中國人心目中的美,隻能使他們選舉出(就是有選舉權的話)一個腦滿腸肥、大腹便便的爺或者是豬。

雖然新文化運動和共產黨曾將道教的諸伎倆視為封建糟粕而進行過批判,但在現實中,它仍廣泛地活躍於中國社會中,從來就不曾間斷過,上至國家領導,高級幹部,知識分子,下至農夫村姑,都或多或少地受著他的影響和支配。千萬不要小看了那些四處遊走的或在街頭擺攤的,形象猥瑣的算卦仙們,他們對一個人的論斷足可以影響他的一生,足可以改變周圍人對他的看法。他們人數雖少,但能量十分巨大。許多人包括有文化的人都會自覺不自覺地按照算卦仙們的卦語來設計自己的人生。還有更多的人讓算卦仙兒們根據五行、八字、筆劃為自己剛出生的孩子起名字,使得自己的孩子一出生便與道教結下了不解之緣。除了這些少數的算卦仙兒們,中國社會中上有更多的略知陰陽、粗通八卦的準算卦仙兒們,他們人數眾多,散布在各個階層。從他們嘴裏偶爾吐出的一兩句“道經”、甚至一兩個道教詞匯對周圍人的靈魂的宗教穿透力絲毫不亞於《聖經》中的詞語對一位虔誠基督徒靈魂的感染力,甚至更強。基督徒尚且時常去教堂靠聖靈鞏固信心,而道教的一些話語,一旦進入一個中國人的耳朵,就會很快在他的心裏紮根,伴隨他的一生。--可怕的魔鬼撒旦的伎倆。(“撒旦”就是“抵擋”的意思,乃魔鬼的別名)

在中國,道教是僅次於儒教的第二大宗教,在今日的民間仍然有著龐大的市場。它比儒教飄逸超脫,因此他也比如教更隱蔽、藏得更深,在儒教遭到打擊時,它總會成為儒教的避難所,使儒教免遭滅頂之災。

從辛亥革命到今天,中國人追求民主已經近百年了,但民主仍沒能在中國安家。這也難怪,中國人追求民主,動機並不純正,中國人並不是忽地良心發現,要去求得人道、平等、博愛的,而隻是將民主視為救國圖存的工具的,當生存警報解除了,民主也就成了龍文化有機體內的一個危險的異物而遭到免疫排斥了。

封閉的、自給自足的、以儒教為代表的龍文化就是禁錮中國人的、新文化先驅們試圖打破的鐵屋子,然而,直到今天,這個鐵屋子仍沒有被打破。看來,龍文化並非鐵屋子那麽簡單。他是一個魔圈,有彈性、會伸縮、能變化且有自我修複能力。中了毒的國人會產生十足的惰性和排外性,而在魔圈中怡然自得,並沒有被鐵屋子禁錮的痛苦。

現在,儒道教在中國的市場仍然很大,他們仍然控製著中國人的身心,民主要在中國實現,還早得很呢。今天,中國專製政府又貫徹三個代表,鼓吹民族傳統,提倡儒家文化,帶領全國人民走回頭路。這是以龍為靠山,誓將專製進行到底。看來,中國的民主更是遙遙無期了。

但是,民主之路,我們是必須要走的,隻是早走晚走的問題。地球在變小,全球在變得一體化。伴隨著經濟全球一體化的是政治體製、價值觀念的全球一體化,世界是朝著單極、一元化的方向發展的,任何鼓吹世界多極化的人都是癡心妄想,自欺欺人。

上帝之道和歪門邪道之所以不同,是因為 祂不是信則靈,上帝之道,你信不信都靈。上帝的法則無處不在,聰明的,上帝領著走;愚蠢的,上帝拖著走。領著走的,上帝給的是糖果;拖著走的,上帝給的是鞭子。拖著也不走的,隻有死路一條。

上帝之道,浩浩蕩蕩,順之則昌,逆之則亡。

民主是基督大樹上的一顆果實,我們不種樹怎能得到果實呢?嫁接而來的果子,還會是原來的味道嗎?

提到民主,許多人馬上就會想到古希臘雅典的民主政體,就會想到古羅馬的共和國,似乎和基督並無太大關係。這種看法是膚淺的。

位於愛琴海中心位置的雅典,因其獨特的地理位置,商業得到了充分的發展。商業的發展進而促使了其政治上的革命,公元前500年時,雅典就出現了民主政治。雅典的民主是不完全的,占居民中大多數的奴隸和外邦人並不享有公民權,且他帶有很強的局限性,隻能適合於海上貿易發達的小城邦。後來,為了防備波斯帝國的入侵,雅典城運用民主原則帶頭聯合愛琴海諸島及小亞細亞個希臘城邦組成了一個同盟,原則上盟邦地位平等,但實際上,同盟的行政、軍事、財政等領導權從開始就掌握在雅典手中,公元前450年,民主同盟已變成一個帝國。這個海上的雅典帝國與同時代的其他帝國相比並無多少優勢,他雖然憑借著海上的軍事優勢防禦波斯的入侵,但他最終未能阻止希臘半島上另一個軍事強國斯巴達的進攻,隨著雅典軍事上的失敗,他的城邦民主政治也就壽終正寢了。

早期的羅馬城邦與雅典很相似,商業的發達使他廢除了君主政體,建立了共和國。與雅典相反的是,讓共和國喪失民主的不是軍事上的失敗,而是軍事上的成功。共和國早期的民主趨向因元老院在海外指揮的戰爭節節勝利、其威望和權力大大增加而轉向相反方向,新的城市下層民眾不再成為民眾政府的基礎。軍隊的性質也悄悄地發生了變化,羅馬軍團由平民軍隊變為職業軍隊,士兵們首先忠於的不是國家,而是他們的指揮官。疆土的擴張,財富的大量湧入,也使得羅馬人原有的節儉、禁欲、勤勞等與共和國相匹配的美德喪失殆盡。……到公元前27年,軍事寡頭屋大維統治羅馬時,共和國已經轉變成為了一個中央集權的帝國。

雅典和羅馬的民主政治所以都以失敗告終,是因為他們的民主沒有一個堅強的信仰作後盾。缺乏信仰支持的民主政體更像是一個公民利益的分配方案,這種“分配方案”是脆弱的,是經不起戰爭考驗和巨大財富利誘的。

耶穌基督如是說:所以凡聽見我這話去行的,好比一個聰明人,把房子蓋在磐石上。雨淋、水衝、風吹,撞著那房子,房子總不倒塌,因為根基立在磐石上。凡聽見我這話不去行的,好比一個無知的人,把房子蓋在砂土上。雨淋、水衝、風吹,撞著那房子,房子就倒塌了,並且倒塌的很大。(馬太7:24)

經中世紀千年基督教奠基的歐洲,由於商業的發展,人們又選擇了民主。盡管古代的民主為現代民主提供了閃光的思想,但今日的民主並不是古希臘、古羅馬民主的複活,今日的民主已不再僅僅隻是個政治體製,而更是一種價值觀,一種信仰。使民主重生、發揚光大且戰無不勝的,不是雅典、羅馬,而是耶穌基督。

1620年,一條名叫“五月花號”的捕魚船悄然離開英國港口,駛向大西洋對岸的新大陸。船上一共102人,其中大多是受到宗教迫害的新教教徒----清教徒,還有個別的流浪者、破產者等在舊世界失敗的人。環境的壓迫及對新世界的向往,使他們不得不馬上離開英國,即使在一個不適合航行的季節。

清教徒,是英國新教教徒中的一派,起源於16世紀中葉的英國,原為英國國教聖公會內信奉加爾文宗教思想的改革派,後從中發展出一些脫離國教的新宗派(如長老會、公理會等)由於他們要求“清洗”國教內保留的天主教舊製和繁瑣儀文,並反對王公貴族的驕奢淫佚,提倡“勤儉清潔”的生活而得名。

清教徒是這條船上的知識分子,並且是價值觀念相同的知識分子。

“五月花號”經過65天與風暴、疾病、饑餓、絕望的搏鬥後,終於看到了新大陸的海岸線。缺水、缺糧、困乏,而新的大陸,新的家園已經在望,但這時船反而停了下來,船上的成年男子在低聲討論著:我們將如何管理未來的新世界,依靠什麽?領袖的權威,軍隊的威力,還是國王的恩賜?他們決定將這個問題弄清楚之後再上岸。

經過船上51名成年男子的討論,最後,他們決定共同簽署一份公約,名為《五月花號公約》,內容如下:

為了上帝的榮耀,基督教的進步,我們這些在此簽名的人揚帆出海,並即將在這塊土地上開拓我們的家園。因此我們在上帝麵前莊嚴簽約,自願結為一民眾自治團體,為了使上述目的得以順利進行、維持和發展,亦為將來能隨時製定和實施有益於本殖民地總體利益的一應公證法律、法規、條令、憲章和公職等,吾等全體保證遵守與服從。

《五月花號公約》後來被一本名為《美國賴以立國的文件》的書列為第一號文件。從精神實質來看,《五月花號公約》應該是美國的第一部憲法。

這一批最早的美國人,不僅是這樣說的,也是這樣做的。《五月花號公約》中的上帝,絕非作秀,而是一個真實的存在。正是“為了上帝的榮耀”,為了在一片新大陸上建造“上帝之城”,這些清教徒們艱苦卓絕,百折不撓,即使是在登上大陸後的第一年內,因疾病、饑餓而損失一半以上的人的時候,他們也不灰心,不退縮,最終堅持了下來。他們以自己的實踐為自己理想中的上帝之城做了奠基。他們的子孫及後來者繼承了他們的理想,最終建立了美利堅合眾國。

同樣是清教徒,於1638年因反抗英王查理一世對清教徒的迫害,反對國王在蘇格蘭強製推行主教製的英國國教,而爆發了英國革命。清教徒組成自己的軍隊--國會軍,領袖是激進的獨立派(清教徒分為長老派和獨立派)議員克倫威爾。克倫威爾將長老派從國會中清洗了出去,處死了國王查理一世,於1649年廢除君主製,建立了共和國。

1653年,克倫威爾驅散國會,自任“護國主”,實行軍事獨裁。1658年,克倫威爾逝世,其子查理?克倫威爾繼任護國主。查理的昏庸無能,以及國民對清教徒統治下的受限製的、過分儉樸的生活的厭倦,使得國內局勢混亂。1660年,斯圖亞特王朝複辟。

1688年,清教徒發動不流血的“光榮革命”推反了斯圖亞特王朝,宣布詹姆斯二世“自行退位”,並與新國王威廉三世達成協議,確立了英國的君主立憲政體。立憲國王采取信仰自由原則,即在事實上承認了清教徒的合法地位。

法國思想啟蒙家孟德斯鳩曾這樣評價英國人:“在三件大事上走在了世界其他民族的最前麵:虔誠、商業、自由。”(《論法的精神》二十編,第七章)

世界上最早的資產階級革命是在英國,世界上最早的工業革命也是在英國,為什麽偏偏是在英國?難道是盎格魯?撒克遜民族是最優秀的民族?不是的,英國人所以會成為人類前進隊伍中的領頭人,僅僅是因為他們最虔誠,是上帝最虔誠的子民。

同胞們,可知道對上帝的虔誠與商業、自由的關係?

從封建君主製到英國的君主立憲製,再到美利堅的共和製,這是民主良性、健康的發展過程。

相比較,歐洲大陸的民主進程就艱難了許多。

英國的資產階級革命對歐洲大陸的影響是巨大的,它直接導致了法國的思想啟蒙運動。經曆了近百年的思想啟蒙,法國的民主進程又如何呢?讓我們簡單地回顧一下曆史:

1789年7月14日,巴黎人民起義,攻打巴士底獄。
1792年,雅各賓派推翻封建波旁王朝,處死路易十六,建立第一共和國。廢除公元紀年,實行革命曆法--共和曆。
1794年7月27日,熱月政變。熱月黨人推翻雅各賓政權,處死雅各賓領袖羅伯斯庇爾,建立督政府。
1799年,拿破侖推翻督政府,實行獨裁統治,建立第一帝國。
1814年,“反法同盟”國家逼拿破侖退位,波旁王朝複辟。
1830年7月,爆發七月革命,起義者推翻波旁王朝,建立七月王朝。
1848年,2月,爆發二月革命,資產階級推翻七月王朝,建立第二共和國。
1851年,拿破侖的侄兒,路易?破拿巴發動政變,稱帝,號稱拿破侖三世,建立第二帝國。
1870年,爆發資產階級革命,法國人民推翻第二帝國,建立第三共和國。
1871年,巴黎無產階級起義,建立巴黎公社,被鎮壓。

法國的民主可謂一波三折,步履艱難。為什麽會如此呢?

答案有很多,但筆者認為原因很簡單,那就是法國人在啟蒙運動中,藐視了上帝所致。

在啟蒙思想家中,大多數是自然神論(認為上帝創造了世界和自然規律後就不再幹預世事,聽信自然規律支配一切的神學觀點)者,一部分幹脆就是無神論和唯物論者。自然神論在當時的時代背景中,許多也是無神論的過渡和隱蔽形式。總之,許多啟蒙思想家們憑借著理性的啟蒙,在當時時代所允許的範圍內最大限度地否定了上帝。

伏爾泰是啟蒙運動最著名的一位思想家,有人甚至將十八世紀稱為伏爾泰世紀,伏爾泰是自然神論的代表人物,是反封建的一麵旗幟,他反對宗教,認為宗教是理性的最大敵人。因而他鼓吹無神論的中國,敬仰無神哲學大師孔子,將自己的書房命名為“孔廟”,並自封為“孔廟大主持”。他在《風俗論》中將中國描寫成為一個十全十美的東方烏托邦:“世界上曾有過的最幸福、最可敬的時代,就是奉行孔子的律法時代。”“人類肯定想象不出一個比這更好的政府了(指中國明朝)”“在這種行政製度下,皇帝要實行專斷是不可能的”“如果說曾經有一個國家,在那裏人們的生命、名譽和財產受到法律保護,那就是中華帝國。”……。伏爾泰對無神論中國的肉麻的吹捧,不僅是在攻擊基督教會,也是在變著法地否定上帝。

在思想啟蒙運動中,吹捧中華帝國,不隻是伏爾泰一個人,而是一個潮流,眾多吹捧中華帝國的思想家們,不管他們口頭上是否否定上帝,他們的實際行為卻是在明白地告訴大家:看,在遙遠的東方有一個美好的國度,那裏的人們根本不知道耶穌是誰!

歐洲大陸自思想啟蒙以來,就陷入了關於“民主”的理性爭吵之中,爭吵的結果是吵出了無神論的馬克思主義和法西斯主義。而在這期間,位於大洋之中的英國人和美國人卻憑著宗教虔誠,默默無聞地進行著民主實踐。他們的實踐成果以不爭的事實成為歐洲大陸關於“民主”理性辯論中無言的、但卻是最有力的論證,英國和美國,尤其是美國也最終成為了歐洲大陸國家的民主楷模。

有了點理性的進步,就忘乎所以,是人類的一個毛病。理性是把雙刃劍,他可以成全人類,也可以毀掉人類。他可以製造出民主,也可製造出極端專製。理性的走向完全取決於人的信仰。在今天信息發達的理性的時代,一個國家的民主進程如何,完全取決於這個國家的信仰。

看今日世界,從西到東,民主遞減。美國最民主,中國最專製,為什麽呢?原因很簡單:美國離上帝最近,而中國離上帝最遠。 【全文完】

⑴(《論語-顏淵》)
⑵(《中庸》)
⑶(《論語-學而》)
⑷(《孟子-梁惠王》)
⑸(《論語-泰伯》)
⑹(《中庸》)
⑺(《辛亥革命前十年間時論選集》)
⑻(《論語-顏淵》)
⑼(《白話四書五經-禮記-禮器》)
⑽(《禮記-曲禮下》)
(11)(《論語-堯曰》)
(12)(《中庸》)
(13)(《左轉-哀公五年》)
(14)(《新書-服疑》)
(15)(董仲叔《春秋繁露》)
(16)(《易經-係辭傳》)
(17)(《論語-顏淵》)
(18)(《辛亥革命前十年間時論選集》)
(19)(魯迅〈阿Q正轉〉)
(20)(《論語-裏仁》)
(21)(《禮記-曲禮上》)
(22)(《孟子-萬章》)
(23)(《孟子-告子》)
(24)(《論語-子罕》) 
(25)(《論語-為政》)
(26)(《論語-子路》)
(27)(《中庸》)
(28)(《禮記-曲禮上》)
(29)(《論語-顏淵》)
(30)(《管子》)   
(31)(《大學》)
(32)(《論語-陽貨》)
(33)(《孟子-離婁上》)
(34)(《孝敬》)
(35)(《論語-為政》)
(36)(《禮記-曲禮上》)
(37)(《禮記-內則》)
(38)(《讀者》2002、12《中國父親排第幾》)
(39)(《讀者》2002.21)
(41)(《孝經》)
(42)(《辛亥革命前十年論文選集-說國民》)
(43)(《論法的精神》)
(44)(《論語-鄉黨》)
(45)(《論語-鄉黨》)
(46)(《全球通史》p72)
(47)(《大學》)
(48)(〈麻衣神相〉)
(49)(〈月波洞中記〉)
(50)(《玉管照神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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