曆史真相
古今中外曆史政治
回族人口在我國56個民族中居第四位。曆史上的回族，以唐代和宋代為“僑民”或“先民”時期，十三世紀初又有大量西亞、中亞人隨元軍東遷，來到中國後，一般從事經商、工匠、官吏、學者、軍匠、炮手、士兵等職，這些回回人通過和中國境內土著民族通婚，從而在元代全麵形成了一個新的民族——回族。實際上，以唐宋時期回族已發展為幾個大的聚居區和一般民族形成的條件來衡量，則在唐代晚期陝西、東南、華北部分地區的回族便已形成。
曆史上，回族曾稱做胡商、大食人、色目人、蕃客、回回、回民等，是不同時期對來華回族先民或回族的不同稱謂。其中“回回”一詞使用的年代較長，是當時的漢人用來形容西北域外方向上，包括“畏吾兒”在內的人群，這種情況在元代發生變化，“回回”不再包括畏吾兒，漢人用“回回”來對譯蒙古語Sarta’ul（撒兒塔兀勒），大意為商人，泛指帕米爾高原以西，黑海以東來華者，這些來華者中有穆斯林，也有非穆斯林，如——術忽回回（猶太人）、綠睛回回（信仰基督教的阿速部人）、羅哩回回（吉普賽人），以及信奉始於波斯的拜火教（祆教）、摩尼教（明教）、景教（基督教的一個支派）的西域人，這些來華者被統稱為回回。關於“回回”稱謂的來曆，有的國內學者認為該詞本身應當是派生於“回紇”、“回鶻”的又一中文異寫，而回族民間流傳的說法是早期的來華通商貿易的蕃客，一般多在冬季回去，春季再回來，以及唐安史之亂期間大食國援兵助唐王平叛後想念家鄉之意。自從回族在中國初步形成後，各代回族人民就把中國當作自己的祖國，堅定的站在建設中國和反抗外敵入侵的前沿。此外，不同民族對回族人也有不同的稱呼，如蒙古族曾稱回族為Sarta’ul（撒兒塔兀勒），藏族稱回族為kace。新疆的維吾爾、哈薩克、柯爾克孜等族把回族稱作 Tung'gan-Tung'gen（東幹）。四川涼山的彝族多稱回族為Maja(馬家)。 雲南佤、 傣等少數民族稱回族為 Basi, Basi，意為來自parsi、Farsi(波斯)。
十三世紀初，因成吉思汗西征，又有大批中西亞一帶的各族人遷徙到中國內地或邊疆，有的守邊屯田、有的經商、有的為官等，他們和原來就定居在我國內地的回回以及當地原住民族女性通婚，在中國境內形成了一個新的民族。總體來說，回族的形成，是外來民族和本土民族間的相互融合。在外來民族中，是以波斯、阿拉伯和中亞男性為主體，構成了回族的主要來源。在本土民族中，是以漢族女性為主體。從回族形成的過程看，是外來民族成分融入中國社會，本土民族成分融入外來民族，進而共同形成為中國回族。公元1235年回回人正式被當時的政府編入戶籍，從“蕃客”轉變為“回回戶”就等於有了中國國籍，成為中華民族大家庭中的成員。
如1265年（元至元二年），忽必烈在一份詔諭中就說：“今擬黃河以南，自潼關以東，直至蘄縣地麵內百姓、僧、道、秀才、也裏可溫、答失蠻、畏吾兒、回回……應據官中無身役人等，並不得騎坐馬匹。”（見《大元馬政記》）元代《祥符圖經》對民族描述是：蒙古、畏兀兒、回回、也裏可溫、河西、契丹、女真、漢人八類。又如元《至順鎮江誌》在載述其地僑居戶時說：“蒙古二十九（戶），畏兀兒十四（戶），回回五十九戶，漢人三千六百七十一（戶）。”
到了清代後期，回回中間已有人明確地把自己的這個群體稱為回族。回族明確的作為一種他稱，目前已知有記載的最早出現在乾隆時代——乾隆《重修肅州新誌》卷三十“西陲紀略”敘述哈密人口向肅州地方的遷徙時寫道：“哈密夷人於故明時徙居肅州衛東關鄉居住者三族。曰維吾兒族，其人與漢俗微同；曰哈喇布族，其人與夷同；曰白麵回回，則回族也。今皆男耕女織，為邊氓矣。士商營伍，鹹有其人”。乾隆五十年（1785），福康安在關於鎮壓西北回民起義的奏折裏，也不止一次使用“回族”的提法。光緒十六年（1890）刊印的楊昌睿《甘肅忠義傳》，在傳文中亦多次出現“回族”、“回籍”的字樣。光緒後期的樊清心在《甘肅回匪肅清善後議》裏，更將“回族”一名當作明確的分類範疇來使用。
627年（唐太宗貞觀元年），薩珊波斯(今伊朗一帶）人安拙汗所率5000人入唐，太宗詔維州（今四川茂縣）安置，授以刺史、拜左武衛將軍，累授左衛大將軍，右監門大將軍，封定襄郡公。這隻是成規模入華的記載，事實上，民間的商貿的往來更早，如素以興販貿易為業、持多種信仰（主要是拜火教、摩尼教、景教等）的中亞諸國胡人、薩珊波斯人等早已開始在華僑居或留居，史書中稱他們為“西域胡人”、“胡商”、“蕃客”等。
651年(唐高宗永徽二年)，即開始信奉伊斯蘭教的大食帝國推翻薩珊波斯王朝的同年，大食使臣到達唐都長安，兩國外交關係的建立，大批使臣、商人、學者源源不斷地來到中國。此後不久，伊斯蘭教也隨之蹣跚而來。
661—750年，西亞地區爆發了反抗伍麥葉王朝的武裝鬥爭，反抗主力是什葉派穆斯林(多為伊朗人)，反抗鬥爭失敗後，有一批什葉派穆斯林因逃避伍麥葉王朝的逼迫逐漸由西向東遷徙，來到中國北方，作了中外貿易的“牙客”。而今天的回族中，做牛。羊、馬、幹果、古玩等行業“牙客”的人仍有很多。回族穆斯林雖屬於遜尼派，但在宗教細節的某些方麵和日常生活中卻有不少什葉派的殘存印記，反映了當時遷到中國北方的什葉派穆斯林也是回族早期的先民之一。
724—756年，《唐大和尚東征傳》載，天寶年間，廣州“江中有婆羅門、波斯、昆侖來船，不知其數。並載香藥珍寶，積載如山。其船深六七丈。”他們來華後，有的集中在中國東南沿海的廣州、泉州、揚州、杭州，有的集中在內地的長安、開封等地，從事香料、象牙、珠寶、藥材和犀角等類物品的販賣，並帶回中國的絲綢、茶葉、瓷器和其他商品。
755年至763安史之亂期間，即安祿山、史誌明謀叛，唐肅宗因兵力不足，阻擋無效，為保江山，借大食兵平定叛亂，哈裏發“派遣了一支由熟練騎射，勇敢善戰的大食人組成的軍隊，在業阿福爾的率領下前往中國，隨後，又發生了史恩明叛亂，這些大食兵助唐平定了兩次叛亂後，恢複了肅宗皇帝的王位，肅宗犒賞西域大食兵，在長安增建—大清真寺，從各州縣挑選適當女子，配嫁大食兵。於是由揚州等地選女子三千，詣送長安，以為匹配。自此以後，大食兵乃安居中國。”
宋代，廣州、泉州、揚州、杭州等沿海城市,均有大批西域來華商人聚居，即“住唐”,即留居中國不歸,是域外商人的一種時尚。朱彧：《萍洲可談》卷二載：“諸國人至廣州，是歲不歸者，謂之‘住唐’。”
1218年,成吉思汗派遣由四百五十名回回組成的商隊去花剌子模經商。商隊途經訛答剌時,被該城守將亦難出扣留,花剌子模沙摩訶末下令殺死商人,沒收全部財產,因而引發成吉思汗西征。西征過程中(指1219----1225年的成吉思汗西征和1252----1260年的旭烈兀幾西征)，把蔥嶺（今帕米爾高原）以西，黑海（亞歐大陸地帶一內海）以東的中西亞廣大地區納入蒙元版圖，此間東來的回回人數量達到幾十萬（有說過百萬），這些回回人除了部分工匠、官仕、商人、學者、醫師等外，大部分編為“西域親軍”、“諸道回回軍”、“阿速回回軍”、“阿爾渾軍”“探馬赤軍”、“哈刺魯軍”等，多被分散安置在西北、雲南、華北等中原一帶屯聚養牧，上馬備戰，下馬墾牧。
1235年元太宗窩闊台實施了“乙未籍戶”製度。回回人除了來自西域的穆斯林外，還有同來的非穆斯林成員，如“術忽回回”（猶太人）、“綠睛回回”（信仰基督教的阿速部人）、“羅哩回回”（吉普賽人）、拜火教（襖教）、摩尼教(也稱明教)徒、景教徒等，這些都被統稱為回回，正式被當時的政府編入戶籍，名“回回戶”，自此，回回人就有了正式的中國國籍，與漢、蒙等民族女性結合組成家庭並留居，成為中國一個新的民族。在元代官方文書或詔令中，回回與其他民族也就明顯區分開來，如元代《祥符圖經》對民族描述是：“蒙古、畏兀兒、回回、也裏可溫、河西、契丹、女真、漢人八類”等。
1263年忽必烈敕令設建回回星曆司和回回醫藥司，由愛薛回回掌管該二司，該回回全名為：伊薩·伊本·艾比·舒克爾（原敘利亞人，信奉基督教聶思脫裏派，中國稱景教或大秦教），隨後又創立京師回回醫藥院，由他的妻子薩剌主持。
1271年，在紮馬魯丁（波斯回回）的主持下，元朝政府正式在內蒙古正藍旗建立了我國第一個回回司天台，紮馬魯丁為台長，由他督造的七件儀象，（其中的地球儀早在1267年即由紮馬魯丁首次發明並製成）。通過運用科學的天文儀器觀測天象，編製回回曆。紮馬魯丁及其回族天文學家通過自己的科學研究，在中國第一次建立了中國研究天文學的中心，天文學方麵的工作和成就對中國天文學的發展產生了深遠的影響。1280年又設立更強大的回回司天監，任務除了“量天測地”又增加了編製回回曆法。元代回回司天監的設立一直延續到明末。
1272年11月，由回回炮匠阿老瓦丁及弟子亦思馬因，研製的回回炮試射成功，此炮射程遠、威力巨大。此外，先後又有回族兵器製造家發明和引進了"火銃"、"镔鐵刀（镔鐵：大馬士革鋼）"等。
1273年元世祖對駐防在各地的回回軍隊下令：“探馬赤軍，隨地入社，與編民等”。自此，便有大批的回回軍士，分布全國各地屯田農耕。一般是50家為一社，這是農村的社會基層單位，可以說是後來回回營、回回村或聚居的某家營、某家村的開始，從而形成了“回回遍天下”的大分散小聚居格局。
1276年，著名回回建築師亦黑迭爾丁設計和組織營造元大都（今北京城），亦黑迭爾丁率眾精心測量勘探，既吸取國外先進的建築技術，又充分尊重中國傳統建築風格，有機結合中國曆史發展的條件和地形地貌特點，設計建造了具有中國特色和世界建築先進水平相融合的元朝都城和宮殿。與1293年建成。
1289年，回回國子學設立，教習亦思替非文字（即波斯文字）。
1340年左右（元至正年間），回回人引進了波斯人製作“大食瓶”的銅掐絲琺琅瓶工藝和部分原料，結合中國文化製作成了聞名於世的“景泰藍”。
1357-1366年，元朝實行種族地方歧視政策，如嚴禁福建軍民諸色目人等習學武術或弄槍棒，違者教師及習學人並決（杖）77下。此後，又禁止漢人藏兵器，畜馬匹。又屢次詔令泉州大造戰船對外用兵，“民眾實為艱苦”。自元初以來，泉州不斷爆發抗元的農民起義，福建“義兵”萬戶賽甫丁和阿迷裏丁不堪歧視，率眾據泉州進行反抗，長達十年之久。與1366年千戶金吉、龔名安等人夜開西城門引陳友定所率省軍進入而最終失敗。陳友定乘機大肆殺戮回回人，致使大批回回逃離泉州，遷徙鄉間或他方，隱姓埋名，至此盛極一時的泉州港開始冷落。史稱“亦思巴奚兵變”。
1368年明王朝建立，許多傑出的回族人物脫穎而出。東部有開國功臣有馮國用、常玉春、胡大海、丁德興、藍玉、沐英、馮勝、鄧愈、李文忠、華雲龍等人並稱為十大回回。反侵略的英雄麻貴，他在日本人侵朝鮮時統兵赴朝作戰，西北戰場上則有達雲等戌邊名將。有明一代，最知名的當推著名的航海家鄭和、馬歡等。明代回族官員除剛直不阿清官海瑞海瑞以外，還有兵部尚書和吏部尚書的馬文升、清官孫繼魯等。文化以丁鶴年、馬自強、金大車、金大輿、馬繼龍、閃繼迪、馬上捷、馬錦等為代表。在明代，回回曆仍然是明代主要曆法，與大統曆參用。而且朱元璋等明代皇帝極有可能也是回族人。綜觀明代，回族人在諸多方麵都做出了傑出的貢獻。
1405年7月11日（永樂三年），鄭和率領龐大船隊首次出使西洋。在漫長的28年間，鄭和船隊裝載著當時世界上最先進的航海設備和各種武器經亞非三十餘國，涉十萬餘裏，與各國建立了政治、經濟、文化的聯係，完成了七下西洋的偉大曆史壯舉。鄭和1405年首下西洋，比哥倫布發現美洲新大陸早87年，比達·伽馬經過好望角早92年，比麥哲倫環球航行早114年，他無疑在人類文明史及世界航海史上寫下了輝煌的一頁。為了紀念這一偉大的曆史時刻，2005年我國政府把鄭和首下西洋的7月11日定為中國“航海日”。
1465-1487成化年間，回族人從波斯一帶引進了“回青”（當時稱“蘇麻離青”）、“霽紅料”等明代瓷器所用原料，把各種回回花紋、造型和圖案與中國的傳統相結合，製造除了大量聞名與世的名瓷，使明代陶瓷的製造工藝達到了藝術頂點，到了精美絕倫的境地，這些精美瓷器通過鄭和下西洋、絲綢之路等銷往西域和海外，因而使明代瓷器在中國陶瓷史上大放異彩，取得輝煌成就。早在1426-1435宣德年間，回族工匠以天方斬鹵砂、紫石、風磨鋼以及金、銀等33種金屬為原料，通過東西亞文化的交流，回漢等族工匠的高超技藝，精工冶煉製造了一批精美的銅製香爐（即著名的宣德爐）。
清代（1644—1911），庫不忍耶、嘎德忍耶、虎夫耶、哲赫忍耶四大門宦及各種枝派，伊赫瓦尼及其支派相繼正式產生並在西北地區傳播，一些教派衝突應運而生。這一時期，回族社會的發展受到嚴重阻礙和擾亂。
清順治五年（1648年）四月，原明朝回族將領米喇印、丁國棟在甘州（今甘肅張掖一帶）發動反清起義，擁出明朝的延長王朱識鎊作為反清複明的旗幟。起義軍東進後發展迅猛，連克涼州（今武威）、蘭州、河州（今臨夏）等地，清政府急調陝西三邊總督孟喬芳等率重兵圍剿起義軍，於翌年正月攻破甘州城。米喇印敗退永昌，英勇犧牲。丁國標率餘部西走肅州（今酒泉），擁立土倫泰為王，繼續進行抗清鬥爭，十一月，肅州城被清軍占領，丁國棟、土倫泰和眾多反清將上壯烈犧牲。起義曆時一年零八個月。
乾隆四十六年(公元1781年)，在甘肅循化地區發生了蘇四十三(撒拉族)事件；涉及當地很多撒拉、回、東鄉、漢、藏等族百姓，震撼西北，驚動朝廷。蘇四十三事件是由“哲赫忍耶”（約1741年創建）和“虎夫耶”（約1672年創建）兩個新教派爭奪宗教統治權而引起兩派互相殘殺。蘇四十三的老師馬明心組織新教，編纂《卯路經》，在循化廳撒拉族和部分回族、藏族等聚居區傳教，招致另一新教派“虎夫耶”的教主韓哈濟（撒拉族）不滿，遂向地方官以邪教惑眾為名控告，清政府遂驅逐馬明心出循化地方（後被清兵殺於蘭州）。爾後，“哲赫忍耶”新任首領蘇四十三召集該派教徒重與虎夫耶發生衝突，引發了又一輪殘酷的教派爭鬥，後因官府插手，從而轉化成反清起義。
公元1784年四月，馬明心之徒田五（撒拉族，又名田富）、張文慶（民族不詳），宣布為馬明心道祖複仇、反抗清政府滅絕哲合忍耶。在蘇四十三失敗後，田五暗中聯絡包括回族在內的各族哲和忍耶教派的信徒，鑄造兵器於六月二日與清軍展開大戰。七月初，起義軍的最後據點通渭縣石峰堡陷落，隨後清軍對當地忍耶教派的各族信徒展開了的屠殺。
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雲南爆發了以杜文秀為首的反清起義。雲南永昌地區因回漢族“唱曲”發生摩擦，以至釀成官府殘殺回族的事端。杜文秀等為此代表回族上京控訴，但未得到妥善解決。鹹豐六年，臨安（今建水）漢族惡霸又屢次製造事端，燒殺回族村寨，而雲南巡撫也密令各地聚團練殺回，激起了回族反抗。是年在杜文秀的領導下雲南回族聯合漢、彝、白等民族在蒙化（今巍山）舉行起義，攻克大理府，建立大理政權，杜文秀被推為總兵馬大元帥。在之後的16年起義鬥爭中，他率領起義軍先後占領雲南53個州縣，宣布響應太平無國號召，施行輕賦稅、重生產等政策，贏得了雲南各民族人民的愛戴。1872年，清軍圍攻大理。在大理將陷時，他“唯願拚舍一身，以救數萬生靈”，服毒後前往清營，被殺害。時年44歲。
1858年（清朝鹹豐八年），當時，在清王朝的封建統治下當地各族人民過著悲慘的生活，既而在鹹豐年間各族人民紛紛發起反抗。1858年（清同治11年）12月貴州普安廳（如今的盤縣）的回族百姓在張淩翔、馬河圖等領導下舉行武裝起義，興義府（如今的安龍）回、漢、布衣、苗等族百姓紛紛響應，起義隊伍迅速壯大。在1866年4月的反清鬥爭中，張淩翔、馬河圖陣亡。1872年5月31日夜由於起義軍內部又出現叛徒，將起義軍將士及其家屬殘酷殺害，部將金萬照也英勇就義，至此，堅持14年之久的黔西南回族起義歸於失敗！
清同治年間（1862－1874年）陝西境內部分回族因“回勇買竹子事件”遭到當地鄉紳和官員的誣陷欺壓，從而爆發了回族反清起義，起義領袖人物有十餘位，其中最著名的當屬白彥虎。後終因寡不敵眾，起義過後，陝西原有的七、八十萬回族最後僅剩下西安城內和陝南的二、三萬。白彥虎被迫攜餘軍、眷向西北疾渡納林河，逃往俄境，遂定居於今中亞吉爾吉斯斯坦和哈薩克斯坦境內。白彥虎領導的陝西和西北回族反清起義轉戰數萬裏，英勇善戰，寧死不屈。今哈薩克斯坦、吉爾吉斯斯坦等地的回族（當地稱東幹）係這支軍眷的後裔。
1888年，甘肅阿訇馬萬福（東鄉族）創立“伊赫瓦尼”新教派（又稱新新教），在國內一些地區開始傳播並影響到一些回族。馬萬福，今甘肅東鄉族自治縣果園村人，故人稱“馬果園”。1888年（清光緒十四年），他赴麥加朝覲，受阿拉伯半島的瓦哈比派影響，回國聯絡當時河州十位阿訇，創立伊赫瓦尼派。他們主張嚴格遵循《古蘭經》和“聖訓”舉行宗教活動和儀式，革除他們認為世俗的民族風俗習慣。因有些地區部分回族接受該派觀點，從而在回族內部產生了一些分歧與矛盾，引發過一些小衝突，雖然規模都不大，但對回族，尤其是對分布在甘青寧以外地區、千百年來從未受過教派紛擾的回族傳統的生活習俗產生了一定影響，涉及到的地區也較多。了解各派簡介請點擊：http://www.huizucn.com/bbs/dispbbs.asp?boardID=15&ID=13996&page=1
1894年中日甲午戰爭爆發，清政府調集回族將領左寶貴等五路大軍增援朝鮮，反擊日本侵略軍。漢族統帥葉誌超貪生怕死，連夜逃跑。回族將領左寶貴率部援朝抗日，左寶貴按照回族禮節，沐浴更衣，下定與平壤城共存亡的決心，堅守平壤城，激戰四晝夜，最後英勇殉職。
1883年至1885年中法戰爭中回族將領馬維琪、馬廷秀、李輝山、白金柱在英勇抗擊法帝國主義侵略越南、入侵我雲南邊疆的戰鬥中，英勇奮戰，狠狠打擊了法帝國主義。
1900年八國聯軍侵略軍進襲北京，回族將領馬福祿帶兵英勇殺敵，馬福祥和官兵們慷慨表示：“事既決裂，挽回無術，我輩唯有恪遵朝命，以身保國。”直到最後犧牲。清廷追封他為振威將軍。
國民黨統治時期（1912—1949），回族人遭到了當局空前的歧視，當局否認和歪曲回族曆史，不願承認回族是一個民族，此種大漢主義作風遭到回族人民的強烈反對。同時在這一時期，日本帝國主義悍然發動對我國的侵略戰爭，抗日戰爭全麵爆發，中國各地回族人民積極成立各種抗日隊伍或組織，在共產黨的領導下，走在抗日鬥爭的前列，有的創辦報刊進行宣傳動員；有的組織抗戰救國會協調救國任務；有的組織回族武裝與日寇浴血奮戰；有的組團出國訪問，向國際社會揭露日寇的罪惡、介紹中國人民尤其是回族的抗日鬥爭，爭取國際援助。回族的抗日力量在中國大地上遍地開花，積極投入到打擊侵略者的戰爭中，各地回族人民表現出了極大的愛國熱忱，展現出了回族人民英勇的愛國主義傳統，他們不怕犧牲、英勇鬥爭，湧現出了大批英雄人物，創造出許多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跡。
1912—1949年，國民黨執政的中華民國時期，國民黨奉行大漢主義，推行大漢族主義壓迫少數民族的政策，一方麵宣布國內各民族一律平等，另一方麵又不願承認少數民族的存在，整個國家成了各少數民族的大牢獄，是所有少數民族人民曆史上最黑暗的時期，他們把漢族以外的各少數民族稱之為“宗族”（見蔣介石《中國之命運》），或者漢族的分支。國民黨提倡的所謂漢、滿、蒙、回、藏五族共和，也具有很大的欺騙性。他們不僅歧視回族的風俗習慣，而且還不願承認回族的存在，把曆史上回族和各族穆斯林多采用的伊斯蘭、天方教、清真教稱謂統稱為回教（新中國成立後“回教”一詞被廢止）。蔣介石操縱下的“國民大會”把回族稱作“生活習慣特殊之國民”。在大漢主義的威逼利誘下，個別回族軍閥、官僚和部分有宗教特權的門宦教主和把頭們，不但置民族尊嚴而不顧，還加重了對各族穆斯林的剝削和奴役，極端宗派勢力和大漢主義一道，千方百計打擊回族人的民族自尊，受到廣大回族人民的唾棄。國民黨這種逆民族曆史而行、與現實民族自尊而不顧的大漢主義行徑給各族人民帶來的深重的災難和屈辱。
1919年，“五四運動”爆發，回族愛國革命先驅郭隆真、馬駿、劉清揚等與周恩來、鄧穎超等愛國人士，一並發起組織了“覺悟社”、“天津女界愛國同誌會”、“哈爾濱救國喚醒團”等，提出：“國難當頭，婦女應該從深淵中跳出來，衝破封建束縛，救國救民。愛國不分男女，救國不能後人”的革命口號。積極參加、組織和領導反帝反封建的遊行、示威、宣傳、請願等革命活動，掀起了轟轟烈烈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浪潮。
1930年，反對國民黨大漢主義的回族青年會在北京成立。1930年北平（北京）各高等院校的回族學生倡議並創立了“回族青年會”，創有刊物《回族青年》，強烈反對回族是漢人信奉伊斯蘭教的歪理邪說，維護回族是中國的一個獨立民族的尊嚴，隻有實行民族自治才能解決回族問題。回族青年會在1937年，由於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停止在北平活動。後於1939年在重慶複會，因國民黨政府反對使用“ 回族”這一稱謂，被迫改稱“中國伊斯蘭青年會”，並在大後方各地廣泛設立分支會。會刊改稱《伊斯蘭青年》。1945年該會負責人薛文波、馬汝鄰等駁斥蔣介石不承認回回是民族的說法，再一次提出回回是一個民族，並為爭取民族權利展開各種活動。
1937年10月，“蘆溝橋事變”（1937年7月7日）爆發。同年10月，在中國共產黨的支持下，河北省定州市（保定地區）回族青年的劉文正、馬永恩、馬國忠、白振武、白仲慶等，在中國共產黨員肖秉鈞的指導和幫助下，在定州（原定縣）、安國一帶組織起了“回民抗日義勇軍便衣隊”和“回回鐵血抗日救國隊”，點燃了華北回族保家衛國地抗戰火種。隨後又吸收了冀中各地回族愛國青年，組建了“人民自衛軍回民幹部教導隊”，隊伍主要以回族青年學生和青年農民組成，轟轟烈烈地掀起華北回族的抗戰浪潮。
1938年1月，滄州地區獻縣東辛莊的回族愛國青年馬本齋組建了“回民抗日義勇軍”，並與同年3月與定縣、安國一帶的“人民自衛軍回民幹部教導隊”合並，組成了馳名中外的“回民支隊”，馬本齋任司令員。此後河間、滄縣、安國、青縣、交河、任丘、無極、槁城等回族聚居區的愛國青年紛紛積極加入進來，隊伍的力量在戰鬥中不斷壯大。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馬本齋帶領回民支隊在異常艱苦的條件中，曆時八年，八百餘戰，拔城上百，殲敵逾萬，狠狠打擊了日軍的囂張氣焰，贏得了“打不垮、拖不爛的鐵軍”稱號，被毛澤東稱為“百戰百勝的回民支隊”。日偽軍多次重兵圍剿回族隊伍，均未得逞，遂惱羞成怒，將馬本齋母親逮捕。馬母在敵人軟硬兼施下寧死不屈，絕食而亡，其民族氣節和大義行為激勵了各族國人。1944年馬本齋司令因病在山東莘縣逝世，毛澤東、周恩來、朱德等領導人均送以挽聯，以示悼念。朱德總司令敬挽：“壯誌難移，漢回各族模範；大節不死，母子兩代英雄。”此外，還有津南地區的渤海回民支隊；活躍在山東、山西、雲南、東北、安徽和陝甘寧邊區等全國各地回族組織的回民支隊、騎兵團、義勇軍、突擊隊、自衛隊、抗日聯軍、挺進軍等回族抗日救國隊伍，新疆回族文化促進會發動全疆回族捐購飛機一架，支援抗戰。從前線到後方、從城市到鄉村……隻要有回族的地方，就有抗戰的激情與烽火。全體回族將自己的命運與祖國緊緊聯係在一起，共同譜寫了一曲回族人愛國的雄渾悲壯之歌。在異常屈辱艱苦的歲月裏，無數中華各族人民英雄用鮮血和生命換來了我們今天寧靜祥和的幸福生活。
1937年，日本侵略者以甘、寧、青三省回族聚居區為重點，故意誇大回漢之間矛盾，倡言“回回本非中國人，來華以後，除遭受欺淩外，無它收獲”，“抗戰是為了漢人，日本人與回回沒有矛盾”等挑撥回漢關係，以幫助建立“回回國”為幌子欺騙迷惑回族群眾。日本人川村乙麻等人假借皈依伊斯蘭教之名接近回族，搞宣傳分裂活動。但馬鴻逵堅決反日及馬鴻賓出兵綏西抗日的堅決立場，使日本侵略者在寧夏等地建立“回回國”的陰謀徹底失敗。甘寧青一些回族軍政領袖—國府委員馬麟、馬鴻逵、馬步芳、馬鴻賓、馬步青等在抗戰以來，也不止一次的表示忠誠擁護全國團結抗戰，並實際參加抗戰。在每個抗日的戰線上，正規軍與遊擊隊中，以及一切抗日團體與抗日工作中，處處都看見回族同胞與非回族同胞親密地站在統一戰線上，為保衛祖國，為爭取整個中華民族的生存而戰。
1939年1月，在國民黨反動派統治下的寧夏海原縣回族愛國青年馬國琳、馬銀貴、馬少敬等，提出了回族“武裝自己，殺官劫庫”，“反蔣抗日、尋找民族活路”等口號組織起義。一月之內起義軍發展到9000多人，在攻打反動武裝民團、懲處作惡多端的鄉霸劣紳鬥爭中接連獲勝，前後消滅國民黨正規軍和地方武裝2000餘人，海故數百裏山區成了起義軍的海洋。但起義軍遭到了國民黨第八戰區司令官兼甘肅省主席朱紹良的鎮壓，最終以失敗告終，曆時40多天。同年四月，在馬國瑞、馬國王、馬英貴、馬思義等率領下，第二次起義爆發，起義隊伍製定了“打倒欺回滅教的國民黨，為死難的回族同胞報仇”、“救國救民，受壓迫的回漢人民是一家”、“五族共和，打倒蔣賊”等口號。起義軍很快發展到1萬多人，在國民黨的重兵包圍和飛機大炮的轟炸中，傷亡慘重。後由馬思義帶領1000多人突圍成功，5月發起了第三次起義，給敵軍以重創，但起義隊伍損失也很慘重，後馬思義帶領義軍奔赴邊區，受到邊區軍民的熱烈歡迎和毛澤東的親切接見，起義軍經批準遍為“回民抗日騎兵團”，為抗日戰爭和西北解放做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
1941年，延安以“回回民族問題研究會”署名出版了《回回民族問題》一書。該書以唯物主義的曆史觀和民族觀為指導，從曆史到現實，從政治到經濟，從民族與宗教關係，客觀全麵地闡述了回族問題。針對當時北洋軍閥和國民黨政府的大漢族主義，“否認回回為一個民族，否認回回問題為民族問題，而將回回民族問題簡化為宗教問題，將回回問題的解決簡化為漢化教育問題”的錯誤政策，該書進行了嚴肅批駁。對於長期以來，“由於大漢族主義長期宣傳、教育的影響，不但有些漢人懷疑回回是一個民族，對於回族和伊斯蘭教的來源及其相互關係不能了解；甚至某些回族人中也存在著同樣的懷疑和不了解”的狀況，該書也從多方麵給予了回答和解釋。同時，該書還正確地闡述了中國共產黨的民族政策，指出了回族解放的道路。《回回民族問題》一書的出版，得到回族人民的極大擁護，更加鼓舞和堅定了回族人民抗日鬥爭的熱情和信心，使廣大回族同胞認清了誰友誰敵，在抗日解放鬥爭中積極發揮了回族固有的勇敢精神。該書對研究回族問題也起到了的重要指導作用。
1949年新中國成立後，國家開始對國內各少數民族給予正式承認，五十五個少數民族中，有九族係屬公認：朝鮮族、回族、滿族、蒙古族、苗族、維吾爾族、瑤族、彝族、藏族，不待查驗自然成立。回族人有了本民族的自治區，自治縣、自治鄉等，當家做主的權利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新中國得到真正體現。此後又分三個階段對其他各兄弟民族，根據民族特征理論、曆史發展和現狀和本民族意願分別進行了認定，使各民族結束了封建皇帝與封建軍閥等的剝削和統治，得到了尊重和平等地位，新中國的民族平等政策得到了各族人民的積極擁護。
1967—1977年間，在極左思潮的影響下，“文化大革命”爆發，在這場整個中華民族的空前浩劫中，“四人幫”破壞黨的民族政策和宗教政策，破壞民族團結，回族也未幸免，大量書籍、經典被焚毀，清真寺被毀壞……，有的甚至被強迫改為養豬場。影響最大的要數發生在雲南沙甸回族鄉一代的“沙甸事件”，沙甸等地的回族百姓為了捍衛民族尊嚴，一千六百餘人付出了生命。“四人幫”被粉碎後，政策得以恢複。
盡管回族在曆史上曾遭受過巨大的民族犧牲，但即使處在逆境中，回族人也是堅定的站在反抗外敵入侵的前沿，處處皆有自己出色的表現。在各代反抗外來侵略、保家衛國以及反封建專製統治的運動中，回族優秀兒女始終衝在最前列，以自己大無畏的犧牲精神贏得了各方愛國人士的高度評價。當今，時代賦予回族人民的重任之一，仍然是傳承和宏揚回族人光輝傳統，振奮民族精神、增強民族凝聚力和提高民族素質，遵紀守法、安定團結、和眾兄弟民族團結友愛，把滿腔熱情積極投入到建設偉大強盛中國的事業中去。
人口為9816802人。
民族概況
回族是中國少數民族中散居全國、分布最廣的民族。根據2000年第五次全國人口普查統計，回族人口數為9816802。主要聚居於寧夏回族自治區，在甘肅、青海以及河南、河北、山東、雲南等省分布也較多，有大小不等的聚居區。
回族是回回民族的簡稱，是由中國國內及國外的多種民族成分在長時期曆史發展中形成的民族。伊斯蘭教的傳入及其在中國的發展，對回族的形成起了重要的紐帶作用。
約在唐高宗永徽二年(651)伊斯蘭教正式傳入中國，大批阿拉伯和波斯的穆斯林商人陸續由海路來華，在廣州、泉州、杭州、揚州及長安等城市定居。他們建築了中國最早的一批禮拜寺，不少人娶妻生子，繁衍生息，世代定居，並辟建了穆斯林的墓地。當時，他們被稱為蕃客或土生蕃客，至元代才被稱為回回蕃客或南蕃回回，成為回回人的一部分。
“回回”一詞最早在北宋沈括《夢溪筆談》和南宋彭大雅《黑韃事略》中出現，主要指蔥嶺東、西處於喀喇(哈拉)汗朝統治下的回紇(回鶻)人。回回和回紇、回鶻音近，應是後者的音轉或俗寫。其時，伊斯蘭教已由喀什噶爾向東南傳播到和田、葉爾羌、英吉沙爾等地。因此，回回原應包括有信仰伊斯蘭教回紇(回鶻)人在內的含義。12世紀30年代，喀喇(哈拉)汗朝亡於西遼，其居民大部分仍是穆斯林。13世紀初葉蒙古西征，西遼破滅。蔥嶺東喀什噶爾等地信仰伊斯蘭教的回紇(回鶻)人的後裔，同蔥嶺西的中亞及波斯；阿拉伯廣大地區不同民族的穆斯林，大批被簽發或自動遷徙到東方來。他們主要以駐軍屯牧和以工匠、商人、學者、官吏、掌教等不同身份散布在中國的西北、中原及江南、雲南等地區，被稱為回回人，成為元代色目人中的重要部分。後來，他們也以回回自稱，是形成回回民族的主要部分。
元代到明代前期，回回人中包含有信仰伊斯蘭教的回紇(回鶻)人的後裔，他們同當時高昌及河西一帶仍信仰佛教的畏兀兒人相區別，明中葉以後，維吾爾族普遍接受伊斯蘭教信仰，而當維吾爾人遷到內地之後，自然地漸漸同化於回回之中。元、明以來，不少蒙古貴族及其士卒因接受伊斯蘭教信仰而逐漸同化於回回之中。明代哈密地區的哈剌灰人，原是蒙古人，正德(1 506～1521)以後由哈密遷到肅州，到萬曆年間已經“不食豬肉，與回回同俗”。另外，由於通婚的和政治的原因，以及接受宗教信仰和風俗習慣的原因，回回中不斷吸收了相當多的漢族成分。由於同樣原因也有不少回回逐漸同化於漢族之中。回族與維吾爾、蒙古、漢等族有著源遠流長的親緣關係。另外，回回族中還吸收有中國猶太人成份。猶太人遷居我國開封等地的時間，一般認為在北宋徽宗年間(1101一1125)。元代稱他們為“術忽回回”。由於他們信仰猶太教，不食豬肉，行割禮和每日禮拜等宗教習俗與回回有相似之處，加上舉行宗教儀式時所纏頭巾為青藍色，因而也被稱為“藍帽回回”或“青回回”。在長期發展中，有的逐漸融合於回回當中，有的自稱回回。
從元代到明代，各種不同的來源的回回逐漸形成為一個新的民族。伴隨著民族的形成，具有本民族特點的回回文化紮根於華夏大地，成為華夏文化中的一個新類型。
社會經濟
元代有“四等人”製，回回的地位一般高於漢族。回回中的貴族、官宦、學者及商人的活躍，對於元朝的開國和中西交通的開拓，以及軍事、政治、經濟諸方麵都有很大影響，同時也為回回在全國各地的分布和在各項事業中的長期發展打下了根基。然而元朝回回人又是被征服者，在蒙古貴族劫持下輾轉流徙，生活上不穩定，風俗習慣有時也不被尊重，為回回人形成對環境變遷的適應性以及抗爭性的共同習理提供了主要條件。明代曾把回回稱作“回夷”，說明回回已經作為一個民族共同體而存在。回回人與蒙古人的地位相似，“善加撫恤，密切防閑”，反映了明朝統治者對於各地陸續內附和歸化的蒙古人和回回人的政治待遇。清代，在嚴酷的民族壓迫政策刺激下，回族人的民族意識愈趨強烈，為了民族自尊和民族生存而進行著頑強的搏鬥。
回族是在中國形成的民族，但它又不同於自古以來就居住在中國的那些土著民族。元代回回人活動之初就沒有一個固定的地域，因此，一開始無地少地的現象在回回人中就很突出。明、清以來各地城鄉回族中無業遊民和流民之多，已是嚴重的社會問題。曆史上，在地多人少的邊疆地區的墾牧活動中和在西北、雲南等地的農田水利建設中，回族、漢族人民一起都曾作出過貢獻。在回族政治家賽典赤·贍思丁當政時期(1274—1289)就有屯田戶16277戶，屯田49658雙。他們和漢族人民一起興建了鄯闡(今昆明)地區水利灌溉係統工程。寧夏回、漢人民開鑿了大清渠、惠農渠、七星渠、昌潤渠等，並多次修整古老的秦渠、漢渠、唐保渠。使寧夏平原生產發展，為寧夏贏得“塞上江南”的美稱。各地回族農戶，多附帶經營牧業或者運輸業、手工業、小商業。回族工匠在製香、製藥、製革、製藥以及礦產的采冶上都較為著名。回族尤擅經商，元代回回商人遍布全國各地。從珠寶玉石業、運輸業到牛羊屠宰和加工業，都是他們的傳統行業。回回商人在內地同邊疆地區的經濟交流，以及在中國對外國的貿易往來等方麵，都曾起過積極的作用。明、清時期的閉關自守政策，使蓬勃開展的中西交通事業受阻，對中國本身的發展產生極為不利的影響，對於回族特別是從事海上陸上對外貿易的回族商人也是一次沉重的打擊。
解放前，在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的壓迫下，回族人民在政治上沒有地位，經濟和文化發展緩慢。國民黨政府歧視少數民族，不僅無視回回的風俗習慣，而且根本不承認回族的存在。回回族隻能稱回教徙，蔣介石操縱下的“國民大會”把回民稱作“內地生活習慣特殊之國民”。回族內部的軍閥、官僚和有宗教特權的教主，也加重對回民的剝削和奴役。
1949年前，回族處於封建地主經濟發展階段，有一定程度的資本主義經濟因素。但發展水平極不平衡，不同地區有不同特點。農村回民大多無地、少地，或隻占有山地、沙地、鹽堿地、詞灘地，農民破產和逃亡現象比較普遍。以河南省輝縣為例，1948年在430戶回族農民中就有赤貧、貧農和下中農414戶，占總戶數的93 9／5。廣大回族貧苦農民缺吃少穿，生活極苦。雲南省尋甸縣一個自然村，70戶回民竟有60多戶每年缺3～6個月的糧食，不得不以土豆及野菜充饑。以農為主兼營商業、畜牧業或兼營運輸、屠宰及製革、榨油等副業，是農村回族人民較為突出的特點。西北回族聚居地區封建占有關係更加嚴重，良田沃壤多為官僚、地主和教主所占有。國民黨回族軍閥馬鴻逵、馬步芳等統治下的寧夏、青海地區，沉重的軍政費用都壓在當地回、漢等農牧民頭上。在西北眾多的門宦、教派巧立名目盤剝役使回民，給回民的生產和生活帶來種種不幸。
當時，回族經營的工商業多半同特有的生活習俗相聯係，局限在飲食、鮮貨及製革、皮貨、香料、膏藥、珠寶玉石等行業中。在北平、天津、上海、濟南、開封等城市有回族工商業資本經營的麵粉、紡織、製革、肥皂等公司和工廠。在西北、雲南等地，回族商業資本有同印度、緬甸、蒙古等國的貿易交換活動，以及在中國邊疆與內地之間用馬幫、駱駝隊進行商品運輸的活動。工人階級在回族中出現較早，以碼頭搬運工人、礦山采掘工人及黃河上的“筏工'人數較多。回族中更多的則是推車擺攤、提籃叫賣的小商販，本小利微，受季節和行業的限製，生活很不穩定。
回族的文化教育事業發展緩慢。中國內地及雲南的散居回民，接受新的思想較快，文化教育較西北的回族地區發達，在學術、文化和科學技術界有一批回族的教授、科學家、作家、工程師、畫家、醫生、戲劇家等等，並出現了一批由回族人士創辦的中小學校和刊物。由於農村破產，工商凋敝，廣大回族農民和城鎮貧民的子女根本無力入學讀書，加之一般學校裏不設回民夥食，更加限製了回族青少年求學的機會。西北地區的回族軍閥，隻知搜刮民財，根本不管文化教育。原寧夏全省到1949年隻有完全中學1所，初級中學2所，沒有高等學校。在甘肅臨夏等地，回民文化娛樂活動也受教主幹涉，對回族婦女的束縛更為嚴重。回族聚居地區醫療衛生條件極差。缺醫少藥現象嚴重，有的阿訇甚至用“吹賭哇”(即用墨汁把經文寫在碗裏讓患者衝服)等迷信方式給回民治病。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中國共產黨和人民政府在回族聚居地區實行民族區域自治政策，根據回族聚居程度的不同，於1958年10月25日建立了寧夏回族自治區，先後在甘肅省成立了臨夏回族自治州和新疆昌吉回族自治州，以及幾個回族自治縣和一些民族鄉。在各級自治機關回族幹部占了相應的比例。在黨的民族政策光輝照耀下，對回族專業技術人員的培養，回族聚居區社會經濟各項事業的發展都給予了照顧和優惠。散居回民同樣獲得當家做主的平等權利。在曆屆各級人民代表大會中都有一定數量的回族代表。到1980年全國回族幹部已有12萬6千多人。回民的風俗習慣受到尊重，回民較多的城鎮都設有回民飯館和回民食品供應網點。在回族職工、學生較多的單位，一般都設立回民食堂，未設回民食堂的則發給回民夥食補貼。每逢回民三大節日(聖紀、開齋節、古爾邦節)，各地在物資供應上和慶祝活動都給予照顧。回民的土葬習俗受到尊重，各地多設有回民殯葬服務處，並撥出荒地、山地作為回民公墓。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在回族中得到了全麵貫徹。
經過民族改革和社會主義改造，包括廢除伊斯蘭教中的封建特權和壓迫剝削製度，回族人民的經濟生活發生了根本變化。各回族自治地方的工業建設發展很快。寧夏回族自治區已建立煤炭、電力、機械、冶金、化工、輕工、石油、電子等現代工業，工業總產值已由1949年的1200多萬元增加到1978年10億多元。中國共產黨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工農業生產又有新的發展。1983年工業總產值比1978年增長12％。其中原料加工業增長18．9％。1990年寧夏回族自治區的工農業總產值達89．44億元。是1952年的19倍多。農村回民的生產不斷發展，在寧夏回族自治區、甘肅臨夏回族自治州等地，隨著青銅峽、劉家峽等大型水利樞紐工程和一批水庫、渠道的興建，農田灌溉麵積增加很多。為改善回民聚居的六盤山地區水源奇缺、十年九旱的狀況，國家引黃河水逐級提升，澆灌千裏旱塬。使六盤山回漢人民的生產生活得到了根本改善。
語言和文化藝術
多種來源的回族人最初使用的語言也很複雜。中國境內的回鶻語、蒙古語、漢語，以及中亞一些民族的語言，還有波斯語、阿拉伯語，他們曾經同時使用過。隨著回回愈來愈分散雜居在漢族之中，特別是回漢通婚而使漢人成分在回回中增多和回回人學習中國傳統文化的要求，明代後期漢語已成為回族的共同語言，同時在回族人民的日常交往中保留了一些阿拉伯語和波斯語的詞匯。在邊疆地區，回族人民還經常使用當地少數民族的語言。
回族人民在文化、科學技術方麵的成就很大，對祖國的文化發展作出了很大貢獻。元代，回回不僅帶來了西亞的天文學、醫學、建築學、音樂等方麵的科學文化成就，而且在學習和傳播漢族科學文化技術方麵也十分突出。中國的重大發明如造紙術、指南針、火藥等都是經回回商人的介紹傳播到歐洲大陸的。回族天文學家紮馬魯丁於至元四年(1267年)向元世祖忽必烈撰進《萬年曆》，頒行全國，並在北京建立觀象台，製造渾天儀、敘緯儀、平偉儀、地球儀、方位儀、天球儀和觀象儀等七種天文儀器，在中國天文學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明代在欽天監裏仍設有“回回曆”專科。回回人亦黑迭兒丁是元代著名的建築學家，他是元大都(北京)宮殿和宮城的設計者和工程組織者，為以後北京故宮以及整個北京的城市建築發展奠定了基礎。
回回醫學也相當著名。回回醫術在外科和藥物使用上都有顯著療效。其醫藥也有自己的體係，回回醫學家收集改訂名醫藥方，著有《瑞竹堂經驗方》5卷，“以惠斯世”，流傳至今。
明代回族航海家鄭和，7次率領龐大的船隊遠航，先後到過亞非37個國家和地區。促進了中國與亞非各國的經濟、文化交流，是世界航海史上的壯舉。比哥倫布的遠航早半個世紀。航行中繪製的《鄭和航海圖》，是早期海洋地理學的珍貴地圖。
在文學、哲學、音樂、書畫方麵，回族也有許多創造。元代著名回回詩人、詞人，著有《雁門集》、《薩文錫逸詩》、《西湖十景詞》等詩、詞集，在當時十分有名。元代學者贍思不僅通經學、文史，還鑽研天文、地理、水利、算學等，被當時稱為百科式的學者。李贄是明代著名的回族大哲學家、思想家。他在哲學上認為世間都是實在的，宇宙以物質性的陰陽二氣為基礎·經過無數變化，生出萬物來，具有樸素唯物主義思想。在社會倫理道德上，他公開向封建倫理挑戰，批評男尊女卑思想，反對道家宣揚的“偽道統”。在文學上還提出“童心說”理論，主張創作抒發己見，反對複古摹擬。李贄是中國思想史上的一代大家。
回回的音樂，在元代十分流行。回回樂與西夏樂、中國樂一起，構成了元代宮廷音樂。在發展中，回回音樂成為中國音樂的一部分。元代著名曲作家馬九皋，是當時著名散曲家八人之一，與關漢卿齊名。回族畫家也不少，著名的有元代高克恭，清代改琦。他們的存世作品被視為稀世珍寶。
解放後，回族的文化事業蒸蒸日上。科學家、工程師、醫生、文學家、藝術家不斷湧現。回族中群眾性文藝、體育活動蓬勃開展，大批藝術工作者、優秀運動員茁壯成長。從事象牙雕刻，生產景泰蘭、蘇繡、燈彩，刻磚，製作地毯等傳統的回族特種工藝老藝人的技藝得到繼承和發展。
“花兒”是甘肅、青海等地流傳的民歌，過去當地回民常用“花兒”控訴黑暗、憧憬未來傾訴愛情，現在“花兒”增加了新內容，更為回民所喜聞樂唱。
宗教信仰
回族人信仰伊斯蘭教。回族在中國形成和發展過程中一直受阿拉伯、波斯等傳統的伊斯蘭文化的強烈影響。唐、宋時期，中國人對於“蕃客”們的宗教信仰和風俗習慣還很陌生，隻說他們拜天、叫佛、敬事鬼神。元代遍布各地的回回人的宗教信仰和風俗習慣開始被廣泛注意，伊斯蘭教被當作回回所信仰的宗教來對待，稱作回回法或回回戶體例，禮拜寺和掌教被稱作回回寺和回回掌教、回回大師。奪等。明代習慣地沿襲這種稱呼，伊斯蘭教被稱作回回教門、回回教，後又簡稱回教。清代以後又把信仰伊斯蘭教的維吾爾族、東鄉族和撒拉族等加上“回”字，稱為“纏回”、“東鄉回”、“撒拉回”，以致人們從稱謂上誤把回族同回教混淆甚至等同起來。
中國伊斯蘭教隨著回族的發展也在發展變化。其變化主要在明末清初，主要標誌是伊斯蘭教義同中國傳統文化的結合。原來各地的禮拜寺多以清淨、清修、淨覺、真教等命名，這時漸漸統稱為清真寺。與此同時，伊斯蘭教在中國開始被稱作清真教。清真是伊斯蘭在中國的漢文意譯。清真一般解釋為清潔真實。有的宗教學者則把清真釋為“克己複禮”。
風俗習慣
曆史上，回族人從出生時開始，就要請阿訇起回回名字，結婚時請阿訇證婚，死亡後請阿訇主持殯葬，各方麵均受伊斯蘭教的影響。特別在飲食習慣上，回民忌吃豬肉，不吃一切動物的血和自死之動物，等等。這原是《古蘭經》的規定，千百年來已經逐漸變成了回族的風俗習慣。由於曆代統治階級實行反動的民族同化政策，對回民風俗習慣橫加幹涉，甚至借以挑撥民族關係，製造民族糾紛，而廣大回族人民則愈加維護這些風俗習慣，同反動的民族同化政策相對抗。在這種鬥爭中，伊斯蘭教曾起到回族人民加強團結、反對民族壓迫的作用。
回族除受伊斯蘭文化的影響外，由於回漢雜居和使用漢語，還日益受到中國傳統文化的強烈影響。明代回族人的衣著已逐漸與漢人相同，使用了漢族的姓和名。明代晚期，回族人已經“士農工商通與漢人相同”，但是，在共同心理狀態、經濟生活、宗教信仰和風俗習慣等方麵，回族仍表現出自己的特點，被認為“同類則相遇親厚”、“自守其國俗，終不肯變”。
隨著回族軍士的到處鎮戍屯牧，工商業者的貿易往來，官吏學者的宦遊，宗教人士的傳教活動以及反壓迫鬥爭後的流動遷徙，回族人逐漸形成了小集中、大分散，愈來愈分散的居住特點。在全國，回族主要與漢族雜居。在邊疆，回族與當地民族雜居；在內地，回民多分布在沿水路和陸路交通線上；在農村，回民往往自成村落；在城鎮，則多聚居關廂或若幹條街巷。在室內正屋中，喜貼山水花卉畫。但因為伊斯蘭教反對任何偶像崇拜，故不掛人物像和動物圖片，凡有眼睛的圖像不能張貼。不過，隨著社會的發展，這些禁忌不那麽嚴格了。為了宗教活動和生活習俗上的便利，回民習慣在住地修建“禮拜寺”，明末清初則統稱清真寺，多圍寺而居。
在飲食上，回族人普遍吃牛、羊、駝等反芻類偶蹄食草動物，不吃馬、驢、騾、豬、狗肉，不吃動物血液和自死動物。尤其禁食豬肉。回族很講究飲食衛生，注意淋浴和洗滌。走進農村回族清潔整齊的屋內，往往可看見門後房梁上吊著一個水罐，下麵有通下水道的淺坑，這裏是人們經常沐浴大淨的地方。平時洗臉、洗手，則用湯瓶，而不用臉盆。湯瓶又名洗壺，它最早從阿拉伯傳入，現在城裏的回族飯館，也常掛著一塊繪有“湯瓶”的清真木牌，有的還在湯帆”F加添“虎圖白”棍或阿文的“清真言”，以示這是地道的伊斯蘭文化。
回族有兩大節日即開齋節和古爾邦節，來源伊斯蘭教。齋戒為穆斯林“五功”之一。開齋節即是齋戒期滿的日子。一般在回曆的第九個月舉行齋戒、齋戒期滿，十月一日為開齋節。古爾邦節在開齋節後的第70天，回曆的十二月十日舉行。因為十二月十日是教徙赴麥加朝覲的最後一天，大家宰殺牛羊慶祝，聚餐聯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