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中山不準再打炮 向清吏下跪求饒

孫中山見了李鴻章嗎？
     八十三歲的老國民黨桂崇基，在六月一日的《傳記文學》寫了一篇《中山先生見李鴻
章》，原文如下：
    中山先生上李鴻章書，世人固多知之。他是否見過李鴻章，則因缺乏資料，難以臆斷。
據唐紹儀言，一次，他返回香港，曾晤中山先生，見其器字軒昂，其時不過二十許人，即懷
有大誌，便斷言其必將為大器。中山先生出示其所擬上李鴻章書，並請唐設法介紹見李鴻章
。時唐在高麗袁世凱幕府任事，對於北洋有關人物多直接或間接認識，便代為介紹天津海關
候補道徐秋畦。中山先生去天津，由徐秋畦向李鴻章為之先容。屆期，徐秋畦陪中山先生往
見。李鴻章見中山先生即問你叫什麽名字？中山先生答孫文，其時中山先生發音猶帶濃重廣
東音，把文字念門音。李鴻章一聽，便說，你官話都不會講，怎能做官？
    未及二三語，即端茶，差官乃高呼送客。徐秋畦乃拉中山先生一同起身告辭。行至二門
，中山先生便在庭中大罵李鴻章是官僚。徐秋畦見狀大為恐慌，直冒冷汗。未久，唐紹儀來
天津，徐秋畦告其與中山先生謁見李鴻章經過，並言以後你不要再請我介紹任何人晉見李中
堂了！
    看了這篇文字，我忍不住要對自己說：“國民黨又造假曆史了，我非拆穿它不可！”下
麵就是我這違章曆史拆除大隊的一次成績。
唐紹儀見了孫中山嗎？
    桂崇基是江西貴溪人，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碩士，一九二五年回國任教廣東大學（中山大
學前身），後任考選委員、國大代表。來台後任東吳大學校長。他因為在國民黨內鬥中，很
早就給鬥下來，所以早就過氣了。不料他不甘寂寞，寫《中國國民黨與中國共產黨》等書之
不足，又來這麽一段曆史，有曆史訓練的人，一眼就可看出它是捏造的，為什麽呢？
    原因很簡單，一核對唐紹儀和孫中山的生平，便明白了。
    唐紹儀，廣東香山（中山）人，一八五九年生，一八七四年清廷派出幼童赴美留學生，
他是其中之一，畢業於那魯大學。
    光緒初年回國。一八八四年，由北洋派駐朝鮮幫辦稅務，得到袁世凱賞識。一八九五年
，隨袁世凱在小站練兵。一八九九年四月，李鴻章出任兩廣總督，他隨同赴任；十一月，袁
世凱出任山東巡撫，他又隨同赴任。後來曆任奉天巡撫、郵傳部大政府內閣總理，後來曆任
外交總長等職務，。他雖跟孫中山關係不錯，但孫中山死後，不容於國民黨南京黨中央。一
九二八年九月三十日，國民黨以他會被日本人利用做借民派特務以利斧把他劈死在上海，死
時八十歲。
    照桂崇基所說，唐紹儀在香港見到“二十許人”的孫中山，孫中山“出示其所擬上李鴻
章書”，但按此書寫作年代，該是一八九四年，這年唐紹儀正在北方追隨袁世凱，跑到香港
去見比他小七歲的孫中山（孫中山那年二十九歲），已極可疑，因為當時孫中山無籍籍之名
，唐紹儀“返回香港”去見他，又所為何來呢？
    何況，既說唐紹儀“返回香港”見孫中山，則孫中山本人，必須人在香港，才有見到的
可能，無奈這年孫中山根本不在香港，他人在廣州做醫生，並且二月起就“以醫務委之於尹
文楷，自偕陸皓東自湖南循長江東下，抵上海”（（國父年譜初稿》）
    了，縱使唐紹儀“返回香港”，也見不到孫中山啊！
陳少白回憶
    一八八二年，孫中山十七歲時候就結交了陳少白等，被呼為“四大寇”。陳少白後來在
《興中會革命史要》裏，曾有這樣的追憶：
    有一天，我在香港，他在廣州，忽然藥房裏有信來，說：“孫先生失蹤了，藥房中開銷
很難，收入不敷隻剩十幾塊錢了。”我接到信，就到廣州去，替他維持店務。等了多天，一
點消息都沒有，心裏非常焦急。到十六那天，他忽然跑來了，手裏拿了很大一卷像文件的東
西，他見了我就說：“對不起！對不起！”我問他：“你跑到什麽地方去的？”
    他說：“這些事情不要去管他了。”就打開手裏的一卷紙給我，我拿起來一看，裏麵乃
是一篇上李鴻章書，我方才知道他是跑到翠亨村的家裏關起門來做文章去的。他叫我替他修
改修改，我就隨便修改一下，以後，他對於藥房也不管理了，就到上海去要把這封信上給李
鴻章。我沒有辦法，就讓他去，同時我就替他把兩間藥房收拾起來，交回那些出過股本的人。
    孫先生到了上海，找著了一個香山人，就是著“盛世危言”的鄭觀應（字陶齋），托他
想方法見李鴻章。有一天，在陶齋家裏碰到一位太平天國的狀元王韜（號紫銓，別號天南遁
臾），王韜曾到過香港助英國牧師瀝博士（Dr.Legge）翻譯四書五經，瀝博士回英國也請王
韜同去，在英國住了幾年，後來回到香港，為《循環日報》主筆。再回上海來，聲名很盛，
筆底對於世界知識，也很充分，並且他是和太平天國有關係的人，所以孫先生在陶齋家裏一
見如故，就把那篇大文章，同王韜商量起來，王韜也重新替他加以修正。
    這時候，王韜有一個朋友在李鴻章幕下當文案，王韜就寫了封信，介紹孫先生到天津，
見這位李鴻章幕下的老夫子，同老夫子商量，或者可以見李鴻章，孫先生快樂極了，就到天
津去見老夫子。那時候，剛剛中日大戰，打得很厲害，李鴻章至廬台督師，軍書旁午，老夫
子把孫先生的大文章送到李鴻章那邊去，李鴻章是否看過，就不得而知了。不過後來李鴻章
說：“打仗完了以後再見吧！”孫先生聽了這句話，知道沒有辦法，悶悶不樂地回到上海，
陶齋看見了，就替他想方法到江海關去領了一張護照，請他出國去設法，孫先生也就乘輪到
檀香山去了。
    孫先生所以耍上李鴻章書，就因為李鴻章在當時算為識時務之大員，如果能夠聽他的話
，辦起來也未嚐不可挽救當時的中國，豈知所有希望完全成泡影。所以到了這時候，孫先生
的誌向益發堅決，在檀香山就積極籌備興中會，找人入會，一定要反抗滿洲政府。大約在是
年（甲午）八九月之間，就正式成立興中會。
    由於陳少白是孫中山的老友，他的回憶，最值得重視。當然他的回憶也須加以考訂。例
如他說鄭觀應與孫中山的關係，就太疏略了，此事牽涉到上李鴻章書的內容，不可不先弄清
楚。
鄭觀應影響孫中山
    鄭觀應（一八四一-一九二三），原名官應，字陶齋，廣東香山人。他生於鴉片戰爭時
代，覺醒於英法聯軍時代，在成年以後，為了救國，放棄科舉，改行從商，努力學習西方語
文，了解西方富強之道。
    在清末洋務運動中，鄭觀應曾多方麵的參與，他做過不少有關富強的文字。一八六二年
，他出版《救時揭要》，後來三十年間，陸續增訂，最後成為《盛世危言》。
    《盛世危言》全書共分十四卷，一至四卷為《富國》、五至七卷為《開源》、八至十一
卷為《強兵》、十二至十四卷為《節流》，共一百零二篇。有某些篇後還附有英、法、德、
俄等國有關資料和張之洞、薛福成等人有關文章。
    一八九二年，鄭觀應在這書初刊自序中寫道：
    六十年來，萬國通商，中外汲汲，然言維新、言守舊、言洋務、言海防，或是古而非今
、或逐未而忘本，求其洞見木原、深明大略者，有幾人哉？孫子曰知己知彼，百戰百勝，此
言雖小，可以喻大。應雖不敏，……乃知其治亂之源、富強之本，不盡在船堅炮利，而在議
院上下同心、教養得法。興學校、廣書院、重技藝、別考課，使人盡其才；講農學、利水道
、化瘠土為良田，使地盡其利；造鐵路、設電線、薄稅斂、保商務，使物暢其流。……
    這些議論，自然是兩年後孫中山上李鴻章書中“人盡其才”“地盡其利”“貨暢其流”
的張本。孫中山是鄭觀應的老鄉，也是朋友。鄭觀應影響孫中山，自不待言了。
國民黨捏造曆史
    現在再回看陳少白的追憶，便知道上李鴻章書，乃是孫中山完稿在上海見過鄭觀應之後
，不但不成於廣州，更不成於香港了。既然這樣，又何來桂崇基所說的孫中山在香港向唐紹
儀出示上李鴻章書呢？
    至於桂崇基說孫中山因唐紹儀之介，得識徐秋畦的事，也不能成立。據《國父年譜初
稿》，一八九四年六月，孫中山“偕陸皓東至天津，上書李鴻章”，“先生在滬遇香山同鄉
鄭官應，由其函托王韜介紹於李鴻章幕僚羅豐祿。迫先生偕皓東抵天津後，先訪羅，又得徐
秋畦為先容，求介見鴻章，先以書進。”則徐秋畦和孫中山的搭線，是羅豐祿而非唐紹儀。
徐秋畦是李鴻章的幕僚，陳少白回憶中的“李鴻章幕下的老夫子”，該是指他。桂崇基說徐
秋畦帶孫中山見李鴻章的一些細節，雖然有趣，但是非常可疑。原因無他，以李鴻章的忙、
李鴻章的大架子，他是根本不會見孫中山的！
    但是，若說李鴻章根本不會見孫中山，這對國民黨的附會之徒說來，是認為臉上無光的
，所以，他們就開始捏造曆史。
    胡去非在《孫中山先生傳》（一九三一年八月上海商務印書館版）裏，曾集這種捏造之
大成，胡去非說：
    至北京時，冒險謁李鴻章，密陳北京政府之橫暴腐敗，革命之不可緩，議論雄快。李謝
之曰：“今日之革命，餘亦知其不可已；然餘年七十有九，精力既衰，斷不能大有為，幸君
努力為之，中國前途，唯君等是賴，餘必為君後援”雲雲（見時事新報館編《中國革命記革
命黨小傳》）。
    吳稚暉編年係“別傳”雲，中日交戰前，先生由湖南出揚子江口，由海路入北京，深夜
冒險晤李鴻章於私邸，陳說大計，勸李革命。李以年懋辭。此為癸巳二十八歲以前之曆史，
即自傳所謂“十年如一日”也。
到台灣後又大造特造
    胡去非本人後來也不信這些捏造，他在《總理事略》（一九三七年十月上海商務印書館
版）中，就有“先生見李鴻章不遂”
    的更正。但是國民黨逃到台灣後，卻把這一捏造，花樣翻新起來。首先是一九六五年十
一月十一日《新生報》登出《中央社特稿》－《萬世風範的國父》，其中說：“在國父演講
時曾擔任過記錄的中國廣播公司董事長梁寒操，講了八個有關國父生前的小故事，來紀念國
父百年誕辰。”梁寒操講的第一個故事是：
    國父在二十七八歲的時候已經出來行醫，有一次他滿懷愛國報國的熱忱，上書李鴻章，
並由唐紹儀陪同，去見李鴻章。當時李鴻章還沒有看完國父所上的書、就老氣橫秋地對國父
說：“天下大事困難重重，不是你們年輕人所能夠了解的。”國父辭出後，大為光火，眼睛
冒出憤怒的光芒對唐紹儀說：“我起先以為李鴻章很行，現在才知道他根本不行，我的建議
他幹不了，我自己來幹！”
    梁寒操做過國民黨中央宣傳部部長，也是老廣（廣東人），他帶頭造這種謠，由《中央
社特稿》方式發出，自然就愈來愈繪影繪聲了。難怪此後國民黨宣傳媒體上，不但把孫中山
見李鴻章的電視畫麵，弄成李鴻章一派誠惶誠恐模樣，並且幹脆就說孫中山當時是去“招降
李鴻章”了！——國民黨捏造曆史，竟逸出常識，一至於此，國民黨真太目中無人了！
    梁寒操捏造曆史中，提到孫中山見李鴻章是“由唐紹儀陪同”的，這種捏造，未免太粗
糙；所以十八年後，這一捏造由桂崇基翻做，變成唐紹儀是中間人了，而“陪同”的，又換
成徐秋畦！當《傳記文學》的編者向桂崇基專函請教出處的時候，桂崇基說：這是“民國二
十年左右”唐紹儀親口對他說的！他居然把這段秘史埋在心裏五十多年，真是天曉得他在幹
什麽啊！
介紹人還有盛宣懷
    最近，我的教師吳相湘《孫逸仙先生傳》出版了，他對孫中山這段公案，有了新的資料
與解釋，他根據大陸資料，提出了一封鄭觀應給盛宣懷的信，信中說：
    敝邑有孫逸仙者，少年英俊，晨曩在香港考取英國醫士，留心西學，有誌農桑生殖之要
術，欲遊曆法國講求養蠶之法；及遊西北各省履勘荒曠之區，招人開墾，免致華工受困於外
洋。其誌不可謂不高，其說亦頗切近，而非若狂士之大言欺世者比。茲欲北遊津門，上書傅
相（李鴻章），一白其胸中之素蘊。弟特敢以尺函為其介（傅其叩謁台端，尚祈進而教之，
則同深紉佩矣。
    再肅者：孫逸仙醫士擬自備資斧，先遊泰西各國，學習衣務，藝成爾後返中國，與同誌
邸資設書院教人；並遊曆新疆、瓊州、台灣，招人開墾。囑弟懇我公代求傅相，轉請總署給
予遊曆泰西各國護照一紙、傅到外國向該國外部發結遊學執照，以利遍行。想我公有心世道
，必俯如所請也。
    吳相湘說：
    盛宣懷接閱鄭觀應信後，曾致函李鴻章，介紹孫先生往見。孫是否見到李，文獻無征。
但多數記載肯定孫李沒有晤麵。因當時中日為朝鮮東學黨之亂，兩國正調兵遣將前往三韓。
李鴻章忙於這軍國大事，自無暇接見孫。
    但孫先生在三年以後一論文中指出：“當我在中日甲午戰爭爆發前夕，正停留天津；那
時曾親眼見多。有許多文武官員自全國各地趕來向當時權傾一時的宰相李鴻章晉見，在蒙允
晉見之前，無不需與饋贈巨額紅包給他的僚屬。”
    孫先生既正努力革除陋習，當不會納賄求見。
    吳相湘說：“孫先生既正努力革除陋習，當不會納賄求見。”以這一理由而不能見李鴻
章，是可疑的。因為見李鴻章是大事，孫中山識其大者，當不致因小失大。我看根本的原因
還是孫中山當時人微望輕，李鴻章不肯見他而已。
吳相湘的新見解
    吳相湘在《補注》裏，提出一個孫中山上李鴻章書的新說法，他說：
    孫先生所以如此不憚煩請托，請人作書轉求李鴻章，完全是八十餘年以前，滿清皇朝除
選派十五歲左右幼童赴美留學，並另選派福州馬江海軍學堂等校畢業生赴英習海軍以外，根
本再沒有其他官費生、自費生赴外國留學（自一八九八年以後，才逐漸有少數人東渡赴日遊
學，因不需護照）。自然更沒有如民國以來的留學規程，以及近年的公自費留學生考試，或
外國大學給予研究獎學金，甚至出國觀光等都可以申請發給出國護照，經過外國使領館簽證
即可啟程。而當時赴歐洲必需護照，尤其美國一八八二年成立禁止華工入境規條後，由國人
前往美國非常困難，有時大小商人前往也被視作“苦力”（勞工）不準入境，或被拘留後逐
回。孫先生是廣東人熟知這些情形，權衡輕重利害，如其徒耗金錢時間冒險遠行而被虐待侮
辱逐回，不如在出國以前盡一切可能設法求取護照，以策安全。
    當時自費出國求學既無成例。孫先生這一請求完全是借重李鴻章一言九鼎的重要地位，
以及李與香港西醫書院關係能致函總署特準這一“破例”或“創例”。能否成功，並不可預
料。並且鄭觀應致盛宣懷書中雖言明孫的學曆以及他自備資斧，並無金錢上請求；但自醫士
改習農事，無論如何是一轉變。……故孫先生上李鴻章書是深望李“玉成其誌”萬不可少的
“敲門磚”。
    因此，吳相湘認為刊、中山“上書李鴻章請發出洋護照，，一點上，才是當時實情。這
一立論固非無見，但是孫中山若目的隻在“請發出洋護照”，似乎不必這麽麻煩的上萬言書
，也與鄭觀應給盛宣懷信中所說的“一白其胸中之素蘊”目的不合，他如隻誌在護照，盛宣
懷的八行書直達李府應該就夠了，盛宣懷“介紹孫先生往見”李鴻章，就未免多事了。
改良與革命
    我在《孫逸仙和中國西化醫學》一書裏，曾有專章——
    《（改良）與（革命）之間）——討論孫中山的轉變過程，我說：
    在這種“參與”的過程裏，孫中山不但認識了鄭官應，並且還在鄭官應家裏會到了綽號
“長毛狀元”的王韜，王韜還為孫中山寫了介紹信給李鴻章的幕僚羅豐祿，以達成孫中山
《上李傅相書》的積極效果。但當孫中山最後知道“上書請願”的方式走不通以後、當他深
切知道“改良主義”的手法達不到以後，他又回歸到革命的路線。
    我又說：
    這個分野，也就是從“改良”觀點到“革命”觀，點的分野；這個分野，它的最後爆破
點是《上李傅相書》的失敗。
    關於上書的事、關於這次走改革路線的經過，我們在孫中山的自述《倫敦被難記》中也
可得到主要的說明：
    予在澳門，始知有一種政治運動，其宗旨在改造中國，故名之曰“興中會”。其黨有見
於中國之政體不合子時勢之所需，故欲以和平手段、漸進方法，請願子朝廷，傅倡行新政。
其最要者，則在改行立憲政體，以代專製及腐敗的政治。予當時深表同情，即投身為黨員，
自信因為國利民福計耳。
    中國睡夢至此，維新之機，苟非發之自上，殆無可望，此興中會之所由設也。興中會之
所以偏重於請願上書等方法，冀萬乘之尊或一垂聽，政府之或可奮起。且近年以來，北京當
道諸人與各國外交團接觸較近，其子外國憲政當必略有所知，以是吾黨黨員本利國福民之誠
意，會合全體聯名上書。時則日本正以雄師進逼北京，在吾黨固欲利用此時機，而在朝廷亦
恐以懲治新黨，失全國之心，遂暫擱不報。但中日戰爭既息，和議告成，而朝廷即悍然下詔
，不特對於上書請願者加以叱責，且雲此等陳請變法條陳，以後不得擅上雲雲。
    吾黨於是撫然長歎，知和平方法無可複施。然望治之心愈堅、要求之念愈切，積漸而知
和平之手段，不得不稍易以強迫。且同誌之人，所在皆是，其上等社會，多不滿意於海陸軍
人之腐敗貪贖，平時驕奢淫逸，外患既逼，則一敗塗地。因此人民怨望之心，愈推愈遠、愈
積愈深，多有慷慨自矢，徐圖所以傾覆而變更之者。
    在這段話中，孫中山原始的改良主義的色彩，是非常明顯的。
    所謂“和平手段”、所謂“漸進方法”、所謂“請願於朝廷”、所謂“冀萬乘之尊或一
垂聽”、所謂“政府之或可奮起”、所謂“全體聯名上書”、所謂“和平方法”等話，都是
明顯的改良主義的語句，都不是革命的立意與手段。直到這些立意與手段都“無可複施”的
時候，才輪到“不得不稍易以強迫”、“徐圖所以傾覆而變更之者”。
    今天宣傳孫中山革命曆史的人，他們總是把孫中山一開始就描繪成一個反對改良的革命
派，甚至從幼年就開始“蓄革命之機”了。這是很不了解孫中山真正懷抱的說法，是很不通
的。
改良張本與革命張本
    我仔細觀察孫中山一生的言論，發現他的和平改革的色彩、緩進的色彩，始終很濃厚。
孫中山遠在民國前六年，就演說指出“革命的事情，是萬不得已才用，不可頻頻用之”
（《三民主義與中華民族之前途《）；在這篇演說後十六年，他同樣他說：“諸君要曉得，
革命是不得已而為的事。”（《三民主義為造成新世界之工具》）在一九二三年的一次演說
中，他甚至帶著一點似乎“挖苦”的意味，來指出“中國式之革命家”的性質，他說：
    我即自稱革命家，社會疑義紛起，多所誤會，其實中國式之革命家，究不過抱溫和主義
，其所主張者非極端主義，乃爭一良好穩健之政府。
    在一九一九年和一九二四年的兩次演說中，他甚至明白地指出：“改造”“維新”的意
思，與“革命”並無不同。他說：“革命兩字，有許多人聽了，覺得可怕，但革命的意思，
與改造是完全一樣的。”（《改造中國之第一步隻有革命》）他又說：“外國革命，有許多
是成功的。離我們最近的就有日本，日本維新，大家都知道是成功的，維新事業和革命事業
是相同的，維新成功就是革命成功。”（《革命成功始得享國民幸福》）這些明明白白的改
良論調，豈不正正都是這個偉大革命家的論調嗎？
    所以，從這些角度來看，孫中山不但是一個偉大的革命家，更是一個偉大的改良家。隻
有了解他那種改良的懷抱，才會明白他為什麽要上書李鴻章，為什麽要走上一段改良主義的
路線。
    羅香林在《國父之大學時代》中說：
    世人以上書文章閩肆，疑非國父自作；或以李氏為滿清重臣，非創導革命之國父所欲合
作，疑上書非國父本意。不知國父在西醫書院，子現行科學與政事及衣功論學，研討至精，
而國學用力甚深，文章亦所素習；李氏為當時倡辦洋務人物，且為西醫書院讚助人，與其有
醫學教育因緣，觀李氏複西醫書院函，知其非子革新政治不相能者。故國父欲試探李氏意誌
，傅為實行革命張本，非謂欲與滿清政府妥協也。
    羅香林對懷疑上李鴻章書真偽的人的指摘，是可通的，但是他說孫中山“欲試探李氏意
誌，俾為實行革命張本”的推論，卻未免牽強。孫中山上書無效，就是最好的“革命張本”
，原來那個上書的“張本”，事實上該是“改良張本”才對。《倫敦被難記》中自述清吏向
他說“汝前嚐上策於總理衙門，請其轉奏朝廷，汝策良佳”等話，也是孫中山當時走改良路
線的一個有力旁證。
演化眼光
    羅香林在《香港早期之西醫書院及其在醫術與科學上之貢獻》中說：
    唯孫先生在該院，除於學校規定課程外，亦兼喜研究農田、輿地與經史諸學。尤嗜於中
夜起床讀書，法國革命史與達爾文《物種原始》類專書，最所喜讀。蓋是時適值達爾文逝世
後數年，其進化論學說風靡全歐，康德黎博士即首為介紹其學說於香港。孫先生殆為國人研
究進化論之最早起者。
    唯孫先生於科學研究特深、於生理學為最有心得、於進化論為探索最殷，故俟配合其畢
業後之經驗，遂能發明“知難行易”之學說，與修正進化論，而引伸其體係，斯則尤屬西醫
書院曾獲致其預期成效之明征也。
    羅香林又說：
    近人有謂中國人知有進化論，乃自嚴複於一八九五年出版所譯赫青黎（T.H.Huxley）之
天演論（Evolution and Ethics and Other Essays）始者，其實，孫先生之首治進化論學
說，乃在一八八七年至一八九二年肄業西醫書院之時代，較嚴氏譯書時代為早。
    這些闡發，大體上都是很獨到的。但是最重要的一點闡發，我認為羅香林應該做出而沒
做出的，則該是：
    一、達爾文的學說是“演化”的，並沒有中國譯名中“進化”
    的意味。舊譯“進化論”是不通的，也是以詞害意的。
    二、孫中山受達爾文的影響是不錯的，這從他自述“於西學則雅癖達文之道
（Darwinism即達爾文主義）可得證明。但是達爾文真正影響孫中山的，“知難行易”學說
還屬小焉者也，並且還待考。真正影響他的，乃是一種對人際看法的“演化眼光”。由於具
有“演化眼光”，所以即使革命，也“究不過抱溫和主義，其所主張者非極端主義”。這種
因達爾文而來的影響，對當時深信“演化論”的人，不論是嚴複或孫中山，都沒有例外。而
介紹“演化論”到中國來的人，從偉大的嚴複以下，他們的最大“孤獨”，也許卻正是感到
中國人並沒真正的了解“達爾文之道”！中國人所能了解的，隻是“物競天擇”、‘適者生
存”那一套，並不是真正的“演化眼光”那一套。因此之故，中國人近百年來，最多的是魯
莽滅裂的所謂“革命家”、“革命英雄”、“終身革命者，，和“吃革命飯者”。他們“徹
底”這個、“極端”那個，整天“革”別人的“命”，可是革來革去，不但沒達到“徹底”
“極端”的“革命”的大效果，甚至連他們所看不起的“改良”的小效果都沒達到。雖然這
樣，他們卻還日複一日的高叫“革命”“革命”、年複一年的高叫“革命”“革命”。總還
迷信魯莽滅裂的方法，妄想“一了百了”、妄想“一蹴而幾”、妄想“迎頭趕上”、妄想”
一次解決”，而其結果，卻永遠是欲速則反遲、想快卻更慢。
    這些悲劇，追究起來，都是沒有深刻了解“演化眼光”的緣故。
    他們這些人的智慧，比起嚴複和孫中山來，真是太遠了、太遠了！
沒有一件可以成立
    雖然有“演化眼光”的孫中山，最後自己從“改良”走向“革命”，並且直革到死，還
有“革命尚未成功”之歎，但當他一旦走上了“革命”的路，他對他曾有“改良”的紀錄，
顯然就沒有興趣也沒有必要再提起了，這就是在孫中山在世之年，人們一直不知道他曾上書
李鴻章的緣故！他自己絕口不提這件事！
    直到孫中山死後，他生前的一個“敵人”陳垣（援庵，做過輔仁大學校長）以史學家的
博聞強記，挖出了這件事。陳垣告訴了另一個博聞強記的史學家顧頜剛，顧頜剛親自去找，
終於在一八九四年九月十日的上海廣學會《萬國公報》第六九、七0號上，找到了《廣東香
山來稿》的《上李傅相書》！
    清朝根據祖訓，不設宰相，殿閣大學士都名過其實。但有“大學士”“太子太傅”頭銜
的人，都被尊稱做“傅相”。李鴻章在一八七0年得到“大學士”頭銜、一八七九年得到”
太子大傅”頭銜，所以孫中山稱他“李傅相”，這種稱呼，是非常合乎規格的。
    吳敬恒在《中山先生年係》一八九四年二十九歲條下寫道：
    是年七月一日中日開始宣戰。自傳曰：“至甲午中東戰起，以為時機可乘，乃赴檀島美
洲。”出洋後，郵上李鴻章一書。所以知其郵上者，因書中有“文於回華後……”
    雲雲也。郵書必在八月，因是年九月十月份之上海萬國公報已登該書矣。又此書首言”
竊文籍隸粵東，世居香邑，曾於香港考授英國醫士”雲雲，若甲午前曾深夜晤李於私郵，必
不做此開端。則別傳冒險之說，必係傳聞之誤。
    吳敬恒這裏所說：“若甲午前曾深夜晤李於私邪，必不做此開端。”是對的。但必須證
明上李鴻章書乃在求見李鴻章之後，這種推論，才能成立。若上書在先，上書且是求見前的
先容步驟，這種推論，就大有問題。孫中山《上李傅相書》發表於《萬國公報），顯然在正
本早就送達以後。他在正本送達後南下，以《廣東香山來稿）方式投書《萬國公報》，顯然
又不是桂崇基筆下“大罵李鴻章是官僚”的北上情況。所以，結論是：國民黨繪影繪聲說孫
中山見李鴻章的事，從；日式捏造到新式捏造，沒有一件可以成立。
    文章寫到這裏，一切就都水落石出。國民黨還是好好想想吧：隻要李敖在台灣，他們就
休想捏造曆史。金錢、槍杆、鎮暴車都在你們手裏，但是曆史絕不在你們手裏，還是放明白
點吧！
           一九八三年六月二十六日下午在草山之
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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孫中山向清吏下跪求饒
    ——倫敦蒙難羅生門
    十一月七日，國民黨《中央日報》上有消息如下：
    紀念國父逝世五十九周年
    中視製播《倫敦蒙難記》
    根據國父親撰《倫敦被難記》、《黨支會藏》，胡漢民編《總理全集》與《中國古代名
人列傳》等書編劇而成的《國父倫敦蒙難記》，十一日下午四時將在中視頻道播出，這是一
出國語電視劇。
    《國父倫敦蒙難記》的曆史背景是國父在前往英國，準備組織華僑，擴大革命力量時，
腐敗專橫的清廷竟以詭計將國父誘入“中國公使館”，幸虧國父大仁大勇的精神和機智應變
的能力，以及國父英籍老師康德黎的全力協助，才脫離虎口。
    當時，由於輿論的報導和介紹，使全世界不但公認國父是中國革命領袖，同時也促使國
父在大英博物館完成了三民主義的理論基礎。《國父倫敦蒙難記》即完全依據史實演出國父
倫敦蒙難十二天的經過，借以向逝世五十九周年的國父，表達敬意。
    中視當家小生崔浩然在演出國父時，內心嚴肅而莊重，生怕無法將一代偉人的凜然正氣
表現出來，而老牌演員李影的“康德黎”角色，將康與國父間的師生之情，發揮得淋漓盡致。
    為了看看國民黨最近在宣傳上“新猷”些什麽，我在十一月十一日下午，居然浪費了一
點時間，一邊做工，一邊斷斷續續看了這出電視劇。一看之下會失望，早在意中；但是邊看
邊罵，卻也稍嫌意外，邊看邊罵了國民黨這種lousy宣傳以後，我真忍不住要再寫上一筆。
孫中山如是說
    國民黨筆下的倫敦蒙難事件，其實真相是很“羅生門”的。
    換句話說，真相是有不同的說法的，並且有的說法還是矛盾的。
    對立的，包括孫中山自己的說法在內。我們先看孫中山自己的說法。《倫敦被難記》
（《倫敦被難記》原文係英文，名為“Kidnapped in london”，由甘作霖中譯，中華民國
元年五月初版，上海商務印書館印行，以後各處所翻印均本此）中說法如下：
    一千八百九十六年十月一日，予始抵倫敦，投宿於斯屈朗（Strand，倫敦路名）之赫青
旅館〔注一〕。翌日即至波德蘭（Portland Place，倫敦區名）覃文省街（Devonshire　
Street）
    四十六號康德黎〔注二〕君之寓所相訪。康君夫婦招待甚殷，並為予覓相近之舍館曰葛
蘭旅店（Gray's inn），使徙止焉〔注三〕。予自是即暫居，每日獨處無聊，輒往倫敦博物
院遊覽，或訪各處之遺跡，觀其車馬之盛、貿易之繁，而來往道途，絕不如東方之喧嘩紛擾
。且警察敏活，人民和易，在在均足使人怦怦向往也。子無日不適訪康德黎君，每至必取其
藏書，讀而消遣。一日，予飯於其家，康德黎君戲謂中國使館與伊家為鄰，蓋過訪之，因相
視而笑。康德黎夫人戒曰：“子母然，彼公使館中人睹子之麵，行當出而相捕，解送回國耳
。”予聞夫人言，益相與大笑，初不料後日竟成實事也。一夕，孟生醫學博士
（Dr.Manson）〔注四〕邀餘往餐，孟生君亦子香港舊識，曾授予醫學者。君亦笑謂予曰：
“慎勿行中國使館，致墮陷阱。”予以是於中國使館之可畏，及其相距之不遠，曆經良友之
告誡，非全無措意者。
    然予至倫敦，為日猶淺，途徑未熟，彼良友之告誡，於予初無所濟也。
    是年十月十一日，適值星期，予於上午十點半鍾時，自葛蘭旅店（葛蘭旅店在倫敦霍爾
龐Holborn之葛蘭旅店街。霍爾龐區名）赴覃文省街，意欲隨康德黎君等赴禮拜堂祈禱。正
躑躅間，一華人悄然自後至，操英語問予曰：“君為日本人歟？抑中國人歟？”予答曰：”
予中國人也。”其人叩予以何省籍，予答曰：“廣東。”其人仍操英語曰：“然則我與君為
同鄉，我亦來自廣州者也。”夫中國盛行不規則之英語，名曰pigeon英語，意即商業英語
也。
    華人雖同隸一國，而言語多相撲格。譬如汕頭之與廣州，相距僅一百八十英裏，視倫敦
之與利物浦猶相近，然其商人之言語，乃彼此不相通，以是不得不借商業英語相通款。彼汕
頭人與廣州人之商於香港者，多以英語相晉接，此足以見我國言語之歧雜矣。
    予途遇之華人，既知予為粵產，始以粵語相談，且行且語，步履頗舒緩。俄而又一華人
來，與予輩交談，於是予之左右，乃有二人相並而行矣。二人且堅請子過其所居，謂當烹茶
進點，略敘鄉誼，予婉卻之，遂相與位立於道旁階砌。未兒，又有一華人至，其最先與予相
遇者，即迤邐去。於是此留而未去之二人，或推予、或挽予，必欲強予過從，其情意誠摯非
常，予是時已於階砌傍屋之側。
    正趕超間，忽聞鄰近之屋門砉然而辟，左右二人挾予而入，其形容態度又似諧誰、又似
周旋。一紛擾間，而予已入，門已閉，鍵已下矣。然予尚未知此屋為誰之所居，故中心無所
疑懼。初予之所以猶豫不即入者，益急欲往訪康德黎君及孟生博士冀同往禮拜堂，恐中途遲
回而不及耳。造子既入門，睹其急遮之狀，且屋字若是寬廣，公服之華人若是眾多，因陡然
動念曰：是殆即中國使館乎？又憶中國使館在覃文省街之鄰，意者予向時躑躅之所，必中國
使館左右之道途也。
    予入門後，被引至一室，室中有一二人與予接談數語，又自相磋商數語，遂遣二人挾予
登樓，予亦不之抗。
    既登摟，複入一室，令予坐候。未幾，而二人又至，更挾予上，是為第三層樓，仍令入
一室中，其室有窗，護以鐵柵，窗外即使館之屋後也。須臾來一須發俱白之老人，施施然饒
有官氣，一入室即謂予曰：“汝到此即到中國，此間即中國也。”
    言已就座，徐徐詢予：“汝即孫文乎？”予曰：“然。”
    其人曰：“實告汝，予得駐美使臣來電，謂汝乘麥竭斯的號輪船遊曆至英，故令我拘汝
於此。”
    予問曰：“拘予何為那？”
    其人曰：“汝前嚐上策於總理衙門．請其轉奏朝廷，汝策良佳，唯今者總理衙門急欲得
汝，因令餘暫相羈留，以待朝廷之命。”
    予曰：“然則予之留此，可告吾友乎？”
    曰：“否！是不能。唯旅館中之行李，汝可草一函，此間人當為汝取之。”
    予告以欲致書於孟生博士，其人乃命人給予紙筆，予書中大意謂此身已被禁於中國使館
，請轉告康德黎君，傅取予之行李帶下雲雲。其人閱竟。曰：“函中何能書及被禁二字，汝
可別繕一函。”予乃另繕曰：“頃予在中國使館，乞告康德黎君，為予送行李至此雲雲。”
    是老人者，予初不知為何許人，厥後而始知其即聲名鼎盛之馬凱尼（Sir Halliday　
Marcartney）也。
    馬凱尼君一轉念間，忽又謂予可逞函告旅館，不必托友代取。予答以予所寓者並非旅館
，除康德黎君外無知者，因以改繕之函授之。馬凱尼唯唯，許為代寄。馬凱尼之所以忽然轉
念者，蓋欲借是以搜予行篋，或能得吾同黨之姓名及往來之函耳。計誠狡哉。
    照孫中山的說法，他的被關入倫敦中國使館，是走在路上，碰到廣東老鄉，兩人以鄉音
交談，“且行且語，步履頗舒緩”
    的，後來又來了一個老鄉，大家一起聊，在他左右，就一邊一個人了。他們請他到家裏
坐坐，“烹茶進點，略敘鄉誼”，他謝絕了，遂在路邊又聊天。後來，又來了一位，最先跟
他聊天的先走了，剩下的兩位，一陣“情意誠摯非常”的推拉，他已到了路邊的房子旁邊了
。“正超趄間，忽聞鄰近之屋門窘然而辟，左右二人挾予而入，其形容態度又似諧謔、又似
周旋。一紛擾問，而予已入，門已閉，鍵已下矣。”照孫中山這種說法，他的被關在倫敦中
國使館，是在一片粵語發音中的半推半就，是非自願入使館的。不但如此，在康德黎老師戲
言何不一訪中國使館的時候，康師母還特別警告過他，並且孟生醫學博士也警告他，‘慎勿
行中國使館，致墮陷餅”。可見他從一八九六年十月一日抵倫敦，到十一日被關進使館前，
十一天中，絕未近中國使館一步，更別提身入虎穴，自行進入使館了。
隻是“派人密尾行蹤”而已
    但是，孫中山這一說法，若是真的“完全依據史實”，即跟現在已經能夠看到的當時秘
件不符。現在我們得知：孫中山在美國時，行蹤就早已被清廷注意，清廷駐舊金山總領事馮
詠蘅，就曾向清廷駐美公使楊儒有報告如下：
    孫文……身材短小，麵黑微須，剪發洋裝，由檀山行抵金山。同伴有二洋人：一名卑涉
，亦美國金山人，素係檀島銀行副買辦；一名威隆，亦美國人，向在檀島服宮，前次創議廢
主，因其未隸檀籍，所謀不逞。均抉厚資，居檀日久，是否孫文同黨，尚難臆斷。唯見同船
偕來，交情甚洽。孫文借寓金山沙加冕街第七0六號門牌華商聯勝雜貨鋪內。聞不日往施家
穀〔注五〕轉紐約，前赴英法，再到新加坡。並聞有沿途聯絡會黨、購買軍火、欲圖報複之
說。該犯隨身攜帶私刊書冊兩本，雖無悸逆實跡，檢其上傅相〔注六〕書，確有該犯之名，
顯係孫文無疑。現將原書設法覓取寄呈，俟訪問該犯赴紐行期，再行電稟。查閱該犯書冊兩
本：一係摘錄明黃梨洲《明夷待訪錄》中《原君》、《原臣》二篇，卷端加一小引，自稱杞
憂公子〔注七〕；一係上李傅相書，洋洋萬餘言，自稱文素在香港習西醫，已蒙考取，敬乞
傅相專委辦農務。兩種文筆俱暢達，昨已附致總署備核矣。
    楊儒得馮詠裔報告後，就電報北京總署。總署回電說：“孫文將往歐洲何國？偕行洋人
係何國人？附搭某船？希確查密電龔使（清廷駐英公使龔照璦）酌辦。英能援香港、緬甸交
犯約代拿固妙；否則該匪若由新加坡潛結黨惡內渡，應先電粵督預防，新加坡領事亦應飭其
認真查訪。”七月十八日，清廷駐美公使致函駐英公使，說：“因中美交犯（引渡）另約，
迄無成緒，此間無從措手，總署深知，故有轉電尊處，援約代拿。”“援約”就是援鹹豐八
年（一八五八）《中英條約》第二十一款〔注八〕，和光緒二十年（一八九四）《滇緬條
約》第十五款〔注九〕，當時清廷盼能援這兩個引渡條約由英國官方“代拿”孫中山，可是
，英國政府采罪刑法定主義，引渡條約中既然隻限於“香港”和“緬甸”，英國本上就不能
適用。八月八日，清廷駐英公使複駐美公使信，就提到：
    唯查此種罪犯，按西洋章程情形視之，在本國固法無可這；這逃至他國，他國即視為公
犯，向無交出之例。俄之子白彥虎，即其明證也。弟已密飭代理新加坡總領事劉牧玉麟，預
為籌備，並密查孫文有無黨羽以及熟識之人在坡。如該犯果來歐洲，俟尊處探確電知後，弟
當援約與英廷商辦。若英不能代拿，則唯有窺其動靜、探其逃蹤，遵照署電，電知粵督預防
，於其內渡時設法兜拿耳。
    正因為駐英公使全無把握，所以在十月二日，在孫中山抵英後第二天，這位公使在致北
京總署電中，有這樣的文字：
    接楊使函電悉。飭拿粵犯孫文，該犯現由美到英，改洋裝無辮，外部以無在英交犯約，
不能代拿，現派人密尾行蹤。璦寢。
    這樣過了八天，十月十日，他致電給駐美公使，也說：
    密。孫文已到英，外部以此間無交犯約，不能代拿。
    聞將往法，現派人密尾。璦支。
    這些文件，都證明了直到十月十日——孫中山抵英第十天——的時候，清廷中國使館對
他都沒有親自捉拿的意思，隻是“派人密尾行蹤”而已、“派人密尾”而已。
孫中山自己大意
    不料到了十月十一日，突然有了轉機。現查當時往來密電如下：十月十一日，駐英公使
致北京總署電：
    密。孫文到英，前已電達。頃該犯來使館，洋裝，改姓陳，按使館即中國地，應即扣留
，唯時解回，約頗不易，當相機設法辦理。祈速示複，勿令竇使〔注十〕知，並請電粵督。
璦歌。
    同一天，有“劄稿”說孫中山這一“洋裝，改姓陳”的事：
    為劄飭事：照得木大臣接準出使美國大臣楊函電內開：“接奉總理衙門迭次函電內稱，
粵東要犯孫文謀亂發覺，潛逃外洋，飭即隨時查拿”等因、該犯現由美到英，改裝易姓，適
來本署。查公法：使館即中國地，自應扣留，除電請總署示遵，並飭參讚馬格裏密查外，相
應派員監守。
    查翻譯官鄧丞廷鏗，精細耐勞，即派該員督同武卉車德文，並洋仆二名，輪流看管。事
關謀逆要犯，該員務當格外小心，毋任泄漏消息，趁間遁逸，致幹大咎，切切，此禮。
    右劄駐英國翻譯官鄧丞廷鏗準此
    第二天（十月十二日），北京總署複電：
    歌電悉。能按公法扣留，英不問，固好。解粵應設何法，能免英阻，且必到粵，望詳商
律師。謀定後動，無令援英例反噬，英又從而庇之，為害滋大，切望詳慎。魚。
    十月十四日，駐英公使再電北京總署：
    密。魚電敬悉。孫無忌憚，自來使館，勢應扣留。據問看管之鄧翻譯言，〔孫〕欲謀大
事，唯時未至等語。有西人知粵督幾為所害，是反形已露。外部既以香港、緬甸約不能施之
英京，現籌購商船，逞送粵，不泊英岸，可無他虞。船價煤工約需七千鎊，得載二千餘噸船
一隻，不用，變價亦可。否則釋放，仍派人密尾，窮其所往，亦不露痕跡。統乞速示遵行。
璦庚。
    十月十六日，駐英公使再電北京總署：
    庚電未奉複，扣留至今，外無知者；釋放亦宜早，免露痕跡，乞速示。璦蒸。
    十月十六日，北京總署複電：
    庚電悉。購商船逞解粵，係上策，即照行。七千鎊不足惜，即在匯豐暫撥，本署再與劃
扣。唯登舟便應鐐，管解亦須加慎，望蓋籌周備，起解電聞，以便電粵。蒸。
    十月二十三日，駐英公使再致電北京總署：
    孫犯已在館扣留十三日，有犯黨在館旁邏，館中人出入，亦必尾隨，日夜無間，競無法
送出。外間亦有風聲，船行亦不敢送，隻得將購定之船退去。與外部商允，如孫回香港，必
由港督嚴察，並請具文以憑飭港督照辦等語。因將孫犯釋放，仍派人密跟。璦筏。
    根據上麵這些當時的原始文件〔注十一〕，我們清楚看到：當時直到十月十日為止，駐
英中國使館的人，都沒有親自捉拿孫中山的意思；直到十月十一日孫中山自己大意，“改裝
易姓”、“無忌憚，自來使館”，他們才見人起意，覺得“使館即中國地，自應扣留。”於
是案情急轉直下，好戲出場矣！
欽命要犯上了門
    孫中山自己大意，顯然低估了清廷的辦事能力。清廷雖然無法搞今天“校園間諜”那一
套，但是雇老外來跟蹤，卻也相當拿手。我們試看一下當時洋偵探在十月一日到五日間的跟
蹤報告：
    馬格裏爵士〔注十二〕
    波德蘭
    關於孫文事件
    爵士：
    關於我們十月一日通信上所提的事，我們現在報告你。我們在赫胥旅館方麵，做有係統
的監視。在一日那天，就是星期四，此人於下午四點半鍾外出，沿著斯屈朗走，經過佛立特
街（Fleet Street），到露朅特場（Ludgate Circus），看看商店的玻璃窗子，以後又回到
旅館。那時候是下午六點三十分，以後就沒有看見他出來了。
    在二日星期五那天，他於上午十點三十分離開赫骨旅館，雇了一個一0八五0號四輪馬
車裝行李，坐到葛蘭旅店街八號，將行李運入，該人亦進去。
    他在該處到上午十一，點三十分才出來，步行列牛津街（Oxford street），看看商店
的玻璃窗子，於是走進上霍爾龐（High Holborn）一一九號（文具店），再進加快食堂
（Express Dairy Co.），吃了中飯，於下午一點四十五分回到葛蘭旅店街八號。
    下午六，點四十五分他再出來，走到霍爾龐的一個飯館裏停留了三刻鍾，再回到葛蘭旅
店街八號的時候，已經八點三十分鍾，就不再看見他了。
    以後每天都有人監視他，但是沒有什麽重要的事情發生。此人常在主要的街道上散步，
四周顧望。他不在家裏吃飯，到各種飯館去吃。
    提起你電報裏所說的一層，我們可以說在監視期間，他不曾見過什麽中國人。在利物浦
聽說有幾個在“Majestic”和他同船的人，答應到倫敦來看他。
    講到照相這個問題，我們恐怕非等到天氣好些，不能辦到。
    無論如何，我們對於這點總是盡力注意。
           你忠實的司賴特偵探社（簽名）〔注十
三〕可見孫中山的一舉一動，都已在清廷中國使館的雇人窺視之中。在這種情形下，孫中山
居然還“洋裝，改姓陳”，跑到使館中去，欽命要犯上了門，不惹出麻煩來，又豈可得乎？
“不得不如此立論耳！”
    既然是孫中山自己進入使館的，孫中山為什麽要在《倫敦被難記》裏說與真相不符的話
呢？這個答案，孫中山“四大寇”
    老友之一陳少白，在《興中會革命史要》裏道出了原委。陳少白說：
    當時孫先生怎樣會被公使館拘留起來呢？照孫先生自己做的倫敦蒙難記所說：是道遇公
使隨員鄧廷鏗（號琴齋），自言是香山同鄉，他鄉遇故，就拉到鄧家內談天。原來他的家，
就是中國公使館。以後先生又遇到好幾次，未了一回，就被挾持登樓，禁諸室中。但是實際
，並不是這樣一回事。當時孫先生對我說，他早已知道公使館，他故意改換姓名，天天跑到
公使館去宣傳革命，後來公使館的人疑惑起來，因為當時廣州起義之事，傳聞還盛，以為這
人或者就是孫逸仙，公使隨員鄧廷鏗因為是同鄉，就試出他的確是孫逸仙，於是孫先生就被
他們拘禁起來了。
    孫中山另一位老同誌鄧慕韓在《孫中山先生傳記》裏也說：
    按先生倫敦使館被難有二說：一為使館計誘，即先生自著《倫敦被難記》所述；一為先
生自進，即先生事後對人所言。……以情理論，應取自進說，緣誘先生為鄧廷鏗，時不過為
一使館微員，途遇一鄉人，安知即為先生？即知之，於倉卒間安敢行此非常手段。必須奉準
公使，詳商辦法，然後進行。須曆若幹時間，方能辦到，斷無即遇即禁如此之速。《倫敦被
難記》所雲計誘者，蓋著是書時，欲得外人同情，增加滿清罪戾，不得不如此立論耳。夫明
知使館尚敢進去，益見先生革命之勇敢精神。特將采錄理由，附識於此，以釋群疑。
    孫中山另一位老同誌馮自由在《革命逸史》第一集中也說：
    中山每日造康寓敘談，因於途上與使館隨員鄧琴齋邂返，鄧與中山為舊識，他鄉遇故，
頗與往還。鄧之友人亦以鄉誼之故，漸相結識，但不知為孫文耳。九月初五（陽曆十月十一
日）中山偶過使館門外，遇同鄉數人子道，各以粵語問訊，並邀中山入室，略敘鄉誼。中山
從之，入門後，即被二人挾持登摟，禁諸室中。
    可見孫中山早就知道他自動去的地方是哪裏，他寫《倫敦被難記》故意說不知是使館，
並說自己在入門前被挾持，目的是“欲得外人同情，增加滿清罪戾，不得不如此立論耳”！
    由此可見，《倫敦被難記》的寫作，是當時政治宣傳品，政治宣傳品的目的是政治宣傳
，不能算是信史，用信史眼光去看，就未免太不了解政治人物了、就未免太天真了（梁啟超
在《中國曆史研究法》裏自承：“吾二十年前所著《戊戌政變記》，後之作清史者記戊戌事
，誰不認為可貴之史料？然謂所記悉為信史，吾已不敢自承。何則？感情作用所支配，不免
將真跡放大也！治史者明乎此義，處處打幾分折頭，庶無大過矣！”
    《戊戌政變記》在當時也是政治宣傳品，不能算是信史）〔注十四〕。
孫中山寫悔過書
    孫中山在使館被禁後次年，他在《倫敦被難記》中回憶：
    馬凱尼君臨去時，即闔予室之門，並下鍵焉；自是予遂幽禁矣。未幾，聞門外有匠人施
斧鑿之聲，則於原鍵外更增一鍵也。且特遣中西人各一監守門外，有時或於二監者之外更添
一人。當最初之二十四小時內，其中國監守二人，時或入室與予相語。其於被禁之原因，雖
無一語宣泄，予亦不之問。然曾告予以頃者相見之老人即馬大爺，予審為馬凱尼也。大爺者
官場通俗之尊稱，猶當時駐英公使龔某之稱龔大人也。使臣與外人酬酢不用真名，遂使外國
人稱之曰大人。時不知英政府公牘上之往還，亦稱龔大人否耳。中國官場及外交禮節，往往
有以一字之微，而易尊重為侮慢者。西人之於中國文學風俗未經彈心研究者，實難明了。故
彼外交官輒喜於晉接之間，以言語文字愚弄外國人，偶或占勝，即洋洋然自得曰：“洋鬼子
被屈於我矣。”其可笑一至於此。
    予被禁後數小時，忽有一監守者入，謂率馬凱尼君之命，搜檢予身，因探取予鑰匙、鉛
筆、小刀等物；然幸予另有一衣袋，中藏鈔票數紙，未被檢取，故彼所挈以去者，僅無重大
關係之文件數紙而已。監守者複詢予需何飲食，予僅令取牛乳少許而已。
    他又說：
    被禁之第四日晨，有一自稱唐先生者來視予，彼蓋誘予入使館之人也。唐先生就座，做
然曰：“前日之強君至此，乃公事公辦，義不容辭，今日之來，則所以盡一己之私情。我意
君不如直認為孫文，諱亦無益。（李敖按：前引《倫敦被難記》，孫中山已向“一須發俱白
之老人’、承認自己是孫文，“唐先生”又何能再出此言？）蓋此間均已定奪一切，且君在
中國卓有聲望，皇上及總理衙門均稔知汝之為人，君姓名已震鑠環球，即死亦可以無憾。總
之，君在此間實生死所關，君知之乎？”
    予曰：“不然，此間為英國轄境，非中國之屬地，公等將何以處餘？按諸國際交犯之例
，公等必先將拘予之事聞子英政府，予意英政府必不能任公等隨意處置也。”
    唐答曰：“吾擠不願更與英政府為正式之授受，今已事事停妥，輪舟亦已雇定，屆時當
箝君口，束君肢體，畀赴舟上，而置於嚴密之所。及輪抵香港，當有中國炮艦泊於港口之外
，即以君移交彼艦，載往廣州，聽官吏鞠審，並明正典刑。”
    予曰：“公等此舉，未免草率過甚。蓋予在舟中，或得乘機與在舟英人通消息也。”唐
微笑曰：“否否，君雖萬能，亦難出此。蓋君登舟之後，即有人嚴密監視，與在此無異。苟
有可與外人通消息之處，吾等必先事杜絕，絕不便君有絲毫間隙可乘也。”予又曰：“舟中
員司未必與使館沆瀣一氣，其中安知無矜憫我而為我援應者？”
    唐曰：“愚哉君也。是輪船公司乃馬凱尼君所深識者，該公司人員自當遵馬君之命而行
，絕不為吾輩梗。”
    唐又續曰：“是輪船者，屬於格來公司（Glean），本星期內未必啟程（按：唐某與予
談話之日為十月十四日即星期三），蓋公使為經濟起見，不欲專雇是船，因令其先載貨物，
而行旅之費，則由使館全認。這次星期，裝載貨物既竟，君亦須附載以行矣。”
    予謂：“此等計劃，欲見諸實行亦良難。”
    唐曰：“此著如不果行，則予僑亦不妨戮汝於此．借免周折。蓋此間即中國，凡使館中
所為之事，絕非他人所能幹涉者也。”
    唐言已，又侃侃然舉高麗某誌士事為我勸慰，並資啟迪。蓋某誌士自高麗出奔至本，被
其同國人誘赴上海，戕斃於英租界內，由華人將誌士遺骸運往高麗，高麗政府戮屍示懲，而
其找斃誌士之凶徒，則獲重賞並擢高位焉。
    唐口述時，手舞足蹈，意興甚豪。蓋彼以為此次捕予有功，將來中國政府亦必加以重賞
，賜以高位也。
    予問曰：“予殊不解公等何殘忍若是。”
    唐曰：“皇上有命，凡能生致汝或取汝死命者，皇上均當加以不次之賞。”
    予又進逼曰：“君須知高麗誌士之案，即中日開釁之一國。今公等致予於此，或招起極
大之交涉，未可知也。
    將來英政府對於使館中人，不免要求中國政府全數懲治。
    況君為粵人，吾黨之在粵省者甚多，他日必出而為予複仇，豈第君之一身可慮，甚或累
及君之家族，其時君將追悔莫及矣。”
    唐某聞子言，不覺色變，頓易其豪悍之口吻曰：“凡我所為，皆公使之命，我此來不過
為彼此私情計，俾君知前途之危險耳。”
    是夜十二，久鍾時，唐又至吾室，與我談話。
    予曰：“君如真為我友，則將何以援我？”
    唐答曰：“此即我之所以來也，我當竭盡吾力，希望脫君於厄。吾今方令匠人密製二鑰
，一可啟此室之門．一可啟使館之前門，我之所以如此者，因掌鑰者係公使之親隨，絕不肯
授我以鑰也。”
    餘問以出險當在何時？唐答稱：“必須俟諸次日即星期五（按：此時己在禮拜三夜十二
點鍾以後，己為星期四，故所謂次日即星期五）。星期五清晨二點鍾時，我或能乘隙而來，
援君出此羅網，未可知也。”
    當唐辭出時，又告我星期五清晨必來相援，汝可預備雲雲。然唐去後，予仍取片紙，書
數語，俟星期四（即十月十五日）上午授於英仆，乞其密交康德黎先生。及下午，唐又來雲
：“此紙已由英仆逞呈使館，馬凱尼君見之，即向我大肆垢詈，謂不應以使館密謀告汝。是
在吾雖有援救之心，而汝此舉實足破壞吾計劃，未免自誤。”
    子乃問以尚有一線生機否？唐曰：“生機尚未盡絕，但君以後必須依我命而行，切勿再
誤。”
    唐乃勸我致書公使，求其相宵。吾從之，唐立命西仆柯爾取紙筆墨水至，吾請換中國文
具，因上書公使應用漢文，未便做西字也。
    唐曰：“否。英文甚好，因此間大權均操子馬凱尼之手，公使不過坐擁虛名而已。君之
此書，宜弄馬凱尼也。”
    予問書中宜如何寫法？唐曰：“君必須極力表白，謂身係良民，並非亂黨，隻以華官誣
陷至被嫌疑，因親到使館，意在籲求昭雪雲雲。”
    予即在唐某之前，照其授意書成一長函，擱疊既畢，照例應子紙背標明受書人之姓名，
唐乃為予讀馬凱尼姓名之拚法曰：“Sir Halliday Marcartney”。益此時予但知其姓氏之
音為馬凱尼，而猶未知其拚法。既而吾授信子唐，唐懷之而去，此後遂不再見此人之麵矣。
    吾此舉實墮入唐某之好計，可謂愚極。玉書中有親至使館籲求昭雪等語，豈非授以口實
，謂吾之至使館，乃出於自願，而非由誘劫那？雖然，人當陷入深淵之時，苟有毫發可以憑
借者，即不惜攀援以登，初不迫從容審擇，更何能辨其為好偽那？
    唐曾告我，凡我所書各函，均由仆人出首子使館，並未達於諸友。此時吾自思希望已絕
，唯有坐以待斃耳。
    孫中山筆下“自稱唐先生者”就是鄧廷鏗，他是當時的翻譯。
    鄧廷鏗出現，目的是在騙取孫中山“求其相宥”的悔過書，孫中山自承被騙“可謂愚極
”，但是“人當陷入深淵之時，苟有毫發可以憑借者，即不借攀援以登”。他自感無法，隻
好“吾從之”。
“不免一時愚昧”
    吳相湘《孫逸仙先生傳》寫這一悔過書的經過說：
    這是鄧針對孫急切脫險願望，進一步施用這種言語使孫產生恐懼懊悔感。“未免自誤”
就是說已瀕臨絕境。
    但孫追問鄧“尚有一線生機否”？鄧聽到這句話，真是“恰中下懷”。因改以誘惑語態
答複孫：“生機尚未盡絕，但君以後依我命而行，切勿再誤！”
    鄧所謂“依我命而行”，即勸孫“致書公使（龔照璦），求其相宵”。孫先生自述：”
吾從之。鄧立命柯爾取紙筆墨水至。吾請換中國文具，因上書公使自應用漢文，未便做西字
。鄧曰：‘否。英文甚好。因此間大權均操於馬格裏之手，公使不過坐擁虛名而已。君之此
書，宜弄馬格裏。’”
    鄧又進一步指示書翰內容：“君必須極力表白，謂身係良民，並非亂黨。隻以華官誣陷
致被嫌疑，經美時曹往使館請求昭雪，未得晤見，故特來英，親到使館，意在籲求昭雪。”
孫麵對當時殘酷現實，唯有以死裏求生保存此身再困辯正決心，按照鄧所授意寫成一函，摺
疊後，鄧又指示寫上受信人馬格裏的英文姓名。於是鄧滿意地懷挾這一文件離去。
    孫先生在康德黎等援救出險後，是年十一月四日，對英國政府律師陳述：當時所以一切
聽鄧擺布，實因確認這是唯一僅有的一條獲得自由的萬一可能的機會。滿清使館確實是在進
行押解他回國“正法”－如果竟成為事實，對中國革命前途的影響實在非常惡劣。至於手寫
“親至使館籲求昭雪”是絕對不符事實，隻是為求出險，聽從鄧廷鏗授意書寫而已。孫先生
於《倫敦蒙難記》中指陳：
    吾此舉實墮入鄧某之好計，可謂愚極。蓋書中有“親至使館求昭雪”等語，豈非授以口
實：謂吾之至使館，乃出於自願，而非誘劫那？雖然，人當陷入深淵之時，苟有絲毫可以憑
借者，即不惜攀援以登。初不這從容審擇，更何能辨其為好偽那？
    孫先生又進一步說明：
    予之所以惴惴以懼者，目前之生命事小，將來之政體事大。萬一吾果被遞解回國，清政
府必宣示全國：吾之被建回華，實由英政府正式移交。自是以後，中國國事犯將永無在英存
身之地。吾黨一聞此言，必且回想金田（太平）義軍起義之後，清政府實賴英人扶助之力，
始奏凱旋。
    國人又見吾之被逮於英而被戮於華，亦必且以為近日革命事業之失敗，仍出英國相助之
功。自是而吾中華革命主義永無成功之望矣。
    且予在旅館中行李之外，尚有文件若幹。如為中國使館所得，則株連之禍，不知伊子胡
底。幸康德黎夫人能為予預料及此，毅然赴旅館，盡取子書犢，捆載而歸，付之一炬。是其
識力，誠大有造於吾黨也。
    可見孫先生在九死一生之際，仍隨時麵對“曆史鏡子，以吸收教初，引用金玉均及英國
協助清廷打擊太平軍往事。但瀕臨絕望，固不免一時愚昧。孫先生於此反省自責，以資警惕
。因革命工作冒險犯難，隨時有再陷虎口的可能。
吳宗濂“隨軺筆記”
    雖然“倫敦蒙難”的內情已如上述，但是，另一麵的“羅生門”故事，在我們曆史家眼
中，卻也不能不注意。所謂另一麵的“羅生門”故事，就是針對孫中山《倫敦被難記》的吳
宗濂《隨軺筆記）。這部書對洗刷老K的曆史，顯然有決定性的作用。
    《隨軺筆記》是清朝光緒二十六年（一九0一）的出版品，書前廖壽豐的序寫於光緒二
十四年（一八九八）、俞鍾穎的序寫於光緒二十五年（一八九九），內grffiid，卻是光緒
十九年（一八九三）起龔照緩出使英國的事。當時龔照璦以候補三品京堂出使英、法、意、
比四國，需要翻譯人才，乃由安徽巡撫沈仲複推薦，由江蘇嘉定的吳宗濂擔任。吳宗連字挹
清，中華民國成立後，做過駐意大利公使、外交部特派吉林交涉員、一九一八年參議院議員
，他是個通曉洋務的有心人。在他隨龔照璦出使的時候，雖然“派司譯務”，但是也為老龔
寫《起居注》、起草文件等等，這部書的產生，就因此而起。《隨軺筆記》共四卷，分類及
標題如下：
卷一　記程　合肥龔照璦仰蘧鑒定嘉定吳宗濂景　周著
卷二　記事　合肥龔照璦仰蘧鑒定嘉定吳宗濂挹　清編輯
卷三　記聞　合肥龔照璦仰蘧鑒定嘉定吳宗濂挹　清編輯
卷四　記遊　嘉定吳宗濂景周譯纂
    在這書卷二記事中，收有兩篇重要的文字，一篇是《龔星憲計擒孫文致總署總辦公函》
、一篇是《龔星憲計擒粵犯孫文複行釋放緣由》，都是孫中山“倫敦蒙難”當時的記錄和第
二年（一八九九）的追記。這兩篇文字因為是當時駐英使館的內部文件和當事人文件，所以
極富史料價值，並且幫助我們了解非一麵之詞的真相。因為這些文件太珍貴了、太罕見了，
我把全文收在後麵。
    龔星憲計擒孫文致總署總辦公函
    敬密啟者：七月間接楊子通星使函稱：“粵東要犯孫文，謀亂發覺，潛逃赴美。鈞署電
令確查該犯欲往何處，密電敝處，援香港緬甸交犯約代拿”等因，並附錄節略前來。嗣子八
月十九日接通使電稱：“孫文於西九月二十三日由紐約搭輪船至英國梨花埔海口登岸”等語
。當即婉詢英外部，擬援香港及緬甸交犯約，請為代拿）據該部答稱：“二約隻能行於香港
及緬甸，而不能施之他處。設竟代拿，必為刑司駁詰”雲雲。英既不能代拿，敝處遂雇包探
前赴梨花埔，密尾行蹤。該犯於八月二十四日登岸，即日乘火車至倫敦，剪發洋裝，偕行有
二西人與之稔熟，倫敦則有二西醫，一名坎特立、一名門森，曹住香港，與該犯交最厚。前
該犯由粵垣逃至香港，即潛匿坎特立之宅也。
    詎意該犯於九月初四日，改名陳載之，來至使署，詢有無粵人；次日複自來使署，探問
中國情形。按公法，使署即中國之地，彼既肆無忌憚，勢不能不暫行扣留，電請鈞署核示。
迄奉複後，即趕緊購定輪船，擬設法潛送到船，逞解粵省。乃該匪黨以其久不歸寓，疑其必
在使署，日夜在外伺察，意圖截劫，勢難送出。旋據外部私向參讚馬格裏雲：“中英交犯約
經曾前大臣議而未成，刻下既無約可援，如解犯潛過友邦之地，殊與公例未符。”蓋業經孫
黨賄通日報並報知外部也。黨與商允，如該犯回香港，必飭港督嚴察以戢亂謀，並請弟具文
，以憑轉飭照辦。爰於十七日，將該犯釋放，仍派包探密跟，討扣留在署十有三日。
    二十日複奉鈞署巧電，內開香港交犯約指為謀反，輒不肯交，具文外部，宜商律師，具
見堂憲審慮周詳之意，當商據律師哈華托雲：“如以匪人多借香港為謀亂之地，請外部飭香
港地方官概加嚴察而不專指孫文，非特無礙香港交犯約，且可補該約未備之辭。”外部侍郎
山德生亦言：“英不能準匪人借其屬地謀亂友邦。”因即按哈律師言，於二十日照會外部堪
纖蓋係。又查該犯來英意在煽惑，英人固不為所動，即華人除使館各員外．雖有在海口當水
手者數十人，亦無被其誘惑之事，合並附陳。除一切情形節經電達，所有孫文與看管委員鄧
翻譯廷鏗問答節略另錄呈覽，統祈代為回明堂憲為荷（英字第二十一號丙申九月二十九日）。
    附錄鄧翻譯與孫文問答節略
    九月初四民孫文來署，詢：“有無廣東同久特來拜見。”比時翻譯鄧廷鏗出見，問其姓
名，答以“姓陳，號載之”。問其到英何事？答：“前來遊曆，但已遊數日，各處均得其大
概，唯行宮不能任人遊玩，閣下可設法令我一觀其盛否？”鄧雲：“日後當可設法往遊。”
孫問：“英國有廣東人否？”答：“有，均在海口。”孫問：“可帶見否？”答以“可”。
    遂訂翌日同赴海口。此約其次日來署情形也。初五日，孫子早晨十一，點鍾到使署，並
在署早飯，擬赴海口。鄧雲：“兩點鍾方可以去。”即帶見馬參讚，〔馬參讚〕告以曹在曾
文正公幕府。孫雲：“前洪秀全得地之後，何以不能自守？”馬答曰：“凡反叛得地，不善
布置政體，即不能守。”
    孫雲：“中日之役，華兵潰敗如此，實為可慘，殆因不重洋務之故。現今中國重洋務者
，唯李中堂一人而已。如中堂能以西法變華，諒可不致如此。”鄧雲：“爾曹晉謁中堂否？
”孫曰：“去過一次，與羅稷臣相見。據雲中堂不願見我，蓋因改裝剪辮之故。此次中國之
敗，若在別國，必早變民主。”鄧雲：“天下事不必深談，可到別處房間看看。”
    即帶其上第二層摟，順路過隨員李盛鍾臥房，與李相見數語後，即問：“貴省改行西法
，可易辦否？火車鐵路可易通行否？”李答甚難，有山石之阻。孫雲：“我在美國看見山可
穿洞而行。”答：“如果定要開設，不過工本較大耳。”孫轉向鄧曰：“我俟遊遍各國，意
欲往中國各口岸，溯揚子江而上，看中國各地如何局麵。但我現改西裝，未曉內地行走有無
關礙，請明指教。”鄧答：“此事我無把握。”適參讚馬來問鄧譯件，鄧告以在三層樓上，
隨帶孫同往樓上。此時樓上房子已備齊全，引孫入房，馬鄧二員一立在門內，一立在門外，
比孫入房，即將房門閉上，外麵加鎖。馬參讚開口雲：“爾非姓陳，爾之金表內刊孫文二字
，爾定是孫文，現奉欽差之諭，將你扣留，問你在廣東所做何事。現正電告總署，必俟總署
回電，方能放出你。但安住在此房，不做犯人看待，隻不許出門．如要看書，均可取來。”
此將孫文引上摟房扣留之詳細情形也。斯時馬出來鄧進去，問：“你是孫文，號逸仙，再號
帝像，字載之否？”孫低頭不答，唯雲：“可準我國客棧，然後再來，或與人同去否？”
    鄧答：“皆不能準。”初六日早飯，翻譯鄧與之同食，以探其滋事情形。鄧雲：“昨日
將你扣留，此係公事公辦，你以為何如？”孫答：“你係奉公而行，我不怪你。但欽差留我
，有何主意？我昨夜三思，此地乃係英國，欽差在此．斷難致我之罪，否則我亦不自來署。
”鄧雲：“欽差並不定你罪，竊恐你來署，將署中公事在外誤傳，故扣留也。”孫雲：“雖
可扣留，實不濟事。欽差在英無辦犯之權，中國與英國又無交犯之約，我早查明，然後敢來
。昨夜細想，欽差唯有密租船隻，將我困在囚籠，私解回粵而已，其餘則無別法。”
    鄧雲：“絕無此事，且你亦通英語，即困籠中，亦可求救。”
    孫雲：“倘或將我之口閉塞，無從求救。不過我已入美籍，美國得知，亦是不了。”鄧
雲：“你在美國生長那？且華人不能入籍。我曾在金山多年，亦稍知美例。”孫不答，以病
告求醫，鄧答：“代回欽差即問你在廣東謀反，因事不密，被人先覺，以致不成，是否屬實
？”孫答：“我雖有大誌，而時尚未至，唯廣東有一富人，欲謀是事，被我阻之。”鄧雲：
    “何不同謀，反阻何故？”孫雲：“他是為己，我是為民。”鄧雲：“請將為己為民四
字明白告我。”孫雲：“他之為己，欲得天下自專其利；我之為民，不過設議院變政治。但
中國百姓不靈，時尚未至。故現在未便即行。蓋該富人不知審時，我所以阻之也。我素重西
學，深洋習，欲將中國格外振興，喜在廣報上發議論，此我謀反之是非所由起也。”
    初八日，鄧又與孫談，並以話引話，冀得實據，鄧雲：“我以公事扣你，若論私情，你
我同鄉，如有黑白不分，被人欺你之處，何妨將此事細微曲折，一一告我。倘有一線可原之
路，我亦可念同鄉之誼，代求欽差，為你中雪。你亦可回籍，再謀生業。況廣東近事，我亦
略知，且聽你說看，與人言合否？”孫雲：“事可明言，但不知欽差願意排解否？”鄧雲：
“欽差最喜替人申冤，隻要將實情說出，我必竭力代求。”孫即跪下，叩頭流淚雲：“如事
能直，恩同再造，感德不忘。”鄧雲：“請說，不可亂言。”孫雲：“我是孫文，非陳姓也
。號逸仙，再號帝像，此號是母所名，因我母向日奉關帝像，生平信佛，取號帝像者，望我
將來像關帝耳。載之二字係由成語文以載道而來，並無別情。向在廣東洗基設西醫局，因治
病有效，常與紳士來往，其時北京開強學會，我在省設農學會，總會在廂門底，分會在鹹蝦
欄，凡入會者，將姓名籍貫登簿，當發憑票一紙，交其人收執，曾托尚書羅椒生之侄羅古香
向前撫台馬說情，請其批準開辦。
    因撫台病後，遷延未批，而農學會早先開辦不過教民種植，意欲開墾清遠縣之荒田，此
田係會中所置，以為如有成效，即可將廣東官地一並開墾。入會者有紳士、船主。
    同文館學生等人。不料前年九月初八九左右，李家焯忽然帶勇前來，將總會分會一概查
封，在總會查出名冊一本，分會查出鐵鍋二個、大斧多張，並拿去會友數名。其中有一姓陸
者，本係蠶師，過堂苦打，強逼成招，已被正法，其餘尚在獄中。所可恨者，紳士如羅古香
等，則不敢拿，鎮濤、廣丙兩船主托人取保出去；而事亦了。周文館學生因是旗籍，亦置不
問。獨以我為首，專意拿我。且三天之後，又聞有西門丁泥六桶，內係洋槍，由香港付至農
學會，亦被李家焯拿住，以為我謀反之據。又在火船拿獲散勇五十餘名，作為我之黨羽。後
訊知是台灣散勇，因有二人因別案與陸姓同罪，其餘均由總督給資回籍，此非謀反之黨羽，
可立明也。查香港買洋槍，非由的保不賣，若往香港，一查便知虛實。此係李家焯私買廢槍
以坐我罪也。且我暫避藩署，一經事發，方將托人與陸設法，不料他一見刑具，即妄招認，
無可挽回。倘有軍火，何難電阻，三天後寄來，又誰收誰用耶？”鄧雲：“李家焯何故與你
為仇？”孫雲：”他之仇我因機房之事也。緣他部下勇丁直入機房搶絲，被人捉住，李家焯
得知，派勇奪回，隨往撫轅控告以不服稽查、挾製官長為辭。有人求我替機房定計，與李互
訟，李知事敗，以故仇我，即借農學會以控我，指為暗藏三合會，有謀反之舉。我之誤處誤
在專講西學，即以西國之規，行於中國。所有中國忌禁，概不得知。故有今日之禍。”鄧雲
：“前日所說富人，何妨明說？”孫雲：“謀反之事，我實無之，前日說有人商之於我，意
圖謀反，此人係廣東大紳曾中進士並且大富姓某名某是也（按：此人近頗為當道倚重，或係
孫之妄扳，故刪其姓名）。我行醫時，素與紳士往來，唯他尤為親密，平時互發議論，以為
即是國計民生之道，隻知洋務亟宜講求，所說之話，他甚為然。以我之才幹，可當重任。故
於中日相接莫解之時，專函請我回廣東相商要事。我在香港得信即回，見他，他曰：‘我有
密事告你，萬勿宣揚。’乃述其夢雲：‘我身穿龍袍，位登九五，我弟叩頭賀喜，故請你商
量，何以助我？’我即問曰：
    “你有錢多少？’他答曰：‘我本人有數百萬兩，且我承充閑姓，揭曉後始派彩紅，現
存我手將近千萬，如立行謀事，此款可以動用，遲則失此機會。’我又問：‘有人馬多少？
’他雲：‘我有法可招四萬之眾。’我答雲：‘凡謀事者，必要先通在上位之人，方得有濟
。爾於政府，能通聲氣否？’他不能應。況他之品行最低，無事不作，聲名狼藉，我早盡知
，他之所謀，隻知自利，並無為民之意，我故卻之，決其不能成事也。他寄我之函，的係親
筆，雖未將謀反之言說出，其暗指此事，可以意會之詞，亦可為證。是欲謀反者是他，而非
我也。乃李家焯故意張大其詞，以重我罪，藩署官場中人及紳士等，均有意替我申雪，因事
關重大，不敢幹預，即遞公呈代辦亦恐無濟。其時製台派兵搜查，我由藩署坐轎而出，直至
火船，逕赴香港，幸無人知此，我真有莫白之冤也！李家焯此次害我，不獨家散人亡，我所
有田地均已被封，不知尚能複見天日，得雪此恨否？況我曾上稟請設內河輪船公司，已蒙張
香帥批準，不遇此事，我早往上海開辦矣。李家焯之害我，其毒無窮，自我避往香港之後，
去年又造謠言說我私買軍火，在外國招募洋匠五千，進攻粵省。我不得已，潛往各國遊曆，
及抵英國，我所往各處均係遊玩之所，凡製造軍火各廠，我概未去，此亦可見我非有謀反之
事也。萬望欽差代為申雪，俾得回國，另謀事業，斷不敢再行為亂。況中國近來頗講洋務，
我意中主意甚多，不難致富，又何必行險那？你果念同鄉之誼，還當代我力求欽差。”右
（豎排之說——編者）口供係以話引話而得，看其情形，實在善為粉飾一麵之詞，無人作證
，據情照錄，虛實難分。但觀其放出之後，絕無求白之意，可見絕非安分者流。翻譯鄧廷鏗
謹呈。又參讚馬格裏探據久住香港之西人雲：“孫文於光緒二十年秋冬間，在香港雇人五百
名，到廣東擬先計困廣東總督子機琢局，然後滋事。孰意事機漏泄，敗子垂成。廣督閉城搜
拿，孫則匿在藩署。嗣由其黨用籮筐將伊由城牆墜下，逃往香港”等語，合並附陳。
    龔星憲計擒粵犯孫文複行釋放緣由
    光緒二十二年七月，準出使美日秘大臣楊子通星使函稱：“粵東要犯孫文，謀亂發覺，
潛逃赴美，奉總督電令確查該犯行蹤，並飭電知龔星使援香港緬甸交犯約轉懇英國代拿”等
因，並附節略，敘其麵貌年歲籍貫。八月十九日，複準通使電稱：“孫文於西九月二十三日
即華八月十七日，由紐約搭船至英國梨花埔海口登岸”等語，時星使臥病已久，神誌甚清，
當遣參讚馬格裏婉詢英外部，擬援香港及緬甸交犯約，請拿該犯。外部答以二約隻能行於香
港緬甸，不能施之他處，“設竟代拿，必為刑司駁阻。
    星使之猶子仙舟司馬（心湛）乃雇包探赴梨花埔守侯。旋據該探密報：孫文剪發作洋裝
，於八月二十四日登岸，即日乘火車至倫敦，下榻客店，有二西人隨行。九月初四日，孫文
行經使署之門，遇學生宋芝田，詢其有無粵人在署，宋曰：“有之。”孫即請見，乃進署門
入。廳事英文四等翻譯官鄧琴齊刺史（廷鏗），粵產也，遂與接談，該犯以異地遇同鄉，分
外愜意。自言姓陳號載於，繼出金表，以觀時刻，刺史索觀，則鐫有英文拚切於孫字，刺史
恍然，然不動聲色。孫約翌日再來，同赴海口探望粵商，刺史欣諾。
    孫既去，急密告仙舟，轉稟星使。星使與馬格裏、王鵬九兩參讚密商辦法，皆曰：“可
拿。”初五日午前，孫果貿貿然來，飯後，鄧刺史請孫登樓，先至首層，觀星憲於會客廳。
    簽押房；繼至二層，入李琴伯明府（盛鍾）臥房，坐談良久。
    適馬參讚到，刺史遂告孫曰：“君能更上一層摟，往顧弟房乎？”孫曰：“甚好。”遂
隨刺史拾級而升，馬參讚在前引導，先人預備於空房內，做開門待客狀，鄧指曰：“此即弟
房，請君先進。”孫剛涉足，錯愕間，馬參讚即將房門關閉。告曰：“奉有總署及駐美楊子
通星使密電，捉拿要犯孫文，爾即是也，既經到此，請暫留一日一夜，靜候總署回電。”孫
見已識破，無可如何，唯唯應命。星使遂飭鄧刺史，武舟車煥章、謝邦清，造炮學生宋芝田
及洋仆二名，日夜輪守。
    初七日，接總署回電，力囑慎密辦理，不可為英所知，致被反噬，應如何措手，悉聽主
裁。初八日，星使囑宗濂代擬電稿，言唯有專雇一船，逕解粵省，否則隻可釋放，派探密跟
，窮其所往，請示隻遵。此電去後，總署無複。十三日，星使又發電雲：“釋放宜早，免有
痕跡。”仍無複電，時署外已有人日夜守伺。十六民英國格羅孛夜報忽刊其事，不直使署所
為，他報訪事人接踵來訪，鄧刺史力辯其無，馬參讚直認不諱。翌晨各報刊布，指為使署拐
騙監禁，嘩然而起，甚有以使署房屋繪為圖畫者，亦有以此事標題特印大字告白兜銷報章者
，使署門口，自朝至於日中昃，聚眾至百數。英外部沙侯聞此消息，即柬請馬參讚去，婉告
曰：“中英交犯約，經曹前大臣議而未成，刻既無約可援，如解犯潛過英地，殊與公例不符
，宜將孫文即日開釋。”馬參讚諾諾連聲而退，急即回稟星使，不移時而外部總辦及巡捕頭
果皆戾止，索領孫文。馬參贅遂將孫文放出，交該總辦及巡捕頭由後門坐車而去，蓋避前門
聚觀於眾也。
    是夜各報刻有孫文對答之辭，殊形荒謬，據謂鄧刺史告以擬將其裝入箱中運至船上，或
先行毒死解華戮屍，此蓋該犯臆造，借以駭人聽聞也。西國久無此等刑法，見此數語，益笑
中國於教化毫無。十八日，接總署發電，內稱：
    “雇船解粵甚是，需款六千餘鎊即令匯豐撥解”等因，惜其時孫文已為英廷索去，無可
挽回，當即據實電複。十九日．仙舟接短工洋仆查耳時來信，內言孫文起初幾次著伊送信，
優給金錢，伊皆一律繳呈馬格裏爵參讚，未得分毫獎賞。嗣孫複許酬英金五百鎊送一密信，
並囑其事後離開使署，隨孫度日。故伊甘冒不法，以洋信密報孫友坎特立及門森兩英醫。兩
英醫因即在外設法派人伺守，並報外部及巡捕房，各報聞於，遂亦附和做不平鳴，致貴署不
能不將孫文釋放，曷勝悵悵。馬爵參讚當時曾經恫嚇，謂如有走漏風聲者，當送官嚴辦，餘
是以照實供凡聽候懲治雲雲。仙舟司馬以此信示馬參讚，馬參讚允計可施，徒形憤憤。各報
議論紛如，痛斥馬參讚及中國使署者又數日，而孫則致函日報，遍謝英廷、英報、英民，文
過飾非，傾動眾聽。英國議紳於不明事理者，且舉以詰責政府，擬請勒令使館不得再用馬格
裏，幸沙侯相顧全大體，片言解紛，星使又無所聞見，得以怡然養屙，更幸英外部允照星憲
照會中所請各節，移知香港總督，嚴查不法，以戢亂謀，而杜後患。即日由星憲谘報總署，
此案遂結。然傳遞密信於奸仆，以孫文所酬隻有英金二十五鎊，控諸刑司，又不得直，至今
迄不甘服。孫逆亦以港督懸有厲禁，不敢回華，以身試法，故輾轉竄匿，瀾跡東贏，而我中
國東南半壁，即借此得以濫安，則我星憲龔公於一紙公文，保全者誠大而遠哉！粵民有知，
尚其鑄像以記也可。時光緒二十五年八月，嘉定吳宗濂追識於漢皋鐵路局於牟隱廬。
孫中山下跪
    根據以上這絕無僅有的曆史記錄裏，我們可以驚訝地發現，在孫中山和國民黨禦用史家
的一麵之詞之外，至少有這些翻案的大內幕：
    一、清廷中國使館扣留孫中山，是因為孫中山居然敢“改名陳載之”到使館來，使館”
即中國之地，彼既肆無忌憚，勢不能不暫行扣留”。因此，事件是偶發的，不是設計的。孫
中山是自投羅網，中國使館並沒把他半推半就式地弄進來。
    二、孫中山在使館時，留下了重要的“口供”，就是“鄧翻譯與孫文問答節略”，透露
不為人知的內幕極多。孫中山進入使館，原因是跑去問“有無廣東同鄉，特來拜見”，又”
以異地遇同鄉，分外愜意”。他前來英國遊曆，但無法進入皇宮參觀，想托使館幫忙，“設
法令我一觀其盛。”
    三、“倫敦蒙難”的當天，孫中山且在使館吃早餐，以便飯後一起到“海口”去“帶見
”廣東人、“探望粵商”．他完全沒有警覺與防範。
    四、早餐吃過後，孫中山與“馬參讚”聊天，談到他去見李鴻章，但“與羅稷臣相見，
據雲中堂不願見我，蓋因改裝剪辮之故”。可證國民黨宣傳孫中山見了李鴻章，是亂蓋的。
胡去非在《孫中山先生傳》中說孫中山“至北京時，冒險謁李鴻章，密陳北京政府之橫暴腐
敗，革命之不可緩，議論雄快。李謝之曰：‘今日之革命，餘亦知其不可已；然餘年七十有
九，精力既衰，斷不能大有為，幸君努力為之，中國前途，唯君等是賴，餘必為君後援’雲
雲（見時事新報館編《中國革命記革命黨小傳》）。吳稚暉編年係‘別傳’雲，中日交戰前
，先生由湖南出揚子江口，由海路入北京，深夜冒險晤李鴻章於私邸，陳說大計，勸李革命
。李以年耄辭”等等，都是鬼話。
    五、孫中山自一樓上二樓上三樓，直到被關進加鎖的房子，是逐層參觀而上，都沒有被
強迫情事。並且要他“安住此房，不做犯人看待，隻不許出門，如要看書，均可取來”。
    六、日夜看守孫中山的是“鄧刺史（廷鏗）、武弁車煥章、謝邦清、造炮學生宋芝田及
洋仆二名”。
    七、第二天清早，鄧廷鏗陪孫中山早餐，孫中山說：“此地乃係英國，欽差在此，斷難
致我之罪。”正因為他相信奈何不了他，所以他才敢來使館，“否則我亦不自來署。”
    八、孫中山提到他“已入美籍”，是美國人，“美國得知”會提出幹涉。鄧廷鏗卻說”
華人不能入籍”，說：“我曾在〔舊〕金山多年，亦稍知美例。”因而不予相信。
    九、孫中山提到“廣東有一富人”要謀反，“該富人不知審時，我所以阻之也。”“欲
謀反者是他，而非我也。”但據清廷官吏看法，這位“當道倚重”的富人，是被孫中山“妄
扳”的。
    十、孫中山被關後的第四天（十月十四、舊曆九月初八）的談話，最重要。當鄧廷鏗表
示如有委曲，何妨一說，“倘有一線可原〔諒〕之路，我亦可念同鄉之誼，代求欽差，為你
申雪。”你也可回到家鄉，“再謀生業”。並告訴他我鄧某人也有情報，並非全不知情，你
且說說看，看看與情報合不合，以證明是否“輸誠”。孫中山遂說：“事可明言，但不知欽
差願意排解否？”鄧廷鏗說：“欽差最喜替人申冤，隻要將實情說出，我必竭力代求。”
    於是孫中山“即跪下，叩頭流淚雲：‘如事能直，恩同再造，感德不忘’”。
    十一、“國父年譜”中說孫中山“幼名帝像”，他對鄧廷鏗道出這一命名原委是：“再
號帝像，此號是母所名，因我母向日奉關帝像，生平信佛，取號帝像者，望我將來像關帝耳
。”此一聲明，顯然表示並無在人間稱帝為王之意。
    十二、孫中山透露“其中有一姓陸者（陸皓東），本係蠶師，過堂苦打，強逼成招”，
成了叛亂犯，“已被正法”，這是冤枉的。
    因為孫中山組織“農學會”，雖然未得官方批準，（今日“內政部長”吳伯雄聽著：孫
中山在專製時代，尚有未經官方批準即行結社的自由！並且該“農學會”成立於民國以前，
故照你的王八蛋邏輯，至今猶可無須登記而存在也！）但該會“不過教民種植，意欲開墾清
遠縣之荒田”而已，並沒有謀反，“謀反之事，我實無之。”“我真有莫白之冤也。”他們
實在是遭到了嫁禍與迫害，是被誣為革命黨的。被誣以後，陸皓東“一見刑具，即妄招認”
，以致“無可挽回”。這一說法，與今天的國民黨革命史南轅北轍，並且根本否定了陸皓東
的革命性。
    十三、孫中山對鄧廷鏗說：“萬望欽差，代為申雪，俾得回國，另謀事業，斷不敢再行
為亂〔注十五〕。”
    十四、孫中山對外國報紙說使館中人說要把他“先行毒死，解華戮屍”的事，《隨軺筆
記》透露“此蓋該犯臆造，借以駭人聽聞也”。
    十五、孫中山《倫敦被難記》中說他對使館中英國仆人柯爾（George Cole）曉以大義
，請他帶信，隻是“酬以二十鎊”〔注十六〕。
    據陳少白《興中會革命史要》中說：“再當時柯爾答應救孫中山先生的時候，孫先生除
了把身上所有的錢給他，還允許他將來出去之後，再要酬報他，所以後來康德黎博士介紹孫
先生到處演說請大家幫助，所捐到的幾百英鎊，也統統送給柯爾。柯爾為了這事，早已被使
館辭退了。”可見在“二十鎊”外，別有承諾。據吳相湘《海外新見中國現代史史料》
（《中國現代史叢刊》第一冊），在英國政府檔案中，得知柯爾“承認孫允許給予一千鎊之
酬勞金並且立即付給二十鎊”。足證《隨軺筆記》所述，並非空穴來風。《隨軺筆記》中說
：“十九日，仙舟接短工洋仆查耳時來信，內言孫文起初幾次著伊送信，優給金錢，伊皆一
律繳呈馬格裏爵參讚，未得分毫獎賞。嗣孫複許酬英金五百鎊送一密信，並囑其事後離開使
署，隨孫度日，故伊甘冒不法，以洋信密報孫友坎特立及門森兩英醫。兩英醫因即在外設法
派人伺守，並報外部及巡捕房，各報聞之，遂亦附和做不平嗚，致貴署不能不將孫文釋放，
曷勝悵悵。馬爵參讚當時曾經恫嚇，謂如有走漏風聲者，當送官嚴辦，餘是以照實供明，聽
候懲治雲雲。仙舟司馬以此信示馬參讚，馬參讚無計可施，徒形憤憤。……然傳遞密信之好
仆，以孫文所酬隻有英金二十五鎊，控諸刑司，又不得直，至今迄不甘服。”這一內幕，也
極為有趣。
    以上所寫倫敦蒙難的一些“羅生門”〔注十七〕，足見我們多年來，主國民黨一麵之詞
的宣傳下所得的印象，實不足憑。現在史料的陸續出現，證明孫中山《倫敦被難記》所說，
也不無錯誤〔注十八〕。我們在研究這一問題的時候，實在該注意別上國民黨溝大當才好
〔注十九〕。
           一九八四年十二月十五日午
    ----------
    〔注一〕Haxelles　Hotel。
    〔注二〕Sir James　Cantlie。
    〔注三〕《國父年譜》：“康氏夫婦招待甚殷，並為覓居附近之葛蘭法學協會場
（Gray's　Inn　Place）八號寶勒特小姐（Miss Pollard）開設之私人公寓（Boarding
Home）。翌日，攜先生遷往。”
    〔注四〕Dr.Patrick Manson。
    〔注五〕即芝加哥。
    〔注六〕即李鴻章。
    〔注七〕杞憂公子是鄭觀應，不是孫中山。
    〔注八〕原文：“中國民人因犯法逃在香港或潛往英國船中者，中國官照會英國官訪查
嚴拿，查明實係罪犯，即行交出。通商各口但有中國犯罪民人潛匿英船中房屋，一經中國官
員照會，領事官即行交出，不得隱匿袒庇。”
    〔注九〕原文：”英國之民有犯罪逃至中國地界者，一經行文請交逃犯，兩國即應設法
查拿，查有可信其為犯罪之據，交與索犯之官。行文將交逃犯之意，係言無論兩國何官，隻
要有官印關防便可行文請交；此種請交逃犯之文書，亦可行於犯罪逃往之地最近之邊界官。”
    〔注十〕“竇使”是英國駐華公使竇納樂（Sir　Claude　MacDenald）．恐怕他得知後
打電報，英國政府會幹涉也。《隨軺筆記》卷二有《龔星憲論英國駐華新使致總署總辦公
函》，說：“該使姓竇乃樂，名克羅特，係蘇格蘭之世族。其父曾任陸軍提督，而渠亦行伍
出身，年約四十餘歲，初次膺使臣之職，沙外部立意欲將駐華公使一缺，以素未奉使之人補
授，似別有深意焉。渠在英國陸軍中職如中國之都司，光緒三年，曾赴香港，隨營小駐，繼
而英平埃及叛黨之亂，與敵戰於石勒甘蒲，功績卓著。自光緒八年以後，曆辦阿非利加事務
，因轉用丈職。
    人甚精明，頗願學習中國語言。”“沙外部”是指英國外相沙裏斯伯侯爵（Lord
Salisbury）。
    〔注十一〕以上文件都根據王寵惠《總理倫敦蒙難史料），一九三0年上海《建國月
刊》第三卷第五期。王寵惠原記：“民國十八年十月，寵惠有事於國際法庭，道出英倫，於
我國使館中，得閱昔年館中所存總理被難時文牒，亟錄一份，攜之回國，並摘其於黨史有關
，足為參考資料者，發表於建國月刊中，以供同誌研覽。”
    〔注十二〕馬格裏係據史館檔中呈報的正式譯名，《倫敦被難記》中做“馬凱尼”，當
“名從主人”改正。
    〔注十三〕“司賴特偵探社”原文是Slateis　Detective Agency。見羅家倫《中山先
生倫敦蒙難史料考訂》。
    〔注十四〕吳相湘在《影印本前》）裏說：
    按羅家倫編撰《中山先生倫敦蒙難史料考訂），是羅君自詡史學成名之作。民國四十六
年羅君主編《國父年譜初稿》中於倫敦蒙難仍多從“考訂”之說。但以今看來：實在是一無
可原諒的謬誤。
    原來自孫先生蒙難事件發生，英國外部之所以采取幹涉態度。
    即在清使館非法使用管轄權違反孫先生本人意旨而加以誘拐。清使館所持以辯護的理由
則謂：孫在被幽禁之先一日曾到過憎使館。
    即被禁當日亦彼個人自動前來。這一論調正式形之文字，首見於一八九六年十月二十四
日清使館參讚馬格裏致倫敦泰晤士報投函中；其後包齊“馬格裏傳”（The　Life of　Sir　
Halliday　Macartney by D.C.Boulger）采錄此函。清使館隨員吳宗濂歸國後梓行《隨軺筆
記》，著意描述被禁先一日孫先生與使館學生宋芝田的談話，用意正複相同：企圖脫卸誘拐
責任。
    民國四十八年十月，筆者幸有機會遊倫敦並獲閱英國外交部檔案：F.O.1718《英國領土
內之中國革命黨》，副題即“kidinapping of　Sun　Yat-sen by Chinese Legation”，其
中一八九六年十一月十六日英外部印行之機密文件（據以編印於原始文件亦存同檔），第一
附件即討論孫先生是否曾先一日至清使館一問題；因為這是此一事件是非的主要關鍵，也是
英國政府能否采取幹涉態度的重要樞紐。
    英內務部司法人員因為馬格裏堅持孫先生曾先一日至清使館的論調；孫先生則矢口否認
，其他人證又均予支持；故再三詳細調查審問有關人證，雖以未能至清使館調查為憾（事實
上曾與清使館主謀之馬格裏談話多次），但綜合詳勘反複推敲各種可能後的結論，認定孫先
生的說法是真實的（Having　found Sun　truthful on Material Points）。就是說：孫先
生在被誘禁前一日未曾到過清使館，他完全是被誘拐入內的。英外部這一專檔題名開宗明義
著明“kidnaping”，可說正名綜實（詳見正中書局印行《中回現代支叢刊》第一冊拙撰
《海外聽見中國現代史史料》）。
    但令人詫異的是：羅家倫編國父年譜（上冊六七頁）竟著明：孫先生”先一日並曾行經
清使館，邀學生宋芝田……詢以館中有無粵人？欲向其宣傳革命大義，宋答有。先生進入晤
鄧廷鏗……相約次日再來……是日（十月十一日）上午，先生果至……”。這是很明白地指
出：孫先生曾兩次進入清使館，並且都是根據自己的意思！
    而不是“被誘拐”！這不僅與上述英國檔案紀錄完全不符（上文曾指明：英政府於此曾
特別注意審慎，有事實根據判定為“誘拐、後才采取幹涉行動），也與孫先生早經發表的
《倫敦被難記》背道而馳。——然而羅家倫編《國父年譜》注腳竟指明是根據孫先生《倫敦
被難記》及羅著《中山先生倫敦蒙難史料考訂》所引清使館密檔。
    就是說國父年譜這一段記載是揉合孫先生和清吏兩方完全對立的說詞而成的。
    任何一具備史學訓練粗淺知識的人都知道：處理兩種對立立場的說詞，應盡可能尋找旁
證來判斷是非；萬不得已，無第三方麵資料可據則唯有存疑；絕對不能揉合兩方對立見解而
成“中庸之道”。尤其是這一事例，英政府既采取幹涉態度，清吏之詭辯不足采信，已昭然
著揭；這一段記載，遵依《倫敦彼難記》說詞，更為義不容辭之責任。然而其所主編之《國
父年譜》中竟出現揉合兩說的怪特現象，而又自作聰明擅加“蓋欲向其宣傳革命大義”一語
以為揉合的媒介。但這一語句不僅不見子孫先生之《倫敦被難記》（吳宗濂《隨軺筆記》有
孫與宋芝田對話，但《國父年譜》注腳未著錄，故今不采）．並且與《倫敦彼難記》原文精
神完全背道而馳，更出乎一般情理之外）這一“揉合”真是匪夷所恩。中國現代史——中華
民國史的研究成績迄不顯著，這些自詡“成名之作”具有“劣市驅逐良市”的作用，實在是
主要原因，怎能不令人感慨係之！
    國民黨禦用文人羅剛寫《羅編國父年譜糾謬》．根據吳相湘說，又杠上開花曰：“本條
記事，在綱文雖書被‘誘禁’，但在目文中則言國父係自投羅網。如雲：‘先生遂入晤鄧廷
鏗，自言為陳載之，晤談甚愜，相約次日再來。……是日上午，先生果至，……迨既入門，
被引至一室。’此與國父倫敦被難記所述被‘誘禁’，完全不同，亦為對國父自述之翻案。
”羅剛又說：“何況國義之為人，正如吳敬恒所言，‘品格自然偉大’，其一生言行，皓若
天日，為天下所共曉，……《國父年譜》使全黨所共仰之總理，全國所共仰之國父，蒙受
‘誑言’之嫌。”其實吳相湘、羅剛的論證都不能成立。最大的錯誤在他們把孫中山主動入
使館和入使館後被扣留弄成一件事。使館扣留孫中山固係濫用外交特權，是違法的，但孫中
山在扣留以前的行為，卻不能記在駐英公使他們賬上。馬格裏在十月二十四日致函泰晤士報
，說：“孫逸仙之至使館，係出己意，且為使館中人所不料。其初之來在星期六（十月十
日），二次之來在星期日（十月十一日）。治國際法學者對於孫逸仙被清使館拘留一節，無
論做何評論抱何見解，然必先知本來並無誘騙。即其來使館時，亦並未嚐施以強力或欺詐，
此為本案之事實，而亦至可憑信者也。”這些話是可信的。孫中山的到使館，的確“為使館
中人所不料”．但一旦他進了使館，“使館中人”自然就要“計擒”他了。“誘拐”也。”
kidnapping”也，均從此處方行開始、自此方行非法，以前並無不法也。吳相湘是博學多聞
的史學家，他當然知道陳少白《興中會革命史要》、鄧慕韓《孫中山先生傳記》、馮自由
《革命逸史》中的話，他知道卻把賬算在羅家倫頭上而加以撻伐，就真令我們不解了！
    〔注十五〕“斷不敢再行為亂”自是表示悔意。孫中山後有致香港道濟會堂區鳳墀書，
說：“初六、七日內，無人知覺，弟身在牢中，自分必死，無再生之望，窮則呼天，痛癢則
呼父母，人之情也。弟此時唯有痛心懺悔，懇切祈禱而已。一連六七比日夜不絕祈禱，愈祈
愈切。至第七日，心中忽然安慰，全無憂色，不期然而然，自雲此祈禱有應，蒙神施恩矣。
”信中說“痛心懺悔”，想是自悔幹上此行耳！
    〔注十六〕《倫敦被難記》：“及星期五（十月十六日）上午，予祈禱既畢，起立後，
覺心神一舒，一若所禱者已上達天聽，因決計再盡人力，俟英仆柯爾來，又向之哀求脫險。
予向柯爾曰：‘君能為我盡力乎？，柯爾反詰我曰：‘君為如何人也？’吾曰：‘吾為中國
之國事犯而出亡於海外者。’柯爾於國事犯之名稱，若未能領會。予乃問其嚐聞阿美尼亞人
之曆史否？柯爾點頭。予遂迎機利導，告以中國皇帝之欲殺我。
    猶土耳其蘇丹之欲殺阿美尼亞人，土耳其蘇丹之所疾視者，乃阿美尼亞之基督徒，故欲
聚而殺之。中國皇帝之所疾視者，為中國之基督徒，故欲捕而殺之。吾即中國基督徒之一，
且曾盡力以謀政治之改革者。凡英國人民鹹表同情於阿美尼亞人，故吾之生平及目前狀況，
苟為英國人所知，則其表同情於我，可不言而可決也。柯爾雲：‘不識英政府亦肯援否？’
予曰：‘英政府之樂於相助，無待贅言。
    不然中國使館隻須明告英政府請其捕我，而交與中國可也。又何必幽禁於斯，且恐外人
聞之，加以扃钁那？’吾更進迫之曰：‘吾之生命，實懸君手。君若能以此事聞於外，則吾
命獲全。否則予唯有束手受縛，任其殺戮耳。君試思救人於死與致人於死，其善惡之相去幾
何？又試思吾人盡職於上帝為重乎？抑盡職於雇主為重乎？更試思保全正直無私之英政府為
重乎？抑袒助腐敗之中國政府為重乎？請三思之！並望於下次相見時，以君之決心示我！’
翌晨，柯爾取煤來，投煤爐後，複以手微指煤簍。予見其所指者為一紙，不覺中心跳蕩不已
，蓋吾之生死，全賴此片紙所書也。及柯爾既出，急取而讀之，其詞曰：‘吾當為君遞書於
君友，唯君書時切勿據案而坐，因監守者伺察極嚴，得於鑰中窺見君之所為，幸君伏於臥榻
書之為要。’予於是臥伏榻上，取出名片一紙，麵壁疾書，致康德黎君。
    晌午，柯爾複來，取是書去，予酬以二十鎊，自此而予囊罄矣。既而柯爾又持煤簍至，
以目示意，予待其去後，急搜煤簍，得一紙，讀之，大喜過望。其詞曰：‘勉之！毋自餒！
吾政府正為君盡力，不日即可見釋。’因此予知祈禱之誠，果能上違於天，而上帝固默加嗬
護也。
    計自被逮後，衣未嚐解帶夜未嚐安睡，至此始得酣眠，及旦而醒。”
    〔注十七〕當然還有別的“羅生門”，不過太荒謬了。吳相湘《孫逸仙先生傳》有注如
下：“又葉夏聲述：國父民初革命紀略書內三處述及一中國仆役‘燕人趙升夫婦數數窺之門
隙。國父適擬遺書英友康德黎，投置牖外．趙升慨然拾而代致之，遂終獲救而得釋’（第一
0頁）。又記孫先生雲：‘翌日晨起，餘以身畔之筆，正就致餘英友康德黎一紙，乘仆從在
門外灑掃之際，啟窗投之玻璃屋頂之上。少時似有拾者，無何，有男子口操北方語者，隔門
與餘語……先生之函，小的願為致之貴友。’‘館仆趙姓，夫婦同傭，唯當時切矚勿泄，以
全首領。故民國前十年間，無以為報。民國成立，則趙傭亦失所蹤矣，此餘所常引為遺憾者
也。’（第一八二－一八三頁）又雲：‘幸館中北方侍役趙某夫婦，頗具同情。（孫）總理
乃為書致英友，而自鐵窗中投諸玻璃頂篷上，趙某灑掃得之，為齎函致英友，始震動輿論，
而卒出於險。’（第一八七頁）比照柯爾陳述有中國仆人Chow拾得孫書字條事。Chow與趙
音相近。可能即指趙。但字條立即被柯爾搶去送呈馬格裏，並無轉送康德黎之事。孫先生幽
禁室內，自不明其後真相。且趙隔門相語，也少可能性，因除中英仆人兩人監守外，中國武
弁隨時巡視，趙如敢如此作為，早被解回國處刑矣。葉夏聲記錄孫先生所言與《倫敦蒙難
記》完全不符，殆事後得之傳聞，不是當時真相，今錄之以供異聞耳。”
    〔注十八〕如孫中山說“柯爾之妻尤為盡力”，不知此乃霍維太太（Mrs.Howe），非”
柯爾之妻”也。據吳相湘《海外新見中國現代史史料》：
    “孫蒙難後之能獲釋，消息外泄於康德黎是一重要關鍵。據上述檔卷中是年十月二十二
日（孫尚未獲釋）康德黎在高等法庭（HighCourt　of Justice）證詞：十月十五日，康遇
孫所居留之葛蘭旅店之波奈爾女士（Miss　Pollard）言：孫自十一日來，四日未回旅店不
知去向，即已關切之至；至十六日夜，康家信箱內忽有一未簽名信言其中國友人被禁清使館
，康乃報警。這一寄發未簽名信予康氏者為何人？不僅為一有興趣問題，並且是重要關鍵所
在。孫中山自撰《倫敦蒙難記》謂為使館英仆柯爾之妻，今黨史會刊行之國父年譜（上冊頁
七三－七四）考訂說不是柯爾之妻，乃女管家霍太太，但究竟是何處的女管家‘尚待考’。
現就上述專檔確知道一女管家即倫敦清使館的管家婦霍維大太（Mrs.Howe）。並且據檔卷中
柯爾證辭：孫被禁後，馬格裏即囑其小心看管，如孫托其傳遞任何消息，應即報告，每次必
予獎金一鎊。柯爾均遵行，故孫兩次托致信康，柯爾均呈馬而獲獎金，嗣經孫苦求，十月十
六日，柯爾偶與女管家霍維太太言及，霍維太太極力鼓勵其傳信，柯爾之意乃決。翌日遂將
孫之名片遞送康家。但當晚康家卻發現有一未簽名之信函報告此事。柯爾證辭說：他不能確
知更不能確言此信是否即霍維大太所寄發。這是柯爾宣誓不能做偽證的負責話，但以今論霍
太太寄發的可能很大，因為當時他隻和她談及此。並且不論如何，柯爾之心意由遵守馬格裏
之吩咐轉變至不聽吩咐而為孫傳遞消息，霍維太太的影響力最大，這是柯爾證辭承認的。”
再據《國父年譜》（增訂本）：“唯關於作書與遞書之女子，據羅家倫最近在英文《康德黎
爵士傳》中所發現（此書為康氏於子NeiI Cantlie與George Seaver合著，原名“Sir　
James Cantlie”一九三九年倫敦出版，係根據康氏文件寫成），謂‘柯爾以此事告知英籍
女管家霍維太大（The English housekeeper.Mrs.Howe），霍太太對被囚者同情，乃作此函
，於十月十六日夜間十一時投至康寓’。今據Statement of George Cole1896.11.2亦同。”
    〔注十九〕最有趣的一個尾聲是馮自由《革命逸史》第二集所述的鄧廷鏗與孫中山民國
成立後的再見麵：“按鄧廷鏗號琴齊，廣東三水縣人，乙未前孫總理在廣州行醫時嚐與鄧有
一麵之雅，故丙申遠遊倫敦，以他鄉遇故，自容易受騙，鄧曾任廣州某報記者，自稱‘環球
三周客’，蓋鄧時以生平曾三度環遊世界之經曆炫耀人前也。辛亥革命後，鄧於民元二月嚐
詣南京臨時大總統府投刺求謁孫總理，總統府副官某等知其曾陷害總理，欲治以漢奸之罪，
特向總理請示。總理曰：
    ‘桀大吠堯，各為其主，已過之事，無庸深究，彼來求官，但不予之官足矣。’即令副
官護送鄧出府，庶免發生危險，是可見總理器量之廣，殊非常人所及也。”又胡漢民《題總
理蒙難記念室》詩注中說：
    “總理曾言至倫敦遇粵人鄧某，喜其頗識時務，欲曉以大義，輒與偕行，遂誤陷使館。
”足見孫中山當時與鄧廷鏗不無交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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孫中山的一個錯誤
   一九一二年（民國元年）九月裏，孫中山有一次山西行，據《國父年譜》，這一行程如
下：
    先生既受任籌劃全國鐵路全權，乃一麵從事計劃，一麵親往各地視察。先於九月六日赴
張家口，視察中國工程師詹天佑自行設計修建於第一條鐵路，旋返北京。時山西各界紛電邀
請先生赴晉視察，國民黨山西支部並派代表穀思慎、梁上棟來京迎迓，先生乃於十七日離京
去晉。同行者除穀、梁二代表外，尚有同誌張繼、吳鐵城、景耀月及澳人端納，交通部亦派
葉恭綽沿途照料一切。先生於正大路車中，曾詢梁上棟曰：“你是學工程的，你對於正大路
用窄軌有何意見？”梁答：“除非萬不得已，仍以用標準軌為宜。”先生複問：“你對於我
的建築鐵路計劃，有何意見？”梁答：“尚不清楚先生計劃。”先生乃對梁說明其十年內建
築二十萬裏鐵路於計劃。繼詢山西礦務及軍政情形，梁據實以答。先生頗以山西內部不協為
憂，囑張繼、梁上棟等設法調和。十八日抵太原，晚，邀山西都督閻錫山談話，言及吳祿貞
被刺事，不勝惋惜。十九日上午，山西軍政界在山西大學禮堂開會歡迎先生，先生即席演說
，勖各界仍本革命犧牲精神，努力前進，因建設時代較破壞時代更應加倍犧牲。下午，山西
衣工商學界在勸工陳列所開歡迎會，先生演講“吾人必犧牲目前小利，以求將來之幸福”。
二十日，赴國民黨山西支部指示關於國會選舉事宜。二十一日離晉，仍搭正太路車，閻再派
梁上棟送至石家莊〔注一〕。
    孫中山在山西，有過三次演講，據《國父全書》，三次演講都在九月十九日，第一次是
在太原各界歡迎會演講，題目是《建設時代要比破壞時代加倍犧牲》；第二次是在太原商學
界歡迎會演講，題目是《吾人必犧牲目前小利以求將來之幸福》；第三次是在太原閻都督歡
迎會上演講，題目是《山西讚助共和之功》。在這三次演講中，孫中山有這些話：
    第一次——“去歲武昌起義，不半載竟告成功，此實山西之力，閻君百川之功。不唯山
西人當感戴閻君，即十人行省亦當致謝。何也？廣東為革命之原初省份，然屢次失敗，滿清
政府防衛甚嚴，不能稍有施展，其他可想而知。使非山西起義，斷絕南北交通，天下事未可
知也。”
    第二次——“前在日本之時，嚐與現任都督閻君謀劃，令閻君於南部各省起義時，以晉
省遙應。此所以去年晉省聞風響應，一麵鼓勵各省進行，一麵牽製滿兵南下，而使革命之勢
力，迅疾造成也。然革命雖成，而吾濟不能暇豫，以天下事往往破壞易而建設難也。今日最
要之事，乃各省當統一是也。
    晉省於民軍起義之際，既立此好榜樣，則今後於中國重行建立之事業，亦當為各省模範
，庶民國數月來外患迭生險象，消滅於無形。”
    第三次——“武昌起義，山西首先響應，共和成立，須首推山西閻都督之力為最。”孫
中山提到的閻都督百川（閻錫山），事後在“回憶錄”中，在引了上麵三段演說後寫道：”
這對我實在是過獎之辭，而山西革命同誌與全體軍民，受此鼓勵，則感到萬分興奮，並對我
們偉大領袖孫總理永遠崇拜不已。”
    其實，閻錫山所說的“過獎之辭”，並非謙虛之言，倒真是過了獎的了。因為孫中山所
說的“武昌起義，山西首先響應”，是與事實不符的。事實上，自一九一一年辛亥革命到一
九一二年民國成立時，各地的響應次序，是這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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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義日期│舊曆    │在武昌  │地點│首先發動人 │起義時都督│
│   │     │起義後  │    │   │     │
├────┼────┼────┼──┼─────────┼─────┤
│十月十日│八月十九│       │武昌│孫武、蔣翊武、熊秉│黎元洪    │
│   │日     │       │    │坤  │     │
├────┼────┼────┼──┼─────────┼─────┤
│十月二十│九月初一│第十二天│長沙│ 焦達峰、陳作新 │焦達峰（後│
│二日   │日     │       │    │   │為譚延闓）│
├────┼────┼────┼──┼─────────┼─────┤
│十月二十│九月初一│第十二天│西安│張鳳翽、錢鼎、張鈁│張鳳翽    │
│二日   │日     │       │    │   │     │
├────┼────┼────┼──┼─────────┼─────┤
│十月二十│九月初二│第十三天│九江│ 徐世法  │馬毓寶    │
│三日   │日     │       │    │   │     │
├────┼────┼────┼──┼─────────┼─────┤
│十月二十│九月初八│第十九天│太原│   │閻錫山    │
│九日   │日     │       │    │   │     │
└────┴────┴────┴──┴─────────┴─────┘
┌────┬────┬────┬──┬─────────┬────────┐
│起義日期│舊曆    │在武昌  │地點│首先發動人 │起義時都督   │
│   │     │起義後  │    │   │    │
├────┼────┼────┼──┼─────────┼────────┤
│十月三十│九月初十│第二十一│昆明│張文光、彭蓂、趙複│ 蔡鍔    │
│一日   │日     │天      │    │祥、羅佩金、李根源│    │
├────┼────┼────┼──┼─────────┼────────┤
│十月三十│九月初十│第二十一│南昌│   │ 吳介璋（後為彭 │
│一日   │日     │天      │    │   │程萬、車烈鈞）  │
├────┼────┼────┼──┼─────────┼────────┤
│十一月四│人月十四│第二十五│上海│李平書、陳其美、李│陳其美   │
│日   │舊     │天      │    │燮和  │    │
├────┼────┼────┼──┼─────────┼────────┤
│十一月四│九月十四│第二十五│貴陽│張百霖、黃澤霖、賀│楊蓋城（後為楊  │
│日   │日     │天      │    │國昌  │伯舟）   │
├────┼────┼────┼──┼─────────┼────────┤
│十一月五│九月十五│第二十六│杭州│周承業、朱瑞 │湯壽潛   │
│日   │日     │天      │    │   │    │
├────┼────┼────┼──┼─────────┼────────┤
│十一月五│九月十五│第二十六│蘇州│章梓  │程德全   │
│日   │日     │天      │    │   │    │
├────┼────┼────┼──┴─────────┼────────┤
│十一月六│九月十六│第二十八│鎮江  林述慶、許崇灝 │林述慶（鎮軍都  │
│日   │日     │夭      │   │督）    │
├────┼────┼────┼────────────┼────────┤
│十一月六│九月十七│第二十八│桂林  章陶岩、陳元伯 │沈秉坤（後為王  │
│日   │日     │天      │   │芝祥、陸榮廷）  │
├────┼────┼────┼──┬─────────┼────────┤
│十一月七│九月十十│第二十八│石家│（吳祿貞起義，失 │    │
│日   │日     │夭      │莊  │敗）  │    │
├────┼────┼────┼──┼─────────┼────────┤
│十一月九│九月十力│第三十天│廣州│胡漢民、朱執信 │胡漢民   │
│日   │日     │       │    │   │    │
├────┼────┼────┼──┼─────────┼────────┤
│十一月十│九月二十│第三十一│福州│彭壽鬆、許崇智 │孫道仁   │
│日   │日     │天      │    │   │    │
├────┼────┼────┼──┼─────────┼────────┤
│十一月十│九月二十│第三十二│安慶│張匯滔、管鵬、吳暘│朱家寶（後為孫  │
│一日   │一日    │天      │    │穀  │毓筠）   │
├────┼────┼────┼──┼─────────┼────────┤
│十一月十│九月二十│第三十四│濟南│丁世嶧  │孫寶琦（旋取消  │
│三日   │三日    │天      │    │   │獨立）   │
└────┴────┴────┴──┴─────────┴────────┘
┌────┬────┬────┬──┬─────────┬───────┐
│起義日期│舊曆    │在武昌  │地點│首先發動人 │起義時都督 │
│   │     │起義後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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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月二│十月初二│第四十三│重慶│張培爵、楊庶堪、測│張培爵 │
│十二臼  │日     │天      │    │恃、失夕洪 │  │
├────┼────┼────┼──┼─────────┼───────┤
│十一月二│十月初五│第四十六│瀘州│   │劉朝望（川南都│
│十五日  │日     │天      │    │   │督）  │
├────┼────┼────┼──┼─────────┼───────┤
│十一月二│十月初六│第四十六│沈陽│（藍天蔚起義，失 │  │
│十六日  │日     │天      │    │敗）  │  │
├────┼────┼────┼──┼─────────┼───────┤
│十一月二│十月初十│第四十八│成都│尹昌衡、董修武、周│蒲殿俊（後為尹│
│十六日  │日     │天      │    │駿  │昌衡） │
├────┼────┼────┼──┼─────────┼───────┤
│十二月二│十月十二│第五十三│南京│徐紹楨  │程德全 │
│日   │     │天      │    │   │  │
├────┼────┼────┼──┼─────────┼───────┤
│十二月二│十一月初│第七十四│開封│（張鍾端起義，失 │  │
│十二日  │三日    │夭      │    │敗）  │  │
├────┼────┼────┼──┼─────────┼───────┤
│民國元年│     │第八十五│灤州│（王金銘、施從雲走│  │
│一月二日│     │夭      │    │義，失敗） │  │
├────┼────┼────┼──┼─────────┼───────┤
│一月七日│     │第九十天│伊梨│楊纘緒  │廣福  │
├────┼────┼────┼──┼─────────┼───────┤
│三月十一│第一五四│天水    │黃鉞│   │  │
│日   │天     │       │    │   │  │
└────┴────┴────┴──┴─────────┴───────┘
    由此可見，山西並非首先響應武昌起義的，而是第十九天後才響應的，已在長沙、西安
、九江響應之後，隻是第四名。閻錫山“回憶錄”中也說是“決定於九月初八日起義，時為
武昌起義後第十九日”〔注二〕。可見孫中山所說的“武昌起義，山西首先響應”，是錯誤
的。
    孫中山是革命元勳，他當然清清楚楚知道武昌起義後各地的響應次序、他當然清清楚楚
知道山西不是首先響應的。
    既然清清楚楚知道，卻還故意說與曆史真相不同的活，除了政治原因外，別無其他解釋
。由此可見，對政治人物的話，我們必須求證以後，才能決定信不信。
           一九八四年十二月十七日-----------
    〔注一〕參看梁上棟《總理民元視察太原追憶》（《國父九十誕辰紀念論文集》）。
    〔注二〕據閻錫山“回憶錄”，是“原與孫先生約定革命軍到河南時，山西再動”，但
“不得已而早動”，是別有原因的。閻錫山說：
    我沒有等到革命軍到河南，就緊跟著湖北武昌之後，在太原起義，這並不是既定的計劃
，而是受了事實的邁迫，使我不得不提早行動。在山西巡撫陸鍾琪於武昌起義後，特召其子
亮巨來晉，做緩和革命之計，亮巨與我是日本上官學校同學，但屬泛泛交，主張亦不接近，
不過他知道我曾參加同盟會，且是鐵血丈夫圍中人。他到晉翌晨，即訪我談話。一見麵就說
：”我此次來，即為與兄研究晉省對武昌事件當如何應付。兄有意見，弟對家父尚可轉移。
”我當時答複他說：”武昌事件的真相，我尚不知，黎元洪究竟係為革命而起義，抑係別有
原因，我也不明白。是不是我們現在談應付武昌事件的話，還有點太早。”他又說：”我們
還可以再觀察幾天，不過我可以和你說。
    最後需要家父離開時，我也能設法。”我笑了一笑說：“這話說得哪裏去了，你來，我
們更說不到那樣的話了。”他臨行時，又和我說：“過兩天，我們是不是可以和蘭蓀（姚鴻
發字）一起談談？”我說：“可以，你通知他，還是我通知他？”他說：”我通知罷！”
    在這時候，有兩件事逼迫得我實在不能等候；一件是山西有五千支德國造的新槍，要借
給河南三千支，隨帶子彈，且已運走一部分。一件是要把一二兩標分別開往臨汾與代州，而
由巡防部隊接替太原的防務。……
    閻錫山又說：
    越數日，首先接到開拔命令的是一標一營，開拔日期為陰曆九月初八日（陽曆十月二十
九日）。我得到這個消息後，認為起義的時間不能再緩，即決定於九月初八日起義，時為武
昌起義之後十九日。
    起義的前一天，我派張樹幟同誌去一標運動，並吩咐他先運動同誌中的下級官和頭目，
再影響非同誌的下級官和頭目，將下級官和頭目運動好後，以下級宮和頭目帶起軍隊來，逼
迫營長，隻要他們不障礙，就不可毀傷他們。一麵井囑該標見習高冠南糾合同誌暗中協助，
先從一營人手。因一營奉令於九月初八日出發，出發之營，於出發前一日，方發給四萬粒子
彈，二三兩營尚未奉到出發命令，故未領到子彈，聯係的暗號，約定運用好後，即在電話上
告我：“債討起。”
    如運用不好，則告我：“債不能討。”張樹幟同誌臨行時，我又告訴他說：“你縱然運
用不好，也不可離開一標的隊伍，如二標發動時，你在一標能拉多少算多少，至少也要糾合
我們的同誌帶隊響應。”
    張樹幟同誌走後，我即召集二標中下級軍官同誌十一人開會。
    我首先問他們說：“我們是遵令開拔，還是起義？”大家同聲說：“我們應該起義。”
我又問他們說：“一標不同情怎麽樣？騎炮營有沒有辦法？”他們說：“炮兵可以設法，騎
兵沒什關係，一標至少也能拉出一半人來！”我說：”好罷！那麽我們等等看，先把二標的
動作研究研究！”討論至午夜，一標有電話來，知道運用成功，當時就決定讓他們回去照計
劃於翌日早晨開城門動作，一標打撫署前門，二標打撫署後門。開會的同誌剛出了我的門，
瑞墉之弟瑞祿就攔住大家，拉住排長李執中的手問：“你們開會做什麽來？”機警一點的同
誌說：“研究開拔的事。”但李執中認為事已敗露，遂跳了井。他們返回來報告我，我很著
急，但仍命大家隨時與我保持聯係，照原計劃行動。實則當時官場中對革命的警覺性不夠，
他們雖知道我們開會，並未防我們起義。
    又說：
    九月初八日（陽曆十月二十九日）天剛亮，我就到二標二營，因將該營管帶瑞墉囚禁之
後，須我特為照料。我並告知一二兩標對陸巡撫及其公子暫囚勿傷。兵動後，我督率二標先
攻撫署後門之巡防隊，因非攻破巡防隊，不能攻撫署後門，一標向擾署前門進攻時，協統
（旅長）譚振德在撫署門前厲聲他說：“你們造反啦！趕緊回去，不究！”我革命軍中有一
位楊潛甫同誌（楊乃山東曲阜人，亦為同盟會盟友，係盟友趙守鈺任二標三營督隊官（營
附）時，經另一且友賈銘甫於介紹召其來晉者，起義前一日晚，一標破釜沉舟的行動，也是
他領導起來做的），反激他說：“協統也知道革命的大義麽？如知，指揮我們向前，否則，
後退！”譚尚力阻不退，楊潛甫同誌乃舉槍將其擊斃，奮勇當前，帶隊衝入撫署，撫署衛兵
未做抵抗即紛紛潰散。陸巡撫此時衣冠整齊，立於三堂樓前，陸公於亮臣隨其旁。陸公子說：
    “你們不要動槍，我們可以商量。”陸巡撫說：“不要，你們照我打罷！”
    當時因陸巡撫之隨恃有開槍者，遂引起革命軍之槍火，陸巡撫與其公子亮臣均死於亂槍
之中。陸巡撫譚協統陸公子與我們的立場雖異，而他們忠勇孝的精神與人格則值得我們敬佩
。因為立場是各別的，人格是共同的，故我對他們的屍體均禮葬之。
    又梁上棟《總理民元視察太原追憶》中記閻錫山對孫中山說：
    “陸巡撫有感革命勢力之威脅，調其子亮臣來晉，對我說：‘山西不要早有舉動，大勢
需要讚成革命時，可整個讚成。’但不數日陸巡撫命令山西新軍兩標（相當團），一標開平
陽府（臨汾），二標開代州，調巡防隊七營接太原防務。並令黃國梁的一標先開拔，我的二
標後開，我認為這是反革命的布置，開拔之日，不得不於一標彈藥到手之後，即冒險發動。”
    〔注三〕由於孫中山對閻錫山有了錯誤的“過獎之辭”，所以閻錫山的左右也就“居之
不疑”了。例如《閻百川先生紀念集》中收有“閻夫人徐竹青女士率家屬祭文”，就有“辛
亥八月，義旗首舉。各省響應，清廷退步”的話，顛倒曆史，變本加厲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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孫中山反對雙十國慶
    奉孫中山為總理為國父的國民黨，又大張旗鼓，慶祝雙十國慶了，我看了不禁好笑。國
民黨口自聲聲“格遵總理遺教”，卻不知道孫中山是反對雙十節的。
    雙十節是一九一二年九月二十人日由臨時政府公布參議院的決定而產生的，是紀念辛亥
革命武昌首義而來。武昌首義是陰曆八月十九日，換算成陽曆正好是十月十日，於是就成了
雙十節。以雙十作為國慶，有推翻“家天下”的意義，本來是很好的，但是出來個中華民國
總統袁世凱，他要把政權交到兒子手裏，想父死子繼，把中華民國變成他們“袁”家的，於
是，“中華民國”以雙十為國慶的意義，就給攪局了。孫中山有鑒於此，遂大力主張把雙十
節作廢，改以反對“家天下”的雲南起義（一九一五年十二月二十五日）為國慶。孫中山這
一鮮明立場，表明在他一九一六年十二月十三日在上海打給黎元洪的電報裏。孫中山說：
    溯自清帝退位，五族共和，國基已定，四萬萬人方想望太平。不圖乘權者野心未除，誕
生帝孽，籌安稱製，民國幾亡。雖其時，義士人人奮起相爭，期以身殉，然首先宣告獨立，
誓師申討者，實推滇省。遂使西南響應，舉國普從，以有今日。方於武昌首義，一則為民國
開創於功，一則為民國中興於業，皆我五族人民人人所宜永留紀念者也。伏乞總統國務院主
持，將雲南起義日，定為國慶日外，更子唐督軍〔繼堯〕暨起事諸人以懋賞，以彰勳勞，昭
示來茲，臨電無任盼禱。
    由這一電報裏，我們清楚地看到：孫中山要把雙十節作廢，正表示了他對把“中華民國
”變成“家天下”的厭惡；他要把“雲南起義日，定為國慶日”，正表示了他對把“中華
民》”裏小朝廷推翻的向往。可笑的是，奉孫中山為總理為國父的國民黨，顯然對孫中山這
一反對“家天下”的心意，備感“感冒”，國民黨不肯照孫中山的遺教，把雙十節廢除，隻
是把十二月二十五日定為“雲南起義紀念”，聊資敷衍。甚至這一敷衍，也在國民黨在台灣
鞏固小朝廷以後，連敷衍都不敷衍了。不但連敷衍都不敷衍了，並且幹脆把這反對“中華民
國”“家天下”的偉大節日給取消，改為博“洋人大笑”的聖誕式節日了。本來每在十二月
二十五日，國民黨總裁就經常發表“那穌聖誕節廣播詞”的。
    後來國民黨把十二月二十五日索性定為“行憲紀念日”，十二月二十四日晚上可大跳聖
誕之舞，第二天以“行憲紀念日”大放其假，雖無聖誕節之名，卻有聖誕節之實；雖無媚外
之名，卻有崇洋之實。就這樣的，“雲南起義日”不見了，雙十節是國慶，“行憲紀念日”
是聖誕節，國民黨小朝廷的一貫作業，就在人不知鬼不覺之中，大功告成了。
    袁世凱消滅不了的“雲南起義日”，可是國民黨消滅了它；孫中山建議出來的“中華民
國，’國慶日，可是國民黨否決了它。
    國民黨口口聲聲“打倒洪憲帝製”、“恪遵總理遺教”，看了國民黨的一番手腳，我們
真不知道它“打倒”了什麽、“恪遵”了什麽。
           一九八四年十月十一日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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孫中山《國父遺教》不可不讀也！
    ——竹聯幫必讀
    竹聯幫老大陳啟禮跟我說：“李先生，你學問太大、文章太好、讀書太多。我們不能跟
你比，我們隻在管訓時讀讀國父遺教，我們是不讀書的。”我說：“《國父遺教》如果讀書
得間，也開卷有益。我就喜歡讀《國父遺教》。”
    如今，陳啟禮又坐牢了，牢中管製讀物，準讀之書恐怕不多，不過讀《國父遺教》絕不
虞匾乏，我要是他，就可讀出這些史料：
    一、蔡元培、張相文聯名戳孫中山函
    中山先生大鑒：
    頃接方兄寰如來函，欣悉國史征集，荷蒙先生允為間日演講，逖聽於餘，至為佩慰。蓋
以民國成立以來，群言淆亂，是非不明，不有信史，另以昭示來茲？且飲水思源，尤不容忘
其本來，故元培與編纂諸君公開斟酌；擬自南京政府取消於日止，上溯清世秘密諸黨會，仿
司馬公通鑒外紀之例，輯為一書，名曰國史前編，所以示民國開創如斯其難也。唯茲諸黨會
既屬秘密組織，迄今事過情遷，往往不能言其始未，再閱數十年間，竊恐昔年事跡不免日益
湮沒，滋可懼也。所幸先生以創始元勳，不吝教誨，征文考獻，皆將於是賴於矣。手此，即
頌
    勳安
           蔡元培　　謹啟
           張相文
    二、孫中山批互蔡元培、張相文函
    答以方君雲雲，乃彼想當然耳，文實未於知也。成此事亦文所樂為者，但以近方從事於
著述，其中一段為革命緣起，至民國建元之日止，已略述此共和革命於概略，可為貴史於骨
格也。至其詳細，當從海外各地再行收集材料乃可呈采。此事現尚可辦，文當發征文於海外
各機關也。各秘密會黨於共和革命，實無大關係，不可混入民國支中，當另編秘密會黨支。
    三、孫中山複蔡元培、張相文函
    子民、蔚西先生惠鑒：
    頃誦惠教，知方君複如函稱，國史征集，文已允為間日講演。此乃方君之意，以為當然
，文實未之知也。然述革命於概略，為信史於資，此固文所樂為者。唯以文近方從事著述，
無暇以兼及此耳。文所著述，蓋欲以政治哲理，發揮平生所誌，與民國建劃暨知難行易於理
，撰為一編，以啟這國人，傅的知共和政治於真相為何，國民於所宜自力者為何。草創將半
，再閱數月，或可殺青。其中一章，所述者為（革命緣起），至民國建元於日上，已略述此
數十年來共和革命於概略，足為尊處編纂國史於幹骼。若更求其詳，當從海外各地征邸材料
，乃可匯備采擇。此事現尚可辦，文當通告海外各機關征集材料；然事頗繁重，欲匯集其稿
，恐亦需一載於時。顧國史造端宏大，關係至重，亦不宜倉卒速成，要須經以歲月，幾經審
慎，是非昭然，事實不謬，乃足垂諸久遠，成為信史耳。至尊函主《國史前編》上溯清世秘
密諸黨會，文於此意，猶有異同。以清世秘密諸黨會皆緣起於明末遺民，其主旨在覆清扶明
。故民族於主義雖甚溥及，而內部組織仍為專製，階級甚嚴，於共和原理，民權主義，皆概
乎未有所聞。故子共和革命，關係實淺，似宜另編為秘密會黨史，而不以雜廁民國史中，庶
界劃井然不紊；此亦希注意及於也。文所著述於稿，現尚未有定名，顧卒業以後，意在溥及
國民，廣行廣布，若完全由滬印行，恐卷帙繁重。
    分運為艱，擬備資於京滬分別印刷。執事聞見較詳，倘知北京有優良之印局，足以印行
，或完全由滬印行分運，如何為便，均望以辦法見示，俾得有所折衷，甚幸。專此奉複，並
頌撰祉
           孫文　八年一月十四日
    四、蔡元培、張相文聯合複孫中山函
    中山先生大人尊鑒：
    捧誦來教，感佩無量！清世黨會，來源最古，大要以天地會為鼻祖，確係明末遺老所創
立，遞衍而為三合、為哥老，蛛絲馬跡，具有線索可尋，彼其初意，不過反清複明而已。至
同盟會興，乃與共和有直接關係，然固亦秘密黨會也，醜亦多吸收各會分子，此中離合於跡
，戲未易分明，要非廣年搜羅，不足以資考證，誠如尊諭所謂，須經以歲月，凡經審慎，乃
可成為信史者也。可恨者，前此處專製時代，國內書籍幾無一字可考，元培前亦曾托旅外諸
友代為搜集，迄今年餘，報告尚屬寥寥。
    先生以開國元老，望重環球，海外各機關大半親手創造，幸蒙俯允，通告征集，此誠元
培相文等所翹首跂踵，日夜所禱祀以求者也。並懇就大著中所述關於《革命緣起》一章，先
行抄示，庶乎先睹為快，得以略識指歸也。京中印刷諸局，相文因印行地學雜誌，曾有數家
相識，近就詢之，皆以先須告以書於格式，及用何紙張，刷印多少，乃可定其價格雲雲。大
著殺青後，如蒙在京分印，請即先將樣本見示，是荷。肅此敬複，並請大安
           蔡元培 同叩 八年一月二十一日
           張相文
    陳啟禮如果會讀書，至少能從這四封信裏，看到極有趣的“前事不忘”：
    第一、國民黨革命成功，本來是靠著黑社會的幫助，所以老同誌蔡元培、張相文寫信給
孫中山，說我們寫曆史，對黑社會的幫助“飲水思源，尤不容忘其本來”。
    第二、不料孫中山卻批複他的老同誌，竟說黑社會“於共和革命，實無大關係，不可混
入民國史中！”
    第三、孫中山批複以外，又回信說他不讚成肯定黑社會的幫助，——“文於此意，猶有
異同。”黑社會“於共和革命，關係實淺”，所以不要“雜廁民國史中”！
    第四、老同誌不服氣，他們再寫信表示：“至同盟會興，乃與共和有直接關係，然固亦
秘密黨會也，且亦多吸收各會分子。……”老同誌話說得很客氣，但是曆史就是曆史，是抹
殺不掉的！
    從這些“前事不忘”的文件中，陳啟禮早該看出國民黨“利用黑社會，然後踢掉黑社會
的章法，早就載諸史冊了。早就載諸史冊還不提高警覺，敬國民黨而遠之，宜乎有今日之下
場也！陳啟禮不好好讀《國父遺教》於先，以致空呼負負於後，不亦悲乎，不亦悲乎！故黑
社會什麽書都可不讀，唯《國父遺教》不可不讀。切記呀，切記！
        一九八五年四月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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孫中山蔣介石為什麽不殉國？
    一九二二年蔣介石著《孫大總統廣州蒙難記》，記一九二二年陳炯明的粵軍炮轟孫中山
的“總統府”前，粵軍將領得陳炯明惠州來電，乃開秘密會議子白雲山總指揮處。葉舉又接
其若密長電，指授各將領圍攻總統府，占領行政各機關，及派兵進駐韶關等各方略。是夜十
時，有某軍官以電話報告總統，言今夜粵軍恐有不軌行動，務請總統離府。總統以為謠傳，
不信之。及票午夜十二時後，林秘書直勉與林參軍樹巍前後來府報告，言今夜消息險惡，請
速離府，暫避凶鋒。總統言：競存惡劣，當不至此，即使其本人果有次不軌之心，而其所部
皆與我久鄉患難，素有感情，且不乏明理之人，未必助桀為虐，受其欺弄。請諸君不必猜疑
，以免驚擾。林秘書等言：粵軍蠻橫，不可以常情度之，如其果有不利於總統時，當奈何？
    總統言：我在廣州之警衛軍既已全部撤赴韶關，此即示其坦白無疑，毫無對敵之意。倘
彼果有不利於我，亦不必出此用兵之拙計。如果明目張膽，作亂謀叛，以兵加我，則其罪等
於逆倫反常，叛徒賊子，人人可得而誅之。況吾身當其衝，豈可不重職守，臨時退縮，屈服
子暴力之下，貽笑中外，汙辱民國，輕棄我人民付托之重任乎？吾當為國除暴，討平叛亂，
以正國典，生死成敗，非所計也。林秘書等以總統決心堅忍，不敢強勸，乃即辭出。總統即
入私室就寢。少頃，各處連來電話報告，皆言：今夜粵軍必亂，務請總統遠離。總統不信。
迨至二時許，有某軍官自粵軍營中潛出，特來報告。言粵軍各營炊事已畢，約定二時出發，
並聲言備足現款二十萬，以為謀害總統之賞金。且言事成，準各營兵士大放假三天（按：大
放假即粵軍搶劫之暗號）等語。總統猶未深信。及聞各方號音自遠而近，乃知粵軍已經發動
，即命衛隊準備防禦。此時，約已三時，林秘書等複來勸總統出府。總統言競存果敢作亂，
則娥亂平逆，是吾責任，豈可輕離公府，放棄職守。萬一力不如誌，唯有以一死殉國，以謝
國民而已。當時各員見總統堅定如此，非可言動，乃以數人臂力，強挽總統出府。是時，各
路皆有步哨，已不能自由通行。林秘書等為叛軍步哨接連盤問數次，幸得通過。而總統單身
行至財政廳前，已遇叛軍大隊由東而來，諸人已不能通行。總統遂參在叛軍隊中，從容不迫
，履險如夷。叛軍以為其同事也，亦不查問。及至永漢馬路出口，總統方得脫險。……
    這是一九二二年六月十五日的紀錄。蔣介石說孫中山一開始是準備“一死殉國，以謝國
民”的，可是緊要關頭，他的同誌“乃以數人臂力，強挽總統出府”，要他逃亡，不要他殉
國。結果呢，孫中山雖然“以文天祥自待”、認為“總統死民國，分所應爾”均見《孫大總
統廣州蒙難記》），但是他畢竟沒做文天祥，而讓“君主死社稷”專美於前了！
    很巧的是，在蔣介石寫《孫大總統廣州蒙難記》後二十六年，他自己也是總統了，他也
麵臨了一個殉國的機會。據他在《軍人魂》講詞中回憶，經過是這樣的：
    講到這裏，我要告訴你們一個事實。我自從前年徐蚌會戰軍事挫敗之時，我就抱定了以
身殉國的決心，來報答我們總理和全國人民付托的重任，盡了我的職責。我這個存心，從來
就沒有對任何人說過，本來也就沒有對你們說的必要。但是我們今天已經到了生死存亡的關
頭，我們每個人心裏，都應該有一個最後的打算，所以我今天要把我年來的決心告訴你們。
    當徐蚌戰役失敗之後，我就決定與共匪在京滬線上實行決戰。我當時認為這一次戰爭，
是國家、民族生死存亡最大的搏鬥，如果決戰獲勝，使軍事形勢轉危為安，當然是國家之福
；如果不幸而失敗，南京為首都所在地，我是國家元首，就決定以身殉職，死在南京，以盡
我個人的責任。因此我在未下野以前，就嚴令在京滬各地加強工事構築，就是為了要和共匪
背城借一，也可以說是求得我的死所。當時有一班親友、同誌，窺見了我這盡職殉國的決心
，而且知道我平日的性格，不願臨難苟免，因此時時怕我自殺，所以他們時時在暗中提防著
。我當時明告他們．現在最希望我自殺的，第一是共匪，其次是一般投機分子；如果我自殺
了，他們就可以達到他們投降賣國的目的。徒使他們逞決一時，於國、於民、於我革命主義
，皆無有補益，所以我說此時尚未到應死的時候，亦未到最後的關頭。我絕不自殺，我一定
要忍辱負重，與共匪周旋到最後關頭，為死難官兵複仇，為國家、民族除害；隻要我們國家
、民族還有一寸土地、還有一部軍隊，我一定要在這塊土地上，高舉青天白日的旗幟，再接
再厲，百折不回的奮鬥。我這一段話，今天到會的同誌中，亦曾經有幾位同誌親自聽到的。
實在我觀察那時候革命失敗的情形，體念總理“我死則國生”的遺訓，如果不幸南京陷落的
時候，我唯有死在南京，才可以上報總理，下對國民。但當時有一部分意誌不堅定的動搖分
子，聽信共匪挑撥離間的謠言，一定要我去職下野。我在當時不得不離開這我親自建立的首
都，和總理陵墓所在之地的時候，你們以為我必悲傷不堪，感想千萬麽？其實我毫無其他遺
憾，唯其中內心所不堪忍受的，就是自感“今後我無死所了”！隻有這句話，才可以形容我
當時心境悲哀的情緒。我離京以後，國家的形勢當然更加危急，但當時一般將領如果在京滬
一帶，仍能體念我的意誌，不忘革命責任，人人抱定其殺身成仁的決心，拚命作戰，保衛締
造艱難的首都，那我們即使失敗，還可以對得起國家和人民。萬不料一般文武幹部，沒有看
到敵人的影子，就隻身逃亡，無形瓦解，使敵人不放一槍，不損一彈，就占領了首都，且因
之不到一年，而喪亡了整個大陸。曆史上軍事的失敗，從來沒有這種可恥可痛的情形！亡國
先例雖多，但從來沒有見過這種悲慘的現象！
    這是一九五0年四月十六日的講話。蔣介石說他自己一開始是準備“以身殉國”、“上
報總理，下對國民”的，可是緊要關頭，他的同誌“一定要我去職下野”。結果呢，蔣介石
雖然“決定以身殉職，死在南京，以盡我個人的責任”，但是他畢竟沒死在南京，“自感
‘今後我無死所了’！”
    上麵這兩個故事，今天我們對照讀起來，真未免感到無獨有偶，並且覺得好生奇怪。奇
怪國民黨中為什麽總是有這種不爭氣同誌，他們在緊要關頭，總是剝奪了他們偉大領袖萬古
流芳的機會、總是不讓他們偉大領袖去做文天祥。結果呢，他們偉大領袖一個個都“壽終正
寢”而死，而不是“一死殉國”、“以身殉國”而死。落得隻能“言教”而不能“身教”，
思想起來，豈不太美中不足了麽？
           一九八五年六月十八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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孫中山不準再打炮
    在國民黨欽定曆史裏，一九二二年有一次“犯上”的“叛變、就是所謂“陳炯明叛變”
。這年六月十六日夜裏，“叛變”
    開始，弟兄們，包圍總統府去！對總統府打炮，孫中山狼狽逃亡。十六日．孫中山逃上
兵艦。據這年九月十八日孫中山寫的《致本黨同誌述陳變始刺及今後方針書》，經過如下：
    六月十六日之變，文於事前二小時，得林直勉、林拯民奔告，子叛軍邏弋之中，由間道
出總統府，至海珠，甫登軍艦，而叛軍已圍攻總統府，步槍與機槍支作，繼以煤油焚天橋，
以大炮毀粵秀摟，衛士死傷枕籍，總統府遂成灰燼。首事者洪兆麟所統之第二師，指揮者葉
舉，主謀者陳炯明也。總統府既毀，所屬各機關鹹被搶劫，財政部次長廖仲愷，卒前一日被
誘往拘禁於石龍，財政部所存幣項及案卷部據，擄掠都盡，因會議員悉數放逐，並掠其行李。
    總統所屬各職員或劫或殺，南洋華僑及聯義社員亦被慘殺。複縱兵淫掠，商廛民居，橫
罹蹂躪。軍士掠得物品，子街市公然發賣。繁盛之廣州市一旦蕭條。廣州自明末以來，二百
七十餘年無此劫也。五年逐龍濟光之役、九年逐莫榮新之役，皆未聞有此，而陳炯明悍然為
之，例行逆施，乃至於此。文既登兵艦，集合艦隊將士，勉以討賊。
    目擊省垣罹兵燹是，且聞叛軍已由粵漢鐵路困襲韶關。乃命艦隊先發炮，攻擊在省叛軍
、以示正義之不屈、政府威信之猶存。發炮後，始還駐黃埔，俟北伐諸軍之旋師來援，水陸
並進，以殲叛軍，此為當日決定之計劃，而文久駐兵艦之所由也。“這一事件中最有趣的，
是孫中山“乃命艦隊先發炮”的舉動。
    孫中山事後對人說，這一朝岸上發炮，是一種“炮教”（用炮打你的一種教訓），為了
“以示正義之不屈、政府威信之猶存”，所以不得不打你幾下子。據蔣中正《孫大總統廣州
蒙難記》，“炮教”是“指定目標炮擊，故人民之於是役，損傷甚微，而叛軍死於炮火者，
約數百人。當時因陸上部隊不能如期發動，故炮擊後，叛軍乃得潰而複聚，其亂卒不克平。
”可見“炮教”“炮教”，於大局無補．隻是“炮教”而已。到了七月，孫中山在永豐艦上
與洋記者談話，記者間：“先生允不再炮擊羊城乎？”孫中山答稱：“是也。但須附以粵軍
不擊予之條件。”可是你“炮教”我也“炮教”，最後海上的終告不支，孫中山於八月九日
去香港；陳炯明於八月十五日回廣州，號稱粵軍總司令。
    第二年一月，陳炯明被趕走了，二月二十產民孫中山重回廣州。三月二十一日，孫中山
手令傅秉常，要他與英領事交漢的氣概。國民黨對他，能奪帥而不能奪誌，一點也沒有法子。
    國民黨雖然對陳炯明個人沒有法子，但卻恨屋及烏，幹了一件鮮事，就是把陳炯明當年
炮轟孫中山的炮，給查封起來了。國民黨在今年二月出版《國父圖像墨跡集珍》，公布了這
一查封圖片，並加說明曰：
    此為陳炯明叛變時，襲擊觀音山用炮，事變平息後，被判處封口，以為叛逆者戒。
    原來一座大炮也可以被判刑的，真令我們開個千古之眼界！
    想當年明朝崇偵皇帝吊死在萬歲山（今名景山），上吊的那棵樹，後來被清朝順治皇帝
看到了，認為一朝英主，樹神乃不之佑，致縊於此，此樹罪不可道！乃令刑部加鐵鏈一條，
把樹鎖住，以為吊死皇帝之戒！今天看到了國民黨以青天白日黨徽封住炮口的壯舉，真忍不
住要聯想到古代帝王的大腦。——
    國民黨的封建主義，可真萬古常新的呢！
           一九八四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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孫中山與林肯名言
    ——我對葛底斯堡演說的疑義
    美國賓州南邊的葛底斯堡（Gettysburg）小城，在一八六三年七月一至三日，曾有一場
戰事，戰事下來，美國內戰的北軍勝了南軍。在南北戰爭中，所爭者非一城、所戰者非一地
，葛底斯堡之役，論爭城不是大城、論戰地不是勝地，但它卻在曆史上逐漸脫穎而出，變成
了出了名的古戰場。這個奇跡無他，乃因林肯戰後在該城的一次演說而起，這一演說，就是
著名的一八六三年十一月十九日葛底斯堡演說（Gettysburg　Address）。
    “老百姓失望透了”
    布蘭德·豪斯（Brant House）在《林肯的機智》（Lincoln's Wit）裏，提到林肯在葛
底斯堡演說前，已經在七十一號街的攝影師那兒，先看到了大演說家愛德華·埃弗裏特
（EdwardEverett）準備同時演說的講稿，那講稿是埃弗裏特先送給林肯過目的，林肯稱讚
埃弗裏特的周到，埃弗裏特因為先講，顯然怕林肯的講稿內容跟他重複，給林肯帶來不便。
林肯看過後，表示不會有重複的危險，因為他的講稿“極短、極短、極短”，並且還沒寫完
，還沒寫完的講稿他正帶在身上，他要在攝影師準備照相那段空檔裏，看看自己的講稿。
    詹姆士·鮑德溫（James　Baldwin）在《林肯傳》（Abraham Lincoln）裏，提到在那
天的演說中，埃弗裏特的演說被認為是成功的，而林肯的演說卻是失敗的，林肯的國務卿修
華德（William　Henry Sewar）公然表示：“林肯的演說是大大令人失望的。”（Uncoln's
address was　a great disappointment．）林肯自己也後悔他沒有用更多的時間去準備，
他向一個朋友說：
    “我告訴你：它洗不掉了，它是徹底的失敗，老百姓失望透了。”
    （Mr.Lincoln himself regretted　that he　had　not given more　time to it。”
i　tell you it won't scour，”he　said to　a friend．“It　is　a　flat failure，
The　people　are disappointed。”）
    那天埃弗裏特的演說長達兩小時，演說後林肯的演說隻有兩分鍾。班哲明·托馬斯
（Benjarnin Thomas）《林肯傳》（Abraham　Lincoln）裏說：“聽眾剛剛注意聽講的時候
，林肯已經講完了，掌聲零零落落的。照相的人還沒擺好三腳架，林肯已經轉身入座了。”
    真正肯定林肯這次演說的，說來奇怪，反倒是搶盡他的鋒頭的埃弗裏特。埃弗裏特後來
寫信給林肯，認為自己兩小時的演說實在已盡在林肯的兩分鍾之中（“i　should　be　
glad　if I could　flatter myself that　l came as near　to　the　central　idea of　
the occasion in two hours as　you　did in　two minutes。”）可見林肯自己都自認失
敗的演說，並不是沒有知音的。這篇演說在當時雖然不乏知音，但它真正被全美和舉世視為
第一流政治文獻的幸運，顯然還是以後的事。
“以三介詞闡發無剩義”
    葛底斯堡演說場合是國葬典禮，所以演說的主調是憑吊國殤，林肯說：
    在八十七年以前，我們的祖先在這大陸上創設了一個新的國家，它主張自由，並且信仰
一種理論，就是所有人類生下來都是平等。
    現在，我們從事於一個偉大的內戰，我們在試驗，究竟這一個國家，——或任何一個有
這樣主張和這樣信仰的國家——是否能長久生存。我們在那個戰爭的一個偉大的戰場上集會
。我們現在需要供奉那個戰場上的一部分土地，作為那些在此地為那個國家的生存而犧牲了
自己的生命的人的永久眠息之所。我們這樣的做，是十分地適切和正當。
    可是，從廣泛的一方麵說，我們不能奉獻這片土地——我們不能使之神聖——我們不能
使之尊嚴。這些勇敢的人們，活著的和死去的，他們在這裏奮鬥，已經使這塊土地神聖，遠
非我們的能力所能予以增減。世界上的人們不大會注意，更不會長久記得我們在此地所說的
話。
    然而他們將永遠不能忘記這些人在這裏所做的事。這該是活著的我們來獻身子這未完成
的工作，而那工作固已經由於在作戰的人們如此高貴地推動著。因此，這該由我們在此獻身
於我們眼前所存留的偉大工作——從先烈身上，我們將取得對那事業的更多的忠誠，而他們
已為之輸出忠誠到最後的完整階段——我們在此堅決地拿定主意，要使他們不致白白的死去
一一要使這個國家在上帝庇佑之下，必得到自由的新生——要使那民有、民治、民享的政府
必不致在地球上消滅。（徐道鄰譯：《美國政治思想文獻選集》，一九五九年香港今日世界
社出版）
    這篇演說中，最精彩的在它的結尾，在“我們在此堅決地拿定主意，……要使那民有、
民治、民享的政府必不致在地球上消滅”那一段，林肯的講稿本有五種，他演說時用的是第
二種，原文是：
    ……That we here highly resolve　that these dead　shall not　have　died　in　
vain；that　this nation　shall　have a new birth of　freedom；and　that this　
government　of　the poople，by the people，for the　people，shaIl　not　perish　
from the earth。
    到了一八六四年，他有了一個親自簽名的訂正本（第五種），原文是：
    ……That we here　highly　resolve　that these　dead shall not have died　in　
vain－that　this　nation，under God，shall have　a new　birth　of freedom－and
that　govemment of　the people，by　the people，for　the　people，shaIl not　
perish　from the　earth.版本雖有不同，但在of the　people，by　the　people，for
the people原文上，並沒改動，所以這段以三個前置詞帶出來的名言，的確是他努力肯定
的。徐道鄰在中譯這篇演說後，加以題解，說：“其論民主政治之真諦，以三介詞闡發無剩
義，尤為神來之筆。他人千言萬語徒為詞費矣。”可算確評。
中譯的變化
    徐道鄰把of　the people，by the people，for　the people譯為“民有、民治、民
享”，顯然是根據孫文的中譯而來的。孫文的中譯，根據我的細查，來龍去脈是很複雜的。
最早是一九一九年，孫文在《文言本三民主義》中，有著這樣的中譯：
    有美國共和，爾後始有政府為民而設之真理出現於世。林肯氏曰：“為民而有，為民而
治，為民而享”者，斯乃人民之政府也。有如此之政府，而民者始真為一國之主也。
    又過了兩年（一九二一年六月），孫文演說《三民主義之具體辦法》，他的中譯開始修
正：
    兄弟所主張底三民主義，實在是集合古今中外底學說，順應世界底潮流，在政治上所得
的一個結晶品。這個結晶的意思，和美國大總統林肯所說底：of the people，by the　
people，and for　the people的話是相通的。這句話的中文意思，沒有適當的譯文，兄弟
就把它譯作：民有、民治、民享。of　the people就是民有，by the people就是民治，
for　the people就是民享。林肯所主張的這民有、民治和民享主義，就是兄弟所主張底民
族、民權和民生主義！
    由此，可知兄弟底三民主義，在新大陸底偉人是已經先得我心的。回想兄弟從前在海外
的時候，外國人不知道什麽是叫三民主義，總拿這個意思來問我。兄弟在當時苦無適當底譯
語回答，隻可援引林肯底主義告訴他們，他們才完全了解我底主義。由此更可知兄弟底三民
主義，不但是專為迎合現代底潮流，並且是很有來曆的。
    一個月後（一九二一年七月），孫文演說“五權憲法”，進一步說明這一中譯。
    三民主義就是民族主義、民權主義和民生生義，這三民主義和美國林肯總統所說的of
the people，by　the people，and for the people是相通的。兄弟從前把他這個主張，
譯作“民有”“民治”“民享”，他這個民有民治民享主義，相當於兄弟的民族民權民生主
義，人民必要能夠治，才能夠享；不能夠治，便不能夠享。如果不能夠享，就是空說民有，
也都是假的。
    四個月後（一九二一年十一月），孫文演說《黨員須宣傳革命主義》，他再說：
    吾黨之三民主義，即民族、民權、民生三種。此三主義之內容，亦可謂之民有、民治、
民享，與自由、平等、博愛無異，故所向有功。以名言之，可稱民有、民治、民享。今欲將
此三主義詳細解釋，非一二點鍾可能盡，質而言之，民族即民有也。天下者，天下人之天下
，非一二人所可獨占。民權即民治也。從前之天下，在專製時代，則以官僚武人治之，木總
理則謂人人皆應有治之之責，亦應負治之之責，故餘極主張以民治天下。民生即民享也。天
下既為人人所共有，則天下之利權，自當為天下人人所共享。
    自此三主義推行以來，無堅不入、無人不從。
    同一個月，孫文演說《實行三民主義及開發陽朔富源方法》，他再說：
    今日受諸君之歡迎，乘此機會，得與諸君談民國之政治，不勝慰快！改造真正之民國，
乃全體國民之責任，尤為中華國民黨員應負之責任。責任為何？即實行民族、民權、民生三
民主義，即近代所謂之國為民有、國為民治、國為民享之真精神也。
    再一個月後（一九二一年十二月七日），孫文演說《三民主義為造成新世界之工具》，
他再說：
    三民主義，就是民族主義、民權主義、民生主義。這三個主義，和美國大總統林肯所說
的“民有”、“民治”、“民享”三層意思，完全是相通的。民有的意思，就是民族主義。
我們革命黨為什麽要提倡民族主義呢？因為滿清專製二百多年，我們漢族受過亡國的痛苦，
後來又受世界潮流的壓迫，恐怕還要滅種，所以有少數人出來提倡鼓吹，要除去專製的異族
。到後來全國覺悟，便把征服中國的滿清根本推翻，把中國的統治權收回到漢人手裏，中國
領土完全為漢族所有。十年前革命的成功，就是民族主義成功。所以“民族主義”就是和”
民有”的意思一樣。革命成功以後，中國的土地和主權，已經由滿清皇帝的手裏，奪回到中
國人民的手裏來了。但是我們人民，徒有政治上主權之名，沒有政治上主權之實，還是不能
治國。必須把政治上的主權，實在拿到人民手裏來，才可以治國，才叫做民治。這個達到民
治的道理，就叫做民權主義。至於民生主義，是由人類思想覺悟出來的。因為我們既有了土
地和主權，自然要想一個完全方法來享受，才能夠達到生活上圓滿的幸福。怎麽樣享受生活
上幸福的道理，便叫做民生主義。所以說“民有”、“民治”、“民享”就是本大總統生平
所提倡的三民主義。
    再過兩年（一九二三年十月二十日），孫文演說《國民要以人格救國》，他再說：
    我們要想是真正以人民為主，造成一個駕乎萬國之上的國家，必須要國家的政治做成一
個“全民政治”。世界上把“全民政治”說到最完全最簡單的，莫過於美國大總統林肯所說
的“of the　people，by　the people，and for　the people”。這個意思譯成中文，便
是“民有”“民治”“民享”。就我們現在國情和這三層意思解釋起來，自推翻滿清政府，
成立民國以來，可以說是民有一層已經做到了。
    十二年以來，政府之內，都是武人官僚把持，人民不但是不能管國事，並且日日受兵滅
之禍，流離失所，何能夠說到民治民享呢？真正的“全民政治”，必須先要有“民治”，然
後才能夠說真是“民有”、真是“民享”。
    再過兩個月（一九二三年十二月三十日），孫文演說《國民黨奮鬥之法宜兼注重宣傳不
宜專注重軍事》，他又說：
    何謂三民主義？簡單他說，便是“民有”“民治”“民享”。詳細他說，便是民族主義
、民權主義和民生主義。
    這三項主義的意思，是要把全國的主權都放在本族人民手內；一國的政令都是由人民所
出；所得的國家利益由人民共享。這三項意思，便可用“民有”“民治”“民享”六個字包
括起來。
    孫文經過試譯階段從上麵這些排比看來，of the people，by　the　people，for the
people的中譯，即使孫文自己，也是經過試譯階段的。我見過孫文早年為居正（學生）的
題字，原文是：
    美語曰民國者民之國也為民而設由民而治者也
    覺生先生正
           孫文
    這一譯法，不但和他一九一九年“為民而有，為民而治，為民而享”的譯法不同，也和
一九二二年“民有、民治、民享，”的譯法不同，也和一九二一年“國為民有、國為民治、
國為民享”的譯法不同。照上麵這些排比，我們知道孫文的定譯是“民有、民治、民享”，
這也就是今天國民黨口口聲聲的標準翻譯。
    但是，細查孫文曆來的中譯，我總覺得“民有、民治、民享”
    的中譯，隻是為宣傳之便的中譯，比起他自己其他的中譯來，簡明有餘，明確不足。在
他自己其他的中譯中，他譯of　the people做“民之國也”，他譯by the　people做“由
民而治者也”，他譯for the people做“為民而設”，在意義的明確上麵，反倒更接近林
肯的原義。
    為什麽呢？
    這可說來話長了！
    這段長話是不能短說的，因為它牽涉到誠實的林肯的一件涉嫌文抄公的事，這件事要靠
另一種排比來發現真相，讓我由最早的開始。
為名言尋根
    遠在林肯出世前十四年（一七九五），美國科學家、教育家、政治思想家湯姆斯·庫波
耳（Thomas Cooper），就有過在“政府”字眼後連用前置詞of，for的造句：
    Government of the people and for the people.（Somelnformation Respecting
America，1795．）〔注一〕遠在林肯出世前十一年（一七九八年）．美國第二任總統約
翰·亞當斯（John Adams），就有過在“政府”字眼後連用前置詞by，br的造句：
    ……Agovernment roade by themselves，for them－selves，and conducted by
themseives……（Address，to thecitizens of Westmoreland Co.，Virginia，1798．）
    二十一年（一八一九年）後，美國大法官約翰·馬歇爾（JohnMarshall）首先在“政府
”字眼後，以of the people造句：
    The government of the Union，then，is emphaticallyand truly a government of
the people……（Case of Mc－Culloch vs.Maryland，1819.Wheaton，iv，316．）
    十一年（一八三0年）後，美國演說家韋伯斯特（Daniei Web－ster）首先在“政府”
字眼後，以for the people，by the people造句：
    The people's government made for the people，madeby the people，and
answerable to the people.（SecondSpeech on Foote's Resolution，26Jan.，1830．）
    二十年後（一八五0年），美國神學家、社會改革家帕克（Theodore Parker），首先
在“政府”字眼後，以of all the people，by aIl the people，for aIl the people造
句：
    The American idea……demands……ademocracy，－that is，a government of aIl
the people，by aIl the people，for aIl the people，（Speech，at the Anti－
Slavery Conven－tion，Boston，29Mav，1850．）
    帕克這段話是一八五0年五月說的，到了十一月，他又簡化如下：
    Ademocracy，a government of all，for all，by all.（The State of the
Nation.Sermon preached 28Nov.，1850．）
    四年以後（一八五四年），他又這樣說出：
    There is the democratic idea：that……government isto be of aIl the pepple，
by aIl the people，and for aIl thepeople.（Address，before the Anti－Slavery
Society，BOston，13May，1854．）
    再過了四年（一八五八年），他又有了這樣的句子：
    Democracy is direct self－govemment，over aIl thepeople，for aIl the people
，by aIl the people，（Sermon，de－livered at Music Hall，Boston，4July，
1858．）
    在排比之下，我們一眼就可以看到，帕克遠在林肯葛底斯堡演說前十三年，就有了林肯
演說中的句子！林肯演說中的名言，原來是其來有自的！
    據《林肯的一生》（Life of Lincoln）的作者赫恩登（Hern－don）考證：帕克當年把
他的名言印在一本小冊子裏（這小冊子叫On the Effect of slavery on the Ainerican
people），他送過一本給林肯，林肯在第五頁這句名言下做了記號，所以林肯的名言在尋根
之下，已經昭然若揭。
    我認為林肯涉嫌文抄公，原因有二：第一，他並不認為這句名言是帕克的一家之言，以
前人對一種言論的所有權，並不像後來那樣認真，中國的古聖先賢如此；美國的古聖先賢亦
複如此。例如傑斐遜（Thomas Jefferson）的“life，liberty and thepursuit of
happiness。”論，是公然來自洛克（John Locke）的；他的獨立宣言論，是公然來自佩因
（Thomas Paine）的，這都是無傷大雅的。第二，帕克死在一八六0，林肯演說在一八六三
，帕克雖然並非無名之輩，但是人死了，總歸囉嗦少了，所以也就放膽引用了（帕克的定本
全集是他死後近百年才陸續出版的，自一九0七出到一九一三，有十五卷之多）。
    其實，以上的一連串尋根，隻是在美國本地上的尋根而已，若要真的尋上痛來，則名言
的根中之根，本在英國。遠在一三八四年，英國宗教改革家兼《聖經》譯者威克利夫
（JohnWycliffe），就在導言裏有了這類的名言，雖然這類的名言，林肯極可能並不知道。
    應該怎麽翻譯？
    照前麵提到豪斯的說法，林肯的葛底斯堡演說稿，是打算在攝影師準備照相那段空檔裏
完工的。據我所知，關於林肯起草這篇演說的經過，說法有異：林肯的長子羅勃特。林肯
（Robert Todd Lincoln）一八八五年說這演說稿是林肯坐火車去葛底斯堡途中，寫在一張
；日信封背麵的。但是專家研究結果，卻是林肯早在兩星期前（十一月八日）就起草了，並
且寫在他在白宮經常使用的一種紙上。可能的情況是：林肯在火車上又一改再改他的演說稿
，或者默寫他的演說稿，因而有了不同的卻又都合理的情況。
    但是，不論是哪種情況，兩百六十八個字的演說稿，是“很短、很短、很短”的，短的
好處是簡明，但壞處也就在此。因為林肯的原義，顯然因過分簡明而被弄擰了，這種弄擰，
國民黨的宣傳要負絕大責任。
    對林肯演說中of the people，by the people，for the people的中譯，因為中文英
文結構的不同，早就發生困難了。最早試譯它們的，是一九一六年的留美學生。據這年四月
十八日的《胡適留學日記》，有這樣的記錄：
    趙宣仲（元任）寄書問林肯“葛底斯堡（Gettysburg）演說”中之“The government
of the people，by the people，for the people”一語當如何譯法。此語梁任公嚐以為不
可移譯。今姑試為之：
    此吾民所自有、所自操、所自為之政府。
    然殊未能得原語之神情也。又譯：
    此主於民、出於民，而又為民之政府。
    則三段不同文法矣。不如用反身動詞（ReflexiveverU之為佳也。
    胡適感覺出應用“三段不同文法”來翻譯這段名言，是接近正確翻譯的一個起點。
    那麽，又如何判斷呢？
    這就要追蹤美國人的原始觀念了。這要循著林肯的“思”
    路之旅，才能判斷出他的真正意義。
    前麵說過，林肯的思路來自帕克，帕克思路中最令人注意的句子是他最後一次（一八五
八年）那一段。帕克說：
    Democracy is direct self－government，over aIl thepeople，for aIl the people
，by aIl the people.這裏用上了over這個字，非常明顯的，the people是“被”統治了
的（受格）意思了，相對的，政府就是統治了的（主格）意思了。可見在帕克原始觀念中
of the people中的the people不是主格，而是受格，這是非常明顯的。林肯既是帕克的
細心讀者，林肯的原始觀念是主格還是受格，還不明顯嗎？
    帕克以外，從早於帕克二十年前韋伯斯特的思路裏，我們也可有觸類旁通的領悟。韋伯
斯特說：
    The people's government made for the poople，madeby the people，and answer-
able to the people。
    這裏用上了answerable這個字，非常明顯的，the people是“被”負責的對象了，相
對的，政府——人民的政府（the people's government）——就是統治者的意思了。可見
再往前追蹤思路，也愈追愈分明了。
    向前追蹤過了，我們再向後“思”路之旅一下。
    一八六一年七月一日，林肯就對他的秘書表示過：
    在我看來，戰爭的中心意旨，是要證明民治的政府不是荒謬的理論。我們現在必須解決
這項問題，在自由的政府內，少數人是不是有權任意和政府脫離。如果我們失敗，就可證明
人民還沒有能力管理自己。
    三天以後，他對國會致詞時又說：
    我們的民治政府，時常被人稱為試驗的政府。其中兩個問題我們已經解決了，那就是政
府很順利的建立、很順利的治理。其餘一個問題還沒有解決，那就是政府是不是可以很順利
的維持，而不會被強有力的人推翻。現在要美國的人民對世界證明，能夠獲選的人亦能夠平
靖叛亂。
    林肯在這種人民是否“有能力管理自己”的挑戰裏，在這種“試驗的政府”的“維持”
裏，有了這樣一段話：
    And this issue embraces more than the fate of theseUnitde States．It
presents to the whole family of man thequestion whether a constitutional
republic or democracy－aGovernment of the people by the same people－can or
cannot maintain its territorial integrity against its own domestic foe.在這段話
裏，林肯明確的用了a Government of the people bythe same people的表達法，主賓意
味業已明顯：of後麵的thepeople，是賓的the people；相對的，by後的the people卻是
主的the people，同一（same）人民，是主，也是賓；該主時主，該賓時賓。在林肯of
the people的政治用意中，of後麵的the people是賓，既為賓，自與後麵的by the
people，for the people並無強烈平行的意思，既無強烈平行的意思，把它譯為平行的形
態。——如“民有”“民治”“民享”之類，就未免不妥的了。
天馬行空的宣傳
    正確的翻譯該是把government of the people，by the peo－ple，foe the people中
of the people的意思，與緊接而來的bythe people，for the poople做主賓用意的分開
，林肯的原始觀念顯然是為人民服務的（for the people）、被人民選出的（bythe
people）、治理人民的（of the people）政府，其中of the peo－ple固無“民有”的意
味，for the people也無“民享”的意味，隻是by the poople有一點“民治”的意味，
但此一“民治”，卻又是狹義的特指民選而言。林語堂《當代漢英詞典》民治條下說
government by the people，now usu.called民主〔注二〕，林肯的原意卻明明是民主的
運作——民選的結果。林肯在一八六一年七月一日到四日之間的言論，在在都顯示了林肯相
信民主政治，但卻是經人民選出的反過來治理人民的。林肯這種原始觀念，隻是傑斐遜以來
的美國人的老觀念，林肯的偉大顯然日後被神化了、美化了，其實他有著很可怕的自我矛盾
與分裂：
    理查·霍夫施塔特（Richard Hofstadter）在《美國政治傳統》（The American
Politicai Tradition）中，已舉證證明林肯有“一個職業政客在拉票時的行為”。他在內
戰時所做的違憲行為，也不在少〔注三〕。林肯的民主氣質，比起真正的偉大民主運動者來
，顯然還有距離。羅素（Bertrand Russell）說傑斐遜是“為人民，但本身並非人民一分子
的民主主義者”（a democrat for the people，not of the people），林肯的出身，雖然
比傑斐遜鄉土得多，但他的政治哲學是否高明光大，卻很可疑。
    中譯林肯葛底斯堡演說的不妥，是把並非對等的意思，給譯成了對等的“民有”“民治
”“民享”，並且譯得也與英文原意不相稱〔注四〕。縱使“民有”相當於of the poople
，也不過是“本然之事實”；即使“民享”相當於for the people，也不過是“最終之目
的”，重點還是“民治”〔注五〕。這一並不對等的情況，孫文自己並非不知道，他說林肯
的話譯成中文，便是“民有”“民治”“民享”。就我們現在國情和這三層意思解釋起來，
自推翻滿清政府，成立民國以來，可以說是民有一層已經做到了。十二年以來，政府之內，
都是武人官僚把持，人民不但是不能管國事，並且日日受兵災之禍，流離失所，何能夠說到
民治民享呢？真正的“全民政治”，必須先要有“民治”，然後才能夠說真是“民有”、真
是“民享”。
    雖然如此，孫文為了宣傳之便，最後，拋棄了他自己其他的中譯，做了簡明有餘、明確
不足的翻譯。“民有”“民治”“民享”固不與林肯原義相當，“民族”“民權”“民生”
也與“民有”“民治”
    “民享”並不貼切，至於後來說“自由”“平等”“博愛”又與“民有”“民治”“民
享”無異了，乃至國民黨進一步宣傳說“情”“法”
    “理”就是“民族”“民權”“民生”了，“倫理”“民主”“科學”也是“民族””
民權”“民生”了。……層出不窮，其實全是附會、全是層層“文字障”而已，全部缺乏精
確的含義。正因為如此，所以任何戲法部可憑國民黨代而換之，任何詞匯都可與其他詞匯比
而出之，任何情況都可拈出三個名詞同而化之、統而戰之。
    例如說“民生”即“民享”，此向美國人統戰也；說“民生”即“博愛”，此向法國人
統戰也；說“民生”即“共產”，此向共產黨統戰也；說“民生”即“科學”，此向五四人
士統戰也。這樣子統戰結果，什麽都是，也什麽都不是。中文定義的一片混亂、國民黨宣傳
的一片天馬行空，也就全套在此了。
    一九三九年，英國小說家阿倫（Michaei Arlen），在他的名著《淩雲記》（The Flying
Dutchman）裏說：
    The democtatic system which we caIl the governmentof the people，for the
people，by the people，and to hell with the people。
    我年紀愈大，受國民黨統治愈久，我愈發現這段話中to hellwith the people的真義
所在了。原來它不是為人民下地獄的政府，而是把人民下地獄的政府。“民有”“民治””
民享”、“民有”“民治”“民享”、“民有”“民治”“民享”，兒十年來，“吊民伐罪
”的國民黨，最後的革命結局卻是“吊民而罰民之罪”！這種德政，可真教我們不敢領教了
！——我們對挾林肯之言而來的一片混亂、一片天馬行空，可真要弄個清楚了〔注六〕！
           一九八四年七
月三日晨
    -----------
    〔注一〕戴維斯（A.powell Davies）說：“湯姆斯·庫波耳（Thomas Cooper）在一七
九五年所提出的民主的定義是最扼要最簡潔的一個：‘民有、民享的政府’。但根據這一定
義，一個專製暴君也能宣稱他的政府是民主的，這種事實也屢見不鮮。”（何欣譯：《民主
真詮》，《自由中國》第十一卷第十期）
    〔注二〕英文democracy（民主）這個字，美國即使在獨立時也不常用。獨立宣言上、
各州憲法上、美國憲法上都沒有這個字的出現。
    〔注三〕查理·比爾德（Charles A.Beard）在他的《共和國》（The Republic）一書
，以對話的手法，寫林肯的違憲行為如下：
    斯醫生：那麽林肯的批評家所指斥關於林肯的所謂違憲及高壓手段，是怎麽回事呢？
    畢耳：我絕沒有意思說這些批評不太重要，事實上，我手頭現在就有一個很長的單子，
可以寫滿好幾頁。斯太大，在靠近你的那個書架子那兒，有一本很厚的羊皮精裝書是馬歇爾
（John A.Marshall）寫的美國巴斯提獄——內戰後期有關美國公民不法拘禁史（A History
of the lllegai Arrests and Ilmprisonment of American CitiZens during the Late
Civil War），你和羅拔（即斯太太的丈夫斯醫生的名字）如果願意把它帶回去看看，你一
定會從書裏找到一大堆批評林肯的資料。反對林肯的人認為在林肯主政之下，有許多措施都
是以違憲和高壓的手段做出來的。譬方說，在馬利蘭州州議會會期中，林肯就施壓力要州議
會壓製脫離聯邦的提案活動。在北方很多距離戰火相當遠的地區，就有很多人民被政府肆加
逮捕，許多批評林肯政府的報紙編輯和演說的人都被政府拘禁入獄，不少報紙都被當局封閉
停刊。當然究竟有多少人被捕，確數很難決定，但被關起來的人則以千計。
    如果把林肯的所謂的違憲和高壓措施統統加在一起乘上十；即便是為了辯論，說我們把
對一切反對林肯的批評統統都接受了；盡管在許多違法措施是林肯自己事先一無所知，而是
由許多政府丈武官員以林肯政府的名義不法進行的，我們姑且把這筆總賬都算在林肯一個人
身上；盡管我們忘掉林肯曾經下令赦免了許多政治犯——例如普賴爾（Roger Pryor）曾因
任職南方聯邦被捕，而林肯迭次拒絕將普賴爾正法——和一再頒發大赦令；我們就算把一切
所能想到的罪名都加在林肯頭上，可是，這些所謂違憲和高壓的手段的憲法問題還是值得辯
論的。這個問題本身是相當複雜的。
    〔注四〕沈剛伯在《高中曆史》中說美國：
    到一八二八年大選的時候，各州的總統選舉人、除兩州外、已經是由人民直接選出而非
由州議會推定，許多州並將選舉權的財產限製也大加放寬，讓平民都能參加選舉。平民選舉
的結果產生了第一個“人民的總統”（The people's President），把那六十一歲的傑斐遜
（Jackson）擁進白宮。他連任一次，開始了好些大刀闊斧的改革，把傑斐遜式的各州民主
（Jeffersonian State Democracies）變成了傑斐遜式的全國民主（Jacksonian Nationai
Democracy），使政府於民有、民享之外，更進為民治。
    他又在注裏說：
    《人權宣言》本由傑斐遜起草，他承認政治終極的主權在民，並主張政府應以謀人民的
福利為其唯一職責；但他不承認未受過教育的人有參與政治的能力，更不願那些無恒產的人
有過問政治的資格。他心目中的國家隻是民有、民享，而絕非民治，美國獨立後五十年的政
治便是如此。
    傑斐遜認為政治是大眾的事、任何人，無論貧富智愚，都應該有直接參加聯邦政府之權
；從他被選起，美國才算真走人民治之途。
    沈剛伯這些話，顯然不明白美國”民治”的真正情況與真正來龍去脈。他又把”民有”
和“民享”扯進，混成鼎立而三的對等意思，殊不知是不能這樣硬分而二的。這種硬分而三
，凡是國民黨和吃國民黨奶水長大的，都會犯同一錯誤。我舉費希平《民主主義與民本主
義》一段話為例：
    民主政治是今日最理想的政治製度，也是世界各國普遍實行的政治製度。什麽是民主政
治呢？美國林肯總統所下的定義最為正確，他說：Democracy means government of the
people，by the people，for the people，譯成中文就是：民主政治是民有、民治、民享
的政治。所以，民主政治所涵蓋的意義，可分三個層次加以說明：首先，我們應該知道，民
主國家主權的歸屬。談到這個問題，使我想起曆史上兩件不朽之文獻，一件是美國的獨立宣
言，一件是法國的人權宣言，在這兩個文獻中，都認為國家的主權應該屬於人民，具體他說
，人民是國家的主人，政府為人民所有，這就是林肯所說的of the people。人民雖然有了
主權，如果不能運用其主權來治理國家，主權就變成了空中樓閣，因此，由主權所引申出來
的選舉權和罷免權，就是林肯所說的by the people。人民有了選舉權，當然要選為人民忠
誠服務的、為人民謀福利的官吏與民意代表；人民若是發現他們所選出的官吏或民意代表，
沒有實踐他們的諾言，人民可運用罷免權罷兔之；所以，在一個實行民主政治的國家中，官
吏與民意代表都在兢兢業業地為人民服務，人民才能享受幸福的生活，這就是林肯所說的
for the people。總之，民主政治應該包括民有、民治、民享三種意義，缺少其中任何一個
，就不能稱為民主政治。（《深耕》雜誌，一九八二年五月二十五日）
    費希平錯引林肯原丈於先，又亂做解人於後，林肯有知，當暗笑九泉！中國俗話說：”
無心雕做木居上，便有無窮求福人”，林肯的一句順手拈來、“無心說出的一段應景演說，
竟可被國民黨和吃國民黨奶水長大的，年複一年，以長篇大論“闡發無剩義”，藉以“求福
”、藉以欺盡蒼生，真不能不說是今古奇觀了！
    〔注五〕顧敦鍒《中國議會史》說：“美國總統林肯之言曰：‘德謨克拉西之政府，一
民有、民治、民享之政府也。’民有為本然之事實，民享為最終之目的，在今日政治開明、
學術進步、人權發展之時代，已為天下所公認，可以毋費討論。唯民治一端，則重在方法。
而方法本無一定，輒隨情境而異，則大有研究之價值。”荊知仁“對憲法憲政的基本觀念和
認識”說：“林肯曾解釋民主力民有、民治及民享。就此一解釋的內容來分析，民有為前提
，民治為方法，民享為目的。這三者之中，民有之前提，乃理論上的假設；民享的目的，乃
古往今來，無分專製或民主，所共同追求的目標；民治之方法，卻是貫徹民有前提，達成民
享目標正當而有效的手段。極權和民主的真正分野，不在於民有的前提和民享的目的，而在
於民治的方法。”（《成長的民主》）
    李聲庭“沒有自由如何民主”說：“民主的定義，最簡單的莫過於美國林肯總統所說的
：‘政府為民所有，政府為民所治，政府為民所享。’其中最重要的卻是政府為民所治。”
（《名人雜誌》，一九八二年六月十五日）
    〔注六〕對林肯演說提出疑義的，最早見於錢歌川先生的《英文疑難詳解》，我寫這篇
疑義，是就錢先生的疑義，加以論證發揮的，基本的解釋，是錢先生的，不是我的，特此聲
明。從文法學家的解釋觀點，自可對疑義加以疑義。例如over all the people的over，
也可不做“在……上頭”的解釋而做“通由所有人民”或“在所有人民中”的另一種解釋，
而agovernment of the people中，government和the people自可視為從屬關係等等。總
之，我這篇疑義的主旨，在拋開文法上、修辭上的字麵拘泥，而從林肯的政治思路上溯本探
源，從而證明原義不是如文法解釋觀點那樣簡略的、平行的、望文生義的。我們這些飽受林
肯演說移植中國以為宣傳、以為政治廣告下的受害人，實在不該輕信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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孫中山把三民主義作為“統戰工具”
    ——扭曲了的“紀念”
    殷海光死後，許多人都打著他的旗號，來“紀念”他，其實隻是扭曲他而已。為什麽？
因為“紀念”一個人，你必須就這個人成熟時期、健康時期、神誌清明時期的長時期均衡表
現為準則，換句話說，你必須就這個人生命中最光彩的登峰造極來論定，一個人一生的變化
，往往是很多的，不把握住這一登峰造極，反倒亂加“紀念”，那樣就是扭曲。以聞一多為
例，聞一多一生中最登峰造極的，是他拋棄了舊式文人的習性，轉而從事對抗國民黨暴政的
戰鬥，以致被國民黨暗殺，殉道而死。但他的“朋友”梁實秋寫《談聞一多》（一九六七年
一月一日《傳記文學社》出版），卻酸酸地寫了這些話：
    聞一多短短的一生，除了一死轟動中外．大抵是平靜安定的，他過的是詩人與學者的生
活，但是對日抗戰的爆發對於他是一個轉折點，他到了昆明之後似乎是變了一個人，於詩人
學者之外，又成了當時一般時髦人士所謂的“鬥士”。抗戰軍興之後，一多一直在昆明，我
一直在四川，不但未能有一次晤麵，即往返書信也隻有一次，那是他寫信給我要我為他的弟
弟家駟謀一教法文的職位。所以，聞一多如何成為“鬥士”，如何鬥，和誰鬥，鬥到何種程
度，鬥出什麽名堂，我一概不知。
    這就是扭曲的一個顯例。梁實秋名為“紀念”，其實是把聞一多小化、窄化了。把聞一
多小化、窄化得活像懦夫梁實秋自己。把聞一多小化、窄化成一個整天詩酒螃蟹的詩人學者
，這是對聞一多最可恥的扭曲，這是我們不得不予以拆穿的。
    最近有所謂“紀念”殷海光“學術座談會”，就是全套梁實秋扭曲聞一多的翻版。這種
“紀念”的特色，是小化、窄化殷海光批國民黨的偉大成就麵，而突出殷海光的學者麵、中
國文化麵，……這是很可恥的。
    殷海光早年投身在救國的急湍裏，他的狂熱和動輒“立正示敬”，十足是一個法西斯分
子。他被國民黨爭取到，為國民黨做文化打手，……（略——編者）到台灣後，他勇於覺悟
，把國民黨的禍國殃民，批了個痛痛快炔，這是殷海光一生中最登峰造極的，沒有這些登峰
造極，自然無所謂思想家殷海光、無所謂邏輯學者殷海光。所以，論定殷海光，必須就這一
生命中最光彩的登峰造極來論定，否則就是別有用心了。
    可恥的是，所謂“紀念”殷海光“學術座談會”裏，我們完全看不到這種識其大者的”
紀念”，對這種鄉願式的集會，我們真不能不說他們在扭曲死人、愧對生者了。
    為了反證這種“紀念”殷海光“學術座談會”的扭曲，我現在以殷海光一篇舊作——”
我對於三民主義的看法和建議”——為例，看看殷海光怎樣在麵對國民黨，做一個人世的思
想家。
我對於三民主義的看法和建議
    我在《自由中國》第二十二卷第十期發表的《給雷震先生的一封公開信》，在一個文明
的民主國家，實在是平常得很。想不到這封信竟引起許許多多誤解。誤解的基本原因之一，
是若幹人士拒絕對我在信裏所說的種種論點或做理智的思考，而隻把各人心中畫好了的影像
投射（project）到我身上去。這是一個值得研究的群眾心理學的問題。關於這個問題，我
認為應須讓心理學專家去研究。我們現願意在這裏解釋一下的，是我對於三民主義的看法，
並且提出建議。
    第一、我在那封信裏說“我的確也沒有說半甸恭維三民主義的話”。有些人士把這句話
解釋作“殷海光瞧不起三民主義”。這不知是什麽推理方式！一般思想方式未經訓練的人之
思想常常被一些習慣性的格子所圃。例如，“不左即右”、“不白即黑”、“不是唯心就是
唯物”、“不是窮人就是富人”……（略——編者）其實，世界的範疇和事物哪有這麽簡單
！在白與黑之間有灰，在白與黑之外有紅、橙、青、藍、紫。在唯心與唯物之外的思想更多
得很。在富人與窮人之間有許許多多級次。依此，我們怎麽能夠從“沒有恭維”而推斷是”
瞧不起”？
    如果三民主義的確是一種思想學說，那麽我們對它既不應該持“恭維”又不應該持“瞧
不起”的態度。這是“對人”的態度，而不是對思想學說的態度。對思想學說隻可研究，以
定其對錯或是否行得通。
    第二、我為什麽在《胡適與國運》這個講演裏沒有提到三民主義？這是有一番苦楚的。
任何稍有常識的人都不難明了，在我們這裏的空氣，對於三民主義，像中世紀的教皇僧侶們
對於宗教教義，……（略——編者）在這些統治之下的人們，對於這類教義或主義，隻有”
信服的自由”、沒有“反對及批評的自由”。如其不然，便視同異教事件辦理。從表麵看來
，這種動作是為了維護他們堅持的真理。但是，這種狂熱的情形即令並非沒有，也隻在這類
運動的初期；到了政權到手，這類教義或主義就變成從思想上維持統治的工具。這類工具最
重要的一麵是權威性；至於內容的真假對錯根本是次要的事。因此，如果有人反對或批評教
義或主義，那麽就表示你敢於冒犯權威。
    冒犯權威就是從基本上動搖統治的象征。……（略——
    編者）我因既不願被目為異端，又不足說“違心之論”，所以在那次講演中保持了緘默
，沒有提到三民主義。可是，當時有一位學生問到頭上來了，我因為不願對青年說敷衍話，
所以說三民主義底內容“十分糅雜”。
    如果任何一種思想學說是真理，那麽用不著借槍杆保護。如果任何一種思想學說要借槍
杆保護，那麽就證明它不是真理。我們從來沒有聽說羅素思想需要槍杆保護的。
    說到這裏，我願意提醒國民黨的朋友一聲。據已故崔書琴先生告訴我：“他在天津南開
讀書時，天津還在北洋軍人統治之下。當時三民主義是禁書。讀三民主義如被查出，是一件
非常危險的事。可是他們總是秘密地放在桌子底下讀，或者半夜起來讀。”如果當時三民主
義像現在一樣得靠政治力量來掩護其權威並強使大家信從，那麽怎能在北洋軍人統治之下”
深入人心”？
    第三、三民主義是否“統戰工具”？我的答複：“是的。”我說它是一種政治思想，係
從它底思想性質方麵著眼的；我說它是統戰工具，係從它底政治功能著眼的。二者毫不相妨
。這一看三民主義產生的背景便知。國民初年，承孔製大一統崩潰之後，新學說、新思潮湧
入。當時的中國知識分子，在一方麵由於好奇好新鮮，在另一方麵由於迫切想抓住一個什麽
主義來救國，於是有人講無政府主義、有人講社會主義、有人講民治主義、有人講共產主義
，……“思想龐雜”極了。由於“思想龐雜”，表現在政治上的就是行動紛亂，力量分散。
孫中山先生看到這種光景，於是創建三民主義。三民主義中的民族、民權、民生可以看作政
治問題底三大基本範疇（three primary categories）。試問上述各種思想學說，有哪一種
能逃出這三大基本範疇以外？這真是各路孫悟空跳不出佛爺底手掌心也！就四十年前孫先生
所處的時代而論，這真是一個偉大的天才創建。因為三民主義確乎比當時一般政治思想高出
一籌，而且富於廣含性（comprehensiveness），所以把當時那些思想都吸收了，都兼消了
。因為思想上的吸收和兼消作用，於是許許多多政治醒覺分子漸漸皈依到三民主義的懷抱而
滋長出一種一致的政治意識。這種政治意識之滋長，日後成為北伐運動的推動巨力。我想，
凡屬中國現代史的公正研究者，都應該對於這一段曆史發展做一番客觀的解析。
    從這個觀標來看，三民主義不是“統戰工具”又是什麽？當然，那個時候，似乎沒有這
個名詞，而且孫先生本人未必“意識到”這一點。不過，這不是實質，所以無關緊要。我們
並且還可推廣一步來想：不僅三民主義是一統戰工具，而且就國民黨底發展史看，凡是它”
革命”順利的時候，也就是它的統戰做得好的時候。隻因後來“革命成功”，自以為政權在
握，武力可恃，驕念橫生，以為天下莫我若也，不肯虛心把統戰認真做好，所以後來弄得處
處荊棘橫生，以至於一敗塗地。孫先生本人就是統戰的大發明家。同盟會是統戰的初嚐，”
聯俄容共政策”是大規模的統戰，並且是“國際統戰”，抗日戰爭初期搞的是很可欣賞的統
戰。到了抗戰末期，戰爭及人事因素把國民黨底政治機能腐蝕了，弄得它逐漸在統戰中失去
主動力，政協失敗就是顯明的實例。於是它對於統戰滋生出畏懼、戒慎，甚至厭憎的心情。
今日台灣國民黨底政治心理就是這種心理底延續。所以它很難打開一條大的出路，而僵守在
這裏，日以捉蚊蟲跳蚤、吹毛求疵為務。
    第四、國民黨應須將三民主義來一番改適。三民主義底大間架還是可用的。然而，它底
內容和鋪陳，凡十年來，毫無修正、翻新和充實。我極不讚成國民黨借著政治權勢把三民主
義變成國教；但是我極其讚成國民黨享有不借政治權勢來宏揚其三民主義的自由。近十兒年
來，對於三民主義研究得最努力的，我所知道的隻有任卓宣先生。可是，他所走的路是鑽到
三民主義裏麵加以詮釋。
    這種工作，類似中世紀的繁瑣哲學家之注解亞裏士多德哲學。這種路線愈走愈窄。所以
三民主義的繁瑣哲學，到了任卓宣先生便是登峰造極，不能再有起境了。三民主義的閱讀呢
？從崔書琴先生之冒險秘密閱讀而演變到今日必須以高壓手段喂填鴨、必須拿考績和利祿來
做鼓勵，相去何遠！世變何極！這是三民主義的悲劇。這一悲劇之形成，絲毫不能怪任先生
。自從國民黨得勢以來，就把三民主義捧若聖經，自黨員以至人眾，隻許信奉，不許批評。
這一種心理狀態表現得最強烈的代表人物可推胡漢民先生。在這種傳統氣氛高壓之下，即令
任先生有柏拉圖底才華也施展不出來的。國民黨底這種“意識形態”之作用，不僅禁錮了自
己底思想，而且也禁錮了三民主義。真是令人惋惜！
    我們看孫先生所作三民主義序文，可知他自己並沒有像他底信徒那樣，把三民主義當作
天經地義的意思。
    而且，就我們從前一輩人所述孫先生底行誼中，得知他很喜歡和青年詰難辯論。如果當
初孫先生對於三民主義采取像現在一部分國民黨人士這種專橫武斷的態度，那麽三民主義何
能在無武裝保護之下爬起來？何能暢行天下？杜威說：“民主必須每代更新。”大家奉行的
政治思想，哪裏是動都不能動的列祖列宗相傳的“朱子家訓”？
    三民主義是四十年前的產品。這四十年來，世界進步得太快了，中國人底知識也有些進
步。如果要它跟上時代，永遠常新，並且使青年們讀起來真正從內心發生興趣，那麽必須來
一次改造。改造的工作，必須從吸收現代心理學、拉斯威爾政治學、波柏底社會思想評導、
文化人類學等等著手。這種工作是一件比石門水庫還要巨大的工程。這樣巨大的工程，絕非
一個人所能進行，而必須成立一個機構，網羅這些方麵的人才以從事。國民黨內至今還是有
些聰明才智飽學之士。像陶希聖先生這樣的人就可主持其事，期以三年有成。那時三民主義
可以一嶄新的麵目與大家相見，在中國政治思想上重放異彩。
    殷海光這篇《我對於三民主義的看法和建議》，原登在一九六0年六月十六日《自由中
國》裏。這篇文章是因殷海光一個月前寫《給雷震先生的一封公開信》（《自由中國》，一
九六0年五月十六日）引起。在這封公開信中，殷海光有這樣一段話：
    我在台灣大學任教，算來有十一個年頭了。我教的科目，不是政治，也不是曆史，而是
邏輯、羅素哲學、解析哲學、理論語意學這類東西。我在這十一年裏，偶爾為學生辦的刊物
寫點文章，也有時被學生請去講演。這些工作，是任何教師份內的工作。隻要有學生請，教
師們是沒有正當理由拒絕的。我底寫作和講演在從前也沒有出過什麽“問題”。可是，自從
一九五八年十二月十五日我講演《胡適與國運》以後，“問題”就來了。這一天下午七點鍾
，我在校本部開講，由於題目很有吸引力——我不認為我自己有什麽吸引力，當時連走廊上
和窗戶上都爬滿了青年。我講演底內容大致與在自由中國第二卷第九期所發表的相同。在這
篇講演中，我提到對於中國現代思想最有影響的人物時，隻列舉了康有為、梁啟超、陳獨秀
和胡適之四位先生，而沒有列舉別的人物。我這樣做係基於我自己所做的種種考慮。我底這
些考慮對不對，有而且隻有就學術思想的觀點去衡量才可。講演完畢以後，照例由學生提出
問題。有一位學生問：“殷教授認為三民主義怎樣？”我當時答複說：“三民主義係四十年
前的政治統戰工具。它是為了迎合當時複雜的政治思想而設計的，所以也就十分糅雜。”我
的確沒有在這篇講演中恭維某黨人士硬要天下人恭維的偶像；我的確也沒有說半句恭維三民
主義的話。除了當作壓製思想的權威以外．我想不出任何理由必須把任何人的話捧若聖經，
更何況那些兒十年前的方便說法！大概這招致了某黨人士極度的不滿。自此以後呢？每逢有
學生請我講演，不是因訓導處同仁說“教室不夠”，便是說“題目不行”，而給打消掉了。
對我而言，反正這類事件平常得很，懶得去記憶。世道衰微如此，有什麽可說的呢？
    看了這段來龍去脈，我們不難發現，殷海光在寫過千千萬萬批國民黨的傑作以後、在
《自由中國》封門的前夜，最後奮其一擊，以他思想家的透視力，在國民黨所倚恃的聖經頭
本，嚐試去點破真相、嚐試去動上。顯然的，殷海光為了這一點破真相與動上，很快的失掉
了演說的自由、失掉了《自由中國》。如今我們追念這段往事，應該注意到當時自由民主人
士的那股雙軌作業一一—軌是用新黨對抗國民黨、一軌是用新解說剝開國民黨的聖經。也許
當時他們這樣做，不全是自覺的，但他們在“文字收功”多年以後，最後升級到這種雙軌作
業，卻是一種不得不然的發展。雖然他們立論的純度，不無可疑；組黨的品類，容有可議，
但是他們畢竟百尺竿頭，沒有停止地向前走了。
    他們在竿頭翻落，求仁得仁，這種勇於殉道的精神，比起扭曲他們以為“紀念”的偽君
子們來，真是偉大得無與倫比了！
           一九八四年八月六日以兩小時作
    〔附記〕殷海光的曆史訓練和資料訓練很差，所以他無法從孫文的著作中舉證，這是他
立論的大缺點。孫文在一九一九年寫《文言本三民主義》，在民生主義部分，尚沒提到“民
生主義就是社會主義，又名共產主義，即是大同主義”的話，這些話是一九二四年《演講本
三民主義》增加的，而那時正是國民黨共產黨哥倆好的時代！三民主義的統戰性質，在此可
得佐證！（一九八四年八月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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孫中山的第二興趣是“女人”
    ——革命以後幹什麽？
    國民黨黨營書店正中書局出版了一冊《宮崎滔天論孫中山與黃興》，第三十頁中明載孫
中山答複犬養毅的話，說他生平的第一興趣是“革命”，第二興趣是“女人”，第三興趣是
“書”。可見國民黨黨營書店對孫中山喜歡女人的事，尚予以梓行問世，當然，這極可能是
國民黨的一項疏忽。
    孫中山不掩飾他對“女人”的興趣，顯示了他至性的一麵。
    他一直把第一興趣“革命”和第二興趣“女人”兼顧，在他早年革命中的陳夫人（陳粹
芬），是革命黨兼女人；在他晚年革命中的宋夫人（宋慶齡），是女人兼革命黨。雖然，這
種一貫作業，有時並不為人所讚同。陸丹林《革命史譚》中有這樣的故事：
    民國十年，總理親率大軍，出發廣西，實行北伐。此役孫夫人宋慶齡女士沒有偕行。其
原因傳為廖仲愷諫阻。蓋廖以中國古來出征，多不攜帶家眷，女子在軍，視為不祥，且恐惹
起其他誤會。總理本大無畏之精神，打破一切對封建陋習思想，即答廖說，此為不可為訓的
惡習，革命黨人不該存此思想。並引梁紅玉輔佐韓世忠大破金兀術故事來說明女子在軍中的
貢獻。但因部屬既存有此種思想，故亦勉從眾意，孫夫人乃暫留廣州，未即隨同入桂。
    由此可見，孫中山的“韓夫人”革命法，有時會給他惹來觀點上的歧見。
    我生平看了不少以“革命”為第一興趣的故事，他們在“革命”以後，有的轉入第二興
趣，像富蘭克林（Benjain Franklin），他晚年派赴法國，折衝尊俎之餘，與洋婆子尋歡以
為樂，在溫柔鄉以終老；但有的卻轉不過來，像富蘭克林的朋友潘恩（Thomas Paine），他
卻仍舊為第一興趣中風狂走，在美國革完命，又跑到法國去革命。我想這種“革命狂”未免
興趣太窄了一點。又如格瓦拉（Ernesto‘che’Guevara）也是一樣。
    他在古巴革完命，放著“中央銀行總裁”和“工業部長”不做，又跑到玻利維亞去革命
，最後被”美帝”派人來，予以圍捕槍決，其一生第一興趣過顯，第二興趣欠明，最後“大
頭對不起小頭”
    而去，亦可哀矣！
    也許，潘恩和格瓦拉的毛病，都出在第一興趣的“不知止”，這種人應該知道，第一興
趣在成功以後，應該立刻收斂他們的“革命狂”，真正從事革命以外的大業，而不要以為除
非他繼續革命，革命就尚未成功。以為天下非他不可、必須靠他一革再革的人，其實是一種
悲劇角色。有“革命狂”的人，如能從第一興趣轉為第二興趣，功成身退，退而老去尋春而
不悲秋，才是喜劇的扮演者。革命並非不好，但是做了職業革命家可就不太好。一旦做了職
業革命家，革命就會變為“國民革命”
    第一期、第二期、第三期……而被革命的國民就吃不消矣，最後這種人令人厭煩，也就
不在話下了。
           一九八四年八月二十五日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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孫中山與陳粹芬
    ——毋忘孫夫人
    孫文在《革命緣起》中回憶他和日本宮崎兄弟的來往經過，認為是革命黨人與日本人士
相交之始。宮崎兄弟有八人，跟孫文友好者有宮崎民藏、宮崎彌藏、宮崎寅藏（白浪滔天）。
    宮崎寅藏在《孫逸仙其仁如天》（陳鵬仁譯著《宮崎滔天論孫中山與黃興》）裏曾記錄
一個故事：“有一天犬養毅間孫先生說：
    ‘您最喜歡的是什麽？’孫先生毫無猶豫地答說“revolution”
    （革命）。‘您喜歡革命，這是誰都知道的，除此而外，您最喜歡什麽？’孫先生邊看
犬養毅夫人，邊笑而不答。犬養毅再催問說：‘答答看吧。’孫先生答說：“woman”（女
人）。犬養拍著手說：‘很好’，並問：‘再其次呢？’“book”（書）。‘這是很老實的
說法，我以為您最喜歡的是看書，結果您卻把女人排在看書前麵。這是很有意思的。不過喜
歡女人的並不隻是您！’犬養毅哈哈大笑，並佩服孫先生說道：‘您這樣忍耐對於女人的愛
好而拚命看書，實在了不起。’”劉成禹《先總理舊德錄》中說孫文對伊藤博文自吟“醉枕
婦人膝，手握天下權”，甚以其風度為然。”足見孫文對女人，有他但白的看法。
    孫文一生和女人的關係，國民黨欽定的傳記中，隻承認兩位，一位是盧夫人（盧慕貞）
、一位是宋夫人（宋慶齡），其他一概給一手遮天了。這種“為尊者諱”、“為親者諱”，
其實是很封建的思想，自為反封建的革命黨所不取。
    孫文與盧慕貞結婚時是二十歲（一八八五），盧夫人生於一八六七，比他小一歲；與宋
慶齡結婚時是五十歲（一九一五），宋夫人生於一八九三，比他小二十六歲，在這盧前宋後
（原文如此——編者）的三十年間，細查起來，卻不無其他夫人可尋。
能飄白發說微時
    其他夫人中最令我們注意的，是陳夫人（陳粹芬）。
    一九三六年三月二十日，《逸經》第二期登馮自由《革命逸史》四則，在第四則《孫中
山之嗜好》中，有這樣一段：
    中山畢生不嗜煙酒，讀書之餘，間與人下象棋，然習之不精，好取攻勢而懈於防守，故
易為敵所乘，餘與胡漢民何香凝等皆嚐勝之。外國紙牌尤非其所好，然頗精於三十年前盛行
之廣東天九牌，乙巳以前居橫濱時，每與陳四姑（名香菱）、張能之夫婦玩之。
    這裏提到的“陳四姑”，就是陳夫人。九年以後（一九四五），馮自由出版《革命逸
史》第三集，書前請劉成禹題詞，劉成禹寫《奉題馮自由兄革命逸史三集並自題七十自傳暨
先總理舊德錄》十首，在第八首中有這樣的詩：“望門投宿宅能之，亡命何曾見細兒。隻有
香菱賢國嫗，能飄白發說微時。”馮自由在後麵加按語，說：“禺生詩中所述掌故。皆民國
前八九年革命軼事。舍餘二人外。無人知其詳。”“橫濱日本郵船會社華經理張果字能之。
與總理有通家之好，陳夫人瑞芬原名香菱。曾寄居張宅一年。總理居日本及越南南洋時。陳
夫人恒為往來同誌洗衣供食。辛勤備至。同誌鹹稱其賢。”老革命黨馮自由在此明說“陳夫
人”，可見孫文在盧夫人後，又結婚了〔注一〕。
孫陳粹芬
    劉成禹寫陳夫人“能飄白發說微時”的詩，是一九四三年。
    四年以後（一九四七），他真的印證這一“能飄白發說微時”的圖畫了。他寫《翠亨村
獲得珍貴史料》（《世載堂雜憶》），有這樣幾段：
    孫中山先生生於中山縣（原名香山）翠亨鄉。子此次巡察到此，所得事件，有足供史料
著錄者，亦彌足珍貴也。
    中山縣長孫乾，為先生之胞侄孫，予五十年來之通家子。其人精明強幹，篤守禮節，治
中山縣頗有政事才。
    予四年前在重慶，題馮自由革命逸史三集，述及陳粹芬老太太，馮自由且為之注。抗戰
以來，粹芬老太太先居澳門，後由孫乾供養，今年高齡七十五矣。聞予至中山石峻，喜曰：
“劉某予四十餘年未見麵，今尚在人間耶？予抵石歧，即往晉謁，述當年亡命情形。粹芬老
太大概然曰：
    我未做飯與汝等吃，已四十八年矣。今日重逢，下午請吃飯。於是大備盛筵，親送孫陳
粹芬紅帖曰：不似在橫濱街頭買菜，而今請吃飯也有格式了。
    午後前往，粹芬老太太已在門首歡迎曰：我輩五十年來，各人都在，回憶當年亡命受苦
，直一大夢耳，不可不留一紀念。於是賓主共攝一影入座。老太太暢談經過身世，甚多珍貴
史料，足供收采也。
    陳老太太為言革命時期惠州之役。香港李紀堂、梁慕光等商議在惠州起事，軍械皆由海
員公會海員秘密輸運，經日本郵船與美國、高麗等郵船運來者最多，以橫濱為居中策應，視
情勢如何，在橫濱定行止。陳老太太任來往船隻起落密件之責，故橫濱郵船一到，老大太即
往接船，以港方確實消息．轉告密運槍械之海員。日本因婦女上下，毫未注意。及事敗，梁
慕光來橫濱，盛稱陳老太太英勇不已。老太太曰：我當時傳遞書簡，並不害怕，大家拚命做
去，總有辦法。
    予此行，在孫家獲睹先生所留金表一枚及金鏈一條，鏈頭小印一顆。金表大如小蟹，有
金蓋可開闔，金蓋麵刻英文“Y.S.Sun”。蓋先生倫敦蒙難歸國，康德黎博士臨行所贈物也
。先生在橫濱時，屢出以示人，今再見之，真革命史上傳世之寶也。
    陳粹芬在近半個世紀後，故友重逢，為老同誌再開飯局，且用“孫陳粹芬”名義下帖子
，其為孫文的夫人，一清二楚矣！
一位被遺忘的革命女性
    劉成禺回憶這一久別重逢，真是場麵感人。李又寧在《一位被遺忘的革命女性——陳粹
芬》（一九八一年十月《傳記文學》第三十九卷第四期）裏說：
    粹芬原名香菱，又名瑞芬，人稱之為陳四姑。廣東人，生於一八七三年左右。
    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她是中山先生的革命伴侶。日本橫濱是他們居住和活動的一
個據點。她經常為往來的同誌洗衣、做飯。革命黨人在香港和橫濱之間，密運槍械，她上下
船隻，傳遞消息。同誌們都很稱讚她的英勇和勤勞。
    中山先生到南洋革命，粹芬也在左右。她親自印刷宣傳品。池亨吉，中山先生的日本友
人，說她工作“非常忙碌”，性格“剛毅”〔注二〕。
    宮崎寅藏的夫人宮崎褪子在《我對辛亥革命的回憶》（陳鵬仁譯著《宮崎滔天論孫中山
與黃興》）裏，有一段描寫陳夫人，她說宮崎民藏睜大眼睛回敘昨天晚上的事，邊稱讚那位
中國革命婦人，邊鼓勵我說：“在照顧孫先生日常生活的那位中國婦女同誌，真是個女傑。
她那用長筷子，張著很大的眼睛，像男人在吃飯的樣子，革命家的女性隻有這樣才能擔當大
事。你看她聲音之大。你應該向她看齊才對。”
    這樣一位有助於中國革命的“女傑”，在革命成功以後，開始被“出局”了，她由孫文
的侄子孫乾奉養，住在中山縣的石歧；一如盧夫人由女婿戴恩賽奉養，住在澳門〔注三〕。
孫文又有了新夫人——宋夫人。吳相湘《孫逸仙先生傳》說：
    民國三年春，盧夫人曾赴日本。據她答香山縣商會函有雲：“先伯（德彰大哥）離世後
，電召氏（盧自稱）往日本，商配宋氏之婚。後氏回澳住居，得常往教堂聆主之救世大道。
”這就是盧夫人明大義，同意分居。自居澳門。
    但孫科及二女仍奉養一切；孫先生就不致重婚。
    吳相湘說“同意分居”，又說“不致重婚”的話，顯然是含糊其辭的。事實上，孫文與
宋慶齡在一九一五年在日本結婚的時候，盧夫人還是盧夫人，而在孫宋婚約上第一條，也隻
是盡速辦理符合中國法律的正式婚姻手續而已。
還有一位櫻花夫人
    這月十六日，美聯社東京電訊說：
    日本共同社今天報導說，一位日本教授在橫濱發現孫逸仙博士七十八歲的女兒。
    日本通訊社說，這位學者名叫久保田，是日本女子大學的教授，他負責研究這件事，他
指出這位女人名叫宮川富美子，住在東京南方的橫濱市。
    根據久保田的研究，孫中山於一八九八年在橫濱的中國城，首次遇到宮川富美子的母親。
    以下是共同社所發表的有關的研究報告。
    一九0一年孫中山要求宮川富美子的祖父，答應把她的母親嫁給他，她的母親當時才十
四歲。其祖父予拒絕，因為這個女孩太年輕，而當時孫中山的年齡是三十六歲。後來孫中山
直接向該女求婚，於是兩人就在橫濱以簡單的儀式進行婚禮。
    後來孫中山獨自前往東南亞及美國旅行，於一九0五年回到日本看妻子，是年（一九0
六年），他的女兒出生，但孫中山於女兒出生之前就因事離開日本，再也不回來。
    宮川富美子的母親後來改嫁兩次，但仍保持與孫中山書信往來。於一九七0年去世，享
年八十二歲。宮川富美子於出生後不久，由另一個家庭收養撫育。
    孫中山在美國的親友們也曾說，孫中山在日本有一個女兒，但不知其姓名，這是一個日
本籍太太所生的。以上是日本共同社所發表的研究報告。
    這位東洋夫人的名字叫大月薰，她在一九七0年十二月死去。
    她死以前，曾留下錄音帶和口述紀錄，據十八日的《讀賣新聞》，大月薰的父親原是和
中國有貿易往來的商人，孫文因藏匿在大月薰家裏而與大月薰相識相愛；四年後孫文向大月
薰求婚，並舉行婚禮，當時大月薰還隻是橫濱高中女中的學生，年僅十五歲。宮川富美子生
於明治三十九年五月，富美子的名字中“富美”的另一個漢字寫法是“文”字，這是仿效孫
文的“文”所取同音字。宮川富美子生下後，立刻被送去做養女，她自己則是在昭和三十年
從當時住櫪木縣的生母大月薰那兒知道真正的身世。這段秘密之所以被久保田教授證實，是
他於神戶華僑曆史博物館等地繼續研究時發現，錄音帶出現的一個人名“溫炳臣”，溫炳臣
這個名字，隻有研究中國近代史的專家才知道，溫炳臣是孫文的同誌，而且是少數清楚孫文
在橫濱所有行止的人。錄音帶既出現這樣一個鮮為人知的名字，足見大月薰與孫文有關連是
可以追查的。
    《讀賣新聞》提到的“溫炳臣”，據我所知，炳臣是字，此人名溫芬，廣東南海人，在
橫濱一家洋行做事。孫文住在橫濱時，他常在寓所擔任招待。辛亥革命後，改做煤炭生意。
他是老興中會會員，他的叔叔溫遇貴，做洋行買辦，也是會員，後來脫離了。溫芬直到抗戰
發生時，還在橫濱，當時已是僅存的兩位會員（另一位是黃焯文）之一了，後來黃焯文回國
了，他卻老死他鄉。大月薰錄音帶中出現這一“鮮為人知的名字”，足見此一櫻花夫人，不
是空穴來風的。
    《讀賣新聞》又說，現年七十六歲滿頭銀發的宮川富美子，目前和兒子媳婦一同住在橫
濱市西區南淺間町三十二之十號，閑居在家。她在十七日晚間，接受《讀賣新聞》記者訪問
說：“我從母親那兒知道自己是孫文先生的女兒，但因為顧慮到孫文家族的立場，因此沒有
公開。”
    在整個的曆史追蹤中，我們逐漸發現，為了“顧慮到孫文家族的立場”，在孫文一生和
女人的關係中，不論是中國的陳夫人，還是日本的櫻花夫人，她們都自我犧牲，一個個功成
不居，把自己隱藏在年複一年的沉默裏。雖然如此，我們主持正義的曆史家們，卻不能隨同
沉默，我們要發潛德之幽光，在血淚交織的革命史中，“國父入土，國母出土。”加入她們
偉大的名字！
           一九八四年八月二十三晨二至六時
    〔注一〕據劉成禹《世載堂詩待刪稿》，馮自由原注為“橫濱華僑郵船會社經理香山張
能之，亦名仁之，與先總理有通家之好，亡命食宿，均主張宅。總理眷屬陳夫人瑞芬，原名
香菱，亦曾寄寓張家。陳夫人居日本、越南、新加坡，恒為來往同誌洗衣供食，異常辛勤，
總理大得其助。”
    〔注二〕原注：一九0六年前後，池亨吉曾追隨孫中山先生到南洋參加中國革命工作，
擔任英文秘書任務，並曾參加鎮南關之役，著有《支那革命實見記》一文，當時在日本報紙
發表，文內提到的孫夫人，就是陳粹芬。“肅然的參謀本部，忽然就變為繁忙的事務室了，
……各事各人，不遺餘力地進行。就中孫氏的夫人，就自己擔當因涮檄文，非常忙碌。”
（上海三民書局出版的中譯本，頁一三）又說：“十二月三日，午前四時，大家會集於食堂
，共斟離別酒。孫氏的夫人雖是很剛毅的廣東婦人，但也不堪別鳳離凰之悲。後來，我們一
啟程，她的眼邊人情也表露出來了。”（頁三六－三七）此中譯本，有樂炳嗣寫的序。樂將
陳粹芬誤為盧夫人。其實，盧夫人當時在檀香山。
    〔注三〕劉成禺回憶住在中山石歧的陳夫人後，又有一段回憶住在澳門的盧夫人如下：
“既抵澳門．晉謁盧太夫人，太夫人年八十三矣，和藹康健，步履與少年人無異。其次女戴
夫人亦出現，時戴君恩賽適去香港，晤談數語，即辭出。按先生家世，長兄眉公，經營農商
業於檀香山；眉公子曰孫昌，在舊金山醫科大學畢業，先生在廣州大元帥府，奉命收海軍，
為流彈所中陣亡。昌有二子，長曰孫滿，現任士敏土廠總理；次孫乾，即今之中山縣長。乾
卒業日本士官學校，再赴意大利習陸空軍，抗戰時任閩軍副總司令，今治中山，頗著政績，
此眉公世係也。先生生孫哲生科；長女媛，年未及笄，早卒；次女婉，適戴君恩賽。戴君曾
留學美國，得博士學位，後任梧州關監督、巴西公使，今與夫人同居澳門，並侍盧太夫人。
盧太夫人雲，在澳門居處甚適，可常與平民親友晤言，頗足娛晚景也。”盧夫人死在一九五
二年，活了八十六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