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小平和胡耀邦的“檢討書”

鄧小平的“檢討書”，找到了，但是，還沒發現胡耀邦的“檢討書”。哪位有？--------------中共元老逼胡耀邦下台經過zt一九八六年十二月至一九八七年一月初，全國一百多所大學和無數中學的近百萬學生，在全國十七個大中城市進行了聲勢浩大的示威遊行，“要民主，要自由，要人權，反官倒，反腐敗”的口號聲，排山倒海，震動全國，震動中南海。中共高層內部的鬥爭，也隨之愈演劇烈。緊接著中共元老們導演了憑“生活會”逼宮，非法逼胡耀邦下台的整個過程。中共老革命宅內策倒胡一九八七年初北京的遊行，波及全國十八省市、二十八個城市的高校，這些學校出現了大字報和集會遊行，事件震動中南海。元旦之夜，鄧小平再也忍受不住，抓起紅機子向彭真打電話，“學潮之所以鬧得這麽凶，資產階級自由化分子如此猖獗，這主要是耀邦失誤所造成的。通過近一段的觀察，我覺得讓他繼續當總書記是非常不合適的。趁我們這些老人還健在，我們有責任把黨的重任交付給最可靠的人。彭真同誌，現正到了你講話的關鍵時刻了。你趕快到我家裏來一下。”彭真心領神會，立即調車直奔鄧宅。當夜，鄧小平、陳雲、薄一波、彭真、王震等中共元老集會，決定解除胡耀邦的總書記的職務。眾人不謀而合，認為最好的辦法是讓“胡耀邦辭職”，“他拒不執行小平同誌的指示，在關鍵時刻陽奉陰違，失去製止學潮的最好時機。”“對他應像解決華國鋒的問題一樣處理！”胡耀邦對此早有預料。十二月三十日鄧小平找他作了長談，指出他問題的嚴重性。他感到五雷轟頂，措手不及，痛苦莫名。在強大的思想壓力麵前，胡耀邦被迫辭職，於一九八七年一月二日，以“向鄧小平同誌交心”的形式，給鄧小平寫信，初步檢討了自己的錯誤及其原因，提出了“我請求讓我下來”的辭職願望。生活會上遭圍攻患上心髒病胡耀邦給鄧小平寫了“交心信”後第四天，即一九八七年一月六日，鄧小平代表中共中央常委（中共十二大選出的常委為胡耀邦、葉劍英、鄧小平、趙紫陽、李先念、陳雲）找胡耀邦談話，嚴肅地指出他所犯的錯誤，要他認真思考和清理自己的思想言行。胡耀邦以沉重的心情和懇切的態度接受了鄧小平的意見，也對一些不實之處作了實事求是的辯解。一月十日至十五日，連續六天的中共中央一級黨的生活會議在中南海舉行。在黨的生活會上，先由胡耀邦檢討自己所犯的違反黨的集體領導原則，在重大政治原則問題上的嚴重錯誤；向中央政治局提出了辭去中央總書記的要求。在會議上發言的有二十一人，書麵發言的六人，沒有正式發言隨時插話的兩人。在生活會開始的一月十日，胡耀邦作了“我的檢討”。在生活會上，胡耀邦對與會者實事求是的批評能夠虛心接受。但對有人心懷叵測、無限上綱、捏造子虛烏有的“罪名”，亦作了有力的辯護。胡耀邦有其感到痛心的是與胡耀邦交情甚篤、曾是“六十一人叛徒集團”成員、胡耀邦極力為他平反昭雪的時任中紀委要職的王鶴壽的發言。王鶴壽不僅捕風捉影，歪曲事實，連胡耀邦與他私下說的心裏話，他也和盤托出，以示自己“倒胡”的立場堅定。而對那個湖南老鄉鄧力群六個小時火藥味十足的不切實際的係統發言，他感到無比憤慨。麵對有人發言無限上綱、違背事實，鄧小平不得不插話糾正：“生活會隻講對胡耀邦同誌工作中重大失誤的意見和批評，先不作評論上的總結，這些問題以後再說，後者讓子孫後代去評論吧。”在休會的間隙，胡耀邦獨自在過道裏嚎啕大哭，痛心不已，從此患上了心髒病。在強大壓力麵前，他隻有忍耐再忍耐，甚至為了顧全大局，保護同誌，他采取大包大攬的方法，盡量承擔責任，有的檢討，不乏違心之言。經過連續六天的生活會，胡耀邦的思想受到極大震動，也深感世態炎涼，人心叵測。平日這些見了他點頭微笑，每當他征詢意見，對方總是大唱讚詞、唯唯諾諾的人，如今一反常態，一夜之間，唇槍舌劍，跟著指揮棒轉。要做到主持正義、堅持真理、良知不泯，難啦！一生嫉惡如仇、痛恨軟骨媚態之舉的胡耀邦，靜觀事態的發展，在眾目睽睽之下，對大家所指出的錯誤作進一步認識，表示繼續清理自己的思想，作出對黨忠誠坦率的檢查。習仲勳拍案而起仗義執言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的《公報》在全國新聞媒體同時公布後的次日，胡耀邦的老下級、原北京軍區政委傅崇碧就來到他的家中，一見麵四手緊握，四目相視，直性子的傅崇碧打破難耐的沉寂：“耀邦，你怎麽要辭職？你是中央委員會全會選舉出來的總書記，怎能向老人家提出辭職呢？”“我想不通，我想不通．．．．．．”胡耀邦緊握戰友的手，連連搖頭。按中共《黨章》規定：中共中央由總書記負責召集中央政治局、政治局常委會議，主持中央書記處的工作；黨的總書記由中央委員會全會選舉產生。因此，也隻有中央委員全會才能決定接受其辭職。而他的辭職程式符合《黨章》的規定嗎？真令人費解。在老戰友麵前，這位男兒有淚不輕彈的鋼鐵漢子，情不自禁地熱淚盈眶。此時，他眼前浮現習仲勳在生活會上仗義執言的感人形象。習仲勳是突然接到通知來開會的。他挺身而出，指著到會的部分政治局委員，憤怒地說：“你們這是幹什麽？這不是重演《逼宮》這場戲嗎？這是違反黨章規定和黨的原則的。你們開了這樣的頭，隻會給黨和國家的安定、團結埋下禍根。這是違背黨心、民心的，我堅決反對你們這種做法！”常言道：行成於思而毀於隨。胡耀邦悔恨交加。他悔恨自己無防人之心，遇事未三思而行，說話隨口而出，以致動輒得咎，授人以柄，被迫匆忙辭職，連自己的檢查也未及慎重考慮；他後悔不該在未經深思熟慮便急於向鄧小平寫信要求“退下來”，他更後悔不該坦露真言，單槍匹馬地勸鄧小平退休，這是自己“七分天真，三分幼稚”的表現。有人在胡耀邦的“檢查”中做手腳他向老部下、有莫逆之交的馮征傾訴苦衷：“我的報告送中央後，有人藉辭職報告落井下石，對我進行誹謗，以‘生活會’為幌子，誣我想當軍委主席，逼小平同誌讓位。我早就對你說過，我並不想當軍委主席。我過去在軍隊中是一個兵團級幹部，按授銜不過是個中將，軍隊中授予上將的多得很，我有自知之明。這個問題我也親自對小平同誌講過。唉，不由分說．．．．．．”胡耀邦講著講著，聲淚俱下。馮征不禁對老首長油然而生憐憫之情，安慰道：“耀邦同誌，我深信你一定會像平日教導我們的那樣，永遠相信曆史是公正的，人心是公正的。” 身處逆境見真情。胡耀邦下台後，老下級、原中央黨校副教育長吳江特地去看望“閉門思過”的老上級。一見麵，吳江沒安慰幾句，胡耀邦就坦誠地直吐心曲：“我有兩個想不到：一個，想不到我能登上這樣的高位；一個，想不到我會犯這樣嚴重的錯誤。”吳江不以為然地插話道：“高位未必真高，錯誤也未必如此嚴重。還是讓曆史去說話吧！曆史將會怎樣評價，我們可能也想不到。率先撥亂反正、批判‘兩個凡是’、平反大批冤案、促使老人退休，以及打開改革的大門等等，無一不是擔風險的事、得罪人的事，你首當其衝。你為此登上總書記的高位，亦為此而付出了代價。…你不是常說，公道自在人心嗎？至於你的檢討……”話音未落，胡耀邦馬上接著說：“謝謝你們的關心。那次檢討我沒有很好考慮，事先也沒有同家裏人商量。至於最後黨內下發的那份檢討，下發前並未送我看過。”吳江感到驚愕，黨內民主竟如此遭到踐踏，便無限感慨地說：“那是有人做了手腳。聽說中央已察覺了這個問題，作了嚴厲的批評。後來撤銷中央書記處研究室這一機構，看來與這事有關。”--------------------鄧小平的檢討書 主席： 　　前天，（八月一日）我第四次同全體職工一塊，聽了 關於林彪反黨反革命集團陰謀叛亂的罪證，和關於陳伯達反共份子、托派、叛徒、特務、修正主義份子的曆史材料，使我更加感到，如果不是文化大革命和廣大深入的群眾運動這麵無比巨大的照妖鏡，這樣迅速地把這幫牛鬼蛇神的原形顯照出來，特別是如果不是主席這樣從他們的世界觀以及他們的政治觀點和陰謀活動，及時地查覺出他們的反動本質和極大的危害性，並迅速地把他們暴露於光天化日之下，如果一旦他們完全掌握了黨和國家的最高權力，那不但我們的社會主義祖國會變到資本主義複辟，而且會使我們的國家重新淪入半殖民地的地步，更不知會有多少人頭落地。沒有疑問的，那時，革命的人民和真正的共產黨人最終會起來把他們打倒，恢複無產階級專政和社會主義製度，但是這要經過多長的痛苦的曆史反複啊！言念及此，真是不寒而栗。偉大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在打倒了劉少奇反革命的資產階級司令部之後，又打倒了林彪、陳伯達這個反革命集團，再一次為黨和國家消除了最大的危險，使我不禁歡呼文化大革命的偉大勝利，毛澤東思想的偉大勝利。 　　 對於林彪和陳伯達，我沒有什麽重要材料可揭發，特別是對於他們的曆史我一無所知，隻能回憶一下平時對他們的感覺。 　　 對林彪，我過去覺得他很會打仗，我不相信什麽百勝將軍，不打敗仗的將軍是沒有的，事實上他也不是每戰必勝的，但認為他畢竟是一個軍事能手。他的沉默寡言，我也覺得是一個長處。在曆史上，我知道他犯了兩個錯誤，一次是在長征時，他同彭德懷搞在一塊，反對毛主席的領導，他曆來標榜自己是反對彭德懷的，但在這樣非常困難的關頭，卻同彭德懷結成同盟，搞秘密串連，如果沒有主席的威望和堅強的領導，不知會成什麽局麵。再一次是抗美援朝，這也是一個嚴重的政治關頭，他又出麵反對主席的極端重要的政治決策，並且拒絕到朝鮮作戰，按說他是比彭德懷要適當的人選，而他竟拒絕了，在實質上說，他是怕美國，不相信會打敗美帝，不相信自己的正義立場和自己的力量。這兩件事，一直到八屆十一中全會，在大家的自我批評的空氣中，他才輕描淡寫地說了一下。 　　 在全國解放後，我從一些事情中，逐漸覺得他是一個懷有嫉妒心和不大容人的人。這我是從他對羅榮桓、劉伯承等同誌的態度中看出的。劉伯承同誌在軍事學院的教學方針中是有缺點和錯誤的，批判是應該的，但是林彪和彭德懷一塊，對劉的批評不是與人為善的，林在軍委擴大會議上的講話更是聲色俱厲的，他們甚至說劉在二野沒起什麽作用，似乎隻有我在那裏起作用，當時我曾為此說過，沒有那樣能夠很好合作的司令員，我這個政治委員也起不了什麽作用的（我記得在常委也說過），對我這個態度，林彪當然是不高興的。羅榮桓同誌同林彪是老戰友，按說他們應該是很好的，羅榮桓同誌為人的樸實、誠懇和厚道，是大家所知道的，羅在幹部中是很有威信的，林彪就說過，四野幹部有事都找羅，不找他。記不得是在一九五幾年，羅榮桓同誌曾指出林彪在宣傳毛澤東思想中，隻強調老三篇，是把毛澤東思想庸俗化，林彪非常不高興，從此對羅的關係很壞。至於對賀龍的關係，大家是知道的。 　　 對於羅瑞卿問題的處理，我是有錯誤的。在羅瑞卿問題出來前，我一直認為羅瑞卿同林彪的關係是不會壞的，我一直覺得羅是林的老部下，羅當總長又是林推薦的，應該沒有問題，所以，當一九六六年初（一九六五年十二月）林彪提出羅瑞卿問題時，性質是那樣嚴重，我的感覺是很突然的。而在葉群向我敘述羅瑞卿如何反對林彪，如何企圖奪權時，又夾著一些羅如何輕視我的話，我聽了並不舒服，我總覺得其中包含了一些個人的東西，在方式上多少帶一些突然襲擊的性質，這多少影響我在處理羅的問題犯下那樣不容寬恕的錯誤。 　　 對於林彪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現在看來，他的確是為的打著紅旗反紅旗，是準備奪權、顛覆無產階級專政、複辟資本主義的步驟，但是過去我一直認為他抓得對，抓得好，比我好得多。我過去的最大錯誤之一，就是沒有高舉毛澤東思想的偉大紅旗。但是，過去在兩點上我一直是不同意的，一是林彪隻強調老三篇，多次說隻要老三篇就夠用了，我認為毛澤東思想是在一切領域中全麵的發展了馬克思列寧主義，隻講老三篇，不從一切領域中闡述和運用毛澤東思想，就等於貶低毛澤東思想，把毛澤東思想庸俗化；一是總感覺林彪的提法是把毛澤東思想同馬列主義割裂開來，這同樣是貶低了毛澤東思想的意義，特別是損害了毛澤東思想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和反對國際修正主義運動中的作用，我從阿爾巴尼亞同誌的態度了解到這一點，我是讚成強調毛澤東思想對於馬列主義的繼承、捍衛和發展作用的。 　　 對於軍隊建設，我過去一直肯定林彪在這方麵的作用。過去我隻覺得他在強調人的決定因素的時候，忽略了軍事技術和戰術的訓練。林彪多次說，隻要人不怕死就會打勝仗，這是正確的，又是片麵的。在文化大革命中，我見到“毛主席締造的、林副主席直接指揮的”這樣的提法，覺得有點刺眼，隻覺得這是提高林彪威信的提法，不敢有別的想法，現在原形畢露，才恍然大悟了。 　　 對於陳伯達，他的曆史我一無所知，甚至在延安寫的三民主義概論我也不知道。我對陳的印象是，這個人很自負，很虛偽，從來沒有自我批評。他會寫東西，我從來沒有聽到他讚揚過別人寫的好東西。對於能寫的別人，他是嫉妒的，例如對胡喬木。他經常的口頭禪是“我是個書生，不行”，這就是他唯一的自我批評。他看不起沒有他參與過的文章或文件。如果他提出過什麽不正確的意見，而後來被批判了，他不再說就是，從來沒聽他說他在那件事搞錯了。例如，他對工業七十條說過不好，他究竟對哪些不同意呢？沒聽他說過。我隻知道他在工業方麵提出了兩個主張，一個是搞托拉斯，一個是要搞計件工資製。搞托拉斯，我們試驗過，這意味著工業的更加集中，對於發揮地方積極性的方針是有很大矛盾的。搞計件工資製（他為此專門在天津搞了個調查材料）是意味要進一步地搞物質刺激，這肯定不如“計時工資與計件工資相結合”的製度好。以後他不說這兩個東西了。因為他提出七十條不好，中央曾指定他負責修改，後來我還催問過他幾次，他始終遲遲不搞，不知他葫蘆裏賣的什麽藥。寫批判蘇聯修正主義一批文章時，由於是在康生同誌那一個班子寫的，陳伯達一直沒有興趣參加。隻在搞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二十五條時，由於指定他主持修改，才積極起來。總之，這類的事，還有不少，隻是細節記不起來了。陳伯達多年沒有主持過什麽工作，對他這樣一個握筆杆子的人，總要原諒些，所以我對他的印象隻是一般的。至於他在主持文化大革命中的事情，特別是九屆二中全會的事情，隻是在聽了中央文件的傳達後，才知道像他這樣一個壞蛋，以往那種表露不是什麽奇怪的。 　　 主席知道，林彪、陳伯達對我，是要置之死地而後快的。如果不是主席的保護，我不知會變成什麽樣子的了。 　　 我同全黨全國人民一道，熱情地慶祝在摧毀了劉少奇反革命資產階級司令部之後，又摧毀了林彪反黨反革命集團的偉大勝利！ 　　 關於我自己，我的錯誤和罪過，在一九六八年六七月間寫的“我的自述”中，就我自己認識到的，作了檢討。到現在，我仍然承認我所檢討的全部內容，並且再次肯定我對中央的保證，永不翻案。 　　 我曆史上最大的錯誤之一，是在一九三一年初不該離開紅七軍，盡管這個行為在組織上是合法的，但在政治上是極端錯誤的。 　　 在抗日戰爭時期和解放戰爭時期，我基本上執行了毛主席的正確路線，當然也犯過一些個別的錯誤。 　　 我另一個最大的錯誤，是在到北京工作以後，特別是在我擔任黨中央總書記之後，犯了一係列的錯誤，一直發展到同劉少奇一塊推行了一條反革命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總書記的工作，我作得很不好，沒有及時地經常地向主席請示報告，犯了搞獨立王國的錯誤。在六○、六一年困難時期，我沒有抵製三自一包四大自由等資本主義的歪風，沒有遵照主席指示抓好三線的基本建設，使不該下馬的也下了馬，推延了具有十分重大的戰略意義的三線建設。在工業建設方麵，我主持搞的工業七十條，沒有政治掛帥，沒有把主席的鞍鋼憲法作為指針，因而是一個錯誤的東西。在組織上，我看錯了和信任了彭真、羅瑞卿、楊尚昆這些人。特別重大的是我長期沒有高舉毛澤東思想的偉大紅旗。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揭露我和批判我，是完全應該的，它對於我本人也是一個挽救。我完全擁護主席的話：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是完全必要的、非常及時的。 　　 我犯的錯誤很多，在“我的自述”中交代了，這裏不再一一列舉。我的錯誤的根源是資產階級世界觀沒有得到根本改造和脫離群眾脫離實際的結果。 　　 在去年（一九七一年）十一月我在呈給主席的信中，曾經提出要求工作的請求。我是這樣認識的：我在犯錯誤之後，完全脫離工作，脫離社會接觸已經五年多快六年了，我總想有一個機會，從工作中改正自己的錯誤，回到主席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上來。我完全知道，像我這樣一個犯了很大錯誤和罪過的人，在社會上批臭了的人，不可能再得到群眾的信任，不可能再作什麽重要的工作。但是，我覺得自己身體還好，雖然已經六十八歲了，還可以作些技術性質的工作（例如調查研究工作），還可以為黨、為人民作七八年的工作，以求補過於萬一。我沒有別的要求，我靜候主席和中央的指示。 衷心地敬祝 主席萬壽無疆！ 　　　　 鄧小平 　　　　 一九七二年八月三日 -----------《胡耀邦傳》和紀念胡耀邦 陳利明所著《胡耀邦傳》的第一冊的封麵。(有關人士提供)本月20日是己故中共總書記胡耀邦的九十歲冥辰。胡耀邦八九年逝世以後，中國官方從來沒有紀念過，這位對中國改革開放有重大貢獻的已故領導人，但到近期，不斷有消息傳出，中國當局在本月２０日前後，會舉行多項活動紀念胡耀邦，此舉引起了海內外的高度關注。但與此同時，民間發起紀念胡耀邦的活動，就受到官方幹預。本台粵語組上周報導，剛於十月初在香港出版的《胡耀邦傳》，總策劃向楚新，上月六日在東莞辦事處時，廣東省國家安全局人員突然到訪，查問他有關這書內容近十個小時，要求他阻止這本書的第二集在香港繼續出售，原因是第二集涉及較多敏感內容，又指胡耀邦是中央領導人，他的傳記應由中國政府出版。該書的作者是研究了胡耀邦十多年的湖南洙州市委黨史辦副主任陳利明，陳利明接受本台粵語組訪問時表示，不清楚國安局人員為何這樣做，他認為香港是一個自由法治的社會，出版書籍不應受到中國政府幹涉。陳利明指，大陸很多人都支持他出版這本《胡耀邦傳》，為了撰寫此書，他先後兩次訪問胡耀邦，又采訪了眾多與胡耀邦交往的人，他讚揚胡耀邦是一位了不起的人。為這本《胡耀邦傳》親筆提寫書名的毛澤東前秘書李銳接受本台粵語組訪問時，亦認為大陸當局沒有理由禁止此書在香港出版，香港出版商按香港的法律辦事就可以。此外，李銳認為不管官方是否喜歡，支持胡耀邦的人仍會采用自己的方式紀念這位傑出的已故領導人，他本人己將掉念胡耀邦的文章投稿到北京較開明的雜誌發表。陳利明撰寫的《胡耀邦傳》共兩冊，研究中共黨史的香港自由撰稿人武宜三認為，此書有部份內容，以往甚少人詳細論述，包括胡耀邦的檢討書曾被竄改，他下台後，曾表示過後悔自己不應辭職。武宜三又說，書中不少內容雖已有其他書籍提及，但該書寫得更詳細和深入，作者訪問了眾多與胡耀邦有緊密接觸的人，包括胡耀邦的太太李昭，及曾與胡耀邦一起共事的前北京軍區政委傅崇碧、和前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習仲勳等，得到不少寶貴的資料。此外，由大陸幾名退休幹部撰寫，一共三冊的《胡耀邦傳》，亦由於受到官方幹預，隻有不涉及胡耀邦下台這段曆史的第一冊，獲準在大陸出版。這本醞釀多年的《胡耀邦傳》，作者包括中央黨校教授李公天、前中國記協書記唐非、前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社長張定、社科院近代史所研究員嚴如平，而主編是工人出版社的著名編輯王建勳。作者之一的嚴如平對本台粵語組表示，現時第一卷的審批工作大致完成，當局作了一些刪改，並指定由人民出版社負責，他期望第一卷能趕及11月20日前出版，至於第二、三卷的審批尚未完成，能否出版仍是未知之數。 陳利明所著《胡耀邦傳》的第二冊的封麵。(有關人士提供)對於中國官方今次高調紀念胡耀邦，嚴如平表示不願評論。而研究中共黨史的自由撰稿人武宜三就以“扯大旗作虎皮”來形容當局的企圖，指中共一方麵假裝開放，借助胡耀邦來抬高自己的威信，但另一方麵又害怕開放，控製不了。另一方麵，海外亦有團體發起紀念胡耀邦的活動，一批民運人士正以“人民心中的胡耀邦”為主題，發起徵文活動，準備出版紀念胡耀邦文集。另外，在本月十九日將在紐約法拉盛一家酒店舉行一場有關胡耀邦的研討會八九年後旅居美國的前中國社會科學院馬列主義研究所所長蘇紹智是這項活動的發起人之一，他認為共產黨善變，現階段很難看出胡錦濤今次紀念胡耀邦的真正目，對中共政府，要聽其言，觀其行。香港方麵，支聯會已定於本月20日舉行“紀念耀邦．平反六四”活動，屆時除了有“紀念胡耀邦90冥壽暨八九民運圖片展”，同場還設置民主牆，供市民發表意見，以及舉行紀念耀邦的座談會。胡耀邦1981年出任中共總書記，1986年的學潮後，被指縱容資產階級自由化，被迫辭去總書記一職。胡耀邦於1989年病逝，享年73歲。胡耀邦逝世後，大批大學生和民眾自發前往天安門廣場悼念他，最終觸發了八九民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