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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沙俄掠奪性外交的大暴露(《中俄密約》研究之二)
1894—1895年的中日甲午戰爭，是沙俄政府向西伯利亞大舉擴張、公開在中國境內修築支線鐵路的大好時機。而1894年初朝鮮東學道起義則是中日甲午戰爭的先導。
19世紀70年代以後，朝鮮逐漸淪為日本、英國、美國等資本主義國家的半殖民地。其中，日本對朝鮮的侵略、掠奪尤甚。它通過朝日《江華條約》大肆向朝鮮傾銷商品，掠奪糧食原料，壟斷朝鮮的交通運輸業，控製朝鮮的對外貿易。日本還強迫朝鮮向其支付巨額賠款。這一切無疑地增加了朝鮮農民的負擔。
1893年，朝鮮發生了大災荒，饑民食不果腹，骨瘦如柴，遍地流民。而王室、官吏不但不予撫恤，反而繼續勒索敲詐。全羅道古阜郡趙秉甲借機巧立名目，增加水稅，中飽私囊，農民苦不堪言，又訴苦無門，忍無可忍，於是在秘密團體“東學道”的組織下，於1894年4月發動了聲勢浩大的反對日本資本主義和本國封建統治集團的鬥爭。起義者一路上勢如破竹，連克古阜郡和全羅道首府全州，京城為之震動。驚慌失措而又無力鎮壓起義的朝鮮統治者急忙向清廷求援，清廷答允，並在日本再三敦請下，於6月6日在漢城西南150餘裏的牙山登陸。清廷的這一舉動，正中了日本政府的奸計，使其對外擴張、侵略的野心得逞。
如所周知，1864年的日本明治維新為其國內資本主義的發展開辟了道路。此後，日本為資本原始積累和開辟市場，而大肆向外侵略、擴張，叫嚷要“開拓萬裏波濤，布國威於四方”；並製定了“大陸政策”，首先侵占朝鮮，進而征服全中國乃至整個世界。朝日《江華條約》的簽定，實際上是日本政府實施“大陸政策”的第一步，遠遠不能滿足日本的侵略胃口。它還時刻在窺測方向，尋找機會。朝鮮東學道起義的消息傳到日本，日本政界一片歡聲雷動，認為這正是日本繼續實施大陸政策的千載難逢的良機，日本有的報紙還赤膊上陣，大喊大叫，拚命鼓吹說，政府如能迅速出兵朝鮮，“宣揚國威此其時，百年大計在一戰。”
日本政策在得知清廷應邀出兵朝鮮的消息後，立即一而再、再而三地派外交官員敦請清廷迅速出兵，並以此地無銀三百兩的口吻說，日本此舉“別無他意”，如將來也出兵的話“不過借保護本國使館為名，調兵百餘人來漢城而已”，決不會出現任何問題。清廷未能周密考慮，貿然出兵，正中日本侵略者下懷，不僅為中國人民造了苦難，而且為沙俄等西方資本主義擴大對華侵略創造了良機。真是俗語說得好，一著不慎，滿盤皆輸！
6月初，在天皇的“禦準”之下，日本政府即大舉調兵譴將，做好了出兵朝鮮的各種準備。6月7日，即清軍出兵的第二天，日本政府宣布出兵朝鮮。9日，日本先遣部隊在朝鮮仁川登陸，並強行闖入首都漢城。接著，又不顧朝鮮政府的抗議和清廷的交涉，繼續增兵。至6月底，集中在仁川、漢城等地的日軍已達7000—8000人，而牙山的清軍尚不足3000人，一時間，朝鮮半島煙雲密布，戰爭迫在眉睫，但又敵眾我寡，形勢十分緊張。
麵對日本日益囂張的侵略氣焰，把持朝政大權的慈禧太後（又稱西太後），不僅不作積極備戰，反而大肆操辦自己的60壽辰慶典。[1]自1894年（光緒二十年）初，西太後就提取海軍經費，大修頤和園。甲午戰爭[2]爆發後，她視民族利益和國家利益於不顧，指使清北洋大臣李鴻章從速了結此事，免得耽誤做壽。而李鴻章更把北洋海軍看作自己看守地盤的私人工具，不願用其與日本硬拚，以免損害自己的實力。因此在日本政府磨刀霍霍的時候，李鴻章就積極秉承西太後的旨意，竭力爭取“和平”的局麵。於是，他指使總署（即清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的簡稱）電告歐美各國政府：“日先開釁”，“此事在我理直氣壯”，又親自自致信英領事：“言及應由英外部令水師提督帶鐵甲快船赴日責問，勒令撤兵。”為請英國出麵調停，李鴻章又提出一份“中英同盟密約草稿”，圖以出賣國家的利益來換取支持。由此可見，李鴻章所作的一切，一言以蔽之，就是寄希望於歐美列強，敦請他們出麵幹涉，促使日本政府盡快從朝鮮撤兵。
6月23日，日本軍隊在牙山海麵擊沉了一艘名為“高升”號的英國輪船。李鴻章以為這正是聯英拒日的大好時機，指使總署與英國駐華大使歐格訥多次會談，希望英國助自己一臂之力。但是，日本政府很快向英國賠禮道歉，英國政府不再糾纏。英使歐格訥在會談中態度十分冷淡，除了對日本的侵略行為表示“我政府甚為不悅”外，就是斥責“有中日俄三國會議之說”，亦即中國聯合俄國拒日。在總署再三詢問之下，歐格訥表示：“本國政府大約另有辦法。”什麽辦法呢？這就是英國大臣金伯雷表示的：英國不願采取威脅手段迫使日本撤兵。至此，李鴻章方才感到：“英人意似簸弄生事，外和內譎，殊難信。”適時俄國駐華公使喀西尼表示願助清廷。於是，李鴻章又轉而求助於俄國。
早在1894年2月下旬，俄國駐東京公使希特羅渥就嗅到了朝鮮將發生“叛亂”的氣味，並指出有幾個日本人參與此事。他說：
我自私人方麵秘密得來的消息，似乎有人在朝鮮準備一次嚴重的叛亂，……此次叛亂將於今夏爆發至此不過秋天；……有若幹日本人參與並縱容此事，朝鮮謀叛者向這些日人聲言，叛亂將對日本有利。
3月10日，俄國公使喀西尼緊急致電外交大臣吉爾斯，指出“彌漫朝鮮已相當時期的憤激情緒，正在日益擴大其範圍”，急電還附了一份中國駐漢城商務代表袁世凱致直隸總督李鴻章一份秘密報告的譯文[3]，希望俄國政府密切注視中日兩國政府的態度。喀西尼在急電中一再強調說：
無論如何我們不能否認一件事實，即全朝鮮陷於沉重而日益增長的不安已有相當時日，這種不安極易轉為公開暴動，從而必然引起中國或日本的幹涉。
我們當然不能置身局外。我國駐遠東外交代表與阿穆爾最高當局，對鄰國局勢的演變應較前更加注意，以免在形勢轉向對我們不利時感到手足無措。
5月20日，俄國駐漢城代表韋貝致電沙皇，要求派一艘戰艦駐朝鮮海麵，“以觀局勢發展，於事當有裨益”。沙皇亞曆山大三世閱後，立即禦批“轉送海軍代理大臣”。不久，他又親自批準，派遣一艘炮艦，進至仁川，密切監視朝鮮局勢的發展事態。
沙皇政府野心勃勃，但又詭計多端。侵占西伯利亞、吞並中國東北三省和滅亡中國，以及侵吞朝鮮，是沙皇俄國政府早就夢寐以求的事。此次東學道事件的發生，沙俄政府未必不想趁火打劫，但權衡再三，覺得時機未到，不敢貿然行事，於是來了個“賊人不露相”。6月初，俄國政府表示自己“不願與聞”朝鮮內政，致“電駐日俄使調處”中日戰事。實際上。這是一箭雙雕之舉：對清廷來說，俄國不僅沒有幹預其藩屬之國朝鮮的內政，而且在清廷急需議和之機給了其一臂之力，使清廷產生了依賴俄國的思想；對俄國來說，俄國極不願意日本在朝鮮擴張勢力，此時“調處”中日戰事，真乃牽製日本的大好時機。從事態的發展而言，俄國政府的這一招的確收到了效果。
6月20日，李鴻章在天津會見俄國駐華公使喀西尼，告訴後者說：朝鮮“叛亂”雖已大致被平定，但中日兩國軍隊“之在場使兩國幾乎無法避免武裝衝突”。李鴻章以中國政府的名義，懇請喀西尼將中國“希望俄國出麵調停此事”的請求轉告沙俄政府，“以迫使日本立即與中國同時從朝鮮撤退軍隊”。為了堅定沙皇政府“調停”的信心，李鴻章又告訴喀西尼：“中國政府認為俄國於此事有直接利害關係，故俄國有出麵調停的特殊權利。”說到這裏，李鴻章又故意把話鋒一轉：
其實，英國已向我提議出麵調停，但我認為寧可要求俄國調停此事。
6月22日，喀西尼把李鴻章的上述談話電告了沙俄外交大臣吉爾斯，並談了自己的意見：
我認為我國決不應錯過目前中國要求我們擔任調停者的機會，況且此事對於我們既無任何犧牲，又能大大增加我國在朝鮮以及整個遠東的勢力，並足以消除在朝鮮發生不可避免而對我方甚為不利的武裝衝突之可能。
吉爾斯閱讀此電文後，完全同意和支持喀西尼的意見，向沙皇建議：
我認為應速將喀西尼伯爵來電內容通知我國駐東京公使，並囑其竭力勸告日本政府
就同時撤退軍隊一事與中國政府達成協議。
沙皇政府經過認真研討，認為俄國自應抓住當前的天賜良機，以調停中日關係為契機，擴大俄國在朝鮮、乃至遠東的勢力；但又認為以自己的國力和財力，目前與日本公開對抗是不適宜的；至於與清廷的關係，目前應使清廷加強對俄國的依賴關係，因而必須對其示以籠絡[4]。
6月23日，俄國外交部電令駐日公使希特渥，囑其勸告日本政府與中國同時從朝鮮撤軍。這種沒有任何實際措施為依托的、無關痛的勸言，卻堅定了李鴻章緊密依靠俄國的信心。此後不管日本政府如何向朝鮮增兵，也不管其日益增強的歇斯底裏式的戰爭叫囂，李鴻章均一忍再忍，一再妥協退讓，不作任何戰爭準備，從而更加助長了日本的侵略氣焰，同時也為清廷在這場中日甲午戰爭中的慘敗埋下了可悲的種子。
沙俄政府蓄意插手朝鮮的意圖，遭到了日本及其支持者英國的強烈反對。日本駐俄公使奉命通知俄國政府：
日本認為隻有利用目前形勢，保證朝政的獨立及盡可能地謀取朝鮮的福利。但是，日本政府認為在未與中國商妥組織混合委員會來擬定必要的地方改革，或則此後中國不再幹涉日本改進朝鮮王國國內情況的企圖以前，不能由朝鮮撤兵。
與此同時，俄國駐日公使希特羅渥則談到了英國的態度，即與日本“站在一起”。他在6月25日致俄外交大臣吉爾斯電中說：
關於李鴻章所言英國建議（即前述李鴻章對俄使喀西尼所說的“英國已向他提議出麵調停”）一事，我有理由表示懷疑，英國顯然正在等待時機，而一旦我國以任何方式表示援助中國時，英國很可能站在日本一邊。
為此，希特羅渥建議“最好不立即明白地表示意見”，“應將我們的勸告以書麵形式提出，抑或僅作口頭建議”。6月29日，他與日本外務大臣作了長談，提出了口頭和書麵建議，結果碰了一鼻子灰。於是他得出結論：“我深感以言語說服日人，實難見效”。
7月1日，喀西尼致電吉爾斯，告訴後者說：“英德兩國正在竭力密謀反對俄國居中調停的權利。”喀西尼還說，李鴻章告訴他：“英國駐北京公使鄭重警告中國政府，勿令我國（俄國）居中調停”。這使俄國在各列強中一時陷於孤立狀態。
但是，李鴻章依然不死心，堅持認為俄國的調停是“避免戰爭的唯一途徑”。為了報答俄國的“效勞”，李鴻章又當麵告訴喀西尼說：
中國正式承認，俄國具有與中日兩國共同解決朝鮮內部組織問題的權利。
而俄國又不願放棄自己早已製定的國策，於是聯合法、美二國，繼續承認“調停”事宜。但也遭到日本“極其婉轉但又堅決地拒絕”。在這種情況下，俄國雖然感到“朝鮮問題可以說是發生在我國門口，毗鄰我國的濱海省，對我國有密切關係”，然而，俄國由於自己的羽翼尚未豐滿，又受到英國的牽製，心有餘而力不足，隻得稍事收斂自己的行動。7月中旬，喀西尼在沙俄外交大臣的訓令之下，約見李鴻章，向他明確宣布了“俄國政府對目前問題的看法”。概括而言，就是：俄國政府拒絕了李鴻章提出的“俄國積極幹涉朝鮮糾紛的意見”，俄國“不願幹涉朝鮮內政”，“在解決朝鮮問題中拒絕擔任重要角色”，請清廷另籌良策。俄國駐漢城代表更宣布：“友好的調停已告失敗。”與此同時，英國駐京公使更向清總理衙門施加壓力，要中國向日本讓步，“任它自由處理朝鮮內政”。這樣，李鴻章乞求沙俄等國出麵“調停”的幻想自此終於破滅，他雖然認識到，“從現在起，……戰爭已在所難免”，但還是不作積極的準備。[5]而日本政府在英國的支持下，更加有恃無恐，趾高氣揚，於7月底不宣而戰，突然襲擊牙山的清軍。中日甲午戰爭正式爆發了。
甲午戰爭爆發後，英國首先發表聲明，宣布“中立”，並以私函形式通知了俄國外交大臣。沙俄外交大臣依據“帝國政府所遵循的目標”：
不為遠東敵對雙方任何一國的一麵之辭所乘，也不被他們牽累而對此局勢有所偏袒的看法。
在致俄國阿穆爾區總督杜霍夫斯科依電中明確表示：
帝國政府認為對朝鮮糾紛引起的中日戰事沒有特別發表中立聲明的必要，但帝國政府也不想幹預此戰爭。
這等於明確表示了“不幹涉”的方針。但是，沙俄帝國主義的所謂“不幹涉”，並不是真不介入中日戰事，而是從中窺測方向，選擇有利時機，為自己謀取最大限度的侵略利益。正如與沙俄政府經常打交道、對沙俄侵略本性有深刻認識的日本外交大臣陸奧宗光所說：
當時俄國對中日兩國的真正企圖，如果不能兼獲鷸蚌之利，也必須嚐到熊掌或鮮魚的一項美味，隻是等待時機而已。
事實正是這樣。中日甲午戰爭爆發前，沙俄對日本的侵略意圖頗有狐疑，派駐日公使責問日本政府：“日兵不問（朝鮮）亂事，隻圖侵王京（漢城）是何意？”但當日本表白絕對尊重俄國在朝鮮的利益時，俄國立即複照表示“滿意”和理解，暗中支持日本的侵略行為。對此，恩格斯曾一針見血地指出：“我認為，中日戰爭是把日本作為工具的俄國政府挑撥起來的。”中日戰爭爆發後，沙俄政府又通過其駐日公使向日本政府表示，希望兩國彼此交換意見，並攜手合作，以防英國等列強從中幹涉。沙俄還以所謂的俄國拒絕了李鴻章要其直接幹預朝鮮事務的請求一事，向日本政府暗送秋波，同時再次要求日本政府切實尊重俄國在遠東的利益。以上種種事實，充分暴露了沙皇俄國帝國主義企圖犧牲中國的利益以拉攏日本、鼓動日本對外侵略擴張的外交意向。
然而，也必須看到，沙俄政府對日本的侵略擴張野心又廑記在心。沙皇俄國君臣注意到了下述事實：
朝鮮問題可以說是發生在我國門口，毗鄰我國的濱海省，對我國有密切關係。
我國為朝鮮的鄰邦，我國在朝鮮的利益實在重大，所以對隨時可能發生的事件不能不保留絕對的行動自由。
因此，外交大臣吉爾斯奉沙皇亞曆山大三世敕令，於8月9日召集了由財政大臣維特及陸軍大臣等人參加的特別會議。特別會議接受了維特等人的提議，得出了五點結論，其中最重要的是：暫時不必參加中日“糾紛”；繼續促使中日兩國政府注意尊重俄國利益；注意中日戰爭的結果“應是保持在朝鮮的‘現狀’”[6]；遇有“意外情況時增兵朝鮮邊境”。會議結果在報經亞曆山大審閱時，他特別強調中日戰爭的結局應是維持朝鮮的“現狀”，否則俄國的利益就會受到嚴重損害。
因此，沙俄君臣幾乎一致認為，日本一旦占領朝鮮，不僅與俄國成為鄰國，構成潛在的威脅勢力，而且俄國在遠東的唯一出海口——朝鮮海峽落入日本人之手，而失去了出海航行的自由權。所以，自8月中旬以後，沙俄駐華公使喀西尼多次對李鴻章表示，俄國對日本的侵略行動不能置若罔聞，已和英、法等國取得一致，“要為達到締結和約而繼續努力”，同時要李鴻章密切注意和維護俄國在朝鮮和遠東的利益。這無疑於給正處於絕望之中的李鴻章打了一針強心劑，使他再次產生倚賴沙俄帝國主義出麵調停的幻想。
就在沙俄給李鴻章吃定心丸的同時，沙俄外交大臣吉爾斯奉沙皇亞曆山大三世敕令，又於8月21日召開了由財政大臣維特及陸軍大臣、海軍代理大臣等人參加的第一次特別會議，研究和製定俄國對朝鮮問題的“行動方式”。
吉爾斯在會議開始時就指出：“由於中日兩國間業已發生戰爭，目下我們究竟應采何種行動方式？假如交戰國之一方成為戰勝國，而想破壞朝鮮領土的不可侵犯性時，我們又將采取何種決定？”他還向沙俄的決策者們通報了俄國為“盡一切力量去阻止中日間可能發生的戰爭”而作的國際努力，即先後和英、法、德、意和美國商談和交換意見。英國認為，由於日本拒絕從朝鮮撤軍，最好建議由中日兩國共同占領朝鮮，日軍撤至朝鮮南方，清軍則要撤至北方。法、德、意等國支持英國的意見，而美國則希望“給北京及東京方麵以溫和的勸告”。吉爾斯希望俄國政府“應當努力與英國及其他有關政府共同促使”中日兩國停止軍事行動，並通過外交方式達成和平協議，但協議的基礎必須是在朝鮮保持“現狀”。這就是說，不能讓日本獨吞朝鮮，否則“我國（俄國）西伯利亞東部海港通大洋唯一出路的朝鮮海峽，將落在日本手中，如此我們將很難保持航行日本海麵的自由。陸軍大臣萬諾夫斯基更公開地叫嚷：
朝鮮“現狀”的維持，應是我們今日遠東政策的主要目標。日人占領朝鮮對我們最為不利。
外交大臣和陸軍大臣的意見，獲得了財政大臣維特和其他與會者的一致讚成。這次特別會議得出了五點結論，其中最重要的是：俄國的現實利益不允許政府積極幹涉中日戰爭，要努力以外交方式解決朝鮮問題；繼續促使中日兩國政府注意尊重俄國利益；注意中日戰爭的結果“應是保持在朝鮮的‘現狀’”；今後一旦遇有“意外情況時增兵朝鮮邊境”。會議結論在呈請亞曆山大三世裁奪時，他禦批道：“同意會議的結論。”並特別強調中日戰爭的結局必須是維持朝鮮的現狀。在亞曆山大三世等人的眼裏，朝鮮本身是“不足道”，將其作為犧牲品也不足可惜，但絕對不能讓朝鮮成為敵視俄國的工具。為自己一個國家的私利，不惜把別的國家和民族作為祭祀品，沙俄真不愧是一個陰險狡詐的帝國主義。
9月下旬，沙俄駐天津領事會晤了李鴻章，對他說：
喀使（沙俄駐華公使喀西尼）三四日內來津，奉國命在津過冬，會商一切。俄廷初意不改，不願倭得韓地。
數日後，來天津“過冬”的喀西尼奉沙俄政府之命，提出解決朝鮮問題的辦法：以外交方式解決朝鮮事件，中日戰爭後，應保持朝鮮的“現狀”；如有必要，俄國將向俄朝邊境派兵，幫助維持那裏的“秩序”。西太後聞聽此信息，大喜過望，立即召見戶部尚書、光緒帝的老師翁同龢，命他馬上去天津與李鴻章商談此事。翁同龢是個主戰派，對西太後、李鴻章一味妥協政策心存不滿，但又無力左右清廷政局。如今接到西太後的命令，表示不願去充當議和的說客。西太後對此大為光火，但又自知理虧，不好發作，於是把怒氣撒到了李鴻章身上。她嚴令翁同龢說：
你可責問李鴻章，清軍屢戰屢敗，他將負什麽責任？他準備采取何種辦法結束這場戰爭？
翁同龢被逼無奈，隻得硬著頭皮去了天津。見到李鴻章後，將西太後怒責其貽誤軍機事述說一遍。隻見李鴻章長時間地注目著翁同龢，甩出幾句：
你是戶部尚書，知我平時一開口索要軍費即受到斥責，此時卻來責問我。誰不知道，缺餉、缺經費的清軍水師怎能抵擋住日軍的進攻呢？
翁同龢質問他說：
身為大臣，就該忠於職守！那你為什麽不向朝廷索要軍費呢？
李鴻章聽罷此言，不覺火從心起，不緊不慢地反問翁同龢：
平時朝廷上下總是懷疑我飛揚跋扈，隻顧擴大自己的勢力；有些大臣又不斷彈劾我營私舞弊，我若再喋喋不休地索要軍費，那今天還有我的立足之地嗎？
翁同龢沉默了一會兒，一時不知如何回答，趕緊轉換話題，問他：
東北乃係祖宗發祥之地，萬一被日本占據，那該怎麽辦？
李鴻章見時機已到，胸有成竹地合盤托出了自己的如意算盤：
既意經費拮據，軍隊腐朽而不能打仗，擺在麵前的隻有一條路：議和！要議和，隻有聯俄。
看！李鴻章在這裏居然以一個沙俄帝國主義政府代理人的身分，要求清廷迅速派一個使臣訪俄，以固邦交。他還聲言，如果能夠這樣做，俄國既會出麵調停，而又一定不會占領中國東北三省。
就這樣，清朝最高統治集團，從西太後到李鴻章，在避戰乞和方麵步伐完全一致起來了。李鴻章也的的確確不愧為中國曆史上一個名副其實的“議和狀元”。
然而，日本侵略軍在戰場上依然氣勢洶洶地向其節節進攻。到1894年底、1895年初，短短的幾個月中，不僅占領了朝鮮全境，而且侵入到中國東北，奪取了李鴻章經營十餘年的大連灣和旅順軍港，同時又在山東威海衛將李鴻章苦心經營16年的北海艦隊圍困港中，使之成為甕中之鱉。中日戰場形勢的急劇變化，從根本上打亂了沙俄政府原來的戰略意圖，使其從速築西伯利亞大鐵路、向遠東尤其是中國和朝鮮擴張的目標和野心，一齊落了空。
為了應付擺在目前的不利形勢，沙俄政府的決策層根據新沙皇尼古拉二世的敕令，於1895年2月1日召開了有關中日戰爭的第二次特別會議，著重討論為“保護”俄國在遠東的利益而應采取的措施。
特別會議由沙俄皇室成員、海軍上將阿列克謝·亞曆山德羅維奇親王主持。他在會議一開始時就指出，自去年8月21日的特別會議以後，遠東中日戰場業已發生了急劇變化，而日軍節節的軍事勝利，令人十分擔心“上次會議中根本不能預見到的中日衝突的那些後果”。他要求出席會議的決策人物，討論一下俄國在目前形勢下應采取哪些措施，同時還要審查一個問題，即俄國在朝鮮問題上是與其他列強共同行動，抑或單獨行動。
在會議上，沙俄決策者們為“保護”國家利益，個個使出了渾身解數，獻計獻策：第一，關於如何“保護”俄國的利益。陸軍大臣萬諾夫斯基認為，為保衛俄國在遠東的利益及獲得在朝鮮海峽自由航行的保證，俄國應迅即占領朝鮮半島南端的巨濟島，並在島上建立“居留地”，“一如香港之為英國的軍事基礎一般”。侍從武官長萬諾夫斯基對此表示讚同，不過他認為“現在還不必出此一著”，因為目下還未到“緊急關頭”，“日本政府似還尊重我國的利益”。外交臨時代理大臣基斯敬也認為，目下形勢使“我們不必占領巨濟島或其他任何地區，因為這樣可以顯出我們對太平洋沿岸並無任何侵略目的，由此可與日本及其他有關國家保持以前的友好關係”。亞曆山德羅維奇親王認為，占領巨濟島對俄國是有益的，但保持它就需要相當的海陸軍力量。海軍代理大臣契哈乞夫認為，為不引起日本方麵的抗議，“最好是占領滿洲的一部分”。而陸軍大臣則認為，俄國應當考慮到在西伯利亞鐵路未完成以前，“占領滿洲的一部分是有困難的”。參謀總部大臣奧布魯乞夫也認為，目前尚不必作任何有關“占領”的企圖，必須努力保持朝鮮的獨立。財政大臣維特提出：“在中日戰爭中，我們應依舊暫時采取不幹涉政策，但同時我們應準備應付任何事變，我們應增強我們在太平洋上的海軍。”這一提議獲得了與會者的一致讚同。為此，維特還進一步表示，關於增加海軍艦隊的特別費用，“財政部在撥款方麵並無困難，其數目可由海軍部和財政部協議”。
第二，關於聯合其他列強共同行動問題。
維特認為，英國在遠東有巨大的商業利益，因此它較俄國更願意中日間建立和平。亞洲司司長克卜尼斯特在發言中支持維特的意見，認為這是英俄兩國共同行動的基礎；俄國應利用目前時機，“現在就和倫敦內閣達成協議”，隻有這樣才能“稍微防止中日衝突的惡果，俾便獲得西伯利亞鐵路建築完成的必要時間，到那時我們才能全副武裝我們的物質力量，並能在太平洋問題上占有適當的位置”。奧布魯乞夫更進一步指出，在朝鮮問題上，俄國不僅應與英國共同行動，而且還應與法國、乃至其他列強共同行動。會議主席亞曆山德羅維奇則提出，在朝鮮問題上，外交部如有可能就應與英國達成協議；如不能與英國達成協議，有關“以後的行動方式可以再召集會議討論”。他也強調：“為了和平以及使日本更注意俄國的聲明起見，增強武力是有用的。”
經過緊張的討論和反複權衡利弊，特別會議最後確定了沙俄政府所應采取的方針，這就是：第一，增強俄國在太平洋的艦隊實力，使之強於日本；第二，謀求同歐洲列強、主要是法國達成協議，一旦日本政府在與中國締結和約時所提出的要求，侵犯了俄國的重要利益，則應對日本施以共同壓力。
2月8日，沙俄政府開始與英、法、德國商議“聯合調停”的問題。
早在1894年底，清廷鑒於日軍來勢洶猛、清軍在戰場上節節失利，向日本提出停戰媾 和的要求，次年一月派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大臣、戶部左侍郎張蔭桓等為談判代表，抵達日本廣島。但日本政府以張蔭桓等人地位、聲望、權力均不及李鴻章為由，將其逐出廣島，並聲言時機未成決不透漏媾和的條件（實際上日本初定的媾和條件相當嚴苛，如奪取遼東半島、台灣、澎湖，索賠10億兩白銀等），“使第三國在事前絕無插足的餘地”。這使英、俄、法、德等國十分惶惑：“若言讓土地，或南或北，英、法、俄如何處？”因此於2月8日英、法、俄、德四國決定“聯合調停”中日戰事，並決定，如日本提出的議和條款不涉及渤海灣及中國東北地區、保證朝鮮的“獨立”，則諸列強一齊對中國施加壓力，強迫其接受日本的媾和條款。與此同時，沙俄政府又威逼中國駐俄公使許景澄，要清廷迅速與日本講和（實際上借此探聽日本提出的媾和條件），並聲言俄國不能迫令日本停戰，從而堵死了清廷依賴俄國結束戰爭的道路。14日，沙俄駐日公使希特羅渥奉命與日本外務大臣陸奧宗光舉行密談，告訴他說：
俄國皇帝聞中日兩國將要召開媾和談判，甚為欣喜，俄國切望早日解決中日戰爭。
希特羅渥還提出，如果日本在不妨礙朝鮮獨立的前提下提出割地，俄國不會從中作梗。他還以一個教唆犯的口吻告訴陸奧宗光說：
日本要求割讓台灣，俄國對此毫無疑義。
2月底，俄德兩國政府更達成了協議：
日本如接受俄國的朝鮮完全獨立的要求，則交換條件是俄國保證在和談中支持日本取得賠款、領土割讓及重新調整中日間商務關係。
此後，俄國政府還多次告誡日本政府，日本若割取中國大陸土地，歐洲各國均會提出異義，這對日本來說決非上策。
沙俄政府的拙劣表演，充分表明它隻希望用犧牲中國領土台灣的辦法，謀求與日本達成某種秘密交易；但俄國決不允許日本侵犯其在中國東北的利益，否則就會招致歐洲各國的非議。這就為後來的俄、法、德三國幹涉還遼埋下了重重的一筆。
1895年（光緒二十一年）三月上旬，日本占領了整個遼東半島，清廷被迫派遣朝廷重臣李鴻章為全權大臣，到日本馬關與日本政府談判議和。
日本侵略軍占據遼東半島，對沙俄政府在遠東的侵略計劃是一個極其沉重的打擊。這使沙俄政府認識到，自己千方百計想把禍水引向台灣（即此前的鼓動日本霸占台灣）的陰謀破了產，如今日本已成為俄國爭奪遠東和太平洋地區霸權的頭號勁敵，於是急急忙忙地收起“不幹涉”政策，而積極行動起來。在海上，沙皇政府迅速向遠東調派了20餘艘軍艦，在渤海灣一帶遊弋；在陸地，沙俄政府在中國北部邊境集結重兵，並將符托迪沃斯托克（海參崴）的駐軍移駐吉林，以防中日戰事北移觸及俄國某些領土和利益。在外交上，沙皇政府得知李鴻章赴日談判的消息後，正如日本外交大臣陸奧宗光所說：此時俄國雖與其他列強同處旁觀的地位，“然彼常銳敏其眼光，注意中日戰爭之進行，苟發現謀自己利益之機會，決不懈怠”。果然，俄國在私下裏與英、法等國緊急磋商對策。在割地問題上，俄國一方麵通過沙俄公使告訴李鴻章，中國政府如不向日本割地則不能“結局”；同時又令清駐沙俄公使許景澄轉告李鴻章：到日本談判，不要輕易“允地”，可以拒絕，使談判暫時停頓，這是一種國際“慣例”。沙俄的這種態度看似矛盾，實際上說穿了一點也不矛盾。在沙俄政府眼裏，中國必須將台灣割讓給日本，但決不能允許日本吞並遼東半島——此為俄國人的囊中物。
4月1日，沙俄政府最不願意看到的事情真的發生了。這一天，日本政府在向中國提出的議和條件11款中，就包括遼東半島。這就進一步觸怒了沙俄君臣。新任外交大臣羅拔諾夫於4月6日兩次上奏沙皇，對日本要吞並朝鮮表示憤怒：
日本所提和約條件中最引人注意的，無疑是他們完全占領旅順口所在地的半島；此種占領會經常威脅北京，甚至威脅要宣布獨立的朝鮮；同時由我國利益來看，此種占領是最不愜意的事實。
他在奏折中，一方麵依然憂慮地說，由於英、法、德三國對日本的態度不明朗，而俄國勢單力薄，“目下並無其他辦法，隻能非常友誼地對日本政府指出，旅順口之占領將永遠阻礙日本恢複對中國的良好關係及成為破壞東方和平的借口”。他認為這一點也應成為其他列強“亦有同樣的顧慮”。另一方麵，羅撥諾夫卻趁火打劫，對中國露出了猙獰的劊子手麵目。他在上沙俄的奏折中繼續說道：
如果我們滿足了我們在遠東的現狀，而僅限於鞏固自己的地位，當然沒有比中國更好的盟國了。……可是，如果我們被迫用進攻行動來滿足我們在遠東的迫切需要，則情況會大大改變。我們的目的可能雙重的：我們要在太平洋上獲得一個不凍港，為便利西伯利亞鐵道的建築起見，我們必需兼並滿洲的若幹部分。
沙皇尼古拉二世在文中“我們的目的可能是雙重的”一句後批了個“即”字。這表明沙皇君臣想在中日戰爭中，利用中國在戰場上的失敗趁火打劫，兼並中國東北。
對日本提出的媾和條件，沙皇君臣中反對最力的當屬財政大臣維特了。
維特認為，中日條約對俄國十分不利。因為日本在中國大陸取得了遼東半島，“就挨近我們了”。也就是說，俄國的沿海地區和邊疆地區，原先是同日本隔海相峙的，“而現在，日本已登上大陸，在大陸上找到了好處，而在這塊大陸上我們也是有切身利益的，所以就出現了一個問題：怎麽辦？”
如何應付突如其來的遠東國際形勢的變化？維特在苦苦地思索著。他覺得，把俄國勢力擴展到遠東，這是曆屆沙皇的夢想，當今沙皇尼古拉二世在當皇太子時就出巡過那裏，但尼古拉二世還“沒有形成任何（對遠東問題的）肯定的計劃”。這就要求當時獨自處理遠東問題的維特“全麵考慮”：如何應付“已規定由日本占有整個遼東半島的日中條約”。維特得出了一個結論：
對俄國最有利的是，應該以強大的而不好動的中國作為自己的鄰國，這樣，俄國的東方才能保持安寧，這也是為俄羅斯帝國的未來造福。因此，我很明確地感到：不能讓日本在北京周圍紮根，不能讓他獲得像遼東半島那樣的一塊要地，這個地方在某種意義上來說是一個橋頭堡。經過這番思考，我就提出：必須阻止上述日中條約的實現。
根據維特的建議，沙皇亞曆山大二世批準於4月11日召開一次特別會議。會議由海軍上將阿列克謝·亞曆山德羅維奇親王主持，著重討論了在中日議和新形勢下俄國的運動政府。
沙俄政府的決策者們在會議上出現了一些分歧。例如亞曆山德羅維奇親王認為，俄國必須與日本保持良好關係，利用日本牽製俄國的敵人——英國，另外，獲取不凍港這個非常重要的問題也需要獲得日的支持。陸軍大臣萬諾夫斯基則指出：日本對中國所提的“和平條件中，以朝鮮獨立及日本占領滿洲南部對我們最為重要”，因此必須要求日本軍隊真正退出朝鮮。外交大臣羅拔諾夫則強調說：
在任何情況下，不能指望日本的友誼，它不僅對中國戰爭，還要對俄國戰爭，以後會是對全歐洲。日本人在占領南滿以後，決不會止於此，無疑將向北推進殖民。
財政大臣維特在會議上的發言最為激烈。他在這次會議上，闡述了一個基本原則，那就是：
俄國的一切利益，許多年來一直就在於使中國不致發生任何變動，為此必須全力堅持使中華帝國保持完整、不受觸動的原則。
為此，維特聲調俱厲地喊叫：日本在當前挑起的敵對行動“主要是針對我們的”。他指出，如果俄國現在允許日本人占領滿洲，那麽他們就可以憑借從這次戰爭中獲得的數億盧布賠款，全部吞並朝鮮，把蒙古人、滿洲人都“吸引到他們那一邊。這樣不出幾年，日本天皇就會成為中國的皇帝。因此，就有一個問題明確地擺在了俄國的麵前：
任令日本占領南滿，待西伯利亞鐵道築成後再為自己取得報償，或者現在即決定積極阻止此種占領，對於我們不知何者較為妥善？
維特還說，他經過深思熟慮，權衡利弊，為了保衛俄國領土和西伯利亞鐵路，俄國政府“最好現在就積極行動”，首先要堅決聲明：
我們不能容許日本占領南滿，假使（日本政府）不履行我們的要求，我們將采取適當的措施。
維特敦請沙皇和俄國政府，假如日本置俄國的要求於不顧，俄國不惜兵戎相見：立即令俄國艦隊攻擊日本海軍，並轟擊日本港口。他還滿懷信心地說：
這樣我們就成為中國的救星，中國會尊重我們的效勞，因而會同意用和平方式修改我們的國界。
維特真不愧是一個老牌的帝國主義侵略分子，狡猾奸詐，詭計多端，既要當婊子，又要立牌坊，真不知人間還有羞恥事。
這次會議得出了下述結論：
（一）在中華帝國北方保持“戰前狀況”，先以友誼方式勸告日本放棄占領滿洲南部，因為此種占領破壞我們的利益，並將經常威脅遠東的和平；假使日本堅持拒絕我們的勸告，就對日本政府宣布，我們將保留行動的自由，而我們將依照我們的利益來行動。
（二）正式通知歐洲列強及中國，我們方麵並無任何侵占意圖，為保衛我們利益起見，我們認為必須堅決主張日本放棄占領滿洲南部。
曆史似乎又讓人琢磨不透，殺人越貨的江洋大盜，一夜之間竟成了一個救人於危難之中的俠客。這真是對曆史絕妙的諷刺。
但是，維特對特別會議作出的這兩項決定，依然不滿意，將自己的意見上奏沙皇尼古拉二世。於是，尼古拉二世召集了隻有亞曆山德羅維奇親王、外交大臣羅拔諾夫、陸軍大臣萬諾夫斯基和財政大臣維特四人參加的禦前會議[7]，認真聽取了維特的意見。最後，尼古拉二世決定采納維特的建議，並責成外交大臣羅拔諾夫立即執行。
4月17日，中日《馬關條約》簽訂。該條約包括《講和條約》十一款、《議訂專條》三款和《另約》三款，主要內容有：清廷承認朝鮮為“完全無缺之獨立自主”；清廷向日本割讓遼東半島、台灣和澎湖列島；清廷賠償日本軍費庫平銀二萬萬兩，該款分八次於七年內付清。此外還有向日本開放通商口岸及日本貨物進口中國享受免稅等特權。
沙俄外交大臣羅拔諾夫在得知日本終於搶走了早被俄國視為“勢力範圍”的遼東半島之後，立即親自出麵或指令俄駐外大使，聯絡英、法、德等國對日本進行共同幹涉。由於俄國的努力，更主要的是俄、法、德三國在中國東北問題上利益的一致性，使三國結成了暫時的同盟，對日共同進行幹涉。
中國東北三省（即所謂的“滿洲”）是世界帝國主義陣營爭奪的焦點。蘇聯曆史學家阿瓦林指出：
爭奪滿洲的主角一開始就是日本和俄國，後者直到資本主義列強采取共同行動為止。滿洲一開始就引起了美國資本的特別注意，也是它的渴望的目標。滲透到地球上各國角落的英國資本對滿洲也一直非常“有興趣”。在為滿洲而搏鬥的列強共同行動中法國和俄國也經常叫嚷：其中每個國家對滿洲都有或大或小的打算。此外，關於滿洲問題提出要求或放棄要求往往成為所有資本主義“大”國相互遊戲中的一張王牌。
那麽，在這次對日幹涉中，為什麽隻有俄、法、德三國參加呢？
美國是後起的資本帝國主義國家。19世紀末葉，美國把主要精力放在爭奪美洲的殖民地上（1898年的美國和西班牙的戰爭就是其結果），而無暇顧及“滿洲”，因此它在中日甲午戰爭中始終嚴守“中立”。
英國——正如阿瓦林所說—— 一直對“滿洲”非常有“興趣”，因此對沙俄在中國東北的侵略和擴張始終抱有高度警覺性。於是就利用日本以牽製沙俄。中日戰爭爆發後，英國表麵上“中立”，實際上縱容日本侵略和奪取東三省。《馬關條約》簽定後，英國認為該條約不僅沒有破壞和損害自己在東亞的利益，相反“因為新埠口的開放和更巨大的便利的讓與，將給國際貿易帶來好處，而且日本的勝利將阻礙俄國政策在滿洲和朝鮮的進展”。正是這些原因，當俄國請其參加幹涉日本的活動，英國總是“半吞半吐”地予以“謝絕”；而當日本提出“援助”請求時，英國同樣回答說：“英國對於日本雖抱最懇篤友情，同時亦不能不考慮自國之利益，故不能應日本之提議，援助日本。”
法國自1892年以後，與俄國結成了俄法同盟，在同盟中處於“小兄弟”的角色，一切抑仗“大哥哥”的鼻息行事。因此，在對日幹涉之中，“法國願意和俄羅斯毫不分離，並且希望通過援助中國得以保證它和中國的善鄰與友誼關係”，以從清廷手中索取“報酬”。
德國是一個後起的帝國主義工業大國，為尋求原料產地和市場，對中國這樣一個地大物博的國家早就垂涎三尺。但德國因爭奪巴爾幹半島，與俄國早已勢同水火。在俄土戰爭中，俄國就因為德國與奧匈帝國的聯合掣肘，向巴爾幹尋求擴張和出海口的願望向泡沫一樣破滅了，對德國更是懷恨在心。中日甲午戰爭爆發後，日本外交大臣陸奧宗光在談及德國政府言行時說：“頗為曖昧模棱。”具體表現是：
彼等（指德國）雖屢雲對我國（指日本）表同情友誼，而其臣民屢向中國輸入戰時禁製品，其退伍士官公然參加中國軍事，德國政府假裝不見，唯自己利益是圖。
實際上，德國是堅決支持日本侵略中國的，這已為大量事實所證明了的。隻不過在公開場合上給人一種不偏不倚的“中立”形象。
1894年11月，英國曾向歐洲各國政府提議聯合幹涉中日戰事時，德國首先予以拒絕，向日本表達了“德色”。馬關條約簽定前，德國駐日公使兩次致電陸奧宗光說：“媾和條件已泄，德國政府別無重要異議。”“媾和條約之條件，歐洲報紙上批評尚好，尤其關於償金，即令其額更巨，亦決無異議。”對日本吞占東三省等地，德國也“固持不動”。不料，4月13日，風雲突變，德國立場來了個一百八十度的大轉彎。德駐日公使急電陸奧宗光說：
若日本政府向中國求特別經濟的利益，德國政府亦當反抗。對德國懇切之意思，日本諸事有詳細通知德國政府之義務。為緩和一般輿論，希報告本使。
對此，陸奧宗光頗感迷惑不解，他寫道：
事隔僅一日前後，電報之意味如此矛盾，果係何故，是非德國政略上發生變化而何？
陸奧宗光猜對了，正如清朝署兩江總督張之洞所說：
德向助日，因俄法牽製，複忌其強，遂有壓日之舉。
事實也是這樣，德國政府認為時機已到，即利用俄、日的矛盾，將俄國的視線轉向東方，減輕自己在歐洲爭霸中所受沙俄的壓力；再者，德國也想借共同幹涉之機，一方麵離間俄法同盟，“使俄法立於孤立之地位”。另一方麵“欲恢複為德國幸福所必要之俄德親交，作成爾後提攜之階梯也”。還有，德國利用聯合幹涉成為中國的“救星”，自然可以從中國取得一個立足的港口和各種政治、經濟利益。
就這樣，各懷鬼胎的俄、法、德三個帝國主義國家走到了一起，決定聯合起來從日本的血口中奪取獵物了。
馬關條約締結後，英文版京津泰晤士報刊載了中日締約過程中的各種公報、協定、會談記錄或會談摘要。實際上，這些文獻公布之前，清朝總理衙門的王大臣們，根據李鴻章的指示，每天按時把中日和談的詳細情況通知俄、英、法、德、美等國駐華公使。這就使他們對中日和談的情況了如指掌，從而為俄、法、德三國幹涉還遼贏得了足夠的時間。
1895年4月3日，清總理衙門的王大臣們給歐美列強駐華公使的通知，“堅持地論說關於（條約中）關於領土、政治及財政秩序條款的苛刻性質”，請求他們的政府向日本政府呼籲，“使較中和與寬仁一些”。各國公使把此事迅速轉呈各自的政府。
4月12日，李鴻章接到“歐洲方麵消息說，德國將和俄國、法國聯合，在對日本的和平提案采取同一的態度”。
4月18日晚，俄國駐華公使喀西尼通知總理衙門，要清政府耐心等待，不要急於批準中日馬關條約。於此同時，中國駐俄、法、德公使也分別從所在國政府獲知同樣消息。而在這前一天，德國外交大臣馬沙爾致電駐東京公使哥屈米德，將沙俄政府的通知內容轉告他，要他向日本政府“作同樣意義的表示”。沙俄政府的通知內容是：
日本和平條件的審查，迫使俄國政府得出這個信念：日本擬據遼東，對中國京城將是個經常的威脅，同時將使朝鮮的獨立成為虛影。因此，它將成為東亞和平的永久阻礙。俄國在東京的代表將把上述的話通知日本，且勸它肯定地放棄這半島的占領。
俄國的這一通知也幾乎同一時間通知了法國，法國政府也立即致電駐日公使，囑其向日本政府“作同樣意義的表示”。由此可以認為，沙俄政府的通知拉開了三國幹涉還遼的序幕。
4月20日，德國駐日公使一人獨自來到日本外務省，麵色十分神秘地對外務省次官林董說：奉本國政府極重要訓令，“明日當與某國之公使等來訪，欲麵晤外務大臣”，所說的某國“不能言明其國名”。林董稱，首相、外交大臣均不在東京。他一人坐等兩天，不見“他國公使來會”，心中頗為納悶。
直至23日，俄、法、德三國駐日公使一齊來至外務省，向日本政府宣讀本國政府聲明。俄國政府的聲明是：
俄國皇帝陛下之政府，茲查閱日本國向中國所要求之媾和條件，對遼東半島歸日本所有一節，不但認為有危及中國首都之虞，同時亦使朝鮮國之獨立成為有名無實。以上實對將來遠東永久之和平有所障礙。因此，俄國政府為了向日本國皇帝陛下之政府再度表示其誠實之友誼，茲特勸告日本國政府，放棄確實領有遼東半島一事。
法、德兩國政府的聲明完全與俄國政府的相一致。三國政府公使還代表各自政府，限令日本政府於15日內答複。與此同時，三國軍艦紛紛出動，停泊在渤海灣一帶。僅俄國在中日換約的預定地點煙台，即有大戰艦20多艘，次等兵船及鐵甲艦、快艦等20餘艘。這些戰艦均奉命24小時內隨時出航，各艦都晝夜升火，禁止船員上陸。俄國還將符拉迪沃斯托克（即中國海參崴）視為“臨戰地境”，急召預備兵，規定不論工農商賈均驅之入軍伍；當地的日僑均被集中於一地，隨時令其撤退。德國更幫虎吃食，德皇親自向俄皇推薦俄海軍中將梯得夫，讓梯得夫就任德國太平洋艦隊司令，推薦電以討好的口氣說：
梯得夫之海上伎倆經驗，朕所夙知。
總之，俄、法、德三國的舉動向世人顯示出，對日戰爭大有一觸即發之勢。
三國幹涉事件的突然爆發，給毫無思想準備的日本政府以極大震驚和不安，“已成騎虎之勢”。24日，日本首相伊藤博文緊急召開禦前會議，商討對策。會上，伊藤提出了如下三種方案：
一、即令遭遇新增加敵國之不幸，此時斷然拒絕俄、德、法之勸告；二、招請列國會議，於該會議處理遼東半島問題；三、此際寧完全容納三國之勸告恩惠的交還遼東半島於中國。
按理說，日本是決不願把到口的肥肉輕易吐出的，但由於戰爭消耗了國內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財力，戰後已是國庫空虛，軍備匱乏，軍力驟減，無力與三國抗衡，但又不甘心退還遼東半島，因此，禦前會議決定采用第二種方案。但當伊藤把這一決定告知在舞子養病的外交大臣陸奧宗光時，後者感到，召開國際會議無異於“新增敵國”，一旦清政府與俄、法、德三國聯合一體，馬關條約定然成為“廢紙公文”，日本所獲的全部利益頃刻化為烏有。最後，伊藤和陸奧兩人商定，先不輕易決定對策，而是確知“為此次發動者本人俄國之意向，尤為必要”。隨即致電沙俄駐華公使喀西尼，電文說：
中日媾和條約已經我皇上批準之今日，拋棄遼東半島頗屬為難。若俄國政府念及傷害從來日俄兩國長年親密之善鄰關係非得計，則貴官可要求其對此次之勸告再加考慮；且望告以“日本將來雖永久占領遼東半島，亦不危及俄國之利益；關於朝鮮之獨立，日本政府不論如何當使俄國政府充分滿足”之意。
日本此舉真可謂打錯了算盤。因為沙俄不容日本染指東三省的決心是堅定的。此前一個月日本駐美公使給陸奧外交大臣的急電，就說明了這一點。該電報告說：
美國國務大臣將其駐聖彼得堡美國公使電報大要密告本使：近來俄國之欲望非常激昂，俄國將乘現今之轇轕，增加其勢力於中國，希望占領中國北部及滿洲。當反對日本占領該地方及為朝鮮之保護者，三萬俄兵已駐屯中國之北部，有漸次增加之形勢。俄國軍人屢圖使該政府變更其對日友誼的意向，故俄日兩國利害當至衝突。
而當喀西尼將伊藤和陸奧電報內容轉呈沙俄政府時，沙俄方麵又玩了一個花招：4月27日，喀西尼回電日本政府說，他在與俄外交大臣長時間討論後，希望給日本政府一個“有利之回答”，看俄外交大臣“之顏色似稍有所感動，當約俟仰祈俄國皇帝之睿慮”。誰知，就在日本政府緊張的神經稍顯鬆弛之時，陸奧宗光又接到了喀西尼的一封電報，該電大意是：
俄國皇帝以日本之請求，並非有十分理由，足使俄國撤回勸告，故不予采納。
日本想使俄國改變初衷的願望，至此徹底破了產。無奈之下，日本政府依然野心不死。隨即電令日本駐英公使加藤，要他麵晤英外交大臣，企盼英國伸出一雙友誼之手。殊不料，英國政府認為，為一日本而得罪俄、法、德頗為不值，於是扳正麵孔說，英國政府在中日戰爭初，即已決定概不幹涉，而今與日本協力，即係幹涉，與英國初衷相違。再者，英國雖對日本抱有友情，但與三國亦係友邦。所以英國最後告誡日本說：
此時除（爭執雙方）彼此酌量以自己之決斷及責任行動外，無他法。
隨之，日本又向意大利和美國政府求援，均無功而返。這終於使日本得出結論：
第三國實力上強援之不能得，亦已明白。
4月28日，喀西尼又從聖彼得堡給陸奧發出一份措詞強硬的電報。電報說，俄、法、德三國已在日本海麵集結了強有力的艦隊，不顧開戰的危險，此舉“果為我國之得計否，本使不能知”，可由日本政府去權衡，“貴大臣若覺得到底不能抵抗彼等，則如本使前電”，拋棄朝鮮土地，放棄永遠占領遼東半島。他還強調俄法關係“不能分離”，任何人破壞不了。
至此，日本已覺再不退讓必吞惡果。於是在4月30日致電喀西尼：
日本帝國政府政府熟考俄國皇帝陛下政府之友誼勸告，且欲表彰重視兩國間之親密關係，故於因馬關條約批準交換保全日本國之名譽及威嚴後，對於追加如下之條文於該約中表示同意。第一，日本政府對於奉天半島之永久占領權，除金州廳外，完全拋棄，但日本國與中國商議後，對於拋棄領土，當定相當之報酬金額。第二，然日本政府迄中國完全履行媾和條約之義務時止，有占領該領土為擔保之權。
不料，日本的這一退讓依然不能滿足俄國的胃口。5月3日，喀西尼又去電說：
俄國徹頭徹尾認日本領有旅順口為障礙，故決議維持最初之勸告，而該決議已經俄國皇帝裁可。關於本事件，本使雖瀝滿腔熱血，痛論苦言，竟不能使我國政府翻其初誌，深為遺憾。
至此，俄、法、德三國的強硬態度已把日本逼到了絕境，迫使其最後下決斷。伊藤和陸奧經過緊急磋商，斷定此時是實行下述政策的時機：
對於俄、德、法三國雖然讓步，但對於中國一步不讓。
於是，陸奧宗光草就了日本回答三國的電文：
日本帝國政府根據俄、德、法三國政府之友誼忠告，約定拋棄奉天半島之永久占有。
該電文通過日本駐三國公使交到了三國政府手中。5月9日，俄國駐東京公使奉命來到日本外務省，宣讀俄國政府的來電。電文說：
俄國皇帝陛下得知日本國拋棄遼東半島永久占領之通告，認日本皇帝陛下因此措置重表示其高見，茲為宇內和平，特述祝辭。
德、法兩國政府也向日本政府“表示祝賀”，這真使日本政府“啞巴吃黃蓮，有苦說不出”。至此，三國幹涉中的棘手問題宣告解決。
本來，俄國外交大臣羅拔諾夫在三國幹涉還遼過程中，還想要日本承擔不在澎湖列島建築防禦工程，以確保台灣海峽的自由航行權。德國外交大臣向羅拔諾夫指出，這一想法“似乎完全越出了（三國幹涉事件）行動計劃的範圍之外”；再者，日本軍界對日本政府及皇室的讓步行為輿情激昂，使後者處於困難境地，這很可能“將危及我們迄今為止的行動的完全成功”。這樣，就終於打消了羅拔諾夫的幻想。
日本在三國幹涉壓力下，雖被迫表示放棄遼東半島，但其侵吞該地區的野心依然沒有泯滅。於是轉而耍一花招，即“大大增加”清廷贖取遼東半島的償金，“使中國永遠不能還清為上計”，這樣，日本賴在遼東半島就有了充實的借口，也賭住了三國的嘴。7月19日，日本政府正式通知俄、法、德三國政府：
日本政府鑒於中國償付與交還地域價值相當之款額殊屬困難，特將以交還遼東半島為條件之賠款數目，定為五千萬兩；
日本政府準備於中國償清上項賠款及戰爭賠款第一次應付數目後，將軍隊撤至金州，並於中國交付第二次戰爭賠款及交換修訂通商航行條約後，即全行退出遼東半島。
沙俄政府一眼即看穿了日本的狡詐目的。外交大臣羅拔諾夫親自出麵，指示俄駐法、德公使向所在國轉達他的聲明：
日本要求五千萬兩銀子作為放棄遼東半島的賠償是過度的，相信必須運用壓力使日本把它的要求減低至一半之數。
由於在向中國借款問題上與俄、法兩國發生矛盾的德國政府，此時公開支持日本的要求。德國副外交大臣羅登漢於7月24日公開對俄國公使說：
像以前一樣，五千萬兩銀子作為贖還（遼東半島）這樣一個大而重要的地方，我認為是寬和合理的。一般來說，日本的金錢要求，是圍繞著合理的範圍。
8月9日，羅拔諾夫親自接見德國駐俄國公使，雙方進行了長達兩小時的辯論。羅拔諾夫堅持認為日本的要求是過度的，是不能被接受的，“因為這將引起一個（日本）無止境遲延（從遼東半島撤退）之借口”。他指出，首先應該確定日本撤退半島的日期。羅拔諾夫要求德公使請把他的意見轉達德國首相，並能予以接受。德公使依然不滿俄拋棄德國單獨向中國借款的舉動，因而堅持說日本的要求“並不過高”，不能認為是專斷的要求。就在雙方僵持不下之際，德國皇帝親自出麵幹預，敕令德國政府：
不要不和協，而且要謹慎；對俄不是不友誼的，借我們的合作來減低俄國對日本的要求。
他還決定德國盡管迎合俄國意旨，並指出日本“退還遼東之賠款要求應減為三千萬兩”。
8月23日，羅拔諾夫通過俄國駐柏林代辦向德國政府宣布：
（俄國）皇帝深感（德國）威廉皇帝減少日本要求退還遼東賠款之動機。以日本於此款支付後立刻撤出遼東為條件，我們接受這三千萬兩以代替五千萬兩之數目，我們也放棄照戰爭賠款支付條件分期支付之原意。
11月8日，中日兩國簽定了《交還奉天省南邊地方條約》，規定：清廷須在11月16日之前將庫平銀三千萬兩交與日本，索還遼東半島，日軍在款項交清後三個月內全部撤出遼東半島。至此，俄、法、德三個帝國主義列強幹涉還遼的活動結束。
從表麵上看，中國的確是贖回了遼東半島，但是自此在政治、經濟等方麵均增加了對帝國主義列強的依賴性，使自己在沙俄帝國主義掠奪性外交的羅網中越陷越深，而終於不能自拔。另外，由於沙俄是這次事件的贏家，而輸家日本自然懷恨在心，伺機報複，這自然加劇了各帝國主義列強、首先是日俄兩個帝國主義國家在中國東北三省的矛盾，為日後日俄戰爭埋下了種子，但深受其害的依然是中國。
[1]1894年是西太後60壽辰之年。
[2] 1894年為中國農曆甲午年，故日本政府挑起的這場中日戰爭，稱為中日甲午戰爭，簡稱為甲午戰爭。
[3] 喀西尼在致吉爾斯的急電中說：袁世凱的報告自“極秘密方麵得來”，具有“相當的重要性”。袁世凱在報告中告訴李鴻章：麵對一觸即發的朝鮮“叛亂”形勢，日本已派艦保護其商家和居民；中國商民在此居住者也不在少數，目下皆憂慮不安，但朝鮮海麵隻有中國一小艦停泊，勢難東西兼顧。他希望李鴻章能迅速電令北洋海軍提督丁汝昌率艦迅速來朝鮮海麵，“停泊此間以保護我臣民”。
[4] 李鴻章堅定依賴俄國的態度，連喀西尼都看得非常清楚。他在6月24日致俄外交大臣電中說：“目下局勢極為緊張，而中國正在急切等待俄國的決定，認為這是和平了解的唯一希望。”
[5] 德國駐遠東代表所發出的朝鮮事件第一階段的報告中就指出：“李鴻章在軍事上沒有充分準備，戰爭亦使中國人感到措手不及。”
[6] 外交大臣吉爾斯在這次會議上強調說：“朝鮮本身是不足道的，可是由於它的軟弱，如果被交戰國一方統治，可能成為敵視我國的工具。”
[7] 尼古拉二世在看了外交大臣羅拔諾夫送呈的特別會議記錄後，“曾表示願聽一聽參加會議者每人之意見”。於是，四大臣入宮覲見，舉行了禦前會議。
引用書目：
羅曼諾夫：《帝俄侵略滿洲史》，商務印書館1937年版。
王彥威輯：《清季外交史料》，書目文獻出版社1987年版。
《光緒東華錄》，中華書局1958年版。
張蓉初譯：《紅檔雜誌有關中國交涉史料》（內部讀物）。
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沙俄侵華史》，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
1894—1895年的中日甲午戰爭，是沙俄政府向西伯利亞大舉擴張、公開在中國境內修築支線鐵路的大好時機。而1894年初朝鮮東學道起義則是中日甲午戰爭的先導。
19世紀70年代以後，朝鮮逐漸淪為日本、英國、美國等資本主義國家的半殖民地。其中，日本對朝鮮的侵略、掠奪尤甚。它通過朝日《江華條約》大肆向朝鮮傾銷商品，掠奪糧食原料，壟斷朝鮮的交通運輸業，控製朝鮮的對外貿易。日本還強迫朝鮮向其支付巨額賠款。這一切無疑地增加了朝鮮農民的負擔。
1893年，朝鮮發生了大災荒，饑民食不果腹，骨瘦如柴，遍地流民。而王室、官吏不但不予撫恤，反而繼續勒索敲詐。全羅道古阜郡趙秉甲借機巧立名目，增加水稅，中飽私囊，農民苦不堪言，又訴苦無門，忍無可忍，於是在秘密團體“東學道”的組織下，於1894年4月發動了聲勢浩大的反對日本資本主義和本國封建統治集團的鬥爭。起義者一路上勢如破竹，連克古阜郡和全羅道首府全州，京城為之震動。驚慌失措而又無力鎮壓起義的朝鮮統治者急忙向清廷求援，清廷答允，並在日本再三敦請下，於6月6日在漢城西南150餘裏的牙山登陸。清廷的這一舉動，正中了日本政府的奸計，使其對外擴張、侵略的野心得逞。
如所周知，1864年的日本明治維新為其國內資本主義的發展開辟了道路。此後，日本為資本原始積累和開辟市場，而大肆向外侵略、擴張，叫嚷要“開拓萬裏波濤，布國威於四方”；並製定了“大陸政策”，首先侵占朝鮮，進而征服全中國乃至整個世界。朝日《江華條約》的簽定，實際上是日本政府實施“大陸政策”的第一步，遠遠不能滿足日本的侵略胃口。它還時刻在窺測方向，尋找機會。朝鮮東學道起義的消息傳到日本，日本政界一片歡聲雷動，認為這正是日本繼續實施大陸政策的千載難逢的良機，日本有的報紙還赤膊上陣，大喊大叫，拚命鼓吹說，政府如能迅速出兵朝鮮，“宣揚國威此其時，百年大計在一戰。”
日本政策在得知清廷應邀出兵朝鮮的消息後，立即一而再、再而三地派外交官員敦請清廷迅速出兵，並以此地無銀三百兩的口吻說，日本此舉“別無他意”，如將來也出兵的話“不過借保護本國使館為名，調兵百餘人來漢城而已”，決不會出現任何問題。清廷未能周密考慮，貿然出兵，正中日本侵略者下懷，不僅為中國人民造了苦難，而且為沙俄等西方資本主義擴大對華侵略創造了良機。真是俗語說得好，一著不慎，滿盤皆輸！
6月初，在天皇的“禦準”之下，日本政府即大舉調兵譴將，做好了出兵朝鮮的各種準備。6月7日，即清軍出兵的第二天，日本政府宣布出兵朝鮮。9日，日本先遣部隊在朝鮮仁川登陸，並強行闖入首都漢城。接著，又不顧朝鮮政府的抗議和清廷的交涉，繼續增兵。至6月底，集中在仁川、漢城等地的日軍已達7000—8000人，而牙山的清軍尚不足3000人，一時間，朝鮮半島煙雲密布，戰爭迫在眉睫，但又敵眾我寡，形勢十分緊張。
麵對日本日益囂張的侵略氣焰，把持朝政大權的慈禧太後（又稱西太後），不僅不作積極備戰，反而大肆操辦自己的60壽辰慶典。[1]自1894年（光緒二十年）初，西太後就提取海軍經費，大修頤和園。甲午戰爭[2]爆發後，她視民族利益和國家利益於不顧，指使清北洋大臣李鴻章從速了結此事，免得耽誤做壽。而李鴻章更把北洋海軍看作自己看守地盤的私人工具，不願用其與日本硬拚，以免損害自己的實力。因此在日本政府磨刀霍霍的時候，李鴻章就積極秉承西太後的旨意，竭力爭取“和平”的局麵。於是，他指使總署（即清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的簡稱）電告歐美各國政府：“日先開釁”，“此事在我理直氣壯”，又親自自致信英領事：“言及應由英外部令水師提督帶鐵甲快船赴日責問，勒令撤兵。”為請英國出麵調停，李鴻章又提出一份“中英同盟密約草稿”，圖以出賣國家的利益來換取支持。由此可見，李鴻章所作的一切，一言以蔽之，就是寄希望於歐美列強，敦請他們出麵幹涉，促使日本政府盡快從朝鮮撤兵。
6月23日，日本軍隊在牙山海麵擊沉了一艘名為“高升”號的英國輪船。李鴻章以為這正是聯英拒日的大好時機，指使總署與英國駐華大使歐格訥多次會談，希望英國助自己一臂之力。但是，日本政府很快向英國賠禮道歉，英國政府不再糾纏。英使歐格訥在會談中態度十分冷淡，除了對日本的侵略行為表示“我政府甚為不悅”外，就是斥責“有中日俄三國會議之說”，亦即中國聯合俄國拒日。在總署再三詢問之下，歐格訥表示：“本國政府大約另有辦法。”什麽辦法呢？這就是英國大臣金伯雷表示的：英國不願采取威脅手段迫使日本撤兵。至此，李鴻章方才感到：“英人意似簸弄生事，外和內譎，殊難信。”適時俄國駐華公使喀西尼表示願助清廷。於是，李鴻章又轉而求助於俄國。
早在1894年2月下旬，俄國駐東京公使希特羅渥就嗅到了朝鮮將發生“叛亂”的氣味，並指出有幾個日本人參與此事。他說：
我自私人方麵秘密得來的消息，似乎有人在朝鮮準備一次嚴重的叛亂，……此次叛亂將於今夏爆發至此不過秋天；……有若幹日本人參與並縱容此事，朝鮮謀叛者向這些日人聲言，叛亂將對日本有利。
3月10日，俄國公使喀西尼緊急致電外交大臣吉爾斯，指出“彌漫朝鮮已相當時期的憤激情緒，正在日益擴大其範圍”，急電還附了一份中國駐漢城商務代表袁世凱致直隸總督李鴻章一份秘密報告的譯文[3]，希望俄國政府密切注視中日兩國政府的態度。喀西尼在急電中一再強調說：
無論如何我們不能否認一件事實，即全朝鮮陷於沉重而日益增長的不安已有相當時日，這種不安極易轉為公開暴動，從而必然引起中國或日本的幹涉。
我們當然不能置身局外。我國駐遠東外交代表與阿穆爾最高當局，對鄰國局勢的演變應較前更加注意，以免在形勢轉向對我們不利時感到手足無措。
5月20日，俄國駐漢城代表韋貝致電沙皇，要求派一艘戰艦駐朝鮮海麵，“以觀局勢發展，於事當有裨益”。沙皇亞曆山大三世閱後，立即禦批“轉送海軍代理大臣”。不久，他又親自批準，派遣一艘炮艦，進至仁川，密切監視朝鮮局勢的發展事態。
沙皇政府野心勃勃，但又詭計多端。侵占西伯利亞、吞並中國東北三省和滅亡中國，以及侵吞朝鮮，是沙皇俄國政府早就夢寐以求的事。此次東學道事件的發生，沙俄政府未必不想趁火打劫，但權衡再三，覺得時機未到，不敢貿然行事，於是來了個“賊人不露相”。6月初，俄國政府表示自己“不願與聞”朝鮮內政，致“電駐日俄使調處”中日戰事。實際上。這是一箭雙雕之舉：對清廷來說，俄國不僅沒有幹預其藩屬之國朝鮮的內政，而且在清廷急需議和之機給了其一臂之力，使清廷產生了依賴俄國的思想；對俄國來說，俄國極不願意日本在朝鮮擴張勢力，此時“調處”中日戰事，真乃牽製日本的大好時機。從事態的發展而言，俄國政府的這一招的確收到了效果。
6月20日，李鴻章在天津會見俄國駐華公使喀西尼，告訴後者說：朝鮮“叛亂”雖已大致被平定，但中日兩國軍隊“之在場使兩國幾乎無法避免武裝衝突”。李鴻章以中國政府的名義，懇請喀西尼將中國“希望俄國出麵調停此事”的請求轉告沙俄政府，“以迫使日本立即與中國同時從朝鮮撤退軍隊”。為了堅定沙皇政府“調停”的信心，李鴻章又告訴喀西尼：“中國政府認為俄國於此事有直接利害關係，故俄國有出麵調停的特殊權利。”說到這裏，李鴻章又故意把話鋒一轉：
其實，英國已向我提議出麵調停，但我認為寧可要求俄國調停此事。
6月22日，喀西尼把李鴻章的上述談話電告了沙俄外交大臣吉爾斯，並談了自己的意見：
我認為我國決不應錯過目前中國要求我們擔任調停者的機會，況且此事對於我們既無任何犧牲，又能大大增加我國在朝鮮以及整個遠東的勢力，並足以消除在朝鮮發生不可避免而對我方甚為不利的武裝衝突之可能。
吉爾斯閱讀此電文後，完全同意和支持喀西尼的意見，向沙皇建議：
我認為應速將喀西尼伯爵來電內容通知我國駐東京公使，並囑其竭力勸告日本政府
就同時撤退軍隊一事與中國政府達成協議。
沙皇政府經過認真研討，認為俄國自應抓住當前的天賜良機，以調停中日關係為契機，擴大俄國在朝鮮、乃至遠東的勢力；但又認為以自己的國力和財力，目前與日本公開對抗是不適宜的；至於與清廷的關係，目前應使清廷加強對俄國的依賴關係，因而必須對其示以籠絡[4]。
6月23日，俄國外交部電令駐日公使希特渥，囑其勸告日本政府與中國同時從朝鮮撤軍。這種沒有任何實際措施為依托的、無關痛的勸言，卻堅定了李鴻章緊密依靠俄國的信心。此後不管日本政府如何向朝鮮增兵，也不管其日益增強的歇斯底裏式的戰爭叫囂，李鴻章均一忍再忍，一再妥協退讓，不作任何戰爭準備，從而更加助長了日本的侵略氣焰，同時也為清廷在這場中日甲午戰爭中的慘敗埋下了可悲的種子。
沙俄政府蓄意插手朝鮮的意圖，遭到了日本及其支持者英國的強烈反對。日本駐俄公使奉命通知俄國政府：
日本認為隻有利用目前形勢，保證朝政的獨立及盡可能地謀取朝鮮的福利。但是，日本政府認為在未與中國商妥組織混合委員會來擬定必要的地方改革，或則此後中國不再幹涉日本改進朝鮮王國國內情況的企圖以前，不能由朝鮮撤兵。
與此同時，俄國駐日公使希特羅渥則談到了英國的態度，即與日本“站在一起”。他在6月25日致俄外交大臣吉爾斯電中說：
關於李鴻章所言英國建議（即前述李鴻章對俄使喀西尼所說的“英國已向他提議出麵調停”）一事，我有理由表示懷疑，英國顯然正在等待時機，而一旦我國以任何方式表示援助中國時，英國很可能站在日本一邊。
為此，希特羅渥建議“最好不立即明白地表示意見”，“應將我們的勸告以書麵形式提出，抑或僅作口頭建議”。6月29日，他與日本外務大臣作了長談，提出了口頭和書麵建議，結果碰了一鼻子灰。於是他得出結論：“我深感以言語說服日人，實難見效”。
7月1日，喀西尼致電吉爾斯，告訴後者說：“英德兩國正在竭力密謀反對俄國居中調停的權利。”喀西尼還說，李鴻章告訴他：“英國駐北京公使鄭重警告中國政府，勿令我國（俄國）居中調停”。這使俄國在各列強中一時陷於孤立狀態。
但是，李鴻章依然不死心，堅持認為俄國的調停是“避免戰爭的唯一途徑”。為了報答俄國的“效勞”，李鴻章又當麵告訴喀西尼說：
中國正式承認，俄國具有與中日兩國共同解決朝鮮內部組織問題的權利。
而俄國又不願放棄自己早已製定的國策，於是聯合法、美二國，繼續承認“調停”事宜。但也遭到日本“極其婉轉但又堅決地拒絕”。在這種情況下，俄國雖然感到“朝鮮問題可以說是發生在我國門口，毗鄰我國的濱海省，對我國有密切關係”，然而，俄國由於自己的羽翼尚未豐滿，又受到英國的牽製，心有餘而力不足，隻得稍事收斂自己的行動。7月中旬，喀西尼在沙俄外交大臣的訓令之下，約見李鴻章，向他明確宣布了“俄國政府對目前問題的看法”。概括而言，就是：俄國政府拒絕了李鴻章提出的“俄國積極幹涉朝鮮糾紛的意見”，俄國“不願幹涉朝鮮內政”，“在解決朝鮮問題中拒絕擔任重要角色”，請清廷另籌良策。俄國駐漢城代表更宣布：“友好的調停已告失敗。”與此同時，英國駐京公使更向清總理衙門施加壓力，要中國向日本讓步，“任它自由處理朝鮮內政”。這樣，李鴻章乞求沙俄等國出麵“調停”的幻想自此終於破滅，他雖然認識到，“從現在起，……戰爭已在所難免”，但還是不作積極的準備。[5]而日本政府在英國的支持下，更加有恃無恐，趾高氣揚，於7月底不宣而戰，突然襲擊牙山的清軍。中日甲午戰爭正式爆發了。
甲午戰爭爆發後，英國首先發表聲明，宣布“中立”，並以私函形式通知了俄國外交大臣。沙俄外交大臣依據“帝國政府所遵循的目標”：
不為遠東敵對雙方任何一國的一麵之辭所乘，也不被他們牽累而對此局勢有所偏袒的看法。
在致俄國阿穆爾區總督杜霍夫斯科依電中明確表示：
帝國政府認為對朝鮮糾紛引起的中日戰事沒有特別發表中立聲明的必要，但帝國政府也不想幹預此戰爭。
這等於明確表示了“不幹涉”的方針。但是，沙俄帝國主義的所謂“不幹涉”，並不是真不介入中日戰事，而是從中窺測方向，選擇有利時機，為自己謀取最大限度的侵略利益。正如與沙俄政府經常打交道、對沙俄侵略本性有深刻認識的日本外交大臣陸奧宗光所說：
當時俄國對中日兩國的真正企圖，如果不能兼獲鷸蚌之利，也必須嚐到熊掌或鮮魚的一項美味，隻是等待時機而已。
事實正是這樣。中日甲午戰爭爆發前，沙俄對日本的侵略意圖頗有狐疑，派駐日公使責問日本政府：“日兵不問（朝鮮）亂事，隻圖侵王京（漢城）是何意？”但當日本表白絕對尊重俄國在朝鮮的利益時，俄國立即複照表示“滿意”和理解，暗中支持日本的侵略行為。對此，恩格斯曾一針見血地指出：“我認為，中日戰爭是把日本作為工具的俄國政府挑撥起來的。”中日戰爭爆發後，沙俄政府又通過其駐日公使向日本政府表示，希望兩國彼此交換意見，並攜手合作，以防英國等列強從中幹涉。沙俄還以所謂的俄國拒絕了李鴻章要其直接幹預朝鮮事務的請求一事，向日本政府暗送秋波，同時再次要求日本政府切實尊重俄國在遠東的利益。以上種種事實，充分暴露了沙皇俄國帝國主義企圖犧牲中國的利益以拉攏日本、鼓動日本對外侵略擴張的外交意向。
然而，也必須看到，沙俄政府對日本的侵略擴張野心又廑記在心。沙皇俄國君臣注意到了下述事實：
朝鮮問題可以說是發生在我國門口，毗鄰我國的濱海省，對我國有密切關係。
我國為朝鮮的鄰邦，我國在朝鮮的利益實在重大，所以對隨時可能發生的事件不能不保留絕對的行動自由。
因此，外交大臣吉爾斯奉沙皇亞曆山大三世敕令，於8月9日召集了由財政大臣維特及陸軍大臣等人參加的特別會議。特別會議接受了維特等人的提議，得出了五點結論，其中最重要的是：暫時不必參加中日“糾紛”；繼續促使中日兩國政府注意尊重俄國利益；注意中日戰爭的結果“應是保持在朝鮮的‘現狀’”[6]；遇有“意外情況時增兵朝鮮邊境”。會議結果在報經亞曆山大審閱時，他特別強調中日戰爭的結局應是維持朝鮮的“現狀”，否則俄國的利益就會受到嚴重損害。
因此，沙俄君臣幾乎一致認為，日本一旦占領朝鮮，不僅與俄國成為鄰國，構成潛在的威脅勢力，而且俄國在遠東的唯一出海口——朝鮮海峽落入日本人之手，而失去了出海航行的自由權。所以，自8月中旬以後，沙俄駐華公使喀西尼多次對李鴻章表示，俄國對日本的侵略行動不能置若罔聞，已和英、法等國取得一致，“要為達到締結和約而繼續努力”，同時要李鴻章密切注意和維護俄國在朝鮮和遠東的利益。這無疑於給正處於絕望之中的李鴻章打了一針強心劑，使他再次產生倚賴沙俄帝國主義出麵調停的幻想。
就在沙俄給李鴻章吃定心丸的同時，沙俄外交大臣吉爾斯奉沙皇亞曆山大三世敕令，又於8月21日召開了由財政大臣維特及陸軍大臣、海軍代理大臣等人參加的第一次特別會議，研究和製定俄國對朝鮮問題的“行動方式”。
吉爾斯在會議開始時就指出：“由於中日兩國間業已發生戰爭，目下我們究竟應采何種行動方式？假如交戰國之一方成為戰勝國，而想破壞朝鮮領土的不可侵犯性時，我們又將采取何種決定？”他還向沙俄的決策者們通報了俄國為“盡一切力量去阻止中日間可能發生的戰爭”而作的國際努力，即先後和英、法、德、意和美國商談和交換意見。英國認為，由於日本拒絕從朝鮮撤軍，最好建議由中日兩國共同占領朝鮮，日軍撤至朝鮮南方，清軍則要撤至北方。法、德、意等國支持英國的意見，而美國則希望“給北京及東京方麵以溫和的勸告”。吉爾斯希望俄國政府“應當努力與英國及其他有關政府共同促使”中日兩國停止軍事行動，並通過外交方式達成和平協議，但協議的基礎必須是在朝鮮保持“現狀”。這就是說，不能讓日本獨吞朝鮮，否則“我國（俄國）西伯利亞東部海港通大洋唯一出路的朝鮮海峽，將落在日本手中，如此我們將很難保持航行日本海麵的自由。陸軍大臣萬諾夫斯基更公開地叫嚷：
朝鮮“現狀”的維持，應是我們今日遠東政策的主要目標。日人占領朝鮮對我們最為不利。
外交大臣和陸軍大臣的意見，獲得了財政大臣維特和其他與會者的一致讚成。這次特別會議得出了五點結論，其中最重要的是：俄國的現實利益不允許政府積極幹涉中日戰爭，要努力以外交方式解決朝鮮問題；繼續促使中日兩國政府注意尊重俄國利益；注意中日戰爭的結果“應是保持在朝鮮的‘現狀’”；今後一旦遇有“意外情況時增兵朝鮮邊境”。會議結論在呈請亞曆山大三世裁奪時，他禦批道：“同意會議的結論。”並特別強調中日戰爭的結局必須是維持朝鮮的現狀。在亞曆山大三世等人的眼裏，朝鮮本身是“不足道”，將其作為犧牲品也不足可惜，但絕對不能讓朝鮮成為敵視俄國的工具。為自己一個國家的私利，不惜把別的國家和民族作為祭祀品，沙俄真不愧是一個陰險狡詐的帝國主義。
9月下旬，沙俄駐天津領事會晤了李鴻章，對他說：
喀使（沙俄駐華公使喀西尼）三四日內來津，奉國命在津過冬，會商一切。俄廷初意不改，不願倭得韓地。
數日後，來天津“過冬”的喀西尼奉沙俄政府之命，提出解決朝鮮問題的辦法：以外交方式解決朝鮮事件，中日戰爭後，應保持朝鮮的“現狀”；如有必要，俄國將向俄朝邊境派兵，幫助維持那裏的“秩序”。西太後聞聽此信息，大喜過望，立即召見戶部尚書、光緒帝的老師翁同龢，命他馬上去天津與李鴻章商談此事。翁同龢是個主戰派，對西太後、李鴻章一味妥協政策心存不滿，但又無力左右清廷政局。如今接到西太後的命令，表示不願去充當議和的說客。西太後對此大為光火，但又自知理虧，不好發作，於是把怒氣撒到了李鴻章身上。她嚴令翁同龢說：
你可責問李鴻章，清軍屢戰屢敗，他將負什麽責任？他準備采取何種辦法結束這場戰爭？
翁同龢被逼無奈，隻得硬著頭皮去了天津。見到李鴻章後，將西太後怒責其貽誤軍機事述說一遍。隻見李鴻章長時間地注目著翁同龢，甩出幾句：
你是戶部尚書，知我平時一開口索要軍費即受到斥責，此時卻來責問我。誰不知道，缺餉、缺經費的清軍水師怎能抵擋住日軍的進攻呢？
翁同龢質問他說：
身為大臣，就該忠於職守！那你為什麽不向朝廷索要軍費呢？
李鴻章聽罷此言，不覺火從心起，不緊不慢地反問翁同龢：
平時朝廷上下總是懷疑我飛揚跋扈，隻顧擴大自己的勢力；有些大臣又不斷彈劾我營私舞弊，我若再喋喋不休地索要軍費，那今天還有我的立足之地嗎？
翁同龢沉默了一會兒，一時不知如何回答，趕緊轉換話題，問他：
東北乃係祖宗發祥之地，萬一被日本占據，那該怎麽辦？
李鴻章見時機已到，胸有成竹地合盤托出了自己的如意算盤：
既意經費拮據，軍隊腐朽而不能打仗，擺在麵前的隻有一條路：議和！要議和，隻有聯俄。
看！李鴻章在這裏居然以一個沙俄帝國主義政府代理人的身分，要求清廷迅速派一個使臣訪俄，以固邦交。他還聲言，如果能夠這樣做，俄國既會出麵調停，而又一定不會占領中國東北三省。
就這樣，清朝最高統治集團，從西太後到李鴻章，在避戰乞和方麵步伐完全一致起來了。李鴻章也的的確確不愧為中國曆史上一個名副其實的“議和狀元”。
然而，日本侵略軍在戰場上依然氣勢洶洶地向其節節進攻。到1894年底、1895年初，短短的幾個月中，不僅占領了朝鮮全境，而且侵入到中國東北，奪取了李鴻章經營十餘年的大連灣和旅順軍港，同時又在山東威海衛將李鴻章苦心經營16年的北海艦隊圍困港中，使之成為甕中之鱉。中日戰場形勢的急劇變化，從根本上打亂了沙俄政府原來的戰略意圖，使其從速築西伯利亞大鐵路、向遠東尤其是中國和朝鮮擴張的目標和野心，一齊落了空。
為了應付擺在目前的不利形勢，沙俄政府的決策層根據新沙皇尼古拉二世的敕令，於1895年2月1日召開了有關中日戰爭的第二次特別會議，著重討論為“保護”俄國在遠東的利益而應采取的措施。
特別會議由沙俄皇室成員、海軍上將阿列克謝·亞曆山德羅維奇親王主持。他在會議一開始時就指出，自去年8月21日的特別會議以後，遠東中日戰場業已發生了急劇變化，而日軍節節的軍事勝利，令人十分擔心“上次會議中根本不能預見到的中日衝突的那些後果”。他要求出席會議的決策人物，討論一下俄國在目前形勢下應采取哪些措施，同時還要審查一個問題，即俄國在朝鮮問題上是與其他列強共同行動，抑或單獨行動。
在會議上，沙俄決策者們為“保護”國家利益，個個使出了渾身解數，獻計獻策：第一，關於如何“保護”俄國的利益。陸軍大臣萬諾夫斯基認為，為保衛俄國在遠東的利益及獲得在朝鮮海峽自由航行的保證，俄國應迅即占領朝鮮半島南端的巨濟島，並在島上建立“居留地”，“一如香港之為英國的軍事基礎一般”。侍從武官長萬諾夫斯基對此表示讚同，不過他認為“現在還不必出此一著”，因為目下還未到“緊急關頭”，“日本政府似還尊重我國的利益”。外交臨時代理大臣基斯敬也認為，目下形勢使“我們不必占領巨濟島或其他任何地區，因為這樣可以顯出我們對太平洋沿岸並無任何侵略目的，由此可與日本及其他有關國家保持以前的友好關係”。亞曆山德羅維奇親王認為，占領巨濟島對俄國是有益的，但保持它就需要相當的海陸軍力量。海軍代理大臣契哈乞夫認為，為不引起日本方麵的抗議，“最好是占領滿洲的一部分”。而陸軍大臣則認為，俄國應當考慮到在西伯利亞鐵路未完成以前，“占領滿洲的一部分是有困難的”。參謀總部大臣奧布魯乞夫也認為，目前尚不必作任何有關“占領”的企圖，必須努力保持朝鮮的獨立。財政大臣維特提出：“在中日戰爭中，我們應依舊暫時采取不幹涉政策，但同時我們應準備應付任何事變，我們應增強我們在太平洋上的海軍。”這一提議獲得了與會者的一致讚同。為此，維特還進一步表示，關於增加海軍艦隊的特別費用，“財政部在撥款方麵並無困難，其數目可由海軍部和財政部協議”。
第二，關於聯合其他列強共同行動問題。
維特認為，英國在遠東有巨大的商業利益，因此它較俄國更願意中日間建立和平。亞洲司司長克卜尼斯特在發言中支持維特的意見，認為這是英俄兩國共同行動的基礎；俄國應利用目前時機，“現在就和倫敦內閣達成協議”，隻有這樣才能“稍微防止中日衝突的惡果，俾便獲得西伯利亞鐵路建築完成的必要時間，到那時我們才能全副武裝我們的物質力量，並能在太平洋問題上占有適當的位置”。奧布魯乞夫更進一步指出，在朝鮮問題上，俄國不僅應與英國共同行動，而且還應與法國、乃至其他列強共同行動。會議主席亞曆山德羅維奇則提出，在朝鮮問題上，外交部如有可能就應與英國達成協議；如不能與英國達成協議，有關“以後的行動方式可以再召集會議討論”。他也強調：“為了和平以及使日本更注意俄國的聲明起見，增強武力是有用的。”
經過緊張的討論和反複權衡利弊，特別會議最後確定了沙俄政府所應采取的方針，這就是：第一，增強俄國在太平洋的艦隊實力，使之強於日本；第二，謀求同歐洲列強、主要是法國達成協議，一旦日本政府在與中國締結和約時所提出的要求，侵犯了俄國的重要利益，則應對日本施以共同壓力。
2月8日，沙俄政府開始與英、法、德國商議“聯合調停”的問題。
早在1894年底，清廷鑒於日軍來勢洶猛、清軍在戰場上節節失利，向日本提出停戰媾 和的要求，次年一月派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大臣、戶部左侍郎張蔭桓等為談判代表，抵達日本廣島。但日本政府以張蔭桓等人地位、聲望、權力均不及李鴻章為由，將其逐出廣島，並聲言時機未成決不透漏媾和的條件（實際上日本初定的媾和條件相當嚴苛，如奪取遼東半島、台灣、澎湖，索賠10億兩白銀等），“使第三國在事前絕無插足的餘地”。這使英、俄、法、德等國十分惶惑：“若言讓土地，或南或北，英、法、俄如何處？”因此於2月8日英、法、俄、德四國決定“聯合調停”中日戰事，並決定，如日本提出的議和條款不涉及渤海灣及中國東北地區、保證朝鮮的“獨立”，則諸列強一齊對中國施加壓力，強迫其接受日本的媾和條款。與此同時，沙俄政府又威逼中國駐俄公使許景澄，要清廷迅速與日本講和（實際上借此探聽日本提出的媾和條件），並聲言俄國不能迫令日本停戰，從而堵死了清廷依賴俄國結束戰爭的道路。14日，沙俄駐日公使希特羅渥奉命與日本外務大臣陸奧宗光舉行密談，告訴他說：
俄國皇帝聞中日兩國將要召開媾和談判，甚為欣喜，俄國切望早日解決中日戰爭。
希特羅渥還提出，如果日本在不妨礙朝鮮獨立的前提下提出割地，俄國不會從中作梗。他還以一個教唆犯的口吻告訴陸奧宗光說：
日本要求割讓台灣，俄國對此毫無疑義。
2月底，俄德兩國政府更達成了協議：
日本如接受俄國的朝鮮完全獨立的要求，則交換條件是俄國保證在和談中支持日本取得賠款、領土割讓及重新調整中日間商務關係。
此後，俄國政府還多次告誡日本政府，日本若割取中國大陸土地，歐洲各國均會提出異義，這對日本來說決非上策。
沙俄政府的拙劣表演，充分表明它隻希望用犧牲中國領土台灣的辦法，謀求與日本達成某種秘密交易；但俄國決不允許日本侵犯其在中國東北的利益，否則就會招致歐洲各國的非議。這就為後來的俄、法、德三國幹涉還遼埋下了重重的一筆。
1895年（光緒二十一年）三月上旬，日本占領了整個遼東半島，清廷被迫派遣朝廷重臣李鴻章為全權大臣，到日本馬關與日本政府談判議和。
日本侵略軍占據遼東半島，對沙俄政府在遠東的侵略計劃是一個極其沉重的打擊。這使沙俄政府認識到，自己千方百計想把禍水引向台灣（即此前的鼓動日本霸占台灣）的陰謀破了產，如今日本已成為俄國爭奪遠東和太平洋地區霸權的頭號勁敵，於是急急忙忙地收起“不幹涉”政策，而積極行動起來。在海上，沙皇政府迅速向遠東調派了20餘艘軍艦，在渤海灣一帶遊弋；在陸地，沙俄政府在中國北部邊境集結重兵，並將符托迪沃斯托克（海參崴）的駐軍移駐吉林，以防中日戰事北移觸及俄國某些領土和利益。在外交上，沙皇政府得知李鴻章赴日談判的消息後，正如日本外交大臣陸奧宗光所說：此時俄國雖與其他列強同處旁觀的地位，“然彼常銳敏其眼光，注意中日戰爭之進行，苟發現謀自己利益之機會，決不懈怠”。果然，俄國在私下裏與英、法等國緊急磋商對策。在割地問題上，俄國一方麵通過沙俄公使告訴李鴻章，中國政府如不向日本割地則不能“結局”；同時又令清駐沙俄公使許景澄轉告李鴻章：到日本談判，不要輕易“允地”，可以拒絕，使談判暫時停頓，這是一種國際“慣例”。沙俄的這種態度看似矛盾，實際上說穿了一點也不矛盾。在沙俄政府眼裏，中國必須將台灣割讓給日本，但決不能允許日本吞並遼東半島——此為俄國人的囊中物。
4月1日，沙俄政府最不願意看到的事情真的發生了。這一天，日本政府在向中國提出的議和條件11款中，就包括遼東半島。這就進一步觸怒了沙俄君臣。新任外交大臣羅拔諾夫於4月6日兩次上奏沙皇，對日本要吞並朝鮮表示憤怒：
日本所提和約條件中最引人注意的，無疑是他們完全占領旅順口所在地的半島；此種占領會經常威脅北京，甚至威脅要宣布獨立的朝鮮；同時由我國利益來看，此種占領是最不愜意的事實。
他在奏折中，一方麵依然憂慮地說，由於英、法、德三國對日本的態度不明朗，而俄國勢單力薄，“目下並無其他辦法，隻能非常友誼地對日本政府指出，旅順口之占領將永遠阻礙日本恢複對中國的良好關係及成為破壞東方和平的借口”。他認為這一點也應成為其他列強“亦有同樣的顧慮”。另一方麵，羅撥諾夫卻趁火打劫，對中國露出了猙獰的劊子手麵目。他在上沙俄的奏折中繼續說道：
如果我們滿足了我們在遠東的現狀，而僅限於鞏固自己的地位，當然沒有比中國更好的盟國了。……可是，如果我們被迫用進攻行動來滿足我們在遠東的迫切需要，則情況會大大改變。我們的目的可能雙重的：我們要在太平洋上獲得一個不凍港，為便利西伯利亞鐵道的建築起見，我們必需兼並滿洲的若幹部分。
沙皇尼古拉二世在文中“我們的目的可能是雙重的”一句後批了個“即”字。這表明沙皇君臣想在中日戰爭中，利用中國在戰場上的失敗趁火打劫，兼並中國東北。
對日本提出的媾和條件，沙皇君臣中反對最力的當屬財政大臣維特了。
維特認為，中日條約對俄國十分不利。因為日本在中國大陸取得了遼東半島，“就挨近我們了”。也就是說，俄國的沿海地區和邊疆地區，原先是同日本隔海相峙的，“而現在，日本已登上大陸，在大陸上找到了好處，而在這塊大陸上我們也是有切身利益的，所以就出現了一個問題：怎麽辦？”
如何應付突如其來的遠東國際形勢的變化？維特在苦苦地思索著。他覺得，把俄國勢力擴展到遠東，這是曆屆沙皇的夢想，當今沙皇尼古拉二世在當皇太子時就出巡過那裏，但尼古拉二世還“沒有形成任何（對遠東問題的）肯定的計劃”。這就要求當時獨自處理遠東問題的維特“全麵考慮”：如何應付“已規定由日本占有整個遼東半島的日中條約”。維特得出了一個結論：
對俄國最有利的是，應該以強大的而不好動的中國作為自己的鄰國，這樣，俄國的東方才能保持安寧，這也是為俄羅斯帝國的未來造福。因此，我很明確地感到：不能讓日本在北京周圍紮根，不能讓他獲得像遼東半島那樣的一塊要地，這個地方在某種意義上來說是一個橋頭堡。經過這番思考，我就提出：必須阻止上述日中條約的實現。
根據維特的建議，沙皇亞曆山大二世批準於4月11日召開一次特別會議。會議由海軍上將阿列克謝·亞曆山德羅維奇親王主持，著重討論了在中日議和新形勢下俄國的運動政府。
沙俄政府的決策者們在會議上出現了一些分歧。例如亞曆山德羅維奇親王認為，俄國必須與日本保持良好關係，利用日本牽製俄國的敵人——英國，另外，獲取不凍港這個非常重要的問題也需要獲得日的支持。陸軍大臣萬諾夫斯基則指出：日本對中國所提的“和平條件中，以朝鮮獨立及日本占領滿洲南部對我們最為重要”，因此必須要求日本軍隊真正退出朝鮮。外交大臣羅拔諾夫則強調說：
在任何情況下，不能指望日本的友誼，它不僅對中國戰爭，還要對俄國戰爭，以後會是對全歐洲。日本人在占領南滿以後，決不會止於此，無疑將向北推進殖民。
財政大臣維特在會議上的發言最為激烈。他在這次會議上，闡述了一個基本原則，那就是：
俄國的一切利益，許多年來一直就在於使中國不致發生任何變動，為此必須全力堅持使中華帝國保持完整、不受觸動的原則。
為此，維特聲調俱厲地喊叫：日本在當前挑起的敵對行動“主要是針對我們的”。他指出，如果俄國現在允許日本人占領滿洲，那麽他們就可以憑借從這次戰爭中獲得的數億盧布賠款，全部吞並朝鮮，把蒙古人、滿洲人都“吸引到他們那一邊。這樣不出幾年，日本天皇就會成為中國的皇帝。因此，就有一個問題明確地擺在了俄國的麵前：
任令日本占領南滿，待西伯利亞鐵道築成後再為自己取得報償，或者現在即決定積極阻止此種占領，對於我們不知何者較為妥善？
維特還說，他經過深思熟慮，權衡利弊，為了保衛俄國領土和西伯利亞鐵路，俄國政府“最好現在就積極行動”，首先要堅決聲明：
我們不能容許日本占領南滿，假使（日本政府）不履行我們的要求，我們將采取適當的措施。
維特敦請沙皇和俄國政府，假如日本置俄國的要求於不顧，俄國不惜兵戎相見：立即令俄國艦隊攻擊日本海軍，並轟擊日本港口。他還滿懷信心地說：
這樣我們就成為中國的救星，中國會尊重我們的效勞，因而會同意用和平方式修改我們的國界。
維特真不愧是一個老牌的帝國主義侵略分子，狡猾奸詐，詭計多端，既要當婊子，又要立牌坊，真不知人間還有羞恥事。
這次會議得出了下述結論：
（一）在中華帝國北方保持“戰前狀況”，先以友誼方式勸告日本放棄占領滿洲南部，因為此種占領破壞我們的利益，並將經常威脅遠東的和平；假使日本堅持拒絕我們的勸告，就對日本政府宣布，我們將保留行動的自由，而我們將依照我們的利益來行動。
（二）正式通知歐洲列強及中國，我們方麵並無任何侵占意圖，為保衛我們利益起見，我們認為必須堅決主張日本放棄占領滿洲南部。
曆史似乎又讓人琢磨不透，殺人越貨的江洋大盜，一夜之間竟成了一個救人於危難之中的俠客。這真是對曆史絕妙的諷刺。
但是，維特對特別會議作出的這兩項決定，依然不滿意，將自己的意見上奏沙皇尼古拉二世。於是，尼古拉二世召集了隻有亞曆山德羅維奇親王、外交大臣羅拔諾夫、陸軍大臣萬諾夫斯基和財政大臣維特四人參加的禦前會議[7]，認真聽取了維特的意見。最後，尼古拉二世決定采納維特的建議，並責成外交大臣羅拔諾夫立即執行。
4月17日，中日《馬關條約》簽訂。該條約包括《講和條約》十一款、《議訂專條》三款和《另約》三款，主要內容有：清廷承認朝鮮為“完全無缺之獨立自主”；清廷向日本割讓遼東半島、台灣和澎湖列島；清廷賠償日本軍費庫平銀二萬萬兩，該款分八次於七年內付清。此外還有向日本開放通商口岸及日本貨物進口中國享受免稅等特權。
沙俄外交大臣羅拔諾夫在得知日本終於搶走了早被俄國視為“勢力範圍”的遼東半島之後，立即親自出麵或指令俄駐外大使，聯絡英、法、德等國對日本進行共同幹涉。由於俄國的努力，更主要的是俄、法、德三國在中國東北問題上利益的一致性，使三國結成了暫時的同盟，對日共同進行幹涉。
中國東北三省（即所謂的“滿洲”）是世界帝國主義陣營爭奪的焦點。蘇聯曆史學家阿瓦林指出：
爭奪滿洲的主角一開始就是日本和俄國，後者直到資本主義列強采取共同行動為止。滿洲一開始就引起了美國資本的特別注意，也是它的渴望的目標。滲透到地球上各國角落的英國資本對滿洲也一直非常“有興趣”。在為滿洲而搏鬥的列強共同行動中法國和俄國也經常叫嚷：其中每個國家對滿洲都有或大或小的打算。此外，關於滿洲問題提出要求或放棄要求往往成為所有資本主義“大”國相互遊戲中的一張王牌。
那麽，在這次對日幹涉中，為什麽隻有俄、法、德三國參加呢？
美國是後起的資本帝國主義國家。19世紀末葉，美國把主要精力放在爭奪美洲的殖民地上（1898年的美國和西班牙的戰爭就是其結果），而無暇顧及“滿洲”，因此它在中日甲午戰爭中始終嚴守“中立”。
英國——正如阿瓦林所說—— 一直對“滿洲”非常有“興趣”，因此對沙俄在中國東北的侵略和擴張始終抱有高度警覺性。於是就利用日本以牽製沙俄。中日戰爭爆發後，英國表麵上“中立”，實際上縱容日本侵略和奪取東三省。《馬關條約》簽定後，英國認為該條約不僅沒有破壞和損害自己在東亞的利益，相反“因為新埠口的開放和更巨大的便利的讓與，將給國際貿易帶來好處，而且日本的勝利將阻礙俄國政策在滿洲和朝鮮的進展”。正是這些原因，當俄國請其參加幹涉日本的活動，英國總是“半吞半吐”地予以“謝絕”；而當日本提出“援助”請求時，英國同樣回答說：“英國對於日本雖抱最懇篤友情，同時亦不能不考慮自國之利益，故不能應日本之提議，援助日本。”
法國自1892年以後，與俄國結成了俄法同盟，在同盟中處於“小兄弟”的角色，一切抑仗“大哥哥”的鼻息行事。因此，在對日幹涉之中，“法國願意和俄羅斯毫不分離，並且希望通過援助中國得以保證它和中國的善鄰與友誼關係”，以從清廷手中索取“報酬”。
德國是一個後起的帝國主義工業大國，為尋求原料產地和市場，對中國這樣一個地大物博的國家早就垂涎三尺。但德國因爭奪巴爾幹半島，與俄國早已勢同水火。在俄土戰爭中，俄國就因為德國與奧匈帝國的聯合掣肘，向巴爾幹尋求擴張和出海口的願望向泡沫一樣破滅了，對德國更是懷恨在心。中日甲午戰爭爆發後，日本外交大臣陸奧宗光在談及德國政府言行時說：“頗為曖昧模棱。”具體表現是：
彼等（指德國）雖屢雲對我國（指日本）表同情友誼，而其臣民屢向中國輸入戰時禁製品，其退伍士官公然參加中國軍事，德國政府假裝不見，唯自己利益是圖。
實際上，德國是堅決支持日本侵略中國的，這已為大量事實所證明了的。隻不過在公開場合上給人一種不偏不倚的“中立”形象。
1894年11月，英國曾向歐洲各國政府提議聯合幹涉中日戰事時，德國首先予以拒絕，向日本表達了“德色”。馬關條約簽定前，德國駐日公使兩次致電陸奧宗光說：“媾和條件已泄，德國政府別無重要異議。”“媾和條約之條件，歐洲報紙上批評尚好，尤其關於償金，即令其額更巨，亦決無異議。”對日本吞占東三省等地，德國也“固持不動”。不料，4月13日，風雲突變，德國立場來了個一百八十度的大轉彎。德駐日公使急電陸奧宗光說：
若日本政府向中國求特別經濟的利益，德國政府亦當反抗。對德國懇切之意思，日本諸事有詳細通知德國政府之義務。為緩和一般輿論，希報告本使。
對此，陸奧宗光頗感迷惑不解，他寫道：
事隔僅一日前後，電報之意味如此矛盾，果係何故，是非德國政略上發生變化而何？
陸奧宗光猜對了，正如清朝署兩江總督張之洞所說：
德向助日，因俄法牽製，複忌其強，遂有壓日之舉。
事實也是這樣，德國政府認為時機已到，即利用俄、日的矛盾，將俄國的視線轉向東方，減輕自己在歐洲爭霸中所受沙俄的壓力；再者，德國也想借共同幹涉之機，一方麵離間俄法同盟，“使俄法立於孤立之地位”。另一方麵“欲恢複為德國幸福所必要之俄德親交，作成爾後提攜之階梯也”。還有，德國利用聯合幹涉成為中國的“救星”，自然可以從中國取得一個立足的港口和各種政治、經濟利益。
就這樣，各懷鬼胎的俄、法、德三個帝國主義國家走到了一起，決定聯合起來從日本的血口中奪取獵物了。
馬關條約締結後，英文版京津泰晤士報刊載了中日締約過程中的各種公報、協定、會談記錄或會談摘要。實際上，這些文獻公布之前，清朝總理衙門的王大臣們，根據李鴻章的指示，每天按時把中日和談的詳細情況通知俄、英、法、德、美等國駐華公使。這就使他們對中日和談的情況了如指掌，從而為俄、法、德三國幹涉還遼贏得了足夠的時間。
1895年4月3日，清總理衙門的王大臣們給歐美列強駐華公使的通知，“堅持地論說關於（條約中）關於領土、政治及財政秩序條款的苛刻性質”，請求他們的政府向日本政府呼籲，“使較中和與寬仁一些”。各國公使把此事迅速轉呈各自的政府。
4月12日，李鴻章接到“歐洲方麵消息說，德國將和俄國、法國聯合，在對日本的和平提案采取同一的態度”。
4月18日晚，俄國駐華公使喀西尼通知總理衙門，要清政府耐心等待，不要急於批準中日馬關條約。於此同時，中國駐俄、法、德公使也分別從所在國政府獲知同樣消息。而在這前一天，德國外交大臣馬沙爾致電駐東京公使哥屈米德，將沙俄政府的通知內容轉告他，要他向日本政府“作同樣意義的表示”。沙俄政府的通知內容是：
日本和平條件的審查，迫使俄國政府得出這個信念：日本擬據遼東，對中國京城將是個經常的威脅，同時將使朝鮮的獨立成為虛影。因此，它將成為東亞和平的永久阻礙。俄國在東京的代表將把上述的話通知日本，且勸它肯定地放棄這半島的占領。
俄國的這一通知也幾乎同一時間通知了法國，法國政府也立即致電駐日公使，囑其向日本政府“作同樣意義的表示”。由此可以認為，沙俄政府的通知拉開了三國幹涉還遼的序幕。
4月20日，德國駐日公使一人獨自來到日本外務省，麵色十分神秘地對外務省次官林董說：奉本國政府極重要訓令，“明日當與某國之公使等來訪，欲麵晤外務大臣”，所說的某國“不能言明其國名”。林董稱，首相、外交大臣均不在東京。他一人坐等兩天，不見“他國公使來會”，心中頗為納悶。
直至23日，俄、法、德三國駐日公使一齊來至外務省，向日本政府宣讀本國政府聲明。俄國政府的聲明是：
俄國皇帝陛下之政府，茲查閱日本國向中國所要求之媾和條件，對遼東半島歸日本所有一節，不但認為有危及中國首都之虞，同時亦使朝鮮國之獨立成為有名無實。以上實對將來遠東永久之和平有所障礙。因此，俄國政府為了向日本國皇帝陛下之政府再度表示其誠實之友誼，茲特勸告日本國政府，放棄確實領有遼東半島一事。
法、德兩國政府的聲明完全與俄國政府的相一致。三國政府公使還代表各自政府，限令日本政府於15日內答複。與此同時，三國軍艦紛紛出動，停泊在渤海灣一帶。僅俄國在中日換約的預定地點煙台，即有大戰艦20多艘，次等兵船及鐵甲艦、快艦等20餘艘。這些戰艦均奉命24小時內隨時出航，各艦都晝夜升火，禁止船員上陸。俄國還將符拉迪沃斯托克（即中國海參崴）視為“臨戰地境”，急召預備兵，規定不論工農商賈均驅之入軍伍；當地的日僑均被集中於一地，隨時令其撤退。德國更幫虎吃食，德皇親自向俄皇推薦俄海軍中將梯得夫，讓梯得夫就任德國太平洋艦隊司令，推薦電以討好的口氣說：
梯得夫之海上伎倆經驗，朕所夙知。
總之，俄、法、德三國的舉動向世人顯示出，對日戰爭大有一觸即發之勢。
三國幹涉事件的突然爆發，給毫無思想準備的日本政府以極大震驚和不安，“已成騎虎之勢”。24日，日本首相伊藤博文緊急召開禦前會議，商討對策。會上，伊藤提出了如下三種方案：
一、即令遭遇新增加敵國之不幸，此時斷然拒絕俄、德、法之勸告；二、招請列國會議，於該會議處理遼東半島問題；三、此際寧完全容納三國之勸告恩惠的交還遼東半島於中國。
按理說，日本是決不願把到口的肥肉輕易吐出的，但由於戰爭消耗了國內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財力，戰後已是國庫空虛，軍備匱乏，軍力驟減，無力與三國抗衡，但又不甘心退還遼東半島，因此，禦前會議決定采用第二種方案。但當伊藤把這一決定告知在舞子養病的外交大臣陸奧宗光時，後者感到，召開國際會議無異於“新增敵國”，一旦清政府與俄、法、德三國聯合一體，馬關條約定然成為“廢紙公文”，日本所獲的全部利益頃刻化為烏有。最後，伊藤和陸奧兩人商定，先不輕易決定對策，而是確知“為此次發動者本人俄國之意向，尤為必要”。隨即致電沙俄駐華公使喀西尼，電文說：
中日媾和條約已經我皇上批準之今日，拋棄遼東半島頗屬為難。若俄國政府念及傷害從來日俄兩國長年親密之善鄰關係非得計，則貴官可要求其對此次之勸告再加考慮；且望告以“日本將來雖永久占領遼東半島，亦不危及俄國之利益；關於朝鮮之獨立，日本政府不論如何當使俄國政府充分滿足”之意。
日本此舉真可謂打錯了算盤。因為沙俄不容日本染指東三省的決心是堅定的。此前一個月日本駐美公使給陸奧外交大臣的急電，就說明了這一點。該電報告說：
美國國務大臣將其駐聖彼得堡美國公使電報大要密告本使：近來俄國之欲望非常激昂，俄國將乘現今之轇轕，增加其勢力於中國，希望占領中國北部及滿洲。當反對日本占領該地方及為朝鮮之保護者，三萬俄兵已駐屯中國之北部，有漸次增加之形勢。俄國軍人屢圖使該政府變更其對日友誼的意向，故俄日兩國利害當至衝突。
而當喀西尼將伊藤和陸奧電報內容轉呈沙俄政府時，沙俄方麵又玩了一個花招：4月27日，喀西尼回電日本政府說，他在與俄外交大臣長時間討論後，希望給日本政府一個“有利之回答”，看俄外交大臣“之顏色似稍有所感動，當約俟仰祈俄國皇帝之睿慮”。誰知，就在日本政府緊張的神經稍顯鬆弛之時，陸奧宗光又接到了喀西尼的一封電報，該電大意是：
俄國皇帝以日本之請求，並非有十分理由，足使俄國撤回勸告，故不予采納。
日本想使俄國改變初衷的願望，至此徹底破了產。無奈之下，日本政府依然野心不死。隨即電令日本駐英公使加藤，要他麵晤英外交大臣，企盼英國伸出一雙友誼之手。殊不料，英國政府認為，為一日本而得罪俄、法、德頗為不值，於是扳正麵孔說，英國政府在中日戰爭初，即已決定概不幹涉，而今與日本協力，即係幹涉，與英國初衷相違。再者，英國雖對日本抱有友情，但與三國亦係友邦。所以英國最後告誡日本說：
此時除（爭執雙方）彼此酌量以自己之決斷及責任行動外，無他法。
隨之，日本又向意大利和美國政府求援，均無功而返。這終於使日本得出結論：
第三國實力上強援之不能得，亦已明白。
4月28日，喀西尼又從聖彼得堡給陸奧發出一份措詞強硬的電報。電報說，俄、法、德三國已在日本海麵集結了強有力的艦隊，不顧開戰的危險，此舉“果為我國之得計否，本使不能知”，可由日本政府去權衡，“貴大臣若覺得到底不能抵抗彼等，則如本使前電”，拋棄朝鮮土地，放棄永遠占領遼東半島。他還強調俄法關係“不能分離”，任何人破壞不了。
至此，日本已覺再不退讓必吞惡果。於是在4月30日致電喀西尼：
日本帝國政府政府熟考俄國皇帝陛下政府之友誼勸告，且欲表彰重視兩國間之親密關係，故於因馬關條約批準交換保全日本國之名譽及威嚴後，對於追加如下之條文於該約中表示同意。第一，日本政府對於奉天半島之永久占領權，除金州廳外，完全拋棄，但日本國與中國商議後，對於拋棄領土，當定相當之報酬金額。第二，然日本政府迄中國完全履行媾和條約之義務時止，有占領該領土為擔保之權。
不料，日本的這一退讓依然不能滿足俄國的胃口。5月3日，喀西尼又去電說：
俄國徹頭徹尾認日本領有旅順口為障礙，故決議維持最初之勸告，而該決議已經俄國皇帝裁可。關於本事件，本使雖瀝滿腔熱血，痛論苦言，竟不能使我國政府翻其初誌，深為遺憾。
至此，俄、法、德三國的強硬態度已把日本逼到了絕境，迫使其最後下決斷。伊藤和陸奧經過緊急磋商，斷定此時是實行下述政策的時機：
對於俄、德、法三國雖然讓步，但對於中國一步不讓。
於是，陸奧宗光草就了日本回答三國的電文：
日本帝國政府根據俄、德、法三國政府之友誼忠告，約定拋棄奉天半島之永久占有。
該電文通過日本駐三國公使交到了三國政府手中。5月9日，俄國駐東京公使奉命來到日本外務省，宣讀俄國政府的來電。電文說：
俄國皇帝陛下得知日本國拋棄遼東半島永久占領之通告，認日本皇帝陛下因此措置重表示其高見，茲為宇內和平，特述祝辭。
德、法兩國政府也向日本政府“表示祝賀”，這真使日本政府“啞巴吃黃蓮，有苦說不出”。至此，三國幹涉中的棘手問題宣告解決。
本來，俄國外交大臣羅拔諾夫在三國幹涉還遼過程中，還想要日本承擔不在澎湖列島建築防禦工程，以確保台灣海峽的自由航行權。德國外交大臣向羅拔諾夫指出，這一想法“似乎完全越出了（三國幹涉事件）行動計劃的範圍之外”；再者，日本軍界對日本政府及皇室的讓步行為輿情激昂，使後者處於困難境地，這很可能“將危及我們迄今為止的行動的完全成功”。這樣，就終於打消了羅拔諾夫的幻想。
日本在三國幹涉壓力下，雖被迫表示放棄遼東半島，但其侵吞該地區的野心依然沒有泯滅。於是轉而耍一花招，即“大大增加”清廷贖取遼東半島的償金，“使中國永遠不能還清為上計”，這樣，日本賴在遼東半島就有了充實的借口，也賭住了三國的嘴。7月19日，日本政府正式通知俄、法、德三國政府：
日本政府鑒於中國償付與交還地域價值相當之款額殊屬困難，特將以交還遼東半島為條件之賠款數目，定為五千萬兩；
日本政府準備於中國償清上項賠款及戰爭賠款第一次應付數目後，將軍隊撤至金州，並於中國交付第二次戰爭賠款及交換修訂通商航行條約後，即全行退出遼東半島。
沙俄政府一眼即看穿了日本的狡詐目的。外交大臣羅拔諾夫親自出麵，指示俄駐法、德公使向所在國轉達他的聲明：
日本要求五千萬兩銀子作為放棄遼東半島的賠償是過度的，相信必須運用壓力使日本把它的要求減低至一半之數。
由於在向中國借款問題上與俄、法兩國發生矛盾的德國政府，此時公開支持日本的要求。德國副外交大臣羅登漢於7月24日公開對俄國公使說：
像以前一樣，五千萬兩銀子作為贖還（遼東半島）這樣一個大而重要的地方，我認為是寬和合理的。一般來說，日本的金錢要求，是圍繞著合理的範圍。
8月9日，羅拔諾夫親自接見德國駐俄國公使，雙方進行了長達兩小時的辯論。羅拔諾夫堅持認為日本的要求是過度的，是不能被接受的，“因為這將引起一個（日本）無止境遲延（從遼東半島撤退）之借口”。他指出，首先應該確定日本撤退半島的日期。羅拔諾夫要求德公使請把他的意見轉達德國首相，並能予以接受。德公使依然不滿俄拋棄德國單獨向中國借款的舉動，因而堅持說日本的要求“並不過高”，不能認為是專斷的要求。就在雙方僵持不下之際，德國皇帝親自出麵幹預，敕令德國政府：
不要不和協，而且要謹慎；對俄不是不友誼的，借我們的合作來減低俄國對日本的要求。
他還決定德國盡管迎合俄國意旨，並指出日本“退還遼東之賠款要求應減為三千萬兩”。
8月23日，羅拔諾夫通過俄國駐柏林代辦向德國政府宣布：
（俄國）皇帝深感（德國）威廉皇帝減少日本要求退還遼東賠款之動機。以日本於此款支付後立刻撤出遼東為條件，我們接受這三千萬兩以代替五千萬兩之數目，我們也放棄照戰爭賠款支付條件分期支付之原意。
11月8日，中日兩國簽定了《交還奉天省南邊地方條約》，規定：清廷須在11月16日之前將庫平銀三千萬兩交與日本，索還遼東半島，日軍在款項交清後三個月內全部撤出遼東半島。至此，俄、法、德三個帝國主義列強幹涉還遼的活動結束。
從表麵上看，中國的確是贖回了遼東半島，但是自此在政治、經濟等方麵均增加了對帝國主義列強的依賴性，使自己在沙俄帝國主義掠奪性外交的羅網中越陷越深，而終於不能自拔。另外，由於沙俄是這次事件的贏家，而輸家日本自然懷恨在心，伺機報複，這自然加劇了各帝國主義列強、首先是日俄兩個帝國主義國家在中國東北三省的矛盾，為日後日俄戰爭埋下了種子，但深受其害的依然是中國。
[1]1894年是西太後60壽辰之年。
[2] 1894年為中國農曆甲午年，故日本政府挑起的這場中日戰爭，稱為中日甲午戰爭，簡稱為甲午戰爭。
[3] 喀西尼在致吉爾斯的急電中說：袁世凱的報告自“極秘密方麵得來”，具有“相當的重要性”。袁世凱在報告中告訴李鴻章：麵對一觸即發的朝鮮“叛亂”形勢，日本已派艦保護其商家和居民；中國商民在此居住者也不在少數，目下皆憂慮不安，但朝鮮海麵隻有中國一小艦停泊，勢難東西兼顧。他希望李鴻章能迅速電令北洋海軍提督丁汝昌率艦迅速來朝鮮海麵，“停泊此間以保護我臣民”。
[4] 李鴻章堅定依賴俄國的態度，連喀西尼都看得非常清楚。他在6月24日致俄外交大臣電中說：“目下局勢極為緊張，而中國正在急切等待俄國的決定，認為這是和平了解的唯一希望。”
[5] 德國駐遠東代表所發出的朝鮮事件第一階段的報告中就指出：“李鴻章在軍事上沒有充分準備，戰爭亦使中國人感到措手不及。”
[6] 外交大臣吉爾斯在這次會議上強調說：“朝鮮本身是不足道的，可是由於它的軟弱，如果被交戰國一方統治，可能成為敵視我國的工具。”
[7] 尼古拉二世在看了外交大臣羅拔諾夫送呈的特別會議記錄後，“曾表示願聽一聽參加會議者每人之意見”。於是，四大臣入宮覲見，舉行了禦前會議。
引用書目：
羅曼諾夫：《帝俄侵略滿洲史》，商務印書館1937年版。
王彥威輯：《清季外交史料》，書目文獻出版社1987年版。
《光緒東華錄》，中華書局1958年版。
張蓉初譯：《紅檔雜誌有關中國交涉史料》（內部讀物）。
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沙俄侵華史》，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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