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p: 毛 劉少奇 周恩來 彭德懷 江青

要整彭德懷的不是毛主席,而是劉少奇? 劉少奇巴不得老彭把事鬧大,讓毛收不了場,下不了台.自己來收拾殘局,再順理成章的趕毛下台.老彭是隻出頭鳥,毛不把他打下去,就麵臨下台的敗局.當然,所謂"三年自然災害"都是毛老頭兒一人闖下的大禍,罪不可恕.  

毛是牛人而不是聖人，所以犯錯是難免的。不幸的是他掌握了最高的權利，所以犯的錯
比別人犯的錯都大。其實中國的古代雖然不民主，但是古人也意識到了皇帝犯錯回導致
可怕的後果，所以有諫官這麽個稱呼，甚至還有"文死諫"的說法。
本朝開國前，毛還算是從善如流，比如粟裕和他的幾次爭執。毛的肚量並不是很大，比
如後來整彭德懷，簡直就是翻小腸。從個人本性來說，都愛聽阿諛奉承，而不愛聽直言
。但是毛在建國後在拒諫這上麵做得特別出類拔萃。首先玩了個百花齊放百家爭鳴，引
蛇出洞的結果是把黨外的敢於說真話的人一網打盡，難怪571工程紀要說他是新時代焚
書坑儒的秦始皇。
然後在廬山會議上打倒了彭德懷一夥，黨內剩下的敢於說真話的人也在文革之中消滅殆
盡。
林彪和毛走的最近，應該說對毛吃的最透，他說毛"自我崇拜，自我迷信，崇拜自己，
功為己，過為人"。 所以林為了自保，選擇了迎合毛的策略。

毛到了後來，為了掩飾自己的前一個錯誤，不惜犯下另一個錯誤。真實的目的不過是為
了個人私心，卻自我催眠是為了一個高尚的目的。進而玩弄封建帝王的統治權術，反手
為雲，覆手為雨。結果是，他越來越怕別人諫了。後來林彪按照他所希望的那樣敗死，
但沒想到林彪竟然留下了日記和571工程綱要，這些真話把毛陰暗的內心從耀眼的光環
中剝了出來，所以毛非為林彪而病，而是為林彪的話而病也。

後唐有個叫康澄的人說：“國家有不足懼者五，有深可畏者六：陰陽不調不足懼，三辰
失行不足懼，小人訛言不足懼，山崩川涸不足懼，蟊賊傷稼不足懼；賢人藏匿深可畏，
四民遷業深可畏，上下相徇深可畏，廉恥道消深可畏，毀譽亂真深可畏，直言蔑聞深可
畏。”
大意是說各種自然災害不用害怕，牛屎版的一堆蒼蠅整天嗡嗡叫也不可怕。那麽到底什
麽東東非常可怕呢？
第一是賢能的人不能夠上位。要升官得請客送禮，溜須拍馬，拉幫結派，揣摩上意，如
此循環，結果就是小人當道了
第二是百姓不安於業，如果是涉及到國計民生的，比如農民不安心種地，工人下崗，搞
得閑雜人太多，會成為社會的不安定因素。
第三是上下相徇，一個人腐敗並不可怕，可怕的是整體性的腐敗。
第四是廉恥道消。越是呼喚什麽的，往往就是缺乏什麽。現在喊八榮八恥，也反襯出整
個社會風氣趨向於寡廉鮮恥。
第五是毀譽亂真。錯的變成對的，對的變成錯的，無論怎樣的壞事都有人辯護，做好事
的大家就要質疑他的動機。黑白顛倒，是非混淆。
第六是直言蔑聞。就是沒有人說真話，也不願意聽別人說真話。

即使在現在，這個直言蔑聞也難以克服。究其源，是毛乎？還是製度乎？


提要：“文革”的準備階段，當始於196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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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天辨誣董狐篇”

作者：李冰封

　
這篇文章是二十三年以前就準備寫的，因材料不足，未能動筆。事情的原委是這樣的：

上世紀七十年代末至八十年代初，我在湖南人民出版社工作。當時，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剛開過不久，全會精神深得民心、黨心，舉國上下，熱氣騰騰，撥亂反正，方興未艾。在這樣的大環境下，這家出版社出書的狀況也十分紅火。1980年3月，劉少奇的平反大會剛開過不久，湖南人民出版社就出版了《懷念劉少奇同誌》一書，深受讀者歡迎，第一版第一次就印刷了七十八萬冊，很快銷售一空，書中收有呂振羽的《少奇同誌和南京談判》一文。組稿的編輯，見到了呂老及其夫人江明，回來後，向我談到了呂老的有關情況：

曆史學家呂振羽是1963年年初就被拘捕的。當時，他是中央高級黨校曆史學教授兼曆史教研室顧問。被拘捕的原因，誰都不知道。公安部門派人通知他的夫人江明，不準對任何人談到呂振羽的去向，隻能說他出差去了。呂被拘捕不久，擔任過最高法院院長的謝覺哉來呂家看望呂老，江明也隻是不斷哭泣，不能說出呂老的去向。

　　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開始後，呂被正式逮捕。在呂被捕期中，審訊約八百次，其中有七百多次，都是關於1935年11月開始舉行的、曆時九個月的國共兩黨談判聯合抗日事。去南京談判的共產黨代表是周小舟，聯絡員是呂振羽。開始談判時，呂尚未入黨，在談判期中才參加了共產黨。

　　談判的指揮，是北方局負責人劉少奇，當時化名陶尚行。整個談判期間，呂振羽並不認識且未見過劉少奇，直到1941年他在蘇北根據地的華中局黨校，才第一次見到這位當年談判的幕後指揮員劉少奇。

七百餘次審訊呂振羽的重點，是要他製造偽證，證明劉少奇進行了“配合蔣介石消滅紅軍、取消蘇維埃政權的陰謀活動”，並說劉少奇等人“跪在蔣介石腳下，充當了革命的內奸”，硬說南京談判是背著毛主席、黨中央幹的。

這件事，實際上已內定了劉少奇是“叛徒、內奸、工賊”，想方設法，多方製造偽證，來為這三重大罪定性。

當時，我就覺得，或許這就是暗無天日的“文化大革命”準備階段的開始。但由於材料不足，且有些材料也隻是“孤證”，還要進一步研究，故文章沒有寫成。呂老也於當年（1980年8月）因心髒病突發去世。

直到2002年年底，一個偶然的機會，讀到了一本書：《呂振羽和他的曆史學研究》（朱政惠著。朱政惠是吳澤教授的博士研究生，而吳澤又是呂振羽早年在北平中國大學教書時的學生）。此書是朱政惠在他的博士論文《呂振羽曆史學研究》的基礎上，擴充寫成的，其中第十章《最後的奉獻》，詳記1963年呂被捕後十二年中的情況。除了有些情況是江明的口述外，主要引用了這段時間呂振羽的詩文，曆史學家侯外廬等人的記述，以及呂逝世後張愛萍等人的悼詩、悼文，材料甚為豐富。

由於受朱政惠這段文章的啟發，我又找出了《周小舟傳》，書中詳記了南京談判的經過，有較高的史料價值。此外，還翻閱了《劉少奇選集》下卷有關文章，並重看了《懷念劉少奇同誌》一書，重新參閱李銳的《廬山會議實錄》等。麵對史料，經過綜合思考，覺得以下各點主要事實，都可完全證明“文革”的準備階段，當始於1963年。

（一）1962年12月，紀念王船山逝世二百七十周年學術討論會在長沙召開。呂振羽參加了這個學術討論會並在閉幕式上講話。同時，他還到湖南邵陽師專作了一次學術報告：《談對曆史人物的評價》。因為邵陽離呂在抗戰開始時創辦的有名的塘田戰時講學院很近，離呂的故鄉武岡也近，所以他還有可能回這些地方看看，故於1963年1月才乘火車返京。傳說，返京時，車到豐台，呂被拘捕，公安部門並通知他的家人，不許外傳呂的去向。

　　1963年1月到1967年1月，拘捕期內，實際上是要他寫出偽證，證明劉少奇在南京談判期間，充當內奸。但拘捕沒有達到這個目的。這段期間，呂身邊隻有《人民日報》和《光明日報》，但他仍然潛心於他的學術研究，寫出了各種史學評論二十萬字，約二十餘篇，並撰成《學吟集初草》約十萬言。

　　1964年2月23日，他在被囚禁的地方，寫下《甲辰元旦試筆》一詩，詩雲：“腦力衰頹羨歲華，倔強猶欲看朝花。近今史事須雕續，往舊吟哦待選拔。民族餘編胸有數，哲人補述尚多家。卅年假我殷勤學，夫婦同窗願不賒。”此詩說明他雖被拘禁，但心境平和，仍想努力做史學研究。

到1967年1月，他被正式逮捕投入京郊監獄，前麵講的“審訊約八百次，其中七百多次都是為了南京談判”，估計就是在這時進行的。但他仍沒有屈服。

　　1968年12月，他在獄中獲悉劉少奇被永遠開除出黨的消息時，萬分震驚，成詩雲：“二十世紀‘風波’寒，三頂帽子絕代冤，忠奸功罪全顛倒，籲天辨誣董狐篇。”詩的末句是說，他要籲天辨誣，用董狐之筆，為劉少奇鳴不平。

　　他自己也在獄中，處境十分艱難，敢於這樣寫，敢於講真話，實在也要有很大的勇氣。寫這樣的詩，也證明他拒絕提供“偽證”。

1975年1月，鄧小平主持中央工作，呂的夫人江明上書鳴冤，呂才被無罪釋放。從1963年1月到1975年1月，他被囚禁整整十二年。

（二）1935年11月開始的南京談判的過程，大體上是這樣的：

1935年11月，呂振羽收到國民黨政府鐵道部科長、湖南同鄉諶小岑的一封信，大意說：東鄰侵淩，薑龔兩府宜聯合禦侮，兄如願作伐，請即命駕南來。薑、龔兩府，即暗指蔣介石一方和共產黨一方。這封信，是宋子文找了國民黨政府鐵道部常務次長曾養甫，由曾出麵，找諶小岑寫的。

　　諶小岑請當時擔任南京政府司法院副院長覃振的秘書翦伯讚（也是湖南人）牽線，找到了呂振羽。呂當時是北平中國大學教授，中共北平市委領導下的自由職業者大同盟書記。呂接信後，即把此信交給北平市委周小舟。周小舟說，市委討論後再答複。過了數日，周通知呂，立即去南京，探明此事係何人發動和主持。

這裏有一個重要情節，應著重說明。原中央組織部部長安子文為此重要情節寫了證明材料。他證明：周小舟就南京談判事，請示了北方局，北方局報告了毛澤東，並建議派周小舟、呂振羽去談，毛回電同意。這就是說，不是後來辦案人員說的“背著毛主席和黨中央幹的”。安子文的證明材料原件，現存中共中央組織部。〔1〕

此後，多次談判過程中出現了分歧。1936年8月，國民黨政府遂通知“南京談判到此終止。以後由武漢電台和延安電台直接聯係。”曾養甫還表示，希望周恩來來南京，或張衝和他自己去延安，繼續談判。

南京談判的過程，自始至終都是在北方局領導下進行的，北方局也都及時報告中央。同年八月，周小舟還攜帶全部材料去延安，向毛澤東匯報南京談判全部經過和有關情況。

　　據呂振羽在《少奇同誌和南京談判》一文中指出，這次談判的全部材料，在“文化大革命”前，尚存中央檔案館。當時，周小舟到延安後，還深得毛澤東的賞識，旋即擔任毛的秘書。

這說明了“文化大革命”中，“捏造事實，羅織誣陷，顛倒黑白，人妖不分”的主要特點，在它的準備階段，已就暴露無遺了。

（三）在黨的七大以前，劉少奇就是黨內公認的“第二把手”。什麽時候，因為什麽原因，他變成了“躺在斯大林身邊的赫魯曉夫”，而且對這個“赫魯曉夫”要用製造偽證的辦法，栽誣以大罪，置之於死地﹖這個問題，應該是研究中國“文革”中的一個重要問題。

我從公開發表的文字中看到，1958年8月17日，在整所謂“彭、黃、張、周右傾機會主義反黨集團”的廬山會議閉幕的第二天，還開了一個中央工作會議，會議由毛澤東主持，劉少奇作主要發言。

　　劉少奇的發言，遠離了實際狀況，講了許多過頭話。他在講話中進一步讚揚毛澤東，並積極提倡對毛澤東的“個人崇拜”。

劉少奇說：在蘇共二十大以後，我們黨內也有人在中國反對“個人崇拜”，彭德懷同誌就是有這個意見的，在西樓開會的時候，幾次提議不要唱《東方紅》，反對喊“毛主席萬歲”，這次又講了什麽“斯大林晚年”，什麽“沒有集體領導”，“毛主席沒有自我批評，把一切功勞都歸於自己”，等等，實際上，蘇共二十大以後，他就要一貫在中國搞反“個人崇拜”的運動。我想，我是積極地搞“個人崇拜”的，積極地提高某些個人威信的。在七大以前，我就宣傳毛澤東同誌的威信，在七大的黨章上就寫進以毛澤東思想為指導思想這一條。

劉少奇還說：反對對斯大林的“個人崇拜”的運動，赫魯曉夫搞這一手，我看也有許多不正確的地方，不應該那樣搞。所以蘇共二十大以後，有人要反對毛澤東同誌的“個人崇拜”，我想是完全不正確的，實際上是對黨、對無產階級事業，對人民事業的一種破壞活動。〔2〕

這時，劉少奇當然還沒有變成赫魯曉夫。但他講這話的時候，中國人民在“大躍進”的口號下，正經曆了一場大災難。

“餓了兩年飯”（劉少奇語），1961年初，為糾正農村中“左”的錯誤，黨中央重新提倡調查研究，中央許多領導都下到基層進行調查研究。劉少奇於1961年4月到湖南長沙、寧鄉兩縣做了四十多天的調查。

　　1961年5月7日，在他的家鄉寧鄉炭子衝和農民的談話，就講得很實際，入情入理，他講了解散食堂的問題（筆者當年曾被下放到離寧鄉不遠的洞庭湖邊的農村基層“監督勞動”，親眼見到因為大辦食堂，砸鍋毀灶，弄得農民一家呼天搶地，哭哭啼啼，民怨衝天）。

　　以後，劉少奇提出可以解散食堂，大得民心。文化大革命中，農村中開會批判劉少奇時，有青年上台講話，老農民就在台下罵：“忘恩負義的忘眼畜生！沒有劉少奇來散了食堂，你骨頭就敲得鼓響了，還能批判！”

　　安徽有一位省委副書記張愷帆，是1928年入黨的老黨員，下到安徽無為縣基層了解情況，因看到搞食堂勞民傷財，群眾又吃不飽，民怨很深，動了惻隱之心，解散了食堂，結果，遭毛澤東嚴厲批判，並被疑為階級異己分子，受撤職處分，隨後又被秘密逮捕。已故皖籍女作家戴厚英有《愷老，您好！》一文，記張愷帆事跡甚詳〔3〕。

　　1961年5月31日，劉少奇在中央工作會議上講話《當前經濟困難的原因及其克服的辦法》，第一次在會上提出“三分天災，七分人禍”，並說，他問了山西省委書記陶魯笳同誌，陶也說，工作中的缺點、錯誤是造成目前困難的主要原因。河北、山東、河南的同誌，也是這樣說的。

　　劉少奇還說：“說到責任，中央負主要責任，我們大家負責，不把責任放在哪一個部門或者哪一個人身上。”〔4〕

　　在1962年1月27日召開的七千人大會上，劉少奇的講話，重提了“三分天災，七分人禍”，並提到一些錯誤的口號要糾正，如“人有多大膽，地有多大產”。此外，講話中還特別強調要“加強民主集中製，加強集中統一”的問題，強調了“實事求是”問題。

　　周恩來、陳雲、彭真等中央領導，也在會上大講實行民主集中製的重要性，公開批評過去不講民主、壓製批評、過火鬥爭等種種不民主作風帶來的弊端。會議雖然也強調毛澤東的領導，也引用了不少毛澤東的語錄，但不講要對毛澤東的個人迷信、個人崇拜了。

　　毛澤東這時仍是念念不忘“不要丟掉斯大林這把刀子”，念念不忘“躺在斯大林身這的赫魯曉夫”。過去，崇拜和迷信自己的人，現在都在不指名地大講特講自己的錯誤和缺點了，這還了得？這不是“赫魯曉夫”又是什麽？

　　於是，劉少奇就被想當然地變成了“赫魯曉夫”了。

　　1962年9月黨的八屆十中全會上，毛澤東作了《關於階級、形勢、矛盾和黨內團結問題》的報告，提出“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的口號，強調對階級鬥爭要“年年講、月月講、天天講”，對階級鬥爭作了擴大化和絕對化的論述。於是，就要準備發動一場政治運動。

（四）呂振羽在被囚禁期中，不作偽證，氣概非凡，表現了他高尚的人品。曆史學家侯外廬曾引用了歐陽修“寧以義死，不苟幸生，而視死如歸，此又君子之尤難者也”的話，稱讚他這種非凡的氣概。

　　侯外廬說：“振羽同誌在冤獄中所表現的共產黨人的高尚氣節不愧為我們黨內和學術界敢於和林彪、‘四人幫’的封建法西斯主義作殊死鬥爭的英雄楷模。”侯外廬在《韌的追求》一書中還提到，呂振羽在獄中鬥爭的故事，“多到一時耳塞”，“振羽在冤獄中對黨始終忠貞，對馬克思主義堅信不疑，拒擋了一切構陷劉少奇同誌的陰謀，對林彪、‘四人幫’、陳伯達之流的邪惡勢力表現出旋風般的仇恨”。

　　呂逝世後，侯外廬並在悼文中稱他是二十世紀的董狐。和呂相知甚深的張愛萍將軍也賦悼詩雲：“華中抗日同疆場，海灣養傷情難忘。探求史學聆教益，縱讀時事須眉揚。獨創一格多論述，爭鳴百家富新章，人民曆史人民寫，夫子坦蕩氣軒昂。頌君乘鶴從容去，立學高風世馨香。”〔5〕

　　呂振羽這種誓死拒作偽證的高尚行為，以及許多黨員和群眾在獄中表現出的各種高尚的行徑，很可能延長了“文化大革命”的準備階段，從而推遲了“文化大革命”發動的時間？！

　　不過，這要詳細研究過一些專案的審訊紀錄及各種相關材料後，才能確定。

注釋：

〔1〕見《周小舟傳》，湖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7頁。

〔2〕見李銳：《廬山會議實錄》，春秋出版社、湖南教育出版社1989年聯合出版，第359～360頁。

〔3〕戴厚英文載《隨筆》，1992年第3期。

〔4〕見《劉少奇選集》下卷，第337～338頁。

〔5〕均見朱政惠：《呂振羽和他的史學研究》，湖南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第243～244、254～256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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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宇新：揭穿毛澤東與周恩來“戰友情” 
1976年1月，身患絕症的周去世了，全國籠罩在一片悲哀之中。當時，全國人民都盼著毛主席他老人家能親自參加周的追悼會，也都以為他老人家一定會去參加這個追悼會

大陸周恩來研究權威高文謙先生的《晚年周恩來》之後，當年毛不但拒絕去參加周的追悼會，而且在周死後的第一個春節在自己的住地大放炮竹以示慶賀——慶賀周死在了自己的前麵！據說，僅鞭炮屑第二天就拉走了一車。

一九二六年初，毛澤東與周恩來在廣州第一次見麵，當時周是毛的領導，並代表中共中央解除了毛澤東的職務。此後許多年，周一直都是毛的上司，並多次整過毛，特別是1932年10月周主持的寧都會議，一舉拿掉了毛的軍權，決定由周取代毛擔任紅軍總政委。這段經曆讓毛一直念念不忘，記恨了一輩子。因此，毛當上中共“一把手”後，雖然不得不用周，但又總要不時地拿捏教訓整治一下周，以解心中之恨，對周可以說毫無尊重和關愛可言。特別是林彪事件後，毛猜忌周在黨內外聲望大起，擔心他在自己身後翻“文革”的案，竟不顧周重病在身，多次整治周，可謂殘忍至極。而周對毛，雖有幾分愚忠，更多的則是誠惶誠恐的懼怕。麵對毛的淫威，他不但完全喪失了自己的獨立意誌，甚至連起碼的自尊都談不上。在毛成為中共的“黨皇帝”後，周為了保全自己的名節和地位，始終唯毛的馬首是瞻，隱忍周旋，低聲下氣小心翼翼地伺候了毛大半生，惟恐一不小心得罪了他而遭不測。毛與周的關係，是典型的主奴關係。而最能夠體現這種關係的莫過於一九六六年“文革”爆發到一九七六年元月八日周恩來辭世這十年。

張戎《毛澤東——鮮為人知的故事》一書對這段曆史作了較為詳盡的記述。書中寫道：“尼克鬆訪華後不久的一九七二年五月中旬，例行尿檢發現周恩來得了膀胱癌。政治局委員什麽時候可以治病、如何治病，得由毛來決定。醫生們要求及早檢查治療，必要時動手術，強調說癌症尚在早期，周本人還沒有任何症狀，有百分之八、九十的治愈率。

五月三十一日，毛批示了：‘第一，要保密，不要告訴總理和鄧大姐：第二，不要檢查；第三，不要開刀’。最後第四條不是治病，而是：‘加強營養和護理’。

不許給周治病，毛的藉口是周‘年紀大了’，‘心髒不好’，‘開刀沒用’。可是毛本人七十八歲了，比周大四歲，心髒病嚴重得多，他的醫療組裏卻有準備手術的外科醫生和麻醉師。

毛不讓周治療的原因之一是，他要周一天二十四小時地為他工作，接待尼克鬆訪華後川流不息前來覲見的外國政要。從四十年代初，周就是毛離不開的外交總管。抗戰中，他多年住在蔣介石的陪都重慶，以他特有的魅力、才幹和事必躬親，在西方人裏為中共爭取了不少同情者。日本投降國共內戰初起時，他把杜魯門總統的特使馬歇爾迷惑得暈頭轉向，使馬歇爾無意中為毛征服中國立下了汗馬功勞。中共掌權後，外交政策都是毛製定，周執行。一九七一年，跟周見了三天麵，基辛格就情不自禁地給尼克鬆呈上這麽一首對周的讚美詩：

我跟周的廣泛交談好似一席豐盛的中國大宴，色香味一應俱全，花樣繁多，餘香滿口。這是數千年文化傳統的結晶，由經曆豐富的老手烹飪，享用的環境又不事雕琢，恰到好處。這一席有許多道菜，有的甜，有的酸……〔等等，等等〕席終時，就像所有中國美餐完畢一樣，心滿意足，而又意猶未竟。

周恩來這顆在西方人麵前璀璨的明星，一到毛澤東身邊便收斂光彩，低聲下氣。基辛格注意到他如何馬上‘矮了一截’。日本首相田中角榮訪華歸來後說：‘在毛麵前，周完全不起眼。’

幾十年來，周為毛服務是如履薄冰，鞠躬盡瘁。毛生了病，他像孝子般的關心，甚至先嚐給毛用的藥，先試驗毛的眼藥水，說是，‘看對眼睛有沒有刺激’。但如今，周得了癌症，毛卻不準他治。毛要的不僅是周馬不停蹄地為他服務，更重要的，他要比他小四歲的周死在他前麵。

醫生們奉命不得透露實情，但周從頻繁驗尿和醫生躲躲閃閃的表情中猜到了。他嘴上不說，心裏著急，自己查閱尿細胞學一類的醫書。毛選擇這個時候，要周對三百多名高層幹部詳細檢討所謂過去犯的‘路線錯誤’，林彪摔死後，周成了第二號人物，黨、政、軍都歸他管。毛要削弱周的地位，損害他的形象。

毛又把一九三二年偽造的周脫黨的（伍豪啟事）翻出來，向這些高級幹部公布。周當年就因害怕這份啟事而一再順從毛的意誌。文革中，毛曾把它抖出來，以嚇唬周。現在毛更把這件本來隻有極少數人聽說的事，擴散到整個高層，還發給各省存檔。

為寫自我檢討，周恩來度過了辛苦的日日夜夜，每天胡子也不刮，飯也吃得很少，最後寫得臉都浮腫了，兩腿腫到膝蓋以上，連鞋也穿不下。一九七二年六月十到十二日，他一連講了三個晚上，開口閉口‘補過贖罪’，損自己損得如此可憐，聽眾心裏都為他感到痛苦。周說：‘你們了解我的曆史上的錯誤後，就會破除迷信……你們有權利要求我改好，如果還改不好而錯誤犯的又大，你們有權要求中央討論，輕則警告，重則撤職’。最後，他特別聲明：‘我一直而且永遠自認為，不能掌舵，隻能當助手。’這是他在向毛保證，他沒有取代毛的野心，請求毛放心。

這時的周過著一種現代政治史上獨一無二的雙重生活。公開場合裏，他是個使世界政要眼花繚亂的外交高手，被不少人認為是平生所見的最富吸引力的政治人物。視線之外，他卻是個低三下四的畏縮之輩。

一九七三年初，周的膀胱癌嚴重惡化，尿裏出現大量肉眼看得見的血。隻是此時毛的大總管汪東興等人才正式把實情告訴周。當醫生們請求全麵檢查治療時，毛於二月七日透過汪東興暍斥他們：‘七老八十，做什麽檢查！’

到了二月中旬，基辛格來北京，周幫著毛唬弄他，毛對周的表演稱心如意。三月二日，周乘勢懇求毛讓他治病。毛好歹點了頭，又打了個主意拖延治療，命令醫生隻檢查，不治療，檢查治療要分‘兩步走’。

主治醫生意識到：所謂分‘兩步走’僅是一種說法，實際並沒有第二步。他決心冒著惹怒毛的風險，在做膀胱鏡檢查時把癌症病灶灼掉。鏡檢前，周夫人鄧穎超對醫生說：‘你們知道嗎，要分兩步走。’主治醫生說：‘我們按照中央的指示辦，隻是，大姐，如果我在檢查的時候看見有一塊小石頭，如果順便拿出來，就不用再走第二步了。是否還要留著，再用一次麻醉，留到第二步？”鄧穎超同意‘順便拿出來’。

三月十日，周恩來終於在癌症發現十個月後第一次做了膀胱鏡檢查，醫生把‘小石頭’也‘順便’燒掉了。周醒來以後聽說癌細胞‘燒掉了’，還裝出毫不客氣的樣子，對醫生說：‘不是讓你們分兩步走嗎？’但大家都看得出他心裏其實很欣慰。周高興地請醫療組成員吃了一頓北京烤鴨。

醫生們惴惴不安，不知毛會不會怪罪他們。不久，毛處打來電話，說：‘主席的原話，醫生們兩步並一步走做得好，感謝他們。’生米煮成熟飯，毛樂得做好人，醫生們也安了心。但這不是徹底的手術。

毛在對美關係上的好心情沒有持續多久。六月二十二日，尼克鬆與勃列日涅夫簽訂了《蘇美防止核戰爭協定》。當毛看到外交部的分析文章，說這表示‘美蘇主宰世界的氣氛更濃’時，他焦躁不已。尼克鬆訪華曾激起他的幻想，用基辛格的話說，‘戰後兩極世界的日子一去不複返了，”毛也成了一極。如今他發現，世界仍是兩極，他費盡心力仍未能與美蘇平坐乎起。而代價是他的反美形象一落千丈。毛對身邊的王洪文、張春橋生氣地說：‘我這幾年名聲不好，世界上唯一的馬克思、一盞明燈是在歐洲。那個地方，放個屁也是香的，奉為聖旨。你奈何得了我嗎？敝人就是右傾機會主義。’

周恩來成了毛的出氣筒。跟美國打交道，明明是毛在運籌帷幄，但世界輿論卻把功勞算在周恩來身上（尼克鬆對基辛格也有類似的嫉妒）。毛七月四日對政治局發話說周‘搞修正主義’，周又再次卑躬屈膝地做檢討。

十一月，新任國務卿的基辛格再度訪華，帶來了更壞的消息。九個月前，基辛格曾許諾說：一九七四年期中選舉後，華盛頓將著手與北京建交，可現在他說美國的‘國內局勢’不允許美國馬上同台灣斷交。毛至死未能得到台灣，也未能看到美國承認他的政權。

對毛更大的打擊是，在軍事技術方麵，基辛格隻提出給一個能預測蘇聯導彈進攻的‘預警’係統，還由美國人控製。周恩來說：‘我們得研究研究。’從此基辛格再也沒聽到結果。毛看出，美國的東西不是那麽好拿的。中方從此停止談論與美國的聯盟。”

“八月九日，尼克鬆因水門案被迫辭職。‘水門事件’不僅使美國總統丟了位子，也叫毛澤東死了心，他的軍事大國夢隻能是個夢了。毛整八十歲了，重病纏身，心有餘而力不足，終於無奈地承認了現實。”

“毛的失望和怒氣主要發泄在周恩來身上。基辛格在那個分水嶺式的一九七三年十一月的訪問中，注意到周‘一反常態，似乎躊躇拘謹，往常的犀利和才智煥發不見了’。基辛格一走，政治局就批周，外交部跟周共事幾十年的人，對他興師問罪，說他在跟美國人打交道中‘犯了右傾錯誤’。這時周癌症複發，尿裏又出現大量鮮血，在批他的會上，他時時還得離席去排血。周的慘狀每天由外交部裏兩位與毛關係親密的年輕女士描繪給毛聽，一個是毛的侄女王海容，一個是毛的英文翻譯唐聞生。毛批周的指示也由她們向政治局傳達。

毛自然也用上了他的夫人。江青罵周‘喪權辱國，’‘投降主義’，‘迫不及待’地要取代毛。當周起而為自己辯解時，江青不耐煩地打斷他：‘你這個人就是囉嗦！要談實質性問題！’周說：‘我不知道什麽實質性問題。’江要他交代：‘基辛格來訪時有沒有犯過賣國主義的錯誤！’

周一邊挨整，一邊照常工作。十二月九日，他陪同毛接見尼泊爾國王、王後。據目擊者說，貴賓們走後，毛笑著對周說：‘總理啊，你挨整啦，聽說他們整得你不亦樂乎啊！’‘總理可憐啊，被這幾個娘們整得好苦。’周離開後，那兩個‘娘們’——王海容、唐聞生——抱怨毛把責任推到她們身上：‘你怎麽能這麽說話？’毛仍舊嘻嘻笑著說：‘就是嘛，就是你們整的嘛。’毛顯然很開心。

從那次接見後發表的照片上可以看出，周沒坐通常坐的沙發，而是坐在一張為隨從安排的椅子上。這樣的設計不光是公開羞辱周。在共產黨世界裏，位子的排法預示領導人的升降。中南海裏的工作人員，見到周的隨員時都躲著走了。

毛還要用周，發話說不要再整了。一九七四年一月，在周的直接負責下，中國從南越當局手裏奪取了西沙群島，趕在越共‘戰友’攻占南越之前，把這一片具有戰略價值的海島搶到手上。

周病情越來越重，出血速度快過排血速度，血塊堵住尿道口，使每次小便都是一場痛苦的掙紮。周不得不又跳又蹦，又翻又滾，想把堵在尿道口的血塊撞開。因為失血太多，周每星期要輸兩次血。有一次正輸著血，周微微睡著了，房門下邊塞進來一張紙條，要他去開政治局會議。醫生請求給周二十分鍾的時間，讓他輸完血。可幾分鍾以後，又一張紙條塞進來，這回是鄧穎超寫的，要醫生“叫醒總理去參加會議”。周隻略帶不悅地說：‘馬上拔掉針頭，我起床開會去！’後來醫生們聽說，那次政治局會議並沒有什麽要緊的事非得周立刻出席不可。

醫生們要求給周做手術。一九七四年五月九日，張春橋傳達的聖旨是：‘目前手術不能考慮，這一條給你們堵死。’無奈的周找負責他醫療事宜的四位中共領導人，通過他們懇求毛。毛模棱兩可地說：‘見完拉紮克（TunRazak）再說。’拉紮克是馬來西亞總理，預計在五月底訪華。周恩來在五月三十一日同他簽訂了中馬建交公報，第二天，六月一日，住進了醫院。在癌症發現兩年之後，他第一次做了手術。這一延誤使周死在毛澤東之前。”

1975年6月16日，周恩來被已經擴散的癌症折磨得死去活來，在醫院中瘦的體重隻有61斤，自知來日無多，在病榻上用顫抖的手寫下這樣兩封分別給毛澤東和張玉鳳的信“主席：問候主席，您好！（匯報病況）……從遵義會議到今天整整四十年，得主席諄諄善誘，而仍不斷犯錯，甚至犯罪，真愧悔無極。現在病中，反複回憶反省，不僅要保持晚節，還願寫出一個像樣的意見總結出來。祝主席日益健康！　周恩來　75.6.16.22時”。“玉鳳同誌，您好！現送十六日夜報告主席一件。請你視情況，待主席精神好，吃得好，睡得好的時（候），念給主席一聽，千萬不要在疲倦時念，拜托拜托。　周恩來　1975.6.16.22時半”

讀到這極盡低三下四之口吻、甚至用了“犯罪”字眼的懺悔信，實在無法令人想到這是出自於中國億萬人民和國際友人心中光輝照人的周恩來之手，更何況當時周恩來還是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的中國國家總理！

1975年7月23日，毛澤東成功地做了左眼白內障摘除手術。眼睛複明使他信心大增，兩個星期後就搞了一個評《水滸》、批“投降派”運動，說，“《水滸》這部書，好就好在投降。做反麵教材，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這是影射周恩來。周心裏明白，幾十年過去了，〈伍豪啟事〉這一紙謊言還可能會在他死後敗壞他的名聲。

9月20日，在做一個大手術之前，醫生已經給周恩來使用了麻醉前的鎮靜和止痛藥物，一切準備工作也已就緒，葉劍英、鄧小平、張春橋、汪東興等中共領導人亦到場守候，就等周本人出來。其間，鄧穎超和保健醫生曾先後去催促，但周毫不理會，強忍病痛和藥力發作後的反應，繼續伏案閱讀和寫作，讓眾人足足等了一個小時。寫完後，周恩來又在關於“伍豪啟事”報告的封麵上鄭重地簽上他本人的名字，注明時間、地點後，才打鈴出來，並當眾拜托鄧穎超向毛澤東報告此事，要求將這份報告“向全國各省、市、自治區各發一份存檔。”之後，在進入手術室的刹那間，周恩來突然用力大聲喊道： “我是忠於黨，忠於人民的！我不是投降派！”在場的人莫不愕然相視。

這次手術沒能挽救周的生命。周去世後，嫉恨了周一輩子的毛仍不能釋懷。在大限將臨的歲月裏，毛痛恨的不隻是鄧小平，周恩來也在其中。早在一九四一年，毛曾寫過九篇痛罵周恩來等人的文章，語言尖酸刻薄，毛一直不便發表它們。 1974年6月，毛不得不讓周做了第一次手術，他由於自己病重不敢把周逼很了，唯一泄憤的方法就是重讀那九篇文章。毛死前一個月，又讓人把這些心愛之作讀給他聽，回味宣泄的快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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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文革”專家宋永毅介紹：“周恩來從文革66年開始，一直到林彪事件之前，他一直是文革派的一員。隻不過他不是文革中間的新貴。他也不是文革派中間的嫡係。中央文革碰頭會誰主持呀？周恩來主持。所有這些決議都是他批準出來的。周恩來當然是文革派。”

縱觀周恩來在“文革”中的所作所為，可以說凡是毛青睞的紅人他總是不遺餘力地進行吹捧。

在整個“文革”過程中，尤其是在“文革”初期，周恩來曾經大力推崇江青。1966年，毛澤東要成立中央文革小組指導文革。是周恩來在中共政治局會議上提議陳伯達擔任組長，提議江青擔任第一副組長。江青在“文革”中發跡，後來成為中共政治局委員，就是從這時開始的。1968年3月27日，在北京的一次十萬人大會上，周恩來還曾主動介紹了“江青同誌的戰鬥生平”。他說江青當年寫過“戰鬥的文章”，“紅文章”，是“毛主席的親密戰友，勤奮的學生”，對同誌“能熱情認真地幫助”，對敵人“敢於把他們端出來”。他還在大會上兩次帶頭高呼“誓死保衛江青同誌！”

在關於劉少奇被捕叛變的罪證材料傳閱件上，周恩來甚至寫了這樣一大篇話，用來回應江青：“……我們要首先歡呼我們偉大領袖毛主席親自發動的這場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沒有這場大革命，怎樣能夠把劉賊及其一夥人的叛黨賣國、殺害同誌的罪狀，挖得這樣深，這樣廣？當然我們還要挖下去，不能有絲毫的鬆懈，不能失掉警惕，如果挖不完，我們要交給後來人！
我們要萬分感謝林副主席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把毛澤東思想、毛主席聲音（語錄）廣泛地傳達到幾百萬解放軍和幾億勞動人們中去。沒有幾億勞動人民和幾百萬解放軍戰士掌握了毛澤東思想，如何能夠發動這場有億萬革命人民參加的自下而上又是自上而下的文化大革命？毛澤東思想的傳播，毛主席聲音的傳達，毛主席指示的執行，這是考驗我們夠不夠做一個共產黨員，能不能保持革命晚節的尺度。在這點上，我們要向你學習！我更要向你學習！”

江青閱後在此處批示道：“向恩來同誌學習！共勉勵，保晚節！”

實在難以想像這些肉麻句子是周恩來本人寫下的。即使用曆史的眼光，也難以說服後人原諒類似的蠢舉。

1969年中共九大時，周恩來親自提名江青擔任中共政治局委員。而在此之前，江青連中共中央候補委員都不是。到了1973年的中共十大，周恩來甚至提名江青擔任中共政治局常委。隻是這一次毛澤東給擋了下來。

周恩來對“文革”中的另一個風頭人物林彪也不遺餘力地推崇。1966年8月，中共召開八屆十一中全會。周恩來對毛澤東提攜林彪的想法心領神會，積極推薦林彪成為黨內排名第二的領導人。為了突出林彪的副統帥和接班人地位，周恩來主動提出不再提及自己中共中央副主席的頭銜，從而也避免提及其他幾位副主席的頭銜，使林彪成為唯一的副主席。為此，周恩來曾經在“文革”初期多次公開自豪地提及這件事，說林彪“是活學活用毛澤東思想最好，跟毛主席跟得最緊的，我推薦他為副統帥”。

在1969年召開的中共九大上，毛澤東有意讓周恩來也擔任副主席，周恩來一口謝絕，為的是突出林彪的接班人地位。這時，周恩來對林彪的吹捧達到了登峰造極的地步。1969年4月14日，周恩來在全體大會上說：“林彪同誌一貫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最忠誠、最堅定地執行和捍衛毛澤東同誌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我們還為有了眾所公認的毛主席的接班人林副主席而感到很大幸福。”

周還公開篡改朱德和毛澤東在井崗山會合的曆史，把中共南昌暴動中隻是一個基層軍官的林彪說成是率領部隊和毛澤東會師的領導人。他說：“林彪同誌南昌起義失敗後，帶領部隊上井岡山，一直在毛主席身邊戰鬥。所以我說南昌起義的光榮代表應該是林彪同誌。”

“文革”專家宋永毅說：“周恩來和林彪的關係好過他和毛澤東的關係。汪東興在林彪家裏麵抄出很多周恩來送給林彪的，包括他們一起拍的好多照片、送給林彪的東西。陳光，就是邱會作的兒子，寫的那個廬山會議講到，說林彪一再關照他下麵的五大金剛，要在中央文革碰頭會中間和周恩來合作。這是特地關照多次的，說周恩來就代表我。即便是廬山會議以後，周恩來還一直想要保住林彪。他好幾次讓林彪做一個檢查什麽的。”

在吹捧“文革”派的同時，周恩來對毛澤東要打倒的人則是毫不留情。1965年底到1966年5月期間，中共中央書記處的彭真、羅瑞卿、陸定一和楊尚昆成為“文革”第一批被打倒的高級官員。周恩來不但對毛澤東的這一決定堅決支持，而且親自組建了“文革”文件起草小組，起草開展“文革”的《五一六通知》。

周恩來還在國務院係統的國家對外文委、中國科學院和國家科委親自抓了“文革”試點，把這些單位的負責人張彥、韓光和張勁夫統統打入“反黨集團”。

1966年5月21日，就在中共中央發出《五一六通知》五天以後，周恩來在中共政治局擴大會議上做了近萬字的發言，第一次提出了“晚節不忠，一筆勾銷”的說法，證明毛澤東打倒老官員的行動有理。周恩來不惜以中共早期領導人瞿秋白為反麵教材，說“瞿秋白就是一個叛徒”。原因是“他臨死時寫了一篇《多餘的話》……意思是我不應該參加政治活動……我提議把瞿秋白從八寶山搬出來。”結果，周的講話傳出去之後，瞿秋白的墳墓立刻被砸毀，紅衛兵在全國範圍內展開了破壞墳墓的高潮。

在對待黨內“最大的走資派劉少奇”的問題上，周恩來先前的態度一直是低調、謹慎、猶豫，一度被毛澤東從主管劉少奇專案的位置上撤了下來，但在最後的關鍵時刻，是他與陳伯達、康生、江青一道，共同起草並由他本人執筆的關於劉少奇的報告，其中稱“劉少奇是長期埋伏在黨內的大叛徒、大內奸、大特務、大工賊、大。……是一個五毒俱全、十惡不赦的反革命分子。”最令人發指的是，他還曾在把劉少奇定性為“叛徒、內奸、工賊”的項目審查報告上批示“此人該殺！”

1969年10月，周恩來親自負責將中國高級官員送往外地“戰備疏散”。周恩來把劉少奇交給汪東興手下的人去處理。盡管周恩來時時刻刻都了解劉少奇悲慘的境遇，但是沒有任何證據顯示他曾經對劉少奇施以援手。結果劉少奇沒過一個月就在河南省開封市被迫害至死。周恩來也從來沒有對劉少奇之死表示過任何歉意。

朱德曾經是和毛澤東一起被中國人喊過“萬歲”的中國領導人。1966年5月18日，中共政治局在毛澤東的授意下開會批評朱德，原因是他對批判“彭羅陸楊”持消極態度。周恩來在發言時指責朱德多次犯過路線錯誤，“反對毛主席”。還教訓朱德說：“毛主席說過，你就是跑龍套，可是你到處亂說話。你要談話，得寫個稿子，跟我們商量。”“你是不可靠的，是不能信任的。”

周恩來在“文革”中保護大批官員的事常常被人稱頌。用宋永毅的話說，這其中包含著周恩來待人溫和，與人為善的一麵。與當時江青等人相比較，周恩來應該算是一個好人了。但是，周恩來唯毛澤東的馬首是瞻，毛澤東要打倒的，他不會保護，而且還會落井下石，助紂為虐；毛澤東要保的，或者要手下留情的，周恩來才會積極保護。

周恩來是元帥賀龍的入黨介紹人，兩個人關係密切。中共南昌暴動中，周恩來是最高領導人，賀龍則是暴動的總指揮。他率領的國民革命軍第20軍就是暴動部隊的主力。“文革”之初，賀龍落難，周恩來有心要保，而且在家中收留了賀龍夫婦。

但是在毛澤東決定打倒賀龍以後，周恩來則是堅決執行。葉群在“文革”碰頭會上提出專案審查賀龍。周恩來表示附議。周恩來後來還親自代表中共中央向賀龍宣布對他進行審查。他還在逮捕賀龍的逮捕令上寫下數百字的批語，大罵了賀龍一通。

在毛澤東轉變態度之後，周恩來會及時轉向。林彪事件以後，毛澤東表示：“看來賀龍的案子假了。”周恩來馬上派人把賀龍的遺孀薛明從貴州接回北京。1975年6月9日，周恩來抱病出席賀龍骨灰安放儀式，親自致悼詞，先後向賀龍遺像鞠躬7次，並且哭著向薛明道歉說“沒有保護好”賀龍。

“文革”初期，中國軍隊代總參謀長楊成武被打倒。周恩來明知這是一場冤案，但當年不僅沒有替楊成武講話，反而落井下石。林彪倒台之後，毛澤東表示楊成武的案子可能錯了。周恩來便開始保護楊成武夫婦的安全。楊成武後來回憶說，周恩來在1974年7月31日曾經向他道歉說：“成武啊，在林彪誣陷你的會上，為了尊重主席的決定，我也說過違心的話，說了錯誤的話，我向你道歉。”

周恩來對鄧小平的不滿，“文革”初期是顯而易見的了。周恩來發表了大量罵劉少奇的言論，大量罵鄧小平的言論。但是由於毛澤東明確指示要與劉少奇區別對待，周恩來便親自打電話給江西黨政領導人，親自過問對鄧小平一家的生活安排，還對江西省領導人說，鄧小平下去“是到農村鍛練”。林彪事件以後，毛澤東考慮讓鄧小平複出，周恩來馬上宣布解除對鄧小平的“監督勞動”。1972年12月18日，周恩來又藉著毛澤東肯定鄧小平功績的機會，要毛澤東的親信紀登奎和汪東興寫信提議恢複鄧小平的工作，再拿著這封信去請示毛澤東。毛澤東欣然應允，鄧小平因此複出。

實際上，“文革”後期大批老官員被“解放”，最早也是因為毛澤東提議的。毛有一次問道：“怎麽打倒了那麽多幹部？我也無意把他們都打倒嘛！”周恩來順勢“落實幹部政策”，解放了數以百計的高級官員。正如周恩來自己在“文革”初期所說：“主席領導我們，要我們做的，沒有別的話好講。我保了多少人，劉少奇、鄧小平、王光美……但我還不是‘保皇派’，我奉命‘保’。”

為了顯示自己對“文革”的絕對支持，周恩來甚至不惜犧牲自己身邊關係最密切的人。曾經擔任中共中央黨校理論研究室副主任的阮銘1994年在一篇文章中寫道：“在查證‘四人幫’的罪行中，發現那些文革中慘遭迫害的冤案，在逮捕令上幾乎都是周恩來的簽名，包括逮捕他自己的幹女兒孫維世。”

1968年，在江青的逼迫下，周恩來簽字批準逮捕孫維世。幾個月後，孫維世慘死在監獄裏。

周恩來的衛士長成元功跟隨周恩來幾十年，忠心耿耿。1968年3月無意之中得罪了江青。江青要逮捕成元功。鄧穎超代表周恩來告訴汪東興說：“一定要逮捕成元功，說明我們沒有私心。”於是成元功被送進江西的“五七幹校”，一去就是將近八年。

周恩來還在1968年親自批準逮捕了自己的弟弟周同宇(原名：周恩壽)。盡管文革後透露的情況顯示周恩來當時也是擔心弟弟被紅衛兵迫害，因此讓北京衛戍區逮捕了周同宇，“保護”起來。但是周同宇畢竟被關進監獄7年，“不能看報紙，不能聽廣播”，直到1975年5月才被釋放。

顯而易見，如果周恩來不在“文革”中如此出賣自己的良知，他是決不可能成為毛時代唯一沒有被打倒的中共高層領導人的。

如果說毛澤東是發動“文革”的罪魁禍首，那麽周恩來與林彪、“四人幫”一樣都是毛的幫凶，區別隻在於，林彪、“四人幫”當幫凶是主動的自覺的，是想要獲取更多更大的個人權力，而周恩來當幫凶則是被迫的違心的，甚至是充滿痛苦和掙紮的，目地不是為了獲取更多更大的權力，而隻是為了明哲保身，盡管如此，他們給中國人民和中華民族造成的危害卻是完全一樣的。甚至可以說，如果周恩來當年沒有倒向毛，毛或許還不敢貿然發動“文革”，將當時的“二把手”劉少奇打倒在地（據《晚年周恩來》一書透露，毛澤東在圖謀發動打倒劉少奇的“文革”前評估形勢，聯合國防部長林彪，並拉攏周恩來，用各種方式對周進行了試探。摸清周恩來不會反對搞劉的底線後，才敢於發動“文革”。）。

從更長的曆史時段來看，毛澤東之所以能成為擁有絕對權威的獨裁者，所以能把國家民族的命運玩弄於股掌之上、殺害超逾八千萬黎民百姓，周恩來負有不可推卸的重大罪責。對於這一點，周自己臨終前也是有懺悔的。

據已經披露的鄧穎超日記記載，周臨終前曾對她說，“1944年5月21日，中共六屆七中全會第一次會議，選出朱德、劉少奇、任弼時、周恩來組成主席團會議，有通過決議：得票最高者為主席團主席。劉少奇最高，朱德第二，毛澤東是第四。但是在內部由我提議：主席還是由毛澤東來擔任。朱老總是很反感的。我又一次做了唯心的政治上錯誤的抉擇。”“1956年9月29日，中共八屆全會後第一次政治局會議上，通過二項決議：黨的主席規定連任一屆；要限製領導人權力，加強對領導人的監督，黨內要體現民主集中製。是林伯渠、羅榮桓、彭真提議的。十七名政治局委員，十五名讚成，惟有二人棄權（毛澤東、林彪）。決議都給個人意誌廢了，我們也有責任和罪過。”“1962年1月．中共中央召開擴大工作會議（編者按：即七千人會議）。會上總結人禍帶來災難的教訓，強調要恢複黨的實事求是、群眾路線、健全黨內民主生活。會上有不少同誌提出：主席退下。在二月十日的政治局常委會上，毛澤東表示：願服從會議決定，辭去主席退下，搞社會調查。朱老總、陳雲、小平表態：歡迎毛澤東辭去主席。是我堅持：主席暫退二線，主席還是主席。”

近年來，隨著周恩來研究的不斷深入，越來越多具有爆炸性的內情被披露於世。比如，曾任毛澤東機要秘書的王力在香港發表兩巨冊八十萬言回憶錄，證實周恩來曾於一九三一年親自指揮殺手勒斃顧順章全家與親友卅七人，分別掩埋於三處民居庭院，善良的人誰也不會相信，周竟連稚齡孩童與曾營救過自己的恩人(斯勵)都沒放過。

再如，早在一九三四年冬紅軍“長征”出發前，為了不暴露西竄行蹤，擔任中共紅軍總政委的周恩來悍然下令殺害了上萬名傷病號以及“政治不可靠”份子，這就是震驚中外的“萬人坑事件”。

還有，一九五五年四月，周恩來赴印度尼西亞萬隆出席亞非會議前，已收到情報知悉印航克甚米爾公主號專機被放置了定時炸彈，卻還下令中國代表團其它成員按原計劃登機，他為了迷惑國民黨特務機關不再更改計劃以確保自己的安全，硬是把自己的部屬與外國記者等十一人葬身於太平洋波濤之中，讓別人給自己當掩體。
……

這些且不去說它。筆者最後著重想要提出來與大家一起思考的是：什麽樣的人才稱得上是“人民的好總理”？

僅僅在總理這個位置上有過一些親民愛民的言行，操心過一些國家民族的事務，一生勤勉辛勞，這樣的人就夠格了嗎？顯然不是！關鍵還在於這個人在重大考驗麵前的表現究竟如何。我以為，隻有那些在人民和國家的利益受到重大威脅，且與個人利益彼此衝突不能兩全時，能夠堅持把人民和國家的利益放在第一位，敢於為他們挺身而出，犧牲自己的總理，才有資格稱得上是“人民的好總理”；反之，在這個關口，置人民和國家的利益於不顧，把良心出賣給邪惡，隻求明哲保身的人，不但稱不上是“人民的好總理”，而且還是“人民的罪人”！就周恩來在“文革”中的表現而言，他屬於前者還是後者，相信讀者諸公不難得出公正的結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