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於,西藏和新疆分裂勢力,早在胡耀邦政策之前就有,當時對付的辦法是不合適的,
甚至是殘酷的,比如王震的回憶文章上說,某些分裂分子躲進村莊,王震竟然命令
把整個村莊轟平,這不是濫殺無辜麽?竟然好意思吹噓。請看,“王震的強硬也是
令人害怕的,當年如果那個維族村子收留了殺害了解放軍戰士的叛亂分子,王震馬
上令人包圍整個村子,限令在規定時間交出來,如果不交出來,解放軍會自己先把
嫌疑犯幹掉,而且按犧牲的解放軍5-10倍數額來補償,曾經有個村子因為在抓人時
抵抗再殺害解放軍,結果被大炮轟平。王震的強硬使南疆維族不敢造反。俗話說:
不用霹靂手段不顯菩薩心腸。”
王震這種大漢族沙文主義行為造成了後來的民族矛盾激烈,胡耀邦的做法是“溫水
煮青蛙”的高級策略。一些智商低劣者如王力雄之輩,竟然這都看不明白,還寫出
一本垃圾書《天葬》。此人如果智商正常,那麽他就是用心險惡,試圖調撥民族矛
盾,反正王力雄不是什麽好鳥。
退一步說,中國和國際接軌,國際形式不允許胡耀邦再用高壓手段來解決民族問題。
但是,很少有人批評讓中國和國際接軌的鄧,毛是偉人,鄧是偉人,隻有胡耀邦來
當替罪羊,這些人要麽對曆史無知,要麽本身就是喜歡顛倒黑白的無恥之徒。是的,
毛喜歡高壓,鄧喜歡高壓,他們的高壓讓其“成名”,還將永遠記載史冊。但他們
的高壓給中國帶來了什麽?毛有大躍進和文革,鄧有64,64的處理時機和手段,讓
中國再次受到國際的聯合封鎖和製裁,給中國造成了巨大的形象損失和經濟損失,
中國再次被迫“閉關鎖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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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精神領袖達賴喇嘛的二哥嘉樂頓珠,重溫一九七九年鄧小平透過香港新華社社長李菊生主動邀請他去北京訪問的情形。他對鄧小平真誠務實很有好感,終使達賴放棄藏獨。八十年代又與時任西藏區委書記的胡錦濤會麵,並對鄧小平說“多幾個胡錦濤,中國的問題就會少一點”。他感到現在北京當局背棄了鄧當年“除了藏獨什麽都可以談”的承諾,期望能回到鄧小平的路線。
西藏究竟要往哪裏去?漢藏之間的隔閡如何才能冰釋雪融?這是一九五九年出走印度的西藏精神領袖達賴喇嘛一直思考的問題。二十年後,直到一九七九年,在文化大革命中遭迫害、重新複出主持工作的中共前國家領導人鄧小平主動向達賴喇嘛招手,並放話:除了西藏獨立,什麽都可以談。鄧小平的豁達、謀求漢藏和諧的真誠感染了遠在印度的達賴喇嘛,達賴喇嘛隨後亦宣布放棄西藏獨立,尋求解決西藏問題的中間路線。達賴喇嘛與北京的中央政府之間在他出走二十年後開始了一段蜜月期,但卻好景不長。
蜜月期後,逾二十八年了,中央政府和流亡印度的達賴喇嘛始終難以達成共識,甚至達賴喇嘛不謀求西藏獨立的承諾都未被北京政府相信,即使達賴喇嘛期望回到中國,僅為了結到五台山朝聖的心願亦變得遙遙無期。達賴喇嘛和中央政府之間的“結”難以解開,這一切令達賴喇嘛的二哥嘉樂頓珠感到焦慮。這位當年應邀親赴北京會晤鄧小平的藏族領袖,十多次來往於印度達蘭薩拉與北京,在西藏流亡政府和北京政府之間穿針引線二十八年,他視藏漢和好為己任,把兩個民族的命運緊緊纏在自己的身上,拚命把兩邊往中間拖,直到歲月染白了頭,重任壓彎了腰。
在中國領袖鄧小平逝世十周年前夕,嘉樂頓珠接受亞洲周刊獨家訪問,首次透露當年與鄧小平會晤的情景,解密鄧小平解決西藏問題的思路和政策。
圖為中國前領導人鄧小平在1979年會見達賴喇嘛的兄長嘉樂頓珠的檔案照。(亞洲周刊)
對嘉樂頓珠來說,這是一個甜密的回憶,前國家領導人鄧小平個子不高,與身高近一米八的嘉樂頓珠相比矮了一截,但當年鄧小平果敢的作風、舉手投足充滿魅力的身影,給嘉樂頓珠留下深刻印象。尤其是鄧小平對解決西藏問題的寬容和諧政策、幾次力邀達賴喇嘛返國的真誠,成為嘉樂頓珠美好的記憶。但言談中,他還是難以掩飾心中的疑慮:西藏能實現鄧小平曾經許下的諾言嗎?
早年,嘉樂頓珠沒有接受毛澤東電函要他去北京的邀請,於一九五二年出走到印度噶倫波定居。長時期離鄉背井,嘉樂頓珠基於自身所經受的艱難磨練,又受到達賴喇嘛的非暴力思想的影響,開始反思西藏問題,尋求解決、結束流亡生涯的路徑。他不能去中國大陸,就經常到香港,研究、了解中國大陸的情況。
一九七八年底,複出主政的鄧小平委托新華社香港分社的社長李菊生派人尋找達賴喇嘛的二哥嘉樂頓珠,幾個星期後,經人介紹找到嘉樂頓珠。李菊生對嘉樂頓珠表示,鄧小平希望他能去北京看看,可以當天去當天就回來。聽到這個消息,嘉樂頓珠很興奮,但他表示:“我的身份特別,我是達賴喇嘛的哥哥,要去北京的話需要達賴喇嘛的許可和同意。”回到印度,嘉樂頓珠向達賴喇嘛作了報告。達賴喇嘛表示同意:“如果鄧小平先生要你去,你就去呀,你以私人的身份去拜訪鄧小平先生。”
嘉樂頓珠回憶,一九七九年一月份,正是北京嚴寒時節,李菊生陪同嘉樂頓珠去北京。“我們住在圓明園附近一個很特別的招待所,地方很大,聽說早年彭德懷元帥在這裏住了相當一段日子。”
會見地點在人民大會堂。一見麵,鄧小平就像老朋友般握著嘉樂頓珠的手說:“百聞不如一見,我們歡迎住在世界各地的西藏流亡人士,為了解西藏的真實情況而前來。”由此,京藏之間開啟了達賴出走印度二十年後的首次高層接觸。
鄧小平籲達賴早回來
鄧小平率性直爽,他對嘉樂頓珠表示:“你今天有任何問題都可以提出來,可以商量,大家可以談。”嘉樂頓珠向鄧小平表示歉意,沒有及時到北京是因為去印度請示達賴喇嘛了,“他讓我來北京,看看你老人家”。鄧小平非常高興,很直率地說了:“非常希望達賴喇嘛能早日回來。”
嘉樂頓珠表示,達賴喇嘛或流亡政府沒有委托來談判,是以私人的身份到北京的。這時,鄧小平講出一段影響曆史的話:“你就談吧,西藏獨立問題,不要說我,就是未來其他中國領導人都沒有辦法決定給西藏獨立,除了獨立以外什麽都可以談,今天就可以談。”
嘉樂頓珠當時提出了三個要求。一是二十年來,流亡的大部分西藏人與家人失去聯絡,不知西藏親人的情況,他要求鄧小平可以開放印度和西藏邊境,使得海外的藏民可以回去探親,找他們的親人。話音未落,鄧小平接上就說:“一點問題都沒有,非常歡迎藏族人民回來探親,來去自由。在西藏自治區的藏族同胞也可以自由地到印度去,或者旅遊、或者去朝聖,一點不阻擋,我今天就下命令。”
嘉樂頓珠接著又提出第二個問題,要求照顧上一世的班禪,他在這些年中受了很多委屈,因此希望能恢複班禪的自由。鄧小平聽後說:“我馬上派人去處理,恢複班禪的職位,我們委任他做政協副主席。”
嘉樂頓珠再要求,在印度流亡二十多年,達賴喇嘛利用印度政府的支持,辦了很多的學校,教育了學生,亦培育了很多教員,聽說西藏很多學校缺少藏語教師,可以派一部分人到西藏自治區做教育工作。
鄧小平要千人回藏教書
鄧小平回答說:“這很好啊。”他接著又問:“可以來多少人?”嘉樂頓珠說,初次可以派三四十人,以後每年增加。鄧小平馬上說,不行,你要派一千人來,因為我們非常需要教語言的教師,西藏自治區需要,在北京的民族學院都需要藏文先生,你們的教員藏、英文都懂,可以來教。鄧小平還說。他們來了也可以看看我們的大字報,“你們的青年人來,也可以貼大字報,發表他們的意見和看法”。
嘉樂頓珠至今印象很深刻的是,鄧小平還勸他說,過去的社會迫害了很多人,別說藏族一個區域,中國內地也有很多地方的人遭到迫害。鄧小平舉自己的例子,他都受迫害。他告訴嘉樂頓珠,自己不知關了多少年了。鄧小平還轉身問當時的統戰部長烏蘭夫:“你被關了多少年?”烏蘭夫回答說,他坐了九年的牢。鄧小平懇切地對嘉樂頓珠說:“我們大家往前看嘛,轉告達賴喇嘛,希望他早日回來。回來後,過去的位子不會變動。”這是一次曆史性的會見,令流亡海外的達賴喇嘛與北京政府開啟了溝通的大門,也使達賴喇嘛下決心不再謀求西藏獨立。
回到印度,嘉樂頓珠把會見鄧小平的情況詳細作了匯報,並勸流亡海外的藏人應該與北京的中央政府多溝通,尊重鄧小平的建議,多回去看看藏區的情況。雖然達賴喇嘛周圍不少人有不同意見,甚至認為共產黨靠不住,但達賴喇嘛接受了這樣的提議並提出:“從現在開始,我們不謀求獨立,派人與中央政府溝通,派人去看看西藏的情形。”
由此,達賴喇嘛和西藏流亡政府為了解西藏的真實情況,一九七九年到一九八零年間,先後派出了三批參觀代表團到西藏。但前去西藏的訪問團回來後的反映都不好,代表團所到之處都是哭訴所遭遇的苦難。嘉樂頓珠將詳細情況告訴新華社社長李菊生。李菊生向中央作了匯報,這是直接導致八零年三月十四日胡耀邦主持召開了中共中央書記處“西藏工作座談會”的一個重要原因,後來被稱為“第一次西藏工作座談會”,並將座談會紀要作為中央文件發給全黨。
胡耀邦務實開明
兩個月之後,當時已屆高齡的胡耀邦親自到西藏視察,隨行者有當時的副總理萬裏、全國人大副委員長阿沛·阿旺晉美、民族委員會主任楊靜仁等。胡耀邦在拉薩逗留了九天,與各方麵開會、談話,臨走的前一天,召開了包括西藏黨、政、軍所有縣團級以上幹部四千多人的“西藏自治區黨委擴大會議”。在會上,胡耀邦發表了激情洋溢的講話,提出未來的核心目標是“盡快地使西藏人民的物質文化生活較快地提高起來”。
回想當時的情形,嘉樂頓珠說:“這個情況其實我很清楚,那時西藏的情景很困難,甚至到了叫人難以接受的地步,但就是鄧小平先生所講的,要往前看。因此,我就尊重鄧小平的講法:往前看。再斤斤計較過去的事沒有用處,死的人、被殺的人、被搶的人都恢複不了。達賴喇嘛的中心思想是為了長久計,要與漢族同胞和好。” 過去二十八年,嘉樂頓珠十多次赴大陸,就是聽從鄧小平的勸告,向前看,多多溝通。除了達賴喇嘛本人以外,達賴喇嘛在國外的親屬都曾以觀光代表團的身份,回到西藏參觀探親。
一九八一年七月二十八日,時任中共中央總書記的胡耀邦在人民大會堂接見嘉樂頓珠,會談約一個小時,胡耀邦交給嘉樂頓珠“關於達賴喇嘛回國的五條方針”。其中體現了鄧小平“向前看”的精神,提出歡迎達賴喇嘛回國的邀請,“達賴喇嘛回來定居後的政治待遇和生活待遇,照一九五九年以前的待遇不變”,可以是當“人大副委員長”,也可以是“全國政協副主席”。其中也希望達賴喇嘛不再兼西藏的職務,可以經常去看看,但不要在西藏定居。“五條方針”最後明確,達賴喇嘛什麽時候想回國,以什麽方式都可以,途經何處回國都由他自己定,“如果坐飛機回來,我們組織一定規模的歡迎儀式迎接他,並發布消息”。
嘉樂頓珠表示,胡耀邦務實,他對西藏的問題有自己的看法,他對達賴喇嘛的態度現在看來是很開明,很開放的。嘉樂頓珠表示,他與胡耀邦談起大西藏區的問題,胡耀邦回答說:“這個問題沒有人提過,你是第一個提出來的,以後我們慢慢的再研究和商量。”
胡錦濤對西藏了如指掌
上個世紀八十年代後期,西藏發生暴亂。平亂後,有一次,嘉樂頓珠去北京,鄧小平派人告訴嘉樂頓珠,希望他能見一下時任中共西藏自治區黨委書記的胡錦濤。那時胡錦濤正在北京養病,兩人就相約在統戰部見麵。
胡錦濤給嘉樂頓珠的印象是一個很誠懇又很溫和的領導人。已經近四十年沒有回西藏了,嘉樂頓珠很詳細詢問西藏、拉薩的情況,“我問得很詳細,問得很多,關於西藏的經濟,關於西藏的行政方麵,零零碎碎的。胡錦濤都很耐心地一一作答”。嘉樂頓珠指出,拉薩市區洗手間太少了,為什麽不多蓋一些,另外問胡錦濤“拉薩很多野狗在街上亂跑,怎麽不收拾那些野狗”等等。
令嘉樂頓珠驚訝的是,胡錦濤連拉薩街上有多少野狗的數字都能清楚講出。胡錦濤說,在拉薩蓋了很多公?,但藏民有時不喜歡到公?去解手。還有的人作惡,扔石頭進去。拉薩的人喜歡喝酒,有的人沒有工作,胡錦濤告訴嘉樂頓珠,他特別想辦法準許了一千五百個三輪車牌照,特許給藏人經營。胡錦濤說,後來有的藏人把牌照賣了,有的租給漢人,結果是漢人賺了錢。
嘉樂頓珠與胡錦濤談了兩個多小時,嘉樂頓珠對胡錦濤的評價是三個“很”字:“他很不錯、很謹慎、很務實,給我印象很深,也很好。胡錦濤不是做官而是做事的人,他沒有官氣,很務實。不像共產黨的官員很多是做官的,不是做事的。”
那次見完胡錦濤後,鄧小平又派人來問嘉樂頓珠,對胡錦濤有什麽印象。嘉樂頓珠請來人轉告鄧小平:“我說,多幾個胡錦濤,中國的問題就會少一點。”對中共的主要領導,嘉樂頓珠有很高的評價,他認為,鄧小平是一個非常有魄力的領導人,他敢作敢為,眼光看得很遠。“是他找我去看他的,這很有胸懷。我是一個流亡到印度反對共產黨的人當中的一個很重要的人,流亡印度多年,他很有眼光。”
一直未晤現任統戰部長
自一九七九年受邀見鄧小平後,除了現任統戰部長劉延東未見外,嘉樂頓珠與各任的統戰部長都見了,有烏蘭夫、閻明複、習仲勳、丁關根、王兆國。嘉樂頓珠說: “他們都是很好的官。”王兆國任統戰部長年期最長,嘉樂頓珠每年都要見他,“王兆國很開明,他請我吃好幾次飯,我們在一起聊得很愉快”。丁關根見嘉樂頓珠時遞給他一張紙條,希望轉告達賴喇嘛回國,可以成為中國的宗教領袖,為中國的宗教發展作貢獻。
嘉樂頓珠也向王兆國建議,能不能與達賴喇嘛麵對麵的直接對話,大家罵來罵去的不好,解決不了問題,應該有新步驟。王兆國問嘉樂頓珠有何建議,嘉樂頓珠說: “邀請達賴喇嘛先回來,讓他回來看看,聽聽中央領導人說什麽,也讓中央領導人親自聽聽達賴喇嘛要求什麽,這樣問題容易解決,像我們這樣做郵差送信的,沒有用處的。”王兆國認為這樣的想法不錯,所以希望達賴喇嘛的代表來國內溝通,二零零二年北京又重新接納達賴喇嘛派代表溝通。嘉樂頓珠認為:“漢藏都是黃皮膚,藏漢不團結是中了外國的離間計。”
不過,去年五六月份開始,情況又有反覆,嘉樂頓珠說,北京一些人放話,指達賴喇嘛分裂、要搞藏獨等,罵得很厲害。“中央很多機構批評達賴喇嘛,很厲害,我覺得,對我來說是一個很大的轉變,鄧小平以前沒有這樣做。”去年兩會期間,西藏自治區主席向巴平措批評達賴喇嘛“堅持西藏獨立的立場沒有改變,分裂祖國的實質沒有改變”;西藏自治區黨委書記張慶黎接受德國《明鏡》周刊訪問時也批評“沒有一天不在企圖分裂祖國”;六月十日,西藏“人大”在拉薩召開大會“深入揭批達賴分裂主義政治集團罪行”。來香港前嘉樂頓珠去印度達蘭薩拉見達賴喇嘛,達賴喇嘛告訴他說:現在不止罵,在西藏自治區還到基層農村去罵達賴喇嘛。 “我相信他們是罵錯了”。嘉樂頓珠強調,達賴喇嘛解決西藏問題走中間道路是真實的,“他的中間路線就是大家有商有量的路線,不是強硬路線。”
嘉樂頓珠承認,流亡海外的有些藏人也有錯誤,“中央政府想同我們好好對話、談判,但我們沒有珍惜,結果把機會錯失了”。他透露,在閻明複任統戰部長時,中央政府曾經邀請達賴喇嘛到北京,主導班禪喇嘛的追悼會。嘉樂頓珠帶邀請函返印度,但身邊的人不讓達賴喇嘛去。嘉樂頓珠非常懷念鄧小平時代對達賴喇嘛、對西藏問題的開明開放政策,他還是期待胡溫時代有智慧解決西藏問題,讓達賴喇嘛有回到祖國的一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