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教是中國科技落後的根源zt
儒教是一種靜止的世界觀。正是這種靜止的世界觀賦予了中國社會超強的惰性,使得中國社會幾千年保持了驚人的一致性。
除了上文中提到過的種種表現之外,儒教的靜止世界觀在中國社會中還有以下三種表現:
第一,儒教使人安於現狀,反對任何社會變革。中國曆史中的每一次的變革,都會毫不例外地遭到“效法先王”的儒生們的圍攻,受到儒家思想的層層阻滯。
第二,儒教使人迷信祖先,崇拜師長。儒教是崇拜祖先的宗教,他的祖先崇拜使得中國很迷信自己的祖先,迷信祖先的技術,迷信祖先的秘方。後人有了新的技術、學術也要假托黃帝、周公的名義才有說服力。一個不信儒教之邪,敢於大膽搞革新、創造的人,那他隻會有兩種結局:要麽被儒教所扼殺,扼殺不死,他就會被後來的儒者尊為神聖。一批不信儒教的人打下江山後,儒教也會將他們捧為神聖。不論是文臣、武將還是文學家、藝術家,開國的一代就是這個王朝各行業的開山鼻祖,他們的繼承者、學生在“事師如事父”的儒家思想的束縛下,隻能對老的學問承襲而不敢有所超越突破,因為在儒教中國,超越突破就是越禮犯上、不尊重老師的表現。這樣,各種學問不是愈做愈好,而是愈作愈糟;人物也不是長江後浪推前浪,而是一代不如一代強。
第三,儒教反對科學。在人類進步發展的曆史中,技術的發明、革新起到了關鍵的、決定性的作用,人類社會許多大的飛躍,究其原因,其動力原是來自於一兩個不起眼的技術發明。近代人類社會的快速發展也是近代科技突飛猛進的結果。
抵擋社會進步的儒教,在本能上是反對科學的。
儒教的反科學主要表現在它的“天人合一”的宇宙自然觀上。
經過秦朝暴政和楚漢戰爭後建立的漢王朝,初期信奉寡欲無為的道家思想,經過六十年的休養生息和劉氏祖孫六代的經營,到了漢武帝劉徹即位時,漢王朝已經人給家足,國力強盛,年方二八的劉徹已不再滿足清淨寡欲的黃老之道了。為了追求“萬事之統”詢問“大道之要,至論之極”,劉徹下詔命令全國“賢良文學”上書對策。此時熟諳儒家經典的董仲舒脫潁而出,以“天人三策”回答了劉徹的三次冊問,使劉徹最終找到了治國的理論武器,從此,漢王朝開始獨尊儒術,罷黜百家。
董仲舒的“天人三策”,其核心內容是“天人合一”,“天人感應”。
天人合一。
天者萬物之祖,萬物非天不生。⑴
人之本於天,天亦人之曾祖父也。此人之所以乃上類天也,人之行體化天數而成。⑵
人之首,首妢而員,象天容也,發,象星辰也。腹胞實虛,象百物也。……天地之符,陰陽之副,常設於身,身尤天也,數與之相參,故命與之相連也。⑶
君臣父子夫婦之義,皆取諸陰陽之道。君為陽,臣為陰;父為陽,子為陰;夫為陽,妻為陰。……仁義製度之數,盡取於天。天為君而覆露之,地為臣而持載之。陽為夫而生之,陰為婦而助之。春為夫而生之,夏為子而養之,秋為死而棺之,冬為痛而喪之。王道之三綱,可求於天。⑷
董仲舒還將儒教之五常:仁義禮智信分別和五行一一相對應,東方木主仁,西方金主義,南方火主禮,北方水主智,中央土主信。
不僅隻是三綱、五常,董仲舒還將官體、繼承、刑辟、攝政、嫁娶等儒教製度內容都與天象、五行一一比附。
父死子繼合法?法木終火王也。兄死弟繼何法?夏之承春也。……子順父、妻順夫、臣順君,何法?法地順天也。男不離父母何法?法火不離木也。女離父母何法?法水流去金也。取妻親迎何法?法日入陽下陰也。⑸
…………
天人感應。
“人之所為,與天地流通而往來響應。”(《春秋繁露?堯舜湯武》)“刑罰不中,則生邪氣。邪氣積於下,怨惡蓄於上。上下不和,則陰陽謬戾而妖孽生亦。此災異所緣而起也。”⑹
其大略之類,天地之物,有不常之變者,為之異;小者謂之災。災常先至而異乃隨之。災者,天之譴也;異者,天之威也。譴之而不知,乃畏之以威。《詩》曰:“畏天之威”,殆此謂也。凡災異之本,盡生於國家之失。國家之失,乃始萌芽,而天出災害以譴告之。譴告之而不知變,乃見怪異以驚駭之。驚駭之尚不知畏恐,其殃谘乃至。以此見天意之仁而不欲陷人也。⑺
君王順天而行,修飭德政,天就會降祥瑞庇佑,君王逆天而行,天就會將災難懲戒。如果不悔改,天就會收回符命,使之敗亡……。
董仲舒的天人合一、天人感應最後又引申出兩個結論:一是:“王權天授”,皇帝的權力來自於天,皇帝是天之子,受命於天,代表天的意誌,治理人世。二是“屈民伸君,屈君伸天”,民眾必須服從君王,君王必須服從天意。這兩個結論恐怕才是漢武帝青睞董仲舒,將他的理論視為“大道之要、至論之極”的原因。
正是董仲舒將陰陽、五行與先秦儒家思想相結合的不懈努力,才使得儒家思想演變成儒教,使得儒學升華為中國的政治神學。
在“禮崩樂壞”的春秋之前,儒、道、陰陽、五行等思想本是混沌一體,不分家的。春秋戰國,幾個弟兄分了家,各立門戶獨自發展,經一段時間後,在漢代又重新合為了一家。混沌、混合本來就是中國龍文化的秉性,儒、道、陰陽、五行等兄弟的結合隻是早晚的事。
儒教的天人合一、天人感應的反科學主要表現在:
一 使自然與人相混合,主客體不分。
二 使權力成為社會結構、思想價值的核心,科學淪為權力的附庸。
三 權力中心思想導致了科舉製度的誕生。
四 歧視科技、勞動、實踐。
一 天人合一使自然與人相混合,主客體不分。
儒教“天”的概念,十分抽象、十分模糊,並且包涵性極大,自然中的萬物皆可被“天”所涵括。儒教的天人合一、天人感應使得自然與人合一,自然與人相互感應。人成了自然的一個有機組成部分,自然也成了人的一個有機組成部分。有學者將此種自然觀稱之為有機自然觀。
儒教雖然聲稱天是人的曾祖父,人的三綱、五常可求於天,人的生活可效法自然,但飄渺的天,蒙昧的自然並不會說話,人怎麽去效法呢?隻能通過自己的眼睛、耳朵等感官去看去聽。太陽、月亮、星辰周而複始的運動可以看見,晝夜、四季的變化可以感覺到,但是這些被感覺器官所感知的自然之法都是膚淺的、感性的、有限的,是遠遠不夠人們效法之用的。那麽隱藏在自然現象之下的更為深奧、更為複雜,不能被人的感覺器官所感知的規律、自然之法,怎麽去知道呢?既然自然與人是同理、同質、合而為一的,於是中國人就有了一條探索自然的捷徑:以己度物,憑自己的主觀感覺去推測自然規律。
故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現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⑻
“格物”就是研究事物。表麵上,儒生的話很有道理,並且給了“科學研究”很高的的地位,但實際上,結果卻與儒生的話正相反。讓我們看看儒生們是怎樣“格物”的。
明代理學家王陽明有一位姓錢的朋友坐在亭子裏“格竹子”,“格”了三晝夜後,病倒了。王陽明繼承了朋友的工作,親自去對竹子靜觀了七天,仍沒有得到有關竹子的道理,最後他感慨道:“天下之物如何格得?”。於是,他便勸人把眼光放在自己的內心上來,“真格物之功隻能在身心上作”。王陽明的頓悟,並不稀奇,他的前輩們早知此理,宋朝的理學家程頤就說:“致知在格物,非由外鑠我也,我固有之也”。⑼“學也者,使人求於內也。不求於內而求於外,非聖人之學也”。⑽ 宋朝的理學大師朱熹講得更明白,格物的目的就是要“窮天理,明人倫,講聖言,通世故。”如果不是這樣,“乃兀然存心於一草木一器用之間,此是何學問?!為此而望有所得,是炊沙而欲成飯也!”(11)……。
儒教的格物,實質上是“格心”。
儒教的“格心”充分體現了中國文化的內向性。
儒教的以心格物,使得自然人格化。儒教聲稱人應當效法於天,可實際上,他的有機自然觀卻讓自然成為了人的有機體的延伸。這樣,中國人研究自然就不能將自然作為一個獨立的客體去研究,而隻是將自然作為人類社會的一部分去研究的。中國古代是沒有人去研究純自然的,他們研究自然隻是作為研究人的一個手段。
比如說天文,中國人認為天是人類社會的一個延伸,天文與人事是相互感應的,因此,天象中隱藏著人世間王朝興衰更替、王侯將相生死休戚的信息:
日蝕,必有亡國死君之災。
日以春蝕,大凶,有大喪,女主亡。夏蝕無光,諸侯死。秋蝕兵戰,主人死。冬蝕有喪,多病而疫。(12)
日蝕所宿,國主疾,貴人死。用兵者從蝕之麵攻城取地。
日蝕有三法,一曰妃黨恣,邪臣在側……,而曰偏任權柄,大臣擅法……,三曰宗黨犯命,威權害國……。(13)
卻說孔明在荊州,夜觀天象,見將星墜地,乃笑曰:‘周瑜死亦’。
卻說司馬懿夜觀天文,見一大星,赤色,光芒有角,隻東北方流於西南方,墜於蜀營內,三投再起,隱隱有聲。懿驚喜曰:‘孔明死亦!’(14)
…………
中國古代的地理同樣是研究人的。中國人相信一方水土養一方人,有龍脈的地方就可以出皇帝,人的陰宅(祖墳)、陽宅(房屋)、所處的地理位置及結構決定了一個人、一個家庭、一個家族的興衰沉浮:
地理家以山名龍者何也,山之變態千形萬狀,或大或小,或起或伏,或逆或順,或隱或顯,支壟之體段不常,咫尺之轉移頓異,驗之於物,惟龍為然,故以名之。(15)
穴後相看節節高,有如天馬下雲霄。子承於父孫承租,世代居官掛紫跑。
穴後一重低一重,此地須知是退龍,縱有穴情隻一代,兒孫不久便貧窮。
福龍賴有祖宗好,左右周圍籌集來,體勢縱非真正結,盤桓安靜亦勘裁。
病龍慵懶不堪言,邊死邊生力欠完,鋤破崩殘同一斷,縱然成地亦孤寒。 (16)
玄德幼孤,事母至孝;家貧,販屢織席為業。家住本縣樓桑村。其家之東南,有一大桑樹,高五丈餘,遙望之,童童如車蓋。相者雲:“此家必出貴人。”(17)
…………
中國古書中提到某位博學賢士,有經天緯地之才時,常說其上知天文、下曉地理,前知一千年,後知五百年。這裏的天文、地理和今天我們學習的西方的天文、地理等科學是不同的,他們的實際意義其實就是我們今天所說的星象、風水。
儒教的有機自然觀對中國人的生活的影響是廣泛的,它使人相信日月星辰的運行決定著王朝的興衰、將相的生死,同時還決定著人們生活的方方麵麵,百姓凡有出行、動土、植樹、迎娶、出葬等他們都要查一查黃曆,定一定吉凶;它使人相信人的行為也可影響天地變化,比如竇娥屈死後,天被其怨氣所感而降六月雪;它還使人相信大自然和人是同理的,比如中國古代有位良醫,曾用梧桐樹葉熬湯治難產,可後來人們仿效這個辦法時,不僅不見效,反而加重了病情。人們去請教這位良醫,他解釋道:我用的是秋天的落葉,現在是是春天,樹葉正在向上長,哪裏能用來治難產?………有了這種自然觀,就是蘋果天天砸到每個人的頭上,也不會有人去思考,這是為什麽,更不會去發現什麽萬有引力定律,一句“葉落歸根,認祖歸宗”就足可以讓中國人解釋蘋果為什麽往下掉而不是向上“掉”了。
英語詞science(科學)本是natural science(自然科學)的簡稱,科學的出意就是指關於自然現象的有條理的知識。
科學的精神包括三個內容:一,對自然之法客觀存在的確信。二,將自然之法推進到自然規律的精神。這種精神是由實證、數學化、分析、重建、存疑、求真等精神共同組成的。三,同時代人文學者、文學家對這種關於自然的理性探索的稱頌,感性認識對這種理性探索的認同。
儒教的天人合一使中國人不能將自然作為一個獨立的客觀存在,從而從根本上否定了自然之法,因而也就談不上對自然規律的探索了。這當中如果偶爾冒出來個探索自然之人,那他也會被視為是在“炊沙成飯”而遭到文人們的嘲笑挖苦。
儒教的天人合一使得中國人的科學精神無從產生,或者說是將中國人的科學精神扼殺在了萌芽狀態。
和儒教的天人合一相對立的是古希臘、基督教的自然觀。在古希臘文化和基督教文化中,自然與人是異質的,兩者的關係是被異隔化的,而不是同質、同理、合一的。
在古希臘文化中,存在著一位至高神宙斯,宙斯又統領了很多個與自然事物相對應神靈如日、月、星辰等。希臘文化是多神文化,它的自然觀是神性自然觀。
“論自然”是古希臘哲人們普遍關心的問題,亞裏士多德宣稱物理學(physika)即是研究自然(physis),這裏自然成了一種獨立於人之外的研究實體。自然是可以理解的,因為希臘人認為至高神在造就自然的同時也把理性帶入自然,產生了各種具有理性的事物。這種自然理性使得自然之法得以確立。但同時自然又是與諸多神靈相對應的,它也具有神性。這種理性與神性在自然那裏合而為一成了古希臘文化的一大悖謬。正如赫拉克利特所說,邏各斯(logos)(初意為世界的普遍規律性,後被引申為“宇宙理性”和基督教中的“道”)“那唯一的智慧即願意又不願意接受宙斯這一稱號”。雖然主希臘人在自然的神性中並未進入迷信的境地,但這種自然理性與神性之間形成的難以克服的張力,使古希臘人在進一步認識自然的活動中陷入了兩難境地:我們要伐樹木、踏山、喝水、要解析研究它們,這不是對樹神、山神、水神的不恭嗎?
《聖經-創世紀》記載,上帝是唯一真神,是 祂創造了自然萬物,然後又按自己的形象創造了人。同古希臘文化一樣,《聖經》中的人和自然也是隔異的,正是這種“異質”的自然觀念,使得古希臘人、基督徒對“自然之法”確信不疑,這種“自然之法”在古希臘表現為赫拉克利特的邏各斯、柏拉圖的善的理念、亞裏士多德的第一推動力,在基督教中表現為上帝為自然設定的秩序。
但《聖經》中的自然已不再具有神性,而是人具有了神性(部分),並被上帝授權管理自然。既然最能體現上帝創造力的人類被賦予了管理自然的使命,研究自然、探索自然便成了基督徒麵對自然的基本態度。多神論給古希臘人帶來的困惑,最終讓上帝給解決了。
“自然之法”是上帝在太初時確定的、統治自然的法則,自然規律是上帝的被造之物,並且它是需要人類去探明的。這就促使基督徒運用科學手段去探索自然的奧秘,與自然進行進行平等對話。麵對科學家的“一陣陣輕聲軟語”大自然“發出嫋嫋不斷的回音”自由落體定律、萬有引力定律、行星運行三定律、力學三定律………就“仿佛鳥兒向平原飛翔,迎接旖旎的春光,婉轉的歡暢”(意大利詩人誇西莫多的是《海濤》)飄然來到科學家的身旁。--正是上帝的啟示,使人類完成了從“自然之法”到自然規律的理性過渡,塑造了近代科學精神。
是否能夠擺正神、人、自然之間的關係,正是一種宗教、文化能否孕育出科學的根本原因。
四 歧視科學技術和勞動實踐。
天人合一雖然是被董仲叔明確提出來的,但時期思想精髓是早已有之,隻是比較模糊罷了。
早在春秋時代,孔丘就明確地表現出了對權力的崇拜和對科學技術、勞動實踐的歧視。
學而優則仕(19)(《論語?子張》)
學習好了就應當從政;
君子不器(20)(《論語?為政》),
器,就是有用的器皿,將此話說得白些就是專業技術人才不是君子。
子曰:攻乎異端,斯害也已。(21)(《論語?為政》)
鑽研尖端,就是禍害;
吾少也賤,故多能鄙事。君子多乎哉?不多也(我小時候貧賤,所以才學會很多卑賤的技藝。真正的君子會有那麽多的技藝嗎?不會的呀)(22)(《論語?子罕》)
“技藝”在孔丘眼中竟是“鄙事”,自己被迫學會了幾件,竟自賤如此!
樊遲請學稼,子曰:“吾不如老農”。請學為圃,曰:“吾不如老圃”。樊遲出,子曰:“小人哉,樊須也!上好禮,則民莫敢不敬;上好義,則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則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則四方之民繈負其子而至矣,焉用稼?”(23)(《論語?子路》)
民眾在孔丘的眼中還是人嗎?
背後說人壞話是孔丘的一貫表現。
有了老師的教導,學生們也不甘落後。
子夏曰:”“雖小道,必有可觀者焉,致遠恐泥,是以君子不為也”(即使是小技藝,也一定有可取之處,但是這會妨礙遠大的事業,所以君子不做這些事)(24)(《論語-子張》)
君子這也不幹,那也不幹,那君子到底該是什麽樣呢?
若有一臣,斷斷兮無他技,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焉。人之有技,若己有之;人之彥聖,其心好之,不啻若自其口出,寔能容之,亦能保我子孫黎民,尚亦有利哉!……(有這樣一位臣子,老實誠懇而無別的技藝,與世無爭,有容人的度量。人家有本事,就好象他自己的本事一樣,別人品德高尚,本領高強,不但口中稱道,而求內心確實也很喜歡。這種寬宏大量的人,是可以保全我的子孫和黎民的幸福的,是實在有利於國家的人。)(25)(《大學》)
原來儒生眼中的君子就是一個不懂專業技術,專門外行管內行的領導。
還是“亞聖”孟軻說的露骨、痛快:
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於人;治於人者食人,治人者食於人,天下之通義也。(26)(《孟子?滕文公上》)
由於聖人們的教導,科學技術在中國人的眼中成了“奇技淫巧”,儒教經典《禮記》中甚至提出:“奇技奇器以疑眾,殺!”正是儒教對科技的歧視,使得中國古代的科學技術處於被禁錮、被歧視的地位,從事科學研究的人不僅得不到政府的支持和民眾的理解,並且還要承擔很大的風險。孫中山先生曾說:在中國社會“創造新器,發明新學,人民以懼死刑,不敢從事。”
在儒教統治的中國,在“孔聖人”的二畝地頭,科技落後是順理成章的,科技發達才是咄咄怪事。
古希臘的科學發達主要表現在理論方麵,在實驗、技術方麵卻是裹足不前的,這是古希臘人鄙視手工勞動的思想所造成的。在古希臘,動手做實驗被認為是不光彩的,就像阿基米德這樣的實驗大師也都為自己製造儀器感到羞恥,柏拉圖甚至指責兩個希臘人製造裝置儀器來解決幾何問題是在“汙染思想”。學者和工匠之間的鴻溝是不可逾越的,科學是生長在奴隸主和自由民花園中的花朵,而技術則掌握在會說話的工具--奴隸手中,因此古希臘的學者們對勞動技術也是蔑視的。
古希臘人對手工勞工、實驗、技術的歧視,阻礙了其科學理論的進一步發展,也使得古希臘的的科學思想無法演變成近代的科學技術。
古希臘人的缺陷,讓歐洲的基督徒給彌補了。在上帝麵前人人平等的教義,填平了學者與工匠之間的鴻溝,並且基督徒將手工勞動視為閱讀上帝的著作、使自己更能接近上帝的精神生活的一部分。正如他們自己所說:“勞動就是祈禱”。這些中世紀“修道士是第一批人數很多的指甲下有汙垢的知識分子。”(小林恩?懷特語)正是這些靠勞動磨練自己意誌、陶冶情操的修道士們最早將智能和汗水結合起來,將科學理論和實踐結合起來,並最終使實驗成為科學的一個重要的、不可缺的組成部分,使得“中世紀西歐取得的技術進步,比整個古典希臘和羅馬曆史時期所取得的進步還要多。”(27)
中世紀西歐所取得的技術進步是如此巨大,以至於15世紀時,便有東方人建議,派學生到西方學習“實用工藝”。紅衣主教貝薩裏翁(東正教)因在羅馬住過多年,所以對意大利手工業的先進水平印象極深。1444年,他寫信給拜占庭自治省的統治者,建議他派四個或八個年輕人到意大利去,偷偷學習意大利的手工技藝,在信中他談到“木頭被自動鋸鋸斷,隨車輪轉的又快又勻稱”“熔煉和提煉金屬時使用皮風箱,這種風箱無需用手推拉”……。(28)
在這種背景中,一個名叫羅傑-培根的修道士在13世紀就已預見到未來的許多技術成就,這並不偶然的。
人們可製造機器,使用這種機器,最大的船隻需要一個人駕駛,而且比那些乘滿劃手的船炮的還快;人們能製運貨車,他們無需牲畜牽引,而且速度驚人;人們能製造飛行器,一個人乘在飛行器上,可以用機械翅膀拍擊空氣,就象鳥一樣……人們還能製造使人能潛入河底的機器……。(29)
正是基督教,而非別的什麽,將科學理論、可控試驗、實用技術結合在了一起,並使這三者形成了一個良性互動的循環機製,創造出了近代科學的神話。
通過以上四點粗略的分析,我們就可以看出儒教反科學的真麵目。
天人合一,其實質是對“天”的否定。天人合一是無神論者的最高哲學成就。 同時他也體現了中國龍文化的女性本質:男人的實質是理性,女人的實質是感性。男人離上帝近,女人離自然近。男人具有“靈性”,女人具有“物性”。女人的“物性”在戰爭時期表現在她們是一種戰利品,在和平時期表現在女人是被觀賞的對象,女人在被觀賞中能得到很大的愉悅,這使得女人具有了愛美的天性,甚至為之不惜自殘。盡管女權主義者對此也有嚶嚶的幾聲非議,但她們終難抵女人愛美的洪流。女人之所以與哲學無緣,是因為她們是大自然的一部分,她們隻是哲學的對象,而非哲學的主體。女人感性思維的最高“哲學”成就就是物我不分的“天人合一”。
道教也是反科學的。
道教的創始人李耳,認為學習和“道”是背道而馳的,並且學習會傷害“道”,“為學者日益,為道者日損”(30)(《老子-四十八章》)。科學技術對於社會不僅無用,並且有害,“民多利器,國家滋昏”“人多技巧,奇物滋起”。因而他主張“絕聖棄之”“絕巧棄利”,奉勸統治者“常使人無知無欲”行“無為而治”(31)(《老子》)
道教的老二莊周更反對科技,他認為“道”隻能通過“冥通”“冥合”來悟,而不能通過學習得到。因而他主張“墮肢體,黜聰明,離形去知,同於大通,此謂坐忘”。(32)(《莊子-大宗師》)
在《莊子-天地篇》中,莊周講了一個故事:
子貢到南方的楚國遊曆,返歸晉國,在經過漢水之男時,看見一位長者在菜園裏勞動,向井邊挖水渠,抱著甕取水澆灌,用力很多而功效很小。子貢說:“有種器械,一天可以灌溉一百畝田,用力很少而功效很大,您不想使用嗎?”
老翁抬頭看看他說:“怎麽回事?”
子貢說:“用木頭鑿製機械,後重而前輕,提水如同抽引,快如沸湯上溢,這種機械名叫桔槔。”
老翁滿麵怒容地冷笑說:“我聽我的老師說,有機械的必有機事,有機事的必定有機變之心。機變之心藏在胸中,就不具備純潔清白的品質;不具備純潔清白的品質,就會神情不定;神情不定,就不能載道。我不是不知道那種機械,而是恥於去用它。”
子貢滿麵愧色,低頭不語。
可見,機械、機事、機心是和“道”相悖的,相對立的。
南海之帝為儵,北海之帝為忽,中央之帝為渾沌。儵與胡時相遇於渾沌之地,渾沌待之甚善。儵與忽謀報渾沌之德,曰:“人皆有七竅以視聽食息,此獨無有,嚐試鑿之”。日鑿一竅,七日而渾沌死。(33)(《莊子-應帝王》)
渾沌就是渾沌,一開竅,他就死了。
中國古人曾將純科學成為“屠龍之術”,現代人隻是將之理解為無用之術,因為世上的龍太罕見了。其實,發明“屠龍之術”一詞的人應是位與中國龍文化靈犀相通之人。龍和道是統一的,理性、科學對道、龍的傷害都是致命的。
然而,現實中的道、渾沌並不是任人擺布,任人敲鑿的,龍也不是容易被屠的。麵對理性的進攻,龍會使出太極功夫,運用種種纏綿、變化手段,要麽躲避理性的鑿擊,要麽將理性的衝擊力化為己有,借力發力,轉身一推,四兩撥千斤,將理性的主體推出門戶之外……。這也是近代中國雖屢遭國外先進科技的侵入,但自己始終擺脫不了渾沌思維,培養不出科學精神的原因。
正是渾沌的道,使得中國人難得糊塗、缺乏認真、理性、邏輯思維能力。
認真的人也有,戰國時的楚國人屈原就對儒道教的宇宙觀提出了質疑,在《天問》中,他對宇宙的起源、人類的起源、日月星辰為何不墜、太陽運行的軌跡等問題一口氣提出了170多個問題,但是沒人能回答他。最終,他因不被社會所容,投江自殺了。
認真的人還有山西的李鬆綠,但他的舌頭被割斷了;還有海南的何海生,但他神秘猝死了;還有湖南的青年教師李尚平,但他被人暗殺了……。
認真,是被中國龍文化所排斥所扼殺的東西。
認真就是認識真理,而龍是抵擋人們認識真理的。
太極圖是“渾沌”“道”的肖像,是中國人靈魂的寫照。
太極圖首先是一個封閉的圓圈。他使得中國人的思維保守、內向、兜圈子,缺乏開拓性、創造性;他也使中國人自我封閉,缺乏合作精神,有一點技術也是傳子不傳婿,寧可失傳,也不讓肥水流入外人田。
太極圈內,黑白混淆,混沌糊塗。它使得中國人的思維感性化,且具有詭辯性,排斥理性邏輯,最終與真理無緣。
太極圈內隻有曲線沒有直線,太軟,沒有硬度。他使得中國人百事運用之妙,完全存乎一心,缺乏硬性檢驗對錯的客觀尺度,建立不起試驗機製。
於太極圖對立的是十字架。
十字架是開放的,是沒有界限的。他使得基督徒的思維開放、外向、積極進取,富有開拓性和創造性;他使得基督徒具有合作精神,使得科學的社會化合作成為可能。
十字架有經緯分明、橫平豎直的兩條直線構成。他使得基督徒具有了排斥詭辯的分析、邏輯的思維,使得他們能用機械的、邏輯的思維將複雜、混沌的大自然剖析開,使之直線化、簡單化、概念化,再作具體分析,直到最終得到真理。
十字架不存在任何曲線,具有百分之百的硬度。他使得基督徒重視實驗,讓試驗最終成為檢驗理論正確與否的唯一標準。
十字架與太極圖是兩種完全對立的宇宙觀。
曾經有個笑話,象是在揶揄德國人,說如果有根針掉在地上,中國人會憑著直覺去尋找,而德國人則會在地上畫上方各,逐格尋找。
其實這不單是個笑話,他也是中西方兩種思維方式不同的形象說法。
基督徒在研究自然時,大腦顯得很機械,總是將對象格式化,將一個整體分解開,逐步分析,直到最後得到一個具體的、本質的、精確的答案。中國人在研究自然時,大腦顯得很靈活,總是憑著直覺去感悟,最後得到的答案也是綜合性、外表化、模糊的答案。
在一個小的區域內,在短的時間內,憑直覺“找針”要比劃方格“找針”有優勢,但是如果在一個很大的空間裏,很長的時間內“找針”劃方格子做法的優勢就會逐漸表現出來:
第一,它可以避免一個人走回頭路,作無效的重複勞動。第二,它有利於許多人在空間上進行合作。不同的人可以在不同的區域內“找針”,避免了智力、資源的重複浪費。第三,它有利於多代人在時間上合作。一代人結束了,下一代人可以繼承父輩的工作接著找下去,他們的工作成果可以因此一代一代積累下去。第四,它有利於機械化作業。劃格子這種機械的工作方式很容易讓人想到發明一種“搜尋機器”來代替人力,逐格“找針”,使效率更高。今日世界的機械化、數字化就是這種機械式思維的延伸。
總之,這種機械式的思維從短時間內看是笨拙的,但從長遠的眼光看是聰明的,是一種大聰明,是真正的大智若愚。
憑直覺“找針”則正相反:第一,她免不了使一個人走回頭路,作無效的重複勞動。第二,她無法使多人在空間上合作,參與的人說再多也會因重複勞動而使巨大的人力物力白白浪費掉。第三,她無法使多代人在時間上合作,一代人的工作下一代人仍要重複,數代人的工作無法積累。第四,她不利於實現機械化和數字化。自覺和機械化、數字化是矛盾的。
這種直覺式“思維”,從短時間內看是聰明的,但從長時間內看是愚笨的,這是小聰明,是大愚若智。
邏輯思維是理性思維、男性思維。
直覺思維是感性思維、女性思維。
直覺思維是具有早期優勢的,但時間一長,它的劣勢就會越來越明顯;邏輯思維具有後期優勢,時間越長,其優勢越明顯。
當歐洲的醫學知識越積越高,他們的醫生開始從細胞的層次上為病人診斷疾病,用生化藥品為病人治療時,中國的醫生們仍在年複一年地重複著遠古祖先的感性發明,用金木水火土為病人診斷,用草根樹皮為病人治病。當一名文弱的歐洲人拿起數代祖先的科技成果--來福槍,去征服世界時,中國的壯漢還在日複一日地苦練著祖先傳下來的太極拳、洪拳、義和拳以及刀槍不入的氣功法術。兩者相遇結果如何?請看中國的近代史。
在中國的古代思想中,墨家思想是個另類。
和儒、道反科學的態度不同,墨家非常重視對自然的研究,並且在理論上、實踐上都取得了很高的成就。其創始人墨子在幾何學、力學、光學等方麵的造詣很高,已超越了手工業者的局限,做到由具體到抽象,有個別到一般的歸納總結。墨子的研究已展現了純科學的萌芽,已經踏上了數量科學的門檻。可惜,墨學後被中國人所拋棄,幾成絕學。墨學在中國衰落的原因,也正是科學在中國衰落的原因。
墨子(名翟約公元前468--376)出生平民,他出生在孔丘之後、孟軻之前。他所創建的墨家學派和儒家並立為當時的兩大顯學,同時墨家又是儒家的最大的反對派:儒家宣揚無神論,“不問神怪亂力”,墨家提倡“天誌”“明鬼”宣揚有神論;儒家主張厚葬久喪,墨家主張“節葬”;儒家重音樂,講排場,墨家主張“非樂”“節用”;儒家信宿命,墨家信“非命”;儒家主張“親親有術,尊賢有等”的別愛,墨家主張人人平等的“兼愛”;儒家信“上智下愚不易”,墨家信“官無常貴,民無終賤”;儒家主張“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於人;治於人者食人,治人者食於人。”墨家主張:“賴其力者生,不賴其力者不生”……。
追求“興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的墨家是一個為廣大勞動人民謀福利的、具有科學民主精神的學說。也正因為此,當時與儒家並稱顯學的墨家思想被中國的專製龍文化視為異端,遭到了龍文化的排斥,被國人所唾棄、遺忘。就連最為公允的史學家司馬遷也敵視墨子、墨家學說,他的《史記》力求寬博,多為先秦諸子立傳,但偏偏對墨子不感興趣。他明知儒墨同為顯學,並是一對冤家,但卻把墨子的名字附於《孟子荀卿列傳》的末尾,以區區24個字一筆帶過:“蓋墨翟宋之大夫,善守禦,為節用,或曰並孔子時,或曰在其後。”直到鴉片戰爭後,中國人出於學習科學民主、資產階級革命的需要,墨學才從曆史的舊紙堆中被挖掘出來,得以重見天日。
墨學這個追求科學的屠龍之術,屠龍不成,反被龍屠。
今讀墨學,不勝感慨。假如中國人能過沿著墨家思想的道路繼續前進,就完全可以進入以實驗方法和數學方法為主要特征的近代科學領域;如果戰國群雄能聽從墨子“非攻”的主張,你不吞並我,我不吞並你,就像歐洲中世紀的封建國一樣彼此和平共處,良性競爭,那春秋戰國的思想、學術繁榮一定會延續下去。誠如此,估計中國人早在宋朝的曆史時期內就造出原子彈了。
墨家思想類基督思想,但兩者又有質的差別。墨子所明的鬼神,並不是上帝耶和華。上帝的威嚴足可以使歐洲的列國彼此和平共處,而墨子的鬼神卻不能震懾戰國的群雄停止兼並戰爭。直到今天,中國人也做不到“非攻”,要麽大一統,要麽軍閥混戰,重講戰國故事。--無神的中國,不幸的中國。
墨子和耶穌同為木匠出身,墨子的才華不比耶穌遜色,但墨子終被龍屠,而耶穌卻的複活永生,為什麽?墨子是個肉體凡胎的偉人,而耶穌卻是道成肉身的神。
談到科學,人們常存在兩個誤區:
第一,中國古代的科技很發達,隻是到近代才落後了。
第二,基督教是反科學的。
先說是一個誤區。
讓中國人認為自己祖先科技很發達的第一個東西就是所謂的中國古代“四大發明”。我們的祖先本是不以發明為榮反以發明為恥的,隻是到了鴉片戰爭後,保守人士為了證明國學的優越,為了增強民族自信心,整理國故,才整理出了個四大發明。在這所謂的四大發明中,除了活字印刷之外,其他的三個發明,其實是存在爭議的。但這“四大發明”的確讓屢遭屈辱的阿Q們自我陶醉、自我勝利了一百多年,直到今天仍是他們用來證明民族文化優越的一個朗朗上口的武器。
讓中國人認為自己祖先科技發達的另一個東西是著名科學史家英國人李約瑟博士所著的《中國科學技術史》(1945年出版)在此書中,李約瑟論斷,無論是在以前的千餘年,還是近五百年,中國的科學技術“事實上一點沒有退步”,“一直在穩緩地前進”,而西方在經曆了“幾乎沒有任何科技上的建樹”的黑暗中世紀之後,“文藝複興來了,發生了科學大革命。”西方的科學才得以領先世界。
有了如此論斷,下麵一個問題就接踵而來:“為什麽這種科學大振興或大革命,不在中國或印度發生,而是在西方發生?”(34) 後來,李約瑟在1969年又重述了該難題:中國在十六世紀以前的科技發展在許多方麵超過西方,何以現代科學卻起於歐洲而非中國?這就是科學史上著名的、讓中國人頗感幾分自豪的“李約瑟難題”。
中國文化是一套完整的自欺欺人的文化。她的欺騙性很強,不論是自欺還是欺人都很遊刃有餘。“自欺”使得中國人身處水深火熱之中而自我陶醉;“欺人”使得許多老外在長期深入地研究中國之後能得出一個讓人哭笑不得的結論。李約瑟博士也算是其中的一位。
“李約瑟難題”之所以成為一個讓別人和自己都難以回答的難題,是因為這個難題本身有問題:這個難題是由兩個結論組成,一是中國在十六世紀前科技超過西方,二是現代科學崛起於歐洲。這第二點是事實,而第一點呢,是事實嗎?李博士為何得出這樣的結論?
李約瑟所以得出如此結論,很大程度上是他將科技與技術混淆一談了。
現代科學包括科學理論、可控試驗(可以控製、重複的試驗)實用技術三個部分,隻有實用技術而無科學理論和可控試驗,不能稱之為科技,隻能稱之為技術。
的確,在十六世紀以前,中國的許多生活實用技術處於較為領先的水平,但這些實用技術的發明權並不能百分之百地歸於中國人,其中有些要歸功於古中國西部位於絲綢之路上的小國家、小民族,因這些國家壽命短暫,在曆史中影響力小,由他們傳入中國的技術時間久了也就自然成了中國的技術。就是將這個因素忽略不計,中國古代的技術先進也不能證明中國古代的科學就發達,技術與科學之間並不存在必然的聯係。除了墨學之外,中國古代的科學理論和可控試驗幾乎是零。中國古代的技術發明並不是科學理論和可控試驗的結果,而隻是發明者將個人的經驗和相關個體經驗進行組合而創作的結果,這種技術發明是一種隨機現象,其概率取決於發明者個體的數目及與相關個體經驗得以關聯和融通的環境。大自然向人類展現的發明機會又是均等的,因此,哪個國家人多,哪個國家穩定的時間長,哪個國家的發明就會多。這種實用技術發明是“碰巧”而成的,中國人口多,穩定的時間又長,使得這些“碰巧”更多罷了。這種“碰巧”並不是科學理論的必然,也不具備科學精神,因此談不上“科技”發達。
中國古代專製社會的穩定與人口眾多,是古代任何國家都羨慕的。這種現象是中國文化女性化的結果。女性的直覺思維具有早熟性和初期優勢,中國文化是一種早熟的文化,中國社會也是早熟的社會。
今日的專製者又在鼓吹民族複興,複興什麽?還想重現小學一年級時當女班長的風光嗎?其實專製者也未必不知道這是在做白日夢,隻不過“民族複興”是能為專製找到的唯一一個漂亮的煽情的代名詞而已!
再談第二個誤區。
隻要一提到基督教統治的中世紀,人們首先想到的就是“黑暗”這個詞,尤其是在講科學的時候。“黑暗”是人們對中世紀普遍且根深蒂固的看法,因為這種看法有明確的、鐵的事實作依據,這事實就是宗教異端裁判所曾將幾個科學家活活燒死。
這種看法,是人類認識史上的一大誤區。
所有持中世紀黑暗傳統看法的西方科學史家無不麵臨著這樣一個悖論,即中世紀與近代科學的完全間斷性無法麵對中世紀到近代科學時代的迅速過渡這一曆史事實。為了解決這一困惑,編史家便一味頌揚文藝複興並從中搜索近代科學的雛形,來做唯一答案,這些科學史家們使人們至今仍在堅信,正是文藝複興揭開了中世紀的黑色帷幕,宣告了近代科學的降臨。
那為什麽文藝複興偏偏誕生在黑暗的中世紀歐洲,而不是別的什麽地方,比如接受古希臘科學知識更早的阿拉伯國家?這將會是傳統的編史家又要麵臨的一個難以回答的問題。
說中世紀黑暗是有道理的,這是文藝複興時期人們對中世紀神權的專斷、教會的殘酷的一種正常的反應,這個“黑暗”是帶有感情色彩的。21世紀的今天,人們應該拋棄這種感情色彩,用理性的客觀的眼光重新審視中世紀,尤其是中國人更不能人雲亦雲。一個胖子大嚷高蛋白的壞處,是可以理解的,但如果一個饑餓的浮腫病人跟著叫嚷,則是可笑的。
早在古羅馬時期,聖奧古斯丁(354--430)就將古希臘哲學家中唯理論傾向最典型、視數學為真正科學的柏拉圖的思想用來論證基督教義,將神學與哲學結合起來。他也因此成了教父哲學的代表人物。到了十三世紀,聖托馬斯?阿奎那(1225--1274)有將古希臘中最博學的哲學家亞裏士多德的學說與基督教義相結合,並接受了托勒密的天文體係。他將神學看成科學或哲學,認為人類理性來之於上帝,理性與信仰並不矛盾,是統一的。他因此成為經院哲學的集大成者。除此之外,基督教還吸收了包括蓋倫醫學理論的更多的古希臘科學思想。聖阿奎那細致的工作,使得古希臘原始科學結構的“珍珠”被鑲入了一個更大的可以使其進一步成長的基督教文化的“珍珠貝”之中了。亞裏士多德學說,托勒密的天文體係及蓋倫的醫學成為基督教自然觀的一部分,哪裏有基督教,哪裏就會傳授、學習這些科學知識,本來科學是專業化的,是難懂的,但現在卻成了人們必須接受和研究的教義。宗教吸收了科學成果,使宗教變得強大了,強大了的宗教也把科學的宗旨傳遍了他們所及的每一個角落。到了十三世紀,在基督教世界裏,亞裏士多德的各種著作已經家喻戶曉。如果亞裏士多德能知道他那在古代頗為深奧,隻為少數門徒接受的學說會這麽快地社會化,一定會目瞪口呆的。
基督教能吸納並傳播外來的科學,而儒教卻將自己土產的科學也給排斥免疫掉了,這兩種截然不同的、對立的對待科學的態度說明了什麽?
科學理性在逐步成長,原來巨大的宗教“珍珠貝”開始變得狹小了,權威的亞裏士多德和托勒密越來越受到追求真理思想敏捷的基督徒的普遍懷疑。到了1543年,新科學與舊神學的矛盾終於爆發了,此年,哥白尼在臨終前發表他的《天體運行論》,這一年通常被人視為近代科學革命的開端。而哥白尼本人,這位向舊神學致命一擊的近代科學革命的開創者,卻是一位一輩子在修道院供職的牧師。此後出現的近代科學史上重要的人物如帕斯卡、波義耳、培根、伽利略、開普勒、牛頓等科學巨匠們無不是虔誠的基督徒,他們都堅信自己的研究恰恰是修正了過去的一些不適當的看法,更好地維護了上帝的尊嚴,是對上帝為自然立法的最有力的證明。其中最偉大的科學家牛頓,在完成自己對科學的一係列重大發現之後,更為上帝所傾倒,完全醉心於神學,並寫下了大量的神學著作。他的科學手稿共一百萬字,而他的神學手稿則有一千萬字之巨--不是別人正是基督教會自己逐漸將將科學治水煮沸的。當教會為了戰勝不再服從舊神學的科學,為了阻止科學之水沸騰而不惜動用火刑時,一切都為時已晚。
如果將中國儒道教和基督教做個對比,你就會看出,基督教好比是一位老實的火夫,他辛辛苦苦地將科學之水煮沸了,但對於突然到來水的沸騰、升華又感到害怕,於是便忙不迭地、“張牙舞爪”地去揚湯止沸。盡管他最後因此落下了一個阻擋科學進步的壞名聲,但實際上,他實是科學進步的功臣。中國儒道教則是位狡猾的火夫,為了防止水的沸騰、生華,他幹脆釜底抽薪,根本不把水加熱。就如真的專製不是向遊行隊伍投催淚彈,而是根本就不讓遊行的事件發生。
麵對沸騰的科學之水,基督教會的揚湯止沸,不僅沒能阻止水的沸騰,反而加速了水的升華。基督教會對新科學表麵上的遏製,反而起到了否定放大作用。
哥白尼的《天體運行論》在牛頓的慣性定律和萬有引力定律出現之前,並不比托勒密的學說更正確,因為他和很多顯而易見的直觀現象相矛盾。在當時的社會上,隻有閉眼不見它與現實觀察相矛盾的人才會信奉他,大多數人信奉哥白尼學說並不是因為科學和別的什麽原因,而是因為哥白尼的學說與當時的基督教會所信奉的舊神學對立。
基督教會對科學的扼殺,不僅沒有講科學殺死,反而為科學做了廣告。
世上有這樣的“傻子”、“冤大頭”嗎?辛辛苦苦地培養否定自己、嘲笑自己的反對力量,甚至以自己落下壞名聲的代價去傳播他,無怨無悔,千年如一日?
有一個,也隻有一個,那就是道成肉身,具有上帝形象的耶穌基督。作賤、犧牲自己,成全、拯救人類,正是耶穌基督的精神實質!
上帝、耶穌的愛,是深沉的,是永恒的,阿門。
如果能對人類曆史做個深入的思考,你就會同意這樣的看法:眾多的,默默無聞的傳播福音的基督教傳教士們,才是人類社會進步的真正源泉和動力。傳教士是聖靈的“接收器”“傳感器”,他們承蒙聖靈的感召,帶動大家一同向神的國度--天國前進。他們是人類進步史中真正的無名英雄,和他們相比較,科學家們倒是善於故名釣譽的“摘桃者”。
歐洲中世紀一千年,不是黑暗的,而是理性的、禁欲的、高尚的一千年,這一千年是歐美文明大廈的根基,他之所以容易被人們誤解,那是因為根基奠定的艱苦工作是在地平麵以下進行的,並且這些工作的作用又是潛在的、長遠的,都是常不被人們的肉眼所見的。“文藝複興”之所以耀眼、眩目,被人津津樂道,那是因為他是為慶祝奠基工程結束、大廈工程露出地平麵時而放的禮花、煙火,為這些禮花、煙火歡呼,是人之常情,但將大廈工程的崛起歸功於這些煙火,則是愚蠢的。
今天,歐美之外的人們看到人家文明大廈的輝煌,頓生羨慕,紛紛學習模仿,但總是不成,為何?--沒有千年的奠基,樓是蓋不高的。
人類始祖偷吃了智慧果,便犯下了原罪,失去了最早的樂園--伊甸園,但上帝愛人,並沒有拋棄有罪的人類,而是抱著極大的耐心和信心派先知啟示人,派獨生子耶穌與人重新立約,來拯救人類,不放任人類用智慧將自己毀滅,引導人類用智慧來走正路。這條正路就是人類通往新的伊甸園--天國之路,就是人類有罪人變成神--與耶穌一同作王之路。
理性是把雙刃劍,沒有真神的帶領,他將戕害人類,有真神的帶領,他就是人類在走向天國途中的一把披荊斬棘的寶劍。
魔鬼名叫撒旦,就是阻擋的意思。他誘惑人類偷吃智慧果,但他又抵擋人類走向天國,抵擋人類認識真理,企圖讓人用自己的小聰明去自相殘殺,最終使人類整體毀滅。
敬畏耶和華是知識的開端,
愚妄人藐視智慧和訓誨。 (箴1:7)
心無知識的,乃為不善。 (箴19:1)
要得智慧,要得聰明,不可忘記,也不可偏離我口中的言語。
不可離棄智慧,智慧就護衛你,
要愛她,她就保守你。
智慧為首,所以要得智慧,在你一切所的之內必得聰明。
高舉智慧,她就使你高升;
懷抱智慧,她就是你尊榮。
她必將華冠加在你頭上,
把榮冕交給你。 (箴4:5--9)
敬畏耶和華,是智慧的訓誨。 (箴15:1)
阿門。 【全文完】
⑴(《春秋繁露?順命》)
⑵(《春秋繁露?為人者天》)。
⑶(《春秋繁露?人副天數》)
⑷(《春秋繁露?基義》)
⑸(《白虎通義?五行》)
⑹(《漢書?董仲舒傳》)
⑺(《春秋繁露?必仁且智》)
⑻(《大學》)
⑼(《二程遺書》)
⑽(《二程遺書》)
(11)(《晦庵先生文集》)
(12)(《乙巳占》)
(13)(《開元占經》)
(14)(《三國演義》)
(15)(《地理人子須知》)
(16)(《勘輿漫興》)
(17)(《三國演義》)
(18)(馮桂芬《校邠廬抗議?改科舉議》)
(19)(《論語?子張》)
(20)(《論語?為政》)
(21)(《論語?為政》)
(22)(《論語?子罕》)
(23)(《論語?子路》)
(24)(《論語?子張》)
(25)(《大學》)
(26)(《孟子?滕文公上》)
(27)(斯塔夫裏阿諾斯《全球通史》)
(28)(《全球通史》)
(29)(L.懷特《發電機和處女的重新考慮》《美國學者》)
(30)(《老子?四十八章》)
(31)(《老子》)
(32)(《莊子?大宗師》)
(33)(《莊子?應帝王》)
(34)(胡菊人《李約瑟與中國科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