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曆史上的“大黃金”和“大黑暗”時期

中國曆史上的“大黃金”和“大黑暗”時期

文化這個詞起源於拉丁文“Colere”，意思是耕作土地，以後











引申為培養一個人的興趣、精神和智能。文化的概念是英國人類學家愛德華·泰勒在1871年提出的，“包括知識、信仰、藝術、法律、道德、風俗以及作為一個社會成員所獲得的能力與習慣的複雜整體”。此後，文化的定義層出不窮，克萊德·克拉克洪在1950年代末期搜集了100多個文化的定義。

文化不單單是“科技”，文化還包括如文學、藝術、教育、哲學等等，這些人類所創造的精神財富，都是文化的一部分。

文化的特點是共有的，是不斷變化發展的，是不同社會群體共同創造出來的。但是，中國人經常有錯誤概念，就是中國文化就是漢文化，是漢族所獨有，漢族所獨創的。這是經常見到的無知論調，中國文化是各個民族在曆史長河中共同創造的，不是漢族所獨有，更不是漢族所獨創。比如春秋戰國的散文，楚辭，漢賦，魏晉樂府，唐詩，宋詞，元曲，明清小說等等，各個時代有各自特色，沒有優劣之分，都為中華文化有獨特貢獻。

在春秋戰國時代，周朝的封建製度崩潰，諸侯們互相討伐。中國的知識份子或探討救世的學問，或發明各種學術以利諸侯爭霸。造就了中國思想史上最活躍的年代。那時期產生的各學術，總稱為諸子百家。這是中國文化最燦爛時代，沒有這個時代，中國沒有資格被成為文明古國。以後的時代也有貢獻，但無法和春秋戰國時代相提並論。柏楊先生把這個時期稱為中國的“大黃金時期”，我是非常讚同的。

明朝的宦官統治是最黑暗的，柏楊先生將明朝開始的中國稱之為“大黑暗時期”，這一大黑暗時期的原因之一就是這群閹人。宦官政治是一種變態的政治形態，而這種政治形態是來源於中國整個民族的心理變態，因為這個民族創造出了第三性。明朝這個中國文化最垃圾的時代，還有一個特征，色情文學異常活躍，表現了當時知識分子的病態心理。為什麽明朝這麽變態？因為明朝把宋朝變態的理學列為八股科舉考試內容，知識分子沒有思想自由和創造的空間，於是，醉心於色情文學，中國古代著名的低俗色情小說，大多來自明朝。本質上，都是儒教惹的禍，因為理學是儒家的變種。而同時代的歐洲，卻正在文藝複興，文化科技突飛猛進，中國明朝（1368年─1644年）卻在儒教的醬缸裏腐爛發臭。

 

歐洲文藝複興的一些成績：

但丁的《神曲》、馬基雅維利的《君主論》、拉伯雷的《巨人傳》等。
波蘭天文學家哥白尼1543年出版了《天體運行論》，提出了日心說體係。
意大利思想家布魯諾宣稱，宇宙在空間與時間上都是無限的，太陽非宇宙的中心。

伽利略1609年發明了天文望遠鏡。
代數學在文藝複興時期取得了重要發展，三、四次方程的解法被發現。
雷蒂庫斯在重新定義三角函數的基礎上，製作了更多精密的三角函數表。
比利時醫生維塞利亞斯發表《人體結構》一書。
西班牙醫生塞爾維特發現血液的小循環係統。
英國解剖學家哈維闡釋了血液運動的規律和心髒的工作原理。
哥倫布和麥哲倫等人在地理方麵的發現，為地圓說提供了有力的證據。

 
看到歐洲人的成績麽？我們的明朝知識分子卻在這個時期背誦儒教的經典，或者在寫一些色情小說。驚人的對比。後來中國挨打也是自然而然的事。有人說朱元璋是把中國帶入黑暗的罪魁，這話有一定道理，但也不能全怪這個農民皇帝，畢竟朱家天下是第一位的，理解萬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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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皇帝將宋朝時“格物”出來的新儒學“理學”奉為獨尊。明永樂年間饒州儒士朱季友給“周、程、張、朱之學”提了一點不同意見，算是學術上的商榷，明成祖知道後龍顏大怒，下旨“命有司聲罪杖遣，悉焚其著書，曰：‘無誤後人。’”朱棣的這一句話便開了明清兩朝以程朱理學禁黜異端的先河，從此理學成了唯一的學問，其他都成為異端邪說而受到查禁（《禁書·文字獄》，王彬著，中國工人出版社）。

明朝科舉“考試大綱”規定，必須從朱熹所編定的“四書”中出題，對其理解和運用也必須遵循程朱的注疏。 它指揮和規範著儒生們的腦子，進而控製社會思想和觀念。所以，在明朝時指導人們行動的思想就是以講述“存天理，滅人欲”為主的理學。

人欲豈是能滅的？聖賢說“無欲則剛”，但人要真的沒有了欲望，什麽樣的想法都沒有了，那結果恐怕不是“剛”，相反則可能是軟得不能再軟。

偏偏就是在這個“滅人欲”的明朝，卻是一個色情文學大量出現並成為流行文學的時代，而且還出現了色情繪畫，即春宮畫。

中國第一“色情小說”《金瓶梅》，其色情描寫流傳之廣，是沒有哪一部小說能與之相比的。除此以外，還有《剪燈新話》、《歡喜冤家》、《宜春香質》、《如意君傳》、《情史》和《隋煬帝豔史》等。這些作品，都有大量的、露骨的“床上戲”。那些較為隱晦但仍以描寫男女之情為主的才子佳人小說，就更是多得難以計數。明朝春宮畫的出現和流行，不亞於色情文學，據漢學家高羅佩考證，明朝時的春宮畫在其鼎盛時，印刷時使用了五色套印，其水平之高，畫麵之美，至今令人歎為觀止（《中國古代性文化》劉達臨著）。

明朝是一個嚴刑酷法的時代，朱氏天下不設宰相，在整個明朝期間，雖不斷有“太監弄權”、“閹人擅政”，把個朝代弄得雞犬不寧，民不聊生，可無人敢提議複設宰相。

明朝的儒臣文士們自小所受的教育就是“忠君保國”，哪怕是一個混賬白癡坐在龍椅上，一肚子詩文的臣子們也要向他跪拜叩頭的。孟子說：“民為貴，君為輕，社稷次之。”告誡信奉他的學說的人忠君固然重要，但假若弄得民不聊生，則可能無君可忠了，提醒他們多少要體恤一點民情，讓百姓們活得下去。可惜，在明朝，書生們讀到的《孟子》一書卻是欽定的刪節本，那些保民恤民的話都被刪削掉了，剩下的隻有忠主賣命。

明朝定國之後不久，朱元璋便大 開殺戒，擔心自己死後子孫們壓服不住他們，便在他當政的二十餘年間，把與他一起打天下的功臣們大多殺掉了。一麵殺功臣，一麵則是殺儒生。寫詩作文章，凡是觸犯了朱元璋忌諱的“光、賊、則”等字眼的，一律殺掉，其他就更不用說了。他的四兒子朱棣從侄子手中奪過天下後，又接著殺了一陣，其中僅“讀書種子”方孝孺一案，就殺了八百餘人。在開國之後的幾十年間，父子們一路殺下來，砍掉的人頭不可勝計，其中多數是儒生文士。麵對這樣的現實，誰還願意拿自己的腦袋和皇帝開玩笑？結果是，血淋淋的人頭，威服了二百餘年的書生膽。

 宋朝的書生們擠不上入朝為官的獨木橋，還可以做做學問，弄一弄什麽“道學”之類，有了自己的創見便可以發表出來的，但在明朝，“理學”已成為皇家欽定的“真理”，用不著書生們再去動腦子，搞什麽理論創新了，所以，在宋朝可以做的學問這時便做不下去了。雖然在明朝後期出現了李贄、黃宗羲、唐甄一類的學者，提出了“童心說”和“新民本”說，現在這些學說也已經成了顯學，成了學者們研究的對象，但在當時卻是地道的“隱學”，是“地下學者”，那些研究的成果都是偷偷地搞出來的，就是寫的書也隻好用《焚書》、《潛書》為名，不敢公開地印行。

公開地做學問不行，科舉的路又窄得嚇人，書生們還要吃飯，還要養家糊口，就是做風流才子也還要一些小錢的，所以，他們隻好去尋別的活命的法子。

在明朝中後期的長江中下遊一帶，商業氣息已是較濃的了，經濟繁榮後便出現了一些有錢又識字的閑人，於是出版業便隨之發達起來。書商們要賺錢，書生們要吃飯，有了閑錢的人們要愜意，通俗文學便出現並流行起來，流行得久了自然便流向了色情文學，因為“床笫文學”最能切中人性的欲望，最能成為暢銷貨。所以，色情文學一旦出現，很快就走上“暢銷書”的排行榜，自然也就是順理成章的事。

在這些色情文學中，除了吸引讀者的“床上動作”是重頭之外，還寄托了書生們的夢想。在大約成書於明末清初的色情小說《舞花吟》中，便可窺見一點書生們的心思。書中寫了一位書生，一連搞了好幾個女人。他一麵周旋在幾個女人中間，一麵又去下科場，結果是考得功名，把那五個女人全都娶回家中，美女簇擁，升官發財，快樂成仙。書生的夢做得很美很圓，也很溫柔，可惜多半是夢。

在明季，文字獄是十分盛行的。然而，考證這些文案，就會發現這些案件中，沒有一件是因為創作了色情文學而興的，即使有這一方麵的原因，也並不純粹。這不能不說又是一個十分奇特的曆史現象。我想，大約在政治家們看來，色情文學流行，雖然有傷風化，危及道德，不可不管，但也不必一概禁絕，像對付研究曆史、揭皇家短處的曆史學家，以及議論朝政的學者那樣嚴酷，捉住後要把作者、書商殺頭，著述燒掉，印版銷毀。當然，對色情文學查也是要查的，但也隻是做做樣子而已。原因在於政治家們明白，把聰明人的心思引到女人身上去，一定比讓其琢磨龍椅的構造和製作方法好得多。明朝後期，李贄因為公開了他的“童心說”，便死於詔獄了。但與其同時的“色情文學家”們便沒有受到這樣的待遇。

明朝色情文學的興起，一麵是正常的學術消失，書生們的心思無處可用，隻好向女人的身體上去發揮；一麵則是文化市場的出現，給文學傳播提供了外在條件，書生們可以由此討一點生活而不至於餓死，書商們也就樂得借此發一點小財。而官方呢，則又睜眼閉眼地默許。至於“存天理、滅人欲”的真理，到這時候隻好成為唱唱的高調而已，因為人的第一要務畢竟是逞飲食男女之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