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天下糧倉”與毛澤東“信陽事件”

“天下糧倉”與“信陽事件”——兼論新舊“新權威主義”
朱健國

   將毛澤東和吳芝圃的這段“河南共產主義實驗”互動史梳理出來，我們就會明白，雖然“信陽事件”的直接操作者是中共信陽地委書記路憲文，而路憲文的背後則是中共中央委員、河南省委第一書記吳芝圃；而吳芝圃的背後呢，是“人民的大救星”——中共中央主席毛澤東；而毛澤東的背後又是誰呢？是偽現代化下的“新權威主義”。
   重溫一下60多年前毛澤東新權威主義建立的曆史，人們隻會看到“新權威主義不是將改革嫁接到社會主義上，反而嫁接到封建專製上去了”！誰能相信“中國的新權威主義政治已經形成，預料中國在未來的多年裏應該會是一個相對平穩的社會”？有時候，並非擺脫了原教旨主義者的意識形態的鉗製，就會有好事出現，並非新權威主義就比舊權威主義有益於百姓。
   如果“中國不適宜建立‘市民社會’”，今後真是新權威主義和“全能政府”的天下，這真是“曆史有時很象牌局，壞牌會第二次出現在我們手上。”
   也許有人說，今天的新新權威主義絕對和毛澤東新權威主義不一樣，它有“三個代表”……可是老百姓有教訓了，不會再隻看旗幟如何，而是從現實生活中去比較——怎麽今日又“全國一片讚歌”，領袖的“自我祝賀”和各級領導的“假大空”與文革時代差不離了呢？如此這般是想又讓我們進入“信陽事件”麽？！
   ——提要

今日“信陽電工”的閑聊

張樹藩的回憶

誰造就了吳芝圃

將毛澤東和吳芝圃的這段“河南共產主義實驗”互動曆史梳理出來，我們就會明白，雖然“信陽事件”的直接操作者是中共信陽地委書記路憲文，而路憲文的背後則是中共中央委員、河南省委第一書記吳芝圃；而吳芝圃的背後呢，是“人民的大救星”——中共中央主席毛澤東；而毛澤東的背後又是誰呢？是偽現代化下的“新權威主義”。

新舊“新權威主義”

“延安新權威主義”的產生

毛澤東在遵義會議之前，一直因“農民黨”、“軍黨”、“書記專政”、“肅AB團”、“土地政策分歧”、“軍事戰略方針分歧”等問題，與當時的中共中央有嚴重分歧，在“黨權高漲，全盤俄化”的時髦下倍受冷遇。而遵義會議後，毛澤東的權力擴張受到了來自莫斯科的政策幹預，為了逐步全麵掌控軍權、黨權，毛澤東便棄毛、洛（張聞天）聯盟而新結毛、劉（少奇）聯盟。麵對王明返國後，中共核心層的爭論與力量重組，毛澤東發起理論攻勢敲山震虎，劉少奇側攻洛甫呼應毛澤東，迂回包圍王明。當季米特洛夫支持毛澤東為中共領袖的“口信”帶來後，毛澤東就以兩麵手法迅速召開中共六屆六中全會，放出毛澤東“新話”：“馬克思主義的中國化”。
   為了奪取意識形態的“解釋權”，全麵建立毛澤東新權威主義，毛澤東參透斯大林《聯共黨史》，而後采取了“挖牆角、摻沙子”、“甩石頭”，擢升陳伯達、胡喬木編“黨書”等方法，形成了“毛澤東的強勢地位”；又揮舞手中“出鞘的利劍”康生，降服任弼時、陳雲、李富春當“內管家”，扶植地方實力派高崗，重新調整軍方關係，然後一舉展開上層革命，與王明公開交鋒，終使“國際派”窮途末路，周恩來進退失據，於 1941年9月政治局擴大會議初戰告捷。據此，毛澤東“宜將乘勇追窮寇”，斷然凍結政治局，成立臨時權力機構“中央總學委”（如文革時的“中央文革小組），將“革命”推向中下層：全麵發動延安整風，動員“思想革命”。延安整風初期，毛澤東采取了利用自由主義先打擊教條主義的策略，而當延安“自由化”言論助其獲勝後，毛澤東風向突轉，大殺回馬槍，拿呼喚人道的、民主的社會主義的王實味開刀，解除了“自由化”對毛澤東新權威主義的威脅。然後爭分奪秒治本，開延安文藝座談會大樹“黨文化”觀，給延安自由主義文化人套上“轡頭”；對延安《解放日報》的重點整風，重建“黨的喉舌”；讓陸定一、胡喬木整理出毛氏“新聞學”原則，重建宣傳和幹部教育係統。與此同時，三次改組中央黨校，由彭真主持實現了中央黨校的徹底毛化。
   這一切就緒後，毛澤東又開始 鍛造“新人”：從整風運動轉為到審幹運動。通過“聽傳達報告和精讀文件”的洗腦先行，強迫寫反省筆記的“排隊摸底”，動員填“小廣播調查表” 毛澤東、康生最終強令人人“向黨交心”——交代個人曆史，“脫褲子，割尾巴”，用重重壓力滌蕩靈魂，接生“新人”。“整風必然轉入審幹，審幹必然轉入反奸（肅反）”，最後，毛澤東新權威主義向最高階段發展：審幹、反奸與搶救運動三箭齊發。當劉少奇高唱“毛澤東主義” （後修正為毛澤東思想），進入“反奸”領導核心，完成對王明、博古、周恩來、彭德懷等人的清算，徹底摧毀“兩個宗派”，又修訂《曆史決議》，建構以毛澤東為中心的中共黨體係後，中共七大就在博古、洛甫等人的公開檢討中勝利召開，毛澤東終於勝利地組建了以他為首，劉少奇為輔的中共新領導核心，終於逼人們喊出了“毛主席萬歲”。

毛澤東新權威主義的特點

“壞牌”會第二次出現在我們手上

   　　從今天來看，毛澤東的新權威主義，的確是建立了沒有戰爭的社會秩序表麵穩定的“新中國” 毛澤東新權威主義似乎也並不同於曆史上的專製權威，其文件綱領中有許多關於“民主自由”、“聯合政府”、“共同綱領”、“保護民族資產階級及其私有財產”的動人許諾，可惜從來都沒有兌現過，哪怕是一次又一次地寫進了莊嚴的憲法。
   1949年9月29日，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通過的《共同綱領》（18），說得確實好：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一致同意以新民主主義即人民民主主義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的政治基礎，並製定以下的共同綱領，凡參加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的各單位、各級人民政府和全國人民均應共同遵守。
   第四條：“保護國家的公共財產和合作社的財產，保護工人、農民、小資產階級和民族資產階級的經濟利益及其私有財產，發展新民主主義的人民經濟，穩步地變農業國為工業國。 ”
   第五條：“中華人民共和國人民有思想、言論、出版、集會、結社、通訊、人身、居注遷徙、宗教信仰及示威遊行的自由權。”
   第三十條：“凡有利於國計民生的私營經濟事業，人民政府應鼓勵其經營的積極性，並扶助其發展。”
   但是，由於早在1948年，毛澤東就指出中國不能搞西方式的國會製和三權鼎立，所以上述《共同綱領》即使後來變為了憲法，也從來沒有真正實施。毛澤東為什麽能毫無顧忌地宣布：“我們可以這樣規定，不必搞資產階級的國會製和三權鼎立等。”（19）因為他其時已經建立了新權威主義，有了“他是人民大救星”的新權威。正是因此，所以後來就有了“陽謀”反右，有了餓死幾千萬人的“大躍進”，有了十年文革，有了毛澤東自稱“就是要馬克思加秦始皇”——從這一角度看，實際上，毛式新權威主義從來就沒有真正給中國帶來穩定，更不要說是繁榮，它雖然沒有讓百姓陷入戰爭，可“大躍進”餓死幾千萬人，文革非正常死亡上千萬人，不也就相當於戰亂甚至超過戰亂麽？！
   重溫一下60多年前毛澤東新權威主義建立的曆史，人們隻會看到“新權威主義不是將改革嫁接到社會主義上，反而嫁接到封建專製上去了”！誰能相信“中國的新權威主義政治已經形成，預料中國在未來的多年裏應該會是一個相對平穩的社會”？有時候，並非擺脫了原教旨主義者的意識形態的鉗製，就會有好事出現，並非新權威主義就比舊權威主義有益於百姓。

也許亨廷頓生活的外國有過新權威主義成功的經驗，但是在有中國特色的環境裏，新權威主義多半隻會帶來“信陽事件”，帶來文革——全黨說謊，全國山河一片假。
   如果中國不適宜建立“市民社會”，今後真是新權威主義和“全能政府”的天下，這真是“曆史有時很象牌局，壞牌會第二次出現在我們手上。”
   過去的舊新權威主義姓毛，今天的新權威主義代表誰？難道我們中華民族“拿一手壞牌”的時代又來臨了？與其這般，還不如真的讓康熙“再活五百年”——雖然大清國是專製王朝，但乾隆的專製尚還未消滅一切人性，尚還有一點災年救命大於一切的善心，而新權威主義產生的“信陽事件”中，“共產黨員”們則連專製清朝時代的八旗官員也不如呀！
   也許有人說，今天的新新權威主義絕對和毛澤東新權威主義不一樣，它有“三個代表”……可是老百姓有教訓了，不會再隻看旗幟如何，而是從現實生活中去比較——怎麽今日又“全國一片讚歌”，領袖的“自我祝賀”和各級領導的“假大空”與文革時代差不離了呢？如此這般是想又讓我們進入“信陽事件”麽？！
   注釋：
   （1）1999年至2002年，央視每年都在歲頭歲尾的黃金時間隆重推出一部“向清朝學習”的大型電視連續劇：1999年元月播放了歌頌雍正皇帝的《雍正王朝》（40集），2000年底播出側麵歌頌康熙皇帝的《一代廉吏於成龍》（19集），2001年12月播出全麵歌頌康熙皇帝的《康熙王朝》（46集），2002年元月播出歌頌乾隆皇帝的《天下糧倉》（31集）。
   （2）、（3）、（4）、（7）、（8）、（10）《信陽事件—— 一個沉痛的曆史教訓》（張樹藩），《百年潮》1999年第12期，見[新觀察]網•文庫版•大饑荒檔案。http://www.xgc2000.com/
   （5）《曆史的垃圾》（新禧），見[人民網]《強國論壇》， 2000-12-19, 10:24http:www.peopledaily.com.cn/
   （6）見[河南報業網]。
   （9）、（11）、（12）、（13）《吳芝圃與河南大躍進運動》（徐明），見[新觀察]網•文庫版•大饑荒檔案http://www.xgc2000.com/
   （14）《國家的體製革新 ——當代中國現代化的困境及突破點》（姚榮偉），《戰略與管理》1999年06期，公共行政學術論文 [mpa.xilubbs.com]。
   （15）《蕭功秦：新權威主義政治形成》，[公法評論]網。
   （16）[毛澤東思想]網站。
   （17）《高華文集》、《高華專集》（此高華係南京大學曆史係教授），[思想的境界]網頁、[叛逆者啟蒙網]。
   （18）[人民網]http://www.peopledaily.com.cn/
   （19）《金衝及：建國前夕毛澤東對新中國的構想》，[中青網]《毛澤東紀念館》cyc7.cycnet.com:8091/maozedong/index.htm
   （20）本文資料全部從網上搜集而來，采用Google搜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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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數：22269 2002年 2 月6 日—16日
(“天下糧倉”與“信陽事件”——兼論新舊“新權威主義” 全文完
   對這一段曆史，高華的《“道”與“勢”之間：毛澤東為發動延安整風運動所作的準備》（17）一文，至為精采，從中可以提煉出毛澤東建立新權威主義的一些方法和特點：
   1、以道奪勢。毛澤東自認為是“以其道易天下者”。“道”者，旗幟也，個人對改造中國社會和世界所持的理想抱負——旗幟問題至關重要。20世紀30年代前期，毛所企盼實現的“道”，其具體內涵隻是特指致力於結束國家分裂混亂局麵，創建一個以共產主義為價值符號的公平、正義的社會，所謂“推翻‘三座大山’”；但毛的“共產主義”，有意區別於馬克思主義和莫斯科“正統”理論。
   2、偶然機遇促成。　在一個相當長的時期內，毛隻是以擅長指揮軍事而著稱於中共黨內，毛在遵義會議上之所以複出，最重要的原因是中共軍事行動屢屢受挫，軍事指揮已捉襟見肘，黨和軍隊的前途萬分危殆，中共政治局一班人迫於無奈，請毛出山，試看毛能否使中共脫離險境。當時黨的上層，從來也未將黨領袖之名義與毛的名字聯係起來，更沒想到毛登上軍事指揮崗位就將其在軍事指揮上的影響力迅速向政治和黨務領域延伸。但是毛卻抓住遵義會議不放，依據所占據的天時地利和政治資源，經過七年頑強努力，最終建立了毛澤東新權威主義。
   3、沒有“大權獨攬”就沒有新權威。在毛澤東新權威主義建立之前，中共本是一個略有相對黨內民主和集體領導作風的政黨，但毛澤東新權威主義建立之後，以軍權製約黨權的一言堂出現了。
   　　中共在江西瑞金時期，曾模仿列寧時期的蘇聯，建立起以黨為核心的黨、軍隊、政府三套相對獨立的係統，在這三個係統中，黨機關的權力至高無上。長征前夕，戰況瞬息萬變，形勢極端危急，為了適應戰略大轉移的戰時需要，黨和政府係統全部並入軍隊，即使這樣，也還是由博古、李德、周恩來領導的“三人團”來集體領導。遵義會議本來以加強政治局集體領導而取消了老“三人團”，但1935年3 月，根據毛的提議，為便“應付緊急軍事行動”，重組由周恩來、毛澤東、王稼祥組成的“新三人團”。然而，“新三人團”的體製卻不同於老“三人團”，代表黨的洛甫並不在“新三人團”之列。遵義會議原來決定，周恩來是代表黨在軍事上下最後決心者，毛澤東輔助周工作，但到1935年春夏之交，在毛澤東的權術下，周恩來與毛澤東調換了位置——周成了毛的輔助者！再加上王稼祥因傷重，很少參與決策，結果毛就成了事實上的中共最高軍事指揮者。事實上他已處於隨時可以領導黨的有利位置。
   　　3、 “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義所在”，新權威主義必然“與時俱進”，不斷更換合作夥伴。
   洛甫是毛澤東在1935一1936年建立的第一個密切的政治合作夥伴，但洛甫隻是一個弱勢的合作對象，其政治資源主要來自於莫斯科和他在1934一1935年在政治上對毛的支持。毛洛聯盟的最重要成果，就是運用黨的權威，幫助毛挫敗了當時毛的頭號對手張國燾。
   但是到了1937年春夏之際，鬥轉星移、時過境遷，洛甫成為了毛繼續前進的障礙。在這關鍵的時刻，劉少奇站出來響應毛，就黨的十年路線問題向洛甫發起挑戰。毛洛聯盟從此正式解體，1938年3 月底，毛將劉少奇調回延安，劉成為毛在政治局中最親密的盟友，毛劉開始了近20多年的政治同盟——毛劉合作經曆“七大”全盛期，“八大”衰退期，“九大”結束期。——這一“始聯終棄”的模式從此不斷：從1959年廬山會議時期起，毛又開始棄劉聯林彪，開始了毛林合作期，直到1971年“9、13事件”結束；從1970年8月23日開幕的 中共九屆二中全會開始，毛又棄林聯江青，開始了毛江合作期；到1976年，毛又有棄江聯華國鋒之意。終毛澤東一生，如果不算他與朱德、周恩來、王明的短暫聯盟，也有毛洛、毛劉、毛林、毛江四次棄盟。而毛卻將這種“言不必信，行不必果”，解釋為“惟義所在”——隻要有利於“大權獨攬“的新權威主義就行。可見，新權威主義必然帶來黨內“路線鬥爭”不停，政局不穩，帶來黨的領導核心非正常交接。
   4、新權威主義必須理論自創——有新理論才有新權威主義之道。
   　　因為王明從蘇聯返國後，挾共產國際以令中共，1937年12月後，在中共黨內事實上形成了毛、王平分秋色的局麵；由於得到周恩來等的支持，中共一時出現了兩個並行的領導中心，即由毛澤東、洛甫、劉少奇、康生、陳雲等組成的在延安的中央政治局，和以武漢長江局為中心的，由王明、周恩來、博古、凱豐組成的事實上的“第二政治局”。華北八路軍領導人彭德懷和新四軍政委項英竟一切聽命於武漢長江局。
   於是毛為挽回頹勢而全力進行理論發明創造。毛深知“欲動天下者當動天下之心”，若不建立起自己的有說服力的概念係統，便無法在新的形勢下使其戰友折服。
   　　在1935年前，毛盡管已萌生“農村包圍城市”等種種新思想，但多屬對當時黨政策之直觀反應。隻是到了抗戰階段，當毛研究了一批列寧、斯大林著作，又網羅了陳伯達、胡喬木等理論秀才，毛的一套想法才在與其政治對手的較量中逐漸係統化和概念化，創造出幾個極具攻擊力的理論概念術語。
   　　A、“階級投降主義”或“新陳獨秀主義”。
   　　針對洛川會議後中共黨內逐漸占上風的主張全力與國民黨合作的主張，毛從列寧和中共曆史中尋找到依據，發明了此新語匯，以其妖魔化王明及其追隨者。
   　　B、“速勝淪”。
   　　毛針對已被八路軍華北軍分會接受的“運動遊擊戰”方針、和王明、周恩來在武漢為配合國民黨而展開的“保衛大武漢”之種種活動，反複強調開展遊擊戰對發展中共和進行持久抗戰之極端重要意義，並將王明等的觀點概括為與“亡國論”相對應的“速勝論”。
   　　同時，毛澤東撰寫了《實踐論》、《矛盾論》等一批哲學專著，用一係列“新思維”對其政治對手下死刑政治判決書，對其追隨者洗腦——新權威主義必然帶來殘酷的黨內路線鬥爭和“思想改造運動”。
   5、新權威主義必然以雞鳴狗盜之術謀勢。
   “新思維”既已發明，但“道”而無勢，則“道”之不遠。於是，“隻要目的是正確的，任何手段都可以采用”，以雞鳴狗盜之術謀勢就成了1938年春夏之際支配毛之一切活動的中心任務了。
   A、奪取共產國際指示的解釋權。
   首先是占領機要信息要害崗位。早在遵義會議後，毛澤東就將與周恩來關係密切，工作認真負責的原國家政治保衛局局長鄧發調離，委派自己在瑞金時期的秘書王首道擔任該局的領導，將這個關鍵組織和恢複建製的中共中央秘書處、中央軍委機要科、中央社會部機要科等全部機要通訊係統置於自己統一管理和嚴密監督下。於是毛控製了與莫斯科的電訊，從而在訊息獲得及解釋權上贏得了充分的優勢。隻是但當王明返國後，共產國際指名與王直接聯係，才使毛已獲得的自主權，有了危機。
   於是，毛決心改善和加強自己在莫斯科的影響力，對王明實行釜底抽薪。1938年3 月5 日，任弼時被毛派往莫斯科，向共產國際匯報自王明返國後中共執行新方針的工作（1938年蘇聯“肅反”大風暴中，王明的後台米夫遭斯大林清洗，毛立即抓緊這一在莫斯科活動的機遇）。任弼時在向莫斯科匯報中共政治局12月會議精神時，夾進了毛有關加強在統一戰線中獨立性的意見。當這個折衷性的匯報提綱被共產國際通過，共產國際對毛有了好感後，王稼祥又奉毛命與共產國際領導人季米特洛夫會麵，獲得季氏對毛支持之口信，毛就得到了莫斯科對其政治地位的承認書。自此就挾莫斯科令諸侯，要求中共建立以毛澤東為核心的領導集體。王明從此兵敗如山倒。

B、千方百計控製軍隊領導人。1937年洛川會議後，毛不斷急電彭德懷等，提示彼等盡量避免與日軍正麵衝突，而將主要工作用於開辟根據地和群眾工作方麵。 但當八路軍依運動遊擊戰方針配合國民黨軍取得平型關之役勝利後，毛也表示嘉許。在毛的耐心爭取下，1938年春夏，華北軍分會主動將運動遊擊戰的方針轉變為深入敵後，全力開辟中共根據地的遊擊戰方針，當八路軍在不到一年內從不足3 萬發展到30萬人後，軍隊將領業已主動信服於毛。 與此同時，毛高度重視通過控製軍校培養親信——早在1936年6月，紅軍大學成立，毛就委任心腹林彪為校長。1937年1月，紅軍大學改稱抗日軍政大學，林彪又任校長兼政委。1942年，林彪從蘇聯養傷歸國，繼續任抗日軍政大學校長。
   　　C、加緊籠絡黨的高級幹部。在王明返國，新政治格局出現的形勢下，毛澤東分而治之，小心謹慎地發展與在延安政治局委員的政治聯係。1938年3 月底，毛將劉少奇調回延安，劉成為毛在政治局中最親密的盟友，而劉領導的原北方局從此成了毛向長江局“鬥爭的根據地”。毛同時還拉緊洛甫，不僅使洛甫在對國民黨之方針的意見上與自己完全一致，而且加速了洛甫與王明等的進一步分裂。對於和自己素無交往，且與王明長期共事的康生，毛也經過一段時間的認真考察，讓康生在延安的中央職工委員會坐了一陣冷板凳，在證實了康生對自己的忠實後，與康生建立起密切的關係。至此打破了王明在政治局曾一度擁有的完全支持。
   　　D、推遲召開中共七大。1937年12月政治局會議決定在“最近時期內”召開七大，並成立了由毛和王明共同主持的中共七大籌備委員會；1938年3 月政治局會議再次重申近期召開七大的決定，洛甫並代表中共中央專門就此於3 月10日起草了“告全黨同誌書”。然而，毛決不願意在形勢對己不利的狀況下召開七大。洛甫已經擬就的“告全黨同誌書”被束之高閣。
   　　
   由於毛的以術造勢，其新權威主義政治之優勢逐漸形成。1938年8 月，王稼祥返國帶來了季米特洛夫支持毛為中共核心的口信，毛乘勢立即召開中共六中全會，就此出台一係列新權威主義重要舉措：
   　　A、正式向全黨全提出“馬克思主義的中國化”新概念，以勢布“道”。在民族主義高漲的抗戰階段，毛抓住“中國化”的旗幟，立時使王明等陷於窘境而無以自拔。
   B、將剛剛獲得的政治優勢迅速落實到對中共權力結構的組織配置方麵。1938年11月5 日至6日，毛借周恩來攜其給蔣介石親筆信趕赴武漢，王明、博古赴漢參加國民參政會而未能出席六中全會閉幕式之機會，乘機對王明等的“階級投降主義”進行猛烈地抨擊，會議後又以武漢失守為理由，撤銷長江局，縮小其後繼機關南方局的權限，繼而以“工作需要”之名，調王明回延安，密切監護；又正式委任康生為中共社會部部長，使康生成為名符其實的中共秘密警察頭目——葉若夫兼貝利亞；再派劉少奇去中原，以箝製和解決項英新四軍問題；最後，大力扶植與留蘇派毫無淵源的高崗，樹高崗為陝北黨和紅軍的旗幟，以鞏固“京師”安全。
   中共六屆六中全會召開後，毛開始主持中央書記處日常工作（此時的書記處類似中央政治局常委會）。麵對“毛澤東新時代”不可阻擋地到來，一度與王明密切合作的周恩來旋即離王而臣毛，毛與周開始了居高臨下的新合作。
   6、新權威主義必然牢牢控製意識形態的解釋權。
   1938年底，毛澤東雖已將中共軍權、黨權牢牢控製在自己手裏，卻仍未獲得中共意識形態的解釋權，中共理論和思想宣傳部門仍控製在留蘇派的手中。這使毛如骨刺在喉。
   　　解釋權——給詞語下定義的權力，這是人類最重要的權力之一。在共產黨內，解釋權尤其重要，誰獲得對馬列經典的解釋權，誰就控製了黨的意識，換言之，即使擁有軍權和黨權，若無意識形態解釋權的支持，對黨和軍權的控製也難持久。王明、洛甫等曾儼然以聖杯看守人自居，將一切獨創思想均視為旁門左道而必欲除之而後快。在一個相當長的時期裏，在他們的眼中，毛的那一套隻是離經叛道的“狹隘經驗主義”，難登馬列之堂奧的“野路子”。
   　　1938年10月，當毛已先學了一批馬列著作和斯大林主義的解釋課本——米丁、愛森堡的辨證唯物主義與曆史唯物主義教科書之後，毛在中共六屆六中全會講台上向全黨發出開展“學習運動”的號召——　學習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實際相結合之產物：毛的新概念以及毛的態度和工作方法。六中全會後，中央內部已有規定，凡在延安發表重要文章（《解放周刊》、《共產黨人》）一概須經毛事先審閱批準，而毛的講話、文稿莫不刊登在黨刊之首要位置。
   　　不僅於此，1938一1941年，毛為奪取意識形態解釋權，鞏固並擴大其在黨和軍隊內的基礎，還進行了一係列新動作——
   　　首先，毛起用陳伯達和胡喬木作為自己的理論助手。陳的作用主要體現在他擅長用馬克思主義解釋中國古代哲學概念，這有助於毛將“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概念理論化和係統化。至於胡，毛看重他的文字表達能力和謙遜忠實。
   其次，為配合正在形成的以毛為中心的體製，由任弼時具體籌劃，將體現等級差序原則的大、中、小灶幹部待遇製度進一步明確化和固定化。此製度的作用，不僅在於它能夠在物質匱乏的條件下確保對黨的高級幹部的物資供應，更在於它可以在敏感的“價值”和“承認”問題上，直接打擊自視清高傲慢的黨內小資產階級和知識分子——王明最熱烈的聽眾。
   第三，毛親自主持加緊編編篡“黨書”——黨的曆史文件集。毛在胡喬木的具體協助下，從1940年底開始，編輯《六大以來——黨內秘密文件》，為建立以毛為中心的中共新黨準備理論炮彈。
   　　各項準備的完成後，1940年12月25日，毛正式宣戰——在後來以《論政策》之名發表的黨內指示中，第一次公開宣布，中共在蘇維埃運動後期犯了左傾機會主義錯誤，其表現在十一個方麵。 　　1941年5 月19日，毛和王明短兵相接，向王明發起新的一輪攻擊，在《改造我們的學習》的報告中，他要求徹底扭轉1938年後開展的學習運動方向，“廢止孤立地、靜止地研究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方法”，而代之以學習當代最高綜合的馬列主義——斯大林的《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和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
   　　
   在向王明發起的最新挑戰中，一組組最具隱喻性和挑戰性的新語匯被毛創造出來——“言必稱希臘”、“希臘和外國的故事”、“教條”、“留聲機”，毛通過改變詞語，為奪取意識形態解釋權掃清障礙。
   　　1941年春，實現毛澤東新權威主義目標的日子已經迫近，毛不僅被稱為軍事家、政治家，也被歌頌為黨的理論家。盡管毛澤東還未獲有中共總書記或黨主席的正式頭銜，但是“堅冰已經打破”，包圍圈正在緊縮，最後勝利隻等延安整風運動來臨。
   　 果然，1942年春，毛澤東以前所未有的猛烈攻勢發動了延安整風運動——既整黨內左傾分子，又殺黨外自由知識分子。通過整風運動，毛不僅依據自己的理想完成了黨的全盤毛澤東化的基礎工程，而且還建起一整套烙有毛澤東個人鮮明印記的中共新傳統――1943年6月，當共產國際解散後，毛澤東的新權威主義也就為蘇聯確認了。1945年召開的中共七大，算是正式給毛澤東新權威主義掛牌。盡管當時還隻能稱為“延安新權威主義”。從此，其一係列概念和範式在爾後31年裏直接改變並決定了近十億中國人的思想和行為。
   延安整風運動之後，毛澤東是徹底自由了，他通過“反對主觀主義，特別是反對教條主義”，徹底擺脫左派原教旨主義者的意識形態的鉗製，又通過文藝整風，槍斃了王實味等自由化知識分子，壓製了“右”的幹擾，建立了延安新權威主義——但毛澤東新權威主義隻是讓一個人自由，而億萬人失去思想自由，即使他的黨員和最親密的戰友、同盟者，概莫能外。
   也許沒有延安新權威主義，就不能建立“新中國”，可是如果“新中國”隻是讓一個人自由而億萬人失去思想自由——後來毛澤東新權威主義的頂峰，文革時的“新中國”，不正是如此麽？——如此走向專製的毛澤東新權威主義，對於渴望自由民主的人民大眾和現代法製社會而言，又還有什麽功勞呢？

   從蕭功秦的解釋可見，新權威主義政治是在“擺脫原教旨主義者的意識形態的鉗製”後，才建立起來的，這是新權威主義政治的一大特色和建立基礎。以此而論，1945年“毛澤東思想”正式寫進中共黨章，中共徹底擺脫以王明為代表的共產國際的指揮棒，就是以毛澤東為代表的延安新權威主義的正式建立。
   胡繩在《毛澤東一生所做的兩件大事》中說得明白：“毛澤東堅決反對把十月革命的模式強加在中國革命頭上、要求一切照辦的傾向，堅決反對蘇聯領導人(和共產國際領導人)按照自己的經驗和自己的利益在中國頭上揮舞的指揮棒。”所謂“農村包圍城市”的有中國特色的革命道路，就是擺脫原教旨主義者的意識形態的鉗製，拒絕和抵製1943年以前的共產國際的指揮棒（或者說是蘇聯領導人經過共產國際的指揮棒）。
   　　回憶起來，毛澤東新權威主義的建立大體經曆了三個階段。從1935年1月的遵義會議開始，毛澤東正式向左傾“原教旨主義者”叫板，這一階段是險象環生的準備階段——1935年遵義會議到194I年春，毛澤東經過長達7 年的準備，以先下手“突然襲擊”持兵符，繼用“陽謀”掌握黨權，而後強奪意識形態解釋權，再實現意識形態解釋權之擴張，將軍權和黨權集於一身，達到“政教一體，君師合一”之境界，終於改變了中共發展路向，取代了王明等留蘇派而確立其對黨之絕對領導，完成了“延安新權威主義”的建立基礎。
   第二階段從1942年延安整風運動到1945年中共七大召開，毛澤東出任黨的主席、軍委主席和“思想主席”——毛澤東思想作為全黨指導思想寫進黨章，“毛主席萬歲”口號開始呼喊，《東方紅》開始流行，斯時“延安新權威主義”正式建立掛牌。
   自1958年３月成都會議上，毛澤東公開提出“有一種個人崇拜是正確的”新觀點，公開鼓勵在全黨進一步推行對他的個人崇拜，到十年文革全國“早請示晚匯報”，“全國建成毛澤東思想的大學校”，是“延安新權威主義”變為赤裸裸的“毛澤東新權威主義”的第三階段。
   “延安新權威主義”和“毛澤東新權威主義”的區別在於，前者的領袖專製還有一點掩飾羞澀，以“黨中央、毛主席”行令，領袖尚在組織之中，給組織一點麵子；後者則帝王思想直露無遺，幹脆以“毛主席、黨中央”為序，個人淩駕於黨之上，非“毛主席圈閱”不可行令。
   我們不妨展開“毛澤東新權威主義的第一階段”，細看“毛澤東新權威主義”的特色。這一時期，單看正史並不明確。如《毛澤東年譜》（16）， 其記載往往語焉不詳，掩蓋真相——　
   1935年1月15日至17日，出席在貴州遵義召開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被增選為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議結束了王明“左”傾冒險主義在中共中央的統治，實際確立了以（42歲的）毛澤東為代表的新的中央領導。（其時王明還未回國當總書記呢。）
   　　3月，同周恩來、王稼祥組成三人軍事指揮小組。
   　　3月至5月，同周恩來等紅一方麵軍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飛奪瀘定橋，取得戰略轉移中具有決定意義的勝利。
   　　6月，率紅一方麵軍同紅四方麵軍在四川西部會合。不久，即同張國燾的逃跑主義、分裂主義進行鬥爭。
   　　6月12日，同朱德發布宣言，對“兩廣事變”表示支持，提出抗日救國的八項綱領。
   7月至10日，在陝北保安多次會見美國記者斯諾，回答他提出的有關中國革命和工農紅軍等多方麵的問題，並介紹了自己的經曆。 　　
   8月10日，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作關於國共兩黨關係和統一戰線問題的報告。
   　　
   8月25日，起草《中國共產黨致中國國民黨書》，呼籲一致抗日。
   　　
   10月19日，率領中國工農紅軍陝甘支隊到達陝西保安吳起鎮。紅軍勝利完成長征。
   　　
   12月，出席在陝北瓦窯堡召開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會議確定了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策略。撰寫了《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
   　　
   12月7日，任中共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主席。12月中旬，張學良、楊虎城在西安實行"兵諫"，扣留蔣介石。毛澤東和中共中央分析當時錯綜複雜的政治形勢，確定了和平解決西安事變的方針，並派周恩來等往西安參加談判，促成事變和平解決。
   　　
   12月27日，在黨的活動分子會議上作《論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策略》報告，闡發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策略方針。
   　
   1937年 1月13日，同中共中央和中央軍委進駐延安。
   　　
   12月，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並發言，針對王明“一切經過統一戰線”的右傾投降主義主張，重申和堅持了洛川會議確定的方針政策。
   　　
   1938年 9月14日至27日，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王稼祥傳達共產國際指示說中共中央領導機關要以毛澤東為首解決統一領導問題。毛澤東在會上作長篇發言。
   　　
   9月29日至11月6日，出席中共擴大的六屆六中全會，作《論新階段》的政治報告和會議結論。會議批準以毛澤東為首的中央政治局的路線。
   　　
   1941年5月19日，在延安幹部會上作《改造我們的學習》的報告，提出反對主觀主義，闡明實事求是的思想原則。
   　　
   8月1日，為中共中央起草《關於調查研究的決定》。
   　　
   9月10日至10月22日，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作反對主觀主義和宗派主義的報告。
   　　
   9月26日，中共中央作出《關於高級學習組的決定》，成立以毛澤東為組長的中央學習組。
   　　
   秋冬，先後主持編輯《六大以來》、《六大以前》和《兩條路線》等黨的曆史文獻集。
   　
   麵對如此真假交錯的官修正史，我們必須多讀野史。
   南京大學教授高華素以民間立場研究中共黨史。其60萬字的力作《紅太陽是怎樣升起的：延安整風運動的來龍去脈》（ 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00年出版）一書，為我們研究毛澤東新權威主義的產生，提供了寶貴的新史料和新視角。

   複旦大學國際政治係教授姚榮偉研究，從20世紀80 年代開始，在中國相繼出現了兩種影響較大的現代化思潮：新權威主義（亦稱新保守主義）和市民社會理論。
   在姚榮偉眼裏，新權威主義在中國始於80 年代中期，勃興於“六四風波”之後，成功於“三個代表”風行之今日。其理論基礎建立在美國政治學家塞繆爾•亨廷頓所提倡的“強大政府”學說之上——發展中國家由傳統向現代的過渡是一個克服“政治衰朽”的曆史階段，以維持穩定的政治秩序為首要任務。因而關鍵在於確保政府的有效程序而非形式（即不一定采取民主方式），用一切手段建立一個鐵腕政府，鉗製民眾政治參與熱情的高漲，確保社會的穩定。中國新權威主義者因此認為：近代以來的中國，在傳統權威尚未崩潰之前，早已出現了巨大的社會危機。對此，向西方學習的先行者通過改良乃至革命的手段，希冀將現代工業社會中隻有中產階級作為載體才產生作用的市場經濟製度和政治製度引進中國來實現現代化。但是，這一進程嚴重受阻，特別是由於“新中國”的建立，20世紀50 年代至70 年代末中國現代化進程的斷裂，中產階級在中國已經缺失，以致該製度無法確立，社會陷入了既不受傳統製度約束，又不受新製度規範的“失範”現象。而這種“失範”現象的出現往往被一些以改革自詡的激進者誤認為沒有進行政治體製改革所致，從而產生了要求政治體製改革的“政治浪漫主義”。基於此病，改革應遵循“政治和經濟分離”的分而治之方針，使社會生活“二重化”，以達到經濟上建立“組織良好的市場經濟”，政治上建立“集權式的政治體製”的雙重目標。新權威主義強調，在經濟發展水平低的國家，權威主義能最有效地促進經濟的發展，中國作為此種類型的國家，經濟市場化隻能在政治集權的條件下才能實現，因此政治領域的改革不在於推進政治民主，而且恰恰相反，在於實行必要的集權，以強大的政府強行推進現代化，並作出必要的“現世”犧牲——犧牲公民的言論自由甚至人身自由，從公民地位退回到臣民地位。（14）
   事實證明，這一理論“正合孤意”，“替天行道”，深得當今中國執政者之心。中國政府近十年來一直在努力實行新權威主義，特別是鄧小平逝世後的近五年，以全麵推行“三個代表”為標誌，新權威主義已成功在望，直逼文革前夕的領袖崇拜熱，大有“又一個‘紅太陽’在升起”之勢。
   2002年2月4日，網上有一則《蕭功秦：新權威主義政治形成》（15）消息稱：
   　　上海師範大學曆史係教授蕭功秦，前日在東亞研究所主辦的講座上提出對中國政治生態發展的預測：中國的新權威主義政治已經形成，中國的政治決策領導中心今後不會受到自由民主派或黨內極左的原教旨主義派的幹擾。即使還有多種改革問題，預料中國在未來的多年裏應該會是一個相對平穩的社會。在加入世貿組織之後，支持中國官僚政治的社會基礎將會更加壯大。
   蕭功秦說，新權威主義政治的特色是，在擺脫原教旨主義者的意識形態的鉗製後，決策者可以進行理性的選擇。即使決策出現失誤時，由於沒有自由派和保守派各自給予極端的解釋，將矛盾擴大，也不至於發生如80年代出現的“六四事件”。決策者可以有更大的回旋餘地。
   雖然蕭功秦最後也說：新權威主義政治也會帶來腐敗——“雖然新權威主義政治帶來較穩定的社會，但會給執政者帶來惰性，使他們失去警惕性。也會使他們有恃無恐而轉為腐敗，帶來嚴重的後果。”但是，這則消息已透露，蕭功秦雖不似何新那樣懷抱私利野心全力勸進新權威主義，但也並不反感新權威主義。
   從字麵看起來，新權威主義很符合人們“告別革命”的新思潮，似乎頗有理性。然而新權威主義真如蕭功秦等新權威主義者所說，於中國利大於弊麽？對於未來，我們一時無法驗證；對於現在，人們尚無直言的安全保障；但是，對於曆史， 我們可以“是非自有公論”——好在“新權威主義”其實並非今日才有，“始於80 年代中期”，而是早在六十年前的“延安時代”，中國就有了新權威主義。當然，為了和今日之新權威主義相區別，我們可稱前者為“延安新權威主義”、“毛澤東新權威主義”，或者稱為“舊新權威主義”

   誰在庇護吳芝圃呢？因為吳是1925年廣州“農講所”的學員，是1958年全國第一個人民公社的接生婆，是“大躍進”、“共產風”的刮起者——他一直是毛澤東的得意弟子！吳芝圃生前享受空前的聖眷保護，死後仍然沐浴新時代的崇毛恩澤。
   吳芝圃可以說是毛澤東一手培養和造就的“毛門團隊”。
   請看1949年後毛澤東培養和造就吳芝圃的大事記——
   1、　應吳芝圃請求，“毛主席給《河南日報》題寫報頭”。據《河南日報》報史載：１９４９年９月初，河南省人民政府主席吳芝圃作為出席全國政協會議的河南代表赴京，請毛主席為《河南日報》題寫報頭，毛主席風趣地說：“各家報紙都讓我寫報頭，那全國報紙的報頭豈不成了清一色啦？還是不寫為好！”但最終毛主席還是破例給了吳芝圃麵子，在一張約八開大小的宣紙上，筆走龍蛇，書寫了四組“河南日報”共１６個遒勁大字，於１０月下旬由中共中央辦公廳寄到了河南省委。這是毛澤東1949年至1966年期間唯一的一次為省報題寫報頭，可見對吳芝圃的聖眷之隆。（6）
   2、支持吳芝圃“二把手”罷免“一把手”。
   文革前，省長批倒省委第一書記的成功事例，中國隻有一例，就是河南省長吳芝圃罷免河南省委第一書記潘複生。
   “1957年春，河南省委第一書記潘複生主持製訂《關於獎勵發展農業生產，爭取秋季農業大豐收的宣傳要點》，經省委常委通過並發出。然而，8月的省五次全會上，省長吳芝圃突然指責宣傳要點‘是發展資本主義的綱領’，自此，吳在河南占據主導地位，把持了河南的黨政領導權。1958年5月，中共八大五中全會還未結束，中央就發出通知，吳任省委第一書記，免去潘複生職務。會後，吳從北京把潘揪回了河南批鬥。”（7）
   　吳芝圃在“放衛星”的歡呼聲中召開了河南省第九次全會，傳達中央書記處的意見，集中揭發批判潘複生右傾機會主義錯誤，作出《關於徹底揭發批判以潘複生為首的反黨集團的決議》。吳在會上說：“不要怕潘複生抵抗，要鬥透，從政治上、思想上揭發，要反覆鬥爭……。”會後全省自上而下抓“小潘複生”20萬之多，批潘的大字報已達十幾億張。
   張樹藩認為，“信陽事件的發生，與此前河南省開展抓‘小潘複生’的一些錯誤的政治運動有很大關係。這些極左的做法使得人人自危，黨內生活極不正常。從此，很多人都睜著眼脫瞎話，浮誇風、‘共產風’、一平二調風，特別是幹部的強迫命令、瞎指揮風，就大刮起來了，根本不管人民的死活。我記得在1958年秋省委擴大會議上，吳芝圃在報告中講到一個故事，說曆史上有一個人手執寶劍，指石為金。同時又說，過去人們說巧媳婦做不出無米粥是錯誤的，現在巧媳婦就能做出無米粥。就是這樣一些異想天開的宣傳鼓動，把本來已經完全脫離實際的‘大躍進’又推向了高潮。”（8）
   3、支持吳芝圃在河南“放衛星”
   據徐明《吳芝圃與河南大躍進運動》一文披露，吳芝圃曾說：“河南的大躍進是先從農業開始的，而農業大躍進又是先從……農田水利運動開始的。”（9）這倒是真實自白。
   為了取悅毛澤東，吳芝圃主政後的河南省，從各方麵大訂高指標。1958年全省同時有9個大型水庫施工，設計庫容總和達到600億立方米，資金和勞力遠遠超過河南當時（乃至今日）的實力。所有工程均邊設計邊施工，保質保量的作風完全被敗壞；這些水庫多成為“爛尾”工程，一直拖到60年代後期或70年代才得以竣工。此外，河南大躍進期間還修了共產主義渠（1957年11月至1958年7月），宣傳可灌溉1000萬畝農田，但實際隻能灌溉12萬畝，後又全部報廢。1959年11月，位於鄭州黃河上的花園口樞紐動工，13萬民工上陣，此項工程雖在1960年初竣工，但因規劃設計失誤，不得不炸掉大壩。類似渠係工程還有封丘紅旗渠、引沁濟蟒渠，均未收到應有效益。為了一兩年實現水利化，河南竭盡了人力、財力，然而在繼而到來的大旱災中，水利化的“成果”基本上沒有發揮效益。
   但是，毛澤東在1958年3月8日至26日的成都會議上，全麵肯定了河南上報的一些比1957年實際指標浮誇2.4倍的假數字，高度讚揚了吳芝圃。吳便又對毛承諾，河南一年就能夠實現四化，四年可變集體所有製為全民所有製。毛在3月20日說：“河南提出一年實現四、五、八（引者按：黃河以北糧食畝產四百斤，以南畝產五百斤，淮河長江以南八百斤），水利化，除四害，消滅文盲，可能有些能做到……可以讓河南試驗一年。如果河南靈了，明年各省再來一個運動、大躍進，豈不更好。”又說“河南的水利全國第一”。毛澤東甚至在成都會議上半開玩笑地稱讚吳說：“你是馬列主義，我是右傾機會主義”。（10）
   於是吳芝圃得寸進尺。4月，河南省委第八次全會上，吳芝圃部署全省大躍進。6月8日，《河南日報》報導遂平縣衛星農業社畝產小麥2，105斤，11日又報導該社畝產小麥3，530斤。這是全國放出的第一顆“高產衛星”。到10月，吳芝圃宣稱有畝產小麥7，300斤、芝麻5，600斤，單產增長70倍以上；而玉米、高粱、穀子“都比過去平均單產高近百倍”。他引用毛澤東1955年合作化時的一段按語，說：毛主席關於增產十幾倍以至幾十倍的預言，“都已成為生龍活虎的事實了”。不合實際的高估產導致秋季大豐收的“躍進計劃”，河南開始向農民高指標征購糧食。1958年全國糧食征購比1957年增長22.23%，河南則增加了55%，達到75.43億斤！同時還外調14.78億斤，而豫南即信陽等地區，征購竟增加75%以上。（11）
   　
   4、慫恿吳芝圃創造“人民公社”。
   1958年3月，毛澤東在成都主持通過《中共中央關於把小型的農業社適當地合並為大社的意見》後，吳芝圃馬上在豫南尋覓試點。4月20日，河南遂平縣山查岈山紅衛社率先由27個小合作社、9，369戶合如成一個大社。接著平輿縣也辦了一個。吳芝圃在河南雄心勃勃地開始共產主義的大試驗。
   　 8月底，河南以全國最高速度實現人民公社化。全省原有的38，473個農業社已合成1，355個人民公社，平均每社達7，200戶，入社農戶已占總農戶的95%。公社普遍采用大兵團作戰的方式，實行“生活集體化，組織軍事化，行動戰鬥化……把黑夜當白天，把月亮當太陽，白天紅旗招展，夜間遍地明燈”，吳芝圃得意地說：“這不是社會上層建築的大躍進嗎？”
   毛澤東立即表態支持。毛在吳的陪同下，1958年8月上旬巡視了河南。8月6日到新鄉縣七裏營公社視察社辦工業和棉田，他看到公社大牌，點頭說：“人民公社，名字好。”並轉頭對吳芝圃說：“吳書記，有希望啊！你們河南都像這樣就好了”；“有這樣一個公社，就會有好多這樣的公社”。不久，毛澤東在北戴河會議上提到河南修武的一縣一社，說：“大，好管，好納入計劃，勞動集中、土地集中經營，力量就不同了。”並要求把山查岈山公社的章程在《紅旗》雜誌登出來，“要好好吹一下，一個省找十個人吹。大社要與自然條件、人口、文化等各種條件結合起來”。吳芝圃於是不失時機地在《中國青年》9月號上發表文章《論人民公社》，認為河南將鄉政府與公社合一，與當年巴黎公社是相同的，即馬克思主張的將經濟組織和國家政權融為一體。9月12日，吳芝圃號召“苦戰四晝夜，日產萬噸鐵”，15日宣布全省日產生鐵千噸以上的縣有8個，禹縣高達4，396噸。9月17日，《人民日報》發出社論《祝河南大捷》，稱河南土高爐日產生鐵1.8萬噸，放了“衛星”。9月27日，吳芝圃又通告全國：河南已決定農民吃飯不要錢，實行糧食供給製，“鋼鐵元帥升帳”。結果，大量農民上山煉焦、煉鐵、煉鋼，秋糧爛在地裏無人收，資金、原料白白耗費，工農業生產遭到巨大破壞，農民的體力、精力耗盡，太行、伏牛、熊耳山和大別山區的林木遭到空前的濫伐……而吳芝圃的功勞簿每加記一筆，河南農民就向更深的苦難邁近。（12）
   5、袒護吳芝圃易地做官。
   對於河南大躍進的災難，當時主管工業的薄一波將之概括成“見錢就要，見物就調，見屋就拆，見糧就挑”。主管農業的譚震林則向毛報告，1958年冬天，從百姓手中收取的財物折款達30億元，三年勞而無功的水利建設消耗的也許是數十億個工日。
   在這樣鐵的事實麵前，1959年初，毛澤東不得不在鄭州會議上承認河南省委與農民關係“有點緊張”，並向河南四個地委負責人承認，河南的窮富拉平是掠奪、是搶劫。但一麵又示意吳芝圃，河南的根本問題在於“民主革命不徹底”。（13）
   於是，此時的吳芝圃便將河南大躍進的大悲劇、大失敗、大倒退，特別是餓死兩百多萬人的原因，統統歸結為“階級敵人破壞”，“民主革命不徹底”，要以殘酷鬥爭基層幹部和地主富農來改正錯誤。僅信陽地區就有二十多萬基層農村幹部則被集中起來進行“特殊訓練”，無數地富被關押。
   直到1961年元月，吳芝圃才代表省委開始檢查大躍進以來所犯的“左傾蠻幹”錯誤。毛澤東直到1962年4月，才正式免去吳在河南的職務，降職半級調任中南局任文教書記。在廣西第一書記劉建勳調任河南第一書記後，河南省委方作出《關於潘複生同誌右傾機會主義錯誤的平反決議》。

   今日“信陽電工”的說法可不可信呢？
   回家立馬上網搜索“信陽事件”，結果看到了《信陽事件—— 一個沉痛的曆史教訓》——作者張樹藩是1959年的中共信陽地委副書記、行政公署專員，他在重病的1993年，開口給曆史留下了關於“信陽事件”真實紀錄——文章說： “從‘信陽事件’中可以看出，我們的廣大人民群眾真是太好了。當時信陽地區餓死那麽多人，並非沒有糧食，所屬大小糧庫都是滿滿的，但群眾寧可餓死。也沒有搶過一個糧庫。這證明與共產黨血肉相聯的人民是多麽聽話，多麽遵紀守法，多麽相信黨。而我們某些領導幹部，實在是愧對人民啊！”(《百年潮》1999年第12期)。（2）
   這說明今日“信陽電工”的說法完全真實，也證明張樹藩的回憶大體可信——1959年的信陽農民是眼巴巴地看著成堆的糧食而餓死！百萬農民是慘死於當地政府“見死不救”啊！一個人民的政府，為何會如此殘忍呢？
   張樹藩說他當時身為中共信陽地委副書記、行政公署專員，卻無力相救，因為他隻是信陽地區的“二把手”，“一把手” 路憲文不同意救——在“新中國”體製下，在毛澤東製定的“大權獨攬”的“黨委會工作方法”下，一個地方的關鍵大事隻有當地“一把手”說話才管用——
   “有一天，餘德鴻（秘書）從我辦公室門口路過，我看到了叫他過來，他很害伯不敢來。我說小餘你怕什麽，不是也和我一樣了嗎？過來談談話也好嘛。餘進屋了，我問了他一些情況。他說他已被撤職，也沒工作可做，半個月就回淮濱縣老家兩次。我問他兩次回家幹了什麽，他說，第一次回家是埋大爺大娘的，第二次回家是埋父母的。我問怎麽半個月內四個老人家全去世了，是什麽病死的。餘說是瘟疫傳染的（當時餓死的人統統說成是瘟疫，不能說是餓死的）。這使我感到問題更嚴重了，因為我知道餘秘書的家還算是比較富裕的。於是我又對餘說：事到如今，你對我還不敢說句實話，他們到底是怎麽死的？這時餘的眼淚流下來了，哭得說不出話來。停了一會才說：都是沒有吃的餓死的。聽後我也難過得掉了眼淚。接著我又追問：你們村餓死多少人？餘說他沒有多出家門，光知道他們村西頭就餓死一半多，有不少人餓死都沒有人埋。聽到這些情況後，我的腦子像炸了一樣。餘離開後，我當即跑到地委找路憲文。路不在，主管黨群的副書記王達夫在辦公室，我就把餘德鴻談的嚴重問題向王講了，並請地委立即采取緊急措施挽救。事後了解地委仍未采取緊急措施，始終不敢承認是餓死的，全區統一口徑都說是瘟疫傳染而死的。直到1959年11、12月間，在大量餓死人的情況下，以路憲文為首的地委才向省委報告，要了糧食。當時省委並不是不知道信陽地區的問題，省委主管財貿的副書記宋致和就曾在信陽到潢川縣的公路兩側看到過幾個餓死的人；省紀委書記劉名榜是信陽地區新縣人。他回老家時，也在路上看到過死的人沒人埋和鄉親的饑餓情況。但那時人人自危，誰也不敢堅持原則，不敢出來為人民說句實話。”（3）
   可以設想，假若當年信陽地委能按張樹藩的想法，迅速打開糧庫救人，信陽就一定不會餓死百萬人。可是隻比一把手官小半級的二把手，身為中共信陽地委副書記、行政公署專員的張樹藩，就是無能為力——這個體製的集權專製獨裁到了什麽地步！有些共產黨人真是“用鋼鐵做成的人”，他們竟可以眼看身邊的農民成千上萬地餓死，也決不打開身邊的糧倉救民一命！這和《天下糧倉》裏大清國的官員相比，實在是不可同日而語——乾隆治下的杭州巡撫可以冒死為百姓得罪朝庭製度，搜索每一粒糧食給災民放賑，而“毛澤東旗幟下的共產黨人”則可以眼睜睜地守著滿庫糧食餓死百萬農民。
   也許“信陽事件”隻是“信陽一把手“的問題？不！張樹藩又回憶說：一九五九年河南適逢水旱交加，糧食大幅度減產，農民拚死力苦幹，實產210億斤。但省委第一書記吳芝圃是不管老天爺算老幾的，偏要把大災年當成大豐年。他一手舉著高指標，硬是估產為450億斤；一手托著“右傾”帽。帽子分為八種，先批“三論”（唯條件論、悲觀論、神秘論），又批“五派”（促退派、觀潮派、伸手派、秋後算帳派、爐前搖頭派）。大帽子把人壓得喘不過氣來，黨內人人自危，全省“恐右病”流行。“1958年11月底，密縣已經餓死人，1959年春，豫東黃泛區內浮腫病的泛濫和死人的事態蔓延開來，省委書記吳芝圃在廬山會議上依然起勁地‘反右傾’，‘共產風’再度刮起來，夾帶著瘋狂地‘反瞞產’，哪個基層幹部完不成任務就是‘小彭德懷’，就得像土改時鬥地主那樣挨批挨鬥；哪個農民交不夠糧食，就吊打追逼，關壓拘留，拆毀房屋，全省籠罩在恐怖之中。光山縣委書記一天竟拷打40多個農民，一個被他活活踢死，1959年信陽地區領導班子中9個常委中就有8個同意把全地區糧食總產20多億斤誇大成70多億斤，強行征購，農民顆粒無存，1960年，一邊是大小官倉堆滿糧，一邊是抓人、關人，一邊是100多萬人成餓殍、屍橫於野，有的地方死人沒有活人掩埋。從1959年11月到1960年7月，信陽地區為了追逼糧食，正式由公安機關逮捕的人數就達1774人，其中36人死於獄中；短期拘留的人達10720人，死於拘留所的667人。饑民煮野菜、吃薯葉，幹部還要砸農民的鍋。農民外出討飯，他們圍追堵截。農民麵對滿倉糧食和暴虐的幹部，在黨的教育下，農民不敢懷疑什麽，他們縱然一死，也得‘顧全大局’，‘不能給咱政府抹黑’。” （4）
   這是何等亙古未有的駭人聽聞！這就是“她一心為人民”？這就是“社會主義好”？！
   更令人發指的是：“河南全省死亡人口在二百萬以上，死亡牲畜七十四萬多頭，荒蕪土地四百四十餘萬畝，扒毀農民房屋一百六十多萬間。而就在這樣慘烈的災難中，當老實忠厚的河南人民一批批倒斃下去的時候，省委第一書記吳芝圃為了實現他夢寐以求的一個理想：讓黨中央在鄭州開一次全國黨代表大會，還要將餓死人二百萬農民而聚斂的民脂民膏，在鄭州北郊黃河岸邊興建了一座豪華的園林型別墅群，內中除按當時中委和候補中委的人數，以每人一個套間蓋了一幢大樓外，還別出心裁地給當時黨的七位領袖（毛劉周朱陳林鄧），每人建一幢別墅，從總書記到黨中央主席，規格麵積逐級遞增，以毛主席別墅最為寬大考究。不料剛一建成，‘信陽事件’案發，吳芝圃下台，中央不敢來鄭州開會。這群別墅竟長年閑置，無以利用，日漸荒蕪，室內牆粉剝落，地板朽爛。那幢豪華無比的主席別墅，永遠緊鎖著大門，自建成從未有人住過……（5）（《1959年廬山之夏》，中國新聞出版社1988年版。）

從這裏可看出，原來創造如此前無古人“信陽事件”的直接罪魁禍首，並非中共信陽地委書記路憲文，而是中共中央委員、河南省委第一書記吳芝圃。吳芝圃後來受什麽懲罰呢？隻是降官半級——1962年調任中南局文教書記（仍是中共中央委員）。 1967年10月19 日，61歲的吳芝圃在廣州病逝後，一直被作為“文革中遭受殘酷迫害含冤逝世”的英雄和名人得到紀念，至今在各種文獻和傳媒中受到紀念與尊重——“改革開放”20多年仍然不能還吳芝圃和“信陽事件”的廬山真麵目。
   　　2001年7月1日，《河南農村報》刊發了河南省委黨史研究室2001年 撰稿的《中國共產黨在河南大事記》，關於1958年至1965年大事，絲毫不提吳芝圃對“信陽事件”的罪過隻有這樣寥寥幾條——
   　　１９５８年５月 中央決定撤銷潘複生省委第一書記職務，任命吳芝圃為第一書記。
   　　１１月２日 毛澤東主持召開第一次“鄭州會議”，糾正急於向共產主義過渡等錯誤。
   　　１９５９年２月２７日 毛主席主持召開第二次“鄭州會議”，重點解決人民公社管理體製和具體政策問題。
   　　１９６０年１１月１２日 李先念、陶鑄、王任重等到信陽地區視察工作，解決“信陽事件”問題。
   　　１９６１年１月２０日 省委召開二級幹部會議，總結“大躍進”教訓，安排國民經濟調整工作。
   　　１９６２年３月２５日 省委召開擴大工作會議，確定“借地渡荒”政策。
   　　１９６５年８月６日 省委二屆一次全會選舉劉建勳任省委第一書記。
   ……
   如此掩飾，曆史何日能清白？，後人何以資治通鑒？！

   前幾天寫完《向大清國學習什麽》，以為自己將央視四年來倡導“向清朝學習”的可悲率先係統揭露。但近日細看《天下糧倉》演到杭州巡撫冒死救饑民時，不禁懊悔自己的片麵——假如今天我們有許多“共產黨人”並不如清代皇帝官員，為什麽又不可以學一學清朝呢？“明朝多得不如今夕現得”，假若現代民主自由離我們還是遙遙無期，為什麽又不可連續四年在黃金時間播放“頌清”的《雍正王朝》、《康熙王朝》、《一代廉吏於成龍》、《天下糧倉》（1）呢 ？
   這一思想轉折起於我重聽“信陽事件”。
   先前隻知道，1959年，由於河南信陽地區的上下官員為高舉“三麵紅旗”“大躍進”，謊報政績——謊稱信陽如何畝產萬斤，如何國庫存糧多得無處放——結果致使農民把糧食全部上交為公糧，家無粒米，餓死人百萬，河南一派《千裏餓殍圖》。
   一直以為，當年的“信陽事件”，是因為信陽本地沒有糧食救災所致，京師的救災糧一時也運不到。不料，實際情況恰恰相反，“信陽事件”是在信陽各鄉國庫糧滿倉的情景下發生的，並非“遠水救不了近火”，而是“有水不救火”，“人禍”致使百萬農民活活餓死。
   2002年2月6日午後，我在住宅小區的草坪散步，忽然相遇管理處新來的電工師傅，他身著一套天藍色工作服，一臉憨厚與靦腆。我隨口問他哪裏人，他說來自河南信陽羅河縣農村。一聽是信陽人，我驀然想起震驚中外的“信陽事件”，順口問：當年信陽是不是真餓死百萬人？他說：“當然是真的；我雖是1963年出生的，沒有親曆（如果早生幾年，可能餓死了），但我爺爺說過，當年村裏餓死了好多人，有的全家餓死；爺爺幸虧有手藝逃到湖北，全家才免了一死。當時村裏人死在家裏了，活著的人都沒有力氣拖他們出去埋，真慘呀！”
   停了停，他忽然冒出一句：“那時候的人真傻，比這幾天的電視劇《天下糧倉》裏的農民傻多了！《天下糧倉》裏餓死人，是因為官庫裏確實沒有糧食放賑了，可當時信陽餓死百萬人時，農民是在裝滿糧食的國家糧庫麵前餓死的，是看著自己親手收的糧食關在倉庫裏餓死的。而且那伸手可摸的國庫還並未上鎖，隻是貼著一張白紙紅印封條。唉，要是清朝的農民，早就破倉了；要是現在的農民，也早就搶糧了；可是1959年的信陽農民，不敢啊，就眼巴巴地看著成堆的糧食呼喊‘毛主席萬歲’而餓死了——那時隻許吃公共食堂，食堂沒有吃的了，可家家卻連鐵鍋都被端走‘大辦鋼鐵’了，家家皆無一顆存糧啊！即使有一點野菜，也不許農民私下開火，看見誰家冒煙了，就要鬥爭。農民隻有吃生草根呀！……”
   真是“讀書須與聊天相結合”，“禮失求諸野”。這一番偶然村夫閑聊，我一下子明白了20年所讀之書。原以為，當年“信陽事件”隻是因為說大話吹政績的“浮誇風”所致——本來畝產隻500斤，官人偏說每畝萬斤，要按萬斤之比例給國家上交公糧，隻有公糧交足了，才可證明的確高產有政績了，於是農民的口糧都被從家裏一粒不剩地搜刮了出來！而今才知，除了“浮誇風”，還有見死不救一心媚上保官的人性泯滅！——糧食大把有，隻是因為那糧食姓公、姓國、姓官，農民看得見，摸得著，卻吃不得。那些糧食為何就如此緊緊關在國庫糧倉裏呢？因為這是官員的政績？是“人民公社是金橋”的體現？是“偉大領袖”的“馬克思主義中國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