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來在德國有兒子，在延安有“父女情”(圖)

周恩來在德國有兒子，在延安有“父女情”(圖)




經某網友提示，看到一個文章，周恩來在德國有兒子，還有在延安有“父女情”。我沒看到其他史料，不敢斷言真偽。不過，如果是真的，我不稀奇。因為周恩來是北宋一個大儒的後人，而我對儒教信徒曆來沒好感，整個是一群偽君子。

對於周恩來，他的個人生活如何，比如，有上千私生子，或者沒有後代；極端淫蕩，或者非常本分；腐敗透頂，或者廉潔奉公。這些都是次要的。

看待曆史人物，要以其職位和其對國家是否有貢獻來衡量。從這個大角度評價曆史人物才有意義。而我認為，周恩來是一個不稱職的總理，他沒給中國爭取多大利益，反而有賣國嫌疑。下麵史料可是公開的，從這些資料中，大致可以肯定我的論點。

之所以對毛周不爽，是因為有人竟然敢誣蔑胡耀邦腐敗等等，這裏警告左派等等，罵誰我都可以不理會，但是，膽敢誣蔑胡爺爺，小心我的反擊。如果你注意，我過去基本是對古代曆史感興趣，近日對現代史發貼多，是別人先惹的我。

周恩來當眾拍桌子與中美聯合公報---中國外援有多少？

周恩來（1898年3月5日—1976年1月8日），1917年南開學校畢業，赴日留學。1920年赴法留學。  在文革高潮時，少數紅衛兵要批鬥周恩來，毛澤東說：“那好吧，讓我也和他一起被挨鬥吧！” 1974年，毛澤東又在長沙對王洪文說：“對周恩來的任何攻擊，必將遭到人民的堅決反對。”   美國前總統尼克鬆在回憶錄《領導人》中，評價周恩來是“我們時代最有造詣的外交家之一”、“我所認識的最有天賦的人物之一”，“一座冰層覆蓋著的火山”。他還說：“中國如果沒有毛澤東，就可能不會燃起革命之火；如果沒有周恩來，就會燒成灰燼。” 著名科學家、中國兩彈元勳錢學森說：“許多黨外人士說，我們是認識周恩來才認識中國共產黨的，相信周恩來才相信中國共產黨的。”


一。周恩來當眾拍桌子

1973年11月17日起，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開了一連串的會議，政治局委員全部出席，會議由周恩來主持。 會議的議題是：批判周恩來。也就是說，由周恩來親自主持會議批判自己。
　　會前，毛澤東召集周恩來及外交部有關人員講話，為會議定了調子：“有人要借我們一把傘，我們就不要這把傘，這是一把核保護傘。”   　“講台灣問題有兩種可能是錯的，要打。在陝北時連那個小土圍子，不打它就不投降。”   　“當著你們的麵講，政治局開會，你們也可以來，在後麵排一排椅子。誰要搞修正主義，那就要批呢。你們要有勇氣，無非是取消你們的職務。”
　　會議一開始，江青就提出，要批判周恩來在外交路線上的“右傾投降主義”和葉劍英在同美國軍方會談時的“右傾軟弱”，合稱“批判周、葉的修正主義路線問題”。於是，與會人員按照這個調子火力齊下。江青更是咄咄逼人，一會說周恩來“左”了，“是霍查主義，主張兩個拳頭打人”，沒有好好執行毛澤東的聯美整蘇方針；一會又逼問周恩來在同美國人的會談中究竟“幹了什麽見不得人的事”，並指責周恩來是“右傾投降主義”。
　　會議之始，周恩來做了一些自我批評，期待檢討完事。為了保險，周恩來還給毛澤東寫了一封信，承認自己犯了“修正主義”的錯誤，並完全接受對他的批評。然而，會議沒有降溫，江青的指責不斷升級，“喪權辱國”、“蒙騙主席”、“給美國人下跪”等等。周恩來當場拍了桌子：“我周恩來一輩子犯過很多錯誤，可是右傾投降主義的帽子扣不到我的頭上！”
　　這下惹了大禍。在毛澤東的提議下，從11月25日起，會議由原來的政治局會議改為政治局擴大會議，除了政治局委員外，外交部的“四老四少”：姬鵬飛、喬冠華、黃鎮、仲曦東和王海容、唐聞生、羅旭、章含之全部參加。會議地點從釣魚台搬到了人民大會堂。會議主持人也由周恩來改為王洪文。毛澤東指定王海容、唐聞生兩位小姐為聯絡員，隨時向他報告會議情況。
　　擴大會議一開始，就由唐聞生介紹情況，並原原本本地傳達了毛澤東在最近一個時期對周恩來及外交工作的批評，上綱非常之高，如外交部是周恩來的“獨立王國” “針插不入，水潑不入”，等於文革前的北京市委；外交部不執行毛的“山雨欲來風滿樓，無可奈何花落去”的外交方針，因此要對外交部“甩石頭”。這些用語相當多的是毛當年打倒劉少奇、林彪集團時所用過的。更有甚者，毛澤東還說“有人對蘇聯怕得不得了，一旦打進來，他就要當兒皇帝呢！”等等。如此火藥味十足的指示足足傳達了八個小時。
　　會場上出現了對周恩來圍攻批鬥場麵。“賣國”、“屈膝投降”、“目無中央”、“蒙騙主席”，一時間拳腳棍棒齊下，牆倒眾人推。江青更是高聲叫罵，稱“這是第十一次路線鬥爭”，並危言聳聽地說周恩來“迫不及待地要取代毛主席”，弄得舉座嘩然。
　　這次擴大會議的形式也很特別，會議開始就成立了一個對周恩來的“幫助小組”，由王洪文、張春橋、江青、姚文元、汪東興、華國鋒六人組成。每次開會前，幫助小組連同王海容、唐聞生一起先在釣魚台開小會，商量如何貫徹毛澤東的意圖批判周恩來。以往政治局開會時周恩來都是提前到場，這次周隻能在家等待會議通知。散會時，周就要即刻離開大會堂回家。而幫助小組一幹人又要繼續開會，商量如何向毛澤東匯報。
　　這場大批判的起因並不複雜。1973年11月，美國國務卿基辛格第六次訪華，周恩來和葉劍英受命出麵接待。按照預定日程，基辛格將於11月4日晨結束訪問，啟程回國。然而，在11月3日的告別晚宴結束時，基辛格突然提議，希望再和周恩來舉行一次單獨會談，繼續討論一下中美雙方的軍事合作問題。按照以往的貫例，周恩來都會先向毛澤東作請示。可偏巧這次周被告知“主席正在睡覺”。因時間緊急，在思來想去後，周恩來拍板答複基辛格：中美軍事合作的問題，雙方今後可各指定一個人繼續交換意見。這件事隨後就經外交部的王海容和唐聞生反映到了毛澤東那裏。於是，一場撲天蓋地的風暴呼嘯而來。
　　毛澤東為什麽對這件事看得如此嚴重？周恩來的錯誤又到底在哪裏呢？一切說來話長。
　　林彪事件之後，文化大革命的理論實質上已經破產，毛澤東在精神上和身體上都受到了重創，不得不退居幕後。周恩來基本主持了國家日常事務。他利用批林整風之機，在全國發起了對極左思潮的批判，並積極糾正文化大革命的錯誤，在各行各業進行了政策調整，同時解放了一大批被打倒的老幹部。毛澤東在觀察了一段時間後，毛澤東確信周恩來就是要係統地糾正文革，最後將毛本人架空。於是，毛開始反擊。
　　1972年12月，毛澤東借批王若水來信之機，發出了批極右的指示，並借助他的權威一舉扭轉了形勢。1973年元旦，中央“兩報一刊”發出社論，強調批林整風的重點是批判反革命修正主義的“極右實質”。此後，批左成了政治上的禁區，而反右則成了宣傳的主流。
　　與此同時，毛又授命成立了中央宣傳小組，組長是康生，組員有江青、張春橋、姚文元等，主管中共的宣傳、組織、政法大權。這等於是將九大後解散的中央文革小組又立了起來，成為了另一個“政治局”。周恩來的一大部分權力被分走，實際上成為了一個會議召集人。毛又看中了上海的王洪文，調到北京，委以中共中央副主席之職，當作接班人培養。毛還任命張春橋為中央常委、解放軍總政治部主任，從而限製了主持中央軍委工作，屬於周恩來陣營的葉劍英的權力。
　　1973年6月，美國和蘇聯簽訂了關於防止核戰爭和限製進攻性武器等協定，美國駐中國聯絡處主任布魯斯麵見周恩來，向中國通報了有關情況。外交部據此起草了周恩來會見布魯斯的談話要點。報請毛澤東審閱時，毛認為周恩來在會談時口氣太軟，是右傾表現，批示道：“與資產階級聯合常忘掉鬥爭”。這是毛對周的第一次敲打。
　　不久，外交部在內部刊物《新情況》上登了一篇文章，分析了美、蘇之間既勾結又爭奪，但趨勢是聯合起來企圖主宰世界。應該說，這種分析隻是一種內部參考，也不違反外交紀律。然而毛澤東得知後大為光火。他認為該文觀點與他常說的“大動蕩、大分化、大改組”不合，根本不提他的“當前世界的主要傾向是革命”、“山雨欲來風滿樓”的論斷，因此是在和他唱對台戲。而外交部的後台就是周恩來，這事絕脫不了幹係。毛當即召王海容、唐聞生來，嚴厲批評了《新情況》的這篇文章，指責為“放屁一通”。隨即，又召見張春橋和王洪文談話，再次嚴厲批評了周恩來主抓的外交工作：“都說此文不錯（《新情況》的文章），我一看呢，也許我是錯的，你們貴部是正確的吧！不過與中央曆來的，至少幾年來的意見不相聯係。” “你們年紀不大，最好學點外文，免得上那些老爺們的當，受他們的欺騙，以至於上他們的賊船。”    “凡是這類屁文件，我就照例不看。總理講話也在內，因為不勝其看。” 　　“結論是四句話：大事不討論，小事天天送。此調不改正，勢必出修正。將來搞修正主義，莫說我事先沒講。”   　　這是毛澤東對周恩來的第二次敲打，如此露骨的諷刺和挖苦，充分顯示出了毛澤東的極度不滿和不耐煩。
　　這次對於周恩來與基辛格會談的自行其是，毛更是怒火中燒，認為周已發展到了公然不聽招呼，遂決定新賬老賬一塊算，狠狠地打掉他的威風。政治局擴大會議一直開到12月5號，會議火力空前猛烈，周恩來被燒得焦頭爛額。連剛剛複出的鄧小平也不得不講了話。鄧的發言較為委婉，指出周的問題的嚴重性，但卻不是江青所說的“迫不及待地要取代主席”。最後忠告周：“你現在的位置離主席隻有一步之遙，別人都是可望而不可即，而你卻是可望而可即，希望你自己能夠十分警惕這一點。”會上會下，以往誰見了周恩來都會主動熱情的打招呼，而這時人們都盡力回避他，即使迎麵相遇也表現冷淡，以示劃清界限。
　　按照會上的調子，周恩來已必然要被打倒，隻是時間問題了。然而，毛澤東此舉隻是為了重挫一下周恩來，並不是真的想打倒他。那樣的話政治上的代價未免太大，剛剛安定下來的局麵恐怕又要反複。會議最後責成周恩來做檢討。周恩來起初想求見毛澤東，當麵做檢討，被毛一口回絕：要檢討就在會上做。周恩來隻好自己關起門來寫檢討，承認了會議強加的所有罪名，總算完成了檢討。事後，毛澤東下令在外交部和軍委傳達討論了這次會議的內容，徹底批判了周恩來的“錯誤外交路線。”
　　12月9日，毛澤東在討論關於大軍區司令員對調的政治局會議上，仍然旁敲側擊地說：“我還可以打一仗呢。要打就打嘛，天下大亂，包括中國嘛！我能吃飯，也能睡覺，所以要打，我最歡迎了。”“一打下來就可以分清，誰是真正願意打的，誰是勾結外國人，希望自己做皇帝的。”對周恩來的耿耿於懷，由此可見。


二。中美聯合公報
中美三個聯合公報是中華人民共和國與美利堅合眾國政府之間所簽署的三個聯合公報，包括了《上海公報》、《中美建交公報》和《中美就解決美國向台出售武器問題的公告》（簡稱《八一七公報》）。這三個公報是中美在冷戰時期開啟對話和關係正常化的重要基礎，其中有關台灣問題的部分在今天的重要性則更為顯現，美國政府一直聲稱其兩岸政策是基於“一個中國原則、中美三個聯合公報和台灣關係法”製訂的。
兩國間的第一個聯合公報《上海公報》是於美國總統尼克鬆訪問中國期間在上海與中國國務院總理周恩來簽署的，全稱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和美利堅合眾國聯合公報》，於1972年2月28日簽署。這個聯合公報的特別之處在於，雙方首先並沒有回避各自的歧見，文件中闡明了兩方不同的觀點，然後表示雙方願意尊重對方的立場。隨後再闡述雙方達成的共識。 

請注意一下，對台灣問題的雙方不同觀點:
中國方麵重申自己的立場：台灣問題是阻礙中美兩國關係正常化的關鍵問題；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是中國的唯一合法政府；台灣是中國的一個省，早已歸還祖國；解放台灣是中國內政，別國無權幹涉；全部美國武裝力量和軍事設施必須從台灣撤走。中國政府堅決反對任何旨在製造“一中一台”、“一個中國、兩個政府”、“兩個中國”、“台灣獨立”和鼓吹“台灣地位未定”的活動。
美國方麵聲明：美國認識到，在台灣海峽兩邊的所有中國人都認為隻有一個中國，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美國政府對這一立場不提出異議。它重申它對由中國人自己和平解決台灣問題的關心。考慮到這一前景，它確認從台灣撤出全部美國武裝力量和軍事設施的最終目標。在此期間，它將隨著這個地區緊張局勢的緩和逐步減少它在台灣的武裝力量和軍事設施。

聯合公報是很厲害的，是得到國際公認的，盡管中國說台灣是中國的內政，但卻允許美國繼續對台灣武力支援，而且，美國對台灣支援並沒有準確的時間表，什麽是“這個地區緊張局勢的緩和逐步減少它在台灣的武裝力量和軍事設施”？

到底如何看待這個這個聯合聲明呢？

三。中國共向110多個國家和區域組織提供援助

外交檔案不斷解密，新中國的“對外援助”也已不再是秘密。

“越南請求中國援助大米事”，“關於老撾要求我國提供經濟援助問題”，“關於也門要求援助事”，“印尼要求我援建紡織廠事及印尼工業部長為此擬訪華事”……外交檔案顯示，某某國“請求中國援助”、“請求我給予”、“要求我援建”，是上世紀50年代我國駐外大使館來電及外交部上送報告中常見字句。

1950年7月，我國首任駐蒙古國大使吉雅泰到任不久，蒙古總理喬巴山就向他提出“要求幫助解決勞動力的問題”。這大概是向我國最早提出的外援請求。當時，中方的答複是：“因為國內解放戰爭尚未結束，動員工人出國是有困難的，這個問題容後考慮。”

周恩來總理記住了對蒙古國的這一承諾。1954年11月，烏蘭夫副總理率中共代表團前往烏蘭巴托，臨行前，周總理指示外交部電告何英大使：“通知蒙方此次代表團去蒙，除參加蒙黨代大會外，並希望了解一下蒙方在勞動力方麵有何困難，以及我國可能給予何種幫助的問題。”12月8日，中共中央正式電告蒙古人民革命黨中央：“我們當在可能範圍內盡量滿足你們的要求。”1個月後，蒙古國向我駐蒙使館提交了總計12250名工人的清單，包括粗細木匠、泥瓦匠、製磚瓦、燒石灰、穀物蔬菜樹木花卉種植、家具製造、廚師、裁縫、製靴、印染、桶匠等近40個工種，蒙方同時要求工人自帶工具。 1955年4月底，相關部門在東北三省開始了赴蒙工人的組織工作。當年，首批8200名工人赴蒙。

越南向我國提出援助的時間很早。在1951年5月15日的一份材料上，越方要求開門見山：“我們正處在青黃不接期間，如無援米必告斷炊。……因此，懇切要求你們再幫助我們一千五百噸至二千噸大米，以渡過此難關。”顯然，在此之前，我國已支援過越南糧食了。

援越物資表裏有葡萄幹和酒 ,  粗略統計，到1960年底，我國提供援助的國家還有：朝鮮、柬埔寨、尼泊爾、緬甸、烏幹達、剛果、喀麥隆、伊拉克、敘利亞、埃及、阿富汗等，一共22國。
我國幫助蒙古國建學校、醫院、療養院、專家招待所、熱電站、玻璃廠、造紙廠、養雞場，修橋造路，解決燕麥種子，供應木材，修複古廟等，援建紡織廠的設備國內提供不了，我們就用稀缺的外匯到英國訂購。

在《中國和越南關於中國1955年援助越南的議定書》的附件中，中方援越的貨物表裏，有30000噸大米、300噸麵粉、5000公斤葡萄幹、180根皮帶、1130箱酒及粉條、香煙、中成藥、醫療器械等；援建鐵路的物資表裏，有電爐、輪船、電話機、卡尺、燈泡等物；農業援助項目從農作物栽培、選種、育種、病蟲害防治，到建獸醫院、家畜防疫藥劑製造廠等，還有10個碾米廠、2個汽油庫、火柴廠、加固水壩等等。這其中的30000噸大米，是在議定書簽訂之前5個月，越南勞動黨中央致中共中央絕密函中提出的，當時中共中央回電：“雖然國內大米供應也較緊張，但為了援助新解放的兄弟國家，同意照撥。”那時大多數中國人也難以享用葡萄幹和高檔酒。

在柬埔寨，除了援建水泥、紡織、木板、造紙、鋼鐵等各種廠子外，還幫他們建藝術學校、電台，勘探鐵礦煤礦。

1955年9月30日，在援越的越池橋修建工地，因水流湍急，運送鋼纜的船傾斜進水，29歲的中國工長、共產黨員陳國平為救船上“6名越南同誌”掉入水中，第一個為我國的援外事業獻出了生命。為報告國內這一不幸事件及善後，使館先後發回3個篇幅很長的電報。

非洲國家是從1958年底才開始陸續與我國建交的，對他們的援助一般在建交前幾個月開始。我們援建他們中小型工業項目和農場，幫助他們找水打井。糧食是這些國家最希望從我國得到的東西，1959年到1960年，我國糧食連續兩年減產，但對於非洲國家的要求，仍然慷慨解囊。如1960年，我們援助幾內亞10000噸大米，還宣布“向剛果提供5000噸至10000噸小麥或大米”。
受援國家的要求往往過大、過多、過急 

1955年2月16日，中蒙雙方為中國援助蒙古勞動力問題開始談判。“至4月7日正式簽字，共進行了14次會談。”  蒙方提出，中國去的工人“希攜家屬來蒙，居留期間愈長愈好”，工期“不少於五年”，與蒙古員工同工同酬，而且“所得工資都用在蒙古，不寄回國內”。我談判代表團給國務院的報告中有這樣一段話：“在談判中我們的許多意見都經過多次解釋才被接受，如我們提出工人的工期為三年，派遣中國幹部帶隊及在蒙古成立工人事務處，準許工人兌回工資百分之三十的現款養家及把餘款存入蒙古銀行，列入非貿易賬戶匯款等問題，均經過多次反複磋商。”

由於受援國的要求往往過急，“以致有些項目的建成時間和設備交付時間規定得比較緊迫，給執行協定帶來了一定的困難”。1958年底，一份總結外援工作的檔案列舉了一些存在的問題：援蒙的“個別項目規模過大、標準偏高”，“磚瓦廠由於原協定限期太緊，國內的設計和設備製造工作無法如期完成，推遲半年才完工”，“據估計蔬菜農場生產的蔬菜比當地的肉價還要貴。”按協議，1958年我國應向朝鮮供應6萬紗錠紡織機械設備，但“由於目前優質鋼缺乏，不能盡早滿足朝方要求”。

11年外援總額40.28億元人民幣

“從1950年起至1960年6月底，我國同某些兄弟國家和亞非民族主義國家達成協議由我國提供無償援助和貸款總額為40.28億元人民幣，其中援助兄弟國家35.39億元(無償援助25.79億元，貸款9.60億元)，援助民族主義國家4.89億元(無償援助2.38億元，貸款2.51億元)。在援助總額中，用於提供成套設備的為9.86億元，其中對兄弟國家9.62億元；對民族主義國家2470萬元。”

這是1960年7月1日，時任外貿部副部長的李強向全國外事會議報告的統計數據。在當時我國的經濟總量中，40.28億元的外援總額占有多大比重？根據《中國統計年鑒》，這個數字接近1953年到1957年“一五”計劃期間國家基建投資計劃427.4億元的1/10。

當時，我們的“兄弟國家”是新中國成立後很快與我國建交的蘇聯、東歐及越南、朝鮮等11個社會主義國家。據外交檔案記載，在歐洲的“兄弟國家”中，11年間我國僅少量援助過阿爾巴尼亞和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等國。因此，援助“兄弟國家”的35.39億元款項，絕大部分由越南、蒙古、朝鮮三個國家分享。而接受我們援助的“民族主義國家”，主要是柬埔寨、也門、尼泊爾、阿爾及利亞、蘇丹等國。

我國對外提供成套設備的援助從1955年開始，“到1960年6月底，按照我國同九個國家簽訂的經濟技術協定和議定書的規定，援外的成套項目為182項，其中對‘兄弟國家’165項(朝鮮8項，越南100項，蒙古53項，阿爾巴尼亞3項，捷克1項)。”在其餘援助“亞非民族主義國家”的17項中，剛與我國建交兩年的柬埔寨得到了8項。“共派出工程技術人員7558人次，建築工人25566人次。……共接受和培養了外國實習生2864名。”

中國還積極參與人道主義援助

直到1960年底，與我國建交的國家僅38個，其中10個還是1958年7月以後才建交的。新中國愛好和平，希望創造有利於國內建設的周邊環境和國際環境，希望不斷擴大同世界各國的友好合作。  一次次救援款物的辦理經過，也都詳細記載在了外交檔案中。如1952年5月，日本北海道劄榥郡一個主婦會致毛主席信，說當地發生嚴重地震和海嘯，居民受災嚴重請求援助，中國紅十字會立即電匯過去2億元人民幣(舊幣，下同)。1955年7月，在聯合國駐阿富汗的技術援助專家名單中，就有我國兩位養蠶專家和他們的夫人。1957年7月伊朗地震，我國也迅速提供了救濟。

1952年，印度發生災荒，我國先後以紅十字會、全國總工會等4個群眾團體的名義，兩次各捐款20億人民幣。1953年8月，印度北部洪水泛濫成災，中央國際活動指導委員會建議中央，我國援助印度10.5億元人民幣，當毛澤東主席了解到蘇聯捐贈了25萬盧布(約合人民幣17億)時，批示“款數似應增加至十五億或廿億人民幣”，相關部門最後定為15億元。與當時美國給印度捐1萬美元、200萬磅奶粉，英國捐500英鎊，南非捐100鎊相比，我們援助的15億元也是不少的。

四。蘇修逼債　　
　　據周恩來1964年在三屆人大一次會議上的《政府工作報告》以及李先念在二屆人大四次會議上的國家預決算報告透露，中國欠蘇聯的各項借款和應付利息，共計十四億零六百萬新盧布，折合人民幣約為五十二億九千餘元，其中相當大的部分是使用和消耗在朝鮮戰爭中的軍事物資的貸款和利息，按照協定應於1965年全部還清。照此說法，直到朝鮮停戰十年之後，中國人民還在節衣縮食地歸還這場戰爭中拉下的債務。

借糧：一九六一年，經周恩來提議，中國向蘇聯提出，就近向蘇聯的遠東借二十萬噸糧食，用以解東北的燃眉之急。盡管兩國交惡，蘇聯還是如數借給了中國，“使東北糧食困境及時得到緩解。”（５６)(中央文獻出版社《不盡的思念》第二三二頁。)
　　
　　大量援助：在我國3年困難時期，赫魯曉夫提出向我國提供糧食、食糖。1961年2月27日，赫魯曉夫致函毛澤東，提出鑒於中國發生食品供應方麵的困難，蘇聯願意以貸款的形式向中國提供100萬噸糧食和50萬噸古巴糖，並且表示10億盧布的貿易逆差可以分5年償還，不計利息。摘自河北中Gong黨史研究室的《黨史縱橫》
　　
　　由於我國最近連續兩年遭受嚴重的自然災害，1960年供應蘇聯的商品有很大的欠交。 1961年許多商品不能出口或減少出口，給蘇聯造成一定的困難。但是，蘇聯同誌對此表示了同誌式的合作和兄弟般的諒解。我們認為，這些對於我們克服暫時困難來說，是重大的幫助和支持。我們永遠珍視、並且衷心感謝蘇聯共 產 黨、蘇聯政府和蘇聯人民給我們的無產階級國際主義的援助。 　(新華社) 原載1961年4月10日《人民日報》

吳冷西的回憶。 1960年7月16日，蘇聯以中國不信任蘇聯專家、不尊重蘇聯專家建議以及向蘇聯專家散發反蘇文章為由，照會中國政府，決定單方麵決定召回全部在中國工作的蘇聯專家。毛澤東即於18日在北戴河會議上大談自力更生問題。雖然蘇聯照會並未提出還債問題，毛澤東卻指示周恩來算一下要多少年還請蘇聯欠帳。周恩來把帳算出來，說，中國尚欠蘇聯80億盧布，過去我們每年還5億，照此算需16年才能還清。如果按8億計算，則要10年才能還清。10年太長了。毛澤東在政治局會議上說，延安時期那麽困難，我們吃辣椒也不死人，現在比那個時候好多了，要勒緊褲腰帶，爭取五年內把債務還清。於是政治局決定，各省成立外貿小組，擠出東西來還債。 見吳冷西《十年論戰（1956--1966）---中蘇關係回憶錄》，中央文獻出版社，北京，1999年5月，第335-338頁)

　　蘇聯單方麵中止對華經援協定，撤走專家，發生在1960年7月，當時大饑荒早已釀成，大規模非正常死亡已經發生。此事實說明，把蘇聯翻臉說成是大饑荒餓肚子的原因，是行不通的。網上有位鼓吹“餓死三千萬是美帝蘇修滔天罪行”的先生，大概也是意識到了此點，於是在文章中偷偷將蘇聯翻臉的時間往前挪到1959年。 當時並不是蘇聯要求提前還清債務，而是中國主動向蘇聯提出，用對蘇貿易的順差額中的一部分來提前全部還清債務。雖然蘇方並不要求提前還債，毛澤東卻是一定要爭這口氣的。 不止於提前還債，而且讓人民節衣縮食拿出大把銀子無償地援助小兄弟。本來，1958和1959年，出於大躍進的需要，國內財政緊張，對外援助已經大幅度縮減了。中蘇翻臉後，中國隨即大幅度擴大了對外援助的規模。大饑荒中的1961年，援外支出即已接近償還外債的支出。自1962年起，援外更是大幅超過了償債。大把大把的銀子流水般散給朝鮮、越南、阿爾巴尼亞、古巴等等。

　　1950-1964年中國償還外債和對外援助支出(億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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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份　　　　償還外債　　對外援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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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0～55　　　6.80　　　　12.60
　　1956　　　　　5.97　　　　 4.04
　　1957　　　　　6.08　　　　 4.67
　　1958　　　　　7.23　　　　 2.76
　　1959　　　　　7.11　　　　 3.50
　　1960　　　　　6.73　　　　 3.63
　　1961　　　　　6.58　　　　 5.19
　　1962　　　　　6.42　　　　 8.54
　　1963　　　　　2.86　　　　 9.61
　　1964　　　　　0.96　　　　1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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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料來源：償還外債數摘自《中國財政統計:1950-1991》(財政部綜合計劃司編，北京：科學出版社，1992)，第135-136頁。對外援助支出摘自曆年國家預算決算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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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學淵：對周恩來無法用“違心”來撇清
　朱學淵

可讀性極高的《晚年周恩來》的問世，是出版界的一件大事。作者高文謙先生的父母是燕京大學的同學，憂國憂民而參加了共產黨，可是共產革命的勝利沒有給中國送來光明，高先生的父親先就因言獲罪而被遠放，母親在文革中又被囚禁在秦城監獄七年之久。因為天分和勤奮，高先生文革後就成為“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的成員，把握了大量中共資料，還親訪過王力、吳法憲、紀登奎這樣一些文革要人。“六四”的血腥，使他在“周恩來生平研究小組組長”位上脫離共產黨。高先生的母親是愛國名人林則徐之後，在母親的鼓勵下，他用良知和心血，十年才寫就了這部《晚年周恩來》，事實証明這是一門忠良。

《晚年周恩來》的貢獻，在於作者全息地俯瞰著中共的歷史，而又能將文革的浩繁人事融會貫通，圍繞周恩來與毛澤東自江西“寧都會議”以來的恩恩怨怨，夾敘夾議地揭示毛澤東的“妖孽”本質；而之於謹守“晚節”周恩來，作者卻又把感情留給讀者們，褒貶由你了。讀《晚年周恩來》，如受作者一派正氣的濡沫，是一件難得的快事。文化大革命起頭時，高文謙先生年僅十三歲，卻又能對世事的理解如此透徹，我想一則生有乃祖之遺風，二則是逆境的催動，使他早生了擔當歷史重綱的抱負。

“歷史”就是“故事”，英文裡的history也是從story一字派生而來的，因此惟“真實”才是“歷史”。然而，中國各代史都是由後朝“官修”的，為維持“皇綱”和“帝統”，“後朝”都竭力為“前朝”美言，這就是中國歷史充滿謊言的傳統。而中國共產黨就更其然了，連當天發生的事情都說假話，它將來的“歷史”自然是沒人信的。而李銳先生以與毛澤東的私交和親歷，李誌綏先生以貼身的近距觀察，分別寫就了《廬山會議實錄》和《毛澤東私人醫生回憶錄》，而《晚年周恩來》又繼往而來，卻為愛史的中國人重建了諏嵉男拋u。 我也見過周恩來，一九六七年“二月逆流”時，四川搞了個“二月鎮反”，同校教書的一位體育教師被抓，我們幾個要好朋友到北京去“告狀”，在地質學院裡和西苑飯店裡住了兩個多月，等待中央解決四川問題。五月初的一天深夜，“中央首長”在人民大會堂“接見群眾代表”，排不上號的在台階上等候消息。後來說首長要多見些人，我也進去了，於是見到了全部“中央文革”的成員。

三十六年過去，惟對周恩來和康生的形象還有記憶。那天“首長們”都穿軍裝，隻有康生著中山服，敞著領子，露出了雪白的襯衣。周恩來和康生還不時站起來走動，手上還端著茶杯，他們個兒不高，容顏端莊，紅光滿麵；那年頭百姓們麵有菜色，我頭遭見到氣色這般好的中國人，因此第一個閃進腦子的念頭是“他們大概天天吃肉”。記得有人嚷著要成都軍區司令員“韋傑站起來”，韋傑是個小老頭，老老實實地站起來，周恩來很和氣地說：“還是讓他坐下吧。”他南腔北調的講話很平穩，並沒有躁動的“革命熱情”。那時，我以為文革很快就要結束，對“中央首長講話”並無很大興趣，隻是把他們的表麵看了個夠。

郭蘭英在大型音樂舞蹈史詩《東方紅》中

中國已故總理周恩來(中)親切會見歌劇“白毛女”的主要演職人員﹕前排左二為白毛女的扮演者王昆﹐右二為郭蘭英。(資料照片)

人們都說周恩來很英俊。據說抗戰期間他在重慶與一班文化人接觸很多，演《桃李劫》的陳波兒暗戀他，常常來糾纏；鄧穎超女士發現了不正常的信號，就把大家聚在一起吃飯，收了陳波兒做乾女兒，才了了這番“兒女情”。這事雖小，卻使我覺得鄧穎超也是個知情理的人。“天安門事件”時群情激憤，周恩來博得了太多人的愛，其中也有我的一份。可是天長日久，共產黨毛澤東的陰毒癒暴癒多，“周恩來、鄧穎超是偽君子”，又成了我對他們的定論。

初到美國，“惡補”了一大堆海外中文報紙，至今還記得關於周恩來的兩件事。一是西德《明星周刊》五十年代報道，他在德國期間（一九二二年初至二三年七月或十一月），與一個叫“史蒂芬”的十八歲的女子相愛，她為他育有一子“庫諾”。後來史蒂芬失卻了周恩來的音信，庫諾長大遇上了戰爭，被送到東線去作戰，戰死在俄國。二是“顧順章滅門案”，顧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中共特工負責人之一，周恩來的助手，一九三一年被捕叛變，對中共中央機關造成重大傷害，周恩來和康生率領“紅隊”將他全家殺絕，然後周恩來自己去了江西。

《晚年周恩來》記錄了他與毛澤東的一世糾纏。那是斯大林和共產國際的瞎指揮，書生們不得不盲從，奪了毛澤東兵權，反圍剿鬥爭就失敗，紅軍損失慘重，長征途中在遵義，周恩來不得不向毛澤東認錯。從此，周恩來後半生就成了一個“戴罪之人”。而毛澤東生來刻薄寡恩，不時要拿別人的過錯來敲敲打打；即便周恩來檢討認罪不完，毛澤東也不寬恕他。幾十年後，還要用“經驗主義”的緊箍咒纏他，用“伍豪事件”的叛徒嫌疑暗示他，臨死還被清算“投降主義”。在得了不治的癌癥後，毛澤東賜他早死，他就不敢不先死了。

周恩來研究專家高文謙（右）在紐約皇後區法拉盛圖書館19日舉行的“周恩來新論”演講會上發言。(多維社記者攝)

《晚年周恩來》開卷便道出了周恩來“保持晚節”的惶恐心態：“自知將不久於人世的周恩來提筆給毛澤東寫了封親筆信（按，寫於一九七五年六月十六日），回顧反省了自己的一生，說：‘從遵義會議到今天整整四十年，得主席諄諄善誘，而仍不斷犯錯，甚至犯罪，真愧悔無極。現在病中，反復回憶反省，不僅要保持晚節，還願寫出一個象樣的意見總結出來。’”讀到這裡，我大驚：周恩來隻比毛澤東小了五歲，怎若兒孫般的謙卑？

中共犯過“路線錯誤”的人物，都被打入了冷宮，陳獨秀早就貧病死在四川江津，王明去了蘇聯，張國燾去了香港，惟周恩來是“留用人員”。盡管他在黨內有資深地位，但與曾是毛派人物的劉少奇、鄧小平，或身為嫡係軍人彭德懷、林彪不同，他們還可以有點頂撞的膽量，而他周恩來卻是萬萬不敢的。這固然是因為毛的強勢而霸道性格，和周的懦弱而懂事的天性；更重要的卻是他有過反毛的“不良早節”，使本該有點“革命家”血性的周恩來，在毛澤東麵前卻象個奴婢了。

四二年，周恩來從重慶回延安參加“整風邉印薄Ｊ藙e三年，“紅太陽”已經高高升起，《晚年周恩來》說到一件非常驚心的事情：“周恩來一回到延安，毛澤東就給他來了個下馬威，劈頭蓋臉地批評他在與胡宗南辦交涉時破壞了黨的紀律……並甩出一句很重的話：‘不要人在曹營心在漢！’”毛澤東隨意辱罵高級黨人是“家常便飯”，張國燾就親眼見過毛澤東罵張聞天，就如老子罵兒子；而毛澤東對張國燾夫婦，也極盡諷刺挖苦之能事，甚至於街頭戲弄張國燾年幼的兒子，遂使張國燾萌生了去意。而“相忍為黨”的周恩來卻把這句重話嚥了下去。

毛澤東在共產黨內的地位，是他的智慧和能力造就的。有人說“想象力比知識更重要”。對於打天下的時代共產黨來說，毛澤東是一個有“想象力”的創業領袖，周恩來隻是個“通情理”守成之才。毛澤東不擇手段的致裕?逗狹斯伯a黨人追求勝利的要求，乃至不計後果地將他捧到至高無上的地位。他與周恩來江西一度的“瑜亮”情結，早因周在遵義認了“我不如人”而了結；再通過造神的“延安整風”，周在毛麵前更喪失了人格獨立的尊嚴，從此就鑄定了他們間的“君臣”關係。

遵義會議伊始，共產黨既因毛澤東而獲得成功的“效率”，亦因他的至尊，而使黨內生活失去了“公平”。成敗皆因毛澤東，六十年代初中國已經餓死了幾千萬百姓。可是身為解放軍“總政治部主任”的蕭華，還在那流傳一時的《長征組歌》裡歌頌“毛主席料事真如神”。幾年後，毛澤東就發動“文化大革命”，把那些大大小小的蕭華們和劉、鄧一鍋煮了，他們這才發現“神”與“鬼”是沒有區別的。中國俗語也很精妙，何為“牛鬼蛇神”？非毛澤東莫屬也。

《晚年周恩來》說林彪事件後，毛澤東灰頭土臉，“精神頹唐，抑鬱終日，內火攻心，終於病倒了下來”。他天天想害人，又怕有人要害他，因此拒絕服藥。加上參加陳毅追悼會，“受了風寒，導致病情惡化，由肺炎轉成肺心病，全身浮腫，整日昏昏沉沉，出現心力衰竭的現象，曾一度昏厥過去”。“聞訊趕來的周氏心情緊張到了極點，以至當場大小便失禁，許久下不得車來”。作者引用李誌綏醫生的回憶，毛澤東病中曾經作過交權的安排：“毛將頭轉向周恩來說：‘我不行了，全靠你了……’周立刻插話說：‘主席的身體沒有大問題，還是要靠主席。’毛搖搖頭說：‘不行了，我不行了。我死了以後，事情全由你辦。’”

可是，尼克鬆即將訪華，毛悟出了以外交勝利掩蓋文革破產的玄機，於是開始服藥，並迅速見效。《晚年周恩來》又記載，經周恩來與尼克鬆、基辛格周旋，“聯美反蘇”局麵實現，毛澤東得意之餘，病情亦見好轉，於是害人之心又起。一則後悔交權的安排，二則妒忌周的風頭，三則擔心活不過周。於是指使汪東興阻止治療周恩來初發的膀胱癌，又利用“批林整風”勒令周檢討歷史錯誤，七三年十一月借故召集的政治局擴大會議，“莫須有”地批判鬥爭周的“投降主義”，江青竟指責他“跪在美帝麵前”，周恩來經過此番刺激，精神肉體一蹶不振，而繼之而來的“批孔”、“批水滸”、“批宋江”的明槍暗箭，終於將他射倒於病榻不起。

共產黨倒置了“群眾─政黨─領袖”的從屬關係，周恩來不僅參與了領袖危害人民的活動，而且在共產黨的內鬥中，屢屢以毛澤東的意誌為轉移，以保護自己為前提，不惜犧牲同誌。因此，對於周恩來在文革中的許多行為，即便站在共產黨的立場，也無法用“違心”二字來撇清：他究竟是在“毀黨”，還是在“護黨”？七五年九月，周恩來在施行第四次手術前大呼：“我是忠於黨，忠於人民的！我不是投降派！”事實上，他既沒“忠於黨”，也沒有“忠於人民”；而隻是一個平時跪在“領袖”腳邊的人，臨死想伸直一下。

周恩來、鄧穎超夫婦都很重視“名節”，而他們想保持的“晚節”，今天看來都是些如“忠於毛主席”之類的“汙名”。《晚年周恩來》說毛澤東死後，“四人幫”被打倒，就在毛澤東身與名俱裂的當刻，鄧穎超卻先就要主持平反工作的胡耀邦，把七三年那次“批周”的政治局擴大會議的記錄全部銷毀，她憂的竟是毛的陰魂還要糾纏先君的“清白”。這位“天字第一號”的“馬列主義老太太”，實在是太“不識大體”了，她對即將來臨的變革竟毫無預感，乃至今人要為周恩來凈身，都失去了一個重要依據。

《晚年周恩來》對毛澤東、江青夫婦的無恥暴戾，進行了無情揭露。在文革期間，我就聽說江青說她是“主席的一條狗”，還聽說過她常常自稱“老娘”。對這些話，我一直將信將疑：莫非如此高級的政治人物，還說得出這般粗鄙下流的言語嗎？可是高文謙先生為它們都找到了出處。讀到這些文字，不禁痛心，原來是一個妖孽豢養了一群瘋狗，把我們民族的四千年文明，咬得遍體鱗傷；這又如何叫我們去認同那個至今還以妖孽為偶像的中國共產黨？

周恩來既是一個顛覆政府的革命者，又是一個恪守君臣之節的奴僕。中國產生了這樣一個復雜而失敗人物，然而海內外還有許多人崇敬他，可見未來還將有後繼的失敗者。有人說，這是共產黨的不良黨規，造就了周恩來這樣的人物；也有人可爭議說，正是周恩來這樣的人，姑息了毛澤東，造就了共產黨。我們要跳出這種因果循環，隻能將周恩來現象歸因於社會文化─心理現象，極端霸道的毛澤東和極端順從的周恩來，都是中華民族封建文化的產物。

毛澤東與周恩來歷史照片(資料照片)

然而，從個人人格上來看，周恩來和毛澤東畢竟是不同的。毛說過：“我是不下‘罪己詔’的。”可見他是一個毫無懺悔之心的“鬼”。而周恩來卻是一個很有罪惡感的“人”。他自覺對不起賀龍，一有機會就設法挽回。《晚年周恩來》中楊成武的那段追憶，確實很叫人感動。盡管周恩來做了那麼多的錯事，但他畢竟是一個想與人為善的人，一個經常念及別人的好處的人，一個願意自我譴責的人。如果不入共產黨，他未必會是“絞肉機”中的一個大齒輪。

據說周恩來死前私下多次表示，不要忘記過去幫助過共產黨的人。然而，毛澤東連郭沫若這樣的人都不放過。抗戰期間郭沫若寫了《十批判書》，批的是秦始皇，罵的是國民黨；可是到了七三年“評法批儒”時，以“秦皇”自命的毛澤東竟拿“老朋友”來開刀。《晚年周恩來》說，在七四年“一﹒二五”萬人大會上，江青“有意殺雞給猴看，郭沫若被幾次點名，當眾罰站”。眾所周知，郭沫若還有幾個兒子自殺、坐牢；而有識之士如羅隆基、儲安平者，則早就家破人亡了。

周恩來一生都是很痛苦的。死神降臨前，一次一次喚醒他的，可能就是顧順章一家婦孺乞生的哀求聲。他或許自慰那是“以革命的名義”，或者自責那時“太年輕，太無知”。一九五四年，他回到闊別三十一年的柏林，一個十一、二歲的德國兒童來求見，說是他的孫子，這當然是東德共產黨當局認可後的安排，可是五十六歲的周恩來卻將他拒之門外。畢生善解人意的他，難道就不能送孩子一盒糖果，再哄他一下“你奶奶認錯人了”嗎？而非要讓這個受了傷害的幼稚去冥思苦想：莫非是祖父太冷酷，或者是祖母在撒謊？

《晚年周恩來》說他臨終前是很孤獨的，鄧穎超無言地握著他的手，等待最後的時刻。想必冤魂們一個一個地來給他送行，有的尖刻，有的寬容；周恩來向他們一一謝罪，但“我行將就木，已無力挽回”。周恩來或許是一個良心未泯的人，殺完顧順章一家後，一位目擊者就見周恩來自言自語地說；“今後歷史如何看待我們呢？”爾後，周恩來也可能立過這樣的大誌：“讓我們得天下後，做盡好事來補償。”然而，權力到手的共產黨，就成了合法的“斷頭台”，繼續以“革命的名義”，屠滅了無數有形生命，還摧殺著無形的道德和靈魂。

共產主義幽靈在地球上回盪了一百年，周恩來追隨了它在中國興起─挫折─成功─失敗，最後卻由“領袖”安排了他的死期。可慶幸的是，他死在毛澤東的前頭，中國的“後事”由別人去操辦了。否則他很可能是中國變革的一塊絆腳石，總之他的政治行為不可理喻。他去世後，台灣國民黨當局的態度是：“我們反對共產主義，不反對個人。”從《參考消息》上讀到這條報道，我流下過熱淚。又是近三十年逝去，如果人們還能從這位大暴君的卑微助手，與“殘暴”同義的“共產主義者”身上，品出一些磨滅不去的人情味的話，那也算是他個人的成功。

二○○三年五月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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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文字僅供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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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周恩來在德國子孫們

周恩來與德國情人的故事，始傳於五十年代初期。一九五四年七月周訪問東德，接受胡包特大學頒發榮譽博士，有一位自稱是他兒子的東德男子要與他相會，被他拒絕。該男子的麵貌有華人特性，輪廓也像周恩來。據當時西方報紙報導，他是周恩來在法國巴黎留學時，與一位德國女子所生的私生子。她“可能是”德共黨員，後離開巴黎返回德國。

“周恩來在東德有子孫”的新聞，啟發了當時西德《明星》周刊記者海德曼，他以極大的興趣和耐心，深入“鐵幕”採訪，在東德漢德海根見到了周恩來當年的情人及其兒子的遺孀，後來又在芝遠見到了周恩來的孫子。據海德曼報導，周的情人叫“史蒂芬”，是哥廷根的奧本曼旅店的女僕，一九二三年周恩來寓居該店期間與之相識，暱稱她為“格德爾”，兩人常在附近森林散步。史蒂芬頭發深棕色，體態略胖，不久為周生下一子，取名“庫諾”。生下孩子十二天後，她被旅店老板解雇，回鄉下父母家去了，從此與周斷絕音訊。庫諾死於第二次世界大戰，妻子改嫁，留下一個孫子“威佛利”（即古諾﹒韋爾來德﹒周），一九五四年海德曼去漢德海根採訪時，他才是個十來歲的小男孩。文化大革命前夕，《明星》周刊記者再訪東德，威佛利已長大成人，在一家國營工廠當工人，結了婚，已有兩個女兒（不是兒子）。他為自己是周恩來的後代深感榮耀，得意地告訴記者：“我的祖父舉世聞名”。還說工廠的同事都知道這件事。

（摘自金鐘編《紅朝宰相》第183頁）

附錄二：洪揚生談“顧順章滅門案”

一九二八年十一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決定成立負責中央政治保衛工作的特別委員會，由中央政治局主席和中央常務主席向忠發、中央政治局委員周恩來、政治局候補委員顧順章負責，特委是決策機構，下設中央特科是行動機構，由顧順章負責，特科下設四個科，洪揚生（一九二四年入黨）為一科的負責人，負責總務；二科搞情報，負責人陳賡；三科就是著名的“紅隊”，又叫打狗隊、紅色恐怖隊，譚餘保、王竹友先後任科長；四科是後來才成立的，是電訊科，由李強負責。洪揚生親自參加了這場殺光顧順章全家的滅門案。

這場屠殺由周恩來親自帶隊，康生(趙容)也直接參與，黃埔軍校的學生斯勵那天在顧家打麻將，他的哥哥是國民黨將領，有記載斯勵在“四﹒一二”清黨中曾將周恩來從國民黨手裡救出，但也因為他認得周恩來，所以也一樣被殺。這一事件中當場被殺的有顧順章的十幾個家人和親友。洪揚生親自殺了顧順章的妻子，還安排把顧順章七歲的女兒送去浦東，後來下落不明。在行刑過程中，康生表現得比周更堅決、更冷酷。

任務完成後，周恩來冷漠地望了望趙容，像是在跟他說話，但又像是跟自己說話似的，自言自語地講：“現在是非常時期，我們萬不得已，採取這樣的極端措施，今後歷史將怎樣看待我們呢？”大概講了這句話後才可以稍微對得住自己的良心。一九三一年在甘斯東路愛棠村、新閘路、武定路等地挖掘這些屍體時，共挖出三、四十具，都是周恩來領導下的這個“鋤姦”的戰果。當時哄動了整個上海。

在顧順章叛變後，周恩來親自召集特科的成員和他們的家屬說：“中央來不及妥善安置每一個，如果有可能離開上海，就離開上海躲避一陣子，如果實在躲避不了，顧順章來了，威逼你自首，中央也允許你們自首脫黨，但決不能出賣朋友，以後等到上海成了共產黨的天下，我會替你們作証……”

洪揚生後來轉移到中央蘇區，在“長征”途中被俘，根據周恩來的指示自首，當了一段時間的特務，大概沒有立功表現，後來長期失業，流落在上海。上海解放後，洪去找一九三一年領導中央特科的潘漢年，因為他知道周恩來作過的上述指示。但潘漢年敷衍了他幾句，就將他推出門口。一九五一年四月大逮捕時他一度被捉，不久放出，安排在工廠勞動，五八年再被捕，一直關到七四年，未正式判刑。洪為保衛革命領導人而出生入死，解放後當然怕他嘴巴不嚴，亂講話，而對他實行“專政”，但沒有把他滅口。文革結束後，由當時擔任外貿部長的李強作証明，洪被安排到文史研究館，每個月有八十元的生活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