赫魯曉夫才是中國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

赫魯曉夫才是中國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



赫魯曉夫，全名為尼基塔·謝爾蓋耶維奇·赫魯曉夫（1894年4月17日 - 1971年9月11日），早年長期在烏克蘭工作，二戰期間曾參與指揮保衛基輔。在烏克蘭期間的農業政策相對務實，使得烏克蘭的糧食生產在蘇聯集體化運動之後得到了一定恢複。

從1953年9月7日至1964年10月14日，任蘇共中央第一書記。蘇聯部長會議主席（1958年--1964年）。

在蘇共二十大上，赫魯曉夫通過秘密報告的方式，揭露了斯大林在大清洗中的暴行，掀開世界範圍的去斯大林化運動，結束了斯大林時代，停止了蘇聯國內的大規模政治鎮壓，釋放了絕大多數古拉格中的政治犯。

赫魯曉夫主張東西方緩和，以避免核戰爭，他多次訪問美國等西方國家，但他的對外政策仍然導致美蘇核對抗，他是冷戰期間的蘇聯主要領導人，是第二次柏林危機，古巴導彈危機等事件的主要策劃者。

赫魯曉夫嚐試對蘇聯的經濟，特別是農業進行改革。赫魯曉夫時代，蘇聯知識分子從斯大林時代的政治恐怖中獲得解放，他在任期間，蘇聯的政治氣候空前寬鬆，索爾仁尼琴等作家得以公開出版作品。蘇聯逐漸變成一個‘正常社會’。

赫魯曉夫重視戰略核武器的作用，大量裁減陸軍和海軍，引起蘇聯軍界人士的極大不滿。他試圖削減黨內官僚的特權，也招致不滿。他的自由化政策更為斯大林時代的既得利益者所痛恨。他的領導風格雖然被很多人認為是充滿活力，但也被另一些人認為是激進冒險。有人說他是“魯莽的改革家”。

1964年，勃列日涅夫等人策劃發動了宮廷政變，免除了赫魯曉夫的一切職務，他被強迫退休，成為‘特殊養老金領取者’，自此從公眾視野中消失。下台後鬱鬱寡歡的赫魯曉夫在鄉間隱居，他在這段期間撰寫了回憶錄，詳細記述了自己的政治生涯，披露了很多重大事件的內情，他的家人在蘇聯官方試圖沒收書稿的情況下，秘密將書稿運送到西方出版。

1971年9月11日，赫魯曉夫在沉寂中病逝，當時的俄羅斯各大報紙在報道中甚至沒有明顯突出他的名字。

下麵這篇文章原載30多年前的《紅旗》雜誌一九七五年十一期，是關於教育問題的。重新看來，真是太逗了！不過在這個深刻的“逗”字裏，在我們現實的國度裏，比那更加“逗人”的怪事，已經司空見慣了呢？！

中國人自明代以後，就沒有原創性了。總設計師也是拾人牙慧的。　證實了,赫魯曉夫才是我們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   都說中國的改革比蘇修的成功，從這個文章看來，其他方麵不說，但就教育而言，俺們中國是可以根蘇修一比高下的。社會主義都是一樣一樣的

“學校商業化，知識商品化，這完全是蘇修全麵複辟資本主義給教育帶來的必然結果。”  蘇修的今天永遠是我們的明天，蘇修的昨天永遠是我們的今天..不過，在我Ｄ的英明領導下，我們的假文憑可不象蘇修那麽花費勞動人民的血汗，１０００盧布一個，簡直是搶劫啊，須知蘇修的月平均工資不過１００來盧布，１０００盧布快一年收入了．而我國，在過街天橋下遊蕩的假證製造商，可以五十元賣給你北大畢業文憑，絕對的物超所值！！

我們怎麽總是落後，連這個都落後了３０年．因為咱們領頭的非要摸著石頭過河.而且還經常摸到糞坑裏的石頭。別以為蘇聯真的就是鄧xP的先驅，鄧xp等人統治下的中國比起蘇修來，差得遠呢。蘇修那裏可沒有失地農民，沒有暫住證，沒有上千萬妓女，沒有陳良宇，沒有城管，也沒有三個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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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紅旗》一九七五年十一期的雜文

題目是：　請看蘇修的一種新行業 　

作者：陽戈
　　
　　　　近年來，在蘇修社會裏，出現了一種新的行業。這種新行業，雖然沒有被蘇修叛徒集團列入他們“巨大成就”的欄目內，但倒真的搞得不壞，正在以很快的速度“發達”起來。這裏，且舉這種行業的幾個小例子，使讀者開開眼界。
　　
　　　　先看“私人授課”業。此業現在盛行蘇聯全國，據說是專門為中學生進入大學而設立的。私人授課每小時可得五至十個盧布，相當於普通工人一天半以上的工資。在莫斯科街頭，“圓柱上”、“牆壁上”，“大門道裏”，到處是這種花花綠綠的廣告，簡直讓人眼花繚亂。
　　
　　　　再看“代人考試”業。據《莫斯科晚報》載，有一種“代人考試組織”，專門代人投考大專學校。這種組織業務繁忙，應接不暇。有一個成員上午到食品工業專門學校代人考試，下午又到紡織工業大學代考，第二天又到莫斯科大學代人投考經濟係。考取後，每位收取代考費五百盧布。
　　
　　　　其次看“論文出售”業。《共青團真理報》載，羅斯托夫鐵路運輸工程學院裏有一種“聯合組織”，專門“幫人做畢業設計、學習論文、測驗作業、實驗室作業”。一份設計，售價九十盧布，有的一百五十盧布。
　　
　　　　再其次看“畢業證書製造”業。《消息報》介紹的一個“畢業證書製造所”，一張畢業證書售價一千盧布，兩年中他們就銷售了五十六張這樣的畢業證書。
　　
　　　　若問這種行業為什麽如此興隆，那就要看看蘇修的教育製度了。隨著資本主義的全麵複辟，蘇修的教育，特別是高等教育，早已成為進入特權階級的階梯。蘇修總頭目勃列日涅夫說：“國家主要是從經過高等學校培養的專家中吸收從事經濟工作、黨的工作、國家工作、外交工作、軍事工作和從事一切社會活動的幹部。”許多材料證明，大學文憑是選拔幹部的決定性標準。有此文憑，即使是個白癡，也能撈個一官半職；無此文憑，即使你是“共產主義勞動突擊手”，“從戰爭年代起”就做某項工作，並且“有這方麵的專業知識”，但最後是“被裁掉”！勃列日涅夫的話以及無數事實告訴人們：隻要一進了高等學校，或者幹脆隻要設法撈到一張大學文憑，那就能夠得到高官厚祿，就有飛黃騰達的時機。要是進不去呢，那就對不起，隻能“永遠”當一個被人看不起的“執行者”。許多人為了達到“高升”的目的，當然就隻有八仙過海，各顯神通。於是各種稀奇古怪的行業都應運而生了。
　　
　　　　可不能小看這種新行業。特權階級要把自己的爵位和俸祿傳給他們的子女，一個重要的辦法就是通過教育一途。而這樣做，沒有上述行業的幫助，就有點兒難處。你說考試吧，“中學課程”並不完全包括大學“考試中應考的所有材料”，一般中學畢業生怎麽去考？有了上述行業，蘇聯的資產階級新貴們就不怕。他們有的是錢，可以雇請“家庭教師”，或使子女進各種學費昂貴的私人“補習班”之類。這樣把子女塞進高等學府以後，總算放心了吧？可是還不行，有些公子小姐們一向吃喝玩樂，誰願去死啃書本？不能畢業怎麽辦？還得依靠上述行業。
　　
　　　　在“教育市場”上，隻要不惜重金，什麽畢業論文、畢業文憑，甚至“副博士”之類的頭銜都可以買到。有了這些玩藝兒，就可以騎在勞動人民頭上作威作福了。不難看出，蘇修教育領域的新行業，完全是適應特權階級對勞動人民實行資產階級文化專製的需要而產生的。
　　
　　　　“有錢，就可以進入高等學校”，這是蘇修一家不大不小的官方報紙吐出來的一句很難得的真話。當然，蘇修統治者“標準的提法”可不是這樣。因為這麽說，他們那個冒牌的“社會主義”不就露了底？你聽，蘇修《國民教育立法原則》說得多麽堂皇：蘇聯全體公民不分財產和社會地位，“在受教育方麵一律平等”。但事實呢？在蘇修叛徒集團的統治下，勞動人民既沒有那麽多的錢去雇請“私人教師”，又沒有那麽高的地位來得到同僚們的“照顧”。他們的子女，無論在分數麵前，還是在其他什麽麵前，怎麽能同那些公子小姐們“一律平等”呢？
　　
　　　　且以他們自己對新西伯利亞所作的調查為例，那裏有近百分之九十的農民子女被排斥在大學門外，而城市知識分子（不要忘記，其中也包括官僚）的子女卻有近百分之九十都鑽進了高等學校。按照蘇修的“立法原則”，或者可以這樣說吧，百分之九十和百分之九十還不是“一律平等”麽？其實，什麽抽象的“自由”、“平等”，從來就是資產階級的謊言。列寧曾說過：“隻要階級還沒有消滅，任何關於一般自由和平等的談論都是欺騙自己，或者是欺騙工人，欺騙全體勞動者和受資本剝削的人，無論如何，也是維護資產階級的利益。”列寧的話，這樣無情地揭露了一切關於一般自由、平等言論的虛偽性。可是，以“列寧主義者”自命的勃列日涅夫們，在明明不平等的事實麵前，還在那兒高談著“一律平等”之類的神話，這難道不正是為了欺騙蘇聯勞動人民嗎！
　　
　　　　學校商業化，知識商品化，這完全是蘇修全麵複辟資本主義給教育帶來的必然結果。蘇修統治者通過校內教育和校外宣傳，公然要青年人樹立“合理的利己主義”世界觀，並且毫不隱諱地對他們說，“學習、掌握知識”是一本萬利的買賣，“這是一個將能產生高額利錢的貯錢匣”。既然“知識”、“文憑”、“學銜”都可以用金錢買來，那麽，這些東西一旦到手，當然就要立即投入“周轉”，以謀取更大的利潤。虧本的生意誰會去做？這種腐朽透頂的“教育”，是一個黑色染缸，別說特權階級的子女，就是少數勞動人民的子女進校後，也必然要受到腐蝕和毒害。它隻能培養那種以賺錢贏利為人生哲學的新資產階級分子，即培養特權階級的接班人。
　　
　　　　蘇修教育領域這種新行業，鬧得烏煙瘴氣，引起了勞動人民的憤怒，於是蘇修報紙也不得不說上幾句對此表示不滿的話。這當然隻是裝裝樣子、騙騙群眾而已。他們心裏明白，擦掉主人身上一點兒浮油，根本不可能觸傷老爺們那肥胖的軀體。那些真正敢於揭露這種醜惡現象的社會根源的，不僅文章登不出，恐怕連作者都早已被關進了“瘋人院”。而經過精心篩選後登出的那些不疼不癢、避而不談問題實質的文章，簡直無異於莫斯科街頭的廣告，對這種行業隻能起到提倡、鼓勵以至“介紹經驗”的作用。很顯然，要徹底解決這些問題，那就意味著推翻蘇修現存的社會製度，這是蘇修統治者連想都不敢想的。然而，統治者不敢想的，蘇聯人民卻要想，並且終究有一天還要行動起來，再一次掃除這些穢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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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1950年起，鐵托就公布一係列法令，規定工廠、礦山、交通運輸、貿易、農業、林業、公用事業等所有國營企業，都實行所謂“工人自治”。這種所謂“工人自治”的主要內容就是把企業交給所謂“勞動集體”自行管理，企業有權自行買賣和租賃固定資產。
　　
　　1953年，鐵托集團公布條例，規定“合夥的公民”有權“創辦企業”，“雇用勞動力”。同年，鐵托集團公布法令，規定私人有權購買國家經濟組織的固定資產。
　　
　　南斯拉夫報刊反映的大量材料證明，“工人委員會”隻是一個徒具形式的“舉手機器”，企業的“一切權力都操在經理手中”。
　　　　
　　由於經理掌握和支配生產數據，並且掌握和支配企業收入的分配，這就使他們可以利用種種特權，侵占工人的勞動成果。
　　
　　鐵托集團自己也承認，在這些企業中，經理同工人之間不但工資懸殊，而且分紅懸殊。有些企業，經理和高級職員分得的紅利比工人高四十倍。“在某些企業中，一些領導人員領到的獎金總額，竟等於整個集體的工資總額”。
　　　　
　　企業經理還利用特權，巧立名目，取得大量收入。接受賄賂，貪汙盜竊，更是企業經理的一項大財源。
　　
　　這些“工人自治”企業的生產數據，不是歸某一個或者某幾個私人資本家所有，而實際上是歸以鐵托集團為代表的包括官僚、經理在內的南斯拉夫新型的官僚買辦資產階級所有。這個官僚買辦資產階級，盜用了國家的名義，依附美帝國主義，披著“社會主義”的外衣，霸占了原來屬於勞動人民的財產。所謂“工人自治”製度，實際上是處於官僚買辦資本統治之下的一種殘酷的剝削製度。”
　　
　　（摘自《人民日報》紅旗雜誌編輯部《南斯拉夫是社會主義國家嗎？——三評蘇共中央的公開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