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憲文對信陽人民犯下罪行,後來怎樣?

路憲文對信陽人民犯下罪行,後來怎樣?

非常複雜的曆史。

路憲文被判終身勞改，他實際是一個替罪羊，胡耀邦是難得一見的我國好領導人，但是，他的結局，，，

當時，毛，劉，鄧是一派
周是一派，後來，劉又和周合作，再後來，鄧又和周派的合作把四人幫打倒

路憲文這個畜生，信陽人民怎麽不咬死他！信陽事件的處理,有13萬幹部受到審查，983人被撤職，275人被判刑，其中縣級以上幹部50人。但是，吳芝圃卻得以從輕發落：1961年7月，中央任命劉建勳為河南省委第一書記，吳芝圃改任第二書記。1962年4月，吳芝圃調中南局任書記處書記，並且一直是中央委員。 他自己曾在檢討中說：“省委和我犯的錯誤嚴重得很，罪惡也很大。組織上無論如何嚴肅處理，我都沒話講的。處以極刑，我也應引頸受戮。” 文革中吳芝圃遭揪鬥，死於1967年。 一九七九年中央還為他正式補開追悼會
路憲文被判終身勞改,之後一直被關在河南北部的一個勞改農場，“文革”後還活著，居然乘著平反“冤、假、錯”的 的風頭,給胡耀邦寫申訴,說當年陶鑄王任重冤枉了他，要求平反。胡耀邦批示道：如果連路憲文這樣的人都要平反，我們還搞什麽撥亂反正？

毛和吳芝圃的“河南共產主義實驗”，“信陽事件”的直接操作者是信陽地委書記路憲文，而路憲文的背後則是中共中央委員、河南省委第一書記吳芝圃；而吳芝圃的背後呢，是“人民的大救星”。

《信陽事件—— 一個沉痛的曆史教訓》——作者張樹藩是1959年的中共信陽地委副書記、行政公署專員，他在重病的1993年，開口給曆史留下了關於“信陽事件”真實紀錄——文章說： “從‘信陽事件’中可以看出，我們的廣大人民群眾真是太好了。當時信陽地區餓死那麽多人，並非沒有糧食，所屬大小糧庫都是滿滿的，但群眾寧可餓死。也沒有搶過一個糧庫。這證明與共產黨血肉相聯的人民是多麽聽話，多麽遵紀守法，多麽相信黨。而我們某些領導幹部，實在是愧對人民啊！”(《百年潮》1999年第12期)。張樹藩回憶說：一九五九年河南適逢水旱交加，糧食大幅度減產，農民拚死力苦幹，實產210億斤。但省委第一書記吳芝圃是不管老天爺算老幾的，偏要把大災年當成大豐年。他一手舉著高指標，硬是估產為450億斤；一手托著“右傾”帽。帽子分為八種，先批“三論”（唯條件論、悲觀論、神秘論），又批“五派”（促退派、觀潮派、伸手派、秋後算帳派、爐前搖頭派）。大帽子把人壓得喘不過氣來，黨內人人自危，全省“恐右病”流行。“1958年11月底，密縣已經餓死人，1959年春，豫東黃泛區內浮腫病的泛濫和死人的事態蔓延開來，省委書記吳芝圃在廬山會議上依然起勁地‘反右傾’，‘共產風’再度刮起來，夾帶著瘋狂地‘反瞞產’，哪個基層幹部完不成任務就是‘小彭德懷’，就得像土改時鬥地主那樣挨批挨鬥；哪個農民交不夠糧食，就吊打追逼，關壓拘留，拆毀房屋，全省籠罩在恐怖之中。光山縣委書記一天竟拷打40多個農民，一個被他活活踢死，1959年信陽地區領導班子中9個常委中就有8個同意把全地區糧食總產20多億斤誇大成70多億斤，強行征購，農民顆粒無存，1960年，一邊是大小官倉堆滿糧，一邊是抓人、關人，一邊是100多萬人成餓殍、屍橫於野，有的地方死人沒有活人掩埋。從1959年11月到1960年7月，信陽地區為了追逼糧食，正式由公安機關逮捕的人數就達1774人，其中36人死於獄中；短期拘留的人達10720人，死於拘留所的667人。饑民煮野菜、吃薯葉，幹部還要砸農民的鍋。農民外出討飯，他們圍追堵截。農民麵對滿倉糧食和暴虐的幹部，在黨的教育下，農民不敢懷疑什麽，他們縱然一死，也得‘顧全大局’，‘不能給咱政府抹黑’。”


前無古人“信陽事件”的直接罪魁，並非中共信陽地委書記路憲文，而是河南省委第一書記吳芝圃。吳芝圃隻是降官半級——1962年調任中南局文教書記（仍是中共中央委員）。 1967年10月19 日，61歲的吳芝圃在廣州病逝後，一直被作為“文革中遭受殘酷迫害含冤逝世”的英雄和名人得到紀念，至今在各種文獻和傳媒中受到紀念與尊重——“改革開放”20多年仍然不能還吳芝圃和“信陽事件”的廬山真麵目。
　　2001年7月1日，《河南農村報》刊發了河南省委黨史研究室2001年 撰稿的《中國共產黨在河南大事記》，關於1958年至1965年大事，絲毫不提吳芝圃對“信陽事件”的罪過——
　　１９５８年５月 中央決定撤銷潘複生省委第一書記職務，任命吳芝圃為第一書記。
　　１１月２日 毛澤東主持召開第一次“鄭州會議”，糾正急於向共產主義過渡等錯誤。
　　１９５９年２月２７日 毛主席主持召開第二次“鄭州會議”，重點解決人民公社管理體製和具體政策問題。
　　１９６０年１１月１２日 李先念、陶鑄、王任重等到信陽地區視察工作，解決“信陽事件”問題。
　　１９６１年１月２０日 省委召開二級幹部會議，總結“大躍進”教訓，安排國民經濟調整工作。
　　１９６２年３月２５日 省委召開擴大工作會議，確定“借地渡荒”政策。
　　１９６５年８月６日 省委二屆一次全會選舉劉建勳任省委第一書記。
……
如此掩飾，曆史何日能清白？



1949年後毛澤東培養和造就吳芝圃的大事記——
1、　應吳芝圃請求，“毛主席給《河南日報》題寫報頭”。據《河南日報》報史載：１９４９年９月初，河南省人民政府主席吳芝圃作為出席全國政協會議的河南代表赴京，請毛主席為《河南日報》題寫報頭，毛主席風趣地說：“各家報紙都讓我寫報頭，那全國報紙的報頭豈不成了清一色啦？還是不寫為好！”但最終毛主席還是破例給了吳芝圃麵子，在一張約八開大小的宣紙上，筆走龍蛇，書寫了四組“河南日報”共１６個遒勁大字，於１０月下旬由中共中央辦公廳寄到了河南省委。這是毛澤東1949年至1966年期間唯一的一次為省報題寫報頭，可見對吳芝圃的聖眷之隆。
2、支持吳芝圃“二把手”罷免“一把手”。
文革前，省長批倒省委第一書記的成功事例，中國隻有一例，就是河南省長吳芝圃罷免河南省委第一書記潘複生。
“1957年春，河南省委第一書記潘複生主持製訂《關於獎勵發展農業生產，爭取秋季農業大豐收的宣傳要點》，經省委常委通過並發出。然而，8月的省五次全會上，省長吳芝圃突然指責宣傳要點‘是發展資本主義的綱領’，自此，吳在河南占據主導地位，把持了河南的黨政領導權。1958年5月，中共八大五中全會還未結束，中央就發出通知，吳任省委第一書記，免去潘複生職務。會後，吳從北京把潘揪回了河南批鬥。”
　吳芝圃在“放衛星”的歡呼聲中召開了河南省第九次全會，傳達中央書記處的意見，集中揭發批判潘複生右傾機會主義錯誤，作出《關於徹底揭發批判以潘複生為首的反黨集團的決議》。吳在會上說：“不要怕潘複生抵抗，要鬥透，從政治上、思想上揭發，要反覆鬥爭……。”會後全省自上而下抓“小潘複生”20萬之多，批潘的大字報已達十幾億張。
張樹藩認為，“信陽事件的發生，與此前河南省開展抓‘小潘複生’的一些錯誤的政治運動有很大關係。這些極左的做法使得人人自危，黨內生活極不正常。從此，很多人都睜著眼脫瞎話，浮誇風、‘共產風’、一平二調風，特別是幹部的強迫命令、瞎指揮風，就大刮起來了，根本不管人民的死活。我記得在1958年秋省委擴大會議上，吳芝圃在報告中講到一個故事，說曆史上有一個人手執寶劍，指石為金。同時又說，過去人們說巧媳婦做不出無米粥是錯誤的，現在巧媳婦就能做出無米粥。就是這樣一些異想天開的宣傳鼓動，把本來已經完全脫離實際的‘大躍進’又推向了高潮。”
3、支持吳芝圃在河南“放衛星”
據徐明《吳芝圃與河南大躍進運動》一文披露，吳芝圃曾說：“河南的大躍進是先從農業開始的，而農業大躍進又是先從……農田水利運動開始的。”這倒是真實自白。
為了取悅毛澤東，吳芝圃主政後的河南省，從各方麵大訂高指標。1958年全省同時有9個大型水庫施工，設計庫容總和達到600億立方米，資金和勞力遠遠超過河南當時（乃至今日）的實力。所有工程均邊設計邊施工，保質保量的作風完全被敗壞；這些水庫多成為“爛尾”工程，一直拖到60年代後期或70年代才得以竣工。此外，河南大躍進期間還修了共產主義渠（1957年11月至1958年7月），宣傳可灌溉1000萬畝農田，但實際隻能灌溉12萬畝，後又全部報廢。1959年11月，位於鄭州黃河上的花園口樞紐動工，13萬民工上陣，此項工程雖在1960年初竣工，但因規劃設計失誤，不得不炸掉大壩。類似渠係工程還有封丘紅旗渠、引沁濟蟒渠，均未收到應有效益。為了一兩年實現水利化，河南竭盡了人力、財力，然而在繼而到來的大旱災中，水利化的“成果”基本上沒有發揮效益。
但是，毛澤東在1958年3月8日至26日的成都會議上，全麵肯定了河南上報的一些比1957年實際指標浮誇2.4倍的假數字，高度讚揚了吳芝圃。吳便又對毛承諾，河南一年就能夠實現四化，四年可變集體所有製為全民所有製。毛在3月20日說：“河南提出一年實現四、五、八（引者按：黃河以北糧食畝產四百斤，以南畝產五百斤，淮河長江以南八百斤），水利化，除四害，消滅文盲，可能有些能做到……可以讓河南試驗一年。如果河南靈了，明年各省再來一個運動、大躍進，豈不更好。”又說“河南的水利全國第一”。毛澤東甚至在成都會議上半開玩笑地稱讚吳說：“你是馬列主義，我是右傾機會主義”。
於是吳芝圃得寸進尺。4月，河南省委第八次全會上，吳芝圃部署全省大躍進。6月8日，《河南日報》報導遂平縣衛星農業社畝產小麥2，105斤，11日又報導該社畝產小麥3，530斤。這是全國放出的第一顆“高產衛星”。到10月，吳芝圃宣稱有畝產小麥7，300斤、芝麻5，600斤，單產增長70倍以上；而玉米、高粱、穀子“都比過去平均單產高近百倍”。他引用毛澤東1955年合作化時的一段按語，說：毛主席關於增產十幾倍以至幾十倍的預言，“都已成為生龍活虎的事實了”。不合實際的高估產導致秋季大豐收的“躍進計劃”，河南開始向農民高指標征購糧食。1958年全國糧食征購比1957年增長22.23%，河南則增加了55%，達到75.43億斤！同時還外調14.78億斤，而豫南即信陽等地區，征購竟增加75%以上。
　
4、慫恿吳芝圃創造“人民公社”。
1958年3月，毛澤東在成都主持通過《中共中央關於把小型的農業社適當地合並為大社的意見》後，吳芝圃馬上在豫南尋覓試點。4月20日，河南遂平縣山查岈山紅衛社率先由27個小合作社、9，369戶合如成一個大社。接著平輿縣也辦了一個。吳芝圃在河南雄心勃勃地開始共產主義的大試驗。
　 8月底，河南以全國最高速度實現人民公社化。全省原有的38，473個農業社已合成1，355個人民公社，平均每社達7，200戶，入社農戶已占總農戶的95%。公社普遍采用大兵團作戰的方式，實行“生活集體化，組織軍事化，行動戰鬥化……把黑夜當白天，把月亮當太陽，白天紅旗招展，夜間遍地明燈”，吳芝圃得意地說：“這不是社會上層建築的大躍進嗎？”
毛澤東立即表態支持。毛在吳的陪同下，1958年8月上旬巡視了河南。8月6日到新鄉縣七裏營公社視察社辦工業和棉田，他看到公社大牌，點頭說：“人民公社，名字好。”並轉頭對吳芝圃說：“吳書記，有希望啊！你們河南都像這樣就好了”；“有這樣一個公社，就會有好多這樣的公社”。不久，毛澤東在北戴河會議上提到河南修武的一縣一社，說：“大，好管，好納入計劃，勞動集中、土地集中經營，力量就不同了。”並要求把山查岈山公社的章程在《紅旗》雜誌登出來，“要好好吹一下，一個省找十個人吹。大社要與自然條件、人口、文化等各種條件結合起來”。吳芝圃於是不失時機地在《中國青年》9月號上發表文章《論人民公社》，認為河南將鄉政府與公社合一，與當年巴黎公社是相同的，即馬克思主張的將經濟組織和國家政權融為一體。9月12日，吳芝圃號召“苦戰四晝夜，日產萬噸鐵”，15日宣布全省日產生鐵千噸以上的縣有8個，禹縣高達4，396噸。9月17日，《人民日報》發出社論《祝河南大捷》，稱河南土高爐日產生鐵1.8萬噸，放了“衛星”。9月27日，吳芝圃又通告全國：河南已決定農民吃飯不要錢，實行糧食供給製，“鋼鐵元帥升帳”。結果，大量農民上山煉焦、煉鐵、煉鋼，秋糧爛在地裏無人收，資金、原料白白耗費，工農業生產遭到巨大破壞，農民的體力、精力耗盡，太行、伏牛、熊耳山和大別山區的林木遭到空前的濫伐……而吳芝圃的功勞簿每加記一筆，河南農民就向更深的苦難邁近。（《吳芝圃與河南大躍進運動》徐明）
5、袒護吳芝圃易地做官。
對於河南大躍進的災難，當時主管工業的薄一波將之概括成“見錢就要，見物就調，見屋就拆，見糧就挑”。主管農業的譚震林則向毛報告，1958年冬天，從百姓手中收取的財物折款達30億元，三年勞而無功的水利建設消耗的也許是數十億個工日。
在這樣鐵的事實麵前，1959年初，毛澤東不得不在鄭州會議上承認河南省委與農民關係“有點緊張”，並向河南四個地委負責人承認，河南的窮富拉平是掠奪、是搶劫。但一麵又示意吳芝圃，河南的根本問題在於“民主革命不徹底”。
於是，此時的吳芝圃便將河南大躍進的大悲劇、大失敗、大倒退，特別是餓死兩百多萬人的原因，統統歸結為“階級敵人破壞”，“民主革命不徹底”，要以殘酷鬥爭基層幹部和地主富農來改正錯誤。僅信陽地區就有二十多萬基層農村幹部則被集中起來進行“特殊訓練”，無數地富被關押。
直到1961年元月，吳芝圃才代表省委開始檢查大躍進以來所犯的“左傾蠻幹”錯誤。毛澤東直到1962年4月，才正式免去吳在河南的職務，降職半級調任中南局任文教書記。在廣西第一書記劉建勳調任河南第一書記後，河南省委方作出《關於潘複生同誌右傾機會主義錯誤的平反決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