誰是元凶 老舍自殺前一天到底發生了什麽？(圖)

誰是元凶 老舍自殺前一天到底發生了什麽？(圖)   

[康生](1898一1975)山東諸城(今屬膠南)人。1924年進上海大學讀書。1925年4月加入中國共產黨，從事地下工作。五卅運動時，參加罷工委員會的工作，不久任上海總工會幹事。1926年任上海大學特支書記。同年冬至1928年，先後任中共上海滬中、閘北、

康生

//：‘我昨天剛剛出院，身體不成嘍，老愛鬧病。康生同誌捎話讓我來參加運動，感受一下這次政治鬥爭的氣氛，所以我就來了。’”//

有更多類似文章麽？

//而“八二三”事件的當事人和受害者之一的蕭軍的女兒蕭耘，從父親留下的兩份彌足珍貴的資料分析判斷，“認為‘八二三’事件是有組織、有計劃、有預謀的。” 　//

另，老舍是被謀殺，不是自殺，他屍體內無水，自沉是謊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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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代文壇巨匠老舍在“文革”中因不堪忍受毒打及精神折磨，而悄然自沉於北京太平湖。在他自沉的前一天——1966年8月23日，究竟發生了些什麽？當事人各種自相矛盾的敘述，發人深省。

老舍

深深憂慮，但仍積極參加“文革”

在那樣一個錯綜複雜、瞬息萬變的政治背景下，老舍為什 麽還要在“八二三”（1966年8月23日）那天來單位上班，參加北京市文聯的“文化大革命”？

老舍年譜記載，1966年7月31日至8月16日，老舍因病住北京醫院進行檢查與治療。

8月初，應該是住院檢查期間，老舍與老友臧克家通過一次電話，他聲音低顫地說：“我這些天，身體不好。氣管的一個小血管破裂了，大口大口地吐血。遵從醫生的命令，我煙也不吸了，酒也不喝了。市委宣傳部部長告訴我不要去學習了，在家休養休養。前些天，我去參加一個批判會，其中有我不少朋友，嗯，受受教育……”這透露出，老舍不僅知道他的一些朋友遭到批判，而且還親臨現場出席了批判會。

據老舍之子舒乙在《再談老舍之死》中的敘述：8月21日星期天，老舍與舒乙、舒雨兄妹倆“有過一次認真的談話”。“他說：歐洲曆史上的‘文化革命’，實際上，對文化和文物的破壞都是極為嚴重的。他說：我不會把小瓶小罐和字畫收起來，它們不是革命的對象；我本人也不是革命的對象。破‘四舊’，鬥這砸那，是誰給這些孩子這麽大的權力？他說：又要死人啦，特別是烈性的人和清白的人。說到這裏，他說了兩個在前幾次運動中由於不堪汙辱而一頭紮進什刹海的例子。”

而在50年代曾在老舍身邊工作過的曹菲亞的“記憶”裏，老舍“八二三”到文聯時，“像往常一樣，從容自若地坐在會議室沙發上。他懷著滿腔熱情參加運動來了，懷著對黨的信賴，來了。他對同誌們說：‘我昨天剛剛出院，身體不成嘍，老愛鬧病。康生同誌捎話讓我來參加運動，感受一下這次政治鬥爭的氣氛，所以我就來了。’”
紅衛兵揪鬥老舍，侯文正是關鍵人物

關於老舍到北京市文聯的時間、方式、衣著與行為的敘述，更是莫衷一是。

端木蕻良：“我想老舍跟我一樣，也是很尊重‘文化大革命’的，所以那天他穿得很整齊，我也穿得很整齊。”

浩然：老舍是下午由他的專車接來文聯的。“一件淺色襯衣，外麵一件中山裝。”

柯興：老舍是上午來的文聯。“‘八二三’這天中午，大家都休息了。老舍獨自坐著……我不知道老舍的司機不拉他了。我問他吃飯沒有，他搖頭。我就去問他的司機，為什麽不拉他回家吃飯。司機說今天罷工了。我就把他帶到文聯對過的晉風削麵館，給他買了二兩刀削麵，他沒有吃完，一句話也不說，看上去很苦悶。”

那麽，紅衛兵是怎麽來到北京市文聯的？

端木蕻良：“室內正在認真開會，忽聽窗外人聲鼎沸，隨著便有造反派闖入，拿著名單唱名，叫到的人，趕快出去到廣場上排隊，隨即往他脖頸上掛塊牌子。我和老舍是最後兩個被點名叫出去的。”

浩然：“當時我正在辦公室裏寫材料……聽到有人告訴我侯文正帶著紅衛兵進了院子，大喊大叫讓人們到院子裏集合。”浩然在1998年接受采訪時，也說當時是“侯文正在講話，要把老舍他們往卡車上裝，女孩子拿皮帶抽得厲害。老舍上卡車上不去，在後麵用皮帶抽”。

侯文正：“1966年8月23日上午，我的確到過北京市文聯。”午飯前，看到文聯院裏有好多人，聽說是抓蕭軍。“我出於好奇很想看看蕭軍本人，但等了約摸三五分鍾，也沒有看到抓蕭軍出來，就離開文聯返校（北大）了。”

“當天批鬥老舍和其他人是我離開文聯後發生的事，因此並不知道。”
誰是批鬥老舍的幕後元凶

浩然和楊沫曾分別發表文章，明確指認侯文正在“八二三”那天打電話調紅衛兵到文聯造反；把老舍從人群中揪出來；親自批鬥老舍，問他掙多少錢；老舍被從孔廟拉回文聯以後，已是晚7點多鍾，但侯文正依然不讓大家走，對老舍進行了新一輪的批鬥。侯文正卻鄭重聲明，他們所指責的這些活動都是不存在的。

在1984年到1985年整黨和核查“三種人”的過程中，中共山西省委辦公廳調查了17個月之久。最後，在做出的審查結論材料中，認為“八二三”事件不是一起有組織、有預謀的事件，而是幾件極“左”行動偶然發生在一天的巧合。“通過調查了解未發現一個總的負責人。”可以說，對侯文正的揭發最後是以組織結論的形式被否定了。而“八二三”事件的當事人和受害者之一的蕭軍的女兒蕭耘，從父親留下的兩份彌足珍貴的資料分析判斷，“認為‘八二三’事件是有組織、有計劃、有預謀的。” 　（《口述曆史下的老舍之死》傅光明文山東畫報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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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舍之死的兩種說法
浩然訪談錄  
鄭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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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鄭實：1966年8月23日紅衛兵衝擊北京市文聯，批鬥了一大批文人作家，導致老舍自殺。請你談談當時的情況。

　　浩然：
關於老舍之死，你是第一個找我談的。其他任何人沒和我談過，大家眾說紛紜，不知道到底是怎麽回事。

　　鄭：我聽說是一個叫侯文正的打電話叫來的女八中紅衛兵，您對這個人了解多少?

　　浩：他是1966年應屆大學畢業生，想到文聯來。我和他是對立麵。後來他去了山西文聯，很紅的。我當時就知道他是想借機留在北京到文聯。他就是抱著這個目的。他寫了一副對聯：“廟小妖風大，池淺王八多”，貼在一進文聯大門那兒。他認為文聯的權還沒奪過來，被捂著蓋著。

　　鄭：有一種說法：當時文聯造反派存在派係鬥爭，需要借助外部力量，所以叫來了女八吵紅衛兵，是嗎?

　　浩：不是，是去找的侯文正。找女八中的原因是因為文化局要蕭軍勞動，蕭軍不服，他們便想找人來幫助鎮壓蕭軍。當時我正在辦公室裏寫材料，不是寫大字報那種東西，聽到有人告訴我，侯文正帶著紅衛兵進了院子，大喊大叫讓人們到院子裏集合。

　　鄭：當時文聯的人有什麽反應?

　　浩：我看見楊沫因為害怕高血壓複發，癱在屋裏。在門口我遇到了草明，她也是非常害怕。我還記得她當時緊張地抓住我的手，問怎麽辦。我告訴她趕快躲起來，她“嗖”地一下就跑了。

　　鄭：老舍這時在什麽地方?

　　浩：在院子裏。在這之前他吐血住了院。他打電話給我，說要來參加群眾運動。鄭：他當時是抱著積極的態度要來文聯參加運動，還是有點被迫不情願來?

　　浩：很積極。我不希望他來。因為情況很亂。萬一老舍出什麽事，是很嚴重的。但他堅持要來。

　　鄭：8月23日是“文革”開始後他第一天到文聯嗎?

　　浩：是第一天。他下午來的。鄭：您那一天下午見到老舍時，他在幹什麽?

　　浩：我第一眼見到他就是侯文正他們要大家去院子裏時，老舍就站在人群中。造反派點名往外揪人。我當然希望老舍趕快走。

　　鄭：為什麽?您看出他有被揪出來的危險是嗎?

　　浩：對。已經有人被從人群當中揪出來，有蕭軍、端木蕻良、駱賓基、荀慧生、裘盛榮。還有一個唱京劇的叫白什麽，現在記性太差，想不起來了。

　　鄭：然後老舍就被揪出來了嗎?

　　浩：還沒有。我一看這種情況就覺得不妙，就趕快上樓給文化部主管我們的辦公室打電話。

　　鄭：您是特意為老舍打的電話嗎?

　　浩：對，老舍很重要，我怕出事。我就問他們老舍是保護對象我們該怎麽辦。他們的意思很模糊，什麽群眾起來了，什麽的。他們很不耐煩。我問他們群眾揪出老舍怎麽辦?也沒說。

　　鄭：然後您怎麽辦了呢?

　　浩：我一看他們這種態度，我就掛電話回到院子裏。鄭：院子裏的紅衛兵已經動手打人了嗎?

　　浩：沒有很用力，也就是推搡，用皮帶碰碰那些揪出來的人，偶爾抽一下。鄭：那些紅衛兵是不是都提著皮帶，氣勢洶洶，像要動手的樣子?

　　浩：對，我一看就又回來打了個電話，問他們到底怎麽辦。他們說要接受群眾衝擊。我隻得掛上電話又回到院子裏，這時老舍已經被揪出來了。

　　鄭：是誰把他揪出來的?

　　浩：是侯文正在那裏喊：老舍出來!那些被揪出來的站成一排，好些人啊。每個人都給帶牌子。

　　鄭：牌子是準備好的嗎?

　　浩：是現寫的。用我們對麵院子裏堆的木板。

     鄭：當時怎麽批鬥的?

　　浩：好像是侯文正問他們都掙多少錢。我們造反派當時分成兩派。一派人想把事情搞大。我就想說句話，比如草明，我就讓她躲起來。可是老舍已經站到外麵了，沒辦法了。

　　鄭：老舍當時的情況怎麽樣?他來的第一天就被揪鬥，是不是毫無準備?

　　浩：對，他不知道是怎麽回事。鄭：給老舍掛牌子，他有什麽表示?說了些什麽?  

　　浩：沒有。什麽也沒說，就讓掛了。他們都暈了。

　　鄭：您當時在什麽地方?

　　浩：我站在門口，院子裏都有人，我擠不過去了。

     鄭：問他們掙多少錢是什麽意思?

　　浩：掙得越多越反動。

     鄭：當時是侯文正指揮一切嗎?

　　浩：對，沒人管，就聽他的。後來就來車了，要把他們帶到孔廟去。上車慢的，紅衛兵就抽

　　鄭：都有誰被押上車了?

　　浩：蕭軍、端木蕻良、駱賓基，還有文聯被揪出來的。我當時就告訴我們那一派的周述曾跟著去。我們表麵是一派，其實是對立麵。我告訴他：你，趕快跟這車去。到哪你都跟著，老舍出了什麽事，打電話給我，我在這裏接電話。

　　鄭：您讓他去的主要目的是保護老舍?

　　浩：對。過了兩小時左右，周述曾給我打電話，說老舍受傷了。我就派車把他們倆接回來。

　　鄭：您是想讓他們離開那個是非之地?

     浩：對。沒想到他們坐車回文聯，正趕上全國各地來串聯的紅衛兵聚在院子裏，車一進來他們就把車圍上了。

　　鄭：他們是外麵來的，也認識老舍嗎?浩：不認識。但老舍在孔廟受傷了，頭上包著水袖，身上還有血，看著挺新鮮的。等老舍下了車，他身上掛著牌子，那些人就知道了。

　　鄭：他們又接著鬥老舍了嗎?

     浩：對，讓他站在高台階上。紅衛兵不知道他有什麽問題，隻知道有這麽個人。這時草明出來說：我揭發，老舍把《駱駝祥子》的版稅賣給美國人，不要人民幣要美金。大夥兒一聽就嚷：讓他把牌子舉起來!紅衛兵從他頭上摘牌子，這時老舍打了紅衛兵。

　　鄭：關於這點有一種說法，老舍自己從脖子上摘牌子，是想扔在地上，結果砸了紅衛兵的腳，是這樣嗎?

　　浩：不是。印象中大概紅衛兵摘牌子時弄疼了他，所以他摘下牌子向身邊的一個紅衛兵打去。這時天已經黑了。

　　鄭：老舍打了紅衛兵，肯定會引起更厲害的批鬥?

　　浩：對，人們都喊起來，往上圍。這時候我就很緊張。但身邊沒有我們的人，都是看熱鬧的，我也不好說什麽。一著急我就說：他打了紅衛兵，是反革命，把他抓起來。

　　鄭：這樣說是為了保護他?

　　浩：對。然後就送到了派出所。鄭：是誰把他抓起來送到派出所的?是紅衛兵嗎?

　　浩：不是。是派出所來人弄走的。鄭：誰通知的派出所?

　　浩：我讓人打的電話。

     鄭：哪個派出所，您記得嗎?有人說是二龍路派出所。

　　浩：不，是西長安街派出所。現在那地方已經拆了，蓋上大樓了。

     鄭：派出所派車把老舍接走的?

　　浩：對。

     鄭：再後來您什麽時候再見到的老舍?

　　浩：當天晚上我去了派出所。

     鄭：大約什麽時候，他被送到派出所後多長時間您去的?

　　浩：我處理完手頭的事把駱賓其他們都打發回家了。大約到十一二點的時候，和文聯的革委會副主任馬連玉一起去的。

　　鄭：老舍當時在派出所又被批鬥，審查了嗎?

　　浩：沒有。

     鄭：有沒有當時在文聯院子裏的紅衛兵跟到派出所繼續批鬥他?

　　浩：沒有。派出所的人也沒有審他。我去時他就跟椅子上坐著。

     鄭：派出所的人為什麽沒審老舍?

　　浩：他們那時特別忙。都是死人的事，他們顧不上老舍。讓我趕快把老舍接走。

     鄭：是派出所打電話讓您去接人，還是您自己去的?

　　浩：他們沒打電話。

     鄭：那您當時去的意圖是什麽呢?

　　浩：要處理這件事。我找老舍談話，一是說他打紅衛兵是不對的，回去要做檢查，讓家人給看看傷。二是第二天早上8：00到文聯去。

　　鄭：您打算讓他回家，是您打電話讓家裏來接他嗎?

　　浩：他的老伴態度很不好。我讓她想辦法來接，她說沒辦法。

     鄭：是因為當時夜深了，沒車了?

　　浩：對，文聯的司機已經不給老舍開車了。我就出去找車，街上的車都不肯拉。

     鄭：是因為您告訴他們拉的是老舍，所以他們拒絕了?

　　浩：是。

     鄭：您和老舍談話時，他說什麽?

　　浩：我說，他點頭答應。

     鄭：您覺得他當時的情緒如何?在當天批鬥之後，他便自殺了，您覺得他當時有什麽反常嗎?比如憤怒或絕望的樣子。

　　浩：都沒有。看不出什麽來。

     鄭：您讓他第二天去文聯幹什麽呢?

　　浩：總要跟文聯交待呀。

     鄭：有文章提到是舒乙去接的老舍(載《名家》1999年第六期《“浩然”正氣笑傲文壇》)，您見到他了嗎?

　　浩：記不清了。我找舒乙談過他父親的事，是在老舍的屍體發現之後，我讓他找老舍的其他子女處理後事。

　　鄭：您什麽時候得知老舍自殺的?

　　浩：我和馬連玉回到文聯。第二天半夜來了電話，說發現了死屍，有人認為是老舍。

     鄭：您這個時間記得確切嗎?因為第二天老舍應當到文聯，但沒有露麵。第三天他的屍體才可能被發現。

　　浩：反正是個晚上。

     鄭：是誰代表文聯去處理的後事?

　　浩：文聯辦公室的李克，還有柯興。

　　鄭：您聽到老舍去世的消息，有什麽感覺?

　　浩：那時候都這樣……完了，事情大了。

     鄭：誰通知的家屬?

　　浩：我是得到通知的第二天找到舒乙。舒乙說他們不知怎麽辦。

　　鄭：我看到陳徒手的文章中提到，您通知胡絜青老舍自殺的消息時，她反應很冷淡。

　　浩：對。她說死了就死了唄。

　　鄭：這是她的原話?

　　浩：對。人好像都麻木了，說得很簡單。(歎氣)

　　鄭：您剛才提到當晚在派出所給老舍家打電話，後來是誰來接的?

　　浩：後來知道是舒乙跟人好說歹說，雇人把他送回家的。

　　鄭：草明當時揭發老舍是不是導致了事態更嚴重?

　　浩：是。(歎氣)

　　鄭：您以前和草明同在一個單位，對她有些了解，您料想到她會跳出來揭發老舍嗎?

　　浩：在那種情況下她要洗清自己，但沒想到會造成這樣的後果，以為發泄一下就完了。

　　鄭：草明本人認為“文革”中這種事太多了。她不認為自己應該為此事道歉，您怎麽看?

　　浩：(歎氣)不能說應該……這個人刁鑽著呐，她特別傲氣，厲害著呢。她沒想到會有這種後果。

　　鄭：您認為她並不存心要害老舍。但事實上確實是由於她的話，導致對老舍更大的迫害。

　　浩：這個事從此變模糊了，誰也不寫這個問題。老舍的死至今沒弄清楚。後來選舉文聯主席時，大家都不選她。

　　鄭：就是說大家認為這件事不能原諒，對嗎?

　　浩：是。我也有過這種事。“文革”中選舉，大家說我不該對記者說話隨便，應內外有別。

　　鄭：您和老舍有私交嗎?

　　浩：沒什麽私交。他是北京市文聯主席。

　　鄭：您是什麽時候到市文聯的?

　　浩：1965年去的，到了那兒就去“四清”工作隊。回來就趕上“文革”。

　　鄭：您對老舍的作品怎麽看?

　　浩：我覺得他是個積極分子。解放後的作品寫得很多。

　　鄭：您認為他解放前和解放後的作品有什麽區別?

　　浩：解放後的作品是緊跟形勢的，配合運動的。咳，這是現在的說法。那時候大家都貶他。

　　鄭：為什麽貶他?

　　浩：說他架子大。林斤瀾下鄉采訪，回來向他匯報，他都不耐煩。

　　鄭：您覺得他解放前的作品怎麽樣?

　　浩：《駱駝祥子》好。

　　鄭：您是什麽時候開始讀老舍作品的?

　　浩：我初學寫作時，大約二十多歲。

　　鄭：您覺得老舍的作品對您有啟發嗎?

　　浩：沒什麽。隻覺得他熟悉生活。

　　鄭：現在有些人不願談及包括老舍自殺這樣的“文革”曆史，您認為是什麽原因?

　　浩：不知道。“文革”是很複雜的，誰也說不清楚。

　　鄭：我聽說您正打算寫“文革”的回憶錄?

　　浩：是，我要以自己的角度寫，寫我那些年是怎麽過來的。

　　鄭：您為什麽要寫?是希望大家了解真相嗎?

　　浩：是這個目的。作為當事人我要讓大家了解那段曆史。

　　鄭：您打算原原本本寫出來，知道多少寫多少，不隱瞞任何事情?

　　浩：對。

　　鄭：其中會涉及到一些還健在的人，您把他們在“文革”中的所作所為公開出來，會不會引起他們的不快?

　　浩：我不管這個，我就如實寫。

　　鄭：有沒有人給您施加壓力，讓您不要寫。

　　浩：有人間接找過我。

　　鄭：您寫這些最大的困難是什麽?

　　浩：我身體不好。

　　鄭：您在《金光大道》、《豔陽天》中所描寫的農村經濟模式今天已經不存在了，您認為今天的新模式比您所寫的進步了嗎?

　　浩：(笑)真說不清楚了。現在形勢變化很大。人們總要追求光明，追求幸福，這也是一種方式吧。經過實踐證明以前的做法不對了，要走新的路子，試著來吧。

　　鄭：您認為以前的探索是值得的?

　　浩：值得的。要是沒有合作社，還是以前的小農經濟，連密雲水庫都建不起來。怎麽說呢，幹了一些錯事，也有好事，好事包括壞事，壞事包括好事。

　　鄭：您認為好壞是事情的兩個方麵，不能說什麽事都完全是錯的。

　　浩：當時不應當組織起來，應當像出在這樣，一家一戶的。事實擺著，我得麵對事實。所以現在寫新東西，我就要考慮這個，人們怎麽生活。

　　鄭：現在對您有些非議，主要是認為您應當對過去作品中歌頌現在已經過時了的東西表示悔過。但您認為您當時是真誠的，不願悔過。但無論您的願望多麽真誠，那段曆史畢竟造成了這樣多的慘劇。那麽像老舍之死這樣的悲劇的直接或間接責任者是否應當悔過呢?

　　浩：(歎氣)比如草明，我認為她的確加劇了這件事，是犯了大錯誤。但是現在要算她個人的賬，怎麽……

　　鄭：您認為她的動機不是要害老舍，但事實上的確這樣，她是應當有個說法吧?

　　浩：是應當有個說法。老舍的事情發生之後，我寫了個材料交上去。

　　鄭：您當時的職務是?

　　浩：文聯革委會副主任，正主任是個長期病號。

　　鄭：也就是說您是最主要的負責人。老舍死後有沒有追究這件事?

　　浩：沒有。

　　鄭：那您為什麽要打報告呢?

　　浩：我覺得有必要把事情說清楚。

　　鄭：您的報告交上去有回音嗎?

　　浩：沒有。沒有人再問我這件事。

　　鄭：事情過去這麽多年了，您現在對老舍這件事有什麽感想?

　　浩：太久了，我已經淡忘了。

　　鄭：那您認為我現在進行這些采訪要弄清直相有必要嗎”

　　浩：有必要，但怎麽弄呀!

　　鄭：您認為自己當年的創作在寫作技巧上是成熟的嗎?

　　浩：寫《豔陽天》開始成熟了。鄭：您認為和同齡的作家比較起來，您的創作在什麽水平?

　　浩：《豔陽天》代表了我的水平，也代表了當時的水平。

　　鄭：老舍在解放後寫的《西望長安》、《女店員》等也是出於真誠去寫的，但不成功。您認為原因是什麽?

　　浩：他不熟悉生活。

　　鄭：另一方麵是不是因為老舍的創作思想完全為政治所左右?

　　浩：是。

　　鄭：那麽您認為文學家和政治應當是怎樣的一種關係，政治有利於文學創作嗎?

　　浩：我認為離開政治不行?

　　鄭：那應當在多大程度上跟著政治走呢?

　　浩：“文革”中我在寫作時也有意回避一些東西，那些不符合我思想的我就不寫了。

　　鄭：您現在是不是不太願意回想“文革”這段事?

　　浩：不願意。

　　鄭：為什麽?

　　浩：亂糟糟的，不願意說。

　　鄭：您當時為了保護老舍，叫來了派出所的人。但當時他已經受了很多罪，您為什麽沒早想起這個辦法呢?

　　浩：當時太亂。也巧了，他正好那天來，如果再晚一天就不會碰到這件事了。我不讓他來，他非要來。

　　鄭：他為什麽非去?

　　浩：要積極參加群眾運動。

　　鄭：現在有人要求您懺悔，您表示拒絕，為什麽?

　　浩：要求我用現在眼光看那時候，不可能。我隻能慢慢回憶，但回不去了。

　　鄭：有人指責您當時自我膨脹，過分自信。您認為這種指責有道理嗎?

　　浩：也就是草明那夥人。

　　鄭：她當麵對您說的嗎?

　　浩：告訴陳徒手了，然後在《讀書》上發表出來。

　　鄭：您認為這種指責有道理嗎?

　　浩：反正我那時給人這種印象。

　　鄭：事實上您是這樣嗎?

　　浩：不是。

　　鄭：您和草明有私人恩怨嗎?

　　浩：(歎氣)你知道“文革”這件事為什麽不能說清楚嗎?當時的紅人下去了，剩下這些人……怎麽說?

　　鄭：您的意思是現在有些人通過貶低您來獲利嗎?

　　浩：證明自己。鄭：有人是通過攻擊您表明自己與您不是一類人?

　　浩：(笑)有個別人。

　　鄭：但也有人是為了弄清真相，主持正義對“文革”表態的。

　　浩：年輕人寫文章指責我，但並不了解曆史。

　　鄭：您是說寫文章攻擊您的，都比較年輕。俗話說後生可畏，如果他們對您的攻擊成為主導，會使後代都對您持否定態度。您不對此感到擔心嗎?

　　浩：擔心。但不會成定論。

　　鄭：為什麽?

　　浩：因為他們的看法是片麵的。如果全麵了解了就不會這樣了。隨著年齡增長，閱曆加深，看問題會有變化。

　　鄭：您打算對這些您認為片麵的指責回擊嗎?

　　浩：不打算針鋒相對，隻把我的經曆寫出來，如實地把我當時的生活寫下來，一點假的沒有。

　　鄭：您指的具體是哪些東西?

　　浩：我現在想不出來。

　　鄭：您所描寫的那些“高大全”的人物存在於現實中還是存在於您想象?

　　浩：存在於生活。我把美好的東西綜合起來了。

　　鄭：您認為這些人物是英雄。但隨著時間推移，今天的人們不再認為他們身上的那些東西是好的了。您認為今天的英雄是什麽樣的人呢?

　　浩：(指窗外)住在這些小樓中的人。

　　鄭：是經濟實力的人?大款?

　　浩：對。(歎氣)

　　鄭：對於當前人們的指責，您是否感到不快?

　　浩：不如意。(笑)

　　鄭：您對他們的攻擊怎麽看?

　　浩：他們說不到點上。

　　

　　之二：

偽幣犯

舒展

　　今年8月6日，《天津日報》刊登了宋安娜等三人對老舍先生之子舒乙的訪談錄——《關於老舍之死》。說是“文革”初期擔任北京文聯革委會主任的浩然如是說：“老舍夫人聽到老舍自殺的消息後，反應冷淡，說死了就死了唄!”

　　舒乙說：浩然在說謊!實際上是浩然心裏有鬼!想掩飾他個人的責任。老舍在投湖的前一天受到紅衛兵的摧殘和侮辱，當晚是我母親把他從派出所接回家的，為他脫下了血跡斑斑的上衣。投湖辭世，後事也是母親和我操辦的。老舍失蹤，母親讓我去找周總理。盡管天氣炎熱，我還是把父親的血衣穿在裏麵，連夜趕到國務院，一位接待我的軍官看了血衣。回家後，就接到總理辦公室的電話，說總理已知道了此事，他非常著急，將派人盡力尋找先生。家屬對先生焦急的程度，絕不像浩然所講的那樣。另外，浩然還提到草明說老舍把《駱駝祥子》的版稅賣給了美國人，得了美金。於是導致了紅衛兵對老舍的迫害。當時年輕的中學生，以為拿了差不多就是接受了美帝的肮髒錢；他們哪裏知道，解放前生活在美國的中國作家，稿酬不拿美元，難道要拿蔣介石的坑害了幾億中國人的該死的金元券嗎?那時還沒有人民幣呢。

　　舒乙認為對老舍之死，可以采取兩種態度，一是沉默，二是懺悔。作為革委會主任，浩然的責任，他怎麽一點兒也不談?反說家屬麻木；我們要控訴他，甚至要起訴他!他用造謠的方式，無恥地攻擊95歲的老舍夫人。作為家屬，我們很寬容，我現在原諒草明，她已經老了。但浩然和浩然們(這個複數詞——“們”，舒乙用得好，真切而傳神)，沒有任何自譴的能力，他們對這場民族大劫難，一筆帶過，輕描淡寫，向上一推了事；這已成了一個可悲的通病。

　　舒乙在1988年初曾經贈我一部由他主編的《老舍之死》。這是一部飽含著血淚、懷念和反思的沉重的書。最早寫紀念老舍之死文章的不是中國人，而是1967年由日本作家水上勉先生寫的《蟋蟀葫蘆》(文潔若譯)。中國最早寫懷念老舍文章的是在12年之後的1979年底，巴金在香港《大公報》上發表的《隨想錄》。巴金說：“日本朋友和日本作家，似乎比我們更重視老舍的悲劇式的死亡，他們比我們更痛惜這個巨大的損失。為老舍昭雪平反的骨灰安放儀式一直拖到1978年6月才舉行，而且骨灰盒裏也沒有骨灰。甚至在1977年上半年還不見誰出來公開替死者鳴冤叫屈。”巴老還在《老舍之死》的代序中說，老舍的死是值得尊敬的行為!也可以說這是“士可殺不可辱”，是中國知識分子有骨氣的表現!

　　《蟋蟀葫蘆》中有一段話講得耐人尋味，水上勉說：“中國封建貴族設專人飼養蟋蟀，並且以蟋蟀之間互相殘忍的惡鬥死咬，來解悶取樂。”

　　中國作家裏，有沒有靠別人的鮮血和生命，或解悶取樂，或博得虛名，或保存自己，從而進行政治賭博的偽幣犯呢?我不敢妄斷。因為曆史檔案，尚未解密。但像康生、姚文元那樣的職業殺手和金棍子，梁效、羅思鼎那樣被江青豢養的禦用文人，中國知識分子是以家破人亡的血和淚來領教其殘忍和獸性的。江青的寵臣和給他寫效忠信和勸進表的人，早已解密，其尊姓大名，白紙黑字，賴是賴不掉的。不過這些人的作品，幾乎都是馬尾穿豆腐——提不起來。為什麽呢?因為他們的那點小聰明，都在誣隱、投機、告密和整人的心束中用得幹幹淨淨，等到動手創作時，江郎才盡了。他們還沒有一邊出傑作，一邊充當劊子手那個本領。

　　我個人不能代表任何一個讀者表示對哪一個作家的好惡。我隻知道我自己。中學時代就看過《駱駝祥子》、《離婚》……老舍的若幹代表作。他的良知、幽默、情趣、京味兒、語言和勤奮……特別是那可親可愛的平民骨氣(例如丁二爺、常四爺、老趙……他筆下的警察，也多是穿官家衣服的善良的平民)，令人由衷歎服!他一再叮囑新鳳霞給發配到北大荒的吳祖光寫信，充滿了豪俠氣和人情味。風格即人。像《茶館》那樣的經典，浩然們有幾人能寫得出來?

　　書海汪洋，許多該看的中外名著，實在看不過來；怎麽可能有時間看浩然們的大作?一位友人送我一本某地浩然的追星族編的雜誌《浩然專號》。名曰爭鳴，實則頒揚。翻了翻，沒功夫細看，當然也就沒啥可說的了。不過，浩然們不妨深夜捫心仔細想想，中國人的思想解放，為什麽是從否定“文革”開始的?中國當代的改革，為什麽是從小崗的聯產承包開始的?號稱通往共產主義天堂的金橋——成立了24年的人民公社，為什麽被解散了?你嘴上雖然也否家“文革”，但曆次運動和“文革”，是否給你帶來了既得利益?為什麽你骨子裏不可避免地染上了舒乙所說那種可悲的通病呢?這個病很像骨癌!根治也難!

　　曆史是無情的最高審判長。時間這個最公正的大法官，最終自會作出判斷：老舍和浩然們的作品，看誰在曆史上站得住?假幣可以趁機猖獗於一時，甚至打敗真幣。但1979年初，在王府井新華書店，我親眼看到浩然的成堆的大部頭著作，是用大卡車運走的。不知是哪個單位集體搶購拿回去活學活用呢，還是運往造紙廠作紙漿?我也不想打聽……

　　(摘自《懺悔還是不懺悔》，中國工人出版社2004年1月版，定價：22.00元。社址：北京安定門外六鋪炕甲61號，郵編：1007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