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晴:國共紛爭 (全文)

戴晴:國共紛爭(二) ◎寫在前麵　　將來獲準公布的史料一定會證明，台灣的總統李登輝在他任期的後兩年，在非常脆弱、極須所有中國人悉心嗬護的兩岸政局裏，處心積慮地做了什麽。作為局外觀察者，我們隻感到，在1999年，本來有著很令人鼓舞前景的兩岸關係走向，怎麽突然顯得有點蹊蹺、也有點似曾相識——與那過去並不太久（1920-1966）的兩黨間的合合分分與恩恩怨怨。正是在這樣的疑惑中，冒昧提筆為一家電台寫下一係列有關這段曆史的故事，供與我有著同樣的疑惑與擔憂的同胞對照、思索。筆者記者出身，雖然有過書寫“曆史紀實”的經曆，在材料的使用上力求準確可靠，但那敘事的方式卻是夾敘夾議“話說”式的。也就是說，在這從頭至尾覆蓋約半個世紀的敘述中，雖然沒有主觀虛構，但也沒有如學術文章般博引旁證、孤證存疑和出處注釋。　　之所以鬥膽將中國現代化路途上這最重要的一段以說故事的辦法匆匆講來，主要因為近年來發表的文章對我從小接受的灌輸發生極為巨大的衝擊——那套我們在膩煩透頂的同時，也無處不懷著疑慮的灌輸。當零星出現的文章終於使那積年疑慮一點點豁然開朗時，那醒悟的快樂真是無以言喻。接著忍不住想做的，就是與同為蒙昧者的人共享：向身邊的朋友轉述，然後，電台的聽眾。　　故事是興致勃勃地講了，分析也忍不住一路甩出，惹來“商榷”、批判是一定的。在這裏可以懇切奉告的是，無論有多少麻煩，那史實，我敢說不會有太大出入。當然這都是對大量沒有時間翻閱學者專著和原始材料，隻隨便聽聽而得出一個粗略概念的聽眾而言。願意在這一領地紮紮實實作點文章的人，這裏的“話說”隻能算術開個頭，有意進一步研究的讀者可讀楊天石、楊奎鬆、高華、林孟熹等專門家的文章。而筆者的“話說”，也正是讀他們和大批別的親曆者和研究者的文章的結果。說對了，謝謝他們卓有成效的勞動；說的不對的地方，屬於筆者能力和功力上的缺失。　　讓我們共同借了然“史實”而獲得“史識”，從而對如今政客們的表演多幾分“冷眼”，以撫慰無緒與無助的“焦心”。　　◎◎國共紛爭的往事　　在20世紀，國民黨與共產黨，作為中國這一百六十萬平方公裏土地上兩股主導政治勢力，你死我活地或對罵、或對打、或暗中較勁，整整鬥了七十多年——占了這漫長百年的四分之三。　　二十世紀就要過去，兩大勢力依舊積不相能。如果僅就意識形態分歧打打嘴仗也就罷了，但兩邊都在給外國軍火販子大送其錢，購買無疑正是針對對方的殺傷力極大的武器。　　因為鬥的時間太長了，中國人幾乎已經忘記問一問，這“國共”是誰呀？憑什麽我交稅供他們鬥來鬥去？他們怎麽鬥和鬥成什麽結果，和我有什麽關聯？他們或打或和，我有沒有權利過問和怎麽過問？　　國共並非生來就是死對頭。在推翻軍閥專製、重建民主共和國，即所謂“反帝反封建”的鬥爭中，還曾是並肩戰鬥、不分彼此的兄弟。就兩黨的終極目標而言，似乎也都沒有離開過中國的現代化、造福中國民眾之類。無庸諱言，“共產主義”作為一種理念，近十年來已經遭到相當多的人的擯棄，但“中共”不但是中國土地上的一個客觀存在，“中共”自身二十年來，隨著“同誌”二字在社會上越來越“背時”，很多本屬於它的命根子的東西，如階級與階級鬥爭；禁絕私有財產與資本；不準雇工“剝削”等，也已經快要成為曆史遺跡。在這樣的情形下，國共還有什麽好鬥的呢？或者換句話說，還有什麽談不攏的呢？　　現在國共新的一輪會談又已經開始：平平和和地開了場，正緩緩地向縱深和高潮推進。在“非我族類”的老外、或相當一批不諳世故的年輕一代看來，他們又碰杯又聽戲好玩得很，殊不知道米格27與F—16都不是買到家裏供著好看的。　　十幾年前，當台灣《自立晚報》記者第一次到大陸采訪時，海峽兩邊的同行相互間諄諄告誡的，是“萬不可使兩岸民眾的平安幸福，變成政客爭鬥的籌碼”——更況且，平安幸福失去的同時，永遠管不好自己的事情、老是要外國人來調停的中國也失去了大國的威儀與底蘊。不必說年年有貧民與災民等待國際救援，就說數十萬有幸到世界各處走走住住的幸運兒，還有誰拿得出不說漢唐、哪怕明代中國人麵對“蠻夷”時那樣的尊嚴、那樣的氣概？　　在未來的世紀裏，中國的這兩大勢力——它們目前還對平民百姓的生存禍福起著主導作用——到底能不能看清世界走向的大勢態，甩脫沉重曆史包袱，不再以政治孝子自居，岌岌於“繼承毛主席或蔣總統的遺誌”之類，開拓出一個具有新思路、新視野、新做派的新局麵，似乎並不僅僅是汪先生、辜先生，或者江先生、李先生的事。　　明了“國共”究竟怎麽回事，明了他們長達四分之三世紀爭鬥的原委，明了這爭鬥裏麵，哪些是合理成分、哪些是無謂的可避免與可調和的糾紛；以及，在哪些關鍵時刻，由於什麽樣的失誤，使中國人喪失了千載難逢的機遇；又在哪些曆史關頭，發生了什麽樣的力量上、甚至情緒上的失衡，使得本來令人鼓舞的局麵，竟急轉直下又落到令國人百姓膽戰心驚、萬念俱灰的境地……。　　國共紛爭的故事已經過了好幾十年，但似乎是，又要在明天重新搬演。翻翻昨日發黃的案卷，聽聽當年密藏著不可對外人言的故事，在日後兩黨會談的或喜眉笑眼地握手、或立目橫眉對罵裏，早已將政客們的行止了然於胸聽眾朋友會說，瞧瞧，這不是和哪年哪年的哪人哪事一模一樣麽？□　　01毛澤東的自由觀　　據報載，毛澤東和那站在坦克麵前的青年，被美國〈新聞周刊〉列為本世紀具有最大影響的兩名中國人。這實在非常有趣。因為，如果不問所謂“豐功偉績”，隻就內心所崇奉的政治與人生理念，比如自由、平等、人權等等而言，這兩位所代表的，恰成兩端——以強權剝奪個體的尊嚴和自由；或者，為保有內心的尊嚴與自由，不惜以性命相搏。毛澤東對中國的大影響，我想，即使被害得家破人亡的中國人會承認——當然不會是“大救星”、“締造者”等等。那麽，他究竟是一個什麽樣的人呢？某些至關重要的內心理念，一旦掌了權，會不會在具體決策上發生不可估量的作用呢——比方說，毛澤東到底是怎麽看待自由？非常幸運的是，他年輕時和一個一起玩的朋友的一番對話留了下來。1921年的中國，“共產主義”並不如後來那樣，成了寫進法令章程、並不時掛在穿著藍製服的億萬中國人嘴邊的八股。那時候，“共產主義”還是一種紙麵上的美麗述說。當時,毛澤東有一個好朋友，即與他聯手創辦“新民學會”的蕭瑜。毛勸他加入新成立的中國共產黨，並通過革命在中國實現共產主義。蕭瑜當時對俄國的革命已略有所知，二人之間於是有了一場爭辯——　　蕭認為，革命如一輛兩個輪子的車子，如果失落了一支輪子，車子就會倒下並且寸步難移。這兩個輪子就是自由與共產主義。蕭瑜說他“反對資本主義，並且完全同意共產主義的原則；但如果人民受俄式共產主義的統治，這輛車就失去自由之輪”；當時尚不滿三十歲的毛認為靠“提倡自由而達成理想”無非癡人說夢，他說，即使隻有一隻輪子，隻要有足夠的力，照樣能使革命的車子向前：“這種維持一個輪子的力，正是政治鬥爭中不可或缺的要素。如果成功地保持這種力量，這就意味政治是良好的。一言以蔽之，政治實力就是不斷地保持這種力量。”蕭不同意這種說法，認為最應珍惜的，是“經過幾百年的鬥爭流血，中國人所獲得的一定程度的自由”。他認為“如此辛勤得來的寶貝東西，必須加以悉心守衛。”毛反駁他說，“實行共產主義，並不是說人民就沒有自由啦。”但蕭當時好象就預見到了1949年之後的“毛澤東時代”，他說：“自由有好多種。人類所向往的自由與豬所享受的自由全然不同。豬也有自由，隻限於豬欄之內，直到被宰殺。共產主義國家所給予人民的自由，隻是豬的自由。”毛當即舉出“法”這一利器。他爭辯說：“群眾必須受法律控製，每一個人必須服從國家利益。在必要的情況下，他必須自我犧牲以成全國家利益。”我們可以看到，就在他不過是一名有誌的青年的時候，“法”在他的心目中，並不是為保障自由而共同製定的相互製約，已經定型為“上而治人者”的“籠頭與鞭子”。蕭瑜反對他的這一見解，雖然他那時不可能預見到“解放戰爭”、大躍進和抗美援朝，但他根據原理，對沒有限製的權力作出了解釋：“國家的權力太大了，就成了神的化身，而每一個人隻是蒼蠅或螞蟻。如果國家命令某些人去殺死國內的另一些人，他們必須照辦。如果國家要人民吃少一點，人民就必須吃少點。如果國家要人民死，就死。與國家相比，個人就根本不成為東西。”毛認為國家嘛，就不能各行其是。他爭辯說，“共產主義國家必須實行一種新民主。”蕭當時不可能想象出這“新民主”就是後來毛所倡導的“無產階級專政”和“民主集中製”，他隻好以俄國為例：“以俄國的共產主義來說，與其說是新民主，不如說是新極權更為恰當！今天俄國共產黨的領袖們，比中國曆代最暴虐的皇帝還不如。”毛爭辯道：“這不是暴虐不暴虐的問題，而是身為領袖者是否有魄力的問題。”接著抒發起自己的理想：“如果領袖們沒有足夠的權力，就不可能推行他們的計劃。領袖的權力越大，就越容易使計劃實現。為了改革國家，有一些人必須犧牲。”我們現在已經知道，他後來確實就是這麽作的，不必說政治對手和底層百姓，就連他的戰友們，也一個個給犧牲掉了。蕭說：“我不同意犧牲某一部分人以幫助另一部分人的原則。更不同意犧牲每一個人以使未來的世代獲得一種虛無飄渺的遠景。”毛反駁說：“如果我們斤斤計較這些小事情，社會革命的理想一千年也不會實現的! ”蕭說：“如果我們能在一千年內進入理想的社會，就應該心滿意足了。”具有雄才大略的毛澤東則說：“我佩服你有等待百年千年的耐心。我十年也等不及。我希望明天就達到目的。”　　三十年之後，他的目的果然達到了。但給中國百姓帶來的又是什麽呢？　　02老漁洋裏2號——從根上就不正　　論者常把1921年7月，有毛澤東、張國燾、陳公博等12名青年在上海開的那次“全國一大”作為共產黨的初創。似乎是，一批先進的、覺悟了的青年聚到了一起，定出綱領章程，選出了自己的總書記。　　要真是這樣倒好了。　　中國這株千年老樹不是抽不出枝椏，但自由、人權、民主等絢爛之花，起碼自那時以來，不過是從外邊摘下，擺在那裏或讚歎不已、或評頭品足的。1921年的中共“一大”，應該說，聚到一起的青年，還沒有像它已經奪得全國政權、特別是改革後的今天那樣，明著暗著、或多或少出於功利目的。即便如此，早在它“一大”之時，中共目前最要命的問題，比如政黨與國家的關係、執政黨與它治下的百姓的關係等等，已然早早埋下。　　七十多歲的中共，剛剛召開了它的十五大。每次會議，包括萬分緊急的“八七會議”，都要履行投票等等程序。但這不過是做給外人和普通黨員看的。實際上，次次代表大會，在正式宣布開會的那一刻，所有棘手問題早已經在下邊爭論完畢；種種安排、包括最要命的人事安排，都已經作出；連“即將選出”的人都已經坐在了主席台適當的地方。比如共產黨曆史上最著名的“七大”，就把代表招到延安，“籌備”了好些年頭，直到毛澤東認為他有了足夠把握絕對控製一切的時候。 　　那麽“一大”是由誰和如何安排的呢？　　近年來，學者們一直在探討，清末民初以來，好好的一場思想啟蒙，也就是常說的“五·四”運動，怎麽剛剛開了一個頭，教育普及、產業開發都還處於極其艱難的開創階段，一個不僅紀律嚴苛、思想統一，還以階級鬥爭為號召的黨就建起來了。這個中國千年宗法社會全套家當的承接者宣稱信奉共產主義、以馬列為師，算是站到了當時潮頭之上。但組建共產黨究竟為什麽？若說為了中國最為迫切的均貧富和現代化，換句話說，為促進社會安定繁榮、培育社會成員的自由精神與獨立意誌等等，考察共產黨的宗旨和後來的作為，似乎一條條都與這些基本要素背道而馳，怎麽回事呢？　　這就不能不使我們再往前從根子上作點探究。　　“一大”召開前一年，按照中共史家的說法，已經有若幹個“共產主義小組”分別在北方和南方活動，鼓動者是當時具有相當威望的學者李大釗和陳獨秀。一直處於中央集權與儒家思想雙重桎梏下的中國究竟要什麽，李陳二位不會一無所知；那麽究竟是什麽因素起了作用，使他們脫出了當時相當活躍的思想學術界，作出成立中國共產黨這一偏狹激烈、卻看來“能成大事”的抉擇？　　這就是我們今天要說的一次不大為中共史家所注意的、發生在中共正式成立一年多以前的上海老漁洋裏2號聚會。　　“五四”運動之後，遭到逮捕又被保釋出獄的陳獨秀，於1920年2月間避難上海，住在老朋友柏文蔚老漁洋裏2號的公館裏。常常去那裏談天的，是當時一批思想先潮人物，包括後來的國民黨“元老”邵力子、戴季陶；共產黨早期的理論家、而後脫黨又慘遭軍閥殺害的李漢俊；正在上海編輯著當時中國最活躍的三大副刊之一的張東蓀；還有後來在“新中國”以茅盾之名而位居文化泰鬥之位的沈雁冰、因為當漢奸而被處決的周佛海、以及遭暗害、遭刨墳、至今仍是謎一樣的“大少爺”沈玄盧等。這一批後來政治道路完全不同的人，之所以聚集到老漁洋裏，正如中國任何時代（當然不包括中共統治）具有使命感的青年知識分子一樣，不過在熱切地討論問題：有爭論和分歧，但隻限於思想和言論。　　就在這時，俄國人維金斯基夫婦到來了。　　他是拿了李大釗的介紹信去見陳獨秀的，名義是蘇聯《生活報》記者。他先是觀察大家，而後介入討論，提出關於整合三大報(《新青年》、《星期評論》、《時事新報》)等等設想。當時沒有人特別注意，隻是後來回想起來才弄清楚的是：這名蘇共黨員一直在作無形引導，並逐漸把“自己”的意見談了出來。他認為：中國現在的新思潮，雖然澎湃，但是第一太複雜，有無政府主義、工團主義、社會民主主義、基爾特社會主義，五花八門，沒有一個主流，遂使思想界成為混亂局麵；第二，沒有組織。作文章、說空話的人多，實際行動卻一點都沒有。這樣是絕不能推動中國革命的。他的結論是：必須組黨，具體說，就是中國共產黨。　　這想法一出，大家幾乎一致讚同。後來的“反共理論家”戴季陶當時很激動，說幹就幹，立即幫同起草了《中國共產黨黨綱》（他的這一態度事後被孫中山罵了一頓，戴隻好表示以後“無論如何一定從旁讚助，現在暫時退出”。）《時事新報》主編張東蓀是當時唯一一名堅決反對者。這位後來先是成了毛澤東的座上客，旋而又成階下囚的哲學家堅持認為，大家聚在一起隻作學術研究；他反對組黨，更反對在工業落後的中國實行階級鬥爭。這種“消極撤火”的態度在當時的那個場合無疑於背叛，當然沒人理他。老漁洋裏2號這一聚談場所從此讓給了堅定分子，後來幹脆轉租給共產國際遠東部——這時大家才弄清維金斯基的真實身份：他是攜帶著第三國際的命令和經費，到中國來組建支部的。　　這次聚會之後，《共產黨》月刊開始秘密發行，各地的共產主義小組紛紛成立，毛澤東等摸索改造舊中國的青年正式登上曆史舞台。　　中國共產黨，從根上就不正，恐怕難於諱言吧。　　03 兩個主義　　已經離任的最後一屆港督彭定康說到亞洲危機與中國改革的關係時，有一番精彩論述。他認為，中國如果再不進行政治改革、讓民眾有機會“透透氣”的話，經濟改革已經很難再上一個台階。他說：“我就不信列寧主義與資本主義能那麽含混不清地並行不悖。”　　非常自然地，聽到這話，我們會聯想到鄧小平在六四鎮壓之後一片肅殺中，為挽救他瀕危的改革，說的另外一句與肥彭的意見相反的話。他說：“隻要維持經濟增長，管它姓‘資’還是姓‘社’。”（後來又說“發展才是硬道理？”好啦，有了他這兩句話，1992年之後，一片片農田被開發商“圈”起；一座座豪華大廈拔地而起；鄧家的和別家的共產黨員們也都不失時機地富了起來……，終於到了今天——貧富懸殊、環境破壞、貪贓橫行、道德淪喪。它們姓“資”還是姓“社”？　　但不同的主義與信仰本可以同時存在於一個國家與一個社區的——這是人類自共同生存、相互影響與相互製約以來，最主要的經驗與教訓。這並存是有條件的，就是我們常說的自由主義精神：它不僅是一切製度與規章建立的根本，也是製定與遵守這些製度規章的人們的生活態度。於是我們知道，原來老鄧的“先富起來”和“姓‘資’姓‘社’”裏邊少了東西：他的“資”是隻有由社會主義權力轉化出來的資本，而沒有監督資本發生、維持資本運作的自由與法製精神。也正是在這裏，肥彭給出了他否定的結論。　　這又使我們想到了1924—27年間，理想與信念不同的國共兩黨的合與分——它們合的初衷，是希望在近期政治目標一致的情況下利用對方、壯大自己（這無可非議）；但在它們決定分的時候，缺乏現代社會與現代政黨意識、一味置對方於死地的弊端就顯露出來了。　　孫中山去世不久，一批從一開始就與共產主義積不相能、被史家稱為國民黨中“極右派”的人，曾繼“彈劾共產黨”之後，再提出召開會議，由多數決議，將共產黨清除出去。無論他們如何事先密謀、如何“總理屍骨未寒”就動起手來，其做法平心而論都沒有什麽不正當；甚至可以說，雖然脫胎於同一個中國社會，卻比較懂得，共存於世的兩黨，無論合作還是競爭，包括最後破裂，都要有規矩。可惜當時共產黨和國際代表運用計謀，使“費厄潑賴”(fair play,魯迅譯詞) 會議沒有開成——光明正大地解決紛爭遂成泡影。　　接著，戴季陶開始發表被說成是“總理去世之後跳出來從理論上反共”的文章。戴氏的《孫文主義之哲學基礎》等等在今天看來，固然算不上什麽著作，但他“有話公開說”的做法是光明的。共產黨在當時若是有本事，把自家法寶“打倒土豪劣紳”論證為“三民主義”的組成部分，並為兩黨所采納，也能服人，包括令後人欽佩——可惜未見嚴肅的、達到學術水準的討論。也可以說，以知識人為主體的共產黨，並沒有將自己當時最擅長的理論探討發揮出來。緊接著，中山艦事件爆發。這本來是一件算不上策劃周密的事端製造，可惜兩黨內部的主要派係，對那類“該出手時就出手”的流氓（蔣介石）同樣敬畏，都不敢不引為同盟軍，不但裝作視而不見，還繼續加強對他的支持來討好他。1925-1927的局麵遂變成台麵上不作爭論（理論探討），台底下倒動作起來。我們後來一直奉為瑰寶的“痞子運動”經策動，在農村迅猛發展起來。可惜直到今天也未見有學者對澎湃、韋昌輝、？？？等進行比較研究。　　回想“大革命”時期兩黨合作的曆史，共產黨究竟作了什麽，使得國民黨不但非把它排擠出去，還非要趕盡殺絕不可呢？從新發掘出的曆史案卷裏，我們知道，“友好”、“合作”，甚至“服從領導”、高喊萬歲，都是權謀。中共從來沒有放棄過列寧主義，即通過武裝鬥爭奪取政權、實行無產階級專政。就在中華民族處在最危機的1938年，被說成太右傾、太靠攏國民黨、“一切經過統一戰線”的王明，心裏真實的念頭，仍舊是“我們是中國的主人，中國是我們的。……將來的國共關係破裂，是革命與反革命的分裂，使國民黨內革命分子到我們領導下，使右派最後滾出去。”　　看來，如果並存的、共赴大業的政治勢力領袖人物如此不具現代政黨的風範，任何屬於權宜之計的宣言都是靠不住的。　　04 好合惡分　　人們一般以為，國共破裂的根子在意識形態——在一係列政治觀念上的根本衝突。這其實是官方史家的欽定說法。不管這一說法可以舉出多少以後的紛爭加以認定，卻無法解釋為什麽在1926年，在親密合作了五年之後，這兩個名聲不相上下的激進革命黨突然反目。　　原因其實很簡單：到了1926年，國民黨已不再需要共產黨員為他打場子、做苦工了。這個一直為西方所忽略的革命黨，不但規模初具、有了自己的政府和軍隊，還與北方強國蘇聯有了正式和穩當的政府間的聯絡。不過，不可忽略的是，如果共產黨人在國民黨裏僅僅做苦工也就罷了；事實是，這批激進學生出身的理想青年，對國民黨的介入不僅越來越深，掌管的部門也越來越多，影響與威望快要到一發而不可收拾的地步。而如果國民黨內的左派進一步與共產黨聯手，恐怕就沒有以軍事領袖為頭目的蔣介石“右派”們什麽事了。　　蔣介石日本武備學校出身，到1926年，他搞掉對手的方式也是日本式的，正與我們後來所熟知的“九·一八”事變及“七·七”事變那樣：製造一個事端，然後對當事者栽贓——這就是那年3月的中山艦事件。有了“證據”，將共產黨排擠出去的“整理黨務案”順理成章出台，蔣介石從此大權獨攬。蔣在國民黨內的反對派當然不會完全同意——我們以後會看到，國共兩黨的分分合合，一直伴隨著兩黨內部的不同意見——作為鞏固他的獨裁統治的一部分，他沒有對自己的“同誌”讓步，而是再逼一步，把事情再做絕，以達到同時鏟除內憂與外患的目的。　　這就是中國曆史上堪與八九“六·四”比醜的“四·一二”屠殺：蔣介石槍口對著的，不是對方的槍口，而是天真地幫他、信賴他、歡迎他的人（筆者在這裏想特別強調的，此類場合的犧牲者極少政治領袖）。此時與共產黨決裂的，不過是國民黨中的右派。左派由於痛恨這一做法，不惜另立政府，繼續與共產黨合作。小說家茅盾對這一時期作了生動的描繪：浪漫的革命黨人——他們多半都在共產黨裏，國民黨人反倒顯得務實和服從——前程渺茫與彷徨無依，不知該死還是該活，該愛還是該恨。　　好在這樣的日子隻延續了三個月，到了7月15日，左派——其頭目是汪精衛——也公開宣布與共產黨分道揚鑣。汪精衛雖然後來以“漢奸”之名被釘牢在曆史的恥辱柱上，但他確曾是孫中山最信賴的助手，在當時也極孚眾望。但剛剛和陳獨秀作了“聯合宣言”，怎麽說翻臉就翻臉？此外，共產黨就那麽沒有腦子麽？給人家幫忙就那麽死心塌地，連同伴的鮮血都不能讓他們醒悟？　　當然不是這樣。所有這些變故的根子都在兩黨（特別是共產黨的）的太上皇：第三國際。　　共產黨的成立，來自國際命令；表麵給國民黨打工，借機發展壯大自己，也來自國際命令；大屠殺之後，與國民黨左派更密切合作，同樣是國際的命令——當時共產黨為了表示自己的誠意，連最後的幾支學生隊的槍都交出去了。為了爭取最後一個“友好軍閥”吳佩孚的同情，在那裏當秘書的共產黨員鄧小平可是一點後來的氣派都不敢有……但所有這些委曲求全在國際的又一個命令裏化為灰燼。7月14日，莫斯科突然來了訓令：中共全體黨員必須堅決與右傾投降的機會主義作鬥爭，自己成立五萬紅軍，並設立革命法庭審判反動的國民黨。更為奇特的是，這個本來對黨內的訓令，竟糊裏糊塗地交到了汪精衛手上。　　所有這些，加上左派將領唐生智、張發奎的最終掉頭而去，共產黨已經沒有別的路可走。由此可以推斷，被後世史家讚美為“曆史上光輝一頁”的“八一”南昌起義，絕沒有那麽豪邁從容。待到兩黨都有了軍隊之後，投入150萬兵力的“中央蘇區圍剿反圍剿”登場，終於把宋代昌盛繁華的江西，殺得半個世紀都緩不過來。□　　05 南昌起義　　近年來，人們已經越來越多地談論毛澤東的功過。不少人持這樣的觀點：老毛再禍國殃民，敢於和洋老板第三國際頂一頂的，也就是他了——比如打解放戰爭；比如後來的連珠炮般的《十評》……。這樣說未嚐不可，但忽略了一個史實：在1927年7月底緊急時刻，最早、在最重大的事情上“違抗”第三國際命令的，不是毛澤東，而是後來以威望高權勢大、卻表現得特別謙和忍讓的周恩來。　　這就是大名鼎鼎的“八一”南昌起義。　　禦用史家有時候也真夠可憐的：既要討好當前大權在握的主人，把他的夙敵和盟友按“既定方針”塗抹；又要照顧到當時實際發生的事情，太離譜總說不過去。“八一”南昌起義就讓他們為難了好幾十年。　　當時中共的領導人（中央常委）是在1927年7月12日緊急時刻由國際突然“宣布”的，共有五位：張國燾、張太雷、李立三、李維漢、周恩來，這是自中國共產黨成立以來第一次沒有了以學識和膽識而居於領袖地位的“老頭子”陳獨秀。接著，曾經嚴厲斥責“極右派蔣介石”，並且還開除了他的國民黨黨籍的汪精衛，最後宣布分共——中國的所謂“大革命”宣告失敗。後人或許以為，道不同不相與謀嘛，分手就分手，各自繼續努力不就得了？但我們從史料上知道，政客們並不作如是想：三天之後，這五人中的四人即按照當時國際的原則作出決定：對國民黨再不能以委屈求容納；以當時手裏僅有的部隊，暴動。　　所謂手中僅有的堪稱正式部隊者，其實就是張發奎第四軍下邊的一個師——葉挺師。師長葉挺當時並不是共產黨員，剛從北伐途中緊急調回保衛武漢。作為具有常識的軍人，葉挺是不同意這麽幹的。剩下的所謂賀龍部隊，今天我們已經知道，實際上是一支很難說清的由或土匪、或暴民拚湊起來的雜牌軍。正是這樣的根底，決定了賀龍對南昌暴動的態度：堅定積極地支持。他從而榮任總指揮。　　南昌暴動的領導者是領受了國際指示的共產黨，即周恩來為首領的“前敵委員會”。它成立於7月26日，即起義前五天。然而，就在指揮者已經潛入南昌、起義總指揮部已經成立箭在弦上不得不發的時候，中共政治局常委四人之外的第五人（張國燾）又帶來國際命令：“不要蠻幹，停止一切行動。”三十歲的周恩來再有涵養、再知道國際的利害，這命令也難於服從了。終於，到了8月1日，所謂“全殲國民黨守敵，打響了武裝反抗國民黨反動派第一槍”的南昌起義爆發。　　後世禦用史家使用的詞語再輝煌；後世禦用藝術家對此事的渲染再“令人信服”（我們都記得那幅有名的一批身著灰軍衣、臂係紅布條的青年軍人圍著馬燈策劃的油畫）；後來發展起來的百萬大軍再為自己的這“第一槍”而驕傲，都無法掩蓋以流血的方式來解決意識形態紛爭給中國帶來的災難。事實上，對生命的無視立刻就開始了：南昌起義軍一路南行，戰士和下級指揮官幾乎犧牲殆盡，高級指揮官活了下來的四處逃遁，最後，在極端困苦的環境中，同時發動的幾個暴動的殘存人馬，以當時盤踞在井岡山的山大王為依靠，鐵下心來以武裝割據的辦法求得政治上的發展。　　從此，曾經是親密革命戰友的國共雙方，成了各自“鋼槍在手”的夙敵。中國也開始了史家所稱的“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這一時期，雙方動用的兵力是150萬，到了所謂“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在有了飛機和大炮的情況下，雙方動員了800萬兵力。如今海峽兩岸已經各自有了導彈、原子彈乃至中子彈，我們平民百姓所麵對的究竟是死傷無算並徒遭外人恥笑的“第三次國內革命戰爭”，還是高水準的、以國計民生為前提的“第三次國共和談”呢？□　　06八一建軍節　　建軍節又要到了。據說目前軍營裏多唱流行歌，但在60至80年代，則有一支長唱不衰的“主打”歌，開頭的一句就是“雄偉的井岡山，八一軍旗紅……”。當年所有的人都跟著唱，包括筆者本人，卻沒有人想到問一問，井岡山時期打的旗子上，有“八一”字樣麽？“八一”與井岡山究竟什麽關係？文革時候的紅衛兵為什麽打出“滅八一、樹井岡”的口號，最終沒有弄成的原因又是什麽？　　槍杆子是共產黨的命——這是我們早已熟悉的命題。但一開始並不是這樣，有文字記載的是，直到1920年收到身處巴黎的蔡和森寫來的那封著名的信之前，毛澤東都主張並身體力行漸進的社會改革；抗戰勝利前夕，這位有了百萬正規武裝的革命領袖仍公開宣稱，共產黨希望通過對掌權的國民黨進行合法鬥爭來改造社會——這不是百分之百的謊話，因為早在20年代，它（包括1924年之前的毛）確曾打算先幫國民黨反帝反封建。至於收拾資產階級，那是以後的事——至於“以後”到什麽年月，倒是從來沒有說清過（已經知道的事實是，50年代把正牌資產階級收拾了一陣之後，90年代正忙著從共黨權力圈子中分蘖出土造資產階級來。）但在槍杆子上，正如我們現在已經知道的，安徽秀才陳獨秀，和湖南學生毛澤東一開始是玩不過上海青皮出身的蔣介石的，何況還有共產國際為了蘇聯的利益“翻手為雲覆手為雨”。　　身為政黨而拿起槍，本不合現代社會規矩。但是在隻有武力才有發言權的近代中國，共產黨被逼到了“我不殺你一準被你殺掉”的地步，也不得不行此下策了——這就是幾乎已經叨念爛了的1927年“八一起義”的故事。從那時起（其實用不著從那時，中國自有民國幾乎事事如此），政治家和職業軍人一直攪成一團，從沒有分清楚過，隻看1949年開國時，“戰功卓著”的高級將領們怎麽一攬子全進了中央人民政府。毛澤東先是拿到軍權，然後才是黨權和他頂不在行的行政權——而那命根子軍權，1935年之後就沒有放過。以開明和開放著稱的鄧小平“退休”了好幾次，最後遲遲讓出的位置，正是黨中央軍委主席。總之，正如眼下國人所說的：“什麽時候黨指揮過槍？從來都是槍指揮黨——而後是指揮國家”。今日江澤民班子破天荒第一次政治局常委中沒有軍人（也沒有軍人出身的和與軍隊有著深厚淵源的人），不知這現代國家最基本的要素之一，能否在“第三代”出現。　　不可否認的是，繼承了宗法社會全部觀念，且民族危難頻乃的近代中國，軍人，從本質上看，那大致的兩類還是可以粗粗分辨的：職業軍人和暴動領袖。前者如蔡鍔、葉挺、劉伯承；後者如張作霖、高崗、王震。職業軍人最基本的條件是現代軍校出身，絕無終生幹政的愛好；後者則尊奉中國數千年來天經地義的“老子打天下坐天下”模式。　　熟讀《資治通鑒》的毛澤東，玩弄起僚臣來，可謂遊刃有餘。與當年廉坡藺相如故事如出一輒，50年代初，高崗口口聲聲“咱們老紅軍受壓”，對劉、周、鄧一幫讀書人橫挑鼻子豎挑眼。毛不念陝北收留的舊恩，為迫在眉睫的經濟建設，迎頭給他一棒。但讀書人，特別動不動就強調民主、法製與現代化的同誌們，對毛澤東骨子裏以共產為名義而行的集權統治而言，其實是比高崗輩危險得多的敵手。　　1953年斯大林去世，1956年蘇共召開“二十大”批評“暴君”，一息自由民主氣息從鐵幕後透出。多年追附驥尾的中共該怎麽辦？不說幾十年來事事仰承鼻息，那“暴君”模式，也帶著全部中國特色牢牢地生了根。現在老大哥招呼也不打一個自己就“修”起來了！毛澤東的應對策略是“以蘇為鑒”，把延安整風時候的文件再拿出來學習——後來發展為我們現在已經知道的“反右”和“反右傾”。對政權的強大支柱軍隊呢？是絕不觸動，還是借機修理一番？　　作為標準的職業軍人，劉伯承1949年以來，雖然名義上也有黨內的位置，但他顯然沒有幹政野心，一心想做的，還是軍隊建設。具體說，就是軍隊的專業化與現代化。而專業化與現代化，並不是單單裝備上“鳥槍換炮”即了事，而是一係列的建軍原則、條例條令，包括與“支部建在連上”等井岡山箴言直接相抵的“單一首長製”、“軍內政治機構壓縮和政工人員的改行”等等。　　始於1956年，到1958年終於推到前台的“軍隊反教條主義”鬥爭，表麵上看沒有反右反右傾等那麽轟轟烈烈——甚至至今沒有多少人知道，也不大為史家提起，但從原理上、從打擊的對象上分析，對中國未來的損害，則不在其他政治運動之下。因為，這個持續了大約三年的“軍隊反教條主義”鬥爭，打擊的實際上是劉伯承、蕭克、李達等具有職業軍人傾向的高級將領，從而使得“槍/黨集權”到了和平時期仍可一如既往。鬥爭總要有口實，這不難，沿用延安時打擊讀書人的“照搬教科書、馬列教條和軍事學院教材”即可。打手呢？老於此道的康生無此威望，靠誰呢？　　當時彭德懷正在國防部長任上。從井岡山時候起“老彭就是老毛的人”，一直是黨內共識。所以，責無旁貸地，老彭三下五除二就把“軍內教條主義”給解決了，罪名是“把正規化現代化同我們在長期革命鬥爭中建立起來的黨的領導和這種工作對立起來，當作全麵的建軍方針”。　　建軍節仍定在八月一日，這無甚大礙，因為中共內部南昌起義派職業軍人，在與“打江山坐江山”暴動領袖並肩戰鬥數十年後，心中殘存的一點點現代化正規化意念，在迎頭棒喝之下已抬不起頭。其結局是，一批軍校包括黃埔軍校出身的上將受到嚴厲批判；蕭克李達調離軍隊；劉伯承辭去職務，從此三緘其口。　　雖然也進過軍校、但不屬於八一南昌起義群的彭德懷出頭做下此事，最大的可能是出於對毛的愚忠；也不排除派係嫉恨和自身不具現代意識。直到被折磨至死，這位以正派敢言、關心民瘼而贏得中共人物群裏最佳形象的彭德懷，看來依舊沒有弄清老毛讓他下手這件事的要害。因為直到文革前夕，被整得死去活來的他誠懇地請他的侄子所轉達的對他整過的蕭克的道歉，說的不過是：“1958年的事，讓你們受苦了，對不起同誌們啊！”——當然也可以理解為，在毛的威望如日中天的1960年代，是沒有人敢、也沒有人有可能把話說透的。07 八一宣言出籠一般人都以為，1936年的聖誕節是第二次國共合作的開端，因為在那一天，急匆匆地趕往西安的蔣宋美齡得到了她的聖誕禮物：她丈夫的自由?剿匪總司令蔣介石被部下扣押在楊貴妃"侍兒扶起嬌無力"的華清池已有兩個禮拜。這就是在當時就已經震驚中外，直到今天仍舊是一個曆史大謎的"西安事變"。這件聖誕禮物好歸好，卻是附有條件的，即"禮物"本人對"停戰議和、聯合抗日、釋放政治犯"的允諾?也就是說，自1927年對共產黨開了殺戒之後，蔣總裁不曾間斷的圍剿與追殲，此時須告一段落，大家先聯手對付日本侵略者。這樁事變由於經過詭秘、主人公命運多蹇，加之各方當事人長達半個世紀的三緘其口，特別是國共雙方而今又處於新一輪之僵局，都使它成了數十年來各路史家全力追蹤的一個重頭故事。1935年，法西斯在歐洲崛起，日本在中國也步步進逼。奉行"先攘內而後安外"的蔣介石，苦纏7年，小小的共產黨依然沒有滅掉，而華北眼看著快成為第二個東北。在當時的局麵下，在野力量想要抗日，或者說想要借抗日以自保甚至自強，可以有三種選擇：反蔣抗日、逼蔣抗日和聯蔣抗日。從共產黨方麵說，當然希望是第一種。1935年11月剛到陝北，就發出了《為日本帝國主義吞並華北和蔣介石出賣中國》的宣言，"為打倒日本帝國主義與國民黨蔣介石而血戰"。但希望歸希望，具體如何操作，還要相機行事。1936年他們遇到的機會是，東北軍和西北軍不想再在"剿共"上消耗自己了。幾乎就在同時，自己的上司"第三國際"所附著的蘇聯當局也決不願意失掉已經獲得國際承認的中國政府這樣一個同盟軍。無論從什麽角度考慮，共產黨都難於再"死硬"下去。我們今天已經知道的是，在1935年底到1936年底這一年裏，共產黨"靈活地"轉向，走完了反蔣、逼蔣和聯蔣抗日這三大步。蔣介石呢？難道在1936年前後，作為全國"領袖"的他就那麽固執、簡單，完全不懂平息國內紛爭、加入世界反法西斯陣營會給自己帶來的好處？這就是我們今天要講一講的，幾乎與西安事變同時發生的另一樁促使國共合作的努力。原來，在1927年因"清共"而與蘇聯鬧翻的國民黨，由於"九一八"侵華事變的發生，已經在1932年與蘇聯恢複了外交關係。到了1935年，隨著日本對華入侵一步步緊逼，再投入大股軍隊"安內"已難以為繼。國民政府不得不調整策略，作出"政治解決紅軍"的決定。怎麽政治解決？蔣介石想走一條便捷的路，於1935年底請蘇聯出麵幫忙。他不知道的是，蘇聯在那時，與正艱難跋涉在雪山草地的紅軍早就失去了聯係；更不知道（或者說，雖然知道而未加以注意）的是，差不多就是蘇聯的"兄弟黨聯絡部"的第三國際，此時已經更換了領導、改變了自己在中國的策略：這就是，中共必須收斂階級鬥爭鋒芒，努力靠攏蔣介石政府，開辟反法西斯的中國戰場，以牽製日本對自己（蘇聯）的威脅。由於失去了與境內中共的聯絡，這一"新精神"的執行者隻能是設在莫斯科的、以王明為團長的中共代表團了。沒和國內聯絡，也沒有開會，王明，和三十年代初無條件執行國際極"左"命令一樣，立即向右轉，按照國際精神起草了那份後來名聲大躁的共產黨《八一宣言》，即《為抗日救國告全體同胞書》。對此，禦用史家煞有介事地"略去不必要的細節"，而隻將"偉大意義"寫進教科書。似乎是：長征途中，共產黨不計較國軍的圍追堵截，一心積極呼籲抗日。王明的這份宣言比他失了聯絡的陝北同誌那份大罵蔣介石的宣言其實還早三個月，可惜在1935年8月的時候，正乒乒乓乓放槍打炮的國共雙方都沒有注意到它。08 共產黨的兩條船1935年秋天，王明的那份《宣言》發表之後，被鄧文儀在共產國際的文件中看到了。他是國民政府駐蘇聯武官，王明中山大學時代的老同學。帶著這個關於共產黨重大轉向的消息，他立刻回南京報告。蔣看到機會來了，提出兩項要求，試探蘇聯： 有沒有可能簽訂中蘇軍事互助協定； 有沒有可能協助中國政府實現國家統一，也就是說，解決共產黨問題。試探氣球發出之後，第二年一月，鄧文儀返回莫斯科，直接致信老同學，要求會麵。王明的架子端得很大，隻請中間人轉話："經開會研究並取得國際同意"，決定由"相當於外交部副部長"的潘漢年出麵見他。我們現在已經知道了潘漢年的故事，這位綽號"小開"，看上去文質彬彬、風流蘊籍的書生，其實是一位忠勇堅強、機智練達的共產理想主義者，最後?□b七十年代末?慘死在自己為之貢獻終生的政權的監獄中。那時，他正在莫斯科，是遵義會議後，由新的中央所派遣，假裝販賣大煙土，轉道95港來到莫斯科與國際建立聯絡的。1936年1月，潘鄧二人在一位中人家中見了麵。雙方表示了共同抗戰的願望，並決定不提曆史舊賬。王明接著出場，鄧文儀向他進一步說明"中國需要80個師抗日，但軍隊都集中在圍剿紅軍上，怎麽行"；疑心重重的王明問的是：日本宣傳"占領中國領土其實為了反蘇反共，蔣也一直巴望日蘇戰爭爆發"，對此怎麽理解？還有，我們共產黨如何相信國民黨會不打我們而抗日呢？後世論者雖然對王明其人人品多有譏評，但他那時的猜測並非沒有道理，因為就在鄧文儀與他商談的同時，蔣介石已經直接致信蘇聯政府，要求由蘇聯向共產黨施加壓力，使朱毛紅軍服從政府，交換條件是"蘇聯即可得到國民黨政府這一真正同盟者"。就在鄧文儀發回電報說"準備與莫斯科的中共代表團一同回南京，聯絡國內的中共中央，最後進行正式談判"時，蔣的態度突然變了，原來他所做的試探有了回音，蘇聯對國共紛爭的表態是："這是中國內政，蔣介石應按照這意思自己去同紅軍談判。"顯然不打算幫這個忙。蔣介石不僅大失所望而且頓生猜忌，剿共於是繼續緊鑼密鼓進行。我們從教科書裏邊熟知的陝北英雄劉誌丹就是在這時候戰死的。1936年8月，潘漢年回到了保安（那時候還沒有"革命聖地延安"），向張聞天、毛澤東、周恩來作了全盤匯報，包括與陳立夫的接觸。張少帥在那個時候有所不知的是，就在9月間他與中共在西安作初步談判、真心相信共產黨會幫他，甚至打算改信共產主義的前後，毛澤東已有"親筆信與密碼"帶到南京。而就在西安事變前一、兩個月，一紙《國共兩黨抗日救國草案》也被秘密帶到上海，通過宋慶齡、救國會，轉張衝、陳立夫，與政府進行"初步談判"。幸而當時因為國民黨的"條件過高"，談判沒有成功。否則背著政府與共軍有了如此秘密往來的張學良，等不到他發動西安事變，就會給拘禁起來了。09 瓦窯堡會議西安事變的所謂"和平解決"，並沒有使當權的國民政府下決心，把兵力用到抵抗日本侵略軍上。為了維持"九一八"之後日中雙方暫時穩定的局麵，不"激怒"日本人，當局甚至不惜對要求抗戰的"七君子"以"危害國民"的罪名定罪?在那樣敏感的局麵下。 就在這時，在"西安事變"大約半年之後，1937年7月7日，蘆溝橋事變發生。對蔣介石說來，共產黨的篡權無疑比異族入侵嚴重得多，但"先安內後攘外"已完全沒有可能，隻好正式宣布全麵抗戰?當然，與此同時，還有對共產黨說來最為要緊的：釋放政治犯、承認共產黨的合法地位、承認陝甘寧邊區。三十五年之後，到了1973年，當日本緊隨美國恢複對中國的正式邦交，並就侵華戰爭表示歉意時，八十歲的毛澤東居然回答說："要感謝日本的侵略，否則還有中國共產黨嗎"。我們都知道1937年的"七七"事變，日軍是以"尋找失蹤士兵"為借口而炮轟蘆溝橋的。這不是偶然的處置失當，而是和"皇姑屯炸彈"、"九一八"一樣，是一莊經過精心策劃而挑起的事端。問題於是變成，日軍本部為什麽要這麽作：為什麽不早不晚，單單選在1937年7月把中國戰事擴大。在毛澤東表示了感謝之後，根據當時的報道，日方相當拘謹，不知這"偉大領袖"是在開玩笑還是當真，根本沒敢接話頭。直到今天，也沒有誰就新公布的史料，對這一個關乎數千萬人生命的大謎，做出令人信服的解釋。不過，對毛澤東這一說法加以證實的辦法也不是完全沒有。這就是，以一個行動完成之後誰人從中獲益，來判斷行動的初始目的。按照共產黨自己給出的數字，1936年10月，紅軍結束長征、三大主力會師時，人員不足4萬人；到了1940年，已是50萬；1945年時，80萬；待到1946年10月，蔣介石在南京召開秘密軍事會議，宣布"五個月之內打垮共軍"時，"人民解放軍"已經增加到了120萬?"全麵抗戰"的局麵不但保住了眼看就要支持不下去的共產黨，還給了它發展壯大的機會與極為珍貴的政治"合法性"?毛澤東沒有說錯。讀者朋友這時可能感到不解：戰爭，按照一般常識，是要消耗、減員的，八年抗戰下來，人馬怎麽反倒多了？對此，共產黨曆來有它的解釋："我們的事業是正義的。而正義的事業：得道多助！"?不能說完全沒有道理；但如果我們翻開曆史檔案，就會找到比這類"響亮口號"更加令人信服的解釋。原來，在1935年12月，紅軍到達陝北不久，曾召開後來史稱"瓦窯堡會議"的政治局擴大會議，會議確定的政治口號是："反對當前的主要敵人?日本帝國主義與賣國賊頭子蔣介石。"第二年7月，莫斯科與陝北中共恢複了已經斷了將近兩年的電訊聯係。那時，第三國際自己剛剛開過"結成廣泛反法西斯戰線"的會，得知這一口號後大□一驚，立即起草了給中共中央的政治指示：共產黨必須廢止公開反蔣的口號，應把南京政府而不是各地的反蔣派當作自己的統戰對像。但那時陝北的共軍正與前來圍剿他們的東北軍（非嫡係）秘密拉關係，這命令究竟是服從呢還是不服從？幸虧當時電訊聯絡雖然恢複，但其功效和今日的電話、電傳、互聯網全不可比擬，"執不執行"和"怎麽執行"就那麽拖了下來，直到"西安事變"發生。"西安事變"的後果之一，是擁護蔣介石為全國抗戰的唯一領袖：紅軍被編為八路軍和新四軍，納入了國軍的指揮體係。這時候，擺在剛剛獲贈一座延安城、驚魂初定的共產黨麵前的，是怎麽服從這個明知是"死敵"但確實已經認頭了的"領袖"。這就是中共史家一直躲閃著不大願意深入討論的"洛川會議"。10洛川會議前的周恩來在中國，人們習慣將周恩來看作"總理"。雖然不少人知道他曾任黃埔教官，但很少有人將他與職業軍人聯係到一起。其實在國共破裂、重打鼓另開張的中共莫斯科"六大"上，軍事問題的報告就是周恩來作的。六大之後，他當選為中央委員、政治局委員、政治局常委，主管軍事（軍委書記）。1920年代末，朱德、毛澤東在江西鬧得不可開交，在陳毅匯報之後，主持上海中共中央軍事聯席會議、起草"八月指示"以解決紅四軍問題的，也是周恩來?這又是後世禦用史家們不大敢提起的一件事。因為按照當時周恩來、陳毅的意見，紅軍的指揮應該集中，前委下麵不需要成立軍委，黨不要直接指揮軍隊，軍事工作交給軍部指揮即可。至於黨麽，"隻能通過黨團作用作政治的領導"?這顯然與毛澤東首創、八十年來當作中共法寶的"黨指揮槍"的理論根本不同。 到了1931年，即中共黨史說的"'左傾'機會主義對中央長達四年的統治"時期，周依舊作為常委主持軍事。後來共產黨中央在上海呆不下去了，準備遷往根據地，周恩來一到蘇區就取代毛作了紅一軍的總政委，在後來的第四和第五次反"圍剿"，以及長征初期的最高軍事指揮機構"軍事三人組"，周都是主要負責人。這局麵一直到1935年1月，所謂"挽救了黨和紅軍"的遵義會議。遵義會議所剝奪的，當然可以如黨史範本所說，總書記博古和奧地利人李德的權力。但這兩人在中共黨內並無根基，真正失了實權的是周恩來?他不但讓出指揮權，當一、四方麵軍會師之後張國燾的位置難於安排時，他又立即讓出紅一軍總政委。他一點都沒有抵抗，由此可見這位身世伶俜的政治奇□之過人處。但他並不好過，證據就是，幾乎從不生病的周恩來大病一場，病到幾乎喪命。究其原因，恐怕不是沒□沒喝、環境過於惡劣，而是精神上的打擊?他感到失落、感到不知所措，這是他看得比護養身體重要得多的事。到陝西之後，發生過一件不大為史家"大書特書"的事，就是周恩來指揮的抗日東征。在他的主持下，對蔣介石的指稱，已策略地由賣國賊改為"蔣介石氏"及"南京政府諸公"。但這不過牛刀小試，周恩來真正活了起來並找到自己的價值，是與張學良共謀的"西安事變"。雖然最後出現了張被扣押那樣一個結果，使得周恩來在20多年之後談起時，還"禁不住潸然淚下"，但他實際上已經活了過來，找到了自己在毛澤東的共產黨裏邊的位置。因為我們後邊要談的"洛川會議"還沒有召開，外人仍以為他軍權在握。比如1936年4月，當潘漢年奉國際之命回國與國民黨談判時，陳立夫說的就是："你我非軍事當局，可否請周恩來出來一次，蔣先生願和他麵談。"1937年全麵抗戰開始以後，閻錫山不記一年前進攻自己防地之仇，請周恩來為第二戰區寫"作戰計劃"，周僅一天時間就完成了。到了1938年以後，他奉派駐武漢、重慶時，則"身穿一身半新草綠色軍裝，佩戴中將軍銜 常常是全副披掛，有時還佩劍。"不僅周恩來，彭德懷、林彪等職業軍人，也都相當興奮，覺得終於可以堂堂正正地打仗報國了?"洛川會議"正是在這樣形勢和氣氛下召開的。11 洛川會議聽眾朋友可能都知道1959年的廬山會議。但是，不知道有沒有人記得，在那年的7月17日，在與周小舟等五個人談話時，毛澤東說過的那句話。當時，毛剛剛收到彭德懷的《萬言書》，他相當不平靜地講起二十多年前的往事，也就是1937年8月發生在陝北的那檔子事?史書上記載的洛川會議。毛忿忿地提起彭德懷的"曆史賬"。他說：在中共性命交關的曆史時刻，彭德懷所領導的"華北軍分會，不同意中央的遊擊戰方針"。毛的用意，是要讓周小舟他們知道，彭在曆史上是反過自己的，不要站到這人一邊。在中共黨內，誰都知道，"老彭是老毛的人"。洛川會議上的"彭反毛"，究竟是怎麽回事呢？1936年的"西安事變"，開始了中國全麵抗戰的局麵?國民黨不可再打共產黨，而是和共產黨一起打日本。這一局麵，不僅使共產黨免去遭國軍軍事圍剿之苦，政治上也完全站穩了。但這"戰"究竟怎麽抗法，怎麽□能使得共產黨既得一個愛國好名聲，又不至於把自己千辛萬苦保存下來的一點點力量在戰場上拚掉？共產黨將領們的意見，就相當不一致了。當時，延安向"蔣委員長"呈報抗戰力量四萬八千人，其實實際作戰部隊不過三萬人，而南京方麵隻承認兩萬。那時正值"七七事變"剛剛發生，政府一再催促，命令軍隊從速改編、開赴前線，接受閻錫山指揮。作為中共代表，周恩來也一次次從南京來電，代為催促。雖然到了1959年，堅持有話就直說的張聞天也被打入"彭德懷集團"，但在1937年，這位當時的總書記，與毛澤東的意見是一致的，也認為應當立足於日軍大大殺傷國軍之後，自己坐收"抗日成果"。於是，對於政府的"電令"，總以種種借口推托。但形勢不等人。到"八一三"上海戰事爆發，已經無法再拖。怎麽辦？大家都記得毛澤東那時候有兩頂軍帽：八路軍的一頂；紅軍的一頂，那頂有著紅五星的灰帽子卻是無論如何舍不得丟下的。雖然口口聲聲"擁護蔣委員長"，八路軍三個師的指揮權，也是絕不能輕易交出的。他提議將各地將領召回，舉行黨的會議，確定軍隊開赴前線的對策。地點就選在紅軍指揮部所在地洛川縣南90裏的一個村莊?此時是1937年8月22日。這是一次為期四天、僅有22人出席的政治局擴大會議，在中共曆史上並不像對遵義會議那樣大力鼓吹。今天之所以將它翻檢出來細細審視，實在因為我們中國再度麵臨國共兩大黨談判合作的局麵，不得不將過去被雙方或掩蓋、或改寫的史實一一剝出，分清是非曲直，作為今後的借□。類似這樣的剝離工作，恐怕是免不掉的。比方說，我們大家都熟悉周恩來在1950年代初所說過的那段話。當時，他為了幫同推動毛澤東的知識分子思想改造運動，極為誠懇地談到"革命如何選擇了""在重大曆史關頭總是正確的"毛澤東。當時無論在國內還是國際都已經具有非常高的聲望的周總理，在說這一段話時，不知有沒有將洛川會議包括進去。因為，我們今天已經知道，不但在這次會議之前的數年，他曾以上峰的地位，一次次"修理"毛澤東；在長征後的這個洛川會議上，作為"長征軍事三人組"成員之一的周，最後失掉了他"軍事家"的地位。1937年的洛川會議，是以張聞天的報告開場的。 由於為人的清正和後來所遭受的磨難，張聞天今天已被奉為偉大的"革命家"、"理論家"等等。惟獨這份報告，不見收入他的文集，不知編者認為無關緊要，還是有意為賢者諱。在他的形勢報告裏，不乏對於蔣介石在過去的十年如何仇視共黨、如何背信棄義的指斥；以及"自己同誌"在近期所受到的不平等待遇的評說?這都是我們在日後的史書裏讀過無數遍的。有趣的是他最後提出的一個的議案。他建議，在這樣的局麵下，中國共產黨應該學列寧，學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時候聰明絕頂的"一箭雙雕"：讓侵略者與統治者兩敗俱傷的策略。具體到中國麽，就是坐看蔣介石與日本帝國主義廝殺，最後勝利歸人民。毛澤東接著發言，支持張聞天見解，提出"實際策略"；強調一定要"冷靜，不要到前線去充當抗日英雄"；要"堅持遊擊戰爭，避開與日軍的正麵衝突，繞到日軍的後方去打遊擊"，通過這樣的辦法"擴充八路軍的實力，並在敵人後方建立中共所領導的抗日遊擊根據地"。至於政府方麵一再催促的開赴前線的命令，雖然不可以完全不理會，但要"維持絕對獨立自主，完全按照中共中央軍委的指示行事。南京的任何命令，都要先報告延安聽候處置。凡不利於八路軍的，要以各種借口予以推托。"但那時不是1966，也不是1959，在全麵抗戰剛剛爆發的當口，到會的22個人，多不同意這兩位領袖的意見。特別是周恩來，他當時不但依舊是最高"軍事三人組"成員之一，更是共產黨派到南京、處理種種與政府合作事宜的代表。和五十年代以後對毛澤東唯唯諾諾、奉若神明不同，周恩來當時明白表示：既然已經合作，並同意了接受改編，就不可以公開違抗命令；也不可專打避實就虛的遊擊戰。有利時可打規模較大的運動戰?即使因此而蒙受損失，也是值得的，因為在人民麵前證明了我們努力抗戰。 即使在黨內，毛澤東"偉大戰略家高瞻遠矚"的意圖也隻能意會，如果大家在會上公開擺道理，對"自保中求發展而自保第一"派顯然不利。毛於是建議休會三天。在這三天一裏，周恩來被請到一旁"休息"，毛則堅守崗位，親自對帶兵打仗的將領們苦勸?想來，彭德懷就是在那時候發表他"與中央不同"的意見的。工作做通之後，正式發布了很看得過去的《抗日救國十大綱領》和《關於目前形勢和黨的任務的決定》，共產黨的軍隊接受改編。會後，新當選的中央軍委主席毛澤東親自安排八路軍的三個師循不同路線先後開往前線。他當時最擔心的是周恩來（他這回當選為軍委副主席），擔心他按自己的意思有所動作；以及將領們一不小心去充當抗日英雄。還好大家黨性都很強，直到11月9日太原失守，三個師都穩在遊擊狀態。周恩來沒有返回南京?以洛川會議的精神，他是無法回去麵對的?他去了山西。丟下一句話："去前線看看，幫八路軍幹部辦點外交"，實際一呆三個月。對此，毛很不滿意，一再催他，周隻借故不動，還在9月底主持策劃了平型關大捷。這場簡直成了日後共產黨抗日金字招牌的"大捷"也不能讓意誌堅定的毛改主意。他當時的評價是"以後要避免這種犧牲重大的戰鬥"，並正式向周恩來、劉少奇發出《整個華北工作應以遊擊戰爭為唯一方向》的指示。在後世共產黨人對毛澤東的頌揚中，有一條"在危機的時刻挽救了黨"。正是洛川會議策略，使共產黨的軍隊在八年抗戰期間，從三萬人發展到了近一百萬，使得毛澤東的理想："這次抗戰，我們一定要把中國拿下來"得以實現。12張學良申請入黨我們已經知道，尚在人世的張少帥，已經有一份口述史封存在紐約的哥倫比亞大學。不知在這份由主（GOD）指點他"說出該說的話，而不說不該說的話"的珍貴史料中，有沒有提到他在1936年6月間通過當時延安方麵的聯絡員劉鼎向中共和第三國際表達的"加入共產黨"、"接受中共訓練"的要求。這一說法在大陸的"中共黨史圈"其實已經流傳多年，隻因種種"統戰考慮"，而使禦用史家們不得秉筆直書，於是大家也多把它歸入"危言聳聽"之類。近年來，由於大量蘇共檔案解秘，中共這邊也在無形之中鬆了一點口。本來隻覺神秘詭譎、險像迭起的西安事變，由於有了硬□硬的文字史料的公諸於世，終於漸漸離開了對峙雙方的叱罵，離開了當代武俠迷們的"連本說部"，離開了英雄落魄、美人情切的哀史，回到後人、特別是後世政治家們應當了然、並從中獲得"史實與史識"的原本麵目中。張少帥的要求入黨，著實把半年前還罵他"賣國將軍"（見毛澤東1935年底致楊虎城信），接著又力促他"反蔣抗日""自成局麵"的中共領導人嚇了一跳。但經過慎重的、特別是反複的利害權衡之後，還是由當時的總書記張聞天親自起草了一封向莫斯科請示的密電（1936年7 月2 日）?曆史要告訴我們的，恰恰就在這裏。人們早已熟知的是，張少帥瞞著"大老板"蔣介石（張自己用語）與中共"勾搭"，始於事變前一年彭德懷攻心術：在對少帥的69軍攻堅不下之際，改變策略，圍城斷糧的同時，開始向那些失了家園的東北老少哥們兒喊話。早有聯共特別是聯蘇之心的少帥（當然雙方擎在手上的大旗都是抗日），把這一攻心戰當作試探氣球接上了手。隨後，越來越貼近核心的人物迭次出場，雙方開始了緊鑼密鼓的聯係。最終的高潮當然要到年底□發生，但為這高潮推波助瀾，也就是說，令少帥下了決心、定了方向、還要"大膽地往前走"的，則是半年以前這個嚇人的媚眼?要求參加共產黨。悲劇式地從顛峰落入穀底，堂堂正正的原因又是抗日，張少帥六十年來已經成為重情義的兩岸國人同情又敬重的英雄。然而，不能否認的是，和毛澤東、蔣介石、周恩來一樣，他也是軍閥、也是政客，無論個性上有多少美好的東西，與我們百姓，即有著基本權利的自然法人有關的，隻是他們的政治行為。於是，我們不得不深究一番，張少帥的想入共產黨，恐怕不是如劉鼎報告所稱：他"不僅深覺人類的善惡，深覺人群中孰優孰劣、孰曲孰乖，而且期待社會有極良好之製度"這種"優美的共產天性"；也不僅僅出於此地官方史家常拿來當靈丹妙藥使的"周恩來的個人魅力"；也不全因為他在歐洲的時候心儀法西斯（他是墨索裏尼女婿的密友。而共產黨與法西斯又如此相近）。通觀當時國內外局勢：兩廣事變發生；大批非蔣門嫡係者正躍躍欲試；中共更明白許諾他以"國防政府首席和抗日聯軍總司令" 這都不錯，然而最重要的，是當時出現的另一個情況：外蒙古居然不顧什麽中國不中國，單獨與蘇聯簽了約。張少帥1929年在中東路問題上曾表現得很有氣節（那次共產黨可是大丟其人），後來又與法西斯交好，實在相當開罪老蘇；蘇聯對他也曾假以辭色，這都是人所共知的事實。對少帥而言，1936年的局麵是，要麽依舊擁戴"大老板"，包括按照他的命令在西北"剿共"；若想"自成局麵"，最終還要靠蘇聯。這也就是為什麽他第一次與周恩來在延安天主會堂作徹夜長談時，最關心的問題就是蘇聯的態度。想來在1936年6月底，在大局勢的鼓舞下，這名按照大陸今日標準尚屬"青年俊傑"的少帥，是太過相信中共對他的許諾，也太過相信中共、蘇共間的"鐵"交情了。最後的結果我們今天已經知道：他渴想並且具體籌劃了好幾年、關乎他一生大業的舉措，為蘇共給中共一紙沒商量的電報擊個粉碎。除此而外，近年來北京這邊其實還流傳著的另一則有待證實的傳聞："少帥伴同後來將他監禁終生的蔣介石登上飛機旋梯。匆匆趕到機場的周恩來跑上前去喊道：'就這麽走麽？蔣這人可是從來不講信義的！'張回頭望了望這位八個月來與他一直'感情極好'，'初次見麵就（令他）非常佩服'（張本人語）的美髯男子，一字一句地說的是：'就我所知，天下最不講信義的是中共。'"令我們後人不禁感傷的是，他在講這句話時，怕還不知道幾乎就在同時進行的另一場"勾搭"：就在他與中共關係最熱最鐵的8月間，毛澤東把正在西安與政府談判的代表潘漢年召回，將自己的"親筆信與密電碼"送到南京，緊接著還起草了《國共兩黨抗日救國草案》。如果此情他在當就已獲知，還會有4個月後的西安事變麽？在軍閥與政客間，除了冷冷的實力較量和利益交換，有什麽信義可講？這本是世界有史以來，每一頁上都書寫著的血淋淋的事實。而中國近代以來的軍閥與政客，種種惡行之上，還加上極具實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