曆史真相
古今中外曆史政治
“反右運動”是中國共產黨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後於1957年發起的第一場波及社會各階層的群眾性大型政治運動，主要結果是給空前大量的人確定“右派”身份。
反右擴大化是毛的一大錯誤，而造成擴大化的是鄧。總之，和明朝朱元璋的文字獄有一拚。不過，中國知識分子沒幾個好東西，哪些被平反的“右派”正是後來腐敗隊伍中的急先鋒。
雙百方針和整風運動
1956年4月25日，毛澤東在中國共產黨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作了《論十大關係》的講話，提出了“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雙百方針）。一個月以後，中宣部部長陸定一向知識分子作了題為《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講話，“提倡在文學藝術工作和科學研究工作中有獨立思考的自由，有辯論的自由，有創作和批評的自由，有發表自己的意見、堅持自己的意見和保留自己的意見的自由。”
1957年5月1日，《人民日報》刊載了中共中央在4月27日發出的《關於整風運動的指示》，決定在全黨開展以反對官僚主義、宗派主義和主觀主義為內容的整風運動，號召黨外人士“鳴放”，鼓勵群眾提出自己的想法、意見，也可以給共產黨和政府提意見，幫助共產黨整風。於是各界人士，主要是知識分子們，開始向黨和政府表達不滿或建議改進。新聞界也跟進，刊出各種聲音。這段時期被稱為“大鳴大放”。此舉讓知識分子們覺得共產黨勇於自我批評，十分偉大。
“陽謀”論
在大鳴大放後期，一些對黨和政府批評的言辭十分激烈、尖銳，有些言論甚至提出“共產黨與民主黨派輪流坐莊”、“反對黨天下”等論調，遠遠超出共產黨容忍的底限。再加上此前蘇聯的赫魯曉夫上台後發表反對斯大林的秘密報告，讓毛澤東等中共領導有了被“複辟”的疑慮和恐懼。1957年5月15日，毛澤東撰文《事情正在發生變化》發給黨內同誌閱讀。6月8日的《人民日報》發表社論《這是為什麽？》，提示人們“少數的右派分子在‘幫助共產黨整風’的名義之下，企圖乘機把共產黨和工人階級打翻，把社會主義的偉大事業打翻”，但是社論在最後還指出“共產黨仍然要整風，仍然要傾聽黨外人士的一切善意批評”，為日後的引蛇出洞打下伏筆。同日，中共中央發出《關於組織力量準備反擊右派分子進攻的指示》。6月14日，《人民日報》又發表另一篇社論（據說是毛澤東親筆寫的）《文匯報一個時期的資產階級方向》，點名批評《文匯報》和《光明日報》，提出“讓大家鳴放，有人說是陰謀，我們說，這是陽謀。因為事先告訴了敵人：牛鬼蛇神隻有讓它們出籠，才好殲滅他們，毒草隻有讓它們出土，才便於鋤掉。”《光明日報》社長章伯鈞、總編輯儲安平，《文匯報》的羅隆基、浦熙修都被批判。
但也有很多人認為“引蛇出洞”、“陽謀”論隻是後來的托詞。李誌綏說：“毛這步棋估計錯了。最後毛幾乎一天到晚睡在床上，精神抑鬱，患了感冒，把我叫回來。睡眠更加不規律。毛感覺上了民主黨派的‘當’，自信心受到極大挫折，因此毛準備狠狠‘整’民主人士。”[《毛澤東私人醫生回憶錄》一九四九年——一九五七年之十九 ]
在知識分子中找出“右派”的反右運動從此開始。
右派的標準
1957年10月15日，中共中央發文“中共中央關於《劃分右派分子的標準》的通知”，其中“右派分子”的標準，包括：
反對社會主義製度。反對城市和農村中的社會主義革命，反對共產黨和人民政府關於社會經濟的基本政策（如工業化、統購統銷等）；否定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的成就；堅持資本主義立場，宣揚資本主義製度和資產階級剝削。
反對無產階級專政、反對民主集中製。攻擊反帝國主義的鬥爭和人民政府的外交政策；攻擊肅清反革命分子的鬥爭；否定“五大運動”的成就；反對對資產階級分子和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改造；攻擊共產黨和人民政府的人事製度和幹部政策；要求用資產階級的政治法律和文化教育代替社會主義的政治法律和文化教育。
反對共產黨在國家政治生活中的領導地位。反對共產黨對於經濟事業和文化事業的領導；以反對社會主義和共產黨為目的而惡意地攻擊共產黨和人民政府的領導機關和領導人員、汙蔑工農幹部和革命積極分子、汙蔑共產黨的革命活動和組織原則。
以反對社會主義和反對共產黨為目的而分裂人民的團結。煽動群眾反對共產黨和人民政府；煽動工人和農民的分裂；煽動各民族之間的分裂；汙蔑社會主義陣營，煽動社會主義陣營各國人民之間的分裂。
組織和積極參加反對社會主義、反對共產黨的小集團；蓄謀推翻某一部門或者某一基層單位的共產黨的領導；煽動反對共產黨、反對人民政府的騷亂。
為犯有上述罪行的右派分子出主意，拉關係，通情報，向他們報告革命組織的機密。
另有“極右分子”的標準：
右派活動中的野心家、為首分子、主謀分子和骨幹分子。
提出反黨反社會主義的綱領性意見，並積極鼓吹這種意見的分子。
進行反黨反社會主義活動特別惡劣、特別堅決的分子。
在曆史上一貫反共反人民，在這次右派進攻中又積極進行反動活動的分子。
簡言之，反對共產黨及其政策是右派，其中領導人物為極右分子。
反右的擴大化
在具體執行中，尤其是在運動的後期，很多單位將標準簡單化，為下級單位指定右派分子的百分比，造成許多人被冤枉。
據1978年平反右派過程中的統計，在1957年的“反右運動”和1958年的“反右補課”中，全中國抓出五十五萬名“右派”。
趨於平靜
在1957年第一個五年計劃勝利完成之後，正在反右運動中的中共領導人們認為在經濟計劃上也要克服“右傾”，即要相信群眾的力量，用比資本主義更快的速度建設社會主義。1958年中共第八屆全國代表大會第二次會議上提出“鼓足幹勁、力爭上遊、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的“總路線”,加上同年在農村迅速開始的人民公社和“大躍進”，合稱“三麵紅旗”。全國的中心任務從政治上的反右轉移到了經濟建設方麵，反右運動逐漸停止。
右派的命運
和鳳鳴的回憶錄：《經曆─我的1957年》1958年，中共中央對劃定的右派分子按照罪行的輕重作出六種處理，由重到輕依次為勞動教養、監督勞動、留用察看、撤職、降職降級、免於行政處分。被處以前兩類處罰的右派分子被迫離開原來的工作，到邊疆、農村、監獄從事繁重的體力勞動，由於超負荷的勞動和不久之後到來的全國性的饑荒，這些被發配的右派分子大量死亡。留在城市的右派分子則被處罰從事沒人願意做的體力勞動，如清掃廁所等，或者在被歧視的情況下繼續原來的工作。個別人由於不堪侮辱自盡。一般來講，受到中央點名的，在國際國內有一定影響並在中央政府擔任領導職務的大右派，如章伯鈞、羅隆基等人受到衝擊較小，大多是降低待遇，撤銷行政職務等，而來自基層單位默默無聞的眾多右派分子，很多都經曆了比較悲慘的命運，一些人因此客死他鄉。從1958年起，一些右派們逐漸被取消此身份，叫做“摘帽右派”。在文化大革命中，大部分”右派”和“摘帽右派”被再次衝擊。在經曆過反右、文革等一係列整治運動後，加上時間因素，二十年後活到1978年右派平反的僅有十餘萬人。
右派的平反
1977年，胡耀邦被任命為中國共產黨中央黨校副校長，主持黨校工作，並開始著手進行冤假錯案的平反工作。胡耀邦組織中央黨校的教師編寫了《把“四人幫”顛倒了的幹部路線是非糾正過來》作為社論在1977年10月7日的《人民日報》上以整版的篇幅刊登；1977年11月27日《人民日報》又發表了《毛主席的幹部政策必須落實》，這兩篇文章在全中國取得了空前的反響，宣告了平反冤假錯案的開始。1977年12月15日胡耀邦調任中組部部長。1978年春，統戰部、公安部、中組部、中宣部、民政部在山東煙台召開會議，專門討論反右運動遺留問題的處理。在煙台會議上，產生了激烈的爭論，保守派認為對於在反右運動中被劃為右派的群眾和幹部，隻要摘掉右派帽子，妥善安置不再歧視就已經足夠了，沒有必要平反關於右派的冤假錯案；但是胡耀邦等同誌認為，必須對反右中的冤假錯案予以徹底的完全的平反。最終保守派的意見占據了上風，1978年4月8日中共中央批複了統戰部上報的《關於全部摘掉右派分子帽子的請示報告》，將其作為1978年的第11號文件轉發全黨。這份文件指出“1957年反右本身沒有錯，問題是擴大化了”，對於錯劃的右派要落實政策妥善安置，在提職、提級、調資、獎勵、授予職稱等問題上與其他職工一樣對待，但是報告沒有提到對錯劃右派的平反。
煙台會議後，胡耀邦繼續推動對右派的全麵平反，1978年5月間，《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發表，一場關於真理標準的大討論展開，保守派的勢力受到壓製。在這樣的背景下，五大部在北京召開了關於右派問題的第二次會議，會議上的交鋒仍然激烈，但是主張完全平反右派問題的主張最終得到支持，1978年9月17日中共中央轉發《貫徹中央關於全部摘掉右派分子帽子決定的實施方案》。相比於5個月前的請示報告，實施方案對落實右派安置政策作出了明確和細化的規定，最重要的是，實施方案指出：“凡不應劃右派而被錯劃了的，應實事求是地予以改正。”“經批準予以改正的人，恢複政治名譽，由改正單位負責分配適當的工作，恢複原來的工資待遇。”“原是共產黨員，沒有發現新的重大問題的人，應予恢複黨籍；原是共青團員的，應予撤銷開除團籍處分。”
1980年5月8日，平反右派的工作告一段落，曾經被劃為右派的55萬人幾乎全部平反，但是仍有極少的一部分人“隻摘帽子，維持右派原案，不予改正”其中包括中央認定的5名右派分子章伯鈞、羅隆基、彭文應、儲安平、陳仁炳以及由各地方認定的90餘名右派分子，總計不足百人。
中國共產黨1981年在十一屆六中全會上給反右運動定性為：“這一年在全黨開展整風運動，發動群眾向黨提出批評建議，是發揚社會主義民主的正常步驟。在整風過程中，極少數資產階級右派分子乘機鼓吹所謂‘大鳴大放’，向黨和新生的社會主義製度放肆地發動進攻，妄圖取代共產黨的領導，對這種進攻進行堅決的反擊是完全正確和必要的。但是反右派鬥爭被嚴重地擴大化了，把一批知識分子、愛國人士和黨內幹部錯劃為‘右派分子’，造成了不幸的後果。”（《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幹曆史問題的決議》）當年支持和主持反右的鄧小平在80年代對反右運動也持這一看法[鄧小平的結論是：“一九五七年的反右鬥爭本身沒有錯，問題是擴大化了。”（引自《鄧小平一九七一──一九八二》，207-208頁） ]。
被平反的右派中很多人回到了原來的工作崗位或得到升遷，如前國務院總理朱鎔基。在1989年六四事件後隨著言論空間被收緊後，反右運動時期除了官方敘述外，無論所有傳媒等談及反右運動的一些與中共定論相悖的論調一律被視為禁忌。直至今如是，較為人所知的如章詒和的著作《往事並不如煙》、《伶人往事》等被中宣部禁止再版等。
2005年11月13月，山東大學退休教授史若平等的數位右派人士與其家屬聯署致人大與國務院之公開信，要求中共對當年受迫害的知識分子的行為明確表示反省與道歉，並對受害者與其家屬作出公平合理的賠償，在三個月內獲得一千五百位響應。
2007年為反右運動五十周年，在北京由當年的61名在世的被劃為右派人士聯署公開信，要求中共徹底平反右派（即正式公開道歉，明確宣布反右運動的錯誤，並非“擴大化”而堅持反右正確之謬誤）並予以賠償，並開放反右之“言論禁區”，提供反思曆史空間，該公開信由前北京市公安局幹部任眾為召集人。
至今未被平反的“右派”
未獲平反的右派有中央指名的如下5人，另有地方各省市指名的若幹人。
章伯鈞
羅隆基
彭文應
儲安平
陳仁炳
影響
反右運動對後來中國的影響極其重大。它標誌著從抗美援朝結束之後幾年內中國快速而和諧的發展的結束，中共八大提出的“大規模的階級鬥爭告一段落，今後工作以社會主義建設為主”的政策中止，意識形態鬥爭的重要性從此壓過了經濟的發展。
知識分子再也不敢批評共產黨及其政府，政治鬥爭從共產黨對黨外勢力轉變為共產黨內部不同路線的鬥爭。
經過反右運動後，中共的政策重新回到以政治掛帥，強調階級矛盾和階級鬥爭的路線上來，中國共產黨人對“右”唯恐避之不及，“緊跟”毛澤東的指示，政治路線從此嚴重左傾。毛澤東在中國共產黨內的影響力進一步提高。這些變化為之後的“大躍進”、“四清運動”、“文化大革命”埋下伏筆。
在各個民主黨派方麵，經曆過從“言者無罪，聞者足戒”到“引蛇出洞”的驟然轉變，各黨派參政議政不複1950年代初期的熱情，在政治生活中不敢發聲，造成這些政黨一步一步愈發邊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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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發動反右的罪惡必須徹底清算
張成覺
毛倒轉社會發展車輪
1956年9月召開的中共‘八大’宣稱：‘在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以後，我國的無產階級同資產階級之間的矛盾已經基本上解決，國內的主要矛盾是人民對於經濟`文化迅速發展的需要同當前經濟文化不能滿足人民需要的狀況之間的矛盾。黨的主要任務是要集中全黨`全國人民的力量來發展社會生產力’。大會還堅持既反保守又反冒進即在綜合平衡中穩步前進的經濟建設方針。對於執政黨的建設問題，大會強調要堅持民主集中製和集體領導，發展黨內民主，反對個人專斷和個人崇拜。這一切，都是同毛的左傾思想背道而馳的。
正如論者所指出：毛澤東是個人意誌十分倔強`固執的人，他從不認輸，也從不服輸。‘反冒進’及中共‘八大’對他的‘左’傾思想的抵製，他是不滿意的，對‘八大’在主要的內容上沒有體現它的‘左傾’路線是耿耿於懷的。‘八大’會議雖然吸收了毛澤東《論十大關係》的主要思想，但在經濟建設的路線上卻沒有采納毛澤東的超高速的‘左’傾思想，而主張‘穩步發展’。這不但意味著毛澤東的有關思想不正確，也使他的左傾冒險主義受到壓製，對此，毛澤東是不能容忍的，毛澤東必然要反擊。毛澤東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觀改造中國，改造世界。在這一點上，毛澤東不會有任何的讓步和妥協。毛澤東所要做的，僅是找尋適合的時機。（1）
機會來了，波蘭`匈牙利出現風波。他總結當年10月‘匈牙利事件’時，‘從自己的政治需要出發，來“吸取教訓”’， （2）說它源於鎮壓反革命不徹底。在11月舉行的中共八屆二中全會上，他說：‘匈牙利有那麽多反革命，這一下暴露出來了。’（3）‘東歐一些國家的基本問題就是階級鬥爭沒有搞好，那麽多反革命沒有搞掉，沒有在階級鬥爭中訓練無產階級，分清敵我，分清是非，分清唯物論和唯心論。現在呢，自食其果，燒到自己頭上來了。’（4）就這樣，他利用56年秋發生的波`匈事件，處心積慮地計劃“製造一個中國的‘匈牙利事件’，然後以此為口實，全麵改變‘八大’的政治路線。而1957年夏天發生的‘反右運動’，便是毛一手製造出來的中國的‘匈牙利事件’。”（5）
對此，毛自己也供認不諱。他在57年6月8日的黨內指示中明白的宣示，發動整風運動的目的，是‘將可能的“匈牙利事件”主動引出來，使之分割在各個機關各個學校去演習，去處理，分割為許多“小匈牙利”’。他自信能控製局勢。此前他在57年1月召開的省`市`自治區黨委書記會議上說：‘我們的農村政策是正確的，我們的城市政策也是正確的。所以，像匈牙利事件那樣的全國性大亂子鬧不起來。’（6）盡管黨內高級幹部十分之九不同意，他還是成竹在胸地推動鳴放，製造亂局，以圖根本推翻‘八大’路線。
結果，他的陰謀得逞了。反右開始四個月後召開的八屆三中全會上，毛金口玉言不容反駁地宣布，‘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矛盾，社會主義道路和資本主義道路的矛盾，毫無疑問，這是當前我國社會的主要矛盾。。。。“八大”決議上有那麽一段，講主要矛盾是先進的社會主義製度同落後的社會生產力之間的矛盾。這種提法是不對的。’（7）由是，他重拾‘以階級鬥爭為綱’便是順理成章的了。
從反右到70年代末文化大革命結束的這段時間，國際形勢的主流是和平與發展，多數國家和地區經濟突飛猛進，其中同為華人社會的香港`台灣及華人為主的新加坡，更是成就驕人，舉世矚目。而毛治下的中國大陸則滿目瘡痍，民不聊生。繼58年大躍進後餓死三四千萬人，文革後期國民經濟更到了崩潰的邊緣。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決定‘撥亂反正’，把工作重點重新轉移到經濟建設上，大陸才回複正軌，但已白白耽誤了20多年光陰。
關於這點，有個大陸國家統計局公布的數據：1955年中國經濟總量（按匯率折算的國民生產總值）占世界經濟總量4.7%，日本為2.5%；1980年中國占世界經濟總量2.6%，日本升至10%。（8）55年數據反映的是農業合作化之前，即三大改造還沒進行，劉周及陳雲等務實派主持經濟工作，他們的舉措受到56年9月召開的中共八大的肯定，見之於八大決議。正是為了推翻該決議，毛處心積慮發動反右派鬥爭，結果奸計得逞。
可見反右實為國亂之始，倒退之由，其所造成的惡果罄竹難書。
毛翻雲覆雨公然違憲
如所周知，當年50多萬右派除極個別者外，都是因言獲罪的。其背景為響應毛本人的號召，大鳴大放，‘幫助共產黨整風’。毛出爾反爾，整風中途悍然決定發動反右，非但拋棄信誓旦旦的‘言者無罪’的承諾，更完全違背《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有關公民享有言論自由的規定，是對公民基本權利的粗暴踐踏。由於他曆來以‘和尚打傘，無法無天’自詡，以致形成一種慣性，似乎他擁有特權，可以隨意違法而不受追究，於是往往對此的批判很不夠，故應將毛的違憲作為重點加以痛斥，以肅其流毒，推動法治的建立。
這裏以所謂三大右派言論為例,即章伯鈞的‘政治設計院’,羅隆基的‘平反委員會’和儲安平的‘黨天下’，分別在5月21日`22日和6月1日的座談會上發表,那是中共中央統戰部邀請出席的座談會，應邀者為各民主黨派負責人以及無黨派民主人士，地位尊崇。首次在5月8日，才開了5次，剛過了一星期，即5月15日毛就寫了,通知黨內高幹準備反擊。而座談會則繼續舉行，但毛‘決定把會上放出來的言論在《人民日報》發表，並且指示：要硬著頭皮聽，不要反駁，讓他們放。’（9）可見，遠較三大右派言論溫和的意見都已犯忌，毛恩賜的言論自由範圍何其窄也。
再說，章羅儲三人的主張果真那麽出格嗎？下麵是當年《人民日報》所載發言的原文：
章說：‘現在工業方麵有許多設計院，可是政治上的許多設施，就沒有一個設計院。我看政協`人大`民主黨派`人民團體，應該是政治上的四個設計院。應該多發揮這些設計院的作用。一些政治上的基本建設，要事先交他們討論，三個臭皮匠，合成一個諸葛亮。’
羅說：‘為了鼓勵大家“鳴”“放”，並保證“鳴”“放”得好，我覺得人民代表大會和全國政協可以成立一個有共產黨`民主黨派和其他方麵人氏參加的委員會，以檢查過去三反`五反和肅反工作中的偏差，並鼓勵受委曲的人士向這個委員會申訴。’
儲說：‘1949年開國以後，那時中央人民政府六個副主席中有三個黨外人士，四個副總理中有兩個黨外人士，也還像個聯合政府的樣子。可是後來政府改組，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副主席隻有一位，原來中央人民政府的幾個非黨副主席，他們的椅子都搬到人大常委去了。這且不說，現在國務院副總理有十二位之多，其中沒有一個非黨人士，是不是非黨人士中沒有一人可以坐此交椅，或者沒有一個可以被培植來擔任這樣的職務？從團結黨外人士`團結全國的願望出發，考慮到國內和國際的觀感，這樣的安排是不是還可以研究？’
儲又說：‘這幾年來黨群關係不好，而且成為目前我國政治生活中急需調整的一個問題。這個問題的關鍵究竟何在？據我看來，關鍵在“黨天下”的這個思想問題上。’‘在全國範圍內，不論大小單位，甚至一個科一個組，都要安排一個黨員做頭兒，事無巨細都要看黨員的眼色行事，都要黨員點了頭才算數，這樣的做法是不是太過分了一點？’
正如著名傳記文學作家葉永烈的評論，章上述‘這段話，不論是從頭至尾，或者是從尾至頭，反反複複地捉摸，也看不出有什麽“出格”的地方。’葉又評論稱，‘曆史證明了羅隆基關於“平反委員會”的建議完全正確。’‘看來，羅隆基的“錯誤”，隻是超越了時代！’（10）
章羅的代表性言論既屬正理，儲的‘黨天下’就幹犯了天條了嗎？誠然，它一針見血地觸及了中共一黨專政的本質，但儲此舉隻是在應邀出席的座談會上，‘向毛主席和周總理提些意見’（其發言題目）。光明磊落，溫文爾雅。其內容於憲法法律豈有半點不合？即使說得不中聽，作為東道主的當局也不應該翻臉，毛打壓諍言之惡劣行徑，與葉公好龍有何兩樣？
應該指出，毛身為中共中央主席兼國家主席，又是1954年通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的起草委員會主任，十分清楚憲法的功能，了解其賦予公民的基本權利和自由。他說：‘一個團體要有個章程，憲法是個總章程，是根本大法。’但毛知法犯法，胡作非為，羅織構陷，以言入罪。是可忍，孰不可忍？
毛製造帽子侵犯人權
毛不僅給右派戴上帽子，還‘度身訂造’地專門新增‘勞動教養’這一名目，這兩者都是原來法律所無的苛政。其違反法治，侵犯人權的程度及所造成的惡果，雖然早有論者談及，但愚意以為遠遠不夠。
戴帽子是對人的尊嚴最粗暴的踐踏。它比秦代的‘黔首’或希特勒強迫猶太人佩戴黃星更惡劣。其發明權大概應歸毛的湖南同鄉‘痞子’，經毛的《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而成濫觴。有人將之喻為《西遊記》中的緊箍咒。毛本人在談反右的政策和策略時，就講過孫悟空沒有緊箍咒不行。（11）但這種比喻其實並不貼切，因為毛絕非慈悲為懷的唐僧，而是草菅人命的暴君，其凶殘超出《西遊記》中最可恨的大魔頭不知多少倍。《西遊記》的孫悟空到了西天便修成正果，緊箍咒自動失靈。右派卻無此幸運。摘了帽子的稱‘摘帽右派’，獲得改正的叫‘錯劃右派’或‘改正右派’，此外還有‘漏網右派’（57年未入另冊者），‘死不改悔的右派’，等等，如影隨形，揮之不去。對此，毛早有部署，他在59年8月24日致劉少奇的信中，談到給右派摘帽的問題時說，‘摘去帽子後，舊病複發，再次`三次。。。右傾，也不要緊，給他再戴上右派帽子就是了。’（12）他說得多輕巧！背後造成的悲劇卻數不勝數，非但幾十萬右派本人，更殃及妻孥，禍延子孫，斑斑血淚，觸目驚心！其中不乏右派子女被逼瘋或自殺，後嗣無人以致滅門的慘劇，據報導，著名的抗日救國‘七君子’之一的王造時教授即屬此例。
至於57年推出的勞動教養，最令人發指的是它不經法院檢察院的正常監控，不需要通過法律程序，不受法律監管。換句話說，就是可以在法律之外剝奪公民的人身自由。加上沒有期限，堪稱無法無天。
按當年8月國務院公布的《關於勞動教養問題的決定》，‘民政`公安部門，所在機關`團體`企業`學校等單位，或者家長`監護人提出申請，經省`直轄市`自治區人民委員會或者它們委托的機關批準’，就可以對公民實施勞動教養。‘被勞動教養的人，在勞動教養期間，表現良好而有就業條件的，經勞動教養機關批準，可以另行就業；原送請勞動教養的單位`家長`監護人請求領回自行負責管教的，勞動教養機關也可以酌情批準。’
什麽叫‘表現良好’？，什麽叫‘酌情批準’？顯然這裏麵主觀隨意性極大，何時解除教養可謂天曉得。何況解除教養後又隻能‘留場就業’，永遠困在邊疆或偏僻地區的農場或工廠。雨果的《悲慘世界》中，冉阿讓坐牢19年出獄後還能回鄉，勞教者卻連這樣的幸運也難求。如此無視人權，舉世罕有其匹。右派則首當其衝，一半以上即至少275000人遭此厄運。（13）
這裏還應指出，無論給某人帶上帽子或對某人實施勞教，實際上都由中共各級組織一手操控。本來並非執法機關的中共組織包攬了公檢法部門的職能。於是黨大於法的現象比比皆是，黨天下之淫威變本加厲，真是豈有此理！
就拿反右運動來說，從57年6月8日《人民日報》發表社論《這是為什麽》一聲令下起，到10月上旬止全國已經打了幾十萬右派，但10月15日中共中央才下達《關於‘劃分右派分子的標準’的通知》。這就是說，此前打的右派並沒有明確的劃分標準，說你是你就是，由所在單位黨組織說了算。
事情的荒謬還不止此，按照《中國共產黨黨章》，對黨員的處分最高是開除出黨，對非黨員無權給予任何處分。戴帽子和勞教均屬行政處分，卻由黨組織越俎代庖，根本不受任何立法`司法及行政部門的製約。毛及其????如此肆意濫權，非法行事，其暴虐不僅‘超過秦始皇一百倍’，古今中外其他暴君俱難以望其項背。
值得注意的是，從反右至現在50年間，似乎無人質疑中共何以能夠對公民濫加處分（大陸憲法及法律迄今為止沒有任何條文賦予中共這樣的權力），包括沒有一個右派對將他打成右派的本單位黨組織進行抗訴，隻有章乃器拒絕在給他做的右派結論上簽字，但也沒有在法律上提出中共無權將並非黨員的他劃成右派並給予處分。由此可見，盡管當時中共建政不足8年，卻已成功地將大陸百姓馴化為順從的臣民，非黨員也乖乖地接受黨的任何處置，即便程序完全不合法，也無人發出抗議的聲音。‘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以往封建時代雖如此宣揚，卻未必做得到；毛卻真正做到了。儲安平的‘黨天下’正正戳穿了新王朝掩蓋的封建烙印的真相，所以成了中共的大忌。
毛殘害忠良糟塌人才
毋庸細說，55萬多右派基本上全屬知識分子，約占當時大陸知識分子總數十分之一強。他們之中包括了許多傑出的人才，其中一些人是在中共建政前，不惜舍棄原有的優越生活條件，特地從海外歸來，一心為祖國建設效力的。也不乏在大陸易幟之際，拒絕跟隨國民黨政權到台灣，而毅然留下為新社會貢獻所長的。就整體而論，幾乎所有右派都是愛國愛民，關心國家大事，這才在毛率先垂範和各級黨組織一再動員下，打消種種顧慮，積極建言，參加鳴放，幫助當局整風。由於此前經曆過思想改造運動，反胡風和肅反等多次整肅，不少人心有餘悸，有的甚至直言擔心毛號召鳴放是‘引蛇出洞’。豈料不幸而言中，果真陷入圈套，淪於悲慘不堪的賤民境地，曆盡折磨，相當一部份人沒能熬過漫長的20多年，英年早逝者不可勝數。這裏麵包括了人文科學方麵的專才，尤其是社會學`經濟學`政治學`人口學及管理科學的頂尖學者。他們被送往北大荒或大西北勞動改造，個別人留在大城市投閑置散，備受屈辱，身心無不痛苦莫名。這種對忠良的迫害，對人才的浪費與糟塌，給國家民族造成的巨大損失與惡果，是無法估量的。
毛打擊正氣傷風敗俗
反右運動的又一惡果是敗壞人心，真話絕跡，假話成風，誠信消失，道德淪喪。所謂揭發批判，標榜‘擺事實，講道理’，實際是一邊倒，根本不容被揪鬥者申辯。
這裏不妨引述名記者蕭乾的夫人文潔若一段有關回憶：
‘那是什麽樣的批判啊！誰的調門最高，誰就是反右積極分子。顛倒黑白`捏造事實的情況層出不窮，真是欲加之罪，何患無辭。’
她還記述了會上一個細節：當肖乾聽到批判者誣陷他‘篡奪《文藝報》領導權’時，忍不住站起來據實辯解了兩句，此時台下的一位名作家立即帶頭高喊‘不許右派分子肖乾反撲’，頓時一呼百應，群情激昂，‘大會主席正式宣布禁止肖乾插嘴’。（14）
借斑可以顯豹。知識分子本來被稱為‘社會的良心’。但在毛的高壓之下，大陸知識界的高層普遍靈魂被扭曲，反右運動中幾乎無人可以做到不人雲亦雲，不說違背良心的話。而事隔多年之後，能像巴金老人那樣反思懺悔，真誠地握管為文，向當年的受害人致歉者，也如鳳毛麟角。
正因為此，我對兩位文藝界重量級人物--反右主帥周揚和大將劉白羽晚年的幡然悔悟，特別表示由衷的敬意。他們都曾秉承毛的意旨，在反右等運動中嚴重傷害過一些人。可是80年代複出之後，向受害者主動表示歉意，實屬可嘉。‘人誰無過？過而能改，善莫大焉！’此之謂也！較之於毛從來不認錯，不肯下罪己詔，其人格高下，判若雲泥！
毛踐踏人格扼殺創造
對於毛的種種倒行逆施，包括反右和文革整肅從黨外知識分子到黨內親密戰友，海外論者有謂係出於毛的理想主義，即毛為實現其心目中的烏托邦，不得不冷酷無情地清除異己，掃除障礙，犧牲一部份人。這種說法如果是以君子之心度惡魔之腹，那就是天真到不可思議的地步了。須知毛發動反右運動的要害，就是延續50年代初從對知識分子的思想改造起，到批胡適`反胡風等一係列政治運動的做法，摧毀大陸國民的獨立人格和自由思想，實現‘輿論一律’‘集中統一’。這實質上是推行‘思想滅絕’，唯毛是從，定於一尊，是違反人性的，比法西斯還法西斯。它也是與馬克思主義背道而馳的。馬克思和恩格斯早在1848年發表的《共產黨宣言》中就宣告，在他們的理想社會裏，‘每個人的自由發展是一切人的自由發展的條件。’而毛則徹底背棄了此一價值觀，粗暴地剝奪了億萬人民的天賦權利，其罪惡用心何其毒也！。
非但如此，反右還是一把雙刃劍，它固然使廣大知識分子噤若寒蟬，連周恩來這樣的黨內大老也被指‘離右派隻有30步’，如同頭上懸著一把達摩克利斯的劍，惶惶不可終日，被迫一再違心地檢討‘反冒進’的錯誤，從而使毛搞‘大躍進’的左傾冒險暢通無阻。
於是，整個社會萬馬齊喑，黨政軍民各行各業人人自危，唯恐觸犯毛的逆鱗，強迫自己‘服從毛要達到盲從程度，相信毛要達到迷信地步’（毛的‘好學生’柯慶施語）。試問在這樣的思想禁錮和愚民政策下，那裏談得到什麽獨立思考，創造活力？而作為個人迷信盛行`毛乾綱獨斷必然結果的文化大革命，其序幕不正是始於反右之後嗎？
綜上所述，可見毛發動反右運動，根本扭轉曆史車輪，阻礙社會生產力發展，本質上是反動的；打壓言論自由，法理上是違憲的；翻雲覆雨背棄誠信，策略上是卑鄙的；教唆作假慫恿誣陷，道德上是傷風敗俗的；摧殘人才迫害忠良，所作所為是傷天害理的；非法濫權鉗製公民，如此苛政是史無前例的；至於其借此強製洗腦禁錮思想，打開通向文革的大門，給國家民族造成的後果更是災難性的。
並無‘右派猖狂進攻’
還應指出，毛發動反右，打的是‘反擊右派分子的猖狂進攻’的旗號，時在6月8日。其實所謂‘反擊’隻是一種借口。事實上，此前的5月15日毛起草《事情正在起變化》，明確作出反右決策時，三大右派言論尚未出現，局勢並未失控。
對此，中共資深曆史學家黎澍在《未完的回憶》一文中講得很清楚：
‘毛本人在《事情正在起變化》一文中說，人們怕“釣魚”。這篇文章是反擊右派進攻的信號。既然直到此時人們還說怕“釣魚”，可見直到反右派鬥爭開始時，也並沒有什麽資產階級猖狂進攻需要“打退”。’（15）
其後到6月8日這3個星期中，鳴放者同樣屬於‘君子動口不動手’，而動口無非‘書生空議論’，俱在當局嚴控之下，毫無‘黑雲壓城城欲摧’的氣勢。
另一位學者許全興的研究結論也否定毛反右的必要性。許在1997年1月經由北京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出版《毛澤東晚年的理論與實踐》一書，時任中共中央黨校哲學教研部副主任`全國馬克思主義學會理事。書中說：
‘毛澤東在為《人民日報》寫的社論《文匯報的資產階級方向應當批判》（7月1日）中把民盟和農工民主黨在百家爭鳴和整風過程中提意見說成是“有組織`有計劃`有綱領`有路線的反人民的”，認為整個春季，中國天空上突然黑雲亂翻，“其源蓋出於章（伯鈞）`羅（隆基）同盟”。毛澤東對形勢的這種估計和判斷是不符合實際的。應當說，當時中國的春季總的來講並沒有形成黑雲亂翻的局麵。有沒有陰雨天？肯定是有的。有沒有黑雲？肯定也是有的，但並非毛澤東估計的黑雲亂翻，不過是在晴朗的天空上飄過幾團烏雲而已。章伯鈞`羅隆基兩人長期有隔閡`矛盾，很難說有“同盟”。至於把兩個民主黨派向黨提意見打成是有組織`有計劃`有綱領`有路線的反共反人民的性質更是錯誤的。’
還有一個事實，那是毛在中共八大二次會議（58年5月）說的：去年12月以後還在小學教員中搞出十幾萬右派，占全國三十萬右派的三分之一。這些小學教師是寒假（58年1至2月）進行整風學習時落網的。他們大抵少看報紙，消息閉塞，誤觸忌諱，以至遭殃。可見，57年夏天‘右派猖狂進攻’雲雲，連屬於知識分子的小學教師也並未激起多大反響，完全談不到什麽大風大浪。毛的反擊隻是借題發揮罷了。
據說近年來大陸有一種評毛的說法：‘開國有功，建國有過，文革有罪。’此語原出於中共元老陳雲，而附和者頗眾。其首句見仁見智，姑且不論。文革已遭否定，末句似無爭議。至於‘建國’時期，則毛何止‘有過’？55萬右派的血淚，幾千萬餓殍的亡靈，豈能以輕飄飄的一個‘過’字‘一床棉被遮蓋’？
可以斷言，毛發動反右的滔天罪惡，連同其他曆史舊賬，總有徹底清償的一天！
[注釋]
（1）《劉少奇與毛澤東》，馮誌軍著，香港皇福圖書98年4月，頁294。
（2）《劉少奇與毛澤東》，馮誌軍著，香港皇福圖書98年4月，頁294-295。
（3）《毛澤東選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4月第一版，頁318。
（4）同上書，頁323。
（5）《劉少奇與毛澤東》，頁294-295。
（6）《毛澤東選集》第五卷，頁337。
（7）《毛澤東選集》第五卷，頁475。
（8）《黨史筆記》，何方著，利文出版社，2005年4月，頁264。
（9）李維漢《回憶與研究》（下），頁833。
（10）《反右派始末》，葉永烈著，青海人民出版社，95年12月1版，頁126，131。
（11）轉引自朱正《反右派鬥爭始末》（下），明報出版社2004年9月初版，頁651。
（12）轉引自朱正《反右派鬥爭始末》（下），頁683。
（13）據朱正《反右派鬥爭始末》（下），頁656。
（14）《肖乾與文潔若》卷上，文潔若著，台北，天下文化，1990年1月，頁75，79。
（15）《論曆史的創造及其他》，黎澍著，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頁171。
1) 對內欺騙普通老百姓, 搞壟斷話語權, 想當剝削階級, 想不勞而獲, 如知識官僚們, 文抄公們如顧冠群院士, 偷芯片的陳進們, 腐敗幫助實現Pareto Optimality的張維迎們...etc.
2) 對外想做洋奴, 看不起自己的人民和文化, 也看不起自己, 如"一夜米國人"北大才子餘傑, 想做米軍精確武器下的亡靈的北大焦國標副教授, "中國需要先做100年殖民地"的曉波.劉, 前北師大博士, 還有就是寧願在加拿大當油漆工也不願為自己國家工作的前清華狀元,雙博士蔣國兵.
3) 老9之間那就是你死我活的文人相輕, 如跳樓的毛廣軍的老板, 複蛋什麽材料學院的龜鱉之間的惡鬥,還有就是鬥得死去活來的丘田大戰.
至於做學問搞技術本身,臭老9們才最不care. 看看先帝時代, 中國從一個落後的農業國, 發展到有自己獨立的工業技術體係,有3000架噴氣機和一萬多坦克的現代化軍隊,以及掌握了核武器和航天技術的世界強國.先帝去世臭老9掌權以後也快30年了,能找出和先帝時代的科技成果相媲美的東西嗎? 沒有.
可笑的是一幫P也不懂的普通老九們, 也跟著天天惡毒咒罵先帝, 好象他們在新中國受了天大的委屈, 好象讓他們過一過普通工農的日子就是犯罪. 好嘛, 現在順利的讓臭老九們的貼心人兒,買辦和剝削階級複辟後, 老9們自己也身受其害. 最近被逼得發瘋的, 跳樓的, 還真不比文革時期少. 真TMD下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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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米國是萬惡之源, 買辦是亡國之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